胡铁生 | 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通俗化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通俗化
——以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为批评视角
作者简介
胡铁生，吉林抚松人，政治学专业法学博士，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教授、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生导师，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和教育部社科项目和论文评审专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纽约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政治学理论等。出版的代表性专著和教材有：《全球化语境中的莫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美国文学论稿》（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新博士生翻译教程》（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学习与探索》《社会科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当代作家评论》等60余家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50余篇，论文发表后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以及国内权威网站转载150余次，他引1200余次。从事各类科研项目研究13项，获社科奖30余次，其中吉林省政府社科奖二、三等奖6次，入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
摘要：高雅与通俗虽然历来是文学批评论争的焦点之一，但受社会的后现代性、反理性哲学以及当代文学发展潮流的影响，二战之后的美国文学在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改变了欧洲文学的传统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内后现代主义文学思维与叙事的新模式，反传统、摈弃终极价值和崇尚零度写作等特征成为学术界对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所下的定论。然而，这些基本特征仅为其表象，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在这些表象之下对人的终极价值追求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文学的通俗化发展则成为美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发展趋向。在当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内对人性的文学叙事与反思，仍是美国当代文学家，尤其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学作家作品中叙事与反思的核心内容。这就形成了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对人的终极价值追求的另类思维和叙事模式，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非完美性以文艺美学和政治美学的完美性表现出来，进而形成当代美国作家在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内以通俗化的方式进行社会批判和人本质弱点批判以及人类理想社会憧憬的新途径。因此，唯有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认知视角，从作品形式与思想内涵的关系入手来探讨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通俗化发展，才能对其文学价值作出相对公允的评价。
关键词：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大众文化；通俗化；价值论
美国文学自形成之日起就一直处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内，后现代主义思潮仅是资本主义文化逻辑链条上的一环。美国作家在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当代文学创作领域，形成了以后现代主义作为人的心理认知模式和当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内人的心理结构的通俗化发展趋向。虽然在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流派林立，但其作品的内涵却并未超出资本主义文化先驱马基雅维里（N.Machiavelli）的人性本质论。在迎合大众读者阅读兴趣及其伦理去向的文学通俗化发展道路上美国作家以其文学世界的“完美”来填补现实社会的“不完美”，进而形成了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由话语构成的现实观。
一、美国文学的欧洲主流文学背景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通俗化发展在其文学史上是对先前欧洲高雅文学传统的一种继承或“断裂”现象。美国学派认为，研究某种文学与形成该文学的背景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因为文学往往反映出时代的发展趋势；中国学派则认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与新的工业体制社会、技术社会、社会现代性和电媒环境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而非仅仅是文学内部演进的结果，因此，如果仅从文学内部来研究现代主义就必然会存在很大局限性。中外学者的观点不约而同地揭示出文学及文艺新思潮与时代背景的密切相关。由于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美国文学也必然处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内。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就已进入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发展成为多国化的资本主义阶段，成为世界上以霸权主义为内核的超级大国。因此，研究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通俗化发展倾向，就必然首先要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内欧美文学的发展史有大致的了解。
但丁（Dante）、彼特拉克（Petrarca）和薄伽丘（Boccaccio）并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坛三杰”，其作品的共同点是反对神学和封建专制统治，开创了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书写，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发挥了舆论先导的意识形态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家主要有塞万提斯（Cervantes）、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蒙田（Montaigne）、拉伯雷（F.Rabelais）、马洛（C.Marlowe）和莎士比亚（W.Shakespeare）等文化巨人。在模仿论的视域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Hamlet）塑造出为篡夺王位而弑兄的克劳狄斯，同时又塑造出为父复仇的哈姆莱特，该社会悲剧的寓意极为明显：克劳狄斯是封建旧体制的象征，而哈姆莱特则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文艺复兴运动后期，英国作家莫尔（Thomas More）在批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基础上进行人类理想社会的文学叙事，使其成为人文主义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憧憬空想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乌托邦》（Utopia），在人本性与权力政治关系的逻辑思维模式下探讨了私有制的根源及其根除的途径。该政治小说体现出莫尔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虽然“虚无”，但却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而美国文学家在近百年来体现出来的社会批判精神表明：这种批判精神是人类社会持续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同时也是社会体制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必然。弗雷泽（Nancy Fraser）和贾基（Rahel Jaeggi）等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在资本主义批判中就是采取的马克思主义的“前景—背景”的研究方法，从资本主义的总体认识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并作出他们的论断。
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文艺准则，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坚持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摹仿论的创作原则：“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浪漫主义文学中曾涌现出海涅（H.Heine）、雨果（Victor Hugo）、柯勒律治（S. T.Coleridge）、拜伦（G.Byron）、雪莱（P.B.Shelley）和济慈（J.Keats）等一大批欧洲作家。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为基础，采取热情奔放的语言（多为诗句），以丰富的想象和夸张的表现手法来抒发作家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其中，以雪莱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在抨击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时，留下了“如果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千古佳句。
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文学准则，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以小说为主要载体，对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和人本质弱点的批判达到了新的高度。形成这种文学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工业革命以及现代科学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心理结构变化。“七月革命”使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英国的议会改革进一步巩固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欧洲的这两大政治事件标志着西欧资本主义制度正式确立起来。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西欧各国相继从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进而使欧洲成为资本主义的大本营。欧洲这种社会、政治、经济的现代发展以及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现实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的共同点是摹仿论，其不同点在于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作家的内心理想世界，其现实是作家心理层面的现实，而现实主义文学则强调客观存在的现实，作家应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在客观且又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精细的描写方式在作品中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虽然现实主义文学在形成之初也曾被视为并不“高雅”的文学类型，但作为一种“纯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更加务实，坚持把政治、道德、商业、维护阶级权贵、愚民等所有谎言一律去除干净，以便在作品中客观地呈现人的现实生活和人的本性特征，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强烈的现实暴露性和批判性、崇尚人道主义和典型环境中人的性格典型性。司汤达（Stendhal）、巴尔扎克（Balzac）、福楼拜（Flaubert）、狄更斯（Dickens）、萨克雷（Thackeray）、果戈理（Gogol）、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屠格涅夫（Turgenev）、冈察洛夫（Goncharov）、托尔斯泰（L.Tolstoy）和契诃夫（Chekhov）等人是欧洲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托尔斯泰的作品体现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关注人性的基本特征，其小说中的乌托邦思想表现为反抗暴力与奴役、土地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及其“进化论”，崇尚人的合法生活义务和合理的生命法则，重返农耕生活，在个人层面上通过劳动和道德实践来建立起人间情谊，在集体层面上建立起平等、和谐、友爱的人间“天国”。狄更斯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基本上与英国的时代潮流持同步发展的态势，其作品重在揭露上层社会和资产阶级虚伪、贪婪、凶残的本质，同情社会底层的普通人，以严肃和审慎的态度去描写觉醒中的劳苦大众，因而其作品在着力探索人性中的真善美时，又体现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伦理和道德观对贵族传统伦理和道德观的冲击。狄更斯的这种伦理取向打破了英国传统的一元文化价值观，其抨击的不仅是他所身处的那个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体系，尤其注重在人性层面上对上层社会道德观进行批判，并从中表达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关注与思考，同时也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体更深层次的思索。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伴随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西方进入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扩张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文明的发展反倒使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形成了普遍的疏离感、陌生感和孤独感，并就此形成了文学中“非人化”的元素。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利益之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打破了欧洲社会的秩序并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灾难。此外，俄国的十月革命催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在国家形态上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对立面。这些因素致使敏感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产生怀疑并滋生了反叛情绪，促成了反理性哲学。这些影响因素又进一步导致西方文学准则的变化，于是形成了与先前截然不同的现代主义文学准则。作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主义文学不主张像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那样用作品去再现生活，而是倡导从人的心理感受出发去表现现实生活对人的压抑与扭曲。尼采（Nietzsche）“重估一切”的哲学主张、弗洛伊德（S. Freud）的精神分析学说、伯格森（H.Bergson）的直觉理论和生命冲动说、康德（I.Kant）的不可知论、荣格（C.Jung）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以及克罗齐（B.Croce）的直觉美学理论均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现代主义文学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在危机之中另谋出路的结果，既可被视为浪漫主义文学向唯美主义文学的转向，又可被看成是现实主义文学向自然主义文学的过渡。
从上述欧洲文学发展史的简述中可以发现，不论何种思潮，欧洲近现代文学都是在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内来探讨人性的，只不过表现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等人际关系的思维模式发生了变化而已。因此，在论述人的性质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话语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美国建国初期就自认为是“山巅之城”，自居于自由与民主的人类文明高峰之上，是上帝赋予其传播共和制和拯救落后民族的使命；源于新教文化的这种所谓“使命意识”一直渗透着其宗教情结及其崇尚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价值观。美国又是个移民国家，其建国纲领宣称“人皆生而平等”所以人皆拥有“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中并非人人都有《独立宣言》中所宣称的这些人权。譬如，美国非裔作家赖特（R.Right）的抗议小说，在对抗“美国梦”的少数族裔书写中，“反映了种族歧视带给黑人的苦难”，“描写了白人种族主义者限制乃至对黑人种族的残害”，表达出他“对这种压迫和残害的强烈抗议”。美国日裔作家辛西娅·角畑（Cythia Kadohata）的儿童小说则力图“打破不同族裔、不同背景下儿童读者的文化壁垒，让儿童读者在国际化、多元化的”后身份时代里摒弃“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而思考与儿童成长息息相关的共同议题。显而易见，少数族裔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欧洲文学与美国文学的继承与“断裂”的关系观之，美国文学发展史不仅未脱离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且自20世纪初以来在精英（或高雅）文学领域则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重镇，其显著标志是在不同文学思潮中有13位作家（包括英美诗人T.S.艾略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约占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总数的9.1%。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引领了世界文学的发展走向，体现出“精英文学”的高雅性，因此，美国文学中有这么多作家获得该项文学大奖的事实表明，美国在当代“精英”文学的发展道路上已经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
美国文学同样经历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含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令世界瞩目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在浪漫主义文学阶段，霍桑（N.Hawthorne）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以北美殖民时期女性人物海丝特的爱情悲剧故事，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美国社会法典的残酷性、宗教的欺骗性和道德的虚伪性；麦尔维尔（H.Melville）的《白鲸》（Moby Dick）以人鲸大战并同归于尽的故事，揭示出人在“人类沙文主义”谬误思想的驱使下所导致的人的悲剧，抨击了美国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无休止的欲望与野心。以豪威尔斯 (W. D.Howells)、詹姆斯 (H.James)、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斯坦贝克（J.Stainbeck）等人为代表的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以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美国西部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小人物的遭遇及其内心世界，诠释了“美国梦”的破灭。德莱塞（T.Dreiser）的自然主义小说《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再现了美国社会的本质，表现出环境决定论对人的影响，而其《美国的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使读者更加清晰地看到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真实面目和社会小人物的悲惨境遇。以庞德（E.Pound）和休姆（T.E.Hulme）为代表的意象派诗歌、T.S.艾略特的现代派诗歌和福克纳（W.Faulkner）的现代派小说引领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潮流。美国文学史研究专家埃里奥特（Emory Elliott）将福克纳小说的现代性评价为“把渐行渐远的战前诱人的南方理想与全新的现代意识交织在一起”，“南北方共同的遗产和价值观使福克纳与南方同代人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美国文学引领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话，那么其后现代主义文学则代表了西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顶峰。在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的语言哲学转向、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酵、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诞生和发展等影响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美国小说家虽然在其作品中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如语言游戏的叙事策略，但这仅是其作品的形式表象，其消解的仅是先前各种文学思潮对文学终极价值追求的传统方式，但据此就“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彻底背离了文学终极价值或终极意义追求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从欧洲文学发展史与美国文学发展史的关系研究中可以发现，美国文学与欧洲欧文学在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内是继承或“断裂”关系；从美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关系上观之，其各种思潮仍未脱离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其共同点在于作家置身于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内对现实的“不完美”以文学文本世界的“完美”表现出来。因此，中国学派有学者就不同文学思潮对“现实”生成的方式概括为：现实主义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现代主义的现实是在主观意识中生成的现实，而后现代主义的现实则是由语言构造而成的现实。
二、大众文化与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通俗化发展
在先前文学的雅俗论争中，受欧洲文学的影响，美国文学同样崇尚的是高雅文化影响下的精英文学，贬低的是大众文化语境下的通俗文学。然而，当文学发展到当代阶段，精英文学边缘化和大众文学市场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文学界“文学已死”的呼声中，美国文学却在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中以后现代主义文学为特征，在精英文学的通俗化发展中回应了这种呼声。
美国引领的后现代主义文学通俗化之路既是当代大众文化的产物，又是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体现。高雅与通俗之争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并非新鲜事物。早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与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纯文学”相比较，以惊悚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就曾在批评界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的主流批评家认为该类型小说塑造了冲动的、狂热的、放荡不羁的女性人物而对青年读者形成了道德的误导；还有学者给惊悚小说列举了五大罪状，认为该类型小说创作出来的是垃圾作品，其结果必然是昙花一现。在当时的文学境况下，现实主义小说形成之初也曾一度被视为非正统的文学类型，但批评界最终还是将其视为主流文学的小说式样，“因此现实主义在现当代文学史中已被学术界视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潮”。
上述雅俗之争源自批评界对文化的认识，这是由于早期文化理论的论争中也一直存在高雅与通俗的两分法。否定派认为，高雅文化是少数文化精英特有的“专利”，大众文化则是社会大众的卑微文化。以费斯克（J.Fiske）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理论学派则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一直采用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因含有贬义而换用了“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W.Benjamin）也曾为大众文化进行辩护，认为文化高雅与通俗的二分法是不足取的，所以当代文化论学者“重新定义大众文化、传媒和日常生活的文化，将大众文化合法化、政治化、独立化，充分肯定大众文化本身的价值”。美国学者麦克唐纳（D.Macdonald）指出，当代西方一直存在着教科书中的高雅文化和代表广大民众文化观的大众文化，后者的表现形式为当代文化市场所生产的广播、电影、电视和流行小说等文化产品，是传统的高雅艺术家所不愿涉足的领域；大众文化在当下已经成为标准文化、程式文化、重复文化和肤浅文化的同义语。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通俗化发展既顺应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也体现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的大众文化。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杰姆逊美国杜克大学Fredric Jameson教授的姓氏在中国有多种译法，较为常见的译法有詹姆逊、詹明信和杰姆逊等。为与译著保持一致，本文未对其姓氏做统一处理。在论述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时指出，资本主义在现当代经历了三个阶段，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准则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些文化准则分别反映出西方人的心理结构，是人的性质改变。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则更加深刻地指出：“人道主义主体如今成了资产阶级社会那令人心醉神迷、永不枯竭的能量之障碍。”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事实与虚构、科幻与虚构、小说与其他文体、小说与非小说、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神话与虚构、小说与多媒体的结合打破了传统文学体裁之间的界限，形成了全新的叙事模式。中国文化理论学派则更加直接地表明了自己观点：“后现代主义是二战以后西方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思想潮流”，“后现代主义文化同时又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中外学者对文化理论的探讨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文化视角。
詹姆逊的资本主义文化论认为，美国文学思潮的演化作为其文化“断裂”的一种现象，实际上是美国文学在“让位于一种特殊的美国大众文化”，其反实在论“也经历了类似的形式和内容的转换”。该观点揭示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由精英到通俗演进过程中的大众文化影响因素。
在当代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通俗小说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文学中常见的文学形态，成为由文学家创作的以大众传媒为载体、满足大众读者阅读消费目的、遵循文化市场运行规律的商品性文学。由于通俗文学作品贴近平民生活、符合平民口味、反映广大平民的喜怒哀乐、展现大众的审美观和体现不同民族的人文精神，因而当下许多美国精英文学作家也逐渐加入到通俗文学的创作道路上来，进而形成了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通俗化发展的新趋势。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进入消费时代，在文学创作论层面上，以摹仿和反映现实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现实主义似乎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而让位于后现代主义，作家开始对现实本身进行解构，作品采取戏仿和拼贴等手法，刻意披露文本所提供的“语言现实”的虚构性。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德里罗（D.DeLillo）在“9·11”事件后完成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国际大都市》（Cosmopolis）尚未完全放弃传统，其故事仍具有现实主义小说的成分；罗斯（P.Roth）受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影响，其小说《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讲述了“想象的历史事件”——重新构建1940—1942年间的美国历史，假设林白当选总统后美国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时，世界可能会成为什么样子，虽然这种文学叙事是在虚构下形成的，但小说中仍有充足的历史依据和现实的考量。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通俗性首先体现在作品的形式层面，其核心特征是以维特根斯坦等人为代表的语言游戏论在文学叙事中文学话语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埃里奥特认为，后结构主义在当代美国文学中是另一种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自有一套从语言学那里借用的相关信息符号与规则，更加注重文本的叙述文体，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通过探讨亨利·詹姆斯的文学批评理论中被称为作品文本的隐秘性在篇章布局内的利害关系，来考察文学文本中深刻的论据或前提。在语言哲学转向的影响下，美国小说家品钦（Thomas R.Pynchon）的《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科技等不同层面的内容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不同学科合力下的战争书写，在梦幻和噩梦般的状态下对早期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得出了处于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美国社会同样是不公正、决定论式、分裂的独裁国家，当年清教对选民与非选民的人为划分，仍然是战后美国社会潜在结构的结论，采取科幻和语言游戏的叙事方式把这部小说打造成为具有美国后现代主义黑色幽默的代表性小说之一。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小说《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以二战期间美军与日军之间的一场战斗为背景，似乎是在进行战争书写，然而，作品中美军的真正敌人并非日军，日军早已准备放弃他们所占据的安诺波佩岛，因而美军在该岛的军事胜利只是一种徒劳无谓的胜利。实质上，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并非意在揭示战争的性质与残酷性，反倒通过美军内部专制、集权的官僚体系和蔑视人权、践踏人格和摧残人性的野蛮行为书写揭示出战争时期荒诞不经的人际关系以及人的异化困境。
美国非裔精英文学作家莫里森（T.Morrison）此处之所以给托尼·莫里森冠以“精英文学作家”的称谓，是因她于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下提到的精英文学作家露易丝·格丽克和鲍勃·迪伦亦与其相同。系统接受过美国主流文化的熏陶，以其非裔作家独特的女性视角，在其特殊的女性经历基础上，将非裔女性寻求自我的救赎之路与重构非洲族裔的意识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族裔文学与美国主流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共生与共荣的发展道路，进而成为族裔书写的佼佼者，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精英文学通俗化发展的代表性作家。《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是其族裔身份探索的开端，莫里森认为其族裔的肤色与基因是造成黑人不幸命运的源头，并以此为出发点揭示出这种心理结构是美国白人对黑人长期进行心理奴役的产物；《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中的奶娃则由象征白人文化价值观的“寻金之旅”到回归黑人文化的“寻根之旅”来暗示黑人文化对美国非裔回归自我所形成的巨大力量。这两部作品和《柏油娃》（Tar Baby）及《宠儿》（Beloved）又均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了美国非裔女性遭受迫害的根源，把自然和社会环境与女性结合在一起，将其文学创作上升到女性生态文明的高度，揭示出美国工业化发展对自然环境和人伦秩序的破坏。新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性诗人露易丝·格丽克（Louse Glück）则在精英文学通俗化的创作道路上以古典神话中的女性人物来映照当代女性的成长、婚恋、婚姻生活、离婚以及离婚后的女性经历与体验，探讨了生命存在的意义。
由于这两位美国精英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或处于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鼎盛时期，或处于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尤在的背景下，因而她们的作品反映出当代人所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但作品创作的形式却具有精英文学通俗化的特征。譬如，莫里森的《宠儿》在文体上被写成近似惊悚小说和哥特小说“凶宅闹鬼”的惊悚故事。在该小说中，女黑奴塞丝为了使女儿不再重复自己悲惨的奴隶命运，竟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宠儿，其宠儿还魂人间，与塞丝等人生活在同一幢房子里，她不但加倍向母亲索取爱，而且不择手段地扰乱和摧毁其母刚有转机的生活。该小说作品因充满苦涩的诗意和惊悚小说的紧张气氛而成为畅销书。该小说采取圣经文学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高雅典故与神话、传说、儿歌等民间传说相结合的方式，体现出后现代主义语言游戏的话语不确定性。当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阶段，“资本权力批判”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议题，而在“资本权力”与现代社会的运作图景中，福柯（Michel Foucault）、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奈格里（Antonio Negri）、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等人的“生命政治”理论则以生命政治学的全新视角，呈现了现代社会的运作图景，“拓宽了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视野”。在后现代主义文学语境下，美国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则以民谣和摇滚的大众艺术形式“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莫里森“以其作品丰富的想象力和诗意，显示出美国现实生活的本质方面”，而格丽克则“以朴素无华的美使个人的存在具有了普遍性”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为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打破精英与通俗的隔障、通往精英文学通俗化的发展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
美国又是一个具有通俗文学传统的国度。事实上，美国小说兴起之初就已有通俗小说的文学形式，这主要是受18世纪中期英国通俗小说的影响：“一方面当时的美国书商大量贩卖英国的通俗小说”；“另一方面因为独立革命之后的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不能摆脱依附于英国的状况，政治、经济、文化不能独立，无法创作出具有独立思想意识和民族艺术形式的作品”。在以爱默生（R.W.Emerson）为代表的美国超验主义哲学形成以后，美国文学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在通俗小说的发展道路上经历了模仿、成熟、发展与繁荣的演进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美国文学的各种流派和通俗文学新观念的形成为通俗小说走向繁荣创造了契机。黑色悬念小说、色情暴露小说、哥特式言情小说、新型科幻小说和惊悚小说等当代美国通俗小说应运而生。时至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通俗文学中又出现了警察程序小说、硬派女性侦探小说、间谍小说、高科技惊险小说等新的通俗小说类型。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几乎成为通俗文学的代名词。于是，有批评家断言，“反艺术”和“反严肃”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实际上就是通俗小说，这种文学致力于创造新的神话，力图在“在其真实语境中‘创造出一种’具有原始的魔力”。
在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通俗化的发展道路上，斯蒂芬·金（S.E.King）于20世纪60年代建立起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当代恐怖小说叙事模式，被誉为当代美国通俗小说大师和惊悚小说之王，其作品多年来一直位居美国畅销书的榜首，同时也是好莱坞的抢手货，很多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通过现代传媒手段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受到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B.H.Obama）的高度赞扬，进而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紧随其后的另一位著名美国通俗小说作家斯特劳布（Peter Straub）也在恐怖小说的发展道路上作出了不俗的贡献，其《漂龙》（Floating Dragon）通过主人公查找令人恐怖的瘟疫根源的故事，抨击了美国国防部研制毒气的罪恶勾当。这种通俗小说的叙事模式虽然看上去有些荒唐，然而，在当下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状肺炎（Covid-19）的溯源问题上，不能不说这部小说在通俗化道路上具有重要的文学反思意义。除斯蒂芬·金和斯特劳布以外，法里斯（J.Farris）、孔茨（Dean Koontz）、麦卡蒙（R.R.McCammon）和女作家赖斯（A.Rice）等一大批当代美国优秀通俗小说作家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语境下通俗小说的繁荣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这些通俗小说作家与高雅文学通俗化发展的精英作家一道，为符合大众口味和反映大众伦理道德价值观的美国小说的通俗化发展发挥了引领性作用。
三、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通俗化的文学价值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由雅向俗的转向是美国当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内的产物。因此，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与英国同类作品一样，“不论是‘高雅的’还是‘通俗的’，其形式层面的通俗性与思想内涵的深刻性已成为其共同的特征。形成这种新评价的根本原因在于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尤其在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通俗文学对人的终极价值追求方式所发生的改变”。
伊格尔顿认为，对后现代主义来说，与小写的历史正相反，大写的历史是目的论性质的，这个世界依赖于某种信仰朝向某种预先决定的目标运动，并为其提供动力；大写的历史有其自己的逻辑，为其自身不可预见的目的而同化了我们自己表面上自由的构想。伊格尔顿又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本质上是讽刺性的，而其他写作形式同样是比喻的和不明确的，但却把自己称作是不容质疑的真理。詹明信则认为：“眼前这个既源于美国又已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后现代文化现象，乃是另一股文化以外的新潮流在文化范畴里（上层建筑里）的内向表现。这股全球性发展倾向的直接起因是美国在军事与经济力量的不断扩张下形成的，它导致一种霸权的形成，笼罩着世界上的所有文化。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或者从由来已久的阶级历史的观点来看），在文化的背后，尽是血腥、杀戮与死亡：一个弱肉强食的恐怖世界。”从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到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种对内充斥着恐怖氛围、对外打着反恐旗号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主义给世界和平带来更大的恐怖，后现代主义文学语境下以惊悚为基本特征的文学通俗化能够在美国形成也就不言而喻了。
就通常意义而言，作家属于知识分子范畴，在文学界中多指严肃文学作家，即创作出内涵深刻、具有人文普遍价值的作家，而畅销书作家则很难被认定为知识分子。然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特征不仅颠覆了作品文本的传统表现形式，而且也彻底改变了作家本身的属性。在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内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进行批判是当代美国进步作家为建构人类理想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也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由高雅向通俗发展的价值体现。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事件使美国成为受害者。然而，在尚未弄清楚事件真正的起因之前，美国就纠集其同盟国，以“反恐”的名义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并介入了叙利亚战争，给中东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于是，怀有正义感的后“9·11”文学家以笔作武器，口诛笔伐美国霸权主义给中东人民带来的苦难。最具典型性的文学家是乔姆斯基（N.Chomsky）。在以“9·11”为题的檄文中，乔姆斯基指出，“9·11”“是令人震惊的暴行”，“‘9·11’的袭击者无疑是罪犯，但无可争辩的是，正是美国及其欧洲前辈的中东政策给该地区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愤怒，使这些罪犯的行为获得了支持”。乔姆斯基的檄文既指出了“9·11”的恐怖犯罪性质，同时又在思考前“9·11”和后“9·11”的前因后果，其声讨的则是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下霸权主义的恐怖性，而这一切又均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学语境下美国进步作家反主流意识的态度。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雅俗论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文学反思模式论争。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初，在反对神学封建专制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生气、进步的阶级（如第一节所示），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的人性本质论的影响下，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文学就一直在探讨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下人的本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美国作家继承了欧洲的这种文学传统，在繁荣通俗文学和高雅文学通俗化的发展道路上，另辟蹊径，作出了令世人瞩目的贡献。
在文学的“雅俗”论争中，崇尚高雅和贬低通俗是早期学术界的基本倾向。在传统文学批评的观点看来，通俗文学要么是对正向伦理价值取向的贬斥，要么是对人的终极价值的否定，而这一切又均是在对大众文化庸俗论和平民论的否定前提下作出的定论。在后现代主义阶段，随着多元文化论的发展，尤其学术界对大众文化认识上的拨乱反正，人们对反映大众嗜好及其伦理取向的文学通俗性发生了实质性的认识转变。哈拉普（L.Harap）认为：“艺术的创造是一种社会行为：它是艺术家用一种特殊艺术媒介把思想和情绪传达给他人的行为。”黄禄善就如何评价通俗小说时也认为，文学作品的评价不应依据权威人士所划定的批评标准，而应看广大读者的欢迎程度；由于通俗小说中的多数作品是畅销书，并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因而学术界就没有理由将通俗小说划入“亚”“粗俗”“垃圾”文学之列。通俗小说被冠以“畅销小说”和“消遣小说”之名，这仅是该类型小说市场属性的体现，而并未揭示出该类型小说的文艺美学和政治美学特征。在论证批评界对通俗小说研究的负面效应时，美国学者达夫（G.Dove）指出，文论家之所以研究通俗小说不得要领，关键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没有将通俗小说作为模式小说来研究，因而未能正视该议题研究的基本问题。
对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文学通俗化发展的论争又源自批评界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终极价值追求。“何为终极价值”是文学批评的核心议题之一。该议题源自“文学是人学”的人文关注。鲁宾斯坦（Annette T.Rubinstein）认为，伟大作品需要植根于作家本人所处的时代生活中，不论作家处于什么境况中，其言说都意义深远地代表着广大民众。实质上，后现代主义文学改变的仅是其终极价值的追求模式。伊格尔顿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无中心、无根据、自我反思、游戏、模拟、折衷主义、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与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研究专家托马斯（R.R.Thomas）在论证通俗文学批评的意义时指出：“在传统小说构建模式受到学术界的贬斥时，文学批评家对19世纪60年代（英国）惊悚小说的文本再次进行挖掘，几乎一致宣称惊悚小说竟是宝贵的文学文献，是应该得到认可的。如果将惊悚小说看作‘大众文化’的一个有力例证的话，那么其早先被边缘化就更加具有意义，对其先前毁誉的评价或许可以解释为揭示惊悚小说的价值远超主流文化对其真正文学价值的否定。”由于通俗文学作品书写的通常是凶杀命案、遗产争夺、婚姻言情、侦探破案、科学幻想、黑色悬念等类型的内容，在故事情节上常出现雷同现象，因而通俗小说又被称为“模式小说”。由于通俗小说这个小说类型是在大众文化语境下形成的，因而在更高层面上，“其模式又是一种文化模式”。因此，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雅俗之争也是文化层面的雅俗之争。当下，文化层面的雅俗之争尘埃落定，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雅俗之争也随之偃旗息鼓。在精英文学边缘化和大众文学市场化这种不可逆转的文学潮流中，人们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通俗化发展基本上不再存有异议。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通俗化发展，其最大意义在于该类型文学作品体现出大众读者审美嗜好及其伦理取向的文学品质。坚持社会正义、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人类美好社会显然是其核心意义所在，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及其不同的文化氛围中，通俗文学所书写的人物范畴、所要维护的阶级利益等层面上构成了该类型文学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学术界不能据此而彻底否定了文学通俗性的核心价值。总体而论，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美国文学的通俗化发展依然揭示的是人的伦理关系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积极意义，而这一点也恰好体现出“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语境中的文学通俗性在揭示人际关系时，往往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纳入其中，并在此基础书写人性、人的价值及其道德行为。美国作家斯蒂芬·金以其通俗文学作品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文学终身成就奖，其颁奖词表述为：“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负盛名、最为多产的作家之一，斯蒂芬·金的创作结合了高超的叙事技艺和深刻的人性分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其恐怖、悬疑、科幻和幻想小说作品使世界读者感到惊悚与欣喜。”人性弱点批判，尤其在当下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内对资产阶级的本质批判，已构成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通俗化发展中的一大特征。因此，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通俗性并非仅满足大众读者“低俗的”阅读口味，其通俗性故事情节的悬疑性、惊悚性和曲折性恰恰是其文艺美学价值的体现。正由于通俗性文学具有文艺美学的这些品质，该类型作品或具有此类特征的作品才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因而才能流行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通俗性是其在终极价值层面的“另类”体现，这种现象也诠释了后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而这又构成作品意义生成的全新渠道，使形式与内容达成统一，进而在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下体现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和人本质弱点批判的同时，回应了“文学已死”的呼声，为美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找到了全新的途径。实际上，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通俗化在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内引领了西方当代文学的基本发展走向。中国学术界已有学者注意到西方文学的这种发展趋向，张龙海和张英雪两位学者就曾撰文指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是英美社会后现代性的产物，并从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入手论，将西方文学置于“精英文学边缘化”和“大众文学市场化”的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趋势下，论证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通俗性特征，并得出了通俗性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对人类终极价值追求的另一种表现方式的结论。对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来说，通俗化问题的确是有必要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和推进的话题，本文从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批判入手，对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角色作用的探讨，正是对该选题的进一步深化。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专栏，第154—164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相关文章：
欢迎关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微信公众号
投稿平台
https://xdxbs.xmu.edu.cn/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相关人士联系编辑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