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文军 | 马克思新闻出版思想的文本考释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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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新闻出版思想的文本考释及其当代启示

作者简介

付文军，湖北巴东人，法学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等十余项。出版学术专著2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八十余篇，被转载十余篇。

摘要：新闻出版工作是马克思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闻出版实践中，马克思展开了对新闻出版事业的全面省思。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新闻出版在本质上应该是带有“自由的”和“人民的”这样显著标签的。只有这样的新闻出版才堪称人民精神的喉舌慧眼、教育人民的强大杠杆、揭发伪善的神兵利器和无产阶级的舆论阵地。在理论与现实的对勘中，马克思展示了新闻出版工作应该坚守现实性和理想性相统一、人民性和党性相统一、学术性和规律性相统一、批判性和导向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在新时代里，我们发展新闻出版事业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立足国内以及国际的实情，继续推动文化产业化发展和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以此推动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关键词：马克思；新闻出版；人民报刊；自由；新时代

大学毕业时，马克思并未如愿获得大学教职的机会，而是“以旧《莱茵报》编辑身份第一次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入职《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是马克思“第一次真正从事政治活动”。“报界生活对于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马克思犹如一所政治大学校。这里，有许多复杂而又敏感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促使马克思去思考，去探索，社会不平现象激起马克思的无比愤懑，劳动群众的苦难生活引起马克思的极大同情和关注。他开始放弃纯理论问题的研讨而转到现实的、具体的政治问题上来，以饱满的战斗热忱投入现实生活的激流，同时又极其清醒地意识到面临的严峻现实和艰巨任务。”通过切身的编辑出版的实践经验和对新闻出版行业的理论反思，马克思深入阐发了他关于新闻出版的基本观点。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在时代语境中全面而系统地挖掘马克思的新闻出版思想，对于在新时代里“全面繁荣新闻出版”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对新闻出版本质的思考

对马克思来说，新闻出版既是一项事关人民的事业，又是一项追寻自由的事业。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和《〈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两篇文献中，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真正的报刊”应有的“样子”——“自由的报刊”和“人民的报刊”。

（一）自由的新闻出版

刚踏上工作岗位的马克思首先就要面对普鲁士的书报审查问题。打破专制、争取出版自由就成了马克思的工作目标。为此，马克思先后写下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莱茵—摩泽尔日报》等文章来集中阐发他的出版自由思想。

在当时的普鲁士，出版自由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获得出版方面的自由是获得其他一切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各种自由的具体形式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而新闻出版自由这问题也就此成为初入社会的青年马克思首先要面对的问题。马克思这里讨论新闻出版自由，主要的批判对象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政府所颁布的“书报检查令”，这一指令声称不得阻挠人们严肃而又谦逊地探讨真理，不得以任何无理之举约束作者。然而，在执行的时候，是否严肃、是否谦逊地在讨论问题只取决于检查官的“头脑风暴”和统治者的要求。在普鲁士专制政府的“检查令”之下，新闻出版的风格和内容都整齐划一，“书报检查制度”就此沦为服务于专制政府的“批评”。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书报检查令”的症结所在，并以自己丰富的法学知识开启了对出版专制的强力批判。“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照此逻辑，新闻出版法令理应是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肯定与认可，而“书报检查令”却像奴隶制一样绑缚了人们的思想与行动。由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奉行自由的新闻出版法是“一种法”，而普鲁士专制政府颁布的“书报检查令”则是“一种非法”和“拙劣的警察手段”。

在日渐深入的讨论中，深受费尔巴哈影响的马克思将自由视为新闻出版的“类本质”。在“新闻出版自由”与“书报检查令”的比较中，马克思直言，“自由报刊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受检查的报刊的特性，是不自由所固有的怯懦的丑恶本质”。按照这一标准，新闻出版自由必须与新闻出版的内在本质相契合。“书报检查令”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所宣扬的“自由出版”实际只是专制主义的统治策略，这是与新闻出版的本质相悖离的。自由是人类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它是体现人之为人的重要因素。新闻出版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载体，自由也就自然地成为新闻出版的“类本质”了。在此意义上，新闻出版自由就是“自由的体现”和“实际的善”。纵然马克思此时的思考还带有浓厚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色彩，但他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哲思在当时专制主义的时代环境中已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此时的思考助推马克思开启了辩证探讨“自由”问题（虽超出了新闻出版范围）的科学道路。

“自由的每一特定领域就是特定领域的自由。”社会中存在的不同自由都只是“同一个类即没有特定名称的一般自由的不同种”，这些自由都是按照“生命的内在原则不受阻挠地形成起来的”。在对自由的讨论中，马克思更加看重精神的自由，他强调：“新闻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作为一种行业的新闻出版只是“出版商和书商的事”，它与商业利润密切相关，商人只会将新闻出版贬低为“单纯物质手段”。其实，马克思这里说的新闻出版自由就是作者的自由，是以出版新闻作品为目的的自由。“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如果作者们将目的和手段颠倒，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新闻出版自由。

（二）人民的新闻出版

在新闻出版自由的归属问题上，马克思也是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的。在官方看来，新闻出版自由理所当然地属于集中管理出版权的机构——国家或政府。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新闻出版自由当然也表现为国家和政府的专利，但它实际上却是“资本独享的特权”。不论新闻出版自由属于谁，总之它不会属于人民。马克思则不同，他深刻地认识到“由谁掌握钱袋”就“由谁来主宰报纸的立场”这一关键性因素，强调真正的自由报刊应该是人民的报刊，只有属于人民的新闻出版才是真正自由的新闻出版。

在《莱比锡总汇报》被查封的时候，马克思为此专门发表了《〈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一文。在这篇文献中，马克思一方面着力批判了普鲁士政府的专制做法及其背后的深意，另一方面则明确地提出了“人民报刊”这一观点。普鲁士政府指责《莱比锡总汇报》“行为不端”，判定这份报纸“接连不断地登载传闻”和“谣言”。这一说法还得到了部分保守、温和的自由派的附和与支持，《莱比锡总汇报》自然难逃被查封的厄运。普鲁士政府对于该报纸的种种责难实际上是“针对真正的报刊的责难”和“对人民政治精神的指摘”。查封该报纸开启了普鲁士政府反对、查封所有与自己利益相悖刊物的按钮。同时，马克思还提出了“人民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的思想，“报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的‘表达者’”。对于马克思来说，报刊就要充分反映人民的思想、理性表达人民的感情、忠实记录人民的生活。报纸是存在于人民当中的，“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唯有如此，人民才能够充分接纳这份报刊，报刊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和成长的空间。“人民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在它的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如果它看不到这一点，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不屑一顾，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

马克思所谓“人民报刊”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完美报刊，而是在历史中逐渐生成的。马克思在为《莱比锡总汇报》等“年轻的”新闻出版机构辩护时指出，报刊遭到非议和引发不满、一些恶劣的激情等非理性因素掺杂其中、各种霉素的产生、报道失误等都是正常现象，“如果人们还打算容许报刊有一个发展过程，那就应该容许它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这些缺点”。尽管“年轻的”报刊存在一系列问题，但只要报刊的本质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这些负面因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药剂”，继而使报刊成长为“现代荆棘丛中一棵道德精神的玫瑰”。就此看来，人民报刊作为真正自由的报刊既不是精神领域所塑造的完美无瑕的神话般存在，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坚实不摧的存在，而是一种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性存在。“人民报刊”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所具有的“历史性”，也敢于直面自己所存在的缺点。以此为基础，不断在出版实践中扬长避短、纠正错误。

“人民报刊”也是一个总体性范畴。在马克思的视域里，《莱茵报》等报刊“并不代表德国所有的人民报刊，但它是这种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人民报刊”是一个总体性称谓，它由一系列“分子”有机联系成一个整体。在现实的新闻出版实践中，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首先各自形成自身的独有的特点，例如“一家报纸如果主要关心政治学，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政治实践，一家如果主要关心新思想，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新事实”。如此，“人民报刊”这一“整个机体”就会被分解为“具有各种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特征”且能够独当一面的报刊。唯有此时，“每家报纸都会充分地体现出真正的道德精神，就像每一片玫瑰花瓣都散发出玫瑰的芬芳并表现出玫瑰的特质一样”。

二、马克思对新闻功能的阐释

在马克思看来，新闻出版工作与人民的自由密切相联。新闻出版正是以此为工作任务而分别在展示人民精神、进行人民教育、揭发伪善之举和引导大众舆论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人民精神的喉舌慧眼

马克思始终是在一种关联性视角下探讨问题的，也就是在一定的关系中来审视和思考问题。对于新闻出版而言，这种关联性视角尤为重要。新闻出版是人为的行动和历史性事件，离开人来讨论新闻出版或者新闻出版达到与人无涉的情形，必然是毫无意义的。

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马克思确认了“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新闻出版行业要不断地在社会上“发言”，要替人民“代言”，就要充分发挥这些宣传机器的“喉舌”功能。在现实社会中，人民的愿望、人民的主张和人民的情绪虽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得以表达，但要使表达更理性、更科学并使这种“声音”传播得更广泛的话，就必须依靠一系列媒介工具来完成。马克思十分看重报刊等新闻出版物在公开表达工人斗争愿望、反映社会实际情况方面的作用，他也着重强调了反映人民精神、思想的报刊应该“作为自由、独立的社会精神的喉舌大胆而无私地为祖国的荣誉和利益服务”。同时，真正自由的“人民报刊”上所登载的内容也应该源于实践并高于实践，它应该达到实践原则与理论高度的有机统一。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报刊应该将掌握的实情、汇聚的民意用理性的方式书写出来，继而达到传播思想、表达立场等功效。也就是说，自由报刊理应充当“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人民依靠报刊等新闻传播物而知天下事。“人民报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集中表达着人民的意愿和吐露着人民的心声，它也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借助报刊等新闻传播物而洞察实事并引导人民展开自我反思、自我批判,人民通过自我审视而变得理性、睿智。

（二）教育人民的强大杠杆

真正自由的新闻出版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表征和时代特点的表达，肩负着延承传统、传播文明、宣明思想和教育人民的历史使命。新闻出版作为一项社会事业，自然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新莱茵报

普鲁士驻斯图加特的特使泰·亨·冯·罗霍于1842年12月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336号附刊上刊发了一篇名叫《论普鲁士的等级委员会的组成》的文章，集中介绍官方的举措与观点。马克思就此展开评论并认为报刊等新闻出版物将一些琐碎的、不理智的“需要、欲望和经验的斗争”转变成了“理论、理智和形式的斗争”，继而“报刊才成为文化和人民的精神教育的极其强大的杠杆”。报刊等新闻出版物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展开民众教育。一是为人民的教育工作提供物质手段。教育工作的物质手段除了校舍、操场、实验器材等，还需要出版印刷品、图像等教育媒体。报刊等新闻出版物历来就是教育重要的物质手段，它及时地反映思想界和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并广泛而快速地流入“寻常百姓家”，可以使人们方便快捷地接收到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报刊等新闻出版物直接可以将“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为“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继而广为流传。二是为人民的教育工作提供精神手段。教育工作本质上是一项精神工作，报刊等新闻出版工作亦然。报刊等新闻出版物主要通过汇聚思想共识而不断开启人们的智慧之门，马克思时代思想家的思想和学说都是通过报刊和书籍展示出来的。同时，报刊等新闻出版物还通过不断地报道现实情况和反映人民的呼声，而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自身的境地。在此基础上，人民开始逐渐反思改变现状的方法和路径。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的四篇“战斗檄文”实际上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堪称教育民众的经典“教科书”。

（三）揭发伪善的神兵利器

真理和自由是人民的新闻出版孜孜以求的目标，如实反映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是新闻出版的重要职责之一。这就要求新闻出版的相关事宜都始终应该以“实际”为准绳，即面向现实并对其做出合乎实际的报道，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呈现出事件的全貌。

真理往往都不会直接表露于外，而需要一个解蔽的过程。新闻出版事业要如实反映客观事情本身，就要破除层层假象而逐渐接近本真面貌。报刊等新闻出版物虽属于人民，但也难逃被国家和政府掌握的事实。在关于自由报刊的辩论中，马克思确证了自由报刊是国家精神，报刊等新闻出版物是反映统治阶级思想、宣传统治阶级政策的重要阵地。正因此，包括《施本纳报》《柯尼斯堡总汇报》《普鲁士国家总汇报》在内的官方报纸都是十足的官方代言人，它们依照官方要求，有选择性地对现实事件、思想等进行公开报道。在对布尔维尔-利顿夫人囚禁问题的反思中，马克思深刻感受到伦敦新闻界遭受文化“头目”和“后台老板”宰控的情形：“这个圈子的控制甚至比党派关系还要专横，当事情闹到公开斗争的地步时，文化界的先生们一般总是屈服于它的怒火之下。”受到宰控的报纸被马克思称为“不正派的报纸”，它们“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后台老板”并“随时准备着利用自己特有的言论自由来发财”。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惜花费巨额资金拉拢报刊”。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报刊则应以“揭发招摇撞骗”为其“首要职责”。马克思始终认为与人民对立的官方是伪善的，普鲁士官员、资本家都是伪善之人。报刊等新闻出版物要有理有据地撕下这些人的伪善面纱，继而直戳伪善制度背后的深层根基。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一直强调，“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四）无产阶级的舆论阵地

马克思的“人民报刊”是高举“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马克思早就发现了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性力量。马克思的理论构思和现实活动都始终是以为无产阶级寻求出路而展开的，他的新闻出版思想也紧扣这一主题。

人民的新闻出版物是无产阶级的“舆论阵地”，它要引导人们对相关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形成一致性的意见与看法，继而真正发出人民的“呼声”。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确认了“自由报刊”和“社会舆论”之间的辩证关联：“‘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社会舆论，唯有它才能使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唯有它才能使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成为祖国普遍关注和普遍同情的对象，唯有它才能使大家都感觉到这种贫困，从而减轻这种贫困。”可见，贫困问题是报刊报道的新闻源，新闻报道聚焦于人民所普遍关注的贫困问题而使其成为“社会舆论的工具”。在新闻传播领域，“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这种流通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一方面取决于新闻报道者的社会信用，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们的需求。作为“舆论阵地”的新闻出版物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彰显自身存在的价值：一是“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真正的报刊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它们必须竭尽全力揭露无产者在“经济上的贫困处境”并为其辩护。具体说来，“人民报刊”既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因为在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这些人）为什么受官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还应该说明“为什么不仅产生了政治压迫，而且首先产生了社会压迫，以及采取哪些手段可以消除这种压迫”以及“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取得政权是采取这些手段的首要条件”。二是要勇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并同受旧势力和资本家“雇佣的文丐作斗争”。对于马克思而言，要摧毁自己的对手就要先从理论上击溃他。报刊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能够与自己对手较量的舞台，它是社会舆论斗争和舆论交锋的场所。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在报刊上发表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以及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中，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和革命家的身份尽显无疑。

三、马克思对新闻出版原则的厘定

马克思的新闻出版实践活动是一种求真实践。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新闻出版也要遵循特定的规律和原则。在理论与现实的对勘中，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新闻出版工作应该坚守的原则。

（一）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统一

新闻出版的作品是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它是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统一。一方面，新闻出版工作要充分关照现实并以实事报道为基准。现实品格是马克思主义最为优良的品质，也是新闻出版工作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看来，所有的新闻出版工作都应该“以实际生活为基础”。普鲁士王国的官方报刊是以普鲁士官方和社会的“实际”为报道内容的，英法诸国的报纸内容也纷纷基于现实难题来展示自己“坚定、稳妥和明确”的“政治态度”。尤其是自由报刊更应该以事实为基准，以实事求是为报道原则，例如马克思基于摩泽尔地区贫困问题的辩论就是按照上述要求来进行的理论创作。事实证明，任何忽略“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一味地“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的做法都终将“走入歧途”。“只有当问题成了现实国家的问题，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报纸才开始成为讨论这类问题的合适场所。”新闻出版就要以“实际问题”为内容，以化解问题为旨归。另一方面，新闻出版作为一项神圣的事业，必须具有前瞻性和理想眼光。新闻出版者固然要依据自身对于身处的世界的直接感知、对接触到的事物的看法以及时代的要求来如实地展开介绍或报道，但不能沦落为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毕竟新闻创作也好，思想出版也罢，它们都是带有理想要素的工作，必须基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平衡，方能奉献出饱满的新闻出版作品。这样的作品才能说服人、感染人、吸引人，才能够在学界、政界和普通民众之中广为流传。“自由报刊”不断地“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尔后“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

（二）人民性和党性的统一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在新闻出版工作中坚持党性也就是坚持人民性。一方面，新闻出版工作必须秉持人民立场。马克思十分看重“自由报刊的人民性”问题，并强调“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各自的报刊中集中表现自己的精神”。马克思形象地将报刊等新闻出版物比喻为“人民情绪的温度计”，人民期待看到自己的本质能够在报刊中集中反映出来，否则，他们“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不屑一顾”。马克思所强调的人民性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另一方面，新闻出版工作还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在长期的斗争中，马克思逐渐明确了“党派名称对政治性报刊来说则是一种必要的范畴”，因为它能够作为精神旗帜汇聚变革的物质力量。在现实社会中，每一个党派也都基本上配备有专属于自己的“政治性机关报”，这些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或者说，党的报刊要以“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批驳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为理论任务和目的。马克思积极参与的《人民国家报》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这些报刊等新闻出版物所登载的就是“人民及其党派的真正学说”。可见，坚持新闻出版工作的党性原则，就保证了新闻报道和出版物的政治性和方向性。这也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人民报刊”与其他机构和团体的报刊之间的根本区别所在。当然，在具体的新闻出版事宜中我们绝不能割裂人民性和党性的内在关联，更不能放弃人民性和党性。巴枯宁分子曾抛出“放弃政治论”，其实质是消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而将“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现实生活的经验，现存政府不管是为了政治的目的或社会的目的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无论工人愿意与否，都迫使他们从事政治。……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所有的“人民报刊”和“人民出版物”都要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只有把握住人民的情绪、获得民众的承认，新闻出版物才获得“赖以生存的条件”；只有充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达自己的党派主张，新闻出版物才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否则，报刊等新闻出版物“就会无可挽救地陷入绝境”。

（三）学术性和规律性的统一

新闻报道和出版物也是一项学术工程，它既要遵循应有的学术性，还要尊重新闻出版工作的基本规律。一方面，学术性是新闻出版的生命力，新闻出版必须坚守基本的学术原则。有生命力的新闻出版物都汇聚了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美好的理论想象，并能够在各种理论和现实的交错点上引领时代潮流和为人类揭示可供选择的新理念和新理想。也就是说，新闻出版物要根植人民及其生产生活活动以获得给养，继而以学术诉说生活、引领时代。新闻出版工作虽不必向任何权威低头，但它必须向事实、逻辑和科学低头。由此可见，新闻出版工作绝不是一项任何人都可以从事的轻松的工作，它必须由一些专业人士来承担。就作者群体来说，要“使学术才能成为报刊作者唯一的和必要的条件”，以便保证文稿的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准。就编辑群体来说，“报刊（整个新闻业都属于这一范围）的编辑应当由完全正派可靠的人担任”，尤其是党的“机关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和斗争的中心的人来编辑”。其实，与学者和作者相比，新闻出版工作者肩负着更为重大的责任，“任何一位有荣誉感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和学者比起来，非但不逊色，反而要比学者来得高”。唯此才能保证新闻报道和出版物的理智、深度、高度与温度。另一方面，新闻出版也不是随意而为的，它要遵循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规律。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一文中，马克思直言，“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新闻出版要恪守自身的内在规律和原则，这些规律大体来说包括如下几条：一是历史规律。新闻出版作为一项人类历史性的活动，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成长起来的实践活动。这就要求在进行新闻出版活动的时候要充分关照生产方式的具体情况，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历史所遗留下的材料而有条不紊地推动新闻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二是真理原则。“真理是检验它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新闻出版要“求真”，要以事实为根据。或者说，新闻出版要用事实过程来展开说理活动，继而做到“有理讲理”。三是价值原则。新闻出版不仅要尊重客观事物本质及其规律，还要满足自身的需要。“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新闻出版首要的就是满足人民的需要，继而掌握群众。在此基础上将“理论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来改造世界。

（四）批判性和导向性的统一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人民的新闻出版物也要秉承这种坚定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继而实现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导引。一方面，充分释放新闻出版物的批判火力和革命精神。“人民报刊”必然是要激浊扬清、针砭时弊的，《莱茵报》《德法年鉴》《前进报》《新莱茵报》《共和报》和《纽约论坛报》等就在此之列。这些报纸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的舞台，面对专制制度和敌对恶势力，不仅要对其物质基础进行实质性批判，还要进行瓦解其理论根基的精神批判。以报刊为代表的新闻出版物就为无产阶级展开精神斗争提供了场域，他们可以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理论观点、呈现自己的理论立场，也可以理直气壮地驳斥专制制度的暴政、摆出人民受苦受难的证据。“每一号报纸、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场伟大战斗正在准备中，指出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各种对立正在尖锐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可以说，“只有斗争才能不仅使政府，而且使人民、使报刊自己相信报刊具有真正的和必然的存在权利”，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之目的。另一方面，也要充分重视并利用新闻出版物的引导作用。新闻出版物是理论思想的集散地，也是大众舆论的风向标，“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在马克思看来，新闻出版物责无旁贷地要引领社会思潮。新闻出版物的引导性质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将人们的关注焦点从“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拽回到了“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之中；将批判路线从对天国的批判、宗教的批判、神学的批判转到了对尘世的批判、法的批判、政治的批判，并最终转向了经济批判；将分析社会经济状况的逻辑从现象和经济范畴批判转移到了制度批判。在马克思那里，批判并不是目的，引导人民进行斗争继而发现并创造新世界才是其终极目的所在。

四、马克思新闻出版思想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的新闻出版思想有很强的实践性、预见性和批判性，这是马克思新闻出版思想能够在当代依然有效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必须“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在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的同时，为人类的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守新闻出版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新闻出版工作自然也在其中，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牢牢掌握、控制新闻出版工作的主动权、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新闻出版工作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之点。一方面，新闻出版工作要切实贯彻和有效维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我们的新闻出版工作既要切实反映马克思为人类未来指明的基本发展原则——财产公有、按需分配等，还要着力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一系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一切有悖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思想彻底决裂，是我们新闻出版工作的基本守则和底线。另一方面，新闻出版工作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也是我们新闻出版工作要遵守的基本原则。在具体的新闻出版工作中，我们要秉承马克思所提倡的“政治家办报”的原则和意识，“政治家”不仅要办报，还要办刊、办台、办网站、办新闻。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切实做到让新闻出版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并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切实发挥社会主义新闻出版工作的导航领向的功能。

（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明确新闻出版工作的基本创作导向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也是我们新闻出版工作得以顺利展开的重要密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出版史已然确证了这样一点：一旦脱离群众，新闻出版事业就会立即丧失生命活力。在新闻出版工作中，我们既要坚持“二为”（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又要坚持“双百”（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方针，“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中国特色新闻出版工作必须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遵循，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一方面，新闻出版工作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新闻出版工作实际上也是一项民生工程，它必须抓住人民最感兴趣、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来做文章。在新时代里，新闻出版工作责无旁贷地要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在具体工作中要实事求是地反映民情、吸收民意、集中民智和吸取民策，以“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切实做到以人为本。另一方面，新闻出版工作要把服务群众和教育群众、满足需求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新闻出版要积极弘扬抓旋律、传播正能量，以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多宣传和报道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典型、感人事迹和火热生活，让群众爱听爱看、常听常看，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总之，新闻出版工作要切实满足人们“对幸福、快乐、美好的追求”的共性和本能，要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积极信息以获得积极动力来不断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新闻出版工作的成败得失也应交由人民来评判。

（三）立足国内以及国际的实情，完成新闻出版工作肩负的时代任务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在国内、国外局势日新月异的时代里，新闻出版要勇于发出时代的“呼号”，准确反映时代的“呼声”，并科学地化解时代的问题。

在全面开放的历史境遇中，新闻出版工作必须以现实为基础竭力完成时代赋予的重任。一方面，新闻出版工作要积极“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新时代的新闻出版工作必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和宣传好中国特色，以此“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闻出版不仅要让世界知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了解“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和“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具体而论，新时代的新闻出版工作既要着力宣传和阐释好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的“特色”，又要竭力塑造好我们“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另一方面，新闻出版工作还要立足实际为破解时代发展难题献计献策。新闻出版不仅要切实关注一系列普遍性问题，还应结合新时代的矛盾而积极探寻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化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方法和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出版工作必须“站在时代前沿”方能“引领风气之先”，继而在时代的激流中不断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不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有实践意义与价值内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继续推动文化产业化发展，辩证处理新闻出版工作的诸多问题

“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依靠“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同其他工作一样，发展是新闻出版工作的“第一要务”。

在信息大爆炸和智能化时代，新闻出版工作亦不能因循守旧而毫不创新，我们必须与时代接轨而不断创新新闻出版工作的形式与内容，继而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一方面，新闻出版工作要善用时代资源有条不紊地推进改革。智能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自然也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和接收知识的渠道。新时代的新闻出版除了继续不折不扣地承担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外，还应该善用各种载体（纸质出版物、电子图书、影视资料和网络资料等）以广泛地传播知识文化，满足全民阅读的需要。不仅如此，新闻出版还要依照实际采用各种灵活的形式来“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在不断推进新闻出版改革的过程中，既要耐心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又要全面推进、积厚成势，还要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以推动改革顺利开展。另一方面，新闻出版要妥善处理好工作中的各类矛盾。在产业化的过程中，首先就要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社会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经济效益要服从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于社会价值。新闻出版“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其次要处理好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性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安全是事关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的大问题，理直气壮地讲政治是新闻出版工作的要旨。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坚决同一切打着学术幌子而行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实的行为作斗争。在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之下，新闻出版产业就不会在市场化浪潮中迷失方向，其前景也必然可观。

（五）发展完善中国特色新闻学，充分发挥新闻出版工作的引领作用

在2016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并“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新闻学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被列入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十一个学科，经过百余年的积极探索，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时机已然成熟。

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新闻学，是新闻出版实践的重要课题和发挥新闻出版宣传、引领作用的关键。一方面，中国特色新闻学要立足中国大地，基于中国事实而打造独具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新时代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和研究者需要切实完成新闻学与中华民族的“对接”，在实践中不断找寻新闻学的本土化发展方向与路径，正确审视中国共产党人所开辟新闻出版道路，积极扬弃西方新闻出版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继而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标准、学术观点和学术话语等方面推陈出新，形成适合中国人民自己的新闻学。另一方面，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构要求在新闻学的教学内容与观念、学术研究的理念与方法、平台建制与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充分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中国特色新闻学是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原则（一般）同中国具体实际（特殊）的有机结合，在这一过程中要提炼标识性的概念、产出原创性的理论，继而完成学科、学术体制机制建设。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过程中，新时代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和研究者积极凝练新闻出版的中国特色、锻造新闻出版的中国风格、展现新闻出版的中国气派，继而发挥新闻出版工作在引导社会思潮、传播社会声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我们的新闻出版事业按照“明方向、正导向、转作风、树新风、出精品、育人才”的要求，一代代新闻出版工作者高擎民族精神火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竭力完成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时代的新闻出版工作必定会在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上服务中国人民，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第9—20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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