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 | 2022—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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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

——兼论加大基建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

作者简介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成员：林致远、龚敏、王燕武、吴华坤、陈贵富和余长林。林致远，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龚敏，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王燕武，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吴华坤，中国人民银行厦门中心支行工作人员；陈贵富，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余长林，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自2006年秋季开始，CQMM课题组每年两次通过举办预测发布会暨中国宏观经济高层论坛的形式发布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报告。CQMM课题组不仅在国内赢得了声誉，而且在国际上产生良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摘要：当前，全球经济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各国经济复苏将出现分化，加上2022年2月下旬以来俄乌战争爆发，全球经济面临新的挑战。应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对2022—2023年共八个季度的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进行预测。结果表明：2022年中国GDP增速预计为5.49%，2023年为5.53%；2022年CPI预计上涨1.83%， 2023年为1.38%；2022年按现价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预计为6.29%， 2023年为5.33%；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预计为8.50%， 2023年提升至11.81%。进一步，利用CQMM模型，以2019—2021年为模拟时期样本，考察基建投资扩张的宏观经济效应，并且对比分析发债融资和税收融资两种路径的效应差异。结果显示，两种融资路径下的基建投资扩张均有助于稳增长，但前者的增长效应略大。为此，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可通过发展特别建设债券的方式来加大基建投资的力度，以实现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双轮驱动”投资增长路径。同时，现阶段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作用目标和实施措施应加以调整。

关键词：CQMM模型；经济预测；基建投资

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14.4万亿元，实际同比增速8.1%，两年平均增速5.1%。经济整体运行在合理区间内，短期看，新冠肺炎疫情反复、限产限电等因素对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冲击，经济修复进程多有波折。全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就业形势基本保持稳定。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长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增长8.1%。分月度看，消费价格的微幅上涨与工业生产价格先急速上升后略有回落的走势之间形成强烈对比，导致2021年PPI 和 CPI之间的剪刀差呈现出先迅速扩大、后略有收敛的态势。当然，CPI和PPI走势的背离并不意味着价格传导渠道受到阻塞，更可能是能源价格冲击的结果。

先看供给侧。就三大产业的恢复程度而言，第一产业增速明显高于疫情前，第二产业增速和疫情前基本相当，第三产业增速则与疫情前仍有明显差距。疫情以来，第三产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拖累项，2022年该产业的修复状况将决定经济增长的上限。

再看需求侧。首先，国内投资增速继续向上修复。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快速攀升，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出口需求强劲和去库存的背景下，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历史高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2021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持续维持高位水平。受一般公共财政对基建支持偏弱、专项债发行后置以及对政府隐性债务控制较为严格等因素的影响，基建投资表现低迷。在2021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严格监管政策继续执行和信用政策整体偏紧的双重影响下，房地产开发投资明显下行。其次，尽管居民可支配收入逐渐改善，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扰动，线下餐饮、酒店消费等难以提振，消费表现疲软。最后，出口强韧延续，为经济提供较强动能。出口的超预期高速增长的态势，一方面缘于疫情反复下全球供给端因生产受阻而出现的贸易转移，另一方面则缘于各国为应对疫情而纷纷出台的财政补贴政策所带来的需求增长。

宏观政策方面，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运行，广义货币（M2）各月同比增速大体上徘徊在8.1%—10.1%之间。社会融资规模持续回落，一方面是由于实体融资需求疲软，主要表现为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持续减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财政支出政策偏紧，政府债券发行后置。缘于2021年中国经济的持续景气复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囿于持续加大的财政压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的相对缓慢增长。从支出结构看，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等“三保”重点支出稳健增长，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农林水事务支出、交通运输支出等基建型支出总体疲软，表明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基建相关支出则相应受到压减。

展望2022年，全球经济仍将处于疫后修复之中，受疫苗注射进度不一的影响，各国经济复苏将出现分化；加上2022年2月下旬以来俄乌战争的爆发，全球经济金融面临新的挑战。CQMM课题组通过研判2022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的国际国内风险，对2022—2023年八个季度的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进行预测，并且对加大基建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政策模拟，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宏观政策建议。

一、2022—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一）模型外生变量假设

1.美国及欧元区经济增长率

2021年下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能源价格高企、疫情后港口物流拥堵与劳动力不足等供应链瓶颈问题，以及大规模政府补助对民众消费行为的改变等因素驱动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持续升温，引起主要央行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全面复苏的情况下启动政策转向。尽管美国和欧元区经济2021年分别取得5.7%和5.2%的同比增速，明显复苏，但未来仍面临高通胀、刺激政策转向以及Omicron变种较快传播的挑战。此外，发达经济体的原油需求及俄乌危机可能继续拉高能源价格。

世界银行2022年1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22—2023年，美国的经济增速预计为3.7%和2.6%，而欧元区为4.2%和2.1%。综合参考各方信息，结合新冠肺炎疫情进程判断，课题组假定：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4.04%和2.36%，而欧元区经济增速为4.41%和2.50%，较世界银行2022年1月的预测略有上调，并设定相应的季度增速。

2.主要汇率水平

2021年下半年，良好的外需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在美联储政策维持宽松的背景下持续升值。后续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紧缩将明显影响汇率走向，特别是美联储紧缩步幅加快可能产生较强冲击，但人民币汇率整体上仍可望运行在合理区间。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在2022年1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汇率可能在短期偏离均衡水平，但从中长期看，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会对汇率偏离进行纠正。”预计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在2022年将转向上行，2023年后重新回归升值路径；欧元兑美元汇率则先升后贬，2022年末达到1.19的阶段高点，2023年逐步贬值至1.12水平。

3.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

2022年开年以来，面对内需复苏较慢、部分行业存在风险引发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美联储政策转向引起的政策窗口趋窄，人民银行提出货币政策将会“充足发力、精准发力、靠前发力”，从而“以进促稳”。课题组预计2022年货币政策将实现“前置宽松”，M2增速呈现明显前高后低的走向，2023年随着国内经济情况企稳与国外货币政策趋于正常化，回归8%左右的水平；同时，假定一季度再次降息5个基点，此后维持稳定。

（二）2022—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1.GDP增速预测

在上述外生变量假定下，基于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预测表明：2022年，中国GDP增速预计为5.49%，较2021年下降2.61个百分点；2023年，GDP增速略有回升，达到5.58%。2021年年末，多项经济指标已呈现一定的边际修复迹象，因此2022年一季度尽管基数较高，但在稳增长政策前置发力、出口增长持续的助推下，季度同比增速仍可望保持在超过2021年四季度的水平上。此后，GDP增速预计逐步上行，至三季度达到阶段高点6.49%，四季度稳定在5.78%。2023年，如无其他冲击，经济可望进入稳定运行状态（见图1）。

2.投资增速预测

模型预测：2022年，按现价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将增长6.29%，增速比2021年上升1.39个百分点；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5.33%。尽管预计2022年基建投资将实现前置发力，但在基数效应作用下，固定资产投资季度同比增速的数值可能保持相对稳定，预计一季度同比增长4.68%，余下季度依次为5.29%、8.88%、6.37%。

分行业来看，制造业投资预计维持较快增速，全年增长11.46%，房地产投资增速小幅下滑至4.66%，而基建投资增速大幅提高到5.51%。首先，上半年出口有望保持快速增长，双碳策略的推进也给制造业投资提供助力；其次，经过对房地产行业的整顿和风险管控，近期房地产销售、购地、融资等行为已逐步回归常态，预计房地产投资企稳并在下半年回复健康增长；最后，财政扩张可望推动基建投资前置发力、发挥稳增长作用，助推经济回归潜在增长路径。

3.消费增速预测

模型预测：2022年，不变价的居民消费总额将增长1.61%，并在2023年继续增长7.19%；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8.50%，增速比2021年下降4.00个百分点，并在2023年提升至11.81%。

季度分布来看，预计2022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同比增长1.74%，余下季度逐步回升，依次为6.94%、12.68%、12.77%。除基数效应外，上半年预计新冠肺炎疫情还将持续散点爆发的状态，接触类消费持续疲软、疫情对不同地区和收入群体的非对称冲击、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增加等还将抑制消费支出的增长。下半年，若疫情得到缓解，外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减退，倘若政策能够促进居民消费稳步回升，可望接替外需作用，保障经济稳步增长。

4.其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增长率预测

（1）主要价格指标增速预测

2022年，CPI预计上涨1.83%，涨幅比2021年提升0.93个百分点，2023年增速预计为1.38%。季度走势来看，一季度增速为1.63%，余下季度依次为2.35%、1.91%、1.43%。“猪周期”为主导因素将驱动食品类CPI在一季度同比下降3.46%，并在余下季度维持小幅涨幅，全年收缩0.32%。与此同时，2022年PPI预计上涨2.68%，2023年则收缩4.71%。一季度在投资快速增长的拉动下，PPI同比涨幅依然可能达到9.28%，并向下游传导，推动非食品类CPI同比增速达到2.89%的阶段高点。

（2）进出口增速预测

2022年，按现价美元计，我国货物出口总额预计将增长12.74%，增速比2021年降低16.93个百分点；货物进口总额将增长14.22%，增速比2021年降低15.81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货物出口和进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8.69%和18.61%。

2022年上半年，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将继续在新兴市场经济体蔓延，并抑制这些经济体的出口供给能力，供应链危机将持续，因而，我国出口有望维持相对高速的增长。下半年，基数效应叠加供应链的逐步修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较快转弱。

二、加大基建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2021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9%，较上年提高2.0个百分点。而受新冠肺炎疫情管控、地方政府债务还债压力以及财政收入增长有限等多因素的影响，基建投资增速仅为0.4%，较2020年下降0.5个百分点，创下新世纪以来的新低（见图2）。受此影响，基建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下降为20.1%，较2020年回落0.9个百分点；基建投资占GDP的比重则降至13.4%，回到2014年左右的水平。

相比之下，制造业投资的表现十分亮眼，全年增速为13.5%，较2020年大幅提高15.7个百分点，创下自2014年以来的新高（见图3）。进一步看，制造业中高新技术制造业投资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的增速均超过20%，四者合计约占制造业投资的四分之一。这表明制造业投资增速不仅在恢复性反弹，而且投资结构也出现转型升级。

从经济走势看，尽管2021年中国经济继续复苏，但内需低迷、消费不振的事实却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房地产市场仍需“严防死守”的背景下，依赖现有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程度，恐不足以保障经济维持稳定增速。

基于上述观察，课题组认为，从投资层面看，下一阶段稳增长的途径之一是：在维持房地产业和基建投资增长现状的同时，加快制造业投资增长步伐，以提升固定资产投资进而促进GDP更快增长。

问题在于：制造业投资增速能否持续反弹并进一步加速增长？从2021年的经济运行数据看，除了2020年制造业投资出现负增长的低基数效应(-2.2%)之外，制造业投资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得益于出口的超常增长。国际疫情形势的恶化，使得外部竞争对手供应能力下降，带动劳动密集产品的大量出口，引致相关制造业的投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产业扶持政策作用的结果。具体包括：由2019年延续至今的对以芯片、5G、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投资鼓励政策，“双碳”目标下对锂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的扶持政策特别是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以及新冠肺炎疫苗对医药制品产业的整体加成作用。政策的倾斜使得相关产业成为近两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的香饽饽，引致了大量的资本投入，促使高新技术制造业投资的快速增长。

注：2015年以前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是通过一些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加总得到的。具体包括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水利管理业以及公共设施管理业；2017年之后的数据则是根据每年公布的年度增长率外推得到。

展望2022年，一方面，随着疫情对生产的边际效应减弱，国际层面的生产能力在恢复，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甚至进一步提速的可能性较低；另一方面，产业政策诱发的高新技术投资快速增长情况可能会持续下去，但其占制造业投资的比重仍然较低，还不能真正左右制造业投资的整体增速变化。因此，尽管2022年制造业投资仍可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进一步加快增长的现实基础并不牢固。

稳增长的途径之二则是，在持续加快制造业投资增长的同时，加大力度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回升，以“双轮驱动”的方式促进固定资产投资进而GDP的更快增长。

2018年，为防范金融领域出现重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去杠杆行动使得传统依赖于影子银行资金(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的基建融资模式难以为继。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力度收紧，也较大程度地打压了以PPP项目、城投债、政府购买服务等为主的债务融资渠道。在这双重打击下，基建投资增速出现了近乎断崖式的下跌。2018年，基建投资增速为3.8%，较2017年大幅下降了14.0个百分点，2019年短暂维持3.8%增速不变之后，2020年、2021年再次下滑至0.9%和0.4%。如果说，2018年低增长是因为2017年较高增长基数的话，那么，2019—2021年的持续增速下行则充分表明，当前基建投资确实在大幅萎缩。由于基建投资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20%左右，其增速的持续低迷必然会影响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提高，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更严重的是，作为政府投资的主要切入领域，基础设施投资通常被视为政府宏观政策松紧程度的重要方向标。如果其增速长期保持低位增长，很容易会被市场误读为政府并没有足够的决心去寻求经济稳增长，可能会影响到私人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进而扭曲私人投资和消费行为。

目前来看，2022年，为稳住经济增长，加大基建投资力度正在成为决策当局稳定经济增长的必选项。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各主要职能部门的政策风向转变，开始重新关注和重视基础设施投资。自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之后，国务院、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纷纷提出“要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102项重大工程项目和专项规划重点项目实施”，“保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安排在建和能够尽快开工的项目，撬动更多社会投资，力争在一季度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另一方面，截至2022年2月，新增转向债中投向基建的资金预计已经超过5000亿元。而2020年、2021年两年累计的基建投资增加额也不到2000亿元，约为1966.5亿元。可见，与过去两年不同的是，为扭转经济持续下行的趋势，稳住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在今年一季度就已经发力，投资前置的特征十分明显。

因此可以判断，与2021年相比，基建投资将成为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一个新亮点。与此同时，制造业投资尽管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但在企业利润出现较大程度改善的前提下，短期内也将大概率延续2021年的良好势头。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将成为支撑202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两大支柱。不过，与前述路径的情况类似，这种“双轮驱动”的投资增长路径也存在一些亟待解答的问题。首先，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是多少，对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效应又是怎样的；其次，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可能会挤占其他领域投资的资金来源，进而降低其他领域的投资，特别是制造业的投资增长，从而可能打断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的进程。换言之，基建投资有可能会替代掉部分制造业投资。因此，如果二者之间确实存在替代关系的话，基建投资会对制造业投资产生怎样程度的影响呢？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必须进行相应的量化分析和实证检验，而不仅仅是停留在逻辑的定性探讨。

有鉴于此，接下来，课题组将基于CQMM模型进行两种情景下的模拟设定：一是模拟加大基建投资力度的宏观经济效应，即对GDP增速及其他主要经济变量的作用；二是模拟基建投资与制造业投资“双轮驱动”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而分析二者之间的作用传递关系。

（一）模拟情景设定

如前所述，融资模式转换及债务监管加剧造成的资金短缺问题是导致2018年以来基建投资大幅萎缩的直接原因。然而，资金问题只是表象，其本质原因是过去数年宏观调控的思路从总量刺激转变为结构性调整。受此影响，一是以传统基建投资为主体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大水漫灌”式的宏观调控不再是决策层考虑的重点，而是转向“精准滴灌”式的宏观调控；二是以减税降费政策取代支出政策，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导措施。根据财政部门的统计，2018—2021年，中国的减税降费规模达到7.36万亿元。而在此期间，政府支出则转向“保民生、保工资、保基层运转”的目标落实，其重点在于积极防范化解地方财政运行风险，而不是充当投资主体的职能。

应当说，这种宏观调控思路的改变在化解债务风险、调整供给结构、降低产能过剩等方面确实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随着外部国际环境的转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日常化，其稳定经济增长的职能正在面临挑战。特别是从经济实践看，尽管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了企业成本、提高了企业利润，但对企业扩大投资、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等方面却未能产生显著的效果。2021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实现了快速反弹，但这更多是得益于出口需求的拉动、产业扶持政策的刺激以及2020年负增长的低基数效应(-2.2%)，减税降费政策的作用相对有限。在减税降费规模最大的2020年(2.6万亿元)和2019年(2.36万亿元)，制造业投资增速反而是在持续下降。一方面，重点就业群体的就业难度依旧，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另一方面，居民收入的复苏情况不乐观，居民消费始终维持在相对低迷的状态。

有鉴于此，课题组设计了以下两种情景的模拟，以检验基础设施投资扩张的宏观经济效应：

情景1：在2019—2021年每年各自发行10000亿元的特别建设国债，用于扩张基建。这一情景下的资金融资模式可称为“发债融资模式”。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在不影响其他投资的情况下增加基建投资，从而可以单纯地测算基建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同时，我们将重点关注2021年的数据变化。因为，在给定2021年制造业投资高增长的背景下，增加基建投资实际上意味着将出现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双轮驱动”的情景。该情景下的坏处是政府财政赤字率会有所提升，将可能突破所谓的3%警戒线。

情景2：将2019—2021年的减税降费规模减半，并将其额外的税收增长用于扩张基建。这一情景下的资金融资模式可称为“税收融资模式”。在该情景下，首先，减税降费规模减半的总量效应大致与情景1相当，也可以释放出大约3.0万亿元的政府资金。其中，2019年将释放1.18万亿元，2020年为1.3万亿元，2021年为0.55万亿元。其次，这一情景设定不会影响政府债务规模，但会增加税费，这会提高企业成本负担，抑制企业利润增加，减少企业投资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投资，进而带动经济下行。因此，该情景可以近似模拟基建投资对其他领域投资的资源挤占效应，其最终的经济增长效应将是正反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

这样，处理之后的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在2019年和2020年将回升到22%以上，基本与2017年的水平持平（见图4）。而在2021年，两种情景下的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仍然会出现下降，但数值分别要比实际值高出0.6和1.0个百分点。

（二）模拟结果分析

1.投资的变化

首先，两种情景下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都较基准值有明显的提高。其中，2019—2021年，情景1下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要较基准值高出1.58、1.51和1.57个百分点；情景2下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分别要较基准值高出1.50、1.31和0.34个百分点(见图5)，这表明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张将提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更快增长。

进一步地，对比情景1和情景2的结果，可以看出：首先，情景1下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会提升得更快一些，意味着“双轮驱动”的投资增长路径更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增长；情景2下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要慢于情景1下的模拟结果，代表减税降费规模减半之后，增长的税费会对投资形成制约，从而造成投资减速。但是，由于情景2的模拟结果也比基准值要快，这说明，尽管增长的税费会对制造业投资进而对总投资形成抑制效应，但其数值要小于基建投资增加对总投资的扩张效应，最终使得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较基准值更快的增长结果。

其次，受此影响，两种情景模拟下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均出现了小幅提升。其中，2019—2021年，情景1下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分别为4.19%、4.32%和3.98%，较基准模拟值提高0.44、0.42和0.40个百分点；情景2下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变化情况也基本类似，只是在数值上会略小一些。2019—2021年，分别较基准模拟值提高0.42、0.37和0.09个百分点(见图6)。相对而言，两种情景下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变化幅度均要小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变化。

最后，从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变化看，两种情景模拟下的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均较基准值出现了小幅下降(见图7)。其中，2019—2021年，情景1下的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较基准模拟值下降0.5、0.5和0.4个百分点；情景2下则分别较基准模拟值下降0.8、1.1和0.6个百分点。这表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制造业投资，对制造业投资产生替代效应，进而使得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下降。与此同时，情景2下的制造业投资比重会下降得更快一些，意味着减税降费规模的减半会导致制造业投资的下降。换言之，减税降费政策确实有助于促进制造业投资的增加。不过，从数值上看，两种情景下的制造业投资比重相差较小，说明这种促进效应的程度有限，不足以对冲基础设施投资变化的影响。

2.经济增速的变化

首先，两种模拟情景下，GDP的增速均较基准值出现小幅提升。其中，2019—2021年，情景1的GDP增速分别较基准值提高0.18、0.19和0.21个百分点；情景2的GDP增速则分别较基准值提高0.17、0.16和0.07个百分点 (见图8)。因此，无论是通过债务扩张筹集资金，抑或是经由减税降费规模缩小筹集资金，基建投资的增加都会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具体从数值上看，样本期间内，在“双轮驱动”的投资增长路径（发债融资模式）下，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GDP增加将提高0.18个百分点；而在减半“减税降费”规模的投资增长路径（税收融资模式）下，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GDP增加将提高0.13个百分点。

其次，对比情景1和情景2容易看出，情景1的经济增速持续快于基准值，且增幅逐年增长，而情景2的经济增长速度尽管也是快于基准值，但是其增幅则是逐年下降。这意味着，在不改变制造业投资增速的前提下，“双轮驱动”的投资增长路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要强于减税降费规模减半的路径。

3.收入和消费的变化

如表1所示，首先，两种模拟情景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会小幅提升。其中，情景1下的增加幅度要略高于情景2。这表明，基建投资的增加会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并且通过发债融资的基建扩张要比通过压缩减税降费规模来获取资金的基建扩张具备更强的居民收入增长效应。不过，由于情景1与情景2的估计结果相差微弱，这说明，即使大幅降低了减税降费规模，其对居民收入增长的抑制效应也是微弱，不足于抵消基础设施投资扩张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因此，不同情景下的居民收入的增长变化差异再一次说明了减税降费政策的局限性，整体上还不如基建扩张的政策效应。

其次，居民收入的增长变化也将传递到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变化。大体上，一是两种情景下的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平零售总额增速都较基准值有所提升，说明基建投资也会促进消费的增长；二是两种情景下两类消费指标的变动幅度都比较小。这既是因为基础建设投资对居民收入的作用较小，从而也影响了其对消费变量的作用大小，同时也可能是由在外部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收入对消费的作用减弱所导致的。总之，与投资变量的变化相比，消费变量对基建投资的反应相对较小，后者增加的作用主要仍是集中在对投资增长及投资结构变化的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利用CQMM模型，以2019—2021年为模拟时期样本，考察了基建投资扩张的宏观经济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发债融资和税收融资两种路径的效应差异。结果显示：首先，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扩张将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无论是通过债务扩张筹集资金的情景1设定，抑或是经由减税降费规模缩小筹集资金的情景2设定，基建投资的增加都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并且，从数值上看，在发债融资模式下，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GDP增加将提高0.18个百分点；而在税收融资模式下，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GDP增加将提高0.13个百分点。其次，促成上述结论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将有效地提高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自2012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的趋势。因此，在当前经济环境条件下，要稳住经济增长，还是要依靠投资。消费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起到稳定大局的作用，但要加快经济增长，特别是面临突如其来的外部负面冲击时，目前中国经济还离不开投资的稳定增长。再次，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制造业投资产生替代效应，使得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下降。与此同时，尽管减税降费政策有助于提升制造业投资，但整体作用效应的大小有限，不足以对冲基础设施投资变化的影响。最后，尽管作用的幅度有限，但基建投资的增加也会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而促进消费小幅增长。并且，与对制造业投资的作用效应类似，通过对比不同情景下的收入和消费差异，可以发现，减税降费政策并不显著地作用于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其作用效应不如基建扩张的政策效应。

基于上述结论，课题组认为，当前，中国正在开启走向共同富裕第二个百年新目标的新序幕，稳住经济增长局面、稳中有进、稳中求进是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诉求。而本课题的研究表明，基建投资的扩张，将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首先，应当调整过往几年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消极看法，承认并合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要抓紧优化和完善基建投资的融资模式，适当加快和加大基建的力度。其次，在当前经济环境条件下，可以通过发展特别建设债券的方式来加大基建投资的力度，以实现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双轮驱动”投资增长路径。其对总投资、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作用将优于税收融资的方式。最后，要认真研究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实际效应，应当明确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投资、增加居民收入进而促进居民消费，而不应仅仅停留在“减了多少税，降了多少费”的数据表层上。对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作用目标和实施措施加以调整，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专栏，第21—31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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