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勇，魏欣怡 | 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非虚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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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非虚构”书写

作者简介

赵学勇，陕西乾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著作主要有《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新文学与乡土中国》《生命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文化与人的同构：论现代中国作家的艺术精神》《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守望·追寻·创生：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传奇不奇：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体系重建》《延安文艺与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新华文摘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刊多有转载。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等多项。获教育部及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一、二等奖多项。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等。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红色文艺与百年中国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红色中国的域外书写及传播研究(1934-1979)”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97)。

魏欣怡，甘肃白银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作为引领抗战时期文学潮流的“非虚构”书写，在展现中国革命与抗战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系、精神指向及时代情绪诸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学内部而言，战时“非虚构”书写以多样的文体类别、情感方式及表达技巧，拓宽了文学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的表现领域，进一步发挥了其国家/民族叙事的功能。从文学外部而言，“非虚构”书写打破了文学本身最关键的以虚构为核心的“文学”的界限，拉近了文学与民众生活的距离，形成了一套极富大众化特质的民族形式，其文学史价值也正体现在这一书写潮流与现实及历史的密切联系之中，表征着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性”时代特征。战时“非虚构”书写的思想精神资源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它于文学自身的价值观念、生产机制、审美标准、文本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层变化及创造性实践，都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抗战文学；“非虚构”书写；精神表征；文学史价值

一、“非虚构”文学特征及兴盛的抗战背景

在近百年的世界文学历史中，“非虚构”书写以强劲的势头，不断发展并显示其创作特征：从文学价值的角度而言，“非虚构”写作格外强调作家创作的在场性原则。从事“非虚构”创作的作家渴望通过作品“让个人的生活呈现出不同的意义面貌”以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扩展其作品的认识及教育功用。为此，他们自觉选择以主体介入的方式，体验与叙述“民众所重视的那些日常，也学着去切身感受这一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纬度”，以此表明“非虚构”的创作主体不但是另一重景观的发现者、构成者与记录者，更充当了新的意义的引导者与阐发者。从文学文本的视角来看，“非虚构”作品十分重视材料信息的诚实性，通过收集各类真实的信息，从而汇聚成微观世界的原貌，以此折射出宏观世界的本相。作家往往还会选择指认其讲述中无法虚构的部分，其实质是希望通过坦诚的态度，以实现更深层次的心理诉求及更高层面的文学真实。因此，要看到“非虚构”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类别，它背后更意味着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入思方式与创作立场的自觉选择。此外，“非虚构”写作的文体形式及创作风格本身也是“意义”的重要体现。相较于新闻、通讯等纯粹的文字实录，“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色彩无疑更加突出。无论是文本叙事的多重声音、文本呈现的纪实形态、结构设置的场景化、语言风格的客观化以及人物形象的剪影化等，都体现了“非虚构”创作自觉的美学诉求及文体实验。

相较于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非虚构”书写的丰富研究成果，抗战时期中国“非虚构”书写的文学史价值，却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正视及认识。因此，首先需要回归并考察中国战时“非虚构”书写的历史语境。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借故炮轰东北军驻地，正式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事变爆发后，全国知识青年们“为着反映当地的反日运动及表达自己的激越的情绪，写下了许多报告性的短小作品，刊布于各地的新闻杂志上”，因而被称为“中国报告文学的最初的萌芽”。与此同时，速写文学、访问记录、地方通讯等各类新式的文学体裁也开始勃兴，战时“非虚构”文学由此应运而生。及至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的爆发，《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南强编辑部）、《战地的一日》（楼适夷）等及时反映前线战况的“非虚构”类作品首次结集成册，以“非虚构”的文体实践开创了中国抗日书写的新局面。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期，面对国民政府的分裂及攘外安内政策的实施，东北、华北等地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非虚构”创作也开始自然地转向记录侵略阴影下的个体生活及社会百态。这其中，由群众集体创作的《中国的一日》（茅盾主编）便成功构建起了全面抗战爆发前隐忍待发的中国社会的全貌。与此同时，深厚的殖民色彩又进一步加剧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罪恶，有产者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被进一步放大。左翼作家笔下的《锡是如何炼成的》(李乔)、《卖解者》（金叶）、《包饭作》（朝水）等特写、速写及报告文学作品，就展示了这一时期各行业受到殖民资本压迫的情形。以这类刻画城市产业工人的纪实性报告文学作品为代表，战时“非虚构”文学于1936年迎来了其创作的高峰期。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驻军在卢沟桥强行发动进攻，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正式宣布对日作战，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面对已然到来的全民族抗战，正面战场上的知识分子以笔为枪，纷纷加入抗战救亡的工作之中。以“收集战报，向线外发送，使人民知道真实的战情”为号召，《益世报》《世界日报》《救亡日报》等报刊特辟专号专栏、派出战地记者，第一时间对“卢沟桥抗战”“淞沪会战”等战事进行了密集报道，连续发表了《在龙王庙受伤的》（刘诚）、《这几天在北平》（刘白羽）、《前线回来记》（沈起予）等一系列报告、通讯及速写作品，为全国民众及时提供了双方战斗的最新实况。其后，伴随着抗战进程的不断深入，“非虚构”文学也逐步迈向了“伟大的作品”酝酿阶段。这其中，由淞沪会战亲历者阿垅创作的《南京血祭》，以字字泣血的真实笔触，填补了表现南京保卫战这一文学书写的空白，成为其时反映正面战场作战情形的长篇“非虚构”代表作。同时，在广大敌后战场与抗日根据地，以延安文艺为代表的解放区“非虚构”创作，以高昂的格调、简洁的结构、通俗的语言及乐观主义的精神，集中展现了抗战“非虚构”文学的另一重面向。1942年5月，毛泽东就有关现阶段文艺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并正式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立即引发了知识界的极大反响，一时间反映工农兵的“非虚构”创作开始涌现出来，并在日后的大生产运动、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等运动的开展过程中不断趋于丰富。以《吴满有的故事》（孔厥）、《养羊英雄刘占海》（艾青）、《田保霖》（丁玲）等“真人真事”创作为标志，战时“非虚构”文学在原有的反映与实录的基础上，开始逐步肩负起发现、引领与强化的社会功能，并直接参与到党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之中。　

可以看到，抗战十四年期间，“非虚构”书写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迅速崛起，继而广泛获得了读者、作家与批评家的一致选择，并在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表征。究其兴起的缘由，应是战时环境中民众强烈的现实吁求，并由此推动了对过往纯文学创作的扬弃及超越。在昔日的平静生活被打破的状况下，面对突变的战争形势和真切的生存威胁，无论是前线的战况、后方的生活、民族的前景、国际的舆论，还是日寇的暴行、伤兵的遭遇、同胞的苦难……无不时刻牵动着广大民众的心。因此，基于把握变动中生活各面的直观意愿，读者开始向此时的文学创作提出准确描写社会现实与积极探寻时代本质的要求。因此，各类虚构作品已很难于特定的时代环境下获得大多数读者的关注及肯定。如抗战初期在对张恨水“国难小说”的批评声中，钱杏邨的发难便直指《仇敌夫妻》等作品的战事描写“只能一贯的采取‘无巧不成书’的借词,而空中楼阁的杜撰事实”，从而导致读来缺乏真实性。此时即便是“以生活实感视能[为]第一义的现实主义的作家”，也因为“非常缺乏战地生活的行[经]验”而不得不“提笔踌躇”。可见，这时整个文艺界正在酝酿着新的集体转向。　

因而，这时一旦出现了《前线通讯》（戴淑清）、《墙头三部曲》（白苇）这类“前者曾有过士兵的生活经验,而后者则经过了长期的工厂生活”的“非虚构”的素人创作，其便立即以强烈的现实冲击力在广大民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从题材选择、风格渲染、形象塑造等方面为文艺界树立起了新的范式，也同时掀起了专业作家步入战场、转入后方或深入农村参加工作的实践浪潮。这就为日后战时“非虚构”写作遍地开花的蓬勃局面提供了现实的土壤。由此可见，基于战时环境下民众强烈的现实感受，加之作家、批评家的合力选择及推动，还有报告文学类写作的世界性传播，“非虚构”书写的全面兴起可以说是时代文艺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实践结果。

除却上述剧变的现实环境，“非虚构”书写的兴起还源于这一时期文学内部所发生的、对于真实性追求的话语转向，并具体地体现在作家书写所运用的叙事性语言之中。其时，基于战争这一特定事件的复杂性，读者、作家与评论家间开始强调对于文本的真实性话语的共同诉求，并逐步成为这一时期民众的基本共识。胡风就曾对战时报告类型的“非虚构”创作提出要求：“作家应该表现出蕴含在事象里面的真实，应该在他的报告里不把那真实换成了概念的发泄。”与此同时，为适应战时形势而展开的新启蒙运动也开始倡导理性与真实的文学观念，要求作家“必须抑止无谓的感情冲动，反对任何笼统的幻想，才能达到认识现实的道路”。可见当时文学界开始有意强调并引导作家对于战时的生活真实进行客观反映，而素来以真实为核心特质的“非虚构”书写便成为文坛热议的话题。

另一方面，创作的真实性还表现为作家主体话语权力的自觉位移。当汹涌的民族战争到来之际，作为主体的广大民众开始被推向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其中的每个个人或集体，都可被视为抗战这一时代主题的最佳注脚。而挣扎于新的社会现实和旧的生活经验中的众生相，自然便成为此时文学作品的主要表现对象。然而，由于受到特定时段文学风气的影响，战争前期的诸多小说、诗歌、散文甚至新闻写作往往过于追求美学观念的形而上，却因此忽略了对于人及人的生活本身的潜心描摹。所以，这一时期的读者、作家及评论者开始倡导新鲜的“非虚构”书写以表现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也就是希望通过创作尽可能地传递抗战中大规模、多方面的信息，从而使得作品含有更多的生活容量。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战时“非虚构”书写得以广泛地展开、普及与接受，也因此出现了日后批评家所赞扬的，“抗战后的作品，几乎很少看见是根据一定的观念形态而虚构成功的。这是内容充实的结果，不消说是抗战以来的作品之所以优秀的地方”。

1937年，《报告》的创刊号在刊前词倡言：“这是一个需要事实的年代。”也就是在这样的对现实感与真实性相当渴望的时代环境下，“非虚构”写作才能蓬勃兴起，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在特殊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书写主潮。

二、“非虚构”：作为战时中国文学书写主潮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仅月余，诗人、批评家光未然便大胆预言以报告题材为代表的“非虚构”书写作为“文学的轻骑队将要在战争中显示它的可敬的重要性”。当除却上述社会历史的客观推动因素，从文学内部研究的视角来看时，战时中国“非虚构”书写的特点既体现在作品的真实性、形象性与思想性之中，又在具体的文学书写主题中呈现出不同的特质。

无疑，“真实性”话语在“非虚构”书写中始终处于首要位置。它既体现在构思之初创作主体描绘现实与袒露自我的主观意愿之真，也表现为文本的整体形态对于外在存在的客观呈现之真，还延伸至阅读过程中读者对应现实生活而产生的及物感受之真。在战时“非虚构”创作实践中，“真实性”则具体表现为作家对于外部战时环境的高度还原，以及对于真人真事的战斗故事的深入聚焦，如《救护车里的血》（骆宾基）、《斜交遭遇战》（阿垅）等促成了抗战文学“向外转”的报告纪实类作品。与此同时，对于现实真实的客观再现却并非意味着忽视创作主体的心灵实感。“非虚构”书写还尽可能地呈现作家视域下的主观真实，在还原现实的同时坦诚他们面对战争生存困境时的本能反应：《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丘东平）中作为战败者的主人公惭愧、悲愤进而缄默等的多重内心独白；《逃出北平》（刘白羽）中难民群体“怀疑掺杂着恐怖”及“艰辛的忍辱”等复杂的情绪。这些都可从中窥见“非虚构”书写对于内外真实性的包容与兼顾。

对文学真实性的强烈诉求，还要求作家对隐藏于平淡生活背后的戏剧本质进行深刻的挖掘，这也意味着与传统的新闻或纯文学等形式相比，“非虚构”创作更加重视对特定文学叙事技巧的选择。《一个谋杀亲夫的妇人》（王任叔）中，作者在叙述时选择将外在视角与内在视角相统一，通过兼写旁观者的恶意揣测与妇人的颤抖辩白及虚实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从而暴露出一幕黑恶势力下底层人民的生存惨剧。还有的“非虚构”作品借助小说、电影、戏剧等其他艺术形式的叙事技巧增加文本的真实性：《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巴金）运用伏笔，通过回忆这位特别的老人的生前细节以烘托出鲁迅的可敬可亲；而《“我有右胳膊就行”》（骆宾基）则运用反复的修辞，以伤病员再三的“我有右胳膊就行”的热烈申诉，达成了强化主人公爱国情感的效果；等等。

借助反映现实及心理真实的种种叙事技巧，战时“非虚构”书写得以推动文学“治疗”功能的进一步实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学展现了新文学与现代人心灵的深刻对接，从而开启了发掘文学疗愈精神创伤的作用，而战时“非虚构”文学即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成了创作主体本身的自我宣泄的治愈过程。在《南京血祭》中，作者阿垅就坦陈：直到本书的完成，“我的负罪感才多少可以轻松一点”。而对于文学的接受者来言，“非虚构”也同时对读者发生着疗愈伤痛的作用，即通过对于残酷战争现实的摹写，从而释放读者原有的战时焦虑、恐惧与怜悯等的感受和情绪。如由丘东平的战地实录改编的剧作“每次演出都能够给民众以重大的影响换得无限的同情的热泪”。可见通过“非虚构”的书写，作家与读者能够了解他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从而在以小见大的整体思考过程中获得疗愈。

除却“真实性”话语，“形象性”作为文学创作的外化特征在对现实生活集中把握的基础上，以艺术化的手段实现了对社会本质与时代主题的深刻揭示。在人物与外界的关系上，“非虚构”写作更加倾向于对场景、环境以及活动等物象的营造与烘托，而人物大多栖身于具体的事件或人与人间的相互关系之中，也就是关注情境、活动或事件中的人。与此同时，在人物角色的选取方面，诸多“非虚构”作品不再一味地弘扬战争及战斗英雄，而是发现并正视那些战时日常生活及徘徊于物质与精神艰难处境中的大写的普通人。作家阿垅在长篇“非虚构”作品《南京血祭》中执着于展现普通官兵的战斗生活及精神世界，便印证了抗战“是属于全民族，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每一个将士都有血肉在内的”的基本观念。

无论是对人性中生存本能与合理欲望的肯定，还是对正义观念与理性价值的推崇，无不彰显出“非虚构”作家对战争中的人性表现所进行的有意识的探索与反思。他们大多能够透过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图景，体悟到残酷与无常的战争语境下生命本质的悲剧性，这在路翎、丘东平、阿垅等作家的写作中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当对和平与幸福生活的追求遭到外力破坏的时候，作家所抒发的痛苦情绪其实正彰显了生存本身的重要意义。在这一特殊语境之中，战争灾难下的人性悲剧反之转化成为正向的能量，并触发了某种崇高的精神。它对既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美学风格形成了充实与丰富，在拓宽中国现代文学表现领域的基础上，回应了长期以来中西方学界对中国抗战文学是否具备人道精神的质疑，完成了对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接轨与呼应。

还可看到，战时“非虚构”文学的“思想性”则集中体现在作家强烈的启蒙诉求之中。由于受报告文学文体的影响，战时“非虚构”作品的文学性往往大于其新闻性，因而对时效性不作格外要求，它更看重的是事件本身的思想价值。作家们常常有意选择那些生活中似习以为常但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及现象，以严肃的问题视角进入文本，表达出他们作为现代公民对祖国发展的主动关切与冷峻思考，这一特点在《保长的本领》（落繁）、《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等作品中有较强的反映。在《南京血祭》的后记中，阿垅也曾坦诚自己的写作意图是表现整个民族、整个中国军队的抗战决心与毅力。可见其时知识分子自觉以国民为先、作家为后的身份认知，主动地担负起民族自卫自立的责任，通过面向当下与未来这两条时间线索，从历史传统、文化观念、伦理道德等维度对国族话语进行补充与再造，进而力图唤醒民众抗敌的爱国热情，培养公民的现代国民意识。当“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时，作家们笔下的“非虚构”作品正是在此意义上成为战时民族国家叙事重要的文学表现样态。

此外，受到抗战阶段进展及文学自身生长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就具体的表现主题而言，“非虚构”文学在相同的书写特征外还存在着内部的差异。比如以“一·二八事变”“保卫大武汉”为典型事件的战争通讯文学，以刻画城市劳工、难民及伤兵为形象主体的人物特写作品，以女性作家创作为代表的战时生活实录等。它们在具备真实性、形象性以及思想性的文学特征基础上，在文学疗愈、人性反思以及国族叙事的最终指向之中，还呈现出同中有异的文本形态与创作特质。这其中所产生的多样的创作经验，不仅表征了战时“非虚构”文学内容的广泛性与包容性，也因此赋予了这一文学现象以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非虚构”文学创作由抗日战争而自然发生，因此围绕大型战役创作的战争通讯作品延伸至整个抗战历程之中，也为战时“非虚构”文学图景的多元化构成增添了一抹亮色。它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战地记者的身份转换以及亲历者的视角介入。自全面抗战的号角正式吹响以来，文坛中最引人关注的新现象，便是开始有作家主动投入一线作战的序列之中，以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对即时的战况进行关注，比如直接参加了“一·二八”战役以及新四军的部分战役的党员作家丘东平，还有并称为“三剑客”的战时中国有名的进步记者——《大公报》记者彭子冈、香港《大公报·文艺》主编杨刚、《新民报》记者浦熙修等。他们的系列通讯作品以第一人称的视角，集中地聚焦并描绘了真实、壮烈且残酷的前线战斗，每每给阅读者以震撼人心的强烈效果。正是因为亲身面对战场上残酷的生死考验，作家在创作时感情格外复杂、强烈且充沛。比如丘东平在作品《第七连》中，通过对面临残酷的战斗既会感到胆怯、恐怖与悲苦，但又抱持着必死决心的爱国士官形象的塑造，在坦陈亲历者们面对战争生存困境的同时，还原了普通战士在死亡面前激情、彷徨、无奈甚至强烈的渴望存活的本能反应。

丘东平（1910.5.16—1941.7.28）

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往往具有巨大的鼓动作用，并借此指向了更为集中的抗战救亡目标。作为持久抗战的决定性节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各大战役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言而喻。相应的“非虚构”创作，也以学界合力的姿态实现了“它号召着战斗，它报告着到来的希望”的抗战文学愿景。比如武汉会战期间，知识界以“保卫大武汉”为口号，利用“非虚构”的创作形式积极参与至保卫武汉的宣传之中，从而成为各抗日群体争取政治权利、占据舆论优势的重要途径。比如“文协”会刊《抗战文艺》在武汉沦陷前夕特别出版了《武汉特刊》，连续发表了《第一次出击》（洛军）、《宣扬“皇道”者的行列》（东平）等作品，反映了全国军民众志成城保卫武汉的热烈场景，起到了宣传抗战方针及政策、表现军民联合抗战、呼吁各党派及民众团结一心的重要推动作用。

如果说有关战事的“非虚构”创作，表征了抗战的阶段性事件对于文学写作发生的影响，那么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人物特写，则在现代文学文体的维度上，彰显了文学创作对于社会现实的反哺，表达了作家对于民族摆脱殖民资本与帝国侵略、真正实现民族自立自决的期待愿景。作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数以万计无家可归的难民、处境落寞的伤兵、遭受压迫的城市劳工及破产农民，都合成了一幅战争中的群像画卷。他们在以“非虚构”文学为代表的创作中，孕育出了崭新的底层大众形象，并呈现出了别样的文学特质：在人物与外界的关系上，出现了以场景描摹与人物塑造相结合的呈现方式，比如《纺车的轰声》（楼适夷）就对罪恶的纺纱厂房进行了细腻的本真还原，而产业女工则以静默的群像被嵌入其中，从而突显了这一逼仄生存空间中人的劳动异化现象；在人物角色的选取上，普通人开始作为时代的主角呈现在文本之中，如夏衍在《包身工》中便有意塑造了“芦柴棒”这样一个典型人物，通过集中描绘其起床、吃粥及上工的三个主要场景，投射至整个包身工群体惨无人道的工作生活，夹叙夹议地表达了对东洋纱厂用工制度的鞭挞；在形象表现的技巧上，以人物间的直接对话代替了第三人称的转述式描写，如《锡是如何炼成的》（李乔）一文如实再现月活头诓骗农民的对话，从而将旧式掮客的丑恶嘴脸淋漓尽致地呈于纸上。

正如周扬所言，当面对“一个变化万端令人惊异的环境”时，“必然地伴以人类心灵上的深刻剧烈的变化”。在长达十四年的全民族抗战中，几乎所有人都被不同程度地卷入战争的阴霾，普通个体的现实生活及精神世界也无不发生剧变。因此，战时生活实录类作品在战时“非虚构”创作数量上，所占据的比重也最多。其中，女性作家笔下的相关生活纪实可谓典型。面对绵延不断的炮火战争与不忍卒视的人间惨剧，女性作家往往由心而生出极大的同情深切的特殊情感，并相应地表现为女性身份向母性视野的转换。在《我娘满身血死啦！》（安娥）、《半殖民地的女儿》（野蕻）等作品中，女性作为两性关系中女性身份开始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文本中作为母性的角色的丰富。这种母性也不仅仅指向具体的母亲这一身份形象，还扩大表现为细腻温和、同情同理、纯净善良、体贴关爱等特定的性格品质。此外，放眼至更为复杂的战时社会生活，母性视野的扩展并未阻挡其迈向更为深入的个体精神探索过程。通过《失眠之夜》（萧红）、《我们十四个》（白朗）等作品可以看出，战时女性作家往往以一种充满思索与情感的主体姿态进行自我探索，其背后恰恰印证了在聚散浮生的人生行旅中，女性对于内心的孤独、平静与自由的坚守，而这也构成了战时“非虚构”文学谱系中，最为隐秘却也最为纯粹的在场方式。

三、战时“非虚构”书写与文艺“大众化”

将“非虚构”书写置于整个战时文学活动的外部进程之中时，应当看到广大读者在这一接受图式内所发挥的能动作用。这一时期，高昂激烈的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以及全民抗战的时代情绪，令高蹈的纯文学创作已难满足读者特定的阅读需要，读者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开始介入文本写作的环节之中，工农大众的文艺通信员运动，作家及读者的集体创作模式等抗战动员活动应时而起。在这一主动的书写过程中，基于广大民众心理及情感的“非虚构”的表达方式、语言风格以及审美特征等质素，开始进一步向各类文艺作品移植与渗透，从而内化成为真正符合中国民众欣赏习惯的“民族形式”作品。从兴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左翼报告文学到文协时期的通俗文艺创作，再到延安时期“民族形式”理论与实践的成熟，抗战的时代进程始终彰显着中国现代文学活动所携带的“大众化”特质，以及其与“非虚构”书写所形成的同构及互动关系。

从文学接受的动力系统而言，任何文学文本的接受活动都离不开受众强烈的内在需求。在读者的自我觉醒这一前提条件下，战时中国“非虚构”的创作与传播过程，接受主体对于其形式与内容的能动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其时广大群众对文学非虚构化的呼声与吁求，迅即推动了这一文类大众化的生产、传播及接受进程。其中，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兴起与无产者意识的萌发催生了左翼纪实类文学，也迅速传播至中国的革命语境之中。基于此种形势，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汇入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广泛“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并尝试“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他们以报告文学为“非虚构”写作的主要形式，推出了《一个伟大的印象》（柔石）、《监房的一夜》（殷夫）、《红头阿三》（杨邨人）等一系列作品。

除却接受群体的主观选择，我们还应注意到客观的现实生存环境对于文学接受者的重要影响。其时，动荡的战时局势令广大民众自然衍生出强烈的精神与情感上的需求，抗日战争的进程、敌我双方的胶着、国际外交的进展、战时生活的波动等等无不引起读者的密切关注，而 “非虚构”文类以其短小、真实且迅捷地反映现实的特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这一心理诉求。各新闻及出版机构也由此通过种种创新实验，配合群众意愿更新报道形式、调整版面设置乃至重组记者队伍。如作为贯穿整个抗战中后期的全国性刊物的《抗战文艺》，便以“我们要把整个的文艺运动，作为文艺的大众化的运动”为宗旨，专辟“武汉特刊”“回民生活文艺特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周年纪念”等特辑并专设前线通信、战地随笔、通讯、文艺简报、每周论坛等常规栏目。仅创刊第一年便刊载近七十篇“非虚构”作品，把文艺创作活动开展到全民抗战的各个角落，从而真正开始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向纵深发展。

从文学接受的目标系统而言，文学文本的生产过程总是以读者的阅读期待作为预设，而各个身份的接受群体往往又决定了文本最终呈现效果的不同。其时，受到复杂多变的战争局势影响，新闻及文学的受众由传统的智识阶层，迅速扩展到小知识分子、青少年学生、底层民众以及工农兵读者等群体，令文学作品背后隐含读者的身份结构不断丰富，从而对原有的纯文学样态构成挑战。而新兴的“非虚构”写作以其散文结构、叙事内核以及载道精神的文本样式，迎合了中国读者惯有的纪实性审美趣味及鉴赏偏好，因而满足了接受者个体的安全感、归属感甚至民族自信心的需要。左翼知识分子及时发现了这一趋势，为进一步实现读者群体的扩大，围绕着大众的文学期待，《大众文艺》“新兴文学专号”刊登了有关文艺“大众化”的综述类文章，并在其后连续推出了《电力工人斗争底经过》（阿龙头）、《无产阶级文艺的故乡》（邱韵铎）、《火车龙头里的白骨》（陶晶孙）等通讯、杂要、事实谈和大众文艺小品等。上述从理论到实践的种种努力，都令“非虚构”的创作与广大群众的期待达到了融合，也为日后“非虚构”书写走向勃兴与成熟做了充足的准备。

正是在上述渗透于文学生产、传播及接受各环节的“大众化”的不懈努力下，战时“非虚构”创作也在受众的创新期待下迎来了其美学形式的成熟期：文学典型论由此提出，“非虚构”创作开始向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逐步靠拢。《包身工》（夏衍）、《随军散记》（沙汀）、《卖解者》（金叶）等作品，接连塑造出了“芦柴棒”、贺龙将军、阿凤等一众典型人物形象，茅盾也就此提出了“创作的最高目标是写典型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从而进一步拓宽了“非虚构”创作的民族化与大众化之路。同时，有关纪实性文体的内容丰富多样，文学内容的审美品质不断提升。这些表现抗战现实的众多“非虚构”作品，包括《斜交遭遇战》（阿垅）等直接表现前线战斗，《流民图》（萧乾）等反映难民逃亡惨状，《伟大的死者》（魏伯）等揭露日寇屠杀暴行的各类作品。它们对战时生活的全面铺开与表现，既体现了作家基于五四创作实践基础上对美学形式的创新，其背后更渗透着广大民众对于“非虚构”文类主动的阅读期待与强烈诉求。

从文学接受的加工系统而言，隐含读者在与文本遭遇之际，便正式宣告了其向现实读者转型的身份过渡。文本和读者之间的隔膜开始逐步消弭，二者间相互的对话与交融令读者仿佛参与其中，从而达到亲历其境之感。其时，鉴于读者对于时局进展和作战近况强烈的关切心理，各大报刊积极组织战地记者奔赴前线，作家亲赴战场的文学创作实验也由此迅速展开。其中既有萧乾、范长江、方大曾、杨刚、孟秋江、陆诒等一众专业战地记者，连续发表了《浙赣战役中的敌情》（杨刚）、《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范长江）、《南口迂回线上》（孟秋江）等及时反映大小战役战况的前线通讯、连续报道、阵中日记、事件特写以及目击记录等；还有以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臧克家组织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王礼锡带队的“文协作家战地访问团”等一众作家的战地文艺组织，诞生了诸如《西线生活》（丁玲主编）、《笔游记·中条山中》（作家战地访问团）、《战斗的素绘》（以群）等凝聚着集体力量的“非虚构”作品集，标志着战时文艺“大众化”引导下的集体性文艺写作的自觉转向。

与此同时，受到“非虚构”风潮的影响，集体性文艺创作的方式开始向广大受众普及，群众性的集体创作活动由此蓬勃兴起，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战时动员的实现。正是这些集体性运动使得广大民众从“向我动员”真正转向“我要动员”，从而令创造出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艺作品成为可能。比如“一·二八”事变后随即出版的报告文学选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南强编辑部）便可以说是群众式创作走向成熟的先例。它能够以相对多向的视角密切聚焦于真实的前后方战争状态及战时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非虚构”创作的主体进一步扩展的可能性，为日后群众式集体创作运动的轰烈展开作出铺垫。茅盾于1936年发起了《中国的一日》的征稿活动，一时间收到了全国各地“非文字生活者”的来稿三千余篇，由此“看出了人民大众的觉醒”。因此，仿照这一新兴的“大众化”编纂体例，《冀中一日》（冀中一日写作委员会编）、《苏区的一日》（中国文艺协会编）等“一日”类作品也随之纷纷涌现，以丰富的创作实绩迎合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从文学接受的调节系统而言，当阅读行为发生效用以后，“非虚构”作品的文本从语义、修辞、意向到思想情感等各个层次，都面临着突破与超越的契机，这就构成了读者对于这类文本的通俗化、中国化的再创造过程。譬如《解放日报》就曾取消“文艺”版面而代之以综合性副刊，增加了前线通讯、报告纪实、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的“非虚构”文本，甚至专门征集“工农士兵的写作及一切通俗启蒙性质的著述”，更在其后开辟“大众习作”专栏用以帮助提高工农兵的文学创作水准，可见其为通俗化的“非虚构”写作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但与此同时，通俗化并不意味着放弃对“非虚构”写作的史诗性追求。比如“七月派”同人等便发起了“关于伟大作品产生的讨论”，可见其时抗战文艺界对“非虚构”作品所另外抱持的史诗化的期待。尔后，阿垅在长篇“非虚构”作品《南京血祭》的后记中，明确指出促使其坚持完成作品的不懈动力——“中国有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而这一创作实绩也正标志了战时“非虚构”文学的史诗性追求的初步实现。

此外，“非虚构”文学的中国化转向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原有的民族特质进行复现，更是在现代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的构建基础上对其进行重构与再造。贯穿抗战中后期的“民族形式”的诞生便是这一创造性的成果，其实质是对战时文艺“大众化”讨论的自然延伸。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对此，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指导，进行了以工农兵为主体、以传统民间文化为土壤、以民族解放斗争为目标、以建构新的民族话语为最终指向的“民族形式”实践。这一战时民族形式的创建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的主体身份相联结，就进一步聚焦并深化了有关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民族新形式。在这一过程中，解放区格外鼓励创作报告、通讯、纪实等“非虚构”的写作形式，并提倡要借鉴民间形式的质素开创新的“非虚构”书写方式。比如《解放日报》就刊登了诸如《伙伕班长宁国瑞》（罗健西）、《木匠们的劳动合作社》（方正之）、《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孔厥）等新型的“非虚构”作品。此外，《文艺突击》《文艺战线》等刊物也开辟了报告、特稿、速写等专栏，其入选作品大多开始尝试在舶来的报告体式中注入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审美习惯，从而兼容创新形成民族新形式的“非虚构”作品。如《她们在秋天的丰收里》（董速）化用“大团圆”模式，通过鞋厂女工刘翠兰忆苦思甜的今昔对比，突出“没有共产党、八路军，她们哪里会这样幸福呢”的主题，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又如华山的《窑洞阵地战》对于群众口语的直接挪用，以群众与敌人进行窑洞阵地斗争时的方言土语为小标题，突出人民战争的正义性及群众性。这些作品无不是基于深入现实生活、把握真实事件、扎根人民群众的创作道路而完成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使得农民的日常生活以从未有过的细腻方式展现于读者面前。

“非虚构”书写在战时中国的发生与兴起，不仅源于作家自身思想意识的转换，更是基于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对文学创作的形式与内容的自觉选择。在这一过程中，集体化的创作模式、组织化的传播方式以及工农兵的通讯运动等创造性文学实践不断涌现，其背后正彰显了广大群众在推动“非虚构”书写发展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在人民大众合力的引导及助推下，“非虚构”的文学形式以其鲜明的“大众化”特征全程参与并见证了抗战建国的革命历程，成为其时展现战时生活、实现战争动员以及创造民族形式的最佳载体。可以说，作为文学接受维度下的“非虚构”写作，既是战争前后“大众化”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理想在现代文学上的具体呈现，同时也以其坚实的创作实绩为百年中国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及现代化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四、战时“非虚构”书写的文学史价值

对于中国战时的“非虚构”书写这一现代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之个性的特殊文类，是否能够破除以往文学史的偏颇，重估其所具有的文学史价值？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再次回到历史现场，以大文学的跨学科视野对其进行观照，从文体的继承及创新、记忆的存真与构建、现代性话语的统一与分野、人道主义的普世与特殊等视角出发，对《中国的一日》（茅盾主编）、《南京血祭》（阿垅）、《田保霖》（丁玲）等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发现与细读。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价值重估的层面，发掘战时“非虚构”的书写行为区别于纯文学的价值所在，以及其中的典范之作在文学史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由于受到不同时期特定社会现实的影响，文学的创作与接受活动往往呈现出与之相应的改变。战时“非虚构”写作对纯文学文类的扬弃与超越，便是中国现代文学版图的一个重要收获。新文化运动初期，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文学四分法令文学中的现代性质素被充分激发，现代文学由此获得了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审美风格及艺术效果。但是，现代性内涵本身并非一成不变的产物，迅疾发展的时代往往也伴随着文学形式的自我更新。及至抗战时期的到来，面对急剧变化的战时生活现实与进一步实现文艺“大众化”的迫切需要，新闻通讯、人物传记、街头演剧、报告文学、纪实散文、书信日记、叙事歌谣等新的“非虚构”文类在短时间内成为书写潮流，以丰硕的创作实绩进一步丰富了战时中国的文学话语场。特别是“以抗战救亡的事实为题材的小形式的作品取得了最优越的几乎是独霸的地位”，《中国的一日》便是这一时期“非虚构”书写的集成之作。在文学体裁方面，这部作品选集充分展示了在超越纯文学的文体规范后，文学写作触及深广现实与多变时代的最大可能性。《中国的一日》所收录的471篇作品“几乎包含尽了所有的文学上的体式”，可见这无疑是一场多元共生、文体互渗的创新性文学实验。这一特殊的书写行为背后，隐喻的是战时中国兵戈扰攘的真实境况，其实质正如该书在《申报》征文时所指出的，希望此书将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横断面。而这一国家民族想象的现代性视角反映至文本中时，则表现为选集中各文本体裁的多元互渗，也因此进一步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表现形态。

《中国的一日》（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

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维度对战时“非虚构”书写进行考察，还需要重新构建起“非虚构”与历史的关系。中国古典文学所淬炼出的叙事传统、“质胜于文”的观念以及逐渐形成并不断延续的文学审美标准，都作为中国古典文论的精神遗产延续至新文学的论域之中，深刻影响着战时“非虚构”书写的大众化、民族化的发展进程。在《中国的一日》中，茅盾甚至庆幸作者未沾染“新文学的滥调”，可见其有意与新文学分庭抗礼而确认另一种写作传统的野心。作为一部代表其时最高水平的集体性创作，编者却并不刻意地以“现代”的写作技巧与规范为标准，而是着力深入民间寻找新的内容与形式，激发广大群众表达个人见闻及见解的热情。如此广阔的视野才使得全书的内容包罗万象，其中既有反映政治的《五月念一日的观感》（王知更），描绘日常的《我的生活素描》（杨福），叙述事件的《最后一课》（魏村），刻画工农的《插秧》（寒谷），还有军训特写、工作速写、宗教记录、人文纪实等作品。它利用碎片化的民众生活日常，借助于看似普通实则极具典型与象征意义的1936年5月21日，成功构建起了一幅处于过渡时期的现代中国社会的全景图。由此可见，在古典文学中的散文形式、叙事精神以及载道传统的基础上，“非虚构”以极富多元开放的创作实绩延展了新文学的话语空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基于现实的不断发展及变化，文学史本应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系统。因此，当时代变迁而获得新的观察视角后，需要对既有的文学史内容进行补充。具体至“非虚构”作家及作品，受限于现代文学史中既有文体的谱系分类，战时诸多“非虚构”作品的文学性常常遭遇批评者质疑，因而也难以得到入史评述的机会；且由于受到固化视角的影响，抗战初期许多表现大型战役的“非虚构”性作品也遭遇了长期的忽视。在此，重新解读阿垅、丘东平、骆宾基、华山、楼适夷、叶以群等一批过往较少受到重视的“非虚构”作家，再次对《第七连》（丘东平）、《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英雄的十月》（华山）等抗战文学的“轻骑兵”式作品进行探讨，细析《南京血祭》（阿垅）、《笔游击——中条山中》（作家战地访问团集体编著）、《红军长征记》（丁玲主编）、《战斗的素绘》（以群）等独著或者汇编形式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就会发现，其整体创作已然构成了战时中国的“史诗性”历史图景，具有阔大的时代气象与民族精神。正是基于其高度的创作实绩，“非虚构”写作也在典范性的作品中逐渐形成并获得了独立于其他文学形式的特殊美学风格。

即使跳出相对单纯的文学范畴，从更为广阔复杂的社会历史视角来说，“非虚构”也有其价值优势之所在——作为社会历史的实录。早在1936年，周立波就曾预见性地指出报告文学的历史价值：“要是报告文学真正能够成为我们一代人的真实生活图画的时候，就是将来，也还有价值。”而众多战时的“非虚构”创作最终也不负众望地达成了为历史存真的诉求。《“我有右胳膊就行”》（骆宾基）、《鲁西流民图》（萧乾）、《诺尔曼·白求恩断片》（周而复）等众多作品就迅即地起到了战时宣传动员、反映底层民众生活以及塑造英雄人物的作用。历史的逻辑发展不断证明了抗日战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而这一理性的结论背后则是作家们深切的民族情感的驱动。《南京血祭》就是这样一部直面南京大屠杀，充满了悲壮色彩的史诗性“非虚构”作品。它源于作家面对这场不义之战时难以抑制的愤慨之情，因而在写作中作者“企图把这个情感用事件贯穿起来，用战争贯穿起来，而求它的完整”。作品隐去了常规小说开端、发展与高潮的线性叙事结构，而用大量重叠的画面和迅速切换的场景，营造出整场战役中所充斥的各类情绪——其中既有陆空战场的极端压抑，有日军屠城时的惨绝人寰，有老妇人、寡妇等逃亡群众的茫然与悲苦，也有侵略者肆无忌惮的傲慢与凌辱——以及段龙飞、杨全、章复光等英勇作战、不畏牺牲的崇高战士们。在作品中，作者刻意掩藏了自己深埋于心底的极度愤怒情绪，而是选择以“非虚构”写作的客观全知的写作立场，将中国人民面对侵略时的真实情绪反映捕捉并记录下来，进而为历史存证。可见，战时“非虚构”文学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实现了它的艺术有效性及所承担的呈现历史真实的使命，映照出中华民族不容伤害的国家尊严和民族情感，从而为文学史注入了别一叙事活力。

无论是文体的自觉还是情感的发现，都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开始包含“现代性”这一重要的维度。从时间流动的维度而言，面对翻天覆地的时事变迁，现代文学在线性时间的迅速流动中开始真正获得了自我意识，而这一进程正昭示了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根本性断裂。从文学经验的维度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版图中汇聚着既往文学所未出现的复杂体验。面对不同时段政治及社会文化生态的深刻影响，“启蒙”“救亡”“大众”等新的文学命题不断涌现并相互缠绕，也融入各时段文学创作的丰富实践之中。其所产生的经验不仅为世界文学的现代性阐释提供了另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可能的路径，也因此赋予了中国现代文学以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比如丁玲创作的《田保霖》以富有生活气息的解放区农民日常展开，通过对普通农民田保霖被选为县参议员后带领村民兴办合作社、运输采卖公盐、建坊筹办油房、鼓励妇女纺织，最终成长为边区劳模过程的反映，见微知著地折射出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长为新的政治主体的时代趋势。它不仅是对一个劳模英雄的简单呈现，更是在创作过程中证明了“非虚构”这一文类如何真切地介入并直接参与到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运转机制之中。

此外，还可以通过作品所呈现的跨文体形式及传播与接受的创新方面去发掘它所携带的现代性特质。从文学的形式来看，文体间的互文性实验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分类，其背后更隐含了作家对表现风格、主题思想、创作观念等的多样化探索与创新。因而战时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创作实践即是在这一意义上彰显其现代性特质的，就像《斜交遭遇战》（阿垅）、《碉堡线上》（华山）等作品“能像新闻一样迅速地说出事实，又能以文学的表现方法，补救新闻的简单然后耐人咀嚼而不至于浅薄”叙述的缺陷”。《包身工》（夏衍）、《卖解者》（金叶）等还能够透过表面的现象直击其背后残酷的阶级对立本质，使作品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与价值，由此达到所谓的“必须‘精炼’然后耐人咀嚼而不至于浅薄”的文学期待。

综上可见，战时“非虚构”书写兼具文学性与新闻性、社会性等的多重要求，因此无疑具备了鲜明的“现代性”特质。作为贯穿百年中国文学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文艺“大众化”之所以能够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其背后恰来自于中国文化转型进程中挥之不去的现代性焦虑。因此，知识分子希望借助“非虚构”以推动实现战时文艺“大众化”的共识，使这一书写、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以强烈的自律性摆脱传统文学发展中无序与被动的局面。从文学内涵方面观之，战时“非虚构”写作以探求真实的价值取向，释放并挖掘了社会生活和人性的多元面向，进一步深化了文学的人学观念，从而彰显了现代性对于作为主体的人的关切。回顾《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丘东平）、《人性的恢复》（沈起予）等作品，其大多能够站在更阔大的视野中，通过聚焦战争状态下个体或群体内心深处的思想波动及情感起伏，揭示人性真善假丑的多种面向，从而引发对于泯灭人性的战争本身的批判与控诉。因此，战时中国的“非虚构”创作呼应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价值诉求，具有相当程度的普世性意义，其文学史价值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确证。

总之，对战时“非虚构”书写的文学史价值进行重估的过程，也是对现代文学史学构建的原则性问题的再认识。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对于“非虚构”作家作品的客观存在给予肯定并将其自然而然地纳入文学史叙事之中，可以进一步还原抗战时期丰富的文学话语场，甚至从整体性上改变过往的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格局。而当面对边界融合的学科发展现状时，应当以更加包容开放的态度、更为自觉的反思性视角进入原本丰富驳杂的历史场域之中，以发掘其中的不确定性意义，从而通过“非虚构”文类所企及的精神与思想高度，真正发掘其对中国现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创造性贡献。

五、结语

战时“非虚构”书写以其“真实性”的本质规定性，带给广大读者以前所未有的真实感、现场感及亲历感，推动民众进一步了解并及时掌握变化中的局势，从而催生“非虚构”在短时期内发展壮大并迅速走向高潮，成为表达战时中国情境的特殊民族形式。对此，战时批评家早已指出：“只要记住一句话：‘将你所知道的真实地写出来！’”可见当时文坛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非虚构”写作是以记录真实而完成严肃的文学审美为目的的，其文学史意义也恰恰是在这一层面上显示出来。

正是在严格表现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战时“非虚构”书写得以进一步与中国社会、时代、大众以及文化产生深层的联结，并在价值选择、情感倾向等方面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战时中国的生存条件举步维艰，丘东平、阿垅、华山等作家并非没有注意到生活中的种种阴霾，但强烈的民族家国情怀令他们深刻地感到，过度聚焦于黑暗不仅不利于社会不良情绪的疏导，甚至会有意地激起消极的集体反应。因此，这些作家更多地选择站在更加宏阔的主流历史视野下，从此消彼长的现实生活本质之中，捕捉处于现代转向进程的中国所不断萌发出的新生力量。《四个鸡蛋》（王西彦）、《潢川的女兵》（臧克家）等都是这一思路下所产生的优秀“非虚构”文本。

战时“非虚构”书写源于特定语境下民众对于文学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期待视野，它对真实性、启蒙性、革命性以及大众化等品格的不懈追求，又反之加速构建起了大众对于抗日战争及民族国家的新的认知，其文学史价值也正体现在这一书写方式与现实发展的密切联系，以及这一进程所携带的强烈的“现代性”特征之中。将战时“非虚构”书写置于更为宏大的百年中国社会历史的总体视域内时，虽然面对时代主题、社会形态及日常生活等的事过境迁，但它的内在精神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它于时代情绪、情感方式、审美标准、生产机制、文本形式乃至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一系列创造性实践，都为文学书写的当代创化寻求到了富有积极意义的精神土壤。作为表征一个时代的文学书写潮流与审美符号，战时“非虚构”文学是属于当下中国甚至整个世界的、历久弥新的精神文化成果。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栏，第94—106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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