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清果 | 红色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共生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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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共生传播研究

作者简介

谢清果，福建莆田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夏传播研究会会长，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华夏文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华夏传播研究、中国传播思想史研究。主要出版有《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华夏礼乐传播论》《华夏圣贤传播论》等著作30余部，主编有《经典与传播研究丛书》《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文库》《华夏传播学文丛》等6套丛书。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青年基金项目2项，省社科重点项目2项。五次荣获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摘要：做好红色文化建设与传播是当前党的思政建设的主旋律。红色文化传播需结合“新时代”大背景：在“四史三问”中明了红色文化与中华文明应该共生传播；在集爱国、爱党、爱人民于一体中，能够发挥中华文明传播时空平衡的特质，实现与红色文化传播的齐头并进；在整合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于一体的过程中，注意贴合新媒体情境，开展创意传播，把红色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并将其置于乡村振兴以及县级融媒体建设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当代实践中去。从而，红色文化传播成为当代的时尚传播，能够更好地入耳入脑入心，同时无形中也传承了中华文明的共生传播智慧。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中华文明；中国精神；共生传播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这样一个开启新征程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建设好和传播好红色文化成为当前和今后思政工作的重要历史任务。那么，对于如何做深做足红色文化传播这一课题，我们认为，红色文化传播与中华文明传承应当坚持有机协调、共生传播的理念：一方面为提升红色文化传播的历史厚度与深度夯实中华文明的底色，另一方面也为中华文明的当代传承开拓当下与红色文化共生发展之路。换言之，一方面擦亮红色文化传播的中华文明质地，另一方面发扬中华文明所积淀的“中国精神”，才能充实红色文化在新时代发展的内涵，丰富红色文化发展的崭新样态，从而在共生传播观中实现红色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协同发展。

事实上，关于这一议题，习近平同志在2021年3月22日考察武夷山朱熹园时就曾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既要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这一道路的过程中，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是关键一招。唯有如此，方能将古今贯通，在赓续中华文明中开拓前进的道路，实现“文化强国”战略。因为五千年文明是我们最丰厚的战略资源，也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所在。固本培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行稳致远。

2021年6月18日，习近平前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他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党史百年是传承和创新中华民族精神的百年，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百年，也是锻造党魂的百年，更是开启新百年征程的丰富历史资源。只有不忘来时的路，才能更好地走未来的路。

一、“四史三问”与共生传播：红色文化何以应与中华文明共生传播？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顺势开展了红色文化教育和“四史”教育，极大地弘扬了革命精神，更加坚定了全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与决心。

（一）以红色文化传承中国精神

2021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习近平高瞻远瞩地强调将革命文化（红色文化）作为重要的资源来振奋中国精神，因为革命文化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延续。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可以说，中国精神作为“兴国之魂、强国之魂”，贯通着古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洋溢着中华民族的共生传播智慧。弘扬红色文化，自然是提振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路径。从根本上讲，其也是传承与弘扬伟大的“斗争精神”的需要，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历程永远在路上。红色文化孕育和发扬的“斗争精神”在新时代体现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和敢于向一切阻碍中国发展和危害人类和平发展大业势力做最坚决斗争的意志。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越需要发扬中国精神，越需要激发中国人民的战斗力与凝聚力。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雄和烈士的褒扬工作：2014年通过立法，确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2015年印发了《关于建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保护法》正式施行；2022年《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出台。革命烈士的精神体现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家国情怀，对革命烈士的崇敬是传承中国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学习和践行英雄和烈士精神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中国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国土家园，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而捍卫家国的红色文化（革命文化）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讲，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是传承以建党精神为核心的中国精神谱系的应有之义与自然之举，也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向而行、一体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四史”教育旨在回答“三问”

当下，要实现红色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共生传播，需要通过“四史”（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的形式开展，其中就包括红色文化孕育于其中的革命史，而革命史从本质上讲就是党的行动史、实践史、奋斗史。因为党史着重强调的是中共如何领导革命运动、建立新中国的历程；新中国史需要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史，而这一历史显然又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伟大奋斗史，同时又重点涵盖了、突出了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历史；改革开放史强调了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着中流柢柱的作用，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致胜的法宝，值得珍惜和发扬；社会主义发展史则是从世界的眼光来省思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也警示自己不要重蹈东欧巨变与苏联解体的覆辙。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发展要想行稳致远就需要进一步维护好和发展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好和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根本意义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四史”教育正是要历史性地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三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而归根结底，这三个问题本质上又是个传播与传承相互促进的问题。因为阐述这个问题的过程，就是“传播”；而“传播”要达到的目的，便是“传承”。我们也可以说，传播的内容是“文化”，而传承的目标是“文明”。法国学者德布雷在《媒介学引论》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论述了传播与传承的区别与联系。他指出：“传承是被机体理想化了的个人或团体之间的传播。……如果传播是即时的、直接的、极其容易传递的话，那么，传承既不是即时的也不是客观普遍化的、无个性的……如果说存在瞬间的传播行为的话，那么传承一直是一个过程。因为传承跟繁殖有关，跟在大大小小的社会中的生物事实有关，所以传承往往从教育开始，而且从未停止。”在德布雷看来，传承与传播关系有类于智慧与知识的关系。“传承”意指自觉汲取合乎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规律的人类探索成就的精粹，并进一步发扬光大的过程，这就是文明传承规律。而“传播”则更侧重人类包括传播事业在内的一切实践活动的知识和文化积累，这就是文化传播过程。人类需要进一步在时空延续中历经检验，而将“文化”升华为“文明”。文明传承需要在文化传播中生成，而文化传播需要“文明”传承来指引方向，两者相互为用。许纪霖先生强调要区别文化自觉与文明自觉，因为文明回应的是什么是人类普遍之“好”，而文化回答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特殊偏好。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可以称为文明，中华文化之所以可以称为中华文明，是因为“中国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这就启示我们：当代传播红色文化，应当着力于传承中华文明，如此也才能让红色文化走向世界，彰显中国革命文化的普世性意义。

（三）红色文化传播与中华文明传承是个共生问题

为此，本研究的核心立意就在于探讨红色文化传播与中华文明传承的共生问题。究其实质，红色文化传播意在传承红色文化基因，而“文化基因”正是构成文明的底基。中华文明传承正需要通过包括红色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华文化的传播（核心过程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最终达成。当然，中华文明传承中的文明气质又能够观照包括红色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不同层次的传播实践，指引着文化传播的方向。这正是基于文化传播与文明传承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笔者称之为“共生传播”。这里的“共生传播”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红色文化传播与中华文明传承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其二是两者都共同传扬了中华文明的“共生传播（交往）”智慧。笔者曾撰文指出，“中国”蕴涵着特独的“共生交往（传播）观”。因为“中国”洋溢着一种独特的文明观念，那就是兼容并包、和谐共生的观念。这一观念始终追求保持自我与他者的“中”，而这个“中”包含着通畅、舒适、和谐、均势、中正、常态等的理想关系状态。“中国”始终是一种追求内外交融，中心边缘一体的沟通理念。“中国”观念体现出的独特气质是在现代中守望传统，在世界交往中秉持“共生”原则。因此，笔者认为，中华优秀文化蕴涵着“中国精神”，而中国精神洋溢着中华民族的共生传播智慧。共生交往（传播）是代表着人类发展方向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往观念，是中国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出的“中国价值”“中国方案”。既然共生交往（传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基因，那么，她就应该也能够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四）以“共生传播”智慧传承“中国精神”

“共生传播”是中华优秀文化积淀的思想精粹，是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传承创新的一把钥匙和根本指导思想。从这个意义 上讲，把握好“共生传播”理念和方法，文化传播与文明传播才能高歌猛进。对此，习近平同志曾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这段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内在联系，深刻阐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创造和发展红色文化，才能将这种特质的文化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可见中国共产党缔造的红色文化本质上契合“中国精神”，进而才会显现在各个历史时期以及各行各业之中。为此，我们可以将红色文化蕴含的红色精神，按照思想品格标准不同，演绎出“以爱国主义、不畏牺牲为核心的‘五四精神’‘雨花英烈精神’，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核心的‘延安精神’‘北大荒精神’，以彻底革命、图强自律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长征精神’，以亲民爱民、无私奉献为核心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五四精神”以科学和民主激发了中国精神，为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人才的基础；而党成立以后在不断求索中，孕育了勇于牺牲、自强不息的抗战精神；在和平建设年代，我们党又演绎出团结奉献，克己奉公的谷文昌精神、杨善洲精神等，将党性与时代性、人民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正是这些具体精神所共同阐扬的“中国精神”引领着中华文明在赓续中发展。正如杜汉生所言，“中国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忧患意识”，其内在结构是刚健进取、革故鼎新的自强精神和厚德载物、中庸尚和的中和精神交相为用的共生状态。

可见，红色精神是传承着的，是中华文明在历经近现代变革而生成发展起来的文明内核。这种文明内核能够在不同时代因应不同的形势转化成为不同的时代精神。比如，当下，红色精神就转化为生动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而抗疫精神又可扩而言之，包含着以下精神：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使命精神；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团结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奋斗精神；尊重规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命运与共、共克时艰的天下精神。这种当代的“抗疫精神”又何尝不是鲁迅所说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的脊梁”隐喻式形象地表达了“中国精神”。而只要“中国精神”不断发扬光大，中国就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挺立在世界人民的心中，赢得世界人民的理解与支持。

总之，“四史”教育是为了回答“三问”，而本质上还是要涵养“中国精神”，积淀“中国价值”，展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拓展“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开创人类永续文明的“中国方案”。进而言之，“四史”教育和“三问”追寻都共同体现、贯通着“共生传播”的观念。

二、“三爱一身”与时空平衡：红色文化何以能与中华文明共生传播？

红色文化具有“三爱一身”的特点。所谓“三爱一身”指的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集于一身，亦即此三者是统一的、贯通的。红色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挽救国家危亡，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实现民族独立而开展的伟大社会斗争运动及其积淀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因此红色文化必然包含着爱党拥军（因为党指挥枪）和爱国爱民（因为党和人民是鱼水关系，家国一体）。时空平衡问题指的是人类在传播实践中往往会出现时空偏向，即要么偏向时间，要么偏向空间。偏向时间的文明往往忽视空间的边界；而偏向空间的文明往往滋生空间扩展的冲动。人类的文明正是不断克服时空偏向，以实现时空平衡作为追求的目标。中华文明共生传播的特质正在于以时间的可久可大与空间的天下一家相互协调，努力实现着时空的平衡。

（一）红色文化在传播与传承中实践中华文明的时空平衡特质

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演进中的一种文化呈现，自然体现了追求时空平衡的特质。而这一追求，我们可以借助德布雷对传承与传播概念的区别而得以更好地阐明。德布雷说：“传承是需要改变或者转化的。传承是一个整体性的‘我们（nous）’，而不是简单地将两个或者是几个‘我（moi）’拉上有关系就行了。它是一种相互关系、具有认同感的结构，重点是‘是（être）’而不是‘有’（avoir）多个个体组成的。”言下之意，传承体现的是群体的共性，而传播更多的是个体的个性。当然，共性总是通过个性表现出来，并开辟前进的道路。虽然通过传播可以实现传承，但中间也有“关系”这个中介因素在起作用。这个中介因素，其实说到底是人，即作为传播主体的人。人要在传播中实现自我的意识、态度和行动的一系列变化过程，或者说，从传播的量变到传承的质变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和传播行动来实现。因此传播本身是一种建构“意义网络”的过程，“意义网络”的联接越强，信息的传递越快，互动的频率越高，如此意义的分享往往就越充分。当然，这个过程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受众应该有精准传播的意识。而这个过程实现的本身也是另一个过程。正是无数次这样的调适过程夯实了传承的基础。当下的红色文化传播活动，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革命文物展示、革命遗址参观、革命影视剧放映等活动，让所有的中国人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幸福生活是与革命战争年代先烈的流血牺牲分不开的，从而达到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与力量。按德布雷的理论，这种从独立的个体走向整体的“我们”的过程，即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实现中华文明认同的过程，而这正是红色文化传播的根本目的。

德布雷还指出：“传播是在空间中传递信息，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时空范围内进行。而传承指的是在时间传递信息，确切地说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传播是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它是以个体之间的心理学研究作为出发点（在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以话语行为所构成的基本经验为基础）。传承是属于历史范畴，它是以技术性能为出发点（即通过媒介载体的使用）。一方面，将这里和那里连接起来，形成网络（也就是社会）；另一方面，将以前和现在的连接起来，形成延续性（也就是说文化的延续性）。”中国具有辽阔的疆域，灿烂的地域文化，那为56个民族能够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呢？原因就在于通过教育等各类传播活动，确立起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的共同文化信仰。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使不同地域的人们以及古今的人们在连接与延续中成为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想要和谐稳定就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传播活动，让人们不断地分享共同的意义世界，才能让他们在心中确立起中国人和中华文明的认同感。由此观之，当下红色文化传播根本上也是为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此，我们才能明了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文化，才能更坚定地携手面向未来。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

法国作家、思想家、媒介学家

人类文明传播具有时空偏向，是加拿大学者伊尼斯的创见。而将（广义）传播进一步分为（狭义）传播与传承，则是德布雷的贡献。如此，时空就既有分工又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或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为，传播侧重的是物质性或实践性、技术性的层面；而传承而侧重精神性或意识性、思想性的层面。德布雷深刻忧虑传播偏向对文明的伤害，这一点与伊尼斯是相似的。德布雷的看法是：“‘传播社会’的特点就是在征服空间上具有越来越完备的现代性，而在时间掌握上却越来越衰弱（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考虑一个时代是否能够同时驯服时间和空间，或者是文化对时间和空间是否有优先选择权）。”两位学者对时空偏向问题的论述，使我们明白追求时空平衡是人类文明健康延续的关键所在。在当代媒介化社会里，传播诚然征服了空间，使世界成为“地球村”。然而，空间的压缩并没有导致时间的延长或者说更加有利于传承，反而可能增强对文明的破坏力。现代性扩张下的世界，物种在灭绝，文化在消逝，种族在消亡，气候在恶化，世界的关系在动荡，不信任在弥漫……时间性危机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在扩散着。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正在于重新地方化或者在地化。因为空间的、身体的在场是传播的重要手段，也是传承集体记忆最为有效的方式。对此，德布雷分析得好，“群体的关系相互连接往往需要一个能够想象的可以辨认的地方（比如教会、党派、家庭、企业等等），由个人来承担讲述一段历史神话或者历史故事（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家族故事），人们不承认这样的谱系传统。所以，只有通过一个想象的视为同一的地方才能使各种价值的合法性和内容的有效性同传播者的忠诚与真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中国而言，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家族的祠堂和先人的墓地处于重要地位，这也是我们逢年过节都要祭祖、走亲访友的内在原因。而相对于中华家庭文明传承来说，红色文化的传播同样也需要重回现场，例如：重回毛泽东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古田会议会址地，感受在革命遇到挫折时共产党人的艰难求索；重回长征路，在湘江边上凭吊先烈，明白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重要性；重回毛泽东发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历史现场，了解新闻宣传工作具有生命线的意义；等等。当然，当下红色文化传播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究其实质，便是将历史现场与当下的时空现场紧密结合起来，这样做本身就是传播与传承的应有之意。因为只有历史与现实、时间与空间的碰撞与交融，才能生成走向未来的力量与精神。借鉴德布雷的观点，红色文化的传承正是通过杨靖宇、黄继光等一个个英雄人物及其事迹和抗美援朝等一个个历史事件缀连而成的，从而将个体的故事转化为一个民族的故事，进而生成我们对中国精神、中国气节的共同认知。此外，就党的宣传工作而言，我们不仅需要回望革命战争时期的报刊与广播等活动，还需要重回历史文本，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产生具有历史感的新时代的崭新文本。例如，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谈道：“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这段铿锵有力的话语放在新时代的当下，其精神光芒依然闪耀。那就是宣传工作要接地气，要形象生动，要真正发动群众。尤其是宣传要有战斗风格，要宣传“斗争精神”。新时代的斗争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那就是与我党面对的五种“风险挑战”做坚决彻底的斗争。习近平同志说：“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我们的宣传不仅要告诉人们新时代的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发展格局，而且要告诉人们真实的国内外形势，要明了新时代依然需要坚定发扬包括长征精神在内的革命精神，因为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仅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的结果。理论只有掌握了群众，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切实力量。如此可见传播与传承的巨大价值。

（二）红色文化阐扬着“三爱一身”的中华文明气质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自由过程中积淀而成的精神财富。这一精神财富是依托了近代以来这一特定的时间和中国这一特定的空间交织而演绎出的民族精神。传承红色文化就必须还原到历史现场，只有返回生动的历史事件、具体的时代人物以及特定的空间场景，才能深刻地理解红色文化是中华文明在特定时空的交融。中华文明必须以恰当的方式才能得以延续，而红色文化正是中华文明在特定时空下最恰当的延续方式。2021年8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出台，该规划整合长征沿线15个省区市文物和文化资源，根据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构建总体空间框架，加强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建设，实施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教育培训工程，推进标志性项目建设，着力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呈现长征文化、弘扬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的精神家园。这一举措正是通过空间展现来推动时间层面上传承红色文化的贴切方式。

红色文化的精神实质是爱国、爱党、爱人民，且这三者从本质上又是统一的，贯通的。下文就围绕“三爱一身”来具体阐述其与中华文明传承的内在联系。

1.爱国，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从而体现在与外来侵略者，或者内部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繁荣富强根基的人民公敌作坚决斗争，是对公平和正义的维护。历史上的许多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都闪烁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光辉。习近平总书记说：“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引用了毛主席《七律·到韶山》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诗句，表达了共产党传承爱国和革命的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

2.爱人民，是中国共产党自然传承和创新中华文明“民本思想”的时代表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华传统治道的基石。其实儒家的“天下大同”（《礼记·礼运》）与道家的“大道玄同”（《道德经》第56章）精神是共通的，那就是天下万物和谐共生，而人类应该自觉地去促进和保障这种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并为此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人从本质上便是传承这种中华文明理念的那一批精英。当然，我们要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秉持的“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等种种先进理念，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理想为指引，对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结晶。或者我们可以说，正是中国民本的传统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3.爱党，本质上就是对爱祖国和爱人民的最为深沉的落实与体现。未有不爱国和不爱人民的人能够爱党。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而结成的有着高尚信仰和自觉行动的先进集体，亦即先锋队。爱国和爱人民通过爱党的方式得以体现，这就是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因为“传承就是组织”，组织成党是实现组织目标的基本方式。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能为了国家和民族，刀刃向内，进行革命与自我革命。

笔者曾在《礼乐协同：华夏文明传播的范式及其功能展演》一文中指出：“华夏文明传播是以中华文化精神为核心内容，以中国传统传播媒介或符号为载体，以吸纳社会各阶层、其他民族或地区为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为目标，在交融、合作、传承中，以期达到教化、融通，从而构建起一个共存共生的和谐社会关系的信息传播过程。”可见，中华文明传播本质上是探索人之为人的尊严之道，是和谐传播，共生交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发扬者，红色是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的颜色，代表着奉献精神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从而延续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核心。红色文化正是爱国、爱党和爱人民三位一体、高度统一的体现。

总之，“三爱”体现了中国人的情感特质，即情理合一，理性与情感交相辉映，古今交相呼应，传统与现代交相促进。中华民族是个具有“可久可大”的时间偏向的民族，又是个具有“天下一家”的空间聚拢能力的民族。如此，我们既能够克服西方文明空间偏向的丛林本性，又能发扬谋全局、谋万世的时间偏向，以时间超越空间，以空间演绎时间，从而以时空平衡的姿态走向未来。北京师范大学毛峰教授曾深情呼吁：“回归道德主义，赋予文明传播牢不可破的道德基础，即将文明对内整合、对外扩张的物质力量，提升为公正仁义之道德尺度与道德境界，从而以传播的道德精神约束文明传播对内对外的破坏力，使文明永葆和谐与持久。”这方面，孔子面对春秋礼崩乐坏时提出的道德主义方案在当今依然有可资借鉴的合理性。伊尼斯曾建议：“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必须立足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如此，要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就应当自觉地把握时空平衡，将红色文化打造成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载体。

三、“三位一体”与创意传播：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如何与中华文明共生传播？

本文“三位一体”的意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种文化形态，其实都是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长河不断延续的不同时代中呈现出的不同表述而已。就我们当下畅谈的红色文化而言，应当把它放置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方位来看待。所谓“承前”就是继续发扬以“家国情怀”“天下一家”精神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谓“启后”就是将以革命精神从事于包括改革开放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比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以及抗疫中所呈现出来的许多英雄，他们也传承发扬了革命精神，呈现了新时代长征精神。当然，从整体上讲，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中华文明传播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发展形态，而其精神实质都是“中国精神”的体现。例如，从中国色彩来说，传统文化以中国红为最热烈最喜庆的表征，体现了中国人的开朗向上的精神气质，革命文化以红色纪念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英勇与无畏，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以红色寓意传承、坚定和奔放的火红激情。如此，广义的红色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就成为中华文明传承的标识性表述。因此，笔者赞同这样的理解：“红色基因根植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生存和发展的文明史，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文化的血脉传承，是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重要价值符号，也是激励中华民族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自觉弘扬红色文化，实现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共生传播，是这三种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且归根结底也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本节着重立足当下的新媒体时代，探讨红色文化的发展之道。

（一）加强媒介开发与应用，活化各种类型的红色文化传播形态 

新时代，新媒介，新传播，新传承。这是一个“新”时代，“新”就在于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新的技术创新催生了新媒介，产生了新的传播生态，也实现了新的赋能和赋权，这便是“新”的“常态”。其核心是“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换言之，先机新局值得期待，但是同时也意味着“危机”“变局”无处不在，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系统的、辩证的眼光来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才提出要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正是“新时代”的内在要求。红色文化的传播和红色文明的锻造，需要因应这个新时代：一方面要做好保护建设、发展记述革命史实、历史人物、重大事件的革命遗迹、历史物证、纪念场馆、名人故居等器物类载体，同时挖掘“四史”素材，做到用鲜活的事例感染人，教育人；另一方面还需要“用好现代科技、创新传播载体，以鲜活体验和理性认同厚植红色文化土壤。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格局，开设云平台、云展览、云观赏的线上展台，开展线上线下联动的红色文化‘云宣讲’，运用VR、游戏和实景、歌曲、艺术展览等实现红色文化的艺术转换，设计各类红色文化纪念品和网上‘表情包’，以网格信息技术和更富时代特色的方式提升红色文化载体的传播力度、广度和深度”。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对红色文化遗址遗迹的修复与保护，形成、完善体验链，运用VR、AR、MR、5G等新技术适度造景，例如以各省革命历史纪念馆为标杆，成立红色文化体验中心，加深用户体验，创新场景化传播。鼓励运用当下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传播方式，建立健全相应机制，常态化运营抖音、快手等账户，制作、推送优质视频。如此，才能做到内容与形式、手段的统一，红色文化才能健康发展。同时，要尤其注意将红色文化与所在地区的文化，乃至同整个中华文明精神勾连起来，这样在弘扬红色文化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激活了中华文明。比如将英雄成长与其家风家训等结合起来宣传，效果就会极大增强。

（二）注意传播渠道的矩阵化，形成教育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协调

传播渠道方面要坚持和发展矩阵化、前沿化，在巩固既有如板报、宣传栏、广播等传统宣传阵地的情况下，开发传播新空间，着力推动各县级融媒体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内容建设，在新闻网设立“红色文化”专栏。要加强影视传播，扩大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可以组织全国主旋律影视导演组团巡游各地红色文化遗址遗迹，听取革命故事，促进创作优质IP（Intellectual Property），进而实现红色影视的部分取景乃至整部拍摄。还可以实施红色文化题材优质IP孵化项目，鼓励本土作家、编剧等创作红色文艺。例如，《古田军号》和“闽西红色三绝”（《绝命后卫师》《绝境铸剑》《绝密使命》）系列电视连续剧便是讲好福建红色故事、传播好福建好声音的代表性案例。同时，吸引、鼓励红色电影在红色圣地首播，也能开启带动效应。“触电”并非都要强调政治大片或商业大片，小而清新的“微电影”“微电视剧”“微短片”性价比高，亦值得提倡。可以将精心制作的红色视频，推送给国家主流媒体（央视、新华网等）和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等）播放，以期获得全国效应。上杭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之所以成为全国的示范中心之一，原因就在于能够贴合当地实际，挖掘各类文化资源，并创新传播形式，从而能够产生实效。

万物互联、万物为媒的时代，要创新非常规媒介的开发和应用。例如，高速公路和铁路的桥梁、隧道等相关路段的交通工具及其设施不失为宣传新空间，它们的命名、外观等方面都可以赋予红色视觉标识化。巨大的日均客流量带来了许多的受众，也使它们获得了大众传播的功能。

另外，学校系统的组织传播也要予以重视。在教材方面，应提升教材传播力度。要在编写地省市县的“红色文化读本”的基础上，凝练若干要点，写入省市统编课本，争取推动写入全国性课本。尤其是对于写进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应通过课堂教学加以解读深化，让学生们通过知识点加以熟记，实现入脑入心。在课程方面，要鼓励、引导开展第二课堂。应加强学校后勤保障，组织学生在所学层次阶段至少一次前往红色基地现场教学、游学调研或社会实践等。

总之，红色文化传播在当下应当积极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有机结合起来，既提升传播效能，又增强文明内涵，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中华文明的软实力、巧实力和锐实力。

（三）增强用户参与，创新场景化体验传播，提升受众的主体性

地级市党校行政级别可以分批次进行提升，并以红色文化丰富的地级市党校为示范建设点。可以率先全面提升位于革命圣地的干部学院建设，把其打造成仅次于“3+2+1”模式的全国性品牌。学院的建设，在行政级别上可以考虑适当提高；在对口管理上，可以考虑改为省市共建。此外，还要加大财力投入，加强师资建设，从而使其加强承接国家、部省级层面的培训。除了在数量上吸引更多党政军干部参训外，还要在质量上进一步整合红色文化资源，优化现场教学设计，加强学员的互动感。干部学院建设要依托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将理论与历史讲授与现实教学结合起来，与当地的社会建设结合起来，与困扰社会改革的思想问题作斗争结合起来，引导用户（培训对象）能够将自己摆进去，以现景真实感和历史的冲击力，让用户心灵得到洗礼与重塑。

为此，我们要培育本地知名人士（县长、馆长、讲解员、学者、电视台主播等）开展在线直播宣传红色文化活动。“通过内容采编、创意策划等为受众营造一种沉浸式、交互式的体验，帮助受众实现‘知—情—意—信—行’的转变。”在传播过程中，要增强互动性、平等性，把“我与他”的主客关系升级为“我与你”的主体间关系，让受众更有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当前，各地兴起红色文化品牌建设的高潮，并有意识地将红色文化品牌建设与与各地地方文化传播、乡村振兴、革命老区发展、脱贫攻坚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紧密结合，推出一揽子解决方案。例如，把学、思、践、悟“红色文化”打造成一种新的社会时尚，从而将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仰和提高普通群众的社会文明程度有机结合起来，如此便将党的建设与社会建设自然融为一体了。红色文化还可以与城市建设、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可以与家风家训、校风校训以及民风民俗结合起来，从而夯实中国社会的底色——红色，以对抗西方颜色革命。例如，将长征精神延续为新时代长征精神，即将不畏艰难、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情操化为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斗志。当下的中国面临着中西不同价值观的激烈碰撞，如何站稳脚跟，不惧风浪，说到底，就是要发挥包括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在内的一切洋溢着中华文明光辉的“中国精神”。散为满天星，聚为一团火。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精神，如同满天星，而所有星星都聚焦为“一团火”，一颗“中国心”。亦可谓之“众星拱月”，各种“精神”汇聚并彰显根本的“中国精神”。

这是一个具身传播的时代，也是个人机共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传播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红色文化传播自然也应顺势而为。这个“势”便是重新发现人自身在传播中的主体性地位。正如陈昌凤教授所说：“以人为本的传播观，是通过信息沟通与传播，唤醒人类潜能和创造性。传播知识、道德、情操、规范，培养理性思维，激发人们思考，助益人们获得信心和勇气，从而赋予人们力量和创造性。”当下，我们弘扬红色文化着力点应该是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立足这一“阿基米德”点，我们的一切传播才能收到实效，也才能守正创新，立德树人。因此，笔者认为当把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视为一体，而从根本而言，这个“一体”其实正是“中国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应把发扬“中国精神”作为传播红色文化与传承中华文明的桥梁与媒介，唯有如此，红色文化传播才能更有底气，中华文明传承才有着力点。

综上所述，红色文化传播应当自觉主动地与中华文明传承有机联系起来，要深刻意识到红色文化既是根源于中华文明的共生传播智慧，又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精神动力。在新媒体时代，应当充分利用一切传播手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培育人民共生传播的思维，引导人民在奉献国家中实现自我价值，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中彰显人的创造力。因为不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革命文化（红色文化），抑或是社会主义文化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在探索人类共生交往的思想结晶，也是谋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中国思考”。总之，共生传播正是包括红色文化基因在内的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独特方式，也是中华文明共生论迥异于西方文明冲突论的鲜明本色。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新闻传播学研究》专栏，第142—152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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