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祥，韦博予 | 公共教育与国家内部冲突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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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教育与国家内部冲突的抑制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作者简介

张兴祥，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教授，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学年会制度与政治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问题》常务副主编。2012—2013年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基金项目等20多项，在《政治学研究》《国际政治研究》《财贸经济》《统计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等学术期刊发论文表60余篇。7项成果获省、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韦博予，广西河池人，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摘要：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公共教育对抑制国家内部冲突的可能性及其影响机制，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的论题。利用83个国家1971—2012年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面板OLS和工具变量2SLS进行回归，可考察公共教育是否有助于抑制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研究发现：初等公共教育对内部冲突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使用IV-2SLS回归后结果仍稳健；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初等教育相较于中等和高等教育，更能促进社会稳定，而公共教育对社会矛盾的抑制主要体现在社会公平和民族矛盾上；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规模小、民主化程度高以及民族异质性强的国家，公共教育能更有效地抑制冲突。以上种种印证了公共教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必要的基础支撑。

关键词：公共教育；国家内部冲突；治理现代化；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一、引言

对处于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国家来说，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的基本规律和特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对建设和谐社会以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暴力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在部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持续发酵。以全球性的内部冲突作为考察对象，可以为中国处理、应对社会矛盾和探索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路径提供独特的研究视角。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过去几年来，源自中东、北非的难民潮牵动全球”，而“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战乱、冲突、地区动荡”。20世纪末，内部冲突因其影响的广泛性和产生后果的严重性而备受世界关注，世界人口有近1/4（约20亿人）常年生活在爆发冲突或存在极端暴力的国家，经历冲突的国家通常贫困率更高。进入21世纪以来，频繁的冲突仍然严重抑制了部分国家的发展，给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分析冲突的影响因素和危害性，并且探讨冲突的解决方案，已经成为近年来逐渐兴起的研究论题。

根据产生及维持的成因，内部冲突可分为两类：一是参与者对生活条件、社会权利、地位的不满；二是参与者预期从冲突中获得经济利益，且收益大于成本。Collier和Hoeffler认为，内部冲突源于两种主要成因，即贪婪（greed）和不满（grievance），并为两种成因分别建立模型。“贪婪模型”认为反叛动机源于对自然资源的掠夺（extortion）以及来自散居人口的“捐赠”。而“不满模型”将反叛动机归因于高度不平等、政治权利缺乏、民族分歧和宗教歧视等。获取经济利益是导致内部冲突的关键因素，但内部冲突也带有强烈的民族、宗教色彩，因此民族、宗教异质性也常被用于对内部冲突进行相关分析。Fearon和Laitin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未妥善处理好民族和宗教问题，那么民族和宗教异质性较高的国家通常会面临更尖锐的社会矛盾，内部冲突更不易化解。具体而言，族裔间的不平等不仅降低了招募冲突参与者的成本，也降低了弱势群体参与冲突的机会成本，从而提高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现代化教育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普及公共教育，促进教育机会公平，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减少冲突。本文主要考察公共教育对抑制国家内部冲突的可能性及其影响机制。已有研究表明，教育能够提高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存量，为其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因而有利于减少参与冲突的动机；同时，教育能够形成包容性的公民意识，从而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抑制冲突产生的可能性。此外，内部冲突往往又与低收入和严重的贫富分化紧密相关，社会两极分化相较于收入分配不均，更容易激发冲突。一些欠发达国家由于其固有的民族结构或被殖民历史，在公共教育方面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导致公共教育无法做到均等和普及。公共教育机会不均本身也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成为内部冲突的导火索，如尼泊尔的反对派利用教育分配不均来诋毁政府。一般说来，教育水平低下的人更容易产生不满情绪，行为更容易偏激，同时低收入也会激励这些人参与叛乱，通过暴力掠夺财富。已有文献总结了公共教育抑制内部冲突的两种路径。一是从教育产生的社会效益看，政府普及公共教育的举措向国民发出了一种积极的信号，即使部分家庭并非直接成为受益者，高质量的公共教育也会带来正的外部性，使这些家庭从中获益，因而将从总体上改善国民的生活条件；同时，教育的普及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平等的就业机会，从而有利于摆脱贫困，缓和社会矛盾。二是从社会融合的角度看，公共教育能够使不同群体聚集在同一环境下，从而加深各个民族、宗教群体间的相互认同。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教育层级抑制冲突的效果可能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初等和中等教育入学率均对内战产生抑制作用，但高等教育的效应不显著。Brown和Hunter认为，初等教育是衡量公共教育水平的较好指标，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教育投资是否真正普及到本国人民，教育支出可能因为官僚效率低下或腐败而无法体现其效率和公平，而采用入学率则能够避免错误的估计，并且与国际社会的期望相符。此外，对大部分欠发达国家来说，初等教育的义务性和强制性使其更容易降低国家脆弱性，而高等教育的成本回报率较低，因此不易促进社会稳定。

综上，已有研究文献以贪婪模型和不满模型为理论基础，并结合早期文献的实证研究范式，探讨不同因素对内部冲突的催化作用。但是，迄今鲜有文献讨论公共教育对抑制内部冲突的积极作用。至于内部冲突如何反过来对一国经济、社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许多文献并未通过有效方法解决实证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

鉴于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通过收集跨国面板数据以检验公共教育对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并致力于如下改进：（1）结合已有文献，建立一个引入公共教育变量的理论模型；（2）选取更加广泛、时间涵盖范围更长的国家样本；（3）综合已有实证模型的变量选取，改进部分变量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4）通过工具变量2SLS、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等进行扩展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的公共教育体系建设和国家现代化治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机制分析

本文使用的理论模型基于Collier和Hoeffler提出的“贪婪叛乱模型（model of greed-rebellion）。该模型的特点在于，考虑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不考虑冲突的持续时间，符合本文实证分析部分的要求。本文将在已有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冲突参与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并分析教育普及率对冲突产生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影响。现考虑一个给定人口的国家，该国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冲突获胜的可能性与经济收益，由此得到发起冲突的收益。根据假设，冲突获胜的可能性定义为冲突发起方的军事力量，与对方（通常为政府军）军事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假设r=βg，且0＜β＜1。我们可以将p的定义式表示成：

（1）

从冲突中得到的经济收益一般被假定为自然资源禀赋和收入的增函数，其理由在于典型的内部冲突以掠夺初级商品和强占土地、森林、矿山等作为主要经济来源，同时冲突方（相对政府方而言）可以进行军事威胁，从而得到与收入相关的经济收益。结合（1）式，冲突的期望收益可定义为：

（2）

另外，发起冲突需要付出成本。在本文建立的模型中，被设定为冲突方军事力量的单调递增函数。为便于分析，我们令该函数为线性形式，即：

（3）

其中w_r为冲突组织者为其成员支付的“工资”，若令参与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h，则w_r是关于的单调递增函数，因为提高受教育水平将使参与冲突的机会成本增加，从而增加招募成本。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认为，恐怖分子和叛乱组织更倾向于选择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过去的研究中通常假设是的线性函数，同时还推测w_r与入学率正相关，但未给出具体函数形式。为便于进一步分析，我们也假定w_r为y和h的线性函数:

（4）

冲突组织者的目标为最大化利润R_r-C_r，且发起冲突的预算约束条件为R_r-C_r≥0。为分析的效应，我们还需要对政府方的变量作出设定。与（3）（4）式类似，我们将政府方的成本设为C_g=gw_gg，且w_g=ry。政府可以从收入和自然资源中征税，参考已有的模型假设，有：

（5）

政府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投入扩充军事力量，令军费支出比例ω∈(0,1)，则：

（6）

根据（2）—（6）式，我们将发起冲突的预算约束条件R_r-C_r≥0重写为：

（7）

根据引入人力资本的经典索洛模型，我们令y=Ah^α，且0＜α＜1。将（7）式中的y用h表示并重新整理后得：

（8）

注意到（8）式不等号右边只跟h有关，我们令该部分为f(h)并对其求一阶导数，有：

（9）

三、数据来源与数据描述

（一）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内部冲突发生次数，反映一国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已有文献通常采用内部冲突是否发生的哑变量进行实证研究，这样的变量设置比较粗略，难以刻画内部冲突的频度及严重性。本文采用内部冲突发生次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能够更好地识别一国在特定年份面临的社会矛盾严重程度。核心解释变量为初等教育入学率，该变量能够反映一国教育普及的基本情况。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相比，初等教育覆盖面更广、更为基础，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稳定。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本文参考理论模型部分的变量选择，并借鉴已有研究文献，选取了人均实际GDP、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出口占GDP比重、军事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石油租金占GDP比重、人口规模、人口增长率、民主化程度、政变次数和邻国是否发生内部冲突共12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表1对计量模型的变量选取作了具体说明。

人均实际GDP和经济增长率是衡量人民生活条件和国家经济绩效的重要指标，已有的实证结论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内部冲突密切相关。失业率既反映经济运行状况，也内蕴社会矛盾。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占GDP比重用以控制各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度和开放程度。军事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反映一国军事扩张消耗财力程度，过度的军事扩张会滋生社会不满情绪，此外，军事扩张可能阻碍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石油租金占GDP比重反映一国经济绩效对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人口规模及其增长率用以控制人口及人口增长对内部冲突产生的直接作用，已有的实证研究文献普遍认为人口规模越大，冲突产生的可能性及影响越大。民主化程度和政变次数分别衡量了一国的政治发展水平和不稳定性，而长久的民主制度更不易产生冲突。邻国的冲突情况不仅能控制一国周边稳定性，同时还能体现该国所参与的周边冲突对内部冲突的正向效应。在计量回归中，人均实际GDP、人口规模均取对数，除核心解释变量外，其余控制变量缺失值已采用插值法补齐相关缺失数据。

（二）样本及数据来源说明

为研究公共教育对不同发展条件下国家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本文在考虑到面板数据回归的要求以及数据可得性的情况下，尽可能广泛地选取样本国家。然而，由于部分国家样本数据缺失严重，可能影响面板数据的回归性质，只好舍去。此外，本文使用的世界银行数据于1970年后开始统计，Polity IV数据库提供的政治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基于上述情况，本文选取并收集到83个样本国家1971—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包括33个非洲国家、20个拉丁美洲国家和30个亚洲国家。被解释变量，即内部冲突数据来源于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RIO），PRIO数据库将1946—2018年发生的所有武装冲突分为四类：国家间跨国冲突、非国家间的跨国冲突、无外国势力介入的叛乱和有外国势力介入的叛乱。本文筛选并使用后两类武装冲突构建面板数据。相较于Polity IV等数据库，PRIO能够明确一国某年发生武装冲突的次数和性质，但难以区分冲突的严重程度。

本文使用的民主化程度、政变次数和邻国冲突数据来自Polity IV数据库。目前研究均较倾向于使用该数据库提供的民主化程度数据作为控制变量。民主化程度为取值范围在[-10, 10]之间的整数，其值越大，表明民主化程度越高。此外，本文采用邻国冲突衡量一国的周边稳定性，用以控制Gleditsch提出的影响内战发生的跨国因素。Polity IV数据库提供了一国1946—2012年邻国武装冲突的严重程度数据，但考虑到不同国家邻国数目存在差异，本文构建哑变量以避免邻国数目不同造成的影响，若一国邻国发生冲突则取值为1，否则为0。由于政变数据不包含武装冲突导致的非正常政权更迭，因此可以作为已有实证模型中的政治不稳定性代理变量。初等教育入学率、失业率、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军事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石油租金占GDP比重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人均实际GDP、经济增长率、出口占GDP比重、人口规模及人口增长率数据来自Penn World Table，该数据库提供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方面的跨国面板数据，为联合国国际比较计划（UNICP）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编制的数据库。

（三）描述性统计

表2是1971—2012年83个国家的样本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样本国家一年发生内部冲突次数的均值为0.387，标准差为0.840，数据较为离散。也就是说，在样本国家中，内部冲突并非普遍事件，并且各国的内部冲突经历存在较大差异。初等教育入学率均值为0.911，不过各国的教育普及率仍存在较大差异。样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差异较大，沙特阿拉伯、阿曼等中东国家人均收入较高，而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等国家人均收入低。此外，人口规模及增长率、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占GDP比重、石油租金占GDP比重、民主化程度、政变次数均表明样本国家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值得注意的是，邻国是否发生冲突的样本均值为0.644，说明样本国家的周边冲突情况普遍较为恶劣。

四、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到83个样本国家在经济、政治、人文地理等具有较大区别，而双固定效应模型能够兼顾个体异质性以及变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本文将使用面板数据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建立的模型如下：

（10）

式（10）中，下标i代表国家，t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CONFLICT_it表示i国在t年内部冲突的发生次数，核心解释变量ENRO_it表示初等教育总入学率，∑X_i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β₀、β₁、δ^T为各变量回归系数，φ_i和γ_t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误差项。考虑到存在异方差问题，本文的所有回归均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差进行修正。此外，我们参考了Efron和Tibshirani的结论，在基准回归时采用脱靴复制法（Bootstrap）进行200次循环抽样。表3报告了总样本的OLS估计结果。据表3所列回归结果，在逐步控制经济、人口、政治和其他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负且系数值和显著性变化较小，说明模型设定是较为合理的。从表3第（6）列可以看出，初等教育入学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内部冲突事件次数将下降约0.6个百分点。人均实际GDP、经济增长率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同样抑制了内部冲突，这与Edward Miguel等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其余控制变量中，出口占GDP比重、人口规模、军事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邻国冲突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均符合预期。

当然，基准回归未考虑内部冲突可能对公共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即内生性问题，这是本文接下来的部分要处理的。

五、扩展分析

（一）内生性处理

已有实证研究表明，内部冲突严重降低了公共教育质量，同时也会对经济社会稳定运行产生冲击，从而对公共教育产生间接的影响。一些研究认为，内部冲突还可能通过提高非教育开支挤出公共教育投入。这些研究表明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双固定效应面板OLS进行估计会产生偏差。因此，本文选择工具变量二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以克服内生性问题。在工具变量选取上，本文参考了Tabellini的实证策略。Tabellin使用欧洲19世纪末的识字率作为20世纪末欧洲文化水平的工具变量，选择该工具变量的理由在于，历史识字率作为一个教育普及程度指标，反映了过去社会的文化水平以及政府对普及教育的态度，而这些特征对当前的公共教育存在影响。鉴于此，在不损失过多样本容量且尽可能选取较早年份的前提下，本文使用Barro-Lee数据库统计的1950—1990年各国15岁及25岁以上人口中接受初等教育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该指标作为一个历史数据，满足工具变量对外生性的要求。图1为1950—1990年各国15岁以上与25岁以上人口中接受初等教育的比例与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数据的散点拟合图。从图1可以看出，初等教育普及率的历史数据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具有较明显的相关性。同时，由于样本国家的义务教育普及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该工具变量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由于Barro-Lee数据库中的指标均为每5年统计一次，为了使工具变量与本文的面板数据相匹配，我们已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年度化处理。

表4列出了IV-2SLS的回归结果。在第（1）列中，我们使用1950—1990年各国15岁以上人口中接受初等教育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并且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第（2）列在第（1）列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第（3）列以第（2）列的控制变量选取为基础，使用1950—1990年各国25岁以上人口中接受初等教育的比例进行IV-2SLS估计。第（1）—（3）列的结果显示，使用IV-2SLS估计时，初等教育对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仍然显著，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由于Barro-Lee数据库的统计范围并未涵盖本文的所有样本国家，因此与基准回归相比，样本国家发生变动，难以进行系数大小的比较。然而，表4中初等教育系数值的显著提升仍可能表明内生性问题可能低估了公共教育对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已有文献表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对内部冲突都具有抑制作用。本文采用小学毕业率、中学总入学率以及高等教育入学率替换初等教育入学率进行双固定效应面板OLS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初等教育对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而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不显著。由于义务教育普及情况在本文的样本国家间存在差异，因而初等教育的普及率更能体现不同国家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切程度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时，义务教育的的强制性能够使教育投资的成果惠及本国人民，而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普及率较低，成本回报率也相对较低，因此对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较不显著。

本文还将Polity IV统计的内部冲突严重等级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Polity IV统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内部冲突事件（直接造成死亡人数大于或等于1000），并根据严重程度分为10个等级。根据Polity IV提供的分类依据，本文将国家内部冲突分为国内战争、民族冲突和独立战争，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表6第（1）列结果表明，在使用内部冲突严重等级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初等教育对其抑制作用仍显著；在区分内部冲突类别后，初等教育对国内战争的抑制作用最明显；民族冲突作为被解释变量时，解释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但系数值明显较低；而在使用独立战争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公共教育的效应不显著。表6的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公共教育对减少国内战争爆发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公共教育对改善底层人民的边缘地位具有明显作用，这种边缘化带来的对高度不平等的不满情绪是冲突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公共教育的普及对化解民族矛盾也存在一定作用。

（三）异质性分析

为考察公共教育在不同情况下是否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本文将样本国家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以人均收入和总人口标准的分样本回归以这两个变量在各国1971—2012年平均值的中位数作为分组标准；民主化程度以0为分界线进行分组；民族优势（enthic dominance）则根据Collier和Hoeffler的定义进行分类：若一国的某一民族占该国总人口比例的45%—90%，则认为该国存在民族优势。考察表7的前三组分样本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人均收入高、人口规模小、民主化程度高的国家，公共教育更能发挥抑制内部冲突的作用。同时也说明，较大的人口规模不利于教育普及。而在社会、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通常较低，政府往往难以公平而有效地分配教育资源。缺乏教育资源甚至成为一些国家内部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表7最后一组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对存在民族优势的国家而言，初等教育对内部冲突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于不存在民族优势的国家，初等教育同样具有抑制作用，但相比之下显著性较低。

此外，根据前文对已有研究的整理，本文还通过引入初等教育入学率与人均实际GDP、经济增长率和民族异质性的交乘项进行异质性分析。从表8第（1）—（3）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初等教育入学率与人均实际GDP、经济增长率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地区，公共教育抑制国家内部冲突的作用更显著，该结果与表7按人均收入分组的实证结论相吻合。因此，只有实现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公共教育才能作为一种普惠性措施，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相匹配，发挥化解社会矛盾，抑制社会群体分化的作用。而在第（3）列，初等教育入学率与民族异质性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当一个地区的民族异质性越高，初等教育抑制内部冲突的作用越强，说明公共教育在抑制内部冲突的过程中更能发挥包容不同民族群体的作用。

六、结论与启示

现代教育已成为当前中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建设现代化的教育治理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从公共教育抑制内部冲突这一视角，考察教育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探讨公共教育在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化的“贪婪叛乱模型”并引入了受教育水平，发现提高受教育水平降低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以及自然资源、收入水平等因素在该影响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通过利用83个国家1971—2012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双固定效应面板OLS回归。结果显示，初等教育对内部冲突具有较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扩展分析中，本文首先对内生性问题作出处理，通过将历史教育普及情况作为工具变量进行IV-2SLS回归，检验了面板OLS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发现面板OLS可能低估了公共教育的抑制作用；之后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初等教育相较于中等和高等教育，更能让广大民众享受到教育成果，从而促进社会公平；通过区分冲突类别，本文发现公共教育抑制国家内部冲突的较高关联性，而公共教育对缓解民族矛盾的作用可能相对较弱。异质性分析则发现，公共教育在人口规模小、收入较高的国家更能发挥作用，而在民主化程度较高和民族异质性较强的国家，公共教育的抑制效应也更显著。以上实证结果表明，公共教育政策需要结合自身国情，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民族构成等多种因素，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才能发挥弥合社会矛盾的作用。

内部冲突的爆发源于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然而，诸如地形、自然资源禀赋或人口规模等因素在短期内难以调整。相对而言，围绕公共教育等经济社会因素进行政策布局更具操作性。内部冲突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而不公平的公共教育体系是社会不平等长期存在的核心要素。教育乃“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先导性的重要作用。而公共教育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社会流动、提高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以及弥合社会矛盾等方面，成效更为显著。有鉴于此，中国在实现教育普及和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各地文化传统以及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实际，因地制宜地制定公共教育政策，实现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建设现代化教育体系还应结合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发挥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效应。作为社会公平的组成部分，教育公平是教育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体现，现代化教育体系应以实现教育机会公平为出发点，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公共教育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均为现代文明的重要命题，二者紧密相关，互为支撑。因此，围绕国家改革总目标，应进一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特别是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夯实社会公平的基石。简言之，公共教育应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强有力的推进器。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治理现代化研究》专栏，第57—70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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