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兴强，肖亮 | 茶文化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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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作者简介

杜兴强，山西芮城人，厦门大学“南强重点岗位”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会计学系主任，多项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者。研究兴趣为“文化影响与会计审计行为”和“会计思想史与会计理论”等，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会计研究》等学术期刊，出版On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Accounting Behavior等中英文著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负责人，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一等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教育部霍英东教育教学奖二等奖和福建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多次入选“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会计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商业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编委、《当代会计评论》执行主编。

肖亮，四川成都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茶具有自省、淡泊、和谐的文化属性，被赋予了人们平静、质朴与高雅的人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行为。利用省市统计年鉴中的县（区）级茶叶生产种植数据（茶叶产量和面积），可量化公司所在地的茶文化氛围。基于中国A股市场2007—2017年间19 858个公司年度观测值，研究发现：县（区）级茶叶产量与上市公司的可操纵性应计绝对值显著负相关，说明地区茶文化氛围降低了盈余管理、提高了财务报告质量。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作为一种外部监督弱化了茶文化与盈余管理之间的负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女性董事是茶文化与盈余管理之间的中介变量。

关键词：中国茶文化；盈余管理；四大审计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文化不仅可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还有助于认识人们行为规范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在社会制度框架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如文化等）会影响正式制度、治理机制以及公司行为。会计是一种社会与技术交互的产物，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必然会影响到会计规则与制度的执行效果。Wong的Top-Down理论指出，国家制度层面的各种因素中，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社会规范均对市场及公司治理产生显著影响。近年来，文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具体到中国制度背景，前期文献发现了儒家文化与方言文化等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但是，茶文化是否及如何影响公司行为，目前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基于此，本文旨在探究茶文化是否影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和财务报告质量，借以对“文化与企业行为”的研究形成补充。

中国是茶的发祥地。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儒家、佛家思想影响，形成了其特有的自省、淡泊、和谐的文化属性。在中国，茶通常被视为高雅之物，具有以茶养廉、抗奢靡之风的特性。制度可以塑造人的行为，而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种，可以塑造人的道德伦理。鉴于中国资本市场制度背景下投资者保护相对薄弱、商业道德较为不成熟，所以非正式制度可以作为替代与补充机制、约束企业的不当行为。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习俗往往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基本不变，影响深远。如茶文化提倡自省、淡泊、和谐的一面与扭曲真实会计信息的盈余管理行为就非常不相容。企业接触的茶文化氛围越浓，其传递的平静、质朴、高雅的人格属性越能发挥积极的治理效应，从而降低企业盈余管理。鉴于此，本文预测企业所在地的茶文化氛围可抑制企业盈余管理。

本文运用省、市统计年鉴和农村统计年鉴中县（区）级行政区茶叶生产种植数据，量化了上市公司所在地的茶文化氛围。基于此，本文以2007—2017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讨茶文化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所在地茶叶产量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说明地区茶文化氛围抑制了盈余管理；（2）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作为一种正式的外部监督治理机制弱化了茶文化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3）上述结果经敏感性测试及工具变量回归后依然稳健；（4）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女性董事在茶文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儒家文化对公司行为的影响，但鲜有学者关注茶文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公司行为。本文通过分析茶文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微观行为影响的研究范畴。（2）本文以茶文化为出发点，通过剖析茶文化的内涵哲学，强调茶文化氛围可以提升道德观念、约束企业的不道德行为、抑制了盈余管理，从而拓展了关于企业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3）本文发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弱化了茶文化与盈余管理的负关系，揭示了正式制度机制与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机制对公司行为影响的替代效应。（4）茶文化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补充了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行为的文献。

二、文献回顾、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文化与公司行为相关研究

在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与法律执行效率不完善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可以帮助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与公司行为。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内容之一，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企业家的精神世界。已有研究发现，文化可作为个体共同的信仰和偏好，影响制度建设和经济成果，也会影响个体行为与公司行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前期研究中，Du以地理邻近的儒家氛围度量，发现儒家思想可以加强商业道德，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但降低了董事会中的女性比例；杜兴强等发现，论资排辈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部分，降低了独立董事发表异议的概率及数量。除了儒家文化，中国也受佛、道教的影响，前期文献已经提供了宗教氛围影响代理成本、大股东资金占用、盈余管理的经验证据。

综上所述，文化对公司行为产生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中国历经千年所形成的茶文化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茶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是否影响公司行为，仍有待研究。

（二）企业盈余管理相关文献概述

现有文献关注了盈余管理动机及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如公司治理、高管特征、外部监督、政治关联等。Healy和Wahlen认为，外部监督与治理机制的非有效性，管理者道德水平参差不齐，会计报告的自由裁量权为企业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

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资本市场动机，包括公开发行证券之前对业绩表现进行粉饰，以达到市场预期；上市后管理者为有更好的股价表现，以及避免带帽或摘牌而进行盈余管理。（2）契约动机，即管理者为了增加自身薪酬与工作保障，当高管预期工作保障受到威胁、任期降低、行为会短视化，为避免违反契约规定，从而频繁进行盈余管理。（3）避免监管动机，即管理者为避免受到监管层关注而进行盈余操纵。

为避免盈余管理带来信息不对称与资源的错配，良好的公司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公司治理，企业商业道德水平同样可以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会计的确认和计量需要相应的判断，主观的选择判断会产生一定道德风险，管理者会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进行确认和估计。尽管并非所有的盈余管理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但若盈余管理是为满足管理者私人利益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也有学者指出，道德水平影响着信息披露的质量。

综上所述，提升财务报告质量，除了完善公司治理外，加强企业道德水平建设也尤为重要。文化能够塑造个体不同的道德水平，这为茶文化影响公司行为和盈余管理提供了一定文献支持。

（三）中国的茶文化概述

茶文化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茶原产于中国，始于南方巴蜀，最早可追溯至上古时期，文献早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茶而解”的记载。茶的饮用在我国历经如下阶段：先秦以前作为食物和药用；西汉作为饮料，茶和其他诸如小米熬粥而饮；三国时期，茶叶磨碎用开水泡而饮；随着烘焙技术的出现，茶“兴于唐，盛于宋”；如今，“柴米油盐酱醋茶”早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缩影。中国上千年的茶业发展史，在茶的种植、生产、消费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孕育了中国所特有的茶文化。刘勤晋认为，茶文化是以茶作为载体，表达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各种理念、信仰、情感、爱憎等思想观念。

佛教自西汉由印度传入中国，茶便与禅结下不解之缘。禅定打坐之时，可能会瞌睡，而茶可驱逐睡意，僧人可饮茶破睡，“禅茶一味”就此形成。茶之功能，决定了“禅茶文化”的形成。《神农食经》记载：“茶茗宜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对佛教弟子而言，坐定静思，外息诸缘，内心无端，专心静虑，祛除妄念杂想，最终顿悟成佛。而茶本身具有质朴、淡雅、纯和的特性，与佛理相通。为达到“了却苦难，得悟正道”，以茶参禅自然而然被佛家所接受。饮茶的过程，不只是品味茶的芳香以及清新的口感，更是通过该过程寻求一种对自然、对生活的感悟，以一种平和、淡泊的态度对待人生境遇。佛教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功不可没，茶文化的精神内涵自然受佛家思想所影响。此外，董德贤认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着茶文化。“仁义礼智信”的儒家道德标准，“中庸”的处世信条，与茶的“修身、雅志、表敬意、树礼”所传达的“俭、清、和、敬、静”相吻合。

“诗词歌赋文曲茶”，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寄情之要件，茶被赋予了高雅的特性。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两碗茶》描写了食后睡起两碗茶，看日影西南斜，感叹时光易逝，以一种无喜无忧的态度对待生活，顺应自然。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序提及：“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清，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明太祖之子朱权在《茶谱》中记载，“予法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以副内练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品茶需要内心的思想在一个宁静、平和的世界，是一个自省的过程。

总的来说，中国茶文化历经千年，受中国儒家、佛教思想的影响，倡导一种廉俭朴实、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讲求自省、淡泊、和谐的哲学内涵，其平静、质朴、高雅的特性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四）茶文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Schwartz认为，一种悠久的文化会在社会成员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上打上烙印，从而长久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决策。不同的文化氛围自然而然会塑造个体不同的道德水平。中国的茶叶生产历史悠久，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茶文化体系。虽然茶早已普及，在同一地区能够获取不同产地的各类茶叶，便利的交通更是为茶叶的流通提供了方便，但并非任何地区都能够产茶，产茶的地区茶叶种植规模与产量也不尽相同，造成了人们接触茶叶生产的机会以及体会茶文化内涵的差异。唐代诗人韦应物《喜园中茶生》一诗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馀，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实际上，正因为诗人韦应物离开长安后在茶区工作，工作之余，自己开辟荒园种植茶树，才能真正体会到茶所蕴含的特性。茶蕴含着高洁的特性，可涤尽尘世烦忧，以一种淡泊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境遇，这为接触茶叶生产的人们发生观念转变提供了初步的证据。徐尚昆指出，企业道德观念的形成与企业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盈余管理受公司治理与商业道德的共同约束，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文化中的一种，会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基于此，本文试图从茶文化本身的内涵来探求其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

首先，茶文化的形成与佛教密不可分。中国佛教历史久远，对中国哲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禅茶一味”即佛家弟子以茶修禅，不仅在饮茶中感受茶的清新雅致，而且在静思中获得对人世与佛理的认知，从苦难与妄念中解脱，以此顿悟成佛。茶是禅的载体，禅是茶文化的内涵之一。佛教强调“持五戒，修十善”，以此完善人格。Du指出，佛教重视道德，佛教氛围越强，可以缓解控股股东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在佛教的影响之下，茶文化不可避免地融合了部分佛家思想，形成了茶的自省、淡泊、平静的文化属性。茶文化的熏陶让人们心无杂念、卸下对物质欲念的过度追求，更能够清醒地看待世界。因此，能够强烈感受到茶文化的地区，浓厚的茶文化氛围会弱化人们的物质欲念与激进行为，这与盈余管理的自利动机以及短视行为不一致。

其次，茶文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茶有四德，修身、雅致、树礼、表敬，即表现为儒家的中庸之道，讲究人际关系；而廉简朴实、和诚处事即是儒家强调的和谐之法。儒家文化积极的一面可以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基于儒家文化，茶一直被视为修身养性、陶怡情操的高雅之物，为文人墨客所大加赞扬和推崇，这也赋予了茶具有乐而不乱、平静质朴、纯净和谐的本质属性。盈余管理行为是典型的不道德行为，将导致误导性的信息披露。然而，茶文化可以提升人们的价值观念与道德修养，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盈余管理的不道德行为。

最后，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涉及不同程度的认知及判断，而影响这种判断的因素包括企业道德水平与个人伦理水平。从社会学研究来看，个体行为理念和价值判断由文化塑造，并且不同的文化特征会影响个体风险偏好，最终影响经济决策。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若公司所在地茶文化氛围浓厚，企业更有可能被茶文化的内涵所影响，从而塑造更高的道德水平。茶文化包含平静、纯净、质朴、高雅的基本特性，淡化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管理者基于私利而操纵盈余。Lo指出，文化的差异性对可接受的盈余管理数量和类型产生重大影响。茶文化有其美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其所带来的价值观念转变、心灵平静、妄念淡化会影响着管理者的行为决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不道德行为发生的可能。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

 H1：限定其他条件，公司所在地的茶文化氛围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五）高质量审计的调节作用

外部审计能够发现财务报表的错误与舞弊，提升所披露会计信息的质量。影响审计结果的因素在于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与胜任能力。Francis和Yu发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质量更高。Choi等指出，大型会计事务所的审计师更可能保持独立性，其屈从于客户压力而损害审计独立性的可能更低，从而个人与客户之间不太可能建立能够损害审计师独立性的经济纽带。综上，执业能力与独立性相对更强的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对盈余管理会产生抑制作用。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分析高质量外部审计（四大审计）如何调节“茶文化与盈余管理”的关系。Williamson指出，社会制度框架体系中较高层次的非正式制度（如文化、习俗等）和相对较低层次的正式制度可能相互替代。显然，茶文化属于非正式制度层次，而外部高质量审计属于正式制度的一个维度。根据Williamson，外部高质量审计可能调节和弱化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限定其他条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弱化了茶文化氛围与盈余管理之间的负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初始样本是2007—2017年在A股的上市公司，并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观测值；（2）剔除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小于或者等于0的观测值；（3）剔除被ST、*ST的观测值；（4）剔除企业上市不到一年的观测值；（5）剔除茶文化及公司层面变量缺失的观测值。最终，本文得到2830家A股上市公司的19 858个观测值。为避免数据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产生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分位的Winsorize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如下：（1）企业财务层面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企业性质、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自Wind金融数据库；（2）茶文化数据，即上市公司所在区、县级行政区层面的茶叶产量、茶树种植面积，来源于省级统计年鉴、市级统计年鉴、省农村统计年鉴，最终通过省市二级统计局官网、中国知网、纸质统计年鉴整理；（3）事务所规模数据源自CSMAR数据库；（4）GDP的增长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计算获得；（5）坡度数据基于ASTER Global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V003数据以及市级行政区界（2019版）计算获得。

（二）模型与变量

1.假设1的检验模型

为了检验茶文化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模型（1）中，茶文化有两种度量方式：TEA_YIELD等于公司所在办公地县（区）级茶叶产量（万吨），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使用TEA_AREA（公司所在办公地县（区）级茶叶种植面积（万公顷））作为敏感性测试。TEA值越大，公司更可能接触到茶文化，所感受到的茶文化氛围越浓。|DA|是可控操纵性应计的绝对值，表示盈余管理程度。使用绝对值的原因在于，不管盈余是被上调还是下调，都会使实际盈余信息失真，从而误导投资者决策，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本文用四种不同的方法度量可控操纵性应计：基于Dechow等的修正Jones模型、Kothari等在传统Jones模型上引入业绩变量计算的|DA₁|和|DA₂|，作为主要被解释变量；使用Dechow等提出的前瞻性修正Jones模型、考虑无形资产下的修正Jones修正模型计算的|DA₃|和|DA₄|，作为敏感性测试。

模型（1）还控制了如下变量：企业的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GROWTH），公司上一年度是否亏损（LOSS），公司所有权性质（SOE），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TOPFIVE），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INDEP），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宏观经济环境，即公司所在省级行政区GDP的增长率（GDP_GR）。最后，模型控制了行业与年度的虚拟变量。模型（1）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2.假设2的检验模型

 为了检验假设2，本文构建了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调节项，企业是否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BIG4），以及茶文化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交乘项（TEA×BIG4）:

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社会文化氛围，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会受到正式制度的削弱，即外部高质量的独立审计减弱了茶文化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可以预见，若假设2得到支持，交互项TEA×BIG4的系数β3应该是显著为正。模型（2）与模型（1）有着相同的控制变量，并且本文使用Stata15进行所有数据分析及实证检验。

3.盈余管理的度量

本文以分年度分行业的OLS回归模型（3）—（6）可计算对应的可控操纵性应计|DA₁|—|DA₄|：

（1）修正Jones模型

（2）业绩匹配Jones模型

（3）前瞻性Jones模型

（4）无形资产Jones模型

模型（3）—（6）中，TA_i,t表示i公司t年经营活动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Asset_i,t-1是i公司滞后一期总资产；△REV_i,t是i公司t年与t-1年营业收入之差；△REC_i,t是i公司t年与t-1年应收账款净额之差；ROA_i,t是i公司t年的总资产收益率；PPE_i,t是i公司t年末固定资产净额；GRREV_i,t+1是i公司未来一期销售增长率；IA_i,t是i公司t年末无形资产净额。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DA₁|和|DA₂|均值分别为0.066与0.063。茶文化变量TEA_YIELD均值是0.027（万吨），但较大的方差反映了公司所在地区不同的茶文化氛围。BIG4均值是0.06，表示6%的企业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二）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

Pearson相关性分析（限于篇幅，未列表）表明，TEA_YIELD与|DA₁| （|DA₂|）显著负相关，初步支持了假设1，即茶文化氛围越浓，盈余管理程度越低。BIG4、SOE、INS与|DA|显著负相关，表明高质量审计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可降低盈余管理，国有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不强，盈余管理程度较低。LOSS与|DA|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上一年度发生亏损，盈余管理动机增强，表现出更高的可控操纵性应计。控制变量间的相关性系数都小于0.5，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假设1和假设2的实证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本文假设1和假设2的结果。为了降低异方差的影响，所有的t值经过White稳健调整。从表3的第（1）列可以看出，当被解释变量是基于修正Jones模型计算得到的|DA₁|时，TEA_YIELD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系数-0.016, t值-3.06）；从第（2）列可以看出，当被解释变量是基于引入业绩变量的修正Jones模型计算得到的|DA2|时，TEA_YIELD的系数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系数-0.016, t值-3.54）。上述结果表明，地区茶产量越高，意味着茶文化氛围越浓，企业受到所在地茶文化的影响越大，会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该结果支持了假设1。此外，控制变量方面，LEV、GROWTH、LOSS和TOPFIVE的系数显著为正，即负债程度越高、企业增长越快、上一年度亏损、股权越集中，会造成企业更高程度的盈余管理；而SIZE、SOE和BOARD的系数显著为负，降低了企业盈余管理，上述结果与之前研究结果保持一致。 

第（3）（4）列报告了假设2的检验结果。第（3）中，TEA_YIELD×BIG4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0.060, t值3.25），支持了假设2，说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作为高质量的外部独立审计，可以起到有效的外部监督，从而削弱茶文化（一种非正式制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第（4）列中，TEA_YIELD×BIG4的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0.055, t值4.01），进一步支持了假设2。同时，TEA_YIELD的系数在第（3）（4）列仍然显著为负，和假设1的结论保持一致。

（四）敏感性测试

1.基于茶树种植面积的敏感性测试

本文使用公司所在地的县（区）级行政区茶树种植面积（TEA_AREA）替代公司所在地的县（区）级行政区茶叶产量（TEA_YIELD）作为自变量的敏感性测试。表4列示了相应回归结果，从第（1）列和第（2）列可以看出，TEA_AREA的系数在1%水平上仍然显著为负，这一结果再次支持了假设1；第（3）列和第（4）列中，TEA_AREA×BIG4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削弱了茶文化对企业盈余管理的负向影响，为假设2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

2.基于其他盈余管理度量的敏感性测试

本文继续使用Dechow等提出的前瞻性修正Jones模型及由此计算的可控操纵性应计|DA₃|，以及陆建桥考虑了无形资产的修正Jones模型及据此计算的可控操纵性应计|DA₄|进行敏感性测试。表5的第（1）列和第（2）列可以看出，TEA_YIELD的系数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支持了假设1。从第（3）列和第（4）列可以看出，TEA_YIELD×BIG4的系数分别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和边际显著为正，基本支持了假设2。

（五）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来控制内生性，借以更好地识别茶文化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工具变量需要能够解释核心自变量县（区）级茶叶产量，但又不影响盈余管理。茶树多生长在温暖和半湿润的山顶之上，为此茶树所处的坡度能够很好地解释茶叶种植相关情况。基于此，地区的坡度与茶叶的产量息息相关，且由于地区的坡度是长期保持基本不变的地理特征，没有直接的文献表明地区坡度影响企业盈余管理。根据上述分析，坡度可能是一个适合的工具变量。 

基于ASTER Global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V003数据以及市级行政区界（2019版），本文计算获得了市级层面的平均坡度。地区平均坡度越大，茶叶产量越高。表6报告了使用地区坡度（SLOPE）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第一阶段中（第（1）列），SLOP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0.005, t值25.82），并且F统计量（F=16.13）超过Staiger和Stock弱工具变量检验的临界值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2）列和第（3）列结果显示，TEA_YIELD*仍然与|DA₁|和|DA₂|显著负相关，支持了假设1；第（4）列和第（5）列中，TEA_YIELD*×BIG4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支持了假设2。上述结果说明，采取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方法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主要结论保持不变。

（六）进一步分析

1.女性董事的中介效应分析 

Qian指出，茶叶产区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经济地位也相对更高。因此，地区茶文化氛围很可能潜在地影响女性地位，表现为当地的上市公司中有更多的女性担任重要职务。杜兴强等发现，女性高管会影响公司盈余管理。此外，女性高管通常被认为是更具美德（伦理）与具有风险厌恶的特点，因而女性董事很可能作为茶文化对公司盈余管理产生影响的有效渠道。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引入中介变量WBR，即公司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比例，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参考温忠麟等的方法，表7的第（1）列中，被解释变量为女性董事比例WBR，TEA_YIELD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地区茶文化氛围与女性董事比例显著正相关。第（2）列和第（4）列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DA₁|和|DA₂|，WBR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女性董事比例越高，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第（3）列和第（5）列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DA₁|和|DA₂|，TEA_YIELD和WBR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女性董事在茶文化对公司盈余管理产生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的中介程度测试表明，TEA_YIELD对|DA₁|和|DA₂|的影响分别有4.90%和2.69%是通过WBR实现的。上述结果支持了“茶文化影响女性董事比例、女性董事影响盈余管理，且女性董事在茶文化与盈余管理之间充当了中介效应的角色”。但是，中介效应仅为4.90%和2.69%，说明女性董事的中介效应角色并不从总体上挑战“茶文化抑制盈余管理”的基本结论。

2.基于CEO出生地的茶文化稳健性测试

茶的种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若CEO出生地茶叶产量越高，其越容易受到茶文化氛围的熏陶。因此，本文构建了三个与CEO出生地茶文化相关的变量：（1）CEO_TH，CEO出生县茶叶高产区（《中国茶叶年鉴》公布的146个县区）则取值为1，否则为0；（2）CEO_TA，CEO出生的县的茶叶产量大于全国县级层面平均茶叶产量则取值为1，否则为0；（3）CEO_TM，CEO出生的县的茶叶产量大于全国县级层面茶叶产量的中位数，则取值为1，否则为0。CEO_TH、CEO_TA和CEO_TM的系数总体上都保持显著为负（当因变量为|DA₂|，CEO_TA的系数为负、接近于显著），表明CEO受到较多茶文化影响会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受限于篇幅，未列示相应表格）。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A股市场2007—2017年间19 858个公司年度观测值，利用省市统计年鉴中的县（区）级茶叶生产种植数据(茶叶产量和面积)，量化公司所在地的茶文化氛围。研究茶文化氛围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所在地县（区）级行政区茶叶产量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说明茶文化氛围塑造了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从而降低盈余管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会削弱茶文化氛围与盈余管理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本文研究发现的启示如下：（1）茶文化作为饮食文化的一种，能够通过影响管理层的道德伦理行为来抑制盈余管理。茶之所以能被大众所广泛接受，不仅因为其饮用价值，更因其融入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对个体身心产生影响，塑造了个人积极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水平。本文研究表明，茶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确实会影响公司行为，从而增加了文化对企业经营决策的文献。（2）虽然现有研究已从儒家、宗教和酒文化等探讨其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但对茶文化的经济后果则关注不足。本文研究发现，茶文化能够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丰富了相关文献。（3）此外，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削弱了茶文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说明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文化维度）与正式制度（外部高质量审计）共同约束着盈余管理行为。当正式制度不健全时，非正式制度中的茶文化作为一种补充机制，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人们的道德水平，发挥了积极的治理功能。

 本文研究将宏观地区文化差异与企业微观行为相结合，可能的政策建议包括：（1）对监管方而言，除了关注正式制度在资本市场发挥的作用，也应该重视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正式制度的实施(诸如法律、规则等)依赖于具体执行该制度的人，而人受到非正式制度(如文化)的影响，这决定了正式制度的最终实施效果。文化的广泛传播直接深远地影响着会计的理论与实践，文化量化研究有助于监管方和实务界更好地认识文化的本质内涵。（2）对企业管理者而言，应该认识到文化在塑造个体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中的作用。由于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更深，如能在公司文化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更能有效加强员工道德修养与减少企业不当行为。本文的发现揭示了茶文化积极的一面，潜移默化地提高利益相关者的道德水平。（3）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种，可以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机制，融入资本市场建设中，以达到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中华文化能够历经千年洗礼而存在，说明其本身就扎根在人的思想之中，这种根深蒂固的影响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行为，对文化的理解，有助于国家在顶层设计中将传统文化因素纳入资本市场的发展建设，从而利用传统文化引导正式制度的完善。

 本文就“茶文化与公司行为”这一论题做了尝试性的研究，未来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研究。首先，本文使用茶叶产量与种植面积作为茶文化氛围的替代变量，后续研究可以尝试用茶叶消费来替换，以更全面对茶文化氛围进行度量。其次，鉴于主要解释变量是茶产量，茶的生产与种植受地理因素影响较大，将来或可以充分利用地理相关的断点进行断点回归来解决内生性，以更好地识别茶文化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公司治理研究》专栏，第85—98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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