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新娟 | 近代上海工业发展与长三角腹地乡村的经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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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工业发展与长三角腹地

乡村的经济互动

作者简介

于新娟，女，山东烟台人，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长三角区域史，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级和省部级纵向课题多项，出版《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研究（1912-1936》（上海人民出版社）、《国际贸易中传统市场因应策略研究：以20世纪前期长江三角洲棉业市场为例》（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乡经济互动研究（1912-1936）》（学林出版社）等学术专著3部，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中国经济史研究》《史林》等发表论文40余篇。

摘要：早期工业化过程中上海与长三角腹地乡村的经济互动整体上呈现出互利共生的良性发展态势，上海工业发挥了溢出、辐射和龙头作用，为腹地乡村注入了信息、技术和市场的流动性，腹地乡村则发挥了能动作用，提供了初步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料、市场和重要的人力资源。上海早期工业化虽步履维艰，但腹地乡村对工业化发展所表现出的能动作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与近代上海耦合所迸发出的强劲动力，较好地解释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和历史道路。

关键词：上海；早期工业化；长三角；城乡经济互动

近代开埠以后，上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成为多功能经济中心。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港口—腹地问题实质上是理解中国经济现代化空间进程的关键。上海城市化发展给腹地乡村带来的益处，目前学界已达成共识，但这些益处在广大的腹地乡村是否实现、实现程度、实现途径以及其中的原因尚无定论。在城乡经济关系的评估中，一些学者主张城乡之间存在一个整合的市场体系，上海与周边农村呈现良性互动关系；还有学者则强调农村的衰败导致了空前的资源集中，进而促进了上海城市的畸形繁荣。近代长三角经济空间如何划分，在城乡二元之外口岸—腹地也是其经济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学界对此研究聚焦于市场网络的运行机理，口岸为整个网络提供现代化的关键要素——技术、资金和信息，腹地则提供必要的支撑，形成近代长三角口岸城市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的现代化模式。

关于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的研究，学界的视野往往从城市展开，本项研究尽可能复原这一过程的同时，特别重视腹地乡村在早期工业化中的能动作用。以上海与腹地乡村在工业发展中的互动为切入点，关注上海早期工业化对腹地乡村的辐射，考察腹地乡村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的能动作用。基于这一逻辑辩证地看上海与腹地乡村的相互作用，据此探究工业化过程中城乡经济良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必要逻辑，为今天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借鉴和启示。

上海早期城市化发展中工业制造居于基础地位。张仲礼先生指出，近代上海“如果没有工业的发展，也就不会有金融、商业贸易的繁荣发达”。根据刘大钧先生对近代上海工业发展的统计，早期工业发展中“纺织业在上海居最重要地位”。王家范先生在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时也指出，17、18世纪长三角经济优势区位的取得，靠的就是丝、棉及其纺织品向外空间的扩展，由此在市场上赢得了发展先机。本文中上海早期工业主要围绕丝、棉纺织工业等领域展开。

一、上海早期工业发展中原料商品的市场需求，刺激腹地乡村商品性农业发展，推动全社会参与的农业改良运动的兴起

近代开埠后上海成为工业荟萃之区，“苏州河畔，黄埔江滨，无不厂房栉比，烟突如林，轧轧机声，终朝不绝”。因地近各个棉花产区和桑蚕产区，上海吸引国内外商业、工业和金融资本在此投资棉纺和缫丝工业，正如刘大钧指出，最重要的工业如棉纺、缫丝等项“多数之工厂皆集中于上海一市”。上海纱锭数1897年前占全国比重已超四分之三，此后虽然纱厂逐步向内地扩散，但直到1949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占全国二分之一以上。根据全汉昇研究，除纱锭以外，上海棉纺织厂的其他机器设备、雇佣工人、消费原料等，“在抗战前后，也约占全国二分之一左右，或多些”。上海缫丝工业自诞生以后特别是甲午战后也一路递升，1907年丝车数量为1895年的227%，1918年增至430%，1928年为570%。纺织工业的发展扩大了对棉花、蚕茧等原料的需求并带动其价格的上涨，甲午战前上海棉价每担在15两以下，战后涨至二十三四两，一战期间更是达到35—45两，一战结束后美棉价格随着物价下跌而日减，中国棉价因纱厂日增“反在30两以上”。茧价也因需求畅旺而急剧上扬，以50公斤为单位，1917年为55.2元，一年后增至76.7元，1921年进一步涨至81.9元。嘉兴县1929年、1930年“鲜茧每担达百元左右，农民育蚕，趋之若骛”。

农民种植何种作物取决于经济收益的高低，根据1914—1922年上海物价统计，棉与米的比价由1.56上升至2.18，棉价增速明显快于米价。同样，浙江省1917—1931年茧价与米价比较，一担茧可以兑换5.68—11.83石米不等，养蚕收益显然更高。再看无锡养蚕和种粮的收益比较，1913—1920年每亩养蚕收益65元，稻麦每亩合计收益15.45元，养蚕收益高出种粮三倍有余。1927—1929年两者收益皆有所增加，但是每亩养蚕收益仍比种粮高出了两倍多，这反映了江浙农民养蚕较种粮更加有利可图。

虽然学界对农民的经济行为是求利还是谋生存在争论，通过考察我们发现，随着上海纺织工业的勃兴，选择种植具有较高经济收益的棉花等经济作物，成为农民的普遍选择，这反映出其趋于求利的理性行为。华商纱厂联合会1919年派人赴江苏调查显示，“纺织业勃兴，棉之需要骤增，花价乃日昂，农人遂相率舍稻、豆而专事棉作，以图厚利”。冯紫岗1932年浙江棉业调查指出，“近年慈溪上虞之棉田大为扩充”，“其他如镇海、鄞县、杭县诸县棉田皆有增加的趋势”，余姚棉田“较之十年以前，已加增30万亩”。上海海关报告也有记载，1902—1911年“专用于棉花耕作的面积大为增加，从而使这一作物近年来的重要性愈来愈大了”，1912—1921年“上海农业方面一个突出现象是棉田逐渐代替稻田”，“棉田约占全部可耕田的60%”。对此穆藕初指出，“棉价高昂，沿海产棉区域因之不照棉谷轮种之旧制，连年栽棉以期厚获，米粮减少，亦复不少”。

同样，蚕茧价格上涨也极大刺激了农民的植桑积极性，蚕桑业本就发达的吴兴等地“不惜将稻田的泥土，随时随地移到桑地上去，使桑地易于发荣滋长”。一些蚕桑业欠发达区域也有了显著发展，奉贤县以前桑树“种植者少”，1919年“全境已有二百余亩，渐近发展”；蚕桑业不甚发达的“长兴、安吉、嘉善和平湖等县也积极扩大桑园”，“新昌县西乡利用上等粮田改种桑树就有四五千亩”，“鄞县、诸暨种桑日广，奉化、临海等县也发展蚕桑”。1915年浙江桑园面积已有158.63万亩，1923年更是达到历史上最大桑园面积265.82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47%。

上海工业发展在刺激腹地乡村原棉和桑蚕生产规模扩大的同时，由于农民技术落后保守，难以满足新兴工业对原料需求的增长和标准化的品质要求，工厂企业不遗余力地推进生产技术改进和品种改良，促使江浙两省政府深度介入植棉和蚕桑业的推进，随后区域社会共同参与的农业改良运动在20世纪初逐渐展开。如被毛泽东誉为“新兴商人派”的穆藕初，毕生致力于棉业的改进和发展，1915年在上海创办德大纱厂，为改良原棉品质乃发起“植棉改良社”，撰写“植棉浅说”，带动行业协会改进棉业，长三角原棉品质提升明显，德大纱厂出品的“宝塔”牌棉纱，被誉为“上海各纱厂之冠”，质量甚至优于英、日棉纱。穆藕初的成功缘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学校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为研究和改进优良棉种，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各级棉种试验场，进行棉种改良的研究试验，行业组织承担着上情下传和下情上达的重要责任，并在实践中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宣传动员。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东南大学、金陵大学、南通大学等皆坐落于长三角，他们在植棉改良的宣传、指导和实践上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个过程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倡导，改良实验场的设立，专业技术人员不辞辛劳的现场指导，还有广大农民和商人的积极参与实践。20世纪初农业改良运动的兴起不是偶发性的，它是外部挤压和内部强烈的发展欲望双重作用下的结果。

二、上海早期工业发展与腹地乡村手工业的经济互动呈现出冲突与共生并存的态势

上海早期纺织工业的勃兴，刺激了腹地乡村商品性农业发展，其大机器的生产方式和规范化管理，给腹地乡村手工业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纺织工业出现以前，农民纺纱织布、缫丝织绸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操作。近代工业产生后，传统手工业遭遇大机器生产高效率的冲击。根据严中平的研究，手工纺纱“每人每11小时工作日至多只能产纱半斤”，普通纺纱厂“各部工人总合平均，每人每日可出16支纱约15斤，使用大牵伸时，可达20.8斤”，纱机生产力高出手纺车30倍，使用大牵伸则达40倍以上。同时机制纺织品质地坚韧、光洁美观、尺幅宽大的高品质也对手工业生产造成强烈冲击。手纺纱粗细不匀且松散易断，手缫丝也因技术落后，在纤度、类节、强力、伸长、含水量等方面与机缫丝有明显差距，而且丝线卷绕的方式导致手缫丝在外观上像一团白色的蛛网，要适应机器丝织的要求，还需经过一个再缫过程。加以手工纺织品缺乏科学的质量标准，并有严重的掺假作伪问题，质量每况愈下。

上海早期工业化时期，棉纺与缫丝工业发展表现出集中和突出的特点，并呈持续增长态势，尤其“一战”期间空前发展。蚕茧和棉花的大规模机器加工为市场提供了数量充裕且具有价格优势的机丝和机纱，随着纱花、茧丝比价的下跌，手纺纱与手缫丝日趋势微。从一些文献记载中可明显看出，乡村手工纺纱业和缫丝业因机织品冲击而日趋衰落。

在棉产区，自棉纺工业发展以后交通较便利之处土布纺织“多改用机制粗纱”；1901年左右重要土布产区浙江硖石镇已有上海机纱销售，“土布的原料很快地由土纱改用洋纱”，到20世纪20年代土布原料“概为洋纱”，“大部分皆仰给于上海”。《皇朝经世文编》记载：“上海自设纱厂后，民间自轧自弹，反不如买机器纱之便宜”，“以机器纱为细洁，而乡间几无自轧自弹之纱”。在蚕桑区，厂丝兴起后对手缫丝的冲击也显而易见。吴兴绸厂所用原料“昔日以土丝为多，占80%”，1933年调查显示，“采用厂丝者渐多，已增至50%”，“由厂家向上海无锡丝厂直接购买”。在吴县，随着厂丝普遍用于铁机丝织业，历史悠久的吴县土丝“香山丝”因生产方法落后，到1946年产量仅剩285担。在无锡，1917年土丝生产近于绝迹，1936年江苏土丝产量仅1397吨。溧阳盛产蚕茧，农民以往多用自家蚕茧缫丝出售，上海等地“开办丝厂后，溧阳的土丝滞销”，逐渐走向衰落。缫丝业作为出口主导型工业，手缫丝在机织品冲击下出口贸易也呈萎缩态势，据上海蚕丝出口贸易统计，1895年后，土丝出口量大幅下跌，进入20世纪贸易量更是严重减少，1909年不足1895年的1/4，至1930年仅是1895年的1/20。

上海近代工业发展在对传统手纺纱与手缫丝产生强烈冲击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腹地乡村手工棉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手工棉纺织业中纺与织的发展并不齐步，根据吴承明的研究，农家所用投梭织布机的效率约为华商厂所用动力布机的1/16，而当时农家单锭手纺车效率仅为华商纱厂纺机的1/80，手纺效率低下始终是传统手工棉纺织业发展的瓶颈。棉纺工业的勃兴，有效解决了这个制约手工棉织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品质整齐、拉力强韧的机纱被广泛采用，省掉了纺捻土纱的步骤，以及拣花、轧花、弹花、搓棉条等工序，织布效率大为提高。据沪郊农民回忆，投梭机纺织洋经土纬，生产效率比土经土纬提高了20%，全用洋纱做原料的成布时间，比洋经土纬又缩短10%，1910年前后上海江桥等地手拉机织布的生产效率又提高了50%，甚至多达1倍。手织布的产量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而增加，这势必需要更多数量的机纱供给，这样机纺纱与手织布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互动互补关系。如南通手工织布业1933年消用机纱21094500斤，若皆由手纺业来提供，至少需要2344000位纺工的全年劳动，而南通人口总数仅为1358461人。对此严中平指出：“没有机制棉纱的供应，南通手织区域的发展，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上海棉纺工业与手工织布业之间的相互促进和依存，还体现在“绝大多数纱厂的建立，根本就是以手织业当作销纱对象的”。江苏通海地区生产的关东布闻名全国，上海外资纱厂与华商大纯纱厂、三泰纱厂和裕源纱厂等长期以其为销纱对象。平湖调查显示，20世纪初上海日资纱厂生产的水月牌、日光牌机纱，申新厂生产的人钟牌机纱等，皆以平湖手织布为销纱对象。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手工织布业与机器纺纱业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同样，近代缫丝工业的发展，扩大了蚕茧的商品市场，农民根据丝茧比价的变动以决定售茧还是缫丝出售。从1912—1932年厂丝与土丝的价格变动统计显示，厂丝价格始终高于土丝，21年间每百斤厂丝与土丝价格之比约为63∶37，其中1919年的比价约为61∶39，这与徐新吾提出的1919年厂丝与土丝的比价62∶38基本一致。厂丝价格高昂必然带动蚕茧价格的上涨，茧价与土丝价格之比进一步扩大，农民放弃缫丝而选择售茧更加有利可图。1896年上海海关报告记载：“自有机器丝厂，乡民售茧获利较厚故”，“未将茧子自缫，遽行售与新设之缫丝等厂”。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手缫丝衰落的根本原因，蚕茧供应量的增大，也促进了缫丝工业的发展。1915年先进电力织机的应用，对丝质原料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料须丝条匀净，丝身强韧，江浙地区有临近上海地理之便，优质厂丝的采用尤为便利，这进一步推动了江浙丝织业的发展。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之间，既有冲突对立也相互促进和依存，这是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和人口特点的独特经济现象。棉纺工业的创立和发展绝非凌空而起，它紧紧依赖于乡村织布业这一本土的优势传统，依赖于这一传统产业对机纱的市场需求。同样，缫丝工业在发展出口贸易的同时，客观上造成手工缫丝业的衰落，但又以高质量的丝质原料推动丝织工业发展。

三、上海工业发展与腹地乡村经济互动中现代产业链常见的代工与创建分厂等产业协同模式初见端倪

上海是近代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窗口，早期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生产技术的渐趋成熟，企业品牌效应的日益显现，上海工业通过技术、信息等优势以及腹地乡村的特色资源，在江浙腹地建立了代工和分工厂等产业协同模式，奠定了长三角早期工业化的基本格局。

上海早期食品工业充分利用江浙林果业发展的优势条件，在腹地乡村设立临时加工厂就地加工，再经上海总部转销国内外。以杭州塘栖镇为例，该地盛产水果，尤其超山梅久负盛名，每当梅子成熟季节，超山附近就会出现20多家腌梅作坊“为上海、苏州的大企业做‘代工’”，“每家有大缸千余只，工人四五十人”。上海冠生园、泰康公司每年采办超山盐干梅三四千担以上，以作话梅和陈皮梅原料。为减轻生产成本和保障原料品质，1934年冠生园在超山“买了数十亩山地，辟为冠生园梅林”，利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就地加工。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在塘栖也设有分厂。至此，塘栖果品加工业通过上海食品工业与腹地乡村的互动合作，发展成产销一体化的专业经营模式，由果树种植至半成品加工，再至专业的企业代工，塘栖林果业由单一的种植业演变为高复合型的林果商品生产与加工业，对上海食品工业发展和乡村经济、百姓生计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海工业与腹地丝织业的产业合作表现为多种形式的协作和经济联合，包机承揽、放料定织等合作具有一定偶然性，产业合作呈互利互惠的双赢关系，上海工业既发挥了溢出、辐射和龙头作用，也借此降低生产成本，积累资金和扩大影响。这种合作模式的代表是上海同章绸庄和美亚绸厂。

上海同章绸庄在江浙腹地建立包机承揽制度，缘于20世纪20年代末苏州大多数绸厂出现停歇或倒闭现象，唯上海同章垫款支持的振亚绸厂生产经营情况平稳。在苏州丝织工业面临困境时，上海同章又将三星绸厂失业职工组织成立“组新织物社”，通过包机业务为困境中的丝织工人解除资金和销路等后顾之忧。具体做法是：织物品种、规格花样，以及所产货物的经销，皆由上海同章负责，组新织物社则自备原料负责生产。包机承揽制的经营模式为上海同章与江浙腹地若干中小绸厂的合作提供了可操作的样本，合作规模一度达到手拉织机600多台，绸厂30多家。为保障绸匹质量和实施有效管理，上海同章在包机户集中的苏州“设立监督机构，逐日派员至各厂”；所织绸缎每匹“都要在头面上轧一个编号码的铅印，勿使漏掉一匹”；原料供应上虽然订明由各厂自行采购，但同章有时“代各厂在上海购进整箱人造丝，以免零包购买而影响成品质量”。合作的各厂成为了上海同章产业链重要的一环，这显著增强了上海同章的市场竞争能力。

包机承揽的产业协同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江浙腹地丝织业的发展。中小绸厂在销售淡季资金往往难以周转且有停产之虞，花色品种方面也缺乏创新设计，并无随市场变化及时翻新的能力。江浙绸厂在参与上海同章的包机生产后，只需致力于全年稳定的生产，无需关注织物的花色品种、产品推销、流动资金周转等问题。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合作绸厂所织产品均冠“云林”字样，“云林”是上海同章创立并享有声誉的绸匹牌子，对中小绸厂产品打开市场销路有事半功倍之效，同时也扩大了“云林”品牌的影响力。1933年湖州兴昌丝织厂因资金和市场问题，生产和销售皆陷入困境，上海同章与其建立了长期合作，“全部生产由同章指挥”，“织物规格、图案小样”由同章提供，特别是“云林”品牌的共享使其产品得以售价高昂，这对兴昌丝织厂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美亚绸厂是上海近代丝织业中的佼佼者，生产管理、机械、染炼以及产品设计都位于行业前列。1934年美亚绸厂改变了独资经营的模式，通过放料定织和设立独立分厂与江浙腹地丝织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联系。所谓放料定织，就是美亚绸厂负责原料采购并自制经纬丝线，以利于原料资金的调度和产品规格的划一，至1936年放料定织的产品已占生产总额约60%。与此同时，美亚绸厂在江浙腹地设立的分厂拥有了210台织机的生产能力。显然，放料定织和设立分厂的合作模式增强了美亚绸厂的生产力和抗风险力，在应对商业周期时具有灵活的可操作性，同时通过技术转移、销售服务和市场信息传递等，帮助腹地工厂走出困境并扩大经营，推动了江浙腹地丝织业的发展。

关于上海早期工业发展与腹地乡村的产业协作，不能不提及盛泽绸商。近代上海优越的投资环境及技术条件，成为盛泽绸业资本投资的重要场所，至20世纪30年代前期开设的绸厂已达十余家，其中物华绸厂在盛泽还设有分厂。1930年当盛泽电力供应能够满足电力织绸初具条件时，在沪投资的部分盛泽绸商纷纷返回家乡发展新式工业，除民生和大中华两家绸厂“在上海有发行所”，其余绸厂“多将织机包于上海绸庄或绸厂”，“几乎完全受上海绸业之指挥或支配”。

可以说，上海同章绸庄、美亚绸厂与江浙腹地的产业协同合作，以及盛泽绸业资本的流动，实际上是上海早期工业发展与腹地乡村经济互动在丝织业领域的具体体现。上海丝织业的技术转移、销售服务、市场信息的传递等，使江浙腹地享有国内其他区域不曾有的辐射影响，江浙历史悠久的丝织业也为上海早期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腹地资源，比如人力、原料以及市场等，这在某种程度上演绎着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丝织业一体化发展。

四、上海早期工业化发展与腹地乡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互动互补的态势　

近代开埠后，随着上海的崛起和传统商业城市苏州、杭州、湖州、扬州的逐渐衰落，长三角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关系，上海当之无愧地成为长三角的“龙头”，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当时受调查者认为“上海为最富华之区”，“工商业发达，谋事甚为易易”，“有似银钱铺地，俯拾即是之想象”。1936年各省农民离村调查也显示，上海是长三角腹地离村者的主要目标去处。毫无疑问，上海成为长三角人力资源的富集地。

（一）上海工业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农村经济的破产又致乡民纷纷涌向都市寻求生计，两者之间呈现出劳动力供与需的互动互补态势

上海早期工业发展中劳动力数量最多的产业，当属以棉纺业为主体的纺织工业。1929年上海社会局调查指出：“棉纺一业，为市内最重要之工业，工人之众，为各业之冠。”纺织工人总数占上海各业工人总数的74.1%，其中棉纺业工人数达10余万，占各业工人总数近一半。通过考察上海各纱厂历史以及工人来源，我们发现上海棉纺工人以穷困破产或半破产农民占绝大多数。

近代中国战乱、苛税、腐败和灾荒等多因素相加影响下，农民多以借债度日。调查显示，江浙皖借款度日农户分别占总农户62%、67%和63%，借粮度日农户分别占50%、48%和56%，负债者比例最高的兰溪县达到83.82%，农民终年辛苦竟不足以供给全家一年的开支，为求生存必须另寻出路。早期工业的发展扩大了上海的就业机会，江浙皖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迁往上海。根据1962年调查，上海棚户区居民大多是“自苏北等地流亡来沪的农民”，在家乡饱受剥削和战祸天灾，虽几经挣扎仍无以为生，“才不得不流入城市来希望混一口饭吃”。上海纱厂集中的杨树浦一带聚集着大量讨生活的苏北难民，夏衍笔下“充满汗臭、粪臭和湿气”的日资纱厂就以苏北籍工人为最多。根据上海某日资纱厂统计，工人来源虽遍及苏浙皖鲁豫和两湖两广等地，但以苏皖两省为主，占比高达95.8%，其中苏北籍占比达到72.4%。韩起澜在研究中也写道：“在苏北工人的最大受雇者之一的棉纺业中，被认为强壮、有力气、不怕灰尘的苏北女工被分配到活儿脏苦的车间去。”因招工的便利和价格低廉，华资纱厂中厚生纱厂、荣丰纺织印染厂等也招收来自苏北的破产农民。

近代上海工商各业发展，人口急剧增加，城市用地不断扩展，沪郊农民的耕地严重减少，人均不到二亩。失地农民如何谋取生计？对此，上海县志记载：“商市展拓所及，建筑盛，则农田少，耕夫织妇弃其本业，而趋工场，必然之势。”为探讨上海工业化对沪郊农民的影响，1934年沪太大学教授带领学生对纱厂集中的杨树浦附近50户农家进行调查：“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上海市的工厂范围已扩展至杨树浦区域，于是这些村落，距离工厂很近了，现在每日朝夕，成群的工人——其中以女工占多数，每个人的手中提着一只盛饭的竹篮，终岁不断地到工厂内工作。”调查结果表明，上海早期工业发展致农民失去土地，而紧邻村落的纺纱厂又为农民提供了谋生手段。

棉纺工业的勃兴和手纺业的日趋式微，在近代与传统的矛盾冲突中，为具有娴熟纺织技术的劳动力提供了选择的多样性。据《字林西报》报道，“大小女工，多自上海周围二三百里之远”的地方来到棉纺织厂。各县方志对此也颇多记载，川沙县“女工本事纺织，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宝山县“从前城厢妇女按户皆能机织，自布值衰落，获利渐微，遂多就厂工作”。嘉定县真如镇四乡女工，“自沪上工厂勃兴，入厂工作所得较丰，故妇女辈均乐就焉”。宜兴乡村妇女“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此亦以生活所迫使其不得不如此”，“全县由农妇变为工人者，可达六千之数”。

（二）随着大量人口涌入上海，以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庞大人际关系网络形成，这极大便利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给，上海工业发展需要寻找合适人力的成本大为降低

人口流动过程中形成的同乡关系，对于离村进城的农民来说更具信赖感和亲和性，因此棉纺厂招工尤其注重籍贯和帮口，以来自工厂投资人、合伙人和招工头家乡者为多数，这种围绕工厂管理层形成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是上海早期棉纺工业发展中劳动力来源的重要途径。比如申新纱厂创办人荣氏兄弟是无锡人，“早期技工多数是从无锡、常州一带农村招来”。上海德大纱厂创办人穆藕初是浦东人，纱厂工人中“浦东的贫苦农、渔民占较大比重”。上海厚生纱厂，来自股东薛宝润和贝润生的故乡江阴和苏州的失业游民和破产者数量众多。

对工人专业化程度有所要求的产业，如机械制造业、丝织工业等，劳动力来源中传统手工业者和具有专业知识或技能者占有相当比例，其招募方式主要围绕领班或招工主事者形成劳动力的资源网络。机械制造业中早期技术工人主要由外地籍的传统手工业者转化而来，如上海英商祥生船厂打铁领班长期由无锡籍的技工担任，木工部和翻砂部领班则青睐宁波人，领班之间大多是同宗或亲戚关系，领班在招募工人、学徒时，“大量引用与自己有关系的亲戚、同乡”。据祥生船厂木模老工人回忆，历届继任领班与木模工之间“也都有亲戚关系”，“百年来，一脉相承，没有变化”。上海丝织工业的管理是以乡土观念凝聚工人，这也注定了劳动力来源主要依托主事者的地缘关系网络。由于丝织工业的创办者大多来自长三角的传统丝织区浙东、浙西和苏南等地，因此， 工人招募区域也主要在浙东的嵊县、东阳、新昌，浙西的杭州、绍兴、湖州，苏南的苏州、常州等地。从丝织学校招收学员是上海丝织工人的第二个来源。如美亚绸厂的工人构成中，杭州工校艺徒班的学生占职工总人数“估计约在50%左右”，他们大多来自浙东嵊县，“与美亚主持工务的魏嘉会、童莘伯均属同乡”，魏、童二人也多次受单位委派赴家乡招收青年进厂学习，“这些农村青年，为求在上海得一啖饭之地，工作无不勤勤恳恳”，为美亚绸厂提供了大批优质劳动力。

可以说，上海早期工业的勃兴，扩大的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富集了大量的人力资源，这对上海早期工业化有两大重要贡献：一是工业化成为可能；二是庞大的人力资源网络培育了附加值更高的工业企业的成长土壤。而上海工业的发展也通过各种形式反哺腹地。

五、结语

在近代长三角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我们一直有两个疑问：一是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发展为什么最早在上海起步并在之后的进程中一马当先，二是乡村腹地从上海工业化的发展中得到了什么。追溯这两条线索，我们发现上海工业化发展决定性的支撑来自广阔腹地，腹地乡村提供了初步工业化所需要的核心要素：原料、市场和重要的人力资源。而上海的工业化发展为小农经济社会注入了活水：信息、技术和市场的流动性。固然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上海的收获更为人所瞩目，但当我们以宏观的视角俯瞰近代中国，长三角的腹地乡村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经济活力，这与两者间的良性互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综观世界各国的早期工业化历史，冲突往往大于协同，剥削与对立是城乡间互动的主题。上海早期工业化虽也步履维艰，但腹地乡村对工业化发展所表现出的能动作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与近代上海耦合所迸发出的强劲动力，证明了中国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史学研究》专栏，第164—172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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