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毛鹏程 | 清乾隆朝科举改革：动因、举措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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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朝科举改革：动因、举措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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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朝在调整乡会试三场考试的内容、题型，调整会试时间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清代中后期诗歌的繁荣、增加科举考试的客观性与可比性等影响深远，具有底定清中后期科举制度的意义，是明初确定科举“永制”之后最大的改革调整。该文具体分析了乾隆朝科举改革的动因、举措及影响，资料丰富，论从史出，颇有见地和价值。

作者简介

刘海峰，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1年度），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研究分会主席团主席等。已出版著作36部，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3次，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0余篇。

毛鹏程，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乾隆朝是清代进行最多科举改革的时期。为了扭转士子功利的求学考试心态与应对科场日益严峻的舞弊积习，在国力强盛与社会安定、王朝存续时段长、执政者强烈的革新意志与果敢坚毅的个性品质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以皇帝为代表的决策者对乡试中额、会试时间、乡会试题型、考试内容等进行规模不一、程度不同、较成体系的改革，使乡会试三场考试之制最终定型，一直沿用至清末，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来看，乾隆朝多数改革举措成效显著，减轻了士子考试压力，增加了考试的客观性、可比性与公平性，促进了清诗的繁荣发展；但改制亦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增加了士子学习与备考的负担，减少了考试的特色性、专业性与实用性。

关键词：清代；乾隆朝；科举改革；乡试；会试

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史上，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改革，有些改革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取代，有些改革却成为“永制”，影响到后来很长时期。清代乾隆朝进行了一系列科举改革，这些改革多被后来所遵行，一直实行到清末。以往学界重点关注清季科举改章，相对疏于对清中期以前科举改革的关注。现今关于乾隆朝科举改革的研究，只有各种科举史、考试史、教育史类论著中的零散述略，而专题研究又多集中探讨常科增考试帖诗等内容，鲜见对其他方面科举改革的深入研究。本文拟从为何改革、怎么改革、改革影响如何三方面入手，力求较为全面系统、动态立体地梳理并呈现乾隆朝科举改革的样貌，并分析其利弊得失。

一、乾隆朝科举改革的动因

乾隆朝改革科举的表层动因与士子功利的求学考试心态、严重的科场积弊高度相关。乾隆帝对科举考试之弊早有所知，在乾隆元年（1736）四月初二日殿试策问内就指出，科举“所取者明于章句，未必心解而神悟也；习于辞华，未必坐言而起行也”。朱熹曾说：“非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乾隆帝深以为然。他批评当时士风学风浇漓，“父所以诏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学，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这种以科名利禄为学的陋习深入人心，积重难返，士子汲汲皇皇，不能为己而学，因陋就简，只记诵时文百余篇，用来戈取科名之具，惟是以求举子业，士习荒疏卑靡，士品沉沦日下，士之志已背离圣贤之道。

对科举贡院中内场考官的工作，乾隆帝也不甚满意。他注意到“正、副考官容有各任己见，不能和衷，去取之间，互相争执，遂有庸格而滥充中额，佳文而反遭摈弃”。而且主司衡文亦专意头场，不重后场，这使得第二、三场的论、表、判、策等科目形同虚设，考生一般可以预拟题目，考场套作，敷衍了事。对外场搜检工作皇帝更是头疼，尤其是一再出现的“怀挟”现象，数年间乾隆帝一再下旨厉行严饬，可挟带文字入场被搜检出来的案件却再三出现，形势愈演愈烈，申饬收效甚微。

乾隆九年（1744）八月初八日，皇帝钦派时任工部尚书哈达哈、步军统领舒赫德等在内的数员亲近大臣前往监看即将开考的甲子科顺天乡试。令其意想不到的是，头场竟搜出夹带者21人，二场仍搜出夹带者21人，此间不乏如少詹事仙保之子同陵泰、原任礼部郎中穆臣之子图敏等满族官宦子弟，其中竟有人将夹带文字藏于“亵衣裈裤”中，皇帝震惊之余，大为恼火，怒斥此辈“丧心无耻，至于此极”“竟同鼠窃狗偷之辈，冥顽不灵，不可化诲”，并下旨立法严查，从重惩处，“将仙保、穆臣俱著交部严加议处，嗣后倘有犯者，将父师一并查究”。

由此及彼，皇帝认为本年怀挟如此之多，之前各科悉皆蒙混了事，将“乾隆元年以后，监试之御史，除内帘外，俱交部查出议处”，并规定外省“嗣后著照京师之例，监临官董率各官，尽心严查，务使作弊之人，不得漏网，倘仍蹈旧辙，经朕访问，或被科道纠参，或朕差人前往搜出，必将监临提调等，照今年处分从前疏防御史之例，一并从重议处”。

本次科场怀挟案是乾隆帝御临以来对科场舞弊事件开展的一次惩治力度最大的行动，不难看出皇帝对当时考风、士风与学风感到无比失望。这次案件也引发了少数官员对现行科举取士法是否还有继续存在必要的思考与争论。

就在怀挟案发生后的第六天，即乾隆九年八月十四日，因察弊有功而升迁至兵部左侍郎的舒赫德便上奏建议废除现行科举法。他指出：“科举之弊日积而日深，欲仕者以侥幸苟得为心，而廉耻节义之风微。凡可以戈获而捷取者，无弗为也。法令密于防奸，而奸每伏于所防之外。盖至于今日而弊斯极矣。”在奏折中他罗列了科举制的几项重弊：“徒尚空言无补于实用；墨卷房行转向抄袭；经义各占一经，拟题应试；表判、策问亦皆预拟成文，随题敷衍。”他认为，尽管此次严搜足以消除积习，但意欲探究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易更张，另求遴选真才之道。

舒赫德的奏议引发了中国科举史上第六次存废之争，其奏折由乾隆帝朱批交由礼部议覆，他们得旨寻议科举之法。大学士张廷玉主稿的礼部覆奏，对舒赫德的观点进行逐一辩驳，他们认同舒赫德所陈奏的关于“制义空疏无用之弊”的观点，但又强调自明以降以八股取士成为定制，即使世人皆知其弊但又难以另寻良善替代之法，由此他们认为废除科举没有必要，“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只要考官循名责实，“实心仰体，力除积习，杜绝侥幸”，“将见数年之后，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文风日甚，真才日出矣”，并建议皇帝对舒赫德所奏无需再议。当时大学士鄂尔泰掌国，亦力持议驳，认为用八股取士可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维护满清统治。

此次争论使制义得以不废，科举取士法得以保留，但科举弊窦多端，尤其是屡禁不止的科场舞弊尽显士习丑劣，考试公平不易维护，更遑论甄拔人才。清廷决策者也深刻意识到若仍对科举弊窦与滥收人才之害视而不见，不加整顿，则仕进之门可能将全面崩塌，人心士风隳坏，危及王朝统治。

但对于士习与考试流弊早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即有批评与惩治，也就是说，清初执政者已经注意到科举之弊当改却未改，可见乾隆朝改革科举应是具备独特优势。比较言之，笔者以为乾隆朝国力强盛与社会安定、王朝存续时段长、皇帝强烈的革新意志与果敢坚毅的性格特质等是其得以顺利推行科举改革的深层原因。

乾隆朝社会稳定发展，为科举改革奠定坚实基础。清代发展至乾隆朝进入“全盛之世”，这一时期国家富强，社会安定。据学者统计，“乾隆元年至二十八年，大体上每年国库存银都有三四千万两，二十九年为5000余万两，从三十年起，每年库银皆在6000万两以上，自四十七年起，每年库银都超过了7000万两，其中三十七年更多达8000余万两”。国库存银如此充盈，持续时间之长，乃空前罕有，这一经济实力也为科举改革提供了持久的物质保障。而且与顺治朝、康熙朝前期，满清刚入关不久，重点在于解决疆域与民族稳定的时代所不同的是，此时期清廷的统治地位逐渐稳固，社会从分裂走向统一，经济、文化等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主要矛盾也由先前着力打击边疆与民族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逐步转移到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文教事业建设上来。此外，雍正朝又建立起一套高度严密且稳定的税收与行政制度，极大便利了乾隆帝解决吏治、税收等国家内政的大问题，使其有余力去关注社会文教领域的问题。

乾隆朝时段长，为科举改革政策落地与反馈提供了良性环境。与雍正朝相比，乾隆帝执政时间长是其一大优势。雍正帝45岁才继承王位，在位期间夙兴夜寐、宵衣旰食，勤于政事以致积劳成疾，执政仅13年便因病去世，即使其有再多改革科制弊端的想法也不能落地为策并得到持续执行。而乾隆帝实际执掌朝政长达63年，这就给予皇帝与朝臣充分的时间提出改革科举的方案并执行之，而且对于政策落实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亦可做及时反馈与调整。当然康熙朝时段与乾隆朝大致相当，为何康熙帝未对科举进行大规模改制？因为康熙帝执政期间毋宁说改革科举弊制，更多的是利用科举制尽快笼络汉族士人，维护与巩固满清统治的正当性。同时，康熙朝部分权臣对于朝政问题拥有较大的发言权，他们中的革新派与守旧派又往往势均力敌，皇帝经常听取双方意见，其自身对于科举改制的看法亦时有矛盾，如此导致决策层关于改制的意见多有摇摆与反复，政策难以落地或持续推行，终至不了了之。

乾隆帝强烈的革新意志与果敢坚毅的个性特质，为科举改革扫清异论障碍。事实上，科举虽积弊已久，但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祖宗成制”无法轻言改弦更张，若欲行改制则须有最高权威的介入并一以贯之地支持改革才能将举措落实推进，而乾隆帝恰好符合这一改革者形象。事实上，受康熙帝与雍正帝的影响，乾隆帝御临前期，励精图治，力求解决或缓解社会积弊，表现出较强的革新意识。此外，据前述，乾隆帝对科举制度早有不满，而其执政初期表现出力排众议推行科举改制的果敢与坚韧、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强大的执行力，甚至到了乾隆后期其居功自满、刚愎自用、不容异见等，这些性格特质无一不在其推行科举改革举措中扮演着保驾护航的角色。笔者所见多数改革举措皆由乾隆帝主导——或由其亲自提出改革主张或由其担当政策落地的主要推手，获得绝大部分朝臣的拥护，即便偶有非议之声，也基本被皇帝直接驳回。如此，在内外力共同作用下，科举制度才能在乾隆朝迎来大幅调整与改革的阶段。

二、乾隆朝科举改革的措施

从甲子科顺天科场怀挟案及科举存废之争后，清廷便开始对科举制度进行重大的改革与调整。清光绪十三年（1887）版的《钦定科场条例》中，乾隆年间的案例和相关篇幅也特别多，我们统计了其中“例案”“驳案”“附载旧例”的条数（见表1），发现乾隆朝的“例案”“附载旧例”与总案数分别达837条、232条和1106条，分别占各类总数的比例为28.57%、23.48%和26.13%，皆位居清代九个王朝首位，可见乾隆朝对科举改革的重视程度。

因乾隆朝科举改革举措纷繁复杂，其中一些举措或流于形式不甚重要，或暂行单（数）科并未长久，或过于细碎不成体系，或涉及面小无关大体，故本文仅以文科举乡会试为例，拟选取其中对当时士林影响重大且延续后世的改革举措，即从改革科举乡试中额、会试时间、乡会试题型、考试内容等四个方面进行详述。

（一）酌减科举乡试中额

顺天乡试怀挟案及科举存废之争的发生，为清廷改革科举旧制提供了正当的理由，而酌减乡试中额成为其中最早、最直接，且针对性强、影响甚广的一项改革举措，可视为乾隆朝改革科举制度的开端。

1.裁减录送乡试额数。裁减录送乡试额数是清廷决策层为防止学政选送过宽过滥等问题采取的措施。乾隆九年八月十一日，舒赫德上奏提出酌减录送乡试额数的最初构想称：“科场额中举人一名，向止录取科举三十名，嗣后，增至六十名。近来部议增至百名，本为江浙人文较盛，故宽以收之。至中边小省，固有不同，不得滥取以足额，请照百名之数，递加裁减。”当天乾隆帝便下旨大学士、九卿就舒赫德所奏议覆。他们寻议后，将各省录送比例确定下来（见表2），得皇帝旨意而正式施行。

乾隆九年减额后迎来的首科乡试，即乾隆十二年（1747）丁卯科乡试，多数省份录送乡试额数确有下降。由表3可见，除江西省实录送人数超过应录送人数，其余省份实录送人数皆低于或几近于应录送人数，可见减额政策实施的效果显著。之后在乾隆帝的严格管控下，乡试录送人数与应录送人数基本相符，即便嘉道及之后清廷因放松管控等因素，又再次陷入实际录送人数大幅超过应录送额数的困境，但官方修订的《科场条例》仍皆依据乾隆朝定例。

2.缩减乡试解额。裁减录送乡试额数只是为进一步缩减乡试解额做铺垫，否则依旧无法解决因清前期朝廷开放的解额过多导致乾隆朝举人授官日难的问题，也无法达到顺天科场案后乾隆帝对士子的惩戒警告与敦崇实学的目的。就在裁减录送乡试额数的五天后，即乾隆九年八月十六日，乾隆帝又下旨大学士、九卿寻议缩减乡试定额一事，他们议后给出“直省中额除零数不计外，于十分中酌减一分，从乾隆十二年丁卯科开始实行”的提案，得到皇帝恩准并加以推行。据笔者统计，乾隆六年（1741）辛酉科16省乡试总计录取举人1369名，乾隆九年减额后，乾隆十二年丁卯科各省乡试总计录取举人1244名，共缩减125人，下降9.13%。乾隆九年确定的各省乡试解额施行至咸丰二年（1852），共行用105年50科乡试，足见该制的有效性与稳定性。

（二）调整会试时间

调整会试时间是清廷决策者对科举制进行改革的另一重要举措。乾隆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乾隆皇帝亲临重修后的翰林院，赐宴群臣。其飨食乘兴，随幸顺天贡院，颁赐御书额并且提御制诗《幸翰林院赐大学士及翰林等宴因便阅贡院乃知云路鹏程诚不易也得诗四首》，其中有“百年士气经培养，寸晷檐风实苦辛。自古曾闻观国彦，从今不薄读书人”句。次年正月初四日，乾隆帝发布上谕，说自己去岁视察贡院时，“遍观堂所，周览号舍，矮屋风檐，备极艰辛，深可轸念”。为了“慎重科名，厚待良士”，决定将会试展期，“今岁会试，已展期三月，以待春温，嗣后即以为例”。

不过此前就有朝臣提出将会试改期为三月的动议。乾隆九年十月初六日，时任云南道监察御史范咸在上折提道：“定例二月会试，天气不免寒冷，虽遇闰月之年奉有世宗宪皇帝恩准改期之谕旨，而不遇闰月，当仲春时候，士子皆须解开衣襟，恐借口寒冷致生观望，可否将会试改期三月，著为定例之处，恭候钦定。”

乾隆帝阅后将此道奏折下大学士等议奏。乾隆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大学士鄂尔泰等议覆后，并未回复会试改期一事。但范咸将先前会试遇闰月偶行改期之例予以制度性规定的看法，或许影响了乾隆帝随幸贡院及拟旨展期的判断，而在乾隆帝亲临贡院考察、证实了贡院号舍的真实境况后，激起其恻隐之心，最终决定将会试展期举行纳入定例。只是距离科场案仅过去四月有余，乾隆帝便做此决定是否夹杂着对严搜严惩行为的补偿之意？但无论如何将会试展期，取得了良好风评，诚如赵翼所言：“远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无呵冻之苦，衣单无怀挟之弊，最为善政。”

（三）调整乡会试题型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清廷对乡试与会试三场考试题型及其场次进行了几次重大调整改革（见表4）。

1.去论、表、判，增试帖诗。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乾隆帝下谕更定乡会试三场题型，“嗣后，乡试第一场止试以书文三篇，第二场经文四篇，第三场策五道，其论、表、判概行删省。至会试……第二场经文之外，加试表文一道，即以明春会试为始，乡试以己卯科为始。著为例。”如此《五经》题由首场调至二场，判题被剔除，乡试删去表题，会试表题仍予以保留。

不过之后乾隆帝又指出表文稍长，难在有限时间作好，若字面偶有错落的地方，总需贴例，太费时间检查，而且表题常出谢贺时事，举子容易揣摩夙构，便宜那些凭倩代、强记以图侥幸入仕者，究非敦本崇实、抡拔真才之道，因此次年（1757）正月二十八日上谕：“嗣后，会试第二场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韵唐律一首”，从当年会试开始正式施行。考虑到“边方北省，声律未谐，骤押官韵，恐不能合有司程式”，紧接着乾隆帝又下了道谕旨给主考及分校各官，“今科各就省分，酌量节取，不必绳以一律。至下科会试时，则三年之功，自宜研熟，不妨严其去取矣”。同年四月二十一日，礼部议准御史袁芳松疏请，乡试自乾隆己卯科为始，参照会试规制，于第二场经文之外，试以五言八韵唐律一首，乾隆帝从之。此后乡会试增试五言八韵诗成定例，很快各省拔岁贡并优生到部朝考、生员岁科两试、童生试等考试皆增试试帖诗，乡会试中消失了四百多年的律诗重新回归举子视野，而盘踞科场四百年之久的诏、诰、表、判等考试文体被废止。

2.论题的复与删。根据乾隆二十一年谕旨，论亦在删除之列，不过此条谕令还未及铺开便遭到朝臣的反对而搁置。对于功令废论一事，山西道监察御史吴龙见首表担忧，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四月二十四日，他上《奏为请酌增乡会试性理作论以课实学事》一折，指出：“今按新例停出论题，臣恐浅学士子场屋揣摩，妄谓试目所不及不复留心肄业，一味剽窃为文……迟之数科日疏日远，叩以精义必致茫然，此亦士习淳浇之所系也。”也就是说，若科场不试论则士子对《性理》等诸书便荒疏不习，反而增加了士子剽窃作弊的可能性。他认为去性理论对于潜心实学者而言，“尚知性理与经书相表里，传习有素不敢怠废”，而对于新进浅学者来说，多数仅为“苟且幸取科名之计”。

在吴龙见看来《性理》书至关重要，他说：“窃惟宋儒《性理》与六经、《四书》相羽翼，前明《大全》一书，择焉不精，蒙我圣祖仁皇帝御纂精义，颁行天下。历科乡会试第二场试以论一篇，或《孝经》或《性理》，而性理论居多，以觇士子平日讲求之所得，即《四书》文之根柢也……性理论题向出《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诸编，内有朱注及诸儒解释；其或文义赜奥，诸儒无说者，钦定精义，特加案语，大启关键，诏示后学……臣伏思宋儒《性理》广大精微，原非一篇所能包括，但国家设科取士，乡会命题使之朝夕讲贯，念释在兹，庶几有所通晓，发明圣贤意蕴，实学不致荒芜。”

以《性理》书命制论题，可考察士子对宋代理学家经典论著义理精蕴的诠释，更何况康熙帝曾御纂《性理精义》以示后学，因此吴龙见强调论题非但不能删，反而该拔至更靠前的场次，以提高其取士地位，引导士子加强研习理学精义，同时他还指出试论对维护考试公平实有助益，其言：“嗣后乡会试第一场出《四书》文三题之后，仍出性理论一道，以觇实学……夫以第一场旧例七篇，今于《四书》文三篇外，令作论一篇，以一论抵四经义，不患日力之不足，且巧拙迟速，人各不同，增论一篇，亦可杜巧而速成者，或以其余力滋代倩传递诸弊，似于责实之中，兼寓防弊之道。”此折似乎点醒了乾隆帝，即试论兼具治术与防弊求实之用，他当即表示恩准吴氏之议，“所奏是，著照所请行”。

增试性理论也得到一些朝臣的肯定，但皆属附和吴氏之见，如时任贵州学政的李敏行认为“头场增试性理论一篇，科场尊奉为例，则头场之文题、论题无少异同，各经已无从预知”，同样指出增试论题于防止考试作弊的价值。乾隆二十四年（1759）己卯科湖北乡试首道策问评价道：“首场试士用《性理论》一篇，诚欲以濂洛关闽之微言启迪士子，甚盛意也。”同科广东乡试第二道策问指出：“乡会试制艺后，即用性理论，所以示人研究心性者，明且至矣。”由此，论题不仅未废，反而替代原来《五经》题的位置，被提至首场《四书》题后考试。

不过，试论在首场的地位很快因其易藏关节之弊影响考试公平而受到冲击。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十六日，左副都御史觉罗巴彦学奏称：“头场性理论一篇，浮廓宽泛之语，皆可随手写入，是以不肖之徒，借以施其巧技。”为此他举证：“如己丑科朝考第一名，严本论内首二句，‘人心本浑然也，而要必严辨于动静之殊’中嵌‘严本’二字，以下数名皆有疑窦。一经圣主指出，如见肺腑，以此类推，士子巧弋功名，关节之弊，难保必无。”因此，他恳请乾隆帝将乡会试头场论移至二场经题后，将二场排律诗移置头场制艺后。乾隆帝阅后觉此奏针砭时弊，认为“诗题系朕所命，且律句谨严，难以揣摩”，当天便著旨依议行。如此，因易藏关节之弊，论题再次被降至二场。乾隆五十二年（1787），大学士、九卿等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奏“酌议乡会试科场条例事宜”中，首条就提出五经论试毕，即行删除论题，得乾隆帝谕旨遵行。乾隆五十八年（1793）便将论题裁去，此后虽然也有恢复试论的提议，但都被皇帝否决，乡会试不再试论一直持续到清季革新科制前。

（四）调整考试内容

调整考试内容是清廷决策者对科举内部进行的另一项重点改革举措。乾隆五十二年，大学士、九卿等奏议重点是改革五经的考试内容，删除论题只是配合五经改革的需要。他们建议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戊申科开始，“先将《五经》轮流分试，然后各出一题成五艺”，得乾隆帝应允推行，如此乡会试二场由原来专试一经易为五经并试。

之所以如此调整，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士子从小读书，原应《五经》全读，但由于专经取中政策，士子多半只在篇幅较短的《诗经》《易经》等经中揣摩诵习并以之报考，对于他经往往不能旁通博涉，导致《春秋》《礼记》成为士子较少涉猎的“孤经”，此非国家崇尚经术之道；其二，考官按各经配额取中，可能致使一经佳卷多者因限于定额而被摈弃，而一经佳卷少者反而被侥幸拔擢，于定例不协；其三，分经阅卷可能使侥幸之徒尽人请托，夤缘关节，而五经并试后，各经不分载卷面，考官通场阅卷，“各房官亦断不能翻阅全场，将关节之卷，检出呈荐，在主考凭文录取，无庸查照经额，拘泥迁就，于防闲关节、甄录佳卷，均有禆益”。至于为何以轮试作为并试的过渡，则是充分考虑到边方小省的实际情况，这些地方的士子“全读五经者较少，猝难通习，或致二场不谙题解，背谬经旨，难于取中”。

乾隆帝对此条建议深表赞许，“所议俱属详悉周妥”，认为“今改用《五经》，既可令士子潜心经学，又可以杜绝场内关节弊端。而衡文取中，复不至限于经额，致佳卷被遗”。不过，他并不赞成以《易经》作为首经轮试的建议，因为在其看来，“《周易》理蕴深奥，猝难通晓，并恐边省未必人人诵习。明岁乡闱为期较近，若遽以《易经》命题，其向非专经者，或致不谙经旨，难于取中”。同样是考虑到立即用《易经》考试于边省士子修习难度过大，故其提出解决之法，“因思士子以《诗经》为本经者多，所有明岁戊申乡试，著先以《诗经》出题，次年会试著用《书经》，俟下次乡试再用《易经》。以后按照乡、会科分，轮用《礼记》《春秋》，庶士子得以渐次兼通，讲求精熟，不致临时草率应试”。由此戊申年至壬子年五科乡会试经书的轮试次序依据乾隆帝之见顺利推行。乾隆五十八年五经轮试已周，清廷将乡会试改以五经并试，著各省一体遵照办理，永著为令。

三、乾隆朝科举改革的影响

乾隆朝是明清两代对科举制度改革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决策者对科举制进行规模不一、程度不同、较成体系的调整与改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总体来看，多数改革举措取得良好的效果，受到时人好评，并逐步推广定型，为清代中后期科举考试制度奠定基本格局，但改制亦有许多不足之处，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一）积极意义

1.会试展期举行，关怀与优恤士子，体现以考生为本。由于北京的农历二月还相当冷，考生在贡院入场宽衣搜检时特别寒冷，每场在号舍里面坐卧起居又要两天两夜，三场合计要六天六夜，而号舍没有门，参加会试的举人，尤其是南方到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更是怕冷，因此将会试时间推迟一个月，对考生来说会好得多，体现出以考生为本的用意。乾隆朝将会试由二月延后至三月举行，并将其纳入定例，“对包括科举试期在内的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此后直到1905年科举制废止，会试基本固定在三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

2.压缩考题数量，优化考试场次，减轻考试压力。在乾隆朝改制前，专经考生三场下来需作19篇文章，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普通举子构思与书写近20篇保质保量的文章，压力相当大。而且试题过多，考试时间又紧，士子难免出现“检点偶疏，辄干指摘”的问题，来日一旦其试卷在磨勘中获咎，便会以此为借口反驳滋事，扰乱科场秩序。为此，清廷对原本设置过繁的科目进行删减与优化，将考题数量统一缩减至14道，降幅达26.32%。同时，清廷对考试场次进行调整与优化，使各场考题数量趋于均衡。如将《五经》文从首场移置二场，使士子原来专重《四书》文而对经文潦草完篇的情况有所改观，“专经之士得抒夙学，而浅陋者亦知所奋励”，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士子的考试压力，有助于提高选才质量。

3.五经并试增加了可比性，防止剿习之弊，使考试更为公平。在乾隆朝改制前，举子各选一经参加考试，《五经》文皆就各人选考的本经按额取中，也就是说学习同一经书的士子间存在竞争录取名额的关系，但是学习不同经书的士子间并不存在可比性。此外，各地专习与应考不同经书的人数不一，导致报录比严重失衡，又冲击了选才的公平性。然而五经并试后，所有士子皆需习五经以参加同场竞技，增加了成绩的可比性。而且，据笔者统计，发现五经并试后，经题重复率较之前明显降低。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恩科江西省考官出的五道题目分别是“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周易·系辞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尚书·商书·盘庚上》）、“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诗经·小雅·鹿鸣》）、“春，滕侯、薛侯来朝（隐公十有一年）”（《春秋·隐公十有一年》）、“不学博依，不能安诗”（《礼记·学记》），其中《易经》《春秋》《礼记》三题是清前四朝乡会试从未出现过的新题，可见至少在五经并试初期，政策使考官出题具有较大的选择性和灵活性，如此便不易使士子揣摩剿习。

4.试帖诗更有客观衡量依据，且较难宿构。试帖诗向来讲求声律对仗，易于出题，易见工拙，考生必须按照所给诗题题意与格律声韵要求作诗，保证了竞争性考试客观、高效评卷的公正性的基本要求。试帖诗如有问题也容易在试卷磨勘中被发现，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河南省中式举人曹逢庚诗内，“彩散云汉外”一句，“汉”字误作平声使用，而律诗平仄，向来有一三五不论之说，曹逢庚本应在第四字用平声，却误用仄声，违反律诗格式，被覆勘乡试试卷大臣彭元瑞发现并上报。此外，从科场防止作弊的角度来看，试帖诗出题范围广、韵脚多变，难以宿构，科场试帖诗很少出现如表、判等文章那样剿说相袭与千篇一律的情况，因此将试帖诗作为考试科目与文体，很难猜题预拟，能够测验士子智力水平与文化素养，更好地选拔从政人才。

5.科举试诗促进了清诗的繁荣。科举试诗推动了清代士林社会关注律体与诗法的学习与讨论热潮，对清诗的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李鸿达在《馆律萃珍》序中说道：“至乾隆丁丑以后，则乡会岁科之试，皆益以五言帖律，著为功令。由是偏乡下邑，亦知研意覃思，比律析韵。”张拜赓在给徐文弼所辑《诗法度针》一书作序也写道：“岁丁丑会试届期，圣谕于二场改试唐律八韵，又先后允廷臣议，自乡闱及郡县举试以诗，用以侦淳风而厉实学也……夫风行自上而下应之，诗由是兴焉。”在时人眼中，清诗在功令试诗的影响下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林联桂《馆阁诗话》云：“唐诗各体俱高越前古，惟五言、六韵、八韵之作，不若我朝为尤盛。”刘鸿翱《缪主政薇初试帖序》亦曰：“诗之试帖，唐以之取士，历宋元明千余年，莫盛于我朝。”关于乾隆朝科举改革导致试帖诗兴盛乃至唐诗选本大为流行的情况，以往已有许多学者作过研究，本文不再展开。

（二）消极影响

1.五经并试增加了士子的学习与备考负担。废止专经取士，改用五经并试，由专治一经转向博通五经，显然提高了对士子经学的要求。原本士子可根据兴趣、能力、家学渊源、地域专经或出于功利倾向等因素，自主选择一经研习即可参加考试，而改革后要求只有五经通学才可入试，对那些一辈子只攻一经的老生而言打击更是巨大，因为各经书长短不一，有大经、中经、小经之分，内容难易程度也不尽相同，通读五经本身就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与巨大的精力，而且并不是每个士子都能买得起五经及其注疏原本。这一改革举措在推行之初虽然减轻了考官出题的压力、减少了作弊发生的可能性，却增加了普通士子的学习负担与备考难度。

2.五经并试减少了科举考试的专业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考生的选择自主权。清廷改五经并试，其目的是让士子潜心经学，不拘泥于一经，对五经都要熟习，从而选拔通才，却减少了考试选才的专业性与特色性。事实上，自西汉设置专经博士到唐宋明清分经取士，注重治经的专门性与考试的特色性是朝廷本意，亦充分考虑士子各有所长的特殊性与学习时限的差异性。但是取消分经取士，一味追求广博而忽视专精，不利于选拔专业性人才；而且考官对士子五篇经义进行综合评判，又降低了各篇本身对评定等级的影响，也可能会导致选才质量的下降。同时，统一规定考试经书，也限制了士子自主学习与选择的自由。这一政策在后代受到时人的异议。如嘉庆十一年（1806）御史杨昭上奏认为，中人以下之质，很难做到五经俱熟，如果强令要求所有举子都涉猎，恐怕选拔出的人才有名无实，为此他建议乡会试及岁科小试，仍照旧以专经取士。晚清经学名儒陈澧是极力反对五经并试的代表者，他认为自汉代以来兼通五经者本就稀少，这种要求士子治五经却皆不通，反不如治一经而通者来得好，以兼通五经苛责为难士子，难收取人实效。

3.停考官场应用文减少了科举考试的实用性。雍正帝曾说：“言为心声，文章之道与政治通，所关钜矣。”不同考试科目设置之初皆存有制度设计者不同的考量，“经义所以考其根柢，论所以试其识见，表所以觇其淹洽，判所以观其断制，策所以验其经济”。虽然乾隆朝中期执政者应时停废了相较于其他文章而言弊端更为凸显的论、表、判等考试文体，但在应试教育环境下，科场不考举子便不学，停考这些官场应用文也就意味着科举考试的实用性进一步减少，使本就习用脱节的科举考试更显空疏无用。

四、结语

纵观千年科举发展历程，至少在进士科三场考试的题型与内容调整上，乾隆朝可视为集大成者，因为改革后的科举在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同时对经术与词章、博识与文采、实学与才华的考察。诚如乾隆帝所言：“今制四子书以正其途，五经以博其趣，八韵以觇其才，五策以征其实，立法善矣。”从清代来看，乾隆朝科举改革有着承接康熙朝科举改革，奠定清中后期科举制度的意义，是明初确定科举“永制”之后最大的改革调整。对比康熙朝，乾隆朝改革更为决断与重大，无论是乡会试三场考试的题型变化、内容调改易，还是会试时间调整等一些重大的改革举措都被实践证明有效，所以得以持续遵行到清末，影响深远；对比1901年在内忧外患强大压力下被动的科举革新，乾隆朝改革完全出于清廷内部的自觉自发，是皇帝与朝臣主动要求并强烈推进的科举改革。

总之，经过乾隆朝的改革，尽管有其局限和弊端，但科举制已比过去更趋完备和严密，并最后定型，这也是其能一直沿用到19世纪末基本不变的原因。然而，清廷决策层无论客观上受所处时代的局限与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抑或主观上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与骄持傲睨的心态，乾隆朝科举改革并未脱离以诠释儒家经典文本、考察性命义理之学、缺乏实用内容为核心的传统考试体系，没能在全球变局来临之际吸纳欧洲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理念变革科举内容，这或许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乾隆朝科举改革的积极方面，如考试科目最好应具有可比性，考试科目设置不宜过繁、内容应该与时俱进，考试改革应有人性关怀、以考生为本等，对现代高考改革仍具有启示意义。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史学研究》专栏，第161—172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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