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君洁 | 生育意愿的同代互动：观念和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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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的同代互动：观念和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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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如何激发生育意愿是中国亟需破解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家文化浓厚的国家里，家庭网络成员，尤其是兄弟姐妹对个人的行为选择往往具有十分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生育意愿的同代互动效应将有助于解决中国的生育问题。本文利用CFPS数据对中国情境下生育意愿的同代互动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论为证明生育意愿在兄弟姐妹之间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为培育家文化促生育提供了决策依据。

作者简介

黄君洁，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政策、社会政策等。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厦门市社会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参编教材两部，出版专著两部。

摘要：日益严重的低生育率问题是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已有不少研究证实了社会互动对个体生育决策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基于中国的情境进行研究。利用CFPS2014、2018两年的数据调查个人的生育意愿和行为是否会受到家庭网络中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即是否存在同代互动效应，结果显示，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越强，个人的生育意愿就越强，但是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不对个人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此外，家庭网络中同代互动效应对女性、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作用更大，且年幼者更易受年长的兄弟姐妹的影响，随着兄弟姐妹间年龄跨度的增大，该效应亦会增大。研究发现为当前国际学界研究生育的社会互动效应提供了来自家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的新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洞悉我国家文化对生育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研究结论可为制定未来我国人口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兄弟姐妹；生育意愿；社会互动

一、引言

虽然就中国具体的总和生育率存有一定的争议，但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长期、明显低于更替水平已是一个共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生育政策明显遇冷。生育率长期低迷同样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面临的严峻的人口问题，2010—2019年世界人口年均变化率为1.1%，到2019年，全球女性总和生育率为2.5%，较发达的地区该比率仅为1.7%，甚至有近30个国家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或零增长。

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生育率走低的原因、可能造成的后果以及如何提高生育率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绝大多数微观层面的研究用社会经济特征来解释生育率，而生命历程观点强调，结构和社会背景亦对人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那么，生育是否会受到微观层面网络内社会互动的影响？互动伙伴又是如何影响生育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源自Coale和Watkins对社会互动可能会导致地区总生育率水平变化的研究。之后不乏研究社会互动对生育的影响，早期的研究侧重于探讨社会互动在推动发展中国家使用避孕药具等方面的作用，近期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互动在发达国家对生育的影响，即社会互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生育的实现。其中，定性研究工作表明了不同互动领域(家庭、朋友、熟人、同事和邻居)的社会互动对生育决策的重要性，而相关的定量研究则为社会互动影响生育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支持。Kuziemko利用美国样本的研究显示，兄弟姐妹的生育增加了个人在之后年份生孩子的几率，且生活在同一个州的姐妹的传染效应最为显著。Lyngstad和Prskawetz基于挪威的登记数据，为兄弟姐妹效应提供了进一步的定量证据，研究发现，在兄弟姐妹生育后的12个月内，怀孕的可能性显著增加。Aparicio等则使用奥地利人口普查数据校准的模拟模型来检验“相关其他人”的生育决定是否影响到个人向父母角色的转变，研究显示，随着网络成员中有孩子的比例增加，转变为母亲的比率也增加。Zafer和Thomas利用德国数据更进一步探讨了社会互动对家庭形成、解散和生育的影响。然而，Kotte和Ludwig的研究没有发现兄弟姐妹之间生育传染的证据，却发现在朋友圈中出生事件似乎增加了个人成为父母的机会；Balbo和Barban的研究也支持了朋友间的互动对生育的影响。另外，在工作场所的同事网络研究中，Ciliberto等根据丹麦的数据研究发现，同事的生育决定会相互影响，但这种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Asphjell等利用瑞典的数据、Pink等利用德国数据的研究都报告了类似的结果。

虽然社会互动是解释生育决策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相关研究也日益丰富，但研究社会互动对生育实现的影响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国情出发的，在发展中国家却受到了忽视，在国内虽然不乏社会互动的研究，也有不少文献探讨父母的生育偏好对子女生育决策的影响，但研究的视线多落在生育意愿或行为的代际传递上，鲜有探讨生育意愿的同代互动问题。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兄弟姐妹可以说是交往时间最长的伙伴，兄弟姐妹的观念和行为也往往在个人的成长经历、行为选择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在中国情境下，生育是否会受家庭网络中兄弟姐妹间社会互动的影响？是否与西方研究结论一致？这些问题都有待检验。基于以上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必要实证检验中国情境下的社会互动对生育的影响。本文将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检验家庭网络中兄弟姐妹间社会互动对生育的影响，以期丰富国内社会网络视角下生育研究的文献。

相较于前人的研究，本文对该研究领域可能的贡献是：首先，本文拓展了社会互动与生育研究的范围。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但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如中国人一般如此重视家文化，中国社会是在血缘氏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家庭多是由三代人组成的主干家庭，家庭又组成家族。对中国人而言，“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中国家庭网络中的成员互动为研究社会互动影响生育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理想场景。但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研究社会网络成员互动对生育实现的影响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样本，鲜有人涉及发展中国家，而本研究则较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为考察社会互动影响生育提供了来自家文化传统悠久的发展中国家的新证据。其次，本文的研究为解释中国的生育问题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了解网络伙伴对生育的直接影响是很重要的，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人的生育决策不仅仅是个体行为，还可能通过社会互动效应触发社会乘数，进而推动生育率的变动趋势，而背景效应不会。在存在社会互动效应的情况下，网络伙伴的影响行为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就可能导致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异，正如个人生育效应也可通过社会关系积累起来，那么，社会互动模式的变化可能导致迅速且难以预见的生育率的波动。然而，国内现有的生育理论没有充分考虑同代互动的作用，本文试图克服这一局限，定量研究在家庭网络中同代互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考察这种互动效应可能引发的社会乘数效应，旨在为刺激生育方面提供更多的动力，为改善社会生育政策提供更有力的实证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社会互动对生育的影响可以发生在工作场所、家庭、社区或朋友圈等不同的社会网络中，本文将把研究注意力集中在家庭网络内兄弟姐妹间的社会互动对生育的影响上。首先，对一个人来说，虽然他（她）的社会网络中的其他成员都可能对其生育决策产生影响，但是，在这些网络成员中，兄弟姐妹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不仅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原生家庭，年龄相近，兄弟姐妹的经历为个人所熟知，即使是成年后的兄弟姐妹也可能是相对重要的同伴。不管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在一生中是如何发展的，它们的整体重要性已经被广泛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所强调，已有研究也强调了兄弟姐妹作为亲密互动伙伴、角色榜样和人口行为的重要参照点。而中国文化是以家庭为本位，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家庭成员对个体的婚育观念和决策必将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所以，考察同代互动对生育的影响是研究社会互动效应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更是为研究社会互动影响生育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场景。其次，计划生育政策在1982年9月被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之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作出了系列调整，而后在2021年才开始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可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家庭的实际生育行为更多地受到了生育政策的干预，个体的生育意愿无法得以充分实现，兄弟姐妹的生育行为对个人的生育行为没有显著影响。所以，本文也将侧重于探讨家庭网络中同代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为生育意愿同样是家庭决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解释生育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后续生育率的可靠预测指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中国家庭网络中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对个人的生育意愿有影响，兄弟姐妹的生育行为对个人的生育意愿没有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择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简称CFPS）问卷采用了分层、分阶段随机抽样，调查覆盖全国范围，覆盖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产生全国有代表性人口样本，样本量相对较大，包括详细的人口学社会特征、反映中国居民社会、经济生活质量的相关信息，可以为本研究提供较好的数据支持，故选用该数据集。CFPS仅在2014年和2018年的问卷中涉及生育意愿问题，所以，最终选取CFPS2014年和2018年两个年份的数据进行研究。

（二）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兄弟姐妹间的社会互动是否会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本文构建了模型(1)： 

其中，FI为生育意愿，SI为社会互动，Cont为多个控制变量，在模型中，我们用Year dums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

1.因变量

生育意愿（FI）：生育意愿的数据来自问卷中的问题“理想孩子数（个）：不考虑政策限制，您认为有几个孩子比较理想？”。

2.自变量 

社会互动（SI）：社会互动的数据来源于数据库中所有兄弟姐妹所有的理想孩子数或子女数的均值。在CFPS数据库中，每个样本（人）有提供其父母的id以及子女的id。本文通过两步匹配，把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匹配到每个样本上。先利用每个样本（人）的父母的代码，把父母的数据匹配到每个人上，再根据父母数据中的子女代码把兄弟姐妹的数据匹配到每个样本上。

3.控制变量

个人的生育意愿还取决于其社会经济状况、教育等背景因素,故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Cont)，主要包括：年龄、户口、性别、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工作状态、自评健康、是否参加医保、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家庭人均收入、婚姻状态、自评生活满意度和兄弟姐妹的年龄等。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生育意愿的均值为2.06，中位数为2，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的差距较大，变量的标准差比较小。兄弟姐妹生育意愿均值的均值为1.92，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的差距非常大，相差10个，变量的标准差也比较大。

（二）基准回归结果 

兄弟姐妹生育意愿影响个人生育意愿的基本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列（1）数据显示，有兄弟姐妹的个人的生育意愿显著大于没有兄弟姐妹的个人的生育意愿；列（2）数据显示，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均值显著提高了个人的生育意愿，兄弟姐妹平均每增加1个孩子的生育意愿，个人的生育意愿会显著增高0.21个，但结合列（5）的结果可见，兄弟姐妹生育子女数量均值对个人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应该是因为受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个人的生育行为受到政策干扰，没能充分实现个人的生育意愿；列（3）和列（4）在分别增加个人和兄弟姐妹的控制变量之后回归系数有所降低但仍然显著；列（5）考虑兄弟姐妹共享相似的童年经历以及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生育模式，故在进一步控制了父辈生育的子女数量均值之后仍然显著提高了个人的生育意愿，每增加一个兄弟姐妹，个人的生育意愿就增加0.10个。研究结果说明家庭网络中兄弟姐妹间的生育意愿是存在互动效应的，研究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三）内生性的缓解

同伴影响的横断面分析可能受到内生性的影响。在家庭网络中，个人的生育意愿可能受到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反之，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也可能受到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因此，社会互动是相互的，生育意愿的传染效应可能从另一个方向起作用，兄弟姐妹被个人“感染”，所以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的影响。另外，兄弟姐妹可能分享相似的社会经济特征和政策环境因素等一些经常无法衡量的因素，如相似的学校、社区和朋友，以及受相似代际因素的影响，比如相似的父母生育偏好的影响，父母也可能通过影响教育、职业选择等使得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之间产生重要的联系。所以，虽然前文的回归中已经控制了个人、兄弟姐妹、父母等诸多控制变量，但仍可能存在一定的遗漏变量问题。因此，本研究可能存在内生性。

本文尝试用工具变量法解决部分内生性问题，拟采用两个不同的工具变量对内生性问题加以解决。第一个工具变量是外出到其他省份务工或就学的兄弟姐妹所在省份的生育意愿均值（剔除兄弟姐妹自身的生育意愿），采用该工具变量是因为：外出到其他省份务工或就学的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可能会受到所在省份的特定因素，如生育文化等的影响而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再传导至被调查者，而由于被调查者不在兄弟姐妹所在的省份，所以并不直接受其特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外出到其他省份务工或就学的兄弟姐妹所在省份影响其生育意愿的特定因素就是很好的工具变量选择，但由于无从得知具体是哪些因素影响了身处外省的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故以兄弟姐妹所在省份的生育意愿均值作为这些因素的代理变量。

表3列（1）(2)给出了工具变量IV1的估计结果。其中列（3）是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兄弟姐妹所在省份的生育意愿均值与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均值显著正相关，说明兄弟姐妹所在省份的生育意愿均值可以作为兄弟姐妹生育意愿均值的工具变量。弱识别检验的CD-Wald F统计量为80.5830，明显大于10%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16.38），拒绝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同时，KP-LM统计量在统计上显著，即识别不足检验也是通过的，说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且具有相关性。列（4）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生育意愿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兄弟姐妹生育意愿均值确实提升了个人的生育意愿，这也证明了，在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本文构建的第二个工具变量是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的生育意愿均值。显然，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的生育意愿会影响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但由于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与样本本人并非直系亲属关系，一般不会直接影响样本本人的生育意愿，而更可能是通过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影响样本本人的生育意愿。因此，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的生育意愿均值可以成为一个良好的工具变量。

本文根据CFPS数据库中前文已经匹配的兄弟姐妹的数据进一步找到兄弟姐妹配偶的个人代码（pid），先剔除没有配偶父母的数据的兄弟姐妹的样本，再将兄弟姐妹的配偶的父母的生育意愿匹配到样本本人，然后计算出“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的生育意愿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表3列（3）（4）给出了工具变量IV2的估计结果。其中列（3）是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的生育意愿均值与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合计显著正相关，说明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的生育意愿均值可以作为兄弟姐妹生育意愿合计的工具变量。此外，表3还显示，弱识别检验的CD-Wald F统计量明显大于10%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16.38)，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KP-LM统计量在统计上显著，即识别不足检验也是通过的，说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且具有相关性。列（4）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生育意愿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兄弟姐妹生育意愿均值确实提升了个人的生育意愿，这也证明了，在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此外，虽然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已经加入了一系列个人特征变量、兄弟姐妹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但如前文所述，本研究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进一步控制某些省在某个年份出台的一些政策可能对该省的个体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本文在前文基准回归中进一步控制省份×年度的固定效应。为了控制来自父母的可能遗漏变量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加入父母生育意愿均值作为代理变量。结果如表4所示，在加入上述控制变量之后，兄弟姐妹生育意愿均值仍然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1.更换因变量的衡量指标

本文更换因变量的衡量指标，用CFPS2018对问题“希望要几个男孩”来衡量个人生育男孩的意愿，用个体生育男孩的意愿代替生育意愿进行稳健性检验。重复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如表5列（1）所示，研究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兄弟姐妹生育男孩意愿均值对个人生育男孩意愿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2.排除年龄的影响

本数据中20—49岁样本占比在2014年和2018年分别为43.88%和39.25%，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4年和2018年中国20—49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别为49.37%和45.63%，所以，本数据中该年龄段的人口比例偏低，那么，本文中社会互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可能有偏。而且，在人口统计学或人口研究中，育龄妇女是指所有15—49岁的妇女，而中国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是不得早于20周岁，且中国人生育主要发生在婚姻内，所以，我们进一步将样本限制在20—49岁的已婚人口，以检验兄弟姐妹生育意愿合计对育龄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重复前文实证，研究结果如表5列（2）所示，研究结论没有发生改变，兄弟姐妹生育意愿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排除教育水平的影响

德国哲学家Fichte提出的全民教育思想指出，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而不是培养人们去适应传统的世界。因此，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个人往往自我意识更强，且所受的教育程度愈高愈可能更加不拘泥于传统观念，愈加可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伴侣、自己想要的亲密配偶关系以及子女数量，而更少地受网络伙伴的影响。虽然前文的基准回归中已经加入了教育年限作为控制变量，但为了进一步排除教育水平的可能影响，本文剔除教育水平较低的样本，即只对受访者最高学历为“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即受教育年限大于等于16年的样本进行回归。表5列（3）结果显示，虽然兄弟姐妹生育意愿对个人生育意愿的显著性有所减少，但仍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这也说明，兄弟姐妹生育意愿对个人的生育意愿的影响是较为稳定的，不会受教育水平的不同而改变。

（五）进一步分析

1.性别差异的影响

出于多种原因，女性的生育意愿可能会更强烈地受到其兄弟姐妹的影响。定性研究表明，第一，相较于男性，通过社会学习获取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方面的信息对女性而言更为重要，若从已成为父母的兄弟姐妹，尤其是姐妹那里获得的信息是生育后仍可以很好地协调工作与家庭生活，那么可能引发或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反之则可能会降低生育意愿。第二，有研究表明，为人父母的感觉在女性中产生的情绪传染要高于男性，所以情绪传染机制在女性身上的作用也更强，女性的生育意愿也就更容易受兄弟姐妹的传染。第三，女性为生育所承担的成本要高于男性，所以，对女性来说，如果有兄弟姐妹为其分担生育成本的话，生育行为就可能变得更有吸引力，生育意愿自然就更容易受兄弟姐妹的影响。第四，社会压力机制对女性的影响要大于对男性的影响，男性只有在网络成员成为父母后才能通过强关系，如父母或同胞，对其施加压力，而女性成为母亲的社会压力则不局限于强关系，还来自弱关系的社会压力。

在回归中加入性别与兄弟姐妹生育意愿均值的交乘项，重新估计模型，其中性别取值0表示女性，取值1表示男性。研究结果如表6列（1）所示，生育意愿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受到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的影响。这一研究结论同已有研究相符。

2.城乡差异的影响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农村地理位置通常较为偏僻，宗族文化也更为浓厚，所以农村居民的大部分社会网络成员是亲属，且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非常紧密。因此，本文认为在农村家庭中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对个人的影响更大。

为了检验上述分析，本文引入“社区性质”指标，根据CFPS2014中的问题“社区性质：1.居委会0.村委会”来衡量。该变量取值为0为农村，取值为1则为城市。在回归模型中加入社区性质与兄弟姐妹生育意愿均值的交乘项，重新估计模型，表6列（2）给出了估计结果，结果显示，相较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更多地受到兄弟姐妹的影响。

3.年龄差距的影响

人群间的年龄差异会对人际关系产生影响。一种可能是，兄弟姐妹的年龄愈相近，彼此的经历愈相似，相互接触可能愈多，关系愈亲密，相互影响可能愈大，生育意愿的互动效应也可能愈大；但另一种可能是，兄弟姐妹的年龄差异较大的时候，兄姐更能成为弟妹的角色榜样和行为榜样，年长的兄弟姐妹更有能力塑造家庭中年幼孩子的生育态度和规范，尤其是在中国“兄友弟恭”的传统家庭文化中，年长者往往是家庭中的权威，其态度和行为对年幼者有着较强的影响力，所以从这一方面看，年龄差异越大，兄姐的生育意愿更能影响弟妹的生育意愿。因此，本文将进一步考虑兄姐间的年龄差距是否会影响弟妹间生育意愿的互动效应。为了检验这一问题，本文在回归中加入年龄差距与兄弟姐妹生育意愿均值的交乘项，重新估计模型。其中，每个被调查者与兄弟姐妹的年龄差距的具体计算公式为：“年龄差距=兄弟姐妹平均年龄-被调查者年龄”。表6列（3）所示的研究结果证实了第二种可能，也就是兄弟姐妹的年龄差距越大，生育意愿的同代互动效应越大，且年龄较大的兄姐的生育意愿对年幼的弟妹更有影响力。这一研究结论与Kuziemko的研究结论相悖，原因可能是Kuziemko是基于美国样本数据得出的研究结论，而中美两国毕竟在家庭文化上有着显著的差异性。

4.地理距离的影响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说明距离在人际互动中的重要性。兄弟姐妹间的地理距离越接近，彼此之间互动的频率可能会更高，互动的方式会更直接，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兄弟姐妹居住的地理距离越接近，生育意愿的同代互动效应就越大。Kuziemko研究也显示，生活在美国同一个州的兄弟姐妹间的传染效应会最为显著。本文计算了每个被调查者与兄弟姐妹的地理距离，具体计算方法为：若兄弟姐妹与被调查者在同一省份则计为0，在不同省份则计为1，而后加总所有被调查者与兄弟姐妹的省份差异衡量其地理距离，然后在回归中加入地理距离与兄弟姐妹生育意愿均值的交乘项，重新估计模型。结果如表6列（4）所示，虽然交乘项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现代通信技术特别是网络科技的发展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网络空间的人际互动弥补了现实空间中的距离，所以，兄弟姐妹不在同一个省份所产生的地理距离并不会对兄弟姐妹间生育意愿的互动效应产生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了在中国情境下兄弟姐妹间的生育意愿是否具有同代互动效应，研究表明，生育意愿在家庭网络中的同代互动效应是显著正相关的，且兄弟姐妹所在省份的平均生育率、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的生育意愿两个工具变量的使用为结论的可靠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研究还发现，农村居民、女性的生育意愿更容易受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年龄大的兄姐对年幼的弟妹的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且兄弟姐妹的年龄差距越大，这种影响力就越大，但兄弟姐妹的地理距离并不会影响到生育意愿的同代互动效应。

由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研究启示：第一，家庭网络中兄弟姐妹的社会互动对生育的影响可能是双向的。本研究结果为生育意愿在兄弟姐妹之间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家庭中兄弟姐妹的生育意愿存在社会乘数效应，那么彼此间的生育行为也可能存在“连锁反应”，同代互动形成乘数效应和连锁反应还可能通过其他互动网络进一步扩散，这样，个人生育决策的累积效应甚至可能产生出比直接观察到的效应还要大。但与此同时，如果个体的生育决策积极地依赖于兄弟姐妹的生育行为，那么在今天中国生育率低迷的情况下反而可能导致一种相当消极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降低生育率。中国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政策性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规模及人口占比都在不断上升。根据姚引妹等的测算，独生子女数量从2013年的21819万人增加到2050年的30322万人，全国独生子女规模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2014年的16.5%提高到2020年的17.7%，到2050年将达21.1%，届时全国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是独生子女，因此要更加警惕社会互动的消极影响，避免陷入低生育陷阱。第二，要充分发挥家庭网络中社会互动对生育决策的正向影响就要充分重视中国家文化的建设，增强家庭乃至宗族成员之间的互动和凝聚力。政府可以为延续和培育中国家文化提供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支持，例如，通过教学、正能量的影视作品加强家文化的宣传教育，可以考虑延长和利用传统节假日、探亲休假日让民众更多感受合家团聚的温馨，为家庭跨代同居提供诸如购房补贴、税收优惠支持等措施。

当然，本研究仍存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由于缺乏适当的数据，本研究仅局限于家庭网络中互动效应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未涉及工作场所、朋友圈里的社会互动效应，自然就无法深入剖析对于个人而言到底哪些网络的社会互动效应是最重要的、哪些社会接触对生育意愿是最有影响力的。第二，因为中国居民的实际生育行为较多地受到人口政策的影响，所以本研究关注的是意愿而不是实际行为，而实际生育数量一般低于个人的生育意图。在全面三孩政策一段时间之后，有望进一步拓展研究家庭网络中互动效应对实际生育行为的影响。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社会学研究》专栏，第67—77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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