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中伟 | 哲学的实践：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批判”概念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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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实践：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批判”概念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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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自觉地改造世界，是马克思的根本主张。因此，面向过去来解释世界的黑格尔哲学，难以被认定为马克思思想实践性指向的源泉。本文通过细致分析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批判”概念，提出德国浪漫主义是马克思思想实践性指向形成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对于厘清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形成原因、特质，揭示哲学与政治在马克思思想中的紧密关联，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潘中伟，河南省杞县人，郑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学术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专著3部、合著4部。荣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人文社会科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

摘要：在《博士论文》时期，作为以理论的形式出现的哲学的实践，马克思具体化的实践概念体现为批判这一概念。批判既有德国浪漫主义“反讽”概念主观的、能动的一面，也包含黑格尔哲学的客观性维度，是二者的综合。批判或哲学实践所依据的是由法哲学提供的伦理生活、国家生活的理念，批判或哲学的实践的对象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一定的历史世界。因此，马克思此时所说的批判或哲学的实践，是面向政治的。由此可见，当马克思首次使用实践概念时，实践就意味着以对现实世界原则的哲学认识为前提，以哲人为中介，与政治相关的自觉地创造未来世界的能动的活动。马克思成熟时期实践概念的一些基本规定性由此而得到了初步的显现。

关键词：马克思《博士论文》；批判；反讽；实践

在马克思著作的标题、副标题中，“批判”一词经常被使用，如人们所熟悉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副标题是“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而马克思一生最为重要的著作《资本论》，其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对于“批判”一词的偏爱可见一斑。事实上，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就已经开始使用“批判”一词，并将其置于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位置。可以说，他一生的基本思想指向已经通过此时的“批判”得到初步的体现。

一、“批判”：以理论的方式出现的哲学的实践

“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批判是哲学从认识转为实践的中间环节。事实上，它本身就是实践，是以理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哲学的实践，是一种意志的活动。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包含两个意思：批判以一定的哲学认识为前提；批判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那么，批判是以什么样的哲学认识为前提呢？解释这个问题，就要考虑马克思作上述论断时的语境。

马克思是在评价青年黑格尔派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时提出这些看法的。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责难黑格尔哲学与现实相妥协或相适应，马克思本人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在哲学家的思想中出现表面上首尾不连贯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原则本身不充分或者哲学家对自己的原则没有充分的理解”。显然，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这里都谈到了。客观方面，或者是原则本身没有充分发展因而难以把握；主观方面，或者是哲学家自身没有能够把握已经充分展现出来的哲学原则。无论哪一种情况，结果都是一样的，即哲学原则在理论上没有能够一以贯之地得以体现，它所蕴含的意义也没有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像黑格尔哲学在青年黑格尔派的诠释中属于革命的哲学，而黑格尔的法哲学以及他本人的现实政治主张似乎很保守一样。对于他本人来说，哲学所提供的原则似乎只是一种客观的、外在于他的理论知识，他好像没有意识到其中所包含的实践的特别是革命的意义。针对这一状况，马克思提出，作为哲学家的学生，关键在于发展哲学家的哲学原则而不是在道德上质疑他。这当然意味着不能全盘接受黑格尔的所有观点，而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把握黑格尔哲学。这个更高的层面就是实践的层面，即不能像黑格尔那样将哲学仅仅看作一种理论知识，而是要求实现哲学。哲学的实现分为两个方面：就客观方面而言，哲学应该将其所把握的哲学原则付诸实施，去改造现存的世界。这既是哲学的世界化，也是世界的哲学化。借用后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的概念，这种哲学的实现活动可以被称为“实践批判”。就主观方面来说，哲学体系不会自己实现自己。按照马克思的认识，得到实现的哲学体系必须首先以经验的个人为中介，成为经验的个人的自我意识，而后，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才可能发生。因此，哲学的客观性的实现依赖于经验的个人自觉的活动、自觉的实践，要以主观方面的改变为前提。如此一来，哲学的实现在主观方面就会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向外的。即哲学坚守自身的概念和原则，批判外部与哲学相对立的现存的世界。因为它坚信这个世界本身有缺陷，已经不符合时代精神的要求；同时，它还对旧哲学展开批判。这种主观方面的哲学的实现活动可称为“理论批判”。另一种则是向内的。即哲学怀疑自身不能把握真理，因而不是求助于哲学的概念而是求助于非概念的实在性环节，比如上帝。自由派或青年黑格尔派与实证哲学分别对应的正是这两种情况。自我意识哲学这两个极端对立的派别对于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马克思自己显然是赞同自由派的哲学。在他看来，自由派哲学是概念的一派，能够使哲学实现真正的进步。

马克思的上述态度是基于他对哲学发展的独特看法之上的，他在《博士论文》的准备笔记即《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讨论。

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笔记二）中，马克思以古希腊时期“哲人”这个现象为例，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阐述了古希腊的时代精神从实体转换到主观精神的过程。在这里，马克思其实是以伊壁鸠鲁哲学为出发点，对于希腊哲学发展所作的一种反思。因为，伊壁鸠鲁哲学被认为是希腊哲学从理论转向实践的重要关节点，是肇始于苏格拉底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完成。“因为从这种转变的一定方式可以反过来推论出一种哲学的内在规定性和世界历史性。这里我们仿佛看到这种哲学的生活道路的集中表现，它的主要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理解伊壁鸠鲁哲学，苏格拉底哲学就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苏格拉底哲学是继阿那克萨哥拉之后所产生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的开端。马克思要说明的是：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并不是完全主观的、任意的，因为它的起点是苏格拉底心中的灵异或灵机，而灵异或灵机不过是支配希腊人现实生活即实体世界的客观理性的观念性转化。尽管如此，苏格拉底的自我意识哲学却是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给实体添加上了主观精神的规定性。表现为苏格拉底自身生活和实践活动的主观性，引导经验的个人摆脱实体性的规定，转向个人内心之中的规定，即改变个人以往不假思索地遵守作为习惯接受过来的伦理和法律规定的状况，或者说是改变黑格尔所说的伦理社会的生活状态，转化为只遵守自己认识到的并被自己认可、承认的行为准则的自我意识哲学支配的状态。因此，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的原则就成为内在于个人心中进行判断的根据。由于苏格拉底的转化仅仅是一个开端，因而他所获得的只是一些抽象的善的规定性，还缺乏具体的内容。只有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世界概念才被完整地把握到。

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笔记五）中，马克思进一步从哲学发展的角度审视了主观的自我意识哲学的意义，将其置于如亚里士多德哲学、黑格尔哲学这类整体性哲学之后，作为哲学发展的必然环节来看待。哲学的任务是以概念的方式把握世界，因而其最完善的形式就是整体性的哲学。但是，按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理解，当哲学描绘出现存的世界时，这个世界事实上已经成熟并走向衰败了。而整体性哲学的出现，恰好标志着作为统一体世界的彻底分裂，一方面是保存在个别意识中的客观普遍性即理性，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已经失去其内在精神或本质、不再有活力的旧的仅仅作为实存的世界。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彻底的分裂即一个包含完整的世界概念的精神世界与一个已经不再是时代精神体现的客观世界相对立，正是哲学打破直线运动的发展形式，从理论向实践转换、反对现象世界力图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关节点。换言之，以道德批判为主要特征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出现，既标志着一定阶段代表一定时代精神的旧哲学的完成，但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发展来说，又是新的整体性哲学的开端。对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来说，哲学的对象就是阿那克萨哥拉以及黑格尔意义上的支配宇宙的努斯或理性，而理性被认为是这个世界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的根源。当自我意识哲学将作为客观普遍性的理性纳入个别的自我意识之中后，推动这个世界来改变的动力即时代精神就已经转移到主观的自我意识、体现在这些自我意识哲学之中了。尽管如此，由于苏格拉底的自我意识哲学把握的是实体的普遍的规定性，因而普通意识中所反映出的人的任何具体德行都不能完全符合这种普遍性，从而表现出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冲突。这是因为，以前作为实体的时代精神现在以经验的个人为载体、以经验的个体即“哲人”为代表，使得这个个人的自我意识成为充实且各方面又十分理想的“精神单子”。由于“精神单子”不承认不是由它创造出来的现实，于是，“哲人”自我意识中的普遍原则与经验意识中的行为准则就出现了矛盾和对立。正是基于对哲学、哲学发展如此这般的理解，借助对于鲍尔的著作《柏拉图主义中的基督教成分》的分析，马克思讨论了柏拉图哲学主观形式的特点，提及了作为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奠基者的苏格拉底的助产术、讥讽。它的实质就是哲学原则对于与之对立的、表现在日常意识中的现象世界的否定。因此，马克思认为，苏格拉底的讥讽“正是哲学在其对普通意识的主观关系方面所固有的形式”，同时指出，“在我们这里，作为一般内在形式的讥讽，是弗里德里希·冯·施勒格尔当作某种哲学而提出来的”，而且，“凡坚持内在论而反对经验个人的哲学家都会使用讥讽”。

行文至此，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所说的“批判”具有反讽的内涵，它们指的是同类的现象，即自我意识哲学的表现方式。它们都是哲学的实践，是哲学在发展过程中由认识向实践转换的关键环节。反讽和批判都包含着否定的意思，像马克思所说的是辩证法的一个环节。“辩证法又是急流，它冲毁各种事物及其界限，冲垮各种独立的形态，将万物淹没在唯一的永恒之海中。于是关于辩证法的神话就是死。”更为重要的是，与反讽一样，批判也必须以经验的个人为中介才是可能的。因此，无论是批判还是反讽，都是具有哲学意识的经验的个人反对现象世界的思想或理论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自觉创造未来世界的能动性就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二、从“反讽”到“批判”的意义变迁

在《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和《普罗米修斯的束缚》中，维塞尔对马克思早期思想与德国浪漫主义的关联作了精彩的阐明。但是，他过分夸大了德国浪漫主义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一个看似细微然而却并非不重要的表现就是，他将“批判”与“反讽”完全等同起来。这就使他错失了马克思思想中另一个关键的因素，即源自黑格尔哲学的现实主义因素。

事实上，马克思在谈到“反讽”这一概念时，尽管将其作为一种“辩证法的圈套”、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方法，但他把这一普遍性限制在强调内在性并反对个体经验意识的哲学上。所谓内在性，也是黑格尔在评价苏格拉底哲学时曾经使用过的说法，意指真理被认为是内在地存在于个体意识之中的原则，思维、思维所把握的普遍性或本质被认为是真理，而感性、普通意识所把握的现象则被认为是成问题的存在或非存在。因此，内在性的哲学原则“就是那在主体看来是公正、义务，是应作的、好的、有益的事情——不管是对于自己的还是对于国家的——，乃是以主体的内在规定与选择为转移的，并不是以法度、普遍原则为转移的。这是一个由自己为个人作决定的原则”。关于坚持内在性的哲学家，马克思提到了赫拉克利特、泰勒斯和费希特。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分别指出：对于赫拉克利特来说，感觉中确信的“这种直接的存在并不是真正的存在，而绝对的间接性、被思维的存在、思想才是真正的存在，在这里存在得到统一的形式”。在泰勒斯这里，“思想的本质被认作实在的本质，被规定为水”。费希特以绝对的自我作为出发点，就更不用细说了。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黑格尔哲学同样的意思上使用内在性这一规定的，即将个体的思维、个体的思想或所把握的概念当作真理，并使之成为个人下判断的绝对的出发点、原则。在柏林法学体系建构失败之后，为了要“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马克思从德国浪漫主义的立场转向黑格尔哲学，因此，他不可能全盘接受德国浪漫主义的反讽原则。

黑格尔曾经尖锐地批评过以弗·施勒格尔为主要代表之一的德国浪漫主义。他将德国浪漫主义视作与费希特哲学相关的新的表现形式，认为其是坚持将自我作为绝对出发点的主观性的哲学，因而根子是费希特哲学。费希特哲学的一个关键之点尤其被弗·施勒格尔的反讽理论所强调，即人作为极度自由的主体，并不是严肃地对待由自身的客体化所形成的世界，而是以任意的游戏的方式不断地创造同时又不断地毁灭它自身参与形成的世界的表象，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所评价的：“主体知道自己在自身内是绝对，一切别的东西在主体看来都是虚幻的、由主体自己对正义、善等所作出的种种规定，它也善于对这些规定又去一个一个加以摧毁。主体可以嘲笑自己，但它只是虚幻的、伪善的和厚颜无耻的。讽刺善于掌握一切可能的内容；它并不严肃对待任何东西，而只是对一切形式开玩笑。”因此，对于德国浪漫主义来说，讥讽或反讽恰好是一种普遍的原则，是嘲笑或伪善，是为将一切事物归为虚无、归为无意义的那种否定态度。可以说，讥讽或反讽就是浪漫主义任意设定表象又任意否定设定的表象的主观主义的艺术表现方式，是主体即自我在思维中客体化自身，从而在思维中区分主体与客体，并扬弃主客体的对立，实现自我重建的无限过程。在这个持续否定的过程中，唯有自我是所有这一切规定的主宰者，主体不断地否定自身所创造的东西体现出了人的主动性、能动性。

在黑格尔看来，从自我出发即从主观的一方出发，从而在一开始就设定了主体与客体的分裂，也就不可能实现主体客体的同一。这正是费希特哲学无法解决的矛盾。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黑格尔哲学既不从主观即自我出发，也不从客观即自然出发，而是从他所认为的主客观的同一性、存在或古希腊哲学意义上的理性出发，通过赋予这种理性以自我实现的能动性，让它在追求自我认识的过程中完成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但这样一来，能动性的主体就不是经验的人而是无人身的理性了。黑格尔认为每个个人所能意识到的、所追求的不过是自身有限的目的，于是，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经验的人（哪怕是像恺撒这样对世界历史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也不过是世界精神实现自身的工具而已。历史的进程从来都不是人类所能主导的。哲学并不是要教导世界、指出未来前进的方向，而不过是描绘一下一个已经成熟、正在或已经行将就木的世界。因此，世界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并非像德国浪漫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讥讽或反讽,是人可以任意设定和舍弃的东西，而是客观的理性不断扬弃自身实现自我发展的必然的环节。黑格尔哲学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性的一面，尽管它并未废弃费希特哲学中的能动性，但这个能动性的主体不再是人而是世界精神,是理性。世界精神实现自身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扬弃它自身实现的每一个有限环节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能动的创造性的过程。黑格尔始终认为真理、概念蕴藏于现象之中，而不是现象之外。因此，透过现象，人们是可以把握事物的真理的。这也正是马克思所欣赏的地方。

正如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及其准备笔记里所表明的那样，他拒绝了黑格尔的那个自我实现的绝对精神，而是在保留向现实寻求观念、从客观存在的世界认识世界的概念的同时，也汲取了德国浪漫主义强调经验的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一面，从而以“批判”的名义，保留了黑格尔哲学与德国浪漫主义共同具有的否定性的辩证法。马克思认可德国浪漫主义所蕴含的主体在把握世界本质的基础上的创造性一面，在他对古希腊哲学中“哲人”的探讨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一方面承认哲学的发展是精神、理性的自我发展，但也强调这种发展必须经由“哲人”这一经验的个人作为中介才有可能。一定时段内精神的客观发展在“哲人”这里达到自觉，并发展出自我意识这种新的形式。由于自我意识哲学仅仅是一种新的整体哲学的开端，在这个开端之处，新的整体性的世界哲学还只是作为抽象的普遍原则出现的，因而还远没有达到具体或完善的地步。新的哲学的完善过程事实上与通过批判实现的客观世界的改变过程是同步的，即世界的哲学化也意味着哲学的世界化。因此，马克思在这里既保留了浪漫主义高扬经验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又将这一思想限制在理性的客观发展的限度内。

马克思的批判是对旧世界、旧哲学的否定或扬弃，但却是建立在对新的哲学、新的世界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趋势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马克思的批判概念与德国浪漫主义讥讽概念的联系与不同，其中的关键环节就是黑格尔的本质寓于现实中自我发展的思想。因此，与浪漫主义不同的是，马克思的批判有着坚定的信心，因为批判虽然秉持的不过是抽象的一般原则，但这种抽象的一般原则就是对于理性的自觉、对于理性支配世界的自觉。显然，这是基于对黑格尔哲学的接受所产生的认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确定的原则，马克思所说的批判就不同于浪漫主义所说的讥讽，因为其结果并不是导致虚无、导致对于世界的无谓的毁弃。但与黑格尔哲学不同，马克思并不认为哲学只是描述一个正在逝去的世界，而是通过对旧世界的批判获得了新世界的原则的意识。尽管新的世界的具体内容还不得而知，但总体的一般原则却是确定的。由此，人们就可以依照哲学所获得的意识，根据新世界的原则去积极地实践，创造一个合乎原则要求的新世界。因此，新的世界并不是像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说的那样，需要依赖于人们在自身利益支配下的盲目的相互冲突、相互斗争，而是以“哲人”这种把握了新世界原则的人的认识为中介、起点，通过实践活动，自觉地去展望、建设一个新的世界。于是，在保留世界的客观性和可知性的同时，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也就被消除了，人们自觉、能动的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得到了肯定，获得了自身存在的意义。

总之，通过从“反讽”到“批判”的意义变迁可以看出：以黑格尔哲学为中介，马克思保留了浪漫主义建立在个别人的自我意识基础之上的创造性的内涵，并赋予它客观的普遍性的内容，从而使马克思的哲学既具有现实性的一面，也没有丧失基于经验个人能动性基础之上的理想性的维度。

三、政治的哲学与哲学的政治

马克思所说的“哲学的实践”“批判”一开始就是面向政治的，是政治的哲学。当然，这种政治也一定是哲学的政治。

在1857年给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坦言：他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对于伊壁鸠鲁等希腊化时期哲学的研究，与其说是出于哲学不如说是出于政治的兴趣。因此，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之中所提出的哲学的实践，必然与政治相关，即马克思这里的哲学研究背后有着政治的动机在起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马克思的这一研究在科学上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人们会质疑，马克思也许会为了科学之外的因素而歪曲科学研究本身。但如果哲学研究本身就与政治密不可分的话，可以另当别论了。事实上，在1839—1841年前后，马克思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哲学研究，为的是准备和写作博士论文以及申请波恩大学的教职。参考给拉萨尔的信，则可以断定马克思应该是1839年前就产生了对政治的兴趣，并试图通过哲学来表达和论证自己所认可的政治原则。我们知道，马克思从1837年才开始从学习法学和写作浪漫主义诗歌转向学习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对于马克思的政治兴趣一定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即便不是直接促使他产生这一兴趣，至少也促使了他将这一兴趣与哲学关联起来。事实上，黑格尔哲学的确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这当然并不仅仅是由黑格尔哲学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源自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哲学使命的一般理解。

康德哲学的核心是自由。在这一问题上，黑格尔是将康德哲学与法国大革命并列起来谈的。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康德从理论方面发挥了自由的原则，而法国人则是以革命的实践活动的方式来应用自由的原则。黑格尔对于康德哲学主旨的把握是十分精当的。对于康德来说，哲学与形而上学基本就是等同的关系。康德认为，形而上学是出于道德和宗教即实践利益的需要才产生的，而并不是为了求知。人本身就有内在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这是人追求自由的本性所决定的。因此，形而上学的真正用处并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可靠的知识，而是为人类提供需要认以为真的理性信仰的对象——实践理念。作为实践理性的对象，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行动起来使这个理念成为现实。形而上学或者纯粹哲学研究的目的，对康德而言，就是要为人类经自由而成为可能的行为即实践行为提供规律。但是，这些实践规律受制于纯粹理性提供的“至善的理想”，即一个道德世界的理念。在这个道德世界中，人人都按照道德法则行事却又根据德行享有相应幸福。要实现这样一个道德理想国，就要求人们应当按照道德法则行事。道德理想国是目的，而道德法则是实现目的的必要条件。康德并不认为这个至善的理想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判断力出发，以目的论的方式论证了这一理想的主观必然性。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他甚至将这一设想延伸到人类历史的发展之中，将其看作大自然的隐蔽的目的——当然是主观的猜想，尽管并不是客观的知识却也显得有根有据。由于理性、意志自由被看作人的禀赋，因此康德提出可以将人类的历史看作大自然实现一项隐蔽计划的过程，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世界公民社会。这是一个道德理想国，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的理想国。由此可见，康德对于哲学存在的目的的看法，已经为哲学与政治的相互关联开辟了道路，并且试图将政治与促进人的自由、促进人的德性的完善联系起来。哲学提出了理想的政治目标，而理想的政治状态又是实现哲学根本目的即促进积极自由、实现道德自律的一个条件，而理想的政治状态本身其实就是哲学根本目的得以实现的一种表现。理想的政治状态意味着人人自由而又不妨碍他人的自由，其本身就是一定人类群体的外在自由的充分实现。因此，接受了康德的哲学，也就意味着接受了他的政治观点。人们通常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形式的、没有内容，这样的看法恰好是因为没有看到康德哲学的政治指向，没有理解康德所说的至善、目的王国实际上有十分具体的政治含义。

对于康德将人看作自由的，并将自由看作正义与道德的基础主张，黑格尔十分赞赏。他认为这是康德哲学最令人满意之处，因为“真理至少是放在心灵中了”。黑格尔不满意之处也在这里，他不愿意将自由、理性只看作人主观心灵中的东西，还要论证理性支配着整个的世界。诚然，单从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来说，他要完成的任务是要说明理性实现自我意识的过程。甚至用他自己的话说，哲学的世界历史也不过是“真正的辩神论”或神正论。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对于一切哲学家来说，“体系”都是暂时的，其体系的结构不过是一些“骨架和脚手架”。根据黑格尔的意图，他要证明理性支配着世界，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人类生活也是由理性支配的。作为客观精神的终点，他的历史哲学以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欧洲为结束点，也可以说意味着黑格尔将客观世界的理性的发展最高点置于历史哲学的结尾。其结论就是：每个人都知道一切人都是自由的社会即客观世界中理性发展的顶峰和最终目的。当然，普遍的自由意识的形成也是以自由在客观上支配国家生活为前提的。尽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于理性的国家的概念作了十分详细的探讨，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概念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从现实中发现来的。因为这一理性国家的概念包含了很多黑格尔自己主观的构想，只有原则即自由本身才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客观要求。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历史哲学的结尾，黑格尔考察了英国、法国及法国影响下的日耳曼诸国，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展现的国家概念相符合。他自己也指出：法国大革命之后发展出来的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人的自由，妨碍了客观的自由的实现。因此，世界历史的任务就将是以国家为依托，从国家出发以客观自由统辖主观自由、普遍意志统辖个别意志，实现二者的和谐。而黑格尔法哲学显然就是想提供一个达至主客观理性和谐的解决方案。按照黑格尔对于法哲学的界定，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法的基础是自由意志，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王国”。将自由意志视为法的基础，这种看法与康德法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黑格尔法哲学所勾画出来的法的理念，体现为现实作为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内的伦理生活，是自由的客观体现或客观精神。这一理念是理性在世界历史中的目的。尽管黑格尔一直坚持哲学应该从现实中发现概念、理念，但还是作了一番保留，即保留了“现实”与“现存”之间的区别。因此，对于黑格尔所说的哲学不应指导世界的著名说法，也许可以作一些保留。人们可理解为：哲学固然不能超越它那个时代，发明新的世界的原则，但总还可以发现这个世界刚刚出现、还未充分实现的原则。因此，这至少为人们能够依据现有的尽管是刚刚出现的原则去改造现存的东西提供了可能。马克思就是这样理解黑格尔哲学的。

马克思是从法哲学的研究进入黑格尔哲学的。因此，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马克思很容易地就可以把握整个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本原则——自由。当这一原则与来源于浪漫主义的面向未来的实践趋向结合在一起时，其政治方面的内涵就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当马克思强调哲学的实践就是以概念衡量现实时，他并不是在笼统的意义上谈概念与现实，而是在哲学意义上谈世界概念与现存的世界。而这样的世界指的是一定时段的人类的历史世界，是一定的人类的生活而不是自然的世界、物理的世界。根据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民族国家才是世界历史的基本单元，而一定的世界精神只是体现在一定的代表性的民族国家中，它的客观方面的表现就是法哲学的对象，即代表了世界精神的一定民族国家的伦理生活。因此，世界概念应该指的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受理性支配的伦理生活、国家生活的本质，是法哲学提供的伦理生活、国家生活的理念。所以，以世界概念即对于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世界精神的认识来衡量现存的东西，就意味以国家的理念批判现存的伦理生活、国家制度，因而这样的哲学就一定是政治性的，是政治的哲学。当然，这里的政治并不是实际的政治活动，而是在哲学之中对于政治为之奋斗目标的政治理念及其实现方式的探讨和批判，是一种哲学的对国家合理性追问的理论活动。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哲学的政治。

终其一生，马克思的思想都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性指向，其根本内涵是改变世界。人们对此并无异议。“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句名言甚至被镌刻在他的墓碑上。问题是，马克思思想的这一实践性指向究竟是源于何处？通过对马克思《博士论文》期间批判概念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思想的实践性指向来源于德国浪漫主义。因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首次出现的实践概念即哲学的实践是以“批判”的名义出现的。马克思此时的批判概念是在黑格尔哲学基础上改造过的德国浪漫主义的反讽概念。它以对一定世界的原则把握为前提，以实现一定的政治上的理想世界为目的，通过经验的个人的能动性作用，否定现存世界，并通过这种否定使人们意识到新的世界的原则，从而自觉地按照这一原则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可知，在实践概念的最初使用上，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就不是盲目的经验性活动，而是以一定的哲学为前提、建立在对现实世界原则的哲学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自觉行动。他也并不排斥个人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其所说的实践需要以经验的个人、特别是“哲人”为中介。同时，马克思此时所说的实践面向政治、与政治相关，是政治—哲学的实践。这也同时意味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是哲学的政治，而马克思的哲学亦是政治的哲学。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第11—19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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