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羽，苗昱菲 | 百年来冰心文学在台湾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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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冰心文学在台湾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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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文学巨匠。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冰心作品在台湾广为传播，对台湾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台湾文人深受冰心文学“爱与美”的影响，开辟出一条迥异于鲁迅“革命救亡”之思想脉络。该文梳理出冰心文学在台湾的传播历史与接受路径，洞悉台湾文人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接受心态，彰显两岸文学交叠共生的渊源关系。

作者简介

张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台湾文学史、两岸文化渊源与比较、闽台非遗文化。著有《台湾文学的多种表情——关于台湾文学研究的思考》《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与人合著《镜像台湾——台湾文学的地景书写与文化认同研究》《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主编有《社团、思潮、媒体：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担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海峡两岸历史文化教育中相互认知、表述、态度及影响研究”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台湾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叙事研究”首席专家，发表论文多篇，部分论文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秘书长、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苗昱菲，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冰心作品在台湾广为传播，对台湾文学产生深远影响，也映射出不同时段台湾文学的发展状况。20—40年代，借助泰戈尔访华热、仓石武四郎的翻译和《新新》刊物的引介，冰心文学对形塑台湾青年反殖民意识和东方文明主体意识起到重要作用。50—60年代，受冰心影响较大的林海音、琦君、王鼎钧、“创世纪”诗人群在参与台湾文化重建过程中，丰富了母爱主题散文、社会问题小说、“冰心体”小诗等创作，以文本模拟互文的关系，助力台湾文学发展。60—80年代，苏雪林、夏志清、余光中等学者对冰心抒情性诗文的讨论，成为透视台湾“西化”风潮下“反传统”和“反西化”问题的重要维度。90年代以来，即便在台湾“本土化”的氛围下，很多台湾作家、学者仍认同冰心是“文坛祖母”，冰心作品被编入台湾教科书，持续影响着台湾的小读者。大量第一手报刊资料和台湾作家的口述访谈表明，百年间冰心文学在台湾的影响赓续未断，并由此推动了台湾文人创造出新的文学境界。冰心文学的价值意涵及其话语延伸空间的互构关系，奠定了其在两岸文学谱系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冰心；台湾文学；传播路径；接受；文化场域；中华民族叙事

1925年，台湾青年张我军有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文坛的衰败之景，以《台湾民报》为依托，积极推动鲁迅、冰心等作家作品在台转载，为台湾作家提供学习、效仿的文学资源。至此，“五四”文学在台湾落地生根，百逾年来滋养着台湾文学的发展。其中，鲁迅强烈的“战斗精神”契合台湾的社会诉求，形成了以左翼思想为内核的台湾“鲁迅传统”。而处于同时代的女作家冰心（1900—1999）与台湾文学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冰心文学对“爱与美”的追求以更为柔和的形式，在台湾文化场域中开辟出一条迥异于鲁迅“革命救亡”主题的思想流脉，对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同样影响深远。

目前，学界有关冰心研究多着眼于文本主题阐释、思想比较与溯源、佚文整理等，尚未出现从文化传播、接受视角聚焦“冰心文学与台湾文化场域关系”的深度研究。鉴于此，本文着力发掘《台湾民报》《台湾日日新报》《新新》《新生报》《中国时报》《中外文学》《联合报》等台湾报刊文献，借重文化场域、文学传播与接受美学等理论，通过以下三个问题来考察20世纪20年代以降冰心的文学作品、思想遗产在台湾的接受嬗变：第一，追溯20—40年代，借助泰戈尔访华热、仓石武四郎的翻译和《新新》刊物的引介，冰心作品在台湾的传播与转载情况，厘清冰心文学对台湾青年东方文明主体意识的形塑；第二，爬梳50—60年代，受冰心影响较大的林海音、琦君、王鼎钧、“创世纪”诗人群等在参与台湾文化重建中，以文本模拟互文的关系，助力台湾文学发展；第三，从60—80年代台湾地区围绕冰心诗文所展开的论争入手，探讨苏雪林、夏志清、余光中等学者对冰心抒情性诗文的讨论，透视在“西化”风潮冲击下，冰心所代表的“五四”抒情传统与台湾文坛所生发的多层次联结。本文拟系统地梳理出冰心文学与思想在台湾百年的传播历史，洞悉台湾文人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文化心态，从而在两岸文学的关系谱系中给予冰心恰切的定位，弥补现有研究的缺失。

青年时代的冰心

一、东方文明主体性的重建：20世纪前半叶冰心思想在台湾的文化启蒙

法国学者布尔迪厄认为，在文化场域逐渐形成并走向自主性的过程中，除艺术家、作家等文化生产者外，经济、文化、政治等不同资本持有者也身处其中，试图扮演主导性的角色，干预文化市场的盛衰，他们对话语权的争夺使文学场不得不暂时居于权力场内部，占据“被统治位置”。而放眼20世纪前半叶的台湾文坛，“殖民主义”成为台湾文学生产与发展的最大阻力。福泽谕吉脱胎于“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脱亚入欧论”一度成为侵略者的理论基石，致使“西方物质文明”与“东方精神文明”的对立冲突不断加剧。在这场与日本统治者竞逐“文学正当性”的思想博弈中，台湾民众被西方物质文化蒙蔽，陷入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冰心承袭泰戈尔思想所生发的“爱的哲学”，在挽救台湾文人的精神颓势、重建东方文明的主体性上发挥了文化启蒙的作用，成为破除西方霸权文化迷思的推力。

（一）弥合创伤：冰心“爱的哲学”与台湾知识分子的殖民现代性反思

冰心作品中鲜明的博爱精神与东方情结，一方面源自幸福的家庭与基督教的感化，另一方面则直接承袭自泰戈尔的哲学理念。1920年，冰心写作《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一文，坦言将泰戈尔视为她的文学引路人。泰戈尔的诗歌和小说“满含着爱的哲理和纯洁的天真，而且东方意味十分浓厚”，令初登文坛的冰心钦慕不已。1922年，冰心仿用《飞鸟集》的形式创作《繁星》，一跃成为诗坛新秀。此后，她继续发扬泰戈尔的“东方精神”，将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和儒家文化的“大同”思想内蕴其中，凝练出以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为指归的“爱的哲学”。在冰心看来，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不是拿起武器直面战争，而是试图用人性之爱唤起民众对和平的向往，从精神世界消解战争所带来的仇恨与苦厄。因而她的作品虽然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反战意识，但过于理想主义的哲思使她的文字无法像鲁迅那样激起人们的反战斗志，更多是敦促民众在精神世界中找寻人性的力量。

20世纪20年代冰心作品能够被台湾的报刊转载，与泰戈尔来华热潮紧密相关，其背后又蕴含着台湾知识分子强烈的“反殖民”诉求。1924年，泰戈尔到访中国，在中国掀起了“东方文化热”。泰戈尔访华一事也受到台湾知识分子的热切关注。《台湾民报》相继刊载了《印度诗圣泰戈尔翁和中国》、《来年之印度诗人太戈尔》、《泰戈尔在东南大学之讲演》等多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台湾文化界对泰戈尔文学与思想接受的复杂态度。自《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统治者一面对台湾民众施以武力管控，一面大肆宣扬日本现代文明，营造“文明使者”的虚假幻象，妄图通过“同化于文明”来达到“同化于民族”的殖民目的。因而，台湾文化人实则面临着抵抗殖民与追求现代性的双重困境。他们一边拒斥西方物质文明所携带的暴力因子，一边渴望在发扬精神文明的同时，摆脱积贫积弱的现实窘况。泰戈尔对东方文明与中华文化传统的颂赞，有力地批判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各界一再宣扬的“脱亚论”，也揭发了日本政府“文明差异说”背后的殖民企图，引起台湾知识分子对殖民现代性的省思。

泰戈尔对“东方文明本位”的倡导间接促成了冰心作品在台湾的刊载。早在1923年7月，许乃昌以“秀潮”为笔名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该文称：“这二年中的新文学运动，可算是最有成绩，就中小说界的王统照氏谢冰心女士鲁迅氏……的成绩最好。”这是冰心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台湾报刊上。《台湾民报》作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发声的喉舌，以“文化启蒙”与“救亡图存”为创刊宗旨，在台湾新旧文学更替的过渡时期，肩负起祖国“五四”新文化传播者的重任。1925年，继泰戈尔在台掀起“东方文明热”后，《台湾民报》先后登载了署名“冰心女士”的短篇小说《超人》和散文《笑》。与鲁迅、郭沫若等作家相比，冰心的作品虽然没有浓郁的批判色彩与反殖民意味，但其承袭了泰戈尔“重精神”的思想旨趣，擅长以“情”来化解人内心的伤痛，传达对社会问题的独到思考。因此，作品《超人》和《笑》也得到《台湾民报》编者群的极力推介，成为日据时期疗愈台湾民众精神创伤的一剂良药。

小说《超人》与散文《笑》都以尊重生命、追求人性至善的“泛爱主义”思想为意旨。在散文《笑》中，冰心通过安琪儿、孩童和老妇人的“笑”来传达“微笑”是通往幸福之路的理念。而在《超人》中，“微笑的力量”又被具象化为“梦中的母亲”（母爱）、“现实中的禄儿”（童心）、“花篮与鲜花”（自然），它们共同熔铸成冰心“爱的哲学”，不仅拯救了颓废厌世的青年何彬，还给残酷现实中的读者带来希望。由于《超人》宣扬的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观，所以何彬面临的精神困顿又引发了一众台湾青年的情感共鸣。叶荣钟之女叶芸芸有言：“殖民地知识分子的困境，或许不只是源自于被殖民而破裂的现实世界，更是内心世界有一种不确定的失落与彷徨。”台湾青年在日本统治者带有歧视性的政策下苟活，深感前途无望，对命运不可把控的恐惧日渐转化成对社会的愤恨，最终在“孤儿”心态的驱使下演变为悲观厌世、自我放逐的社会游民。冰心在《超人》中透过“何彬”对“堕落的灵魂”表现出了同情与理解，又通过周遭人的宽恕与仁爱，来消弭他们在黑暗现实中的痛苦。由此可见，冰心对东方文化中“爱与美”的推崇，并非使人们失陷在逃避现实的梦境中，相反地，她是顺应了泰戈尔对东方文明主体性的建构，让民众意识到在精神上还有“很光明很深奥而且广阔的世界”，而这精神正是引领“弱小民族”摆脱“暗黑寂寥的世间”，抵达自由与光明世界的明灯。也因此，张我军在给台湾读者介绍《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时，特别推荐了《超人》，对冰心小说在台湾社会反殖民语境下的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给予充分肯定。

冰心的《超人》，载《台湾民报》1925年第3卷12号

20世纪20年代，在西方物质文明与东方精神文明的激烈交锋中，部分台湾知识分子在反思“殖民现代性”的同时，努力向祖国文化寻根。冰心的散文与小说作为祖国新文学的代表，能够帮助台湾民众冲破西方物质主义迷雾，起到感化人心、催人上进的效用，给20年代台湾社会的精神困境与文化抵殖运动带来启迪。

（二）“绝望中之希望”：仓石武四郎对冰心作品的译介与推广

1938年7月31日，台湾士绅林献堂在日记中写道：“冰心女士之《往事》一篇、周作人之《杂信》二篇，皆颇有趣。”两天后，林献堂又记载：“读《国语教本》四课……冰心之《寄小读者》三则、贾岛七律一首。”由林献堂的日记线索可知，在日本强力推行“皇民化运动”时期，虽然“台湾总督府”严格限制汉语的使用，但依然有台湾士绅能私下阅读中文版的冰心作品。及至1940年，日本汉学家仓石武四郎将冰心的《寄小读者》译为日文在《台湾日日新报》上连载，冰心作品才终于突破日本当局的文化管控，以日文刊行于当时台湾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上。

仓石武四郎将《寄小读者》译成后最先在日本发表，1940年2月至4月连载于《中国和中国语》第2卷第2、3、4号。近乎在同一时间，译文被转载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即冰心的《寄小读者·通讯一》到《寄小读者·通讯十五》。《台湾日日新报》作为日据时期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如此大篇幅、连续性地转载冰心作品的译文，这在全面推行“皇民化运动”时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仓石武四郎的译文出于何种缘由受到垂青尚不可知，但势必与其海外汉学者的身份和文化影响力有关。日本统治者在侵占台湾期间，时常登载日本汉学者的创作，以此拉拢台湾文人，达到从“文体”到“国体”的渗透。仓石武四郎凭借日本汉学家的身份，将冰心的《寄小读者》日译推介到台湾，为渴望学习祖国新文学的台湾人提供了便利，对扩大冰心作品在台湾的影响力也起到了宣传之用。

回顾仓石武四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渊源可知，1918年,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1922年转入京都大学），正式展开了对中国文学与文字的研究。求学期间，仓石武四郎先后受教于日本汉学家盐谷温和狩野直喜。狩野直喜立志要突破日本传统汉学研究方法的局限，便同内藤湖南与桑原骘藏创建了“京都学派”。据吉川幸次郎回忆，该学派“是以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中国人相同的感受方式来理解中国为基本学风的”。仓石武四郎师承“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的学术原则，1928年申请到北京进修两年。其间，他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旁听，向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人请教，还走访多地收集学术资料，为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1930年，仓石武四郎返回日本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时，阅读冰心的《寂寞》与《寄小读者》，认定“这正是必须介绍给日本人的文献，马上着手翻译了起来”。《寄小读者》的日文版便得以诞生。1946年，冰心去日本，在东京生活五年之久。仓石武四郎因此机缘正式结识冰心，还进一步促成了她在东京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此后，仓石武四郎接连翻译了冰心的《繁星》《春水》和《冬儿姑娘》，让学界更多认识到冰心思想与文学的重要价值。

仓石武四郎翻译的《乙女の旅より子供の國へ（一）》

仓石武四郎对冰心等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译介、宣传与研究，鲜少带有政治杂念与意识形态的束缚，他是以真实的中国体验和认真严谨的姿态感知中国文化。即便在中日交战时期，他仍然抱持着较为理性、友善的态度，在日本推介中国文学，并借由翻译将影响传播至台。亦如学者王升远所言，仓石武四郎为中日两国文学与文化交流所奉献的心力，“尽管势力弱小却作为一条潜流绵延至今，成为中日关系‘绝望中之希望’”。得益于仓石武四郎的译文，台湾文人能够在光复初期吸纳祖国新文学的养分，攻克语言阅读上的障碍。文人朱实就曾表露，他对“五四”文学的最初认知就源于日译版《寄小读者》，在中、日文对照的阅读中，他既提高了自身的汉语水平，又透过浅显易懂的文字，感知祖国文化的魅力与风采。

（三）《倦旅》与台湾光复后“去殖民化”的“国语”学习热潮

1945年11月20日，台湾青年黄金穗等创办的《新新》在新竹发刊。在第四、五期合刊的卷首，编者写下对台湾未来美好的希冀：

离开祖国五十年的台湾已经光复了，为这儿我们才能接触祖国的文化……现在我们也天天亲自看着祖国的文化、以很快的速力流入来台湾。我们说的文化是包含政治、经济及风俗习惯的意思。照这样看起来，我们确信整个台湾之祖国化的日子，一定是不在远的。

《新新》杂志

为了更好地学习祖国文化，帮助读者适应语言上的转变，《新新》采取中日文并用的方式，且尤为注重文艺作品的编选。在《新新》杂志第四、五期的合刊上，冰心的《倦旅》就以中日对译的方式呈现。诗歌《倦旅》创作于1924年冰心留美期间，冰心因病搬到青山沙穰疗养院医治，她写作此诗来抒解异乡人孤独寂寥的悲苦心绪。与《繁星》《春水》时期的“小诗”相比，《倦旅》在创作上更为成熟，文字简约凝练，富有古诗词的意境之美，是古典与现代诗歌神韵结合而成的佳作，代表了“冰心体”白话新诗发展的新成就。1946年《新新》杂志选择刊登这首诗，一方面缘于对冰心小诗艺术价值上的考量，另一方面则出于台湾知识分子学习祖国文学和语言文字的热忱。诗句“新月未落/朝霞已生/濛濛里/一颗曙星/躲避天光似的/穿着乱云飞走”，寓意着台湾人历经日本五十年的统治后，从“倦旅”的状态中猛醒，终于看见“曙星”的喜悦之情，从中亦隐含了“去殖民化”的强烈意愿，成为光复初期启迪台湾文学中华民族叙事的重要诗文。

《新新》上刊登的冰心《倦旅》一诗

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指出，语言是“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统一的语言有利于社会成员之间形成高度一致的文化认同，继而通过情感上的共鸣衍生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台湾光复后，众多台湾知识分子站在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大力推动“国语”运动。洪弃生之子洪炎秋曾表示：“国语的统一，对于国民的团结，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国语言虽不统一，幸而文字一直是统一的，所以还有一个维系全民于一致的工具，不致使国家分崩离析。”为了助力“国语”的普及，《新新》的编辑群在报刊中增设中日对读、标识拼音，以帮助台湾人解决阅读障碍、尽快熟识汉字。而冰心的诗歌因语言简洁、体例短小，有助于提升学习汉语的兴趣，所以在光复后的“国语”学习热潮中受到台湾文人的喜爱，成为他们研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的重要作品。

二、“五四”的断裂与接续：20世纪50—60年代台湾文化重建中冰心文学的多重启示

台湾光复后，文学生产空间中的政治监管渐趋松动，但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所颁布的“戒严令”，又再次使权力所有者跃升为文学场的主宰。随后出台的《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加大对新闻、书刊等出版物的审查力度，致使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大陆“30年代文艺”多被列为禁书。在国民党当局文艺政策的钳制下，“八股文艺”大肆横行，文学逐步背离自主性原则，沦为政治附属。冰心作品却因契合“正面的、保守的、尊崇传统道德的”主流文艺取向未被查禁，其母爱主题散文、社会问题小说与“冰心体”小诗给亟待发展的台湾文坛注入了鲜活气息，在台湾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性作用。林海音、琦君、王鼎钧和“创世纪”诗人群体在大陆时期就是冰心作品的忠实读者，奔赴台湾后，面对文化地理空间的转变，他们对冰心文学的阅读心态与审美感知也发生变化，生发新的“期待视野”，从而对文本所传递的信号做出语言、主题和技巧的互文性传承。这些创作不仅丰富了台湾文学的情感结构，也影响了台湾文学生态的走向。

（一）女性关怀：林海音的台湾社会问题小说与冰心之影响

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较少见到关于林海音（1918—1998）对冰心文学传承性的探讨，但实际上，二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结缘，冰心对林海音的文学启示尤为深远。1935年，林海音在北平做新闻记者时执笔过《时代妇女介绍》专栏，冰心是她采访的第一位文艺先锋，访谈稿《时代妇女介绍 文学家谢冰心女士》分四次连载在北京《世界日报》上。林海音问冰心如何看待当时的“妇女回家运动”，冰心回答说，中国还未产生“妇女是否回家”这样的社会性问题，“因为中国妇女还没有到外出工作的阶段，谈不上回家的问题。如果真面临此境况，则看妇女个人的意愿和选择”。这次访谈促使林海音更为关注女性群体的命运。1948年返回台湾后，她对深受封建社会毒害的传统女性格外同情。对此，台湾学者朱嘉雯指出：“林海音从冰心的作品及人格特质中吸收到优美而富哲理的诗文气质，同时表现在热爱儿童与同情妇女，以及追求和谐的人生态度上。冰心因而可说是林海音追求前人步伐的一位导师。”以童养媳书写为例，在北京时，林海音曾读过冰心的《最后的安息》，对其所讲述的童养媳的命运印象深刻。1950年“三八”妇女节，林海音发表《台湾的媳妇仔》，记叙台湾童养媳阿宗妹的生命史，该文写道：“在气候、习惯、制度、综杂关系下产生的台湾女人，是在怎么样叹息她们的生命。‘台湾查某（女人）真歹命！’她们常常这样说。”林海音认为台湾女性“歹命”的原因是“日本愚民政策所遗留下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正是这一历史遗留的糟粕残害了无数女性的生命。其后，她相继发表的《主妇日记》《宝岛“媳妇仔”制度》《女人不是钢铁铸的》《媳妇仔》《“婚姻经济学”产生下的养女》等，都以批判父权社会与封建礼教为主旨，替备受欺压的底层女性发声。

20世纪60年代前后，林海音先后出版《城南旧事》（1960年）、《婚姻的故事》（1963年）、《烛芯》（1965年），这三部作品被视为“臻至艺术高峰、最为学界称颂的三部京味婚恋小说”。《城南旧事》以独特的孩童视角直面描写中国传统女性命运的波折坎坷，展现旧社会的吃人礼教。但在残酷的现实之外，作家对小英子天真烂漫的描绘，对老北平风土人情的刻画，又为故事增添了一抹童趣与温情。因此，学者陈文芳将其评为“林海音京味儿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认为“这款京味儿使得林海音不管在台湾，在中国大陆都有很奇特的渊源与魅力”。林海音的《晓云》《孟珠的旅程》等，也都是围绕台湾社会中传统女性、家庭与婚姻议题进行的写作。台北舞厅的歌女周孟珠、封建大家族的妾室金鲤鱼……这些女性形象是林海音洞察台湾社会性别问题的思想视点，蕴含着“温和的批判精神”，带有一定限度的女性意识，也是“五四”时期冰心“社会问题小说”在台湾的另一种延续。

林海音作为五四运动后受新式教育启蒙成长的一代作家，“像一块海绵，吸取着时代的新和旧双面景象”，随后又将五四传统融入台湾新文学的开拓中，自觉扮演着两岸文学传薪者的角色。对冰心思想的承袭，使她的台湾书写既充满在地色彩，又表现出“五四”一代寻求女性定位的性别自觉意识。1993年11月林海音重回大陆，在探访冰心时还称颂她的文字洗练且富有哲理，“她的诗作是女性的、母性的；母爱、儿童和海，是她的环境习性使然。如果说她的作品因为太女性不过是儿童读物，缺少了关怀社会的情形，那就错了，她爱国爱家，关心教育……近年思想更趋积极，常常写些针砭时弊，批评社会黑暗面及腐败现象，这类的短评专栏式的文章，更赢得社会的敬重”。可见林海音对冰心的阅读接受，已经脱离了最初的审美欣赏，内化为文学精神与文化思想的师承。

（二）“爱的哲学”叙述视角：迁台作家对冰心散文的跨域承袭 

1949年前后，一批在“五四”新文学启蒙下成长的大陆知识分子赴台，成为20世纪50年代台湾新文学的生力军。与亲人分隔两岸的痛苦，促使迁台文人们频频在作品中忆念亲友与原乡，借由精神寻根消解思乡之苦，而“母亲”就成了他们回忆与讴歌的首要对象，也由此构成了50—60年代台湾文学中的“母爱”与“乡愁”书写主潮。

1949年赴台的琦君（1917—2006，原名潘希珍）写作风格酷似冰心，学界有“大陆有冰心，台湾有琦君”的说法。回顾琦君的文学，她与冰心都以“情”见长，尤以写“母亲”为甚。学者李今认为：“读琦君的散文很容易让人想起冰心，‘母爱’和‘童心’是她们作品中一望而知的共同主题，一个显著的特征。”在冰心的作品中，“母爱”这一精神内蕴贯穿始终。她对母女间真挚情感的极力渲染，使她的诗文已经成为表现“母爱”的代名词。迁台后，琦君也产出了大量的“母爱”主题创作。在散文《髻》中，琦君通过发髻由黑至白的转换，传神地描绘出母亲在家中的辛劳与不易。而在《母亲的偏方》一文中，她又透过母亲为“我”寻遍药方的艰辛，展现出母爱深沉且诚挚的一面。在琦君细腻的描摹下，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这些赞美“母亲”的篇章笔触温婉、感人至深，有冰心美文一脉的遗风，因此被视为“延续五四以来的抒情传统，符合中国传统审美价值”的承袭之作，成为台湾文坛“母爱”主题的美文书写典范。

冰心与琦君也同样关注孩童的身心发展。冰心在负笈美国期间，曾写下《寄小读者》，她以大姐姐的身份给国内的小朋友写信，纾解思乡念亲之情，这些书信后来被誉为“冰心体”美文。时隔四十余年，《琦君寄小读者》（1985）问世，从标题到内容均可见冰心《寄小读者》的影子，显现出琦君对冰心儿童文学的推崇。《琦君寄小读者》的故事同样发生在美国。1983年，琦君因丈夫李唐基到美国任职，也移居至美国新泽西州，此后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侨居异域的旅美生活。作为跨海到台的一代知识分子，琦君自幼时起，就经历了家国巨变与颠沛流离，长久的离散生涯使她产生了强烈的“过客”心态。

在《琦君寄小读者》中，她仿效冰心，以书信体的形式向小朋友介绍旅美时期的自然风景和生活趣事，借西方的童话故事传达儒家的仁爱之心与坚贞的乡土情怀，宣扬中华文化与传统美德，表现出浓烈的赤子之情。正是对文化寻根与身份认同的体认，促成琦君在年逾七旬之际回归儿童文学，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文学境界。张瑞芬对此评议道：“琦君的散文，和冰心一样有着对母亲的无尽思慕，乡愁与思亲，几乎也都成为写作的发端。”受益于冰心思想与传统文化审美的浸染，琦君在赴台后的创作中，能够超越时代与意识形态的局限，在美文一系引领风潮，也因此未卷入当时台湾的政治或性别的争议之中。

除林海音、琦君外，迁台作家王鼎钧也非常崇拜冰心，他自称是“冰心的小读者”。1987年，王鼎钧在《中国时报》上发表《与冰心有关》，表露自己年幼时最喜欢的作家就是冰心，“因冰心爱海而向往海”。二人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使“爱的哲学”也构成了王鼎钧文学书写的共性主题，在其《唯爱为大》《爱孩子》《成全母亲》《人，不能真正逃出故乡》等文章中都可见冰心影响的印记。因此，有学者称冰心与王鼎钧在书写母爱亲情等题材时存在同质化的倾向。但在同题散文《分》里，二人又表现出叙述视野上的迥异。与冰心的《分》相比，王鼎钧的文学视野更为丰富，他依据自身的两地生活经验，着力探讨战乱造成两岸民众分离、思想与感情隔阂的社会惨象。无怪学者张堂锜称：“没有太多生命周折的冰心，她的‘泛爱主义’，和经历红尘人世复杂纠葛的王鼎钧有很大的不同，王鼎钧致力于‘黑暗圣经’的挖掘，冰心则是沉醉于‘光明圣经’的歌咏。”没有经历过颠沛之苦的冰心，确实难以想象人在不同社会制度里的生存境况。王鼎钧作为冰心文学与思想的接受者，在承继的过程中也自觉舍弃了不合时宜的部分，融入了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

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散文继承了以冰心为代表的“五四”写作传统，表现出“温良、真静、秀美的文化气质，以及代表东方女性幽雅高华的精神风貌”。琦君等大陆作家南迁之后，受到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桎梏，无法在宏阔的社会议题上铺陈，转而从自我的生活中取材，专注心灵世界的探寻。他们在深感“回乡无望”之后，更切身地体会到“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滋味，因此，对母亲的回忆性写作其实也暗含着深切的“怀乡”之情与故土依恋。这种怀旧与思亲互相交织的情感表达，构成了台湾文学“母爱”与“乡愁”母题的独特形态，也成为“战斗文艺”与“怀乡文学”主流下的异质书写空间。

（三） “纵的继承”：冰心小诗对“创世纪”诗人群的诗学引领       

1954年，冰心在《致沦陷在台湾的朋友们》一文中写道：“台湾本是我们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是决不能容许蒋介石卖国集团在美国侵略者庇护之下长久窃踞的。”1958年，冰心又写作《压顶的泰山》一诗，控诉美日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向彼岸同胞传达祖国的热切召唤。当时，正值国民党在台湾实施“戒严”政策，推行“战斗文艺”，大陆文学遭到大规模禁绝，但即使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冰心的书没有被废过”。诗人蓉子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也表示：“五十年代初期冰心的诗集《春水·繁星》的手抄本在台湾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那些晶莹含蓄的短句，确实使我喜爱了一阵子，当然自己也拣着喜爱的手抄了一些（这是我们那个时期为解决书荒和急切求知的一个穷方法，但不能不说那是一种非常可爱的行动）。”在政治高压、文化严控的时代里，《繁星》和《春水》等手抄本在民间的传播，促成了台湾诗坛的壮大与成长。

迁台后，张默、洛夫和痖弦发起成立了“创世纪”诗社，该诗社后来成为台湾新诗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诗歌社团，其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同时代的“蓝星诗社”和“现代诗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客观而言，张默、洛夫和痖弦都是赴台后才开始从事诗歌创作，但是他们对诗的热忱早在大陆时期就已经萌生。20世纪早期中国的新诗运动建构起他们对现代诗歌的最初印象，风靡一时的“冰心体”小诗作为初学者的启蒙读本，又培养起他们对白话新诗的浓厚兴趣，因此，冰心可算引领三人步入诗坛的“精神导师”。

在这三位诗人中，冰心对洛夫的影响最大。洛夫曾自陈：“日后我没有成为小说家，却涉足诗歌这一行，主要归因于念初中时读到了冰心的诗和散文，尤其是她那本《寄小读者》，对我一生的命运，甚至于1949年只身出奔台湾，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洛夫生平读到的第一首诗就是冰心的《相思》，那年他年仅15岁，对诗中的情感不甚了了，但诗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却令他着迷，于是他开始学着写诗并尝试发表。第一次写诗的成功鼓舞了洛夫，此后他的诗歌创作也一发不可收。被誉为“诗坛火车头”的张默还在成美中学读书时，教他古文的虞诗舟老师曾向学生介绍过五四时期刘大白、冰心、徐志摩的诗，这使他“对新文学产生了兴趣”，为日后涉足诗歌领域埋下伏笔。

相比洛夫和张默，痖弦对冰心的崇敬不止于诗思上的继承。痖弦幼时受父亲喜爱诗歌的熏染，常以冰心的《繁星》《春水》为诗学范本。冰心诗歌语词凝练却余韵悠长的传统意境美学，令痖弦十分倾慕，也为其日后在全盘西化的诗歌风潮中仍能“回归东方”、创建“新民族诗型”奠定了审美基础。成名后，痖弦依然念念不忘冰心的诗文。在1980—1991年间，他曾多次与冰心取得联系，请她为台湾《联合报》撰稿并赠予墨宝以作留念，冰心虽年事已高，但来信都认真回复，还题写林则徐诗文邮寄以表感谢。1993年12月6日，冰心在日记中记录了她受痖弦之邀，替《联合报》在台北举办的“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写祝词。痖弦将冰心的诗作选入自己主编的诗选集中，并托老师周策纵将其送给冰心，以此来纪念两岸文人间的惺惺相惜。冰心收到诗选后十分欣喜，也将自己的新作馈赠与他。2010年，已年逾古稀的痖弦回到大陆探访了冰心的故居，参观了冰心文学馆。他告诉身旁的友人——“我父亲那一代，跟我的下一代，三代人都读她（冰心）的作品”，称冰心是“最纯洁的人，只有纯洁可以形容她”。

“创世纪”诗人群对冰心诗歌路向的延续，为重新审视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诗坛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在此前的文学史撰述中，60年代的台湾诗坛被视为“现代主义”一枝独秀，纪弦对“横的移植”的强调进一步加深了台湾诗界对中国文学传统诗歌范式的拒斥，致使“西化”之风盛行于台。以痖弦、洛夫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在大陆时就对白话诗歌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基于自身坚实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底，避免了对西方学理的盲目追从，在横向移植西方文化“舶来品”的同时，也不忘对冰心等“五四”新诗进行“纵的继承”，为保留祖国文学的“火种”作出了努力。在“战斗文艺”与“现代主义”文学大行其道之时，冰心的诗也成为“民族之诗”的象征，给予台湾读者审美感受及道德内省的双重召唤。

三、重审“冰心的衣裙”：20世纪60—80年代“西化”风潮下围绕冰心抒情诗文的论争

20世纪60年代是台湾文化场域发生变革的关键节点。此时，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强势来袭，与国民党当局主导的文化竞相角逐市场，而台湾本土社会里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也开始崭露头角，寻求契合时代发展的“高层文化”，以期打破固有文学传统。此前，琦君等迁台文人承接冰心等“五四”散文流风余韵开启的抒情美文写作，在这时也遭到了质疑。以余光中为代表的现代学派与维护“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迁台文人展开笔战，双方围绕台湾“现代诗”进行论辩，并针对“现代散文”的问题提出诸多创见。这次论争是台湾文化转型时期“反传统”与“反西化”思想彼此较量的见证，论争双方对文学主导地位的争夺，也助推了台湾文学文体的变革。

（一）论争的先声：夏氏兄弟对冰心诗文“感伤主义”的批判

在讨论余光中与苏雪林等文人的论战之前，有必要厘清这场论争的先声，即夏氏兄弟对冰心诗文的批判问题。因为余光中对冰心等“五四”抒情传统的质疑更多始自“新批评”一脉的学术理念，与夏氏兄弟的文化立场也密切相关。1956年9月11日，夏济安致信夏志清时写道：“五四运动以后成名的作家，很多在这里都上了Prohibitory Index，这里的文学青年除了胡适、徐志摩以外，恐怕就没有东西读了。台湾的文坛既然大体上还停留在‘五四初期’的时代，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主要还是启蒙——当然我们不会再用易卜生，或拜伦、雪莱来启人之蒙。”显而易见，在夏济安看来，“五四”时期以“救亡”为主旨的“启蒙”意识，以及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审美艺术范式，都已不符合台湾的社会现实，台湾文坛亟待一种新的文艺思潮来引领。随后在其创办的《文学杂志》中，夏济安标榜“朴实、理智、冷静的作风”的理性文学，其与“五四”早期抒情文学的审美特质相去甚远。

夏济安对理性文学的推许，也影响了夏志清的文学观。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试图跳出传统中国文学史论述模式，创建一种新的文学评价体系。在论及冰心的文学成就时，夏志清认为，冰心代表了“中国文学里的感伤传统”，这种感伤需要理性去节制和平衡，否则就会流于说教和滥情。基于这样的评定标准，冰心备受赞誉的作品《超人》和《悟》被夏志清认定为“不折不扣的滥用感情之作”，指斥其文中充溢着对自然与母爱过于理想化的赞颂。与之相反，冰心专注描写孩童喜怒哀乐的《寂寞》《离家的一年》《别后》，由于脱离了“说教的感伤”，反而凸显出她的写实技巧与“刻画年轻人忧伤感情的能力”，令其背离“所处时代的迷信与狂热”，在“五四”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没有过多探讨冰心的诗歌与散文艺术，只评议道：“她的诗和散文因缺乏现实的架构而倾向于伤感。”在写给夏济安的回信中，他更继续批判：“冰心除一两篇写得很好外，其余的都太didactic而简单。”由此可见，夏志清总体上认可冰心在“五四”文学中的地位与贡献，但也全然否定其“情感过剩”的文学特质。事实上，“感伤主义”是“五四”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鲜明表征，在狂飙突进的启蒙运动中，先觉的知识分子们为了追求个性解放，极力强调对主观情感的关注和个体意识的张扬，加之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和西方浪漫主义的浸润，对个人情感不加约束的夸饰就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写作基调。早在1926年，梁实秋就曾以《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直指浪漫主义文学走向极端后的感伤病象，夏氏兄弟的文艺理念可谓与其同出一辙。 

夏志清对冰心文学“过于感伤”的批驳，显然与其所受的英美“新批评”教育相关，“浪漫主义”所具有的情感过度、自我膨胀以及不加理性的约束，违背了理性与节制的创作原则，最为“新批评”学派所抵触。受西方学理的启迪，夏志清认为，“中国新文学早期浪漫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和思想，都是极为幼稚和浅薄的”。也因此，他将冰心颇具浪漫与“主情”色彩的诗文归于“浅薄”和“简单”，称其作品“有许多东西都是不值得卒读的”。夏志清对冰心文学的否定背后，其实透露着现代派学者对台湾文坛主流审美的逆反。学者张诵圣在剖释20世纪60年代台湾文化场域时曾指出：“四九年后的台湾作家所承袭的新文学传统是经过刻意筛选的：富有革命意涵的‘批判写实主义’受到压制，而新文学传统中不具抗议色彩的‘感性抒情’（lyrical-sentimentalism）流派则相对地大为风行。”这也使得徐志摩“华丽而具有欧洲异国风味的美感意识”和朱自清“典雅洗炼的传统抒情感性”广受文人喜爱，但在后人不断的模仿中，又逐渐变质为“空泛浮滥”、华而不实、陈腔滥调和缺乏原创性。夏志清持守的精英文学观恰好与此时的主导文化相悖，所以他采取“破而后立”的方式，对冰心等“五四”早期浪漫主义文学予以全盘否定，从而匡正台湾文坛的感伤与滥情之风，力矫其弊，为现代主义美学争取生存空间，最终将“崇尚理性，克制个人情欲”的古典主义推上台湾文坛。

（二）“做作的童话诗”与“天分的诗人”：余光中、苏雪林围绕冰心作品展开的论争

夏氏兄弟抱持着“反传统”的姿态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发起冲击后，台湾“现代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纪弦所倡导的“横的移植”日益泛化。深受“五四”影响的一代学人苏雪林、言曦等，看到了诗坛盲目西化的弊端，撰文批评，为台湾现代诗与现代散文的论战揭开序幕。

苏雪林（1897—1999）在赴台之前，就已经是冰心文学的追随者。王炳根在《苏雪林对冰心的偏爱》中指出：“苏雪林写于二十年代末自传体小说《棘心》，看似是以一个爱情的归宿来结尾的故事，但实际通篇写的都是母爱……让我想起冰心写于三十年代初的《南归》，那是冰心献给母亲在天之灵最后的绝唱……对母亲的崇拜与爱，也许是潜在意识的作用，使苏雪林抛开一切世俗之见，一生固执地崇敬着和偏爱着冰心。”苏雪林赴台后，依旧和冰心保持着书信往来，关怀冰心的身体状况，向她进行文学上的请益。

1959年，苏雪林因不满诗坛西化乱象，率先发表《新诗坛象征派创始者李金发》一文向现代诗发起猛烈攻击。这篇文章成为20世纪60年代台湾诗坛论争的先导，也由此勾连出对冰心诗歌的评议问题。苏雪林指出：“五四后，新诗由《繁星》《春水》《草儿》《女神》发展到了新月诗派，已有走上轨道的希望。忽然半路上杀出一个李金发，把新诗带进了牛角尖，转来转去，转了十几年，到于今还转不出，实为莫大憾事。”苏雪林指称李金发把冰心、郭沫若发展的诗歌艺术导向了暧昧难懂的地步，致使诗歌陷入文白夹杂、拖沓杂乱的审美险境，台湾现代诗坛不加辨析地与象征诗派暗和，实为新诗历史的退步。随之，言曦也写作了《新诗闲话》《新诗闲谈》两篇文章予以呼应，进一步指责现代派诗人只知拾人牙慧，一味模仿象征派的颓废文风与晦涩文字，导致诗不像诗，在艺术性上远不及徐志摩等五四时期的诗人。针对苏、言等人的指摘，蓝星诗社的覃子豪站在维护现代诗的立场撰文予以回击。余光中也不甘寂寞，提笔论战，他接连发表《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摸象与画虎》来为台湾现代诗正名，又在《论半票读者的文学》中，暗指苏雪林与言曦等人不懂文学欣赏，依旧沉浸在低级的“浪漫主义的怀中，不肯断奶”。余光中直言，这种“低级的浪漫主义”文学徒有“苍白的自怜，贫血的理想，廉价的悲观，空虚的道德”，却能够长久流行于文坛，并直接影响了人们的艺术审美与价值判断。“于是我们有了苏曼殊、徐志摩、刘大白、冰心……于是泰戈尔也俨然成了世界性的大文豪，王尔德似乎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流作家，米切尔小姐的裙角遮住了半个美国的文坛，这些作家，在文学上各有其价值，我无意在此菲薄他们。可是半票读者非此不乐，且久乐不疲。他们宁愿捧亚军甚至殿军的场，就是闭眼不看冠军。”抱持对浪漫主义抒情文学的异见，余光中评议冰心的诗歌结构散漫，用词浅显、单调，没有余味，极具“装小”的味道，如同“做作的童话童诗”，不具有深邃的现实意涵。

这场有关台湾现代诗与“五四”新诗艺术的论辩，最终以苏雪林的“免战”宣言暂时落幕。但针对余光中对中国早期新诗的指责，苏雪林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中，再度为“五四”文学与冰心辩护。此前余光中等现代派文人贬责冰心的诗歌幼稚、浅薄，流于说教，宛如“做作的童话童诗”。而在书中，苏雪林则不乏溢美地称赞冰心是“中国新诗界，最早有天分的诗人”，指出：冰心写诗无需“努力从旧诗词格律解放出来而为新文艺的试验”，她仅凭借自身敏锐的感觉，就能建造起一座诗歌王国，“有人因此不满于冰心文字，将它也比之‘水晶球’，其实冰心文字绝不像水晶球一览无余”；冰心的文字澄澈凄美，“明白爽朗，条畅流利，无观之刺目，读之拗口之弊”，看似简单易懂，但抛却了繁复的诗歌形式，反而能够将深沉的哲思深入浅出地融入简练的文字中，令“小诗”生发出举重若轻的力量。也正因此，无论是在大陆诗坛的文化启蒙时期，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现代诗兴盛之时，冰心的诗歌都具有存续其间的价值。

苏雪林与余光中等现代派学者的论辩，彰显了台湾文坛“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反传统”与“反西化”的两种声音。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当时立足于现代派文人对面的，“不是同源异流的第一代乡土小说家，而是主导文化中以传统抒情为经、五四新文艺写实为纬的中产品味作品”。他们想要强化诗的“知性”，就必须借助反“五四”抒情传统与东方浪漫主义文学，来达到文学变革的意图。诗人纪弦在《现代派信条释义》中，就明确表示现代主义的特色就是反浪漫主义，重知性，且排斥情绪上的告白。这就意味着，想要从西方文化中攫取养分为台湾文坛注入新鲜血液，不反“五四”就无法达到“旧瓶装新酒”的目的。因此冰心的抒情性诗歌才会受到诸多批评和争议。及至20世纪70年代，以余光中为代表的现代派学者对抒情文学的批评仍在继续，并由诗歌转入散文领域。但从保存中国文学文脉的立场观之，“五四”新文学传统是台湾文学的根脉，在全盘西化的潮流中，苏雪林等迁台作家为冰心等“五四学人”的发声，无疑为祖国文学在台湾延续了火种。

（三）论争的余绪：余光中对“现代知性散文”的倡导

在与苏雪林等文人论辩“五四”抒情诗的价值时，余光中已经开始思索台湾散文发展的未来走向。余光中曾受到夏氏兄弟的提携，外加西方艺术的基底，使他在“西化”风潮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现代主义”，并对浪漫主义文学表现出同样的逆反姿态。此时，在台湾散文领域，“冰心散文典雅、清丽、委婉温柔的艺术风格”已经占据主流地位，奠定了台湾女性文学的主导基调。但在余光中看来，张秀亚、艾雯等沿袭“冰心体”散文创作“仍为五四新文学的延伸”，换言之，“冰心的衣裙，朱自清的背影，仍是一般散文作家梦寐以求的境界”，指引着台湾散文的发展路径。1963年，余光中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中指出：“现代散文当然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的基础。但是，只要不是洋学者生涩的翻译腔，它可以斟酌采用一些欧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泼些，新颖些……”这表现出其变革“现代散文”的诉求。

为了清除20世纪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过度西化的弊病，也为了发展具有知性的现代散文，70年代，余光中开始强调理性与散文的融合。在《左手的缪斯》中他大胆发问：“我们有没有‘现代散文’？我们的散文有没有足够的弹性和密度？我们的散文家们有没有提炼出至精至纯的句法和与众迥异的字汇？最重要的，我们的散文家们有没有自《背影》和《荷塘月色》的小天地里破茧而出，且展现更新更高的风格？”余光中倡导的“现代散文”看重作品的结构与语言的精炼，反对不加节制的情感描写。为了给予“现代知性散文”正统的地位，余光中采取了与夏氏兄弟相同的策略，即对浪漫色彩的抒情文学进行全然否定。他将华兹华斯、雪莱、济慈、泰戈尔乃至冰心这一脉的抒情文学称之为“低级的浪漫主义”，断言他们的作品因“缺乏知性做脊椎”，而在艺术上过度滥情与感伤，思想没有深度，乃至脱离现实。而取自冰心一脉的“五四嫡传散文”，则被指斥文义浅显、节奏松懈、主题僵硬，“表现的无非是一些酸文人的孤芳自赏，假名士的自命风流，或者小市民的什么人生哲学，婆婆妈妈的什么逻辑。这一切，距离现代人的气质和生活，实在太远太远了”。

在同年见刊的《凤·鸦·鹑》里，余光中更为旗帜鲜明地表示“五四”时期的文学已经成为历史：“徐志摩的诗，冰心的散文，巴金的小说，已经退休到文学史里去了。我们必须自大众化的时代进入艺术化的时代。”余光中认为，“五四”文学固然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但时过境迁，当社会已进入急速突变的工业化时代，需要面临的是如何革故鼎新而不是沉溺于传统，倘若继续标榜“五四”经典，势必会陷入故步自封的泥沼中，失去发展和前进的空间。1977年6月，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期间撰写《论朱自清的散文》，继续阐发他的理念，表示“一位读者如果仍然沉迷于冰心与朱自清的世界，就意味着他的心态仍停留在农业时代，以为只有田园经验才是美的，所以始终不能接受工业时代……冰心、刘大白、俞平伯、康白情、汪静之等步泰戈尔后尘的诗文，都是这种‘装小’的味道”。余光中的批判言辞颇为激烈，但他的目的依旧是拉“五四”抒情文学下神坛，引起台湾文化场域结构的转变。

诚然，余光中对以冰心为代表的“抒情文学”全盘贬斥的做法，似乎又陷入了“过度西化”的怪圈。正如王卫平所强调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接受意识，它的历史生命存在于历时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之中。而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读者阶层由于他们的思想观念、阶级立场、文化水准、鉴赏趣味的不同，必然导致对作品的意义与价值的认识上的不同”。客观而言，20世纪60—80年代台湾社会正值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期，文化上也必然会引发审美趣味的改变，冰心的散文更多体现了启蒙时期的传统价值观和艺术范式，无法完全顺应台湾当下求新、求变的现实语境。余光中借由批评冰心的文学来倡导“知性散文”，是期望台湾文人能够书写出弹性、密度、质料的现代文学，从而打破“五四”散文审美格局的限制，向更为多元、创新的散文艺术领域迈进。因此，他的观点也引起学界对台湾“现代散文”的省思，对于促成台湾散文文体的革新、理论的建设都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冰心多次致信台湾同胞，诉说对台湾的思念。1980年，冰心曾写下《致台湾同胞》：“我从来没有去过台湾，更因为在台湾还有我的亲戚朋友，以及我神交已久的作家们，使得我对于这座离开母体三十年的台湾宝岛，常是念念不忘。”1981年，冰心又接连发表《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给台湾同胞的一封信》《骨肉重欢普天同庆》《统一祖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等文章，诚挚地呼吁两岸爱国作家能够“进一步开展文化交流，共同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写出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四、余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越来越强调凸显“主体性”，成为政治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昭瑛曾批评道：“所谓‘台湾文学主体性’是和‘台湾社会主体性’一样以排除‘对象性’的方式来建立的。如此台湾文学主体性的建立将面临双重困难，一重是直接移植了台湾社会主体性的困难，一重是由于未经反省批判地全盘接收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作为理论基础与创作指导原则，从而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庸，丧失了文学本身的主体性。”在台湾文学“本土化”的语境中，“五四”文学在台湾的影响力减弱，但冰心的作品依旧在台湾拥有很多小读者，她的《笑》《回家了》作为现代散文的代表作，被编入台湾高中语文教科书。1999年，冰心逝世的消息传及台湾，台湾文坛再度掀起了“冰心热”。多位台湾作家和学者发文缅怀，诉说对这位“文坛祖母”的敬仰之情。台湾传记作家关国煊透过《以“寄小读者”饮誉文坛：百岁女作家冰心的一生》一文，追忆了冰心一世纪之久的文学生命。女作家赵淑敏以《追念冰心女士》，回忆了1994年到北京拜访冰心的经历。顾毓琇（顾一樵）作为冰心的生前好友，在《纪念几位文学朋友》中回顾了与冰心的交往历程。台湾武侠小说家杨昌年撰文《闺秀作家谢冰心》，借多种体裁作品的分析，阐述冰心文学的艺术价值。剧作家马森也将儿时对冰心的崇敬之意诉诸《幼年时所喜欢的几位作家》……台湾学者对冰心的集体悼念，印证出冰心文学及其思想所具有的恒久魅力。2011年台湾的创价学会联合大陆的冰心研究会、冰心文学馆举办了一场“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生平与创作展”，来纪念冰心为两岸文化交流作出的巨大贡献。这是大陆首位现代作家在台湾完整展示生平和创作的展览，显现出冰心在两岸文坛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从90年代末的悼念热潮与21世纪后两岸纪念展可以看出，随着台湾文学自主性的提升与文化传媒的兴盛，以及文学消费结构的转型，在历经百年沉淀后，台湾地区冰心文学的接受群体已经由作家拓展向大众，对冰心文学的接受形式也逐渐脱离了互文对话与文本模拟，转向了大众阅读与鉴赏。

正如德国文艺理论家汉斯·罗伯特·姚斯所言：“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回溯台湾文学发展的百年长河，冰心的文学恰如“管弦乐谱”，随着台湾文化场域和时代语境的变迁，呈现出不同的传播与接受轨迹，在或褒或贬的声音中构成每个时段的独特存在，引发台湾文坛的震动与回响。日本据台时期，冰心“爱的哲学”思想曾为颓丧的台湾青年带来希望与曙光；台湾光复后，其文学指引着赴台文人重塑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与东方审美路径；“西化”风潮下，其散文又成为论辩双方的焦点，助推了现代台湾散文文体的变革；及至“解严”以后，冰心的作品依旧在台湾畅销不衰，其作品作为现代散文的代表，被收录进台湾的语文课本中，承载着传播民族文化的使命，影响着台湾小读者。百年来，冰心不仅以柔美的文字形塑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的美好想象，还用赤诚的真情唤起了在台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与民族文化认同。正如诗人痖弦所说：“冰心一直在台湾，冰心的影响一直没有断。”即便在21世纪的当下，她所宣扬的“爱与和平”也依旧发挥着精神向导的作用，其作品在台湾的传播与接受史，已然成为两岸文化间根脉相连、不曾分割的印证。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台湾研究》专栏，第65—80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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