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露平 | 唯物史观的历史叙事：基于《资本论》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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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的历史叙事：

基于《资本论》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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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传统历史叙事的问题症结出发，揭示《资本论》历史叙事的生成逻辑与理论定位，深入探讨《资本论》历史叙事的整体性框架及其哲学内核，并重新思考《资本论》历史叙事所蕴含的主体语境与解放前景。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回答《资本论》如何破解资本主义的发展秘密以及资本必然灭亡的真理，而且能从哲学高度提供新时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路标。

作者简介

周露平，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研究。近年独立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摘10余篇，获得省级优秀理论成果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省社科基金项目各2项。

摘要：传统的历史叙事以抽象的精神反思或批判历史进程，不能真正呈现历史进程背后的物质性的生产方式与矛盾化的社会关系，基本上从属于唯心史观的考察方式。马克思则从唯物史观的新世界观视角，提出了历史进程的社会动力机制。以此为基础，《资本论》研究全面揭示出现代资本发展的历史内容与超越方式，展示出历史叙事中超越资本逻辑、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类解放的历史路标。《资本论》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情境、发展机制与历史趋势等，形成了以无产阶级解放为革命形式的主体语境。

关键词：《资本论》；唯物史观；历史叙事

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有史以来最具批判性的理论巨制，从历史哲学高度剖析了各种名目繁多的理论形态，科学预示了历史发展的新未来。就理论高度而言，《资本论》可以从哲学高度提供新时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路标”。它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内在机制的同时，澄清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未来走向——“人类历史之谜的解答”的历史叙事。对《资本论》历史叙事的整体性框架及其哲学内核、《资本论》历史叙事的生成逻辑、《资本论》历史叙事的主体语境如何呈现等问题的澄清，有助于回答《资本论》如何破解资本主义的发展秘密以及资本必然灭亡的真理。正如罗森塔尔所言：“‘资本论’的巨大意义也就在此：它彻底摧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万古永恒的陈腐观念，并以绝对的准确性预言了人类发展的必然进程。”

一、问题的提出：历史坐标的思想史语境及其问题症结

任何哲学形态的最终目的都涉及人的问题，而关于人的讨论必然有切入历史视野的哲学反思。因此，这种哲学反思必然转化为历史发展的宏大诠释。关于历史发展的阐述，一直有所争议。毋庸讳言，历史发展的自我澄明是首要问题，即如何还原出历史的本真面貌：它是事件的组合还是思想的聚焦，抑或历史本身在时间中的自我推进。围绕这样的争议，理论界出现了诸如历史还原论、历史激变论与历史永恒论等说法。如历史还原论将历史还原为碎片化的事件，试图在历史事件中找到历史脉络；历史激变论坚信历史发展无章可循，是人类意识的自我设置，并变化为各个断裂性的理论片段，“一些启蒙思想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将历史视为不同生产方式的接续”；历史永恒论执着认为历史是永恒的，即资本主义规定着世界的普遍性说明，进而资本主义社会是永恒的、自然的社会形态；等等。这些争议试图将人类发展进程浓缩为一种可技术化操控的程式，以便“合目的性分析”。但问题在于，它们都未能本质性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具体而言，它们一方面淡化对历史路标的现实性把握，另一方面放弃历史叙事所内置的哲学反思能力。其错误在于：前者否定历史发展的可能，必然走向“历史终结论”的结论；后者拒绝历史发展规律的反思可能，进而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

雷蒙·阿隆的观点就是明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持的观点是“逐渐崩溃的决定论”，以异化想象去诠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马克思的思想导致有一个根本性错误的解释：把所有的异化归结为一个唯一的原因，并且假设，经济异化的终结将导致所有异化的终结”，“但是，如果人们假设劳动的解放意味着政治的解放，并等同于某种所有制的建立，那么这个深刻的真理就变成可怕的幻想”，即马克思的异化诠释变成超越现实的理论幻想。他进而断言，包括《资本论》在内的关于历史发展的思考都是“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历史发展不会自行成为一个秩序井然的整体”，马克思只是建构另一种“神圣家族”，并未脱离上述的讨论语境。

显然，阿隆关注到“用异化理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局限，但因此就牵强附会地断定，马克思是由于对话英国古典经济学而具有思想上的困惑，“只要人们在思想上回到马克思的精神世界，马克思的困惑就能容易地得到解释”，即在古典经济学的历史观的强制辐射下，马克思出现历史观的“迷失”。假如阿隆能够仔细研读马克思后期的理论作品，特别是《资本论》，或许能对此事有一个公允的判断，且这种误解就会得到澄清——一个是马克思的历史叙事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路标”，与旧历史叙事划清本质界限；另一个是《资本论》的历史叙事有其坚硬的哲学内核，预测了历史叙事的发展可能。在话题展开之前，我们有必要澄清几种历史叙事，以破解上述三种历史论的错误。

其一，唯心式历史叙事——理性演绎历史。唯心式历史叙事将历史发展原则浓缩为理性或精神的“自我绽放”与“内在约束”。近现代西方哲学以理性启蒙与理性精神为资本征服世界提供学理性说明，诸如笛卡尔、霍布斯、洛克、莱布尼茨等哲学家们试图以历史为中轴、以哲学为诠释手段来说明世界如何被资本所统一。康德的“启蒙哲学”恰恰完成这种历史论证。他用机制（machanism）驱使人类由低级社会走向高级的自由社会，机制本身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人性与敌意的混合物，是由竞争、虚荣和支配原则共同主导的社会创造性原则。简言之，康德试图以某种社会机制的统一性原则书写世界历史，以普遍史的形式表述历史发展规律。后来，黑格尔用“理性的狡计”（cunning of reason）来说明历史发展的进程，将历史纳入理性的设计规则之中。他认为人类意识的进步显示为历史的内容，而它的终点在于自由意识的下降运动，并显示为地面上的自由（即绝对精神）。“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理性赋予历史发展与运动的合理性规制。显然，黑格尔以精神哲学史终结自古希腊以来的唯心史观的所有想象——精神或理性就是历史进步的内在原则。换言之，历史进程只是理性精神的自我展开，由此黑格尔登上唯心史观的最高峰。唯心式历史叙事本质上是以“幽灵的历史”为视角，抛弃历史现实的运动，无疑是一种精神或概念的哲学虚构。这种虚构在施蒂纳的“唯一者”那里发展到极致。卡尔·洛维特对施蒂纳的历史观有过一个判断：“施蒂纳那变得离群索居的自我除返回到自己的无，以便在他可以利用世界的程度上如世界所是的那样利用世界之外，不知道做其他任何事情。”显然，洛维特并未把握后者理论的运思实质，因为施蒂纳用抽象人（唯一者）重构历史发展进程。这种思考方式影响深远，现代很多思想家不时要回到这个反思原点，诸如尼采的虚无主义批判、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批判以及马尔库塞的文化批判等，他们仍然严格从属于理论演绎的反思路向。

其二，市场化历史叙事——以私有财产考察人类发展史。市场化历史叙事试图废除习俗社会中的私有财产形式以及社会阶级的对峙结构与剥削模型，发育市场经济、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历史主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消解等级制度与血缘宗法制度等限制商品流动的框架，突出市场自由的最大化。如古典经济学提出私有财产或私有制是天然的、合法的，是历史所无法超越的社会内容。古典经济学的历史观，恰恰在理论内容上表现为“人类解放”原则，即通过资产阶级的经济行动，使传统社会经过资本的改造能得以解放。与之相关的理论作品，主要有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等。换言之，资本逻辑原则将整个人类世界塑造出同质化的模型，进而形成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世界历史发展框架。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起点就是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意在渲染出资本推动历史的永恒性功能。马克思曾将它们归为历史抽象论：“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况。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其三，空想型历史叙事——超越历史时空预设未来图景。空想型历史叙事主要以空想社会主义为代表，也包括蒲鲁东等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在关注历史发展中的弱势阶级的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的“扭曲人性”展开了批判。如早期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托·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年）等著作，到18世纪的“直接共产主义理论”（如摩莱里和马布利），再到空想社会主义（如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等等。空想历史主义从社会维度提出未来发展的预想，尝试建构某种社会组织形式以消灭私有财产，具有一定的、积极的进步意义。但问题在于，他们并未真正理解私有财产的内在机制与生产法则，只是通过“抽象的社会机制”来完成“立即解放全人类”。恩格斯对此定位非常准确：“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因此，他们试图以宗教形式的“禁欲主义”为内容的“共产形式”来完成这样的社会批判，但这些思考没有立足无产阶级的解放立场，容易走向“空想主义”。《共产党宣言》对此有过严厉批判，即空想社会主义并未认可无产阶级的解放主体，而是走向了浪漫主义批判。另一种空想型历史叙事则以蒲鲁东、达里蒙为代表。如蒲鲁东以“工资平等”“劳动权批判”为内容，将历史发展目标定位为全民化私有财产；达里蒙则以“消灭货币”的空想将历史看成一种消解经济的过程，“达里蒙最后做出判决：要废除金银的特权，把它们降到其他一切商品的等级”。恩格斯对此有过判断：“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里叶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借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端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它们基本上停留于脱离社会实践的理论空想。

显然，历史还原论、激变论、终结论都是这几种历史叙事的“理论衍生品”。究其本质，它们都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历史理论阐述，其目的在于提供符合资本发展的历史路标的同时，证实了资本合理性的哲学内核。换言之，它们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叙事，提出抽象的论证或批判的理论活动，但都未触及历史发展的本质问题。恩格斯指出：“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民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 这几种历史主义要么是对旧世界秩序的理论论证，要么是对这种秩序的反思修正，故“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 ，仅此而已。无论唯心的、市场的抑或空想的历史叙事，都是在资本合法性框架之内加以讨论的——它们只是资本征服世界的历史性说明与理论性诠释，以证实资本逻辑终结任何超越资本的企图。

那么，《资本论》蕴含着什么样的历史叙事呢？我们认为，《资本论》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维度提出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与消亡图景，进而超越了这三种历史叙事。具体而言，一方面，《资本论》提供了与西方思想界完全不同的“历史路标”。《资本论》不仅追溯过去历史发展的情节，如“原始积累”“现代殖民理论”等，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方案，科学预测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而费切尔与海德格尔的判断无疑未能把握这种历史叙事。如费切尔认为：“虽然马克思仍然相信，他能够在社会历史现实（尽管是有限的，但对人类而言却是核心的）领域来‘解决（认识）之谜’，并借助无产阶级的集体行动而使历史运动的实质本身似乎完全通透地显现出来，但实证科学却在这里取代哲学的‘大脑工厂’。”在他看来，《资本论》就是一门实证科学，可以将之完全划归至经济学阵营。同样，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批判视域类似于“基础存在论批判”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同样也遗弃了《资本论》的科学内容。另一方面，《资本论》的历史叙事在于它的哲学内核。这种哲学内核的生成直接规定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历史路标，并建构出完整的历史叙事。《资本论》的哲学内核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提出对资本逻辑的历史批判，实现以自由全面发展为内容的人类解放的哲学内容。伊格尔顿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的历史批判，认为“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我们的世界”，并得出两大论断：一是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依为命”；二是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消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高度依附于资本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伊格尔顿并未真正把握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的理论张力——马克思并非简单地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想象，而是挖掘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机制，并提出“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在资本主义内部实现人类解放之可能。问题在于，《资本论》的历史叙事如何展开？即《资本论》的历史路标与哲学内核如何生成与确立？故仍有必要回到马克思思考的深层意境之中。

二、《资本论》历史叙事的生成逻辑与理论定位

在1878年的《人民历书》与1883年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等书刊中，恩格斯多次强调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贡献。第一，马克思的历史叙事具有广义的历史路标。它不局限于某个地域，而是对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加以整体性说明，同时提出对唯心的、市场的抑或社会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认为历史发展问题应该到社会现实中寻找答案，即“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数人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阶级斗争的分析不能停留于哲学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层面，而是应当深入经济学批判视域。第二，马克思对历史叙事的精准表述。《资本论》“揭示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并提出资本批判的历史诉求与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要求。《资本论》的历史叙事的两大表述，也就是“解读历史发展之谜”的两个方面：一是就人类社会的历史路标而言，消除阶级斗争就完成了历史进程的“飞跃”，实现新的社会形态，后来的《哥达纲领批判》《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等文本是这一议题的推进；二是就资本批判的哲学内核而言，人类解放逻辑取代了历史还原论、历史激变论或历史终结论，其聚焦在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类解放，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要理解《资本论》的历史叙事，我们首先要理解“历史”的范畴是什么？其主要涉及历史叙事的性质与内容。《德意志意识形态》就谈过这个问题，认为历史其实就是人类史。“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科学的具体展现就是历史叙事的全部内容。乔纳森·沃尔夫对此有误解，认为马克思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人类历史从本质上讲是人的生产能力发展的历程”，提出“马克思的思想是，经济结构的兴与衰取决于他们促进还是阻碍人的生产能力”，由此认为生产能力与经济结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显然，他对马克思的历史叙事没有弄清楚，甚至误读后者的理论工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没有认清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历史路标”，将马克思的历史叙事归结为一般性的批判哲学，并未看到马克思通过经济学批判提出超越资本生产的历史发展内容；另一方面是没有关注历史叙事本身的哲学内核，即马克思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类解放逻辑，提供走向新社会的人类发展方向。

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资本论》历史叙事的理论前史。《资本论》作为唯物史观的高度精密的理论文本，其历史叙事的成型与完善是漫长的理论生成史。尽管“博士俱乐部”期间，马克思的历史观与鲍威尔思想有过高度的“亲近性”，并以博士论文作为“理论贡品”。但是，“莱茵报”与“德法年鉴”时期的社会实践表明，马克思的历史观已经有本质性的转变。“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遇到“物质利益困惑”问题时，迅速将这个问题作为一种历史叙事起点，即为什么自由精神未能保障所有人的物质利益。如此，就必然要澄清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唯心式历史叙事”错在何处。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无疑是其《精神现象学》抽象历史观的理论运用。在他看来，“国家的法比其他各个阶段都高，它是在具体的形态中的自由，再在它上面的那只有世界精神的那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了”。由此可见，黑格尔的以理性为支撑的国家学，坚信“国家与法决定市民社会”。但问题在于这种理论只具有抽象的现实性，却脱离具体的历史现实。与之相反，马克思通过“莱茵省”的记者生活等，围绕“物质利益问题”展开理论追溯，指向市民社会本身是物质利益的总和，“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 。由此，马克思展开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性研究，浓缩为几大历史观的质疑：其一，市民社会是不是如西方思想界所认为的那样“永恒性存在” 。其二，市民社会的运行规律是什么？是不是如古典经济学所设想的“利己主义”支撑下的“富国裕民的天堂”，抑或黑格尔所定位的“理性的狡计”的预设世界。其三，市民社会的未来走向是什么？尽管卢梭、李嘉图、西斯蒙第、李斯特等人都对资本主义发展提出“反思”，但这些反思本身都是在资本的框架内加以讨论。同样，后来的海德格尔、萨特、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鲍德里亚等人对资本模式及其生产形式的批判，要么走向无批判原则的“激进主义”，要么回归过去的“浪漫主义”，要么停留于简单的“拒绝主义”。与之相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准确界定马克思的理论工作，提出市民社会的历史界限问题：市民社会不是人类解放的最终诉求，它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解放，“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 ，从而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即市民社会。如此，私有财产问题成为解决市民社会三大问题的理论核心，成为唯物史观时期的基本配置。

在接下来的理论行动中，马克思必须澄清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这恰恰提出了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不同的历史叙事。马克思认为，只有破解私有财产的本质，才有可能走出资本主义社会，原因在于诸如“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也就是说，古典经济学以私有财产合法性为基础，抽象演绎现代资本的运动规律。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一方面提供的是资本的历史路标——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方向；另一方面则是诠释资本的哲学内核——私有财产是社会的解放逻辑，即整个资本主义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因此，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就是劳动创造私有财产论，而理论的罗盘也必然推进至私有财产是劳动生产的，那么为什么劳动者反而贫困呢，即“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马克思对此提出两大“诘问”：第一个是抽象劳动在人类发展史上有何意义；第二个是工资平等的社会革命的目标错在何处。这两大诘问共同指向一个重大问题：“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现代资本主义表述的异化劳动的历史叙事。由此，异化劳动解决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提出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即古典经济学并未从历史叙事的维度提出超越资本的内容。毋宁说，它只是以私有财产合法性为理论前提，但是私有财产的来源是工人或无产阶级的异化劳动。

总之，马克思的理论立场是从无产阶级出发，这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笔记本I的结构安排就可以体现出来。马克思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叙事是无产阶级从事异化劳动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历史叙事的历史路标：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其哲学内核就是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澄清。这就从历史维度打开资本的未来，即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得出人类解放源自私有财产的解放，其基础就是异化劳动的消灭——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这样的工人与生产关系，成为后来《资本论》研究的基本议题，即“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转化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现实。这一洞识直接击穿“资本永恒”的历史学模式，转化为资本批判的哲学反思，超出诸如唯心的、市场的与空想的历史叙事框架。

这一思想不断贯穿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及《资本论》的三大手稿等文本，最终在《资本论》中得以确认。庞大的文本群延续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思路，回应历史叙事的当代路标与哲学内核。《资本论》的当代路标很明确，就是要超越资本主义，但问题在于哲学内核如何回应这样的路标？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能够支撑起对古典经济学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异化劳动的起源必须得以解答，《德意志意识形态》从一般历史发生学视角提出“自发分工”导致“异化劳动”，显然分工问题是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历史叙事核心，从而引申出诸多话题：实践生成机制、生产力与交往方式模式、资本的发展阶段说（所有制）、意识形态理论等。由此，《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有了最初的框架。在更为成熟的阶段，即《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三大手稿等文本群时，马克思才有效把握住现代资本的历史叙事：资本如何通过雇佣劳动占有剩余劳动的历史。简言之，《雇佣劳动与资本》从“共时性”提出资本的历史叙事，随后《共产党宣言》从“历时性”维度提出资本的文明史与未来性，最终《资本论》及手稿的理论定位就是论证资本的运动内容与历史限度。由此可见，唯物史观研究为《资本论》提供了宏观的历史叙事，而《资本论》则进一步论证了唯物史观在资本主义时代所铆定的历史发展图景。

三、《资本论》历史叙事的理论内容：形象重塑与批判指向

虽然，马克思澄清了异化劳动（雇佣劳动）是私有财产（现代资本）的起源问题，但与资本合法性论证体系不同，《资本论》的历史叙事则是批判现代资本的社会形象，并由此塑造出资本批判的哲学内核。

（一）现代资本的社会形象批判：颠覆资本的四大传统形象

《资本论》通过历史叙事，批判了资本的四大社会形象。一是原始资本的历史形象。它从历史时间维度交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桶金”或“准备金”问题，证明资本及其社会形态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资本从社会空间方面祛除等级社会的“羁绊”，使社会的主体性自由功能运动起来，这种主体性自由主要体现为从时空中分离劳动者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传统联系，塑造出工人的两大“自由性”：工人一无所有的自由生存状态与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交往状态。二是生产资本的现实形象。资本可以自由生产与自由扩张，其包含着无限增殖的权力力量。资本世界化原则确立后，资本通过增殖性生产，形成单一性主宰的文化、政治、经济、价值观的全球化网络与扩张路径。因此，这种增殖原则并非一个凌驾于资本之上并且能从资本之外指导资本运动的规律即“资本形而上学领域”，而是一种内在于历史大尺度的资本运动规律，即它从历史发生学视角提炼出历史性变化的内容，诸如利润率理论、剥削率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等。它们共同凸显资本的社会化的生产系统。三是资本的反思形象。其理论形式是古典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并由此塑造出现代意识形态内容，如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社群主义、互助主义与拜物教主义等。经济学反思直接呈现出以资本权力为核心的法规化秩序。四是资本的启蒙形象。启蒙形象从根基上塑造资本的精神内核，促使增殖逻辑与权力逻辑的紧密结合，形成资本逻辑的增殖机制，完成资本权力塑造新世界的启蒙工作。由此可见，《资本论》的历史路标建基于四大资本形象的严格剖析，目的是从学理性视角提炼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这四大形象从理论上诠释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说明这种发展史的框架与界限是以资本为基础的。

（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叙事呈现：无产阶级被奴役剥削的社会内容

《资本论》三卷本就其延续性而言，其实是说明资本的形成史与发展史的思想内容。《资本论》第1卷与第2卷说明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形成、流通与分配研究资本的运作机制，涉及诸如商品理论、货币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等；第3卷交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过程，主要从社会运动的视角提出剩余价值社会化内容，包括价值转形问题、一般利润率下降问题、平均利润率规律、地租利润、信用理论等。特别是《资本论》第1卷，更为科学地展示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叙事.马克思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这种自然史是人类的史前史，因为它以私有财产运动为社会生活核心，而资本主义社会则表现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结构性关系、生产性内容与矛盾性对峙等社会规律。

因此，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叙事包括两大内容：一是资本如何生产剩余价值，这是资本的生成史，它包括现代资本主义与早期的“原始积累”与“海外殖民”；二是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资本，这是资本的成长史——私有财产从原有的社会旧制度牢固确立起新的生产性质，整个社会不再以积累剩余为目标，而是如何扩大再生产。在整个历史叙事中，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历史路标：“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这种有机体的历史限度在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一般利润率下降，必然导致剩余价值生产趋于零，整个资本主义积累危机与无产阶级贫困问题就凸显出来，必然出现难以消除的自我否定性。在此我们有必要呈现马克思的论证思考：如《资本论》第1卷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内容，诠释资本的起源、运动与积累过程，揭示资本历史持续发展的原因；第2卷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的流转过程，维持资本主义的顺利运转；第3卷提出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推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等。由此可见，整个资本发展史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流转、分配的历史，其扩大再生产的原因在于资本的不断积累，并出现资本积累的双重贫困：由于一般利润率下降，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的占有减少，剩余价值的占有减少，出现“资本积累性贫困”；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可变资本的数量减少，出现相对过剩人口，进而出现“工人生存性贫困”。这两大贫困共同巩固着无产阶级被剥削的历史状态，同时也提出了超越资本的解放任务。

（三）资本批判的哲学内涵：破解资本剥削秘密，实现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这种思维的意识主要是哲学内核的生成。此时，马克思破解私有财产的规律，虽采用费尔巴哈的语言，如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但是却赋予它们新的哲学内核，就是人类如何从现实的生产过程实现人类解放。“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反之亦然，“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

马克思的理论立场或哲学内核在于为无产阶级代言，在现代经济运动中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如何获得人类解放，马克思必然离开传统的历史叙事，开拓新的研究基地：一个是“显白”方式，从资本运行方式诠释资本如何无偿占有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凸显现代阶级结构中的两大阶级对立，反击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错误；另一个是“隐微”形式，诠释超越资本主义的解放诉求，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说明。《资本论》对资本的不同存在样态的考察，目的是从繁杂的生产交往过程中科学厘清剩余价值的剥削机制。

在此基础上，《资本论》重点说明“人类解放”视野下的无产阶级解放的内容——“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人类解放指明两大核心问题：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在资本生产创造生产力与物质财富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公共占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所有制的本质发生变化，在生产资料公共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不是一种新的私有制，而是具有社会普遍性本质的个人的社会财富占有制度。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已经提前说明这种状态下的个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接下来的理论行动中，马克思必然将研究旨趣聚焦于《资本论》历史叙事的主体语境，澄清无产阶级的历史功能与超越机制的内容。面对资本主义的复杂性社会矛盾，《资本论》勘破劳资对峙过程中无产阶级被剥削的样态，呈现无产阶级如何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主体形态与历史角色。

四、《资本论》历史叙事的主体语境与解放前景

如何断定《资本论》的历史叙事问题，恩格斯的理解无疑是准确的。他认为马克思有两大贡献：一是从“历时性”维度提炼出唯物史观真理，并从宏观视野提出人类解放逻辑。它指向的是人类苦难源于剩余劳动被统治阶级所占有，因此这种人类解放逻辑本身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由此人类解放的逻辑维度就是要消灭阶级。二是从“共时性”中挖掘出资本逻辑的运作规律及其灭亡方式。显然，这是从微观的历史发生学视角提出的，指明《资本论》的哲学内核即资本批判，表现为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内容。进而，《资本论》为我们提供历史叙事的主体语境的同时，指出了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完成超越资本及其生产方式的路径。

后来的思想家并未正视恩格斯的判断。以马克·波斯特为例，他坚信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解放说明只是资本主义的理论反馈，服从于资本逻辑的现实诉求，因此他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与“同道者”，“历史唯物主义最终确认了理性自身的权力，使话语被它赋予革命能力的无产阶级所利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虽然看起来是革命的，骨子里却是受制于传统认识论前提的保守学说”。马克·波斯特指出，马克思的理论缺陷在于将社会领域的内容以雇佣劳动的苦难形式加以普遍化，阻碍了其他试图解读现代社会的路径，使得人类解放的“幻想”变成煽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教条等。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叙事已经被滥用，失去解放理性的原则与前景。但我们对此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波斯特虽然看到信息生产型历史的到来，但他并未深入至历史本身的通道，特别未能切入《资本论》对现代历史的批判实质，因为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知识分子运动，抑或数字信息实践，就其本质而言仍然高度从属于人类解放范畴。

我们认为，马克思揭示了西方经济学、哲学甚至社会学中资本形象的哲学内核——资本逻辑及其市场权力或经济权力所建构的社会发展机制。进而，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一方面，从哲学内核即人类解放逻辑维度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的“两个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从历史叙事维度提出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其表现为“两个决不会”。“两个不可避免”与“两个决不会”的理论逻辑是：“两个不可避免”从社会整体性视角提出历史叙事的资本终结，即人类社会的历史路标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向度；“两个决不会”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视域说明历史叙事的漫长性与曲折性。

《资本论》的历史路标提示着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其哲学内核所展示的是人类解放的具体环节与理论逻辑，两者相辅相成——《资本论》的哲学内核不仅建基于唯心史观或形而上学的批判，而且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形式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哲学。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中，马克思就提出人类解放的主体内容是无产阶级实现全人类解放，“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 。这个社会是人类解放所形成的新社会，尽管此时马克思由于认识限制，还无法完整呈现之。但他将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人类解放功能加以严格区分，使得人类解放革命主体与资本家完全不同。“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 ，其革命诉求在于对现代私有财产的批判。“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 社会的原则就是无产阶级的主体语境，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原则。

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已成为历史叙事的历史路标，而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辩证关系及其消灭则是历史路标的根本指向，并由此形成资本社会的哲学内核——感性活动原则。这种原则，在《资本论》中被展开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类解放活动，从而形成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内核。

一方面，无产阶级主体内容由资本所塑造。资本生产的本质在于无偿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并将之转化为剩余价值投入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资本增殖的内容就是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资本论》及手稿一直诠释着无产阶级如何被剥削的内容，而无产阶级的主体革命则源自资本积累贫困下的自我贫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完善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两大从属问题”，提出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期劳动完全从属于资本。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可变资本的减少，很多无产阶级被挤压出资本生产过程。“事实上，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他的能力和规律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这样的后果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加剧，产生数量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并形成与资本积累相对立的革命主体。总之，无产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资本相对峙，并成为改变资本的根本性革命力量，因为它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 。

另一方面，人类解放的实现以无产阶级为革命主体。恩格斯在评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认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为基础，意在说明黑格尔的逻辑学赋予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马克思的工作就是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内核剥取出来，背离以思辨逻辑为历史叙事的唯心史观，走向以历史现实面貌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必然指向历史解放的主体内容即无产阶级：一方面，马克思以无产阶级革命原因为引导，明确了资本主义历史叙事的四大内容。第一，资本主义的历史基础是资产阶级绝对占有生产资料；第二，工人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来获取生活资料；第三，资本主义的存在基础在于不断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第四，资本主义历史危机在于资本积累，体现在资本的财富积累与工人贫困的积累。这四个方面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具有推翻资本统治的革命诉求。另一方面，马克思以无产阶级革命内容为基础，找到了超越资本的根本路径。他认为，资本必然灭亡的原因在于，资本生产积累放大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必然引发无产阶级革命，且导向人类普遍解放的新社会。由此，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历史叙事的主要内容：历史路标是消灭资本，消灭资本剥削无产阶级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将生产资料资本占有制转化为无产阶级占有制，在此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即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的发达，“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以全面发展的个人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路标。同时，哲学内核将以无产阶级革命超越资本社会、实现人类解放的新社会作为理论归宿，也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实现“哲学与无产阶级”的辩证统一，以无产阶级革命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类解放。

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叙事不是对哪种历史哲学的某个流派或某种思想的理论批判，而是要提出超越资本现实的历史前景与实现路径。当代很多思想家并未把握《资本论》的历史叙事脉络，要么对唯物史观加以批判，要么对《资本论》加以误读。尽管他们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但认为这种变化本身并未超出《资本论》的精神内核。换言之，它们并未真正理解《资本论》的批判诉求与理论归宿，特别是《资本论》历史叙事的主体语境与超越路径。事实上，马克思并非意在虚构一种逃离资本叙事的历史进步图景，而是要在资本的历史成就上，提出超越资本逻辑、重建个人所有制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历史内容，即“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 。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第1—11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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