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才 |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价值底蕴与逻辑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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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价值底蕴与逻辑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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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宏大视野出发，探索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发生原理、发展方向、独特选择和未来趋向，揭示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规律，即从理性化启蒙开始，到主体化奠基，再到民族化开始定位，最后特色化完成，展现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外生型、主体性、本体化和独创性的特质，带动中国教育由弱到强转变。这个里程展现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从模仿走向独立并创造特色的发展轨迹，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经之路，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

作者简介

王洪才，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等教育评论》主编等，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福建省优秀青年社科专家等荣誉，主持和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5篇（含网络版），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研究和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摘要：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经历了从救亡图存到自立自强再到民族复兴和最终走向民族辉煌的历史考验，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教育认识的不断深化，具有理性化、主体化、民族化、特色化四个典型特征。理性化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起点，展现了中国教育变革从实用性向本体性的转变，是教育现代化外生性逻辑的必然结果；主体化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展现了中国教育变革从依附性向独立性的转变，是教育现代化内在逻辑的要求；民族化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本质，展现了中国教育从模仿性向创造性的转变，是教育现代化实践逻辑的必然反映；特色化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展现了中国教育从继承性向创新性的转变，反映了教育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旨在实现对西方教育模式的超越。理性化、主体化、民族化和特色化的不断递进，构成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展现出外生型、主体性、本体化和独创性特质，推动了中国教育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理性化；主体化；民族化

引言

毋庸置疑，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进行了清晰阐释，将它具体表述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充分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质。无疑，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基于这些特质，但也具有自己的特殊内涵。我们认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在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昌盛过程中形成的科学方案，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展现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实践逻辑，逐渐实现了对西方教育现代化道路的超越。纵观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历史，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方案是在救亡图存过程中开始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正式奠基的，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突破的，是从新时代开始走向超越的。这个历程反映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探索特征：从理性化发轫，经过主体化奠基成型，再到民族化确立目标，直到特色化实现超越。这个历程揭示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内在价值导引：理性化使中国教育服务于富国强兵需要；主体化使中国教育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需要；民族化使中国教育反映中国国情的需要；特色化使中国教育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科学地揭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背后的价值逻辑，有助于增强我们的教育自信，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顺利推进提供理论指导。

一、理性化：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第一重价值追求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引进西方科学文化、推动中国教育观念变革的过程，这个过程促使中国教育从不注重实用价值转向注重实用价值，开始了教育观念的理性化改造。这个转变是在外界压力下发生的，展现了明显的外生性逻辑特征。这是由特定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一）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发端于救亡图存的现实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历程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由此惊醒了传统国人的“天朝上国”美梦。自此，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来自西方列强的科技文化的挑战与冲击，西方的“船坚炮利”激发了国人对教育制度的反思。当然，开始时人们认为西方列强仅仅是因为技术先进，并未意识到其制度和文化的先进，但不断战败的现实让国人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已经占据了全方位的优势，最终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废科举，引进西方学制，建立西式学堂，推行西式教育。这个认识转变就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

由此可见，中国教育现代化发轫是应对外来危机的反映。众所周知，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国门，使中华民族感受到空前的生存危机，也使国人赖以自豪的中华文明遭受质疑。变法图强、“师夷长技以制夷” 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选择。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已经让一批中国人开始觉醒的话，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则真正让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行动起来，由此兴起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直至辛亥革命。从开始关注西方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到后来关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这表明理性化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从工具理性开始，最终才达到价值理性层面。“中体西用”是工具理性态度的集中代表，直到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以及维新变革运动的兴起，才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制度和文化观念落后是军事失利的根源。这个认识深化过程，代表了人们开始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引进西方学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也代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真正开始。

（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始终面临中西方文化的冲突

我们知道，崇尚理性是西方文化的底色，也是西方学术体系发达的根基，无论是柏拉图哲学还是黑格尔哲学都是理性主义的代表。西方社会虽然也经历近千年的宗教统治，但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又找到了根本，其现代化就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而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理性化。中国文化重视情感价值，强调血缘关系，崇尚伦理关系，社会关系常常划分为“亲亲疏疏”，在道德上更重视动机而非效果。中国文化虽然也讲究理性，并发展出宋明理学，但往往流于空谈，更加强化了传统的伦理价值，并未发展出注重科技的工具理性，且其具有明显的外生性特点，即受到了佛家文化的影响。在世俗社会，人们强调的是理智而非理性。从理性视角看，理智偏向于消极的适应而非改变，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即如此。

西方文化具有理性主义的哲学根基，使其能够在近代开启启蒙运动。而中国文化中神秘主义色彩严重，对于无法解释的事实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并不想刨根问底。如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庸也》），都具有明显的回避色彩。董仲舒所持的“天人感应”说，是儒家思想神秘化的典型。经过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统治思想，儒学开始向儒教转变。毋庸置疑，这种神秘化与理性化是背道而驰的，也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落后。

相反，西方文化很早就确立了形式逻辑，引导人们开始了理性化思维，努力探求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特别强调把事实作为认识事物的基础，由此发展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并行不悖的认识论传统，并最终产生了实证主义哲学，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典型特质是承认每个个体都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由此奠定了西方个体主义文化基石，这种理性精神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根本动因。

（三）中国教育培育理性精神任重而道远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圣贤文化传统，表现为对历代统治者所褒扬的圣贤高度崇拜，这也成为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工具。中国历代帝王都把自己作为圣贤的代言人，信奉“金口玉言”，臣民必须遵从，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儒家的四书五经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为官方教科书和后来的科举取士的依据。这极大地束缚了民众思想，阻碍了社会思想进步，使个体丧失了独立判断能力，也是中国社会逐渐落后于西方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近代的一批仁人志士正是在深刻认识到国力衰弱的根本原因之后，才开始同传统文化决裂，作为封建统治意志代言人的儒家学说也成为其攻击目标，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就是引入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的理性精神。

（四）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从理性化开始的

洋务运动的破产，让人们从事实上认识到依靠封建统治者来实现教育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而戊戌变法的失败也证明了这一点。辛亥革命后，教育现代化才真正得以开始。随着清政府的倒台，儒家文化也丧失了其主导地位，社会开始全方位引进西式学堂，实施西式教育，而早期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也直接表现为“西化”。虽然这个“西化”的过程受到了诸多质疑和挑战，但基本方向并没有改变。因为必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从“落后就要挨打”中获得的教训，而我国后来主动进行的改革开放也主要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显然，如果只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话就很难获得其精髓，只有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思维方式和理性精神才能真正理解西方社会进步的实质。

从表面上看，引进西式教育是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而实质上则是为了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从而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思想。可以说，科学与民主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引导力量，也是教育现代化的内在动力，还是教育理性化追求的目标。由此可见，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第一重价值追求即理性化，旨在突破传统封建文化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探索富国强兵的根源。

二、主体化：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第二重价值追求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主体觉醒的过程。通过先觉者而觉后觉，以中华民族崛起为志业，实现教育完全自主，这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这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教育现代化必须通过主体化才能推动

没有教育的主体化，就没有真正的教育现代化。现代化需要主动人格才能完成，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就是造就这些主动的人格。如果说教育理性化追求是在外来压力下的一种被动选择，那么教育主体性的生成则是一种内在发展的需要，是主体自我觉醒的结果。人具有自适应性，会自发地调整与外界的关系，这种自发性之中蕴含着主动性，因为它经常是下意识的，所以人们并不总是能够觉察它的存在。只有当人们与周围世界开展积极的互动之后，才会使主体意识觉醒。当个体寻找到与环境的和谐关系后就会产生自我认同，从而宣布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这种主体性就表现在自我对环境的驾驭能力和对自己的控制能力。

教育的主体性生成也是在教育现代化遭受挫折之后开始的。传统教育往往成为封建统治者愚民工具，以科举制度为特征的传统教育体系，牢牢地控制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难以适应培养现代国家公民的需要，难以培养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之中的济世英才，难以培养适应民族企业发展的科技人才。因此，我国必须学习西方教育体制，以科学教育作为主要内容，以掌握科学技术和先进理念作为人才的衡量标准，要求受教育者个体必须自立自强，主动成为救国救民的仁人义士，成为承担社会发展重任的科学先驱。

（二）国家是推动教育现代化的根本主体

教育主体化的核心问题是要回答由谁来完成教育理性化的使命问题。在人们的下意识中，国家才具有推动教育理性化的力量，因为国家是一个民族力量的代表。如前所述，中国教育追求理性化的动力并非来自教育发展的内驱力，而是来自教育外部的驱使，实现国家强大是这一动力的主要来源。虽然作为精英群体一分子的个体力量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发挥着唤醒人们意识的作用，但最终只能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实现教育的总体性变革。不言而喻，这里的精英群体指的是那些志士仁人，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如《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为变法而从容赴义的谭嗣同、《革命军》作者邹容以及为唤醒民众而撰写《警世钟》《猛回头》并投海自尽的陈天华，当然还包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他们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努力奔波，都立有杀身成仁之志。这些先进个体带动了民族国家的觉醒，推动了国家政权的更替，也推进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最终承担教育现代化主体责任的必然是具有主动行为能力的现代国家。国家首先要独立，拥有完全主权是一个民族独立的先决条件。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才能建设一个现代性的国家。一个现代国家是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国家，绝不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国。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们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是摆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奴役、实现中华民族真正独立和解放。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现代化的教育体系，而现代教育制度建设就是要培养大批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新人。

（三）实现公民自觉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目标

教育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唤醒个体，使个体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从传统社会的臣民变成现代国家的公民，教育就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有力工具，其旨趣就是通过传播科学知识实现国民素质的提高，提升个体的认识能力，特别是培育出一大批国之栋梁。教育首先要成为自我觉醒的手段，并通过自我主体的建构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教育主体的身份建构是通过大批教育研究者的出现实现的，他们通过对传统教育制度的反思，对世界先进教育制度的研究、先进教育学说的传播、先进教育内容的传授，积极推动国家决策改变，从而带动教育制度革新，最终带动教育体系现代化。尤其是当教育研究者成为教育决策参与者、教育制度制订者、教育政策执行者之时，就能够大大加快教育现代化步伐。

教育研究者的出现也促进了教育体系科学化和教育管理专业化队伍的出现。教育研究者的出现，增加了教育反思的力量，使教育实践从粗线条设计走向精细化操作。他们促进了教育理性化的深入，使认识理性追求与实践理性追求逐渐趋向平衡。同时也促使教育工具价值走向主体性价值，即追求教育自身的目标，而不单纯作为工具而存在。

（四）先进政党成为教育现代化的领导力量

在教育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如果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缺乏政府的有力组织，缺乏经济发展的先行，无论是教育理性化推进还是主体性形成都是寸步难行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注入了新元素，人民政权的建立为教育现代化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而经济的发展也为教育现代化的推进奠定了物质基础。借助于新技术革命的有利时机，我们顺势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使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与世界先进国家教育现代化实现了同频共振，不仅推进了教育大国身份的确立，也为建立教育强国打下了基础。

当前，中国教育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期，即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际，实现教育的超越性发展。这是对教育强国建设提出的重大课题，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利时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中国政府强有力的动员能力，为实现教育强国理想提供了组织保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使命，这是历史得出的结论。

三、民族化：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第三重价值追求

中国教育现代化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使命，扎根中国大地，有力地回应社会发展需求，以民族复兴为己任，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实践逻辑。这是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所决定的。

（一）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宗旨

中国教育现代化该如何走，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随着教育理性化的深入，人们发现，教育现代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内容置换问题，不是把过去的儒家一套学说换成西式科学观念就能够解决的。教育现代化是一个教育科学体系的建设过程，是从主体到内容再到手段最终到结果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变最终解决的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问题，也即使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做到这一步，首先要使个体成为国家有机一分子，其前提是必须激发个体主动性。虽然这些与教育有关，是教育的重要使命，但不是教育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它们都与社会的现代化密切联系在一起。

社会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而教育现代化则是作为社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出现的。如前所述，现代化的根本立脚点就是确立理性作为判断事物的根本标准而非依据传统的教条，这个标准要想在全社会普遍得到确立绝非一件易事。我们知道，由于西方科学技术所蕴含的理性精神不能较好地融入中国文化，在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说到底还是要解决人们的思想保守和观念僵化问题，特别是解决人的传统思维惯性问题。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表面看是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命题，但从实质看仍然是确立理性作为观察事物的根本标准。因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是否合理，不合理的自然就不应存在。因此，实践检验所崇尚的仍然是一种理性精神。

（二）理性中心主义价值观与中国文化存在很大的龃龉

现代化的基本点就是理性化，所遵循的逻辑就是理性中心主义。所谓理性化，就是确立理性在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对于传统中国人而言是何其艰难的。而主体化则是与理性化相伴而生的，其确立自我作为理性审判人的地位，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作为普通个体很难摆脱传统依附性的思维方式，使得现代化注定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过程。在中西文化对撞过程中，人们发现，西方文化对理性价值的追求并非中国人的精神归宿，而且西方文化对理性价值的追求往往直接异化为工具理性，从而衍生出技术崇拜和武力征服，这一点尤其受到中国文化的排斥。

中国文化具有自己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就崇尚和平与和合价值，将侵略掠夺视为野蛮行为，对于推崇武力征服世界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能性的排斥心理。和平、和谐、合作是中国文化的符号，教育在教人融入社会时非常强调与人和平相处，其所倡导的社会目标就是致力于社会和谐发展，对于世界关系的主张就是促进和平与合作。这些教育价值观具有典型的中华文化特质以及理想主义性质，也是价值理性的展现。其凸显了中国文化的基因，也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内在动力。

（三）教育应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结合体

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随着教育理性化的加深和主体性的加强，人们对外国教育经验不再持简单排斥或盲目崇拜的态度，而是逐渐具备了一种辩证思考的能力，认识到中国文化的魂不能丢，中国文化的根不能断，中国文化正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自古就有一种“和为贵”的特质——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人和气相处、与他国和平相处，这对建设和谐社会和促进世界和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西方文化尊重科技技术，在现代化过程中取得了非凡成就，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我们仍然要坚持和平发展观念，这是中国文化的魂，是价值理性追求。我们也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增强国力，为世界提供中国发展经验，促进人类和平发展。这虽然是工具理性追求，但绝不可少。由此可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非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的。我们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表明科学技术不仅是一种工具，同时也是目的本身，由此可见，发展科学技术既是一种工具理性追求，也具有价值理性色彩。我们提出的“人才是第一资源” 思想，不仅把人作为目标，也可以作为手段，这些都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表现。

就教育自身而言，它不仅具有工具理性特征，而且具有价值理性特征。当它发挥培养人的道德品格作用时，所显示的正是价值理性作用；当它向社会经济建设输送有用人才时，则显示的是工具理性作用。我们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工作的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就是实现教育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办好教育，实际上就是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四）人是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现代化的手段

人不仅是教育的目的，同时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手段。人类无论有什么样的崇高理想，都需要人自身才能实现，都需要人的创造性劳动才能实现。教育以培养理想的人为目标，同时必须以人自身的努力为条件。人不是被动地被塑造的，而是自我建构的结果，通过改变自我实现自己的理想。人的一切有目的行为都是劳动，劳动不仅创造价值，也创造人自身。劳动既是工具理性的直接显现，同时也是价值理性实现的载体。没有劳动，任何理想目标都无法实现。正因为如此，劳动是人生的必修课，无论谁都不可能逃避劳动。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价值观，引导自身开展创造性劳动，通过创造性劳动使自己的能力和精神境界获得提升，最终使自己具有创造性人格，成为创造性主体。

我们要培养的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要实现这种理想价值，不仅需要实施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更需要扎根中国大地的办学实践，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目标，以人民是否满意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如此，才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办学思想，而这种坚持正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典型体现。

四、特色化：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第四重价值追求

中华民族只有充分发挥创造精神，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实现教育创新发展，建成教育强国，才能为世界作出重大贡献。这既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也是中国道路的必然。

（一）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根本要求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从根本上讲就是强调中国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是强调中国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实现对西方教育模式的超越，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创造性智慧，反对简单的拿来主义。为此，必须从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进行突破，创建出自己的文化特色。

创造与创新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当我们感到教育现代化无路可循的时候，只有通过创造才能发展新路。过去我们曾以苏俄、英美和德日为师，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教育比较先进，社会经济比较发达，国力强于我们。闭关自守是没有出路的，妄自尊大注定要付出惨痛代价，因此我们逐渐养成了谦虚好学的习惯。但在实践中，他们的教育模式并不真正适合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发展需要进行改变。为此，我国教育现代化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必须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根本特征、把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作为根本指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办教育的根本路线、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把深化教育改革创新作为根本动力、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根本基础、坚持把扎根中国大地办学作为根本方法、坚持把教育优先发展作为根本战略。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这些都是我们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摸索出的基本规律，也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根本遵循。

（二）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需要走出自我中心主义误区

毫无疑问，我们拥有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历史，而且绵延不断，足以让我们自豪。正是如此，不少人认为，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了。其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失落心态不言自明。有研究表明，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大国，所创造的财富占世界总体的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左右。这些成就虽然令国人感到骄傲，但难以消除鸦片战争给国人带来的耻辱。

的确，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非常辉煌的时期，如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盛唐时期出现了世界多国派遣遣唐使者来华交流学习的盛况，元朝时期曾一度把疆界扩展到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明朝郑和曾七下西洋，但这些壮举都没有持久，否则就不会出现唐王朝灭亡、元帝国崩溃、明朝遭受倭寇的频繁骚扰以及清朝后期的鸦片战争失败。这实际上也是李约瑟之问的缘起。虽然学界对李约瑟之问有不少答案，但都表明了科技落后是根本、人才不足是关键、教育不发达是本质。这促使我们反思，传统的落后的保守的文化观念是我们沉重的负担，如果不能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我们就可能仍然会陷入“天朝上国”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迷幻之中。

（三）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才能创建真正的中国教育模式

在今天的世界，国力是否强盛依然是以科技水平的强弱来判断，而科技强弱与教育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如果教育无法培养出数以千万计的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人才，就很难指望在科学技术上获得重大突破。可以说，科技发展有赖于创新创业教育水平的强弱，如果没有教育培养出的大批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人才作为基础，要想在科学技术上达到领先地位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教育、科技和人才本质上是一体的。当前，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并不是中国教育体系的强项，也不是中国科技人才的强项，之所以如此，从文化角度看，就在于我国缺乏科学技术兴旺发达的根本——以理性思维为基石的逻辑思维发达和以创新为目的的尊重个性的文化风靡。没有崇尚理性精神和尊重个性文化的充分张扬，就难以实现技术上的巨大突破和认知上的重大创新，也就很难出现新科学新方法的广泛传播。当前，国家正大力倡导科技创新，但对如何建立促进科技发展的文化氛围和有效制度仍然举措乏力，从而使科学工作越来越程序化，科学原创的动力逐渐被消耗，这也是今日教育缺乏革新动力的根源。

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构建必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即充分尊重人的个性，使个体的独特潜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教育模式构建就是在为个性潜能充分发挥提供适宜的条件。在此情境下，学生都能够展开独立探讨，使自身的科学思维方式和对科学疑难问题的解答能力得以充分显示，创造出一种鼓励科学自由探索的文化氛围，使科学探索具有无限的吸引力，如此就创建了创新人才辈出的沃土。唯有此时，我们才能说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构建是成功的，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才能真正融为一体。

（四）持续推进教育改革创新是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的动力源

毋庸置疑，教育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培养人的创造精神，使人形成一种创造性的人格，能够充分调动人的创造潜能，使人始终具有探索世界的动力，敢于把自己的美好理想付诸实践。这样的人是具有创造能力的人，他们敢于面对各种困难问题的挑战，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面前是充满自信的，从而具有贡献社会的决心与毅力，进而能够把它们转化为自己的行动，最终体现为对工作的热情和创造新事物的激情。这是大批创新创业人才不断涌现后的情境，是教育强国建成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提。很显然，这种状况的出现需要教育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变，需要倡导以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为本的创新精神，需要确立尊重个性多样化表达的胸襟，需要建立理性对话辩论的规则，需要构造量才适用的制度环境，需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面向社会需求的办学效能评判机制。只有如此，教育现代化才能走向自主发展的轨道，如此才能解答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

我们认为，突破传统教育体制的封闭性是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点，吸引社会参与教育治理是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出发点，而缺乏社会参与的教育治理仍然是传统管理模式的延续，绝非现代治理能力的表现。毋庸赘言，教育治理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巨的工程，需要面对复杂的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单纯依靠教育内部力量难以到达有效治理的效果。只有充分发挥社会参与治理的优势，把社会治理的智慧吸收到教育治理实践中来，才能实现教育治理能力的根本提升。只有实现了教育管理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把社会治理经验吸收到教育治理过程中，调动了教育内部参与治理的热情，才能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创新的目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是以教育内部全员创造力的充分开发为根本标志的，只有每个教师都意识到自己的主体责任，都充满激情地开展学术工作，每个学生都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担当，都在积极探求新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才能实现。此时，人人都已经成为创造性的主体，不再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的个体和为了考试而被动学习的机器。

结语

无疑，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是对中国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对中国教育发展环境和发展需求的科学应答。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具有明显的外生型特点，从人们对传统教育反思开始，展现出理性化特质。正是在对传统教育的反思过程中，教育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并自觉地把自身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大业之中。从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到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反映出理性自觉程度的不断上升。中国教育旨在为现代化大业培养大批的栋梁之才，这些都有赖于教育自身的创新，显然，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没有理性化开启现代化的大门，教育主体性品格就难以形成。没有教育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就难以实践民族化意志。没有民族化的创新过程，就难以实现对传统现代化道路的超越。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需要步步为营地建构自己的特色，从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发挥基础性、战略性和先导性作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者。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党的二十大精神阐释》专栏，第11—18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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