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萍 | 青年马克思的内在批判方法及其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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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的内在批判方法及其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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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在哲学上细致考察了青年时期马克思方法论转变的内在逻辑，透视了其内在批判方法的历史性、现实性与规范性内涵。该研究呈现了青年时期马克思在批判方法上的独特性，厘清了其对理性主义批判方法的内在超越。通过揭示哲学批判方法与把握时代问题的内在关联，该研究亦为推进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哲学方法论上的启示。

作者简介

黄秋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哲学博士，美国乔治城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分析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主持福建省社科基金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元理论研究”，已在《世界哲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摘要：从康德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批判方法尽管在概念上有着内在批判的渊源，但又没有完全进入现实的内在批判。青年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内在地揭示了理性国家的二律背反，并发现了现代国家中由政治理智和政治解放都无力解决的非理性因素，由此使真正的哲学批判聚焦到无产阶级这一现代社会的内在分裂点上。不同于表象上的批判和非历史的、抽象的教条主义批判，青年马克思通过哲学把握时代问题的内在线索，聚焦于现代社会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并以此为现实的否定性中介而内在揭示了德国的时代困境，最终为德国的现代化发展与人的解放打开了可能性。青年马克思具有现实性、历史性与规范性基础的内在批判方法是对理性主义批判方法的内在超越。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内在批判；理性；辩证法；规范性

引言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呈现了许多批判性文本，然其对于“批判”的用法则不尽相同。如果我们抛弃一种从语言学上对批判概念进行定义的方式，而是以哲学把握时代问题的方法来考察马克思对“批判”概念的用法，那就能够在这些不同的含义中找到一个共同的重心，即面向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的批判。这种内在于社会现实之中的批判方法始终与对社会结构的深刻批判联系在一起，由此，马克思的批判方法也被当代学者当作“内在批判”方法的典范。青年时期是马克思世界观和方法论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直接面对现代国家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难题的时期。在哲学上考察这一时期马克思方法论转变的内在逻辑，透视其内在批判方法的历史性、现实性与规范性内涵，有助于把握这一批判方法的独特性，并在哲学方法论上厘清其对理性主义批判方法的内在超越。

一、内在批判的方法论起源：从康德到黑格尔 

哲学中的“批判”概念源自希腊语，本意为“分析”“判断”或“评论”。在古希腊哲学中，“批判”尤其指哲学家们通过对话、辩论和逻辑分析等来评估各种观点，以找到更为合理和真实的理解的方法。在启蒙时代，“批判”开始与对权威、传统观念的挑战联系在一起，强调通过理性思考对事物进行深入剖析。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批判”体现为对人类认知的限制和对理性自身的批判性审查。康德指出：“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脱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的怀疑，并无法要求别人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的检验的事物。”基于此，康德试图提出一种新的批判哲学的方法，它研究的是人能够在什么程度上进行反思，并能够对那些被视为理所应当的理性原则进行审查。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反思理性的局限和可能的缺陷，并能够依据自己的法则来行动。这种批判方法从纯粹理性的内在逻辑和结构出发，其目的在于揭示理性的内在局限和潜在问题。就此而言，康德的批判哲学为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是“哲学在这种气氛中开始对集体和个人所想象的生活发挥一种领导的、雄辩的作用”。然而，在康德批判世界的方法论中，当有限的理性者采用固定框架来组织经验的内容时，就容易陷入二律背反的矛盾中。

在黑格尔看来，虽然康德主张的现代自我概念是必要的，但其作为实际行为指导的现代理性则是空洞的。同时，康德的物自体超出了理性的能力，导致理性无法真正掌握客观现实的结构，由此导致了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状态。在这种情景下，哲学的任务是展示能够恢复统一和整体性的原则，这就要求以一种无先验预设的哲学方法来对批判哲学进行重构。在1802年与谢林合著的《论全部哲学批判的本质尤其附论它与当前哲学状态的关系》一文和1802—1803年的《论自然法》中，黑格尔已经隐而不显地表达了一种回到对象本身的内在批判方法。在此后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这一方法得到了进一步阐述。

在《精神现象学》导论中，黑格尔展开了对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二元论鸿沟的批判。在黑格尔看来，无论是从概念的出发点来审视对象，还是从对象的本质出发来审视概念，都是不可取的外在批判。黑格尔将概念和对象这两个环节融合在知识之内进行考察，并将知识的发展视为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的历史过程，由此发展了“实体即主体”的逻辑，即“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这一逻辑几乎成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体现了事物内在的否定精神。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对康德的理性矛盾观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批判。他认为康德过于简单地将矛盾归于思维的范畴，而实际上矛盾是世界本质的一部分。黑格尔强调矛盾存在于一切对象的表象、概念和理念中，尤其是，理性本质上是矛盾的，它能够反思概念，从而在自己内部创造矛盾。因此，与以前试图超越概念的哲学相反，黑格尔主张哲学的任务是深化理性冲突的意义，并将其转化为精神生活的建设性手段。基于此种逻辑，黑格尔将现实本身看作有理性的自行展开的过程，现实本身的矛盾、冲突作为内在的生命力不断驱使着它发展。在此基础上，黑格尔从康德的二律背反难题开始，内在地将纯粹理性的批判转向了对嵌入社会历史现实中的理性的批判。在他看来，“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性”，“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这样一来，黑格尔就在哲学中将理性批判与现实批判进行了有机结合。

在此后的《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通过论述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如何能够成为伦理生活现实化的领域，将“社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纳入法哲学的研究中，由此使其内在批判的方法具有了实体性基础。与此同时，黑格尔试图通过他的法哲学来解决由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动荡，解决个体自由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并提出国家应当是有机的、有序的整体。因此，《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把国家作为一种自身有理性的东西来把握和阐述的尝试”，是对经过改革的现代欧洲国家和社会合理形式的一种探讨。他论述了一个国家应该如何理性地组织自身，并试图为其提供内在的理性基础。

然而，根据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抽象逻辑，国家作为一种精神，它既是实体也是主体，而现实的主体却只能被当作抽象的谓语，这些具体的规定是从概念上因而也是从外部获得的。当黑格尔将国家视为自在自为的、永恒合理的东西的时候，是以一种观念上的神秘主义来进行论述的，实际上颠倒了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真实关系。因此，黑格尔是使用抽象逻辑来论述国家理性，而不是以有理性的现实生活为基础来论证国家。基于此，现实的家庭和市民社会只是国家理性在精神上的环节。马克思也指出了黑格尔在此问题上的主谓颠倒：“国家制度是合乎理性的，只要它的各个环节都能消融在抽象逻辑的环节中。”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当黑格尔用理性来建构国家的时候，他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一个又一个二律背反的难题。它表现为，作为现代成就的君主立宪制通过王权巩固了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抽象统治；作为沟通市民社会和国家之中介的行政权最终落实为被马克思称之为“国家形式主义”或“作为形式主义的国家”的官僚政治；作为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权则以等级制为依托，市民社会的成员需要通过等级制这种“复旧的办法”的拣选才能获得其政治存在，最终又陷入以特殊性之名取代经验的普遍性的问题。

可见，尽管黑格尔以辩证法为其论证基础，从观念上的推理完成了对国家理性的辩护，却也陷入了观念与现实的矛盾之中。对此矛盾需要结合黑格尔对辩证法之“中介”环节的不同使用方法来进行分析。在《精神现象学》《逻辑学》与《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频繁使用“中介”概念，它涉及对矛盾、冲突的处理，通过整合对立面来实现和解，并推动事物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因此，中介不仅是两极之间沟通的桥梁，也内在地具有否定性特征。它作为一个动态的、自我反映的并能够连接对立面的环节，推动事物不断变化和发展。作为体现否定性因素的中介环节使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了革命性特征，这种“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也被马克思认为是黑格尔的伟大之处。然而，为了守护理性国家的合法性，“为了实现君王与人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这对立两极之间的和解，黑格尔构筑了解决两极对立的关键环节，即作为中项的各等级要素、同业公会与官僚政治”。这样一来，黑格尔最终还是以中介调和的形式将更高的现实合理性归于君主制、官僚制以及私有财产，而其富含革命性的具有实体性质的“中介”辩证法也就在保守的观念体系中窒息了。

总体而言，黑格尔从康德的二律背反难题中找到了解决事物内在矛盾的方法，即辩证法。通过辩证法，尤其是“实体即主体”的运行逻辑，黑格尔指出了理性的自否定原则，由此使历史呈现为理性的自我展开、自我否定与自我实现。这种历史辩证法不仅比康德的理性批判方法更具历史性，也对此后马克思历史观的创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可以被视为一种哲学上的内在批判的方法。它并非简单的否定或外在的反驳，而是通过对矛盾的内在处理，实现理性的内在发展和自我超越。然而，尽管从康德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批判方法在概念上有着内在批判的渊源，但又没有完全进入到现实的内在批判，因为他们只是在概念上触碰到了批判的内在逻辑。尤其是黑格尔已经关注到表象与本质、现实性与合理性问题，并力图从理性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前提出发，揭示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但他仍然是在观念上的绝对精神中完成的。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解决方式因其神秘主义的表达而颠倒了主词与谓词，这种从精神出发的理性预设并不能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其探究的现实性与合理性仍然只是概念上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观念中、本质中的统一，而这种矛盾当然有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即本质的矛盾作为自己的本质”。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抓住“本质的矛盾作为自己的本质”这一关键，由此展开了对理性主义方法论的批判与超越。在这种内在批判的内部，马克思超越了康德与黑格尔观念上的批判方法，引入了批判的历史的、现实的维度，尤其是“实践”的维度。

二、青年马克思的内在批判逻辑：从理性批判到现实批判

青年马克思的方法论转变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方法密切相关。1836年，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学去柏林大学学习法律，此时正徘徊在文学、法学和哲学之间的马克思对赞扬启蒙理性的康德和费希特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他试图效仿康德和费希特来构建法的形而上学。然而在1837年初写给父亲的诗中，马克思发现了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色彩。他指出：“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遨游，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而我只求能真正领悟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在同年11月写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表达了自己在学习法学时所发现的“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的障碍，即法的形而上学形式与对象本身自我运动的相互矛盾。而在考察实体的私法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法的纲目的整体虚假性，这直接促使他从带有康德和费希特阴影的理想主义转向对象本身及现实本身的研究。马克思注意到，“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可以看出，在转向现实的过程中，马克思经历了一个黑格尔式的迂回。

对于马克思来说，黑格尔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其辩证的方法能够用来消除康德遗留下来的二元对立，在理性与现实之间搭起桥梁。例如，在1842年7月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追随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注重将“国家的合乎理性的公共的存在”作为“公共教育”的重要基础，指出“应该根据自由理性来构想国家”，并且国家不需要诉诸宗教来提供合理性基础，其重心在于它本身。关于这一点，从马基雅维利、康帕内拉开始，直到卢梭、费希特和黑格尔，都已经“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这就使国家摆脱了神学束缚而具有了理性基础。

然而，在此后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中，马克思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即理性主义中仍有未能消融的非理性“冗余”。这使得马克思重新反思和考察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尽管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消除了表象上的二元对立，但黑格尔在关于王权、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论述中仍然不断地陷入到二律背反中。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以深入而又超越黑格尔内在批判的方式，展开了对当时德国现实难题的批判，并聚焦到“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即后来形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时间段是1843年3月至1843年9月。在1843年５月至９月，马克思从科隆移居到克罗茨纳赫，在此停留了5个月。这期间马克思不仅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还在７月至８月广泛研究了二十多部政治历史作品，留下了研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波兰、瑞典等国家政治历史的五个笔记本，尤其是对有关18世纪末法国革命史和19世纪初法国历史的摘录。尽管马克思此时已经认识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不能解决现实的物质利益难题，但他还必须占有大量实际的历史材料才能有效地批判黑格尔。因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克罗茨纳赫笔记》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而在这两部作品几近完成之际，马克思去信给卢格，揭示了理性在面对现实矛盾时暴露的缺陷。如果说在1843年5月上半月，马克思与卢格的通信还仅仅是一种表达“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的呐喊，那么1843年9月马克思给卢格的信则是以占有庞大的研究资料为基础的。在信中，马克思内在地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进行了批判：“理性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具有理性的形式。”结合同一时期马克思摘录和撰写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的这句话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尽管现代国家已经从神学中摆脱出来而获得了理性基础，但在此时的德国，不管是存在于主体身上的理性意识，还是以政治意识表现出来的国家理性，都不是康德批判哲学意义上的那样具有反思与审察功能的理性，而是一种“无意识”的理性。在当时的德国，国家理性以宗教为依托，哲学意识——尤其是作为副本的“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变成了德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此背景下，即便是从宗教改革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意识，也以一种犬儒主义的、幻象的结构形式来构成主体的内在意识。与此同时，教条主义式的批评仅仅从观念上的理性出发，以各种形式性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来引申出它的应当与它的最终目标。就此而言，“哲学意识本身，不但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来说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

其二，政治国家的理性形式与其自身的内在冲突。一方面，政治国家在概念上到处假定理性已经实现，它通过政治意识的运行机制，使得国家成为现实主体的内在目的和“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政治国家“又处处陷入它的理想使命同它的现实前提的矛盾中”。这一点在代议制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在《克罗茨纳赫笔记》对本扎曼·孔斯旦的《政治原则》的评论中，马克思指出了代议制的两种虚构：其一是全体人民实质上由同类的和权利平等的成员组成，其二则是代表们不受选民方面的任何指示、任何委托的束缚。在马克思看来，代议制实际上是私有财产统治的政治表现，它以形式性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由此也就呈现了政治国家的理性要求与其实践内容之间的内在冲突。

其三，使得非理性具有理性形式的原因在于黑格尔法哲学这一官方哲学的主谓颠倒逻辑。黑格尔以概念上的必然性为合理性基础，将国家论证为家庭与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这事实上颠倒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主谓关系。结合《克罗茨纳赫笔记》第四本中马克思对《历史政治杂志》所作的摘录来看，马克思指出了黑格尔在国家具体历史形式和国家的抽象观念之间的主谓颠倒的逻辑：“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将国家的理念或概念看作支配国家存在的实际形式的核心，这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和形态是由国家观念引导和推动的，而不是单纯由具体的市民社会决定的。马克思则认为，在真实的历史中，国家观念实际上应该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但由于黑格尔将国家观念作为主体，一切非理性的形式都变成了理性的形式。这也就意味着，即使在历史上看似非理性的形式，也被解释为理性发展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与国家观念相关。

其四，理性的二律背反来自于本质与其自身的矛盾。例如，在立法权问题上，黑格尔把表象中的矛盾在观念中进行了和解，这样也就在本质上遮蔽了矛盾。马克思则认为，在矛盾背后实际上存在更深层次的本质性矛盾，这种矛盾是自己的本质，而不仅仅是表象之间的对立。因此，立法权与其自身的矛盾实际上来自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律背反，是抽象政治国家同自身的矛盾”。就此而言，批判的核心逻辑需要理清，表象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实际上来自本质与其自身的矛盾。诸如鲍威尔那样庸俗的批判试图通过逻辑上的疑虑或矛盾来挑战教条主义，但这种没有深入理解本质性矛盾的批判方法仍然是一种教条主义式的批判。此类批判只是表面上与对象进行斗争，而没有揭示矛盾的内在形成过程。不同于抽象逻辑的概念规定和教条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真正哲学的批判在于“从这些矛盾的本来意义上来把握矛盾”，只有内在地“把握特有对象的特有逻辑”，在本来的意义上揭露、解释和了解矛盾形成的过程及其必然性，才能为批判寻找到真正的根源。

基于理性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出现的二律背反难题，马克思得出了德国“内部的困难几乎比外部的障碍更严重”的论断。就此而言，在哲学上对理性的批判不能再从教条主义的、外在的理性原则出发，而应当“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就促使青年马克思将批判的目光从理性批判转移到现实批判。

这一时期，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方法成为青年马克思从理性批判过渡到现实批判的重要环节。如果说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主要依据费尔巴哈关于宗教和人的本质的论述来完成对宗教和政治的批判，那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则主要受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影响，对德国思辨哲学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批判。在此期间，马克思将费尔巴哈视为具有伟大成就之人，并指出“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证明为一种具有逻辑过程的神学史，他自己则强调只有通过感性体验的实体才是真实的。同时，费尔巴哈将思想的实在化与感性事物相联系，将感性事物视为真正的、现实的实体，这也就为他的新哲学建立了以感性为基础的认知框架。可以说，在现实性这一问题上，费尔巴哈更加关注感性事物和真实存在，他将现实性与感性事物紧密联系，而黑格尔哲学中的现实性则更加强调理念的内在发展及其必然性。在此，费尔巴哈用感性存在击破了黑格尔的神秘逻辑及其抽象的现实性，由此使哲学批判回到了感性存在本身。这样一来，费尔巴哈就成为马克思转向“现实地”内在批判的重要一环。然而，马克思并不同意费尔巴哈将感性存在与“直观的存在，感觉的存在，爱的存在”相等同，因为这种感性存在没有被放置到感性的人的活动中去，因而也就缺乏历史的、实践的维度。

三、内在批判的辩证法基础：从“和解”到“否定”

尽管马克思借用了费尔巴哈的方法来批判黑格尔的抽象理性，实现了从理性批判到现实批判的过渡，但在转向现实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并不是对黑格尔的批判方法进行彻底抛弃，而是对其辩证法进行了能动的改造。这意味着马克思并不是以一种形而上学式的单一的颠倒来反对黑格尔，而是在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黑格尔及其法哲学所关注的时代问题进行现实的否定性批判。马克思拒绝了黑格尔利用“中介”环节来进行“和解”的尝试，因为“真正的极端之所以不能互为中介，就因为它们是真正的极端”。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也保留了“中介”在辩证法中所体现的“否定之否定”的功能及其革命性因素，尤其是将黑格尔对康德二律背反问题的内在解决方式从观念上转移到现实的社会—历史领域中。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在观念上将对立的两端进行拉平与和解，而是将此视为内在的矛盾，并以此矛盾为“中介”环节来展开对社会现实的否定性批判。

基于对本质性矛盾的否定性考察，马克思在1843年发表于《德法年鉴》的两篇文章中展开了对内在于德国现实之中的宗教和政治难题的批判。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理清了宗教与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关系。马克思并不将宗教的缺陷局限于宗教本身，而是将其根源追溯到世俗生活当中。在他看来，宗教是人们受到世俗限制的表象或现象。宗教问题不能仅仅通过表面上的政治解放来解决，因为即便是在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北美，宗教依然是生机勃勃而富有生命力的存在。因此，对于宗教的批判，不仅需要关注政治解放的具体形式，还要深入探讨人的解放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继续指出，宗教是对苦难和社会问题的一种表达，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是对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的批判，当对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的批判被“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时，德国才能解决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错乱”问题。

基于这样的线索，当本质性矛盾以一种内在批判的方式从观念转移到现实的社会—历史，并聚焦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时，马克思就看到了现代社会的“非理性”的产物，即理性本身所不能解决的现实中的“冗余”因素。这一因素在黑格尔看来是“贱民”，在马克思看来则是“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

事实上，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工业社会中产生的极端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贱民”问题，其在普鲁士表现得尤为尖锐。黑格尔意识到这是一个现代社会中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但黑格尔也坦率地承认他的思辨哲学并没有为现代贫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贱民”问题成为黑格尔理性体系中始终绕不过去的“非理性因素”：“它描述了一种必然产生的现代理性状态的‘非理性’过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同样意识到了现代化过程中的“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的问题，这一阶级被马克思具体化为“无产阶级”。尽管在形式上，无产阶级可被归类为抽象的市民社会阶级的一部分，但如果以黑格尔关于“财产之为自由最初的定在”来进行身份定义的话，那么无产阶级就是财产上处于贫困处境并在市民社会中无立锥之地的阶级。在本质上其内在属性和社会地位与一般市民社会阶级有着显著的不同，这种排斥并不是某一个门类的排斥，而是在结构上的内在排斥。因此，“无产阶级”实际上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它以具体而又普遍的方式代表了现代社会的内在分裂，“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及其贫困问题既不能如黑格尔所言的那样，通过国外市场扩张或是通过慈善事业来得到有效解决，也不能用卢格论及的“政治理智”来解决。1844年，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了《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在关于如何解决贫困的问题上与卢格产生了分歧。卢格认为，具有政治理智的政治国家可以消除贫困，马克思则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和法国中看到了政治理智的内在无能。英国没有把工人的贫困问题看成是现代工业的后果，反而将之归咎于行政管理措施和济贫法的不妥当；在法国，拿破仑试图通过“消灭行乞”的行政措施来消灭贫困，结果是穷人被关进乞丐收容所，生活愈加悲惨。马克思由此指出，消除贫困的内在根源并不在于行政管理机构的内在缺欠，追溯到最根源之处乃是在于社会缺陷。因为，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职能与其行使手段、能力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来自于国家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而国家的内在矛盾实际上是来自市民社会，“国家是建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矛盾上，建筑在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上的”。就此而言，卢格的政治理智被局限在政治思维的范围内，因而也就难以理解和发现社会贫困的根源和社会缺陷的普遍原则。在马克思看来，消灭和解决现代性贫困问题，需要“研究这个事件固有的性质”，即聚焦到私有制社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如此才能以整体的社会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去摆脱工人的“非人”状态，在社会革命中实现关于“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的规范性目标。

可以说，通过“无产阶级”这个非理性因素的发现，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现代社会的内在分裂，揭穿了理性国家的幻想形式，也由此发现了德国社会的内在困境。基于对现代社会中的无产阶级问题的发现，真正的哲学目标不再局限于构建体系完善的法哲学，也不再仅仅是解释世界，而是通过对现实矛盾的深刻批判来推动对世界的积极改变。在此，无产阶级作为体现现代社会内在分裂的因素，以其自身所体现的“具体普遍性”而成为激活哲学变革的动力，并引发了对整个现代社会的批判。

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被马克思视为能够将哲学观念付诸实践的主体。结合马克思这一时期对法国历史的摘录可知，马克思尽管欣赏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的分离状态，但他并不满意于法国大革命这种纯政治的革命，而是将目光聚焦在普遍的人的解放的社会革命。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能够通过发挥其具有革命性的力量来参与实际的社会运动和变革，为德国解放创造“内在条件”，并以推动自身解放的方式来推动现存社会的变革。无产阶级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其遭受的苦难与普遍苦难的性质是一致的。通过无产阶级将“哲学变成现实”，并以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因而能够填平德国哲学与德国政治之间的鸿沟，由此将德国推向欧洲历史的前台。

可以说，马克思以在现实中实现哲学的方式否定了观念上的哲学。就此而言，哲学必须放弃对世界总体的非历史的观点。这就同时需要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进行辩证地扬弃。如果说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还处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路的影响下来探讨人的解放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主要借用费尔巴哈对德国思辨哲学的批判而通往现实的批判道路，那么，在此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则证实了其前期关于费尔巴哈“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的判断，也不断地看到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贫乏之处，尤其是费尔巴哈由于没能把人的活动本身当作“对象性的活动”，因而也就“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与此同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及其内含的辩证法给予了肯定，尤其是通过黑格尔辩证法来理解的“人的异化”已经“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异化的形式”从抽象的精神劳动翻转到对现实的异化劳动的分析，并基于对异化劳动及其与私有财产关系的分析，指出了内在于市民社会之中的自由与奴役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并没有用外在的或超历史的抽象原则来克服这一矛盾，而是深入探究异化产生的根源，并指出了“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一内在解决路径。

基于这样的内在解决路径的线索，马克思在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详细梳理了分工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演进，为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基础，并指出经济条件对于政治集中的重要性。马克思借康德的“善良意志”来批判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表达了经济条件落后于法国、英国和荷兰的德国在观念上的同步落后。同一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和英国资产阶级已经迈向世界历史的进程，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却只拥有小眼小孔的利益。德国所拥有的走向工业革命浪潮的潜力既被德国现代官僚政治深深拖拽，又被德国理论家的抽象观念所粉饰。因此，尽管康德的哲学可以被看成“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尽管康德呈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但由于德国的经济条件还没有发展到与这些政治形式相适应的发展阶段，因而康德的“自由意志”根本不是建立在实际的现实利益的基础上，而是脱离物质动机基础的虚假幻象。由此，在德国用以表达市民利益的实际形式就与由这种利益本应该产生的观念形式之间产生了矛盾，而此矛盾内在地产生于德国经济条件的不充分发展。

可见，马克思再次将矛盾从观念上的和解拉回到现实生活的否定进程中，最终将批判引向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考察。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经济条件的不足找到了德国的内在矛盾，由此不仅在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为德国打开了可能性，同时为异化的消灭找到了前提，即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普遍的世界历史性的交往，由此使其内在批判方法具有了唯物史观的基础。马克思通过对时代难题的内在把握并给出可行的变革方案，为现实的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内在超越的路径，这一路径内在地蕴含了人的解放的规范性目标。因此，这种批判方法并不是基于理性的预设，而是“包含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种种实然的应然，进而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规范性要素的内在统一”。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内在批判方法相比于传统的理性主义批判方法来说更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也扩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内涵。

结语

综上所述，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批判方法上有一些共同的线索，主要体现在对理性自身的审查、对思想和概念体系内在结构和内在矛盾的批判性思考。他们力图通过批判来发现问题，由此挖掘现存社会的规范性潜能。然而，三者的理论出发点及其对批判方法的具体应用上仍存在差异。尽管康德的批判哲学通过树立理性的权威而张扬了现代自我概念，但其理性批判不仅无法掌握客观现实结构，也缺乏物质动机基础；黑格尔以其辩证逻辑内在地将纯粹理性批判转向了对嵌入社会历史现实中的理性的批判，这一逻辑却在理性国家问题上陷入了主谓颠倒的神秘主义，而其理性主义国家观实际上也未能满足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种极端问题。青年时期的马克思通过哲学把握时代问题的内在线索，完成了对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批判方法的内在超越。这一批判方法内嵌于对时代问题的追问和探索，即德国在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的现代化背景下何去何从的问题。在紧张的理论探索与占有历史研究资料的基础上，马克思借道费尔巴哈完成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内在批判，并揭示了理性国家的二律背反，由此从理性批判走向现实批判。通过对德国政治与宗教问题的现实批判，马克思发现了现代国家中政治理智和政治解放都无力解决的非理性因素，即无产阶级问题，由此使真正的哲学批判聚焦到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但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立足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是将黑格尔基于“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推向现实的社会—历史的活动领域，在世界历史的趋势中揭示了德国的“时代错乱”问题，并为德国“往何处去”打开了可能性。

马克思的批判方法不同于抽象的教条主义批判，也不同于解决表象冲突的外在批判，而是聚焦于对本质与其自身矛盾的批判，因而是具有现实性与历史性的内在批判。同时，马克思的内在批判方法并不是聚焦于纯粹的应然，而是以内在批判的方法深入社会病理学的根源处，为摆脱人的异化提供了现实的路径，因而其批判方法也是历史性与规范性内在统一的表现。相比较而言，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主要通过哲学上的批判来实现对宗教、政治的批判，由此使哲学走向社会现实，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在此之后马克思则从批判走向行动，不再限于对政治、宗教等领域展开批判，而是以现代化进程中的市民社会与其自身的矛盾为批判的内在切入点。尤其是在19世纪后半叶，当资本主义不断地以危机的方式重申自己的时候，马克思展开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度研究和批判。无论如何，青年时期马克思的内在批判方法为其此后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也一以贯之地成为马克思批判方法的内在基础。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第12-20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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