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向东 | 亚太小多边合作兴起的权力逻辑——关系性权力和多节点结构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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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小多边合作兴起的权力逻辑

——关系性权力和多节点结构的结合

推荐语

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下的“印太战略”，而拜登政府加速推进“印太战略”，拉拢盟伴加入遏华的二、三、四、五“小圈子”，即小多边合作。亚太地区的大量小多边合作就是拜登政府所推行的遏华政策的具体表现。究其原因与权力因素相关。小多边合作的兴起，背后是权力逻辑的转换和地区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美国主导的小多边合作对中国周边外交造成的压力和风险会长期存续，中国如何对此做出科学研判、合理应对是本文所要回答的核心所在。

作者简介

金向东，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助理教授，博士，日本明治大学客座教授（2019年9月—2020年10月）。主要从事东亚区域合作、朝鲜半岛政治经济、区域经济整合等领域的研究。出版专著1部，在《东北亚论坛》《南洋问题研究》《立命馆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被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的咨询报告30余篇。

摘要：亚太地区的大量小多边合作，由美国及其盟友、伙伴推动，与权力因素相关。小多边合作的兴起，背后是权力逻辑的转换和地区结构的变化。根据来源，权力可以分为个体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三类权力运行逻辑存在差异，适用于不同的现实条件。冷战期间的亚太地区处于两极结构，结构性权力发挥主导作用。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演变为多节点结构，使关系性权力重要性上升。在关系性权力的逻辑下，地区国家对大国采取“融合”路径，将大国利益和地区规范融合。美国及其核心盟伴，对中国进行权力制衡，谋求利用结构性优势重构关系格局，再借助关系性资源重塑地区结构。小多边合作因灵活性、自主性、低成本等特征契合其需求，有助于整合盟伴体系、推进机制联动、形成全面合力。因而，关系性权力制衡驱动了小多边合作兴起。

关键词：亚太地区；小多边合作；关系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多节点结构

引言

近十五年来，亚太地区逐渐兴起了大量小多边合作（minilateral cooperation），即成员较少并相对具有排外性、灵活性和功能性的合作方式。其中，美国及其盟友推动或参与的占了相当一部分，诸如美日澳、美日印等三方战略对话，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新兴机制。这些美国式小多边合作具有跨区域性，指向中国的针对性，区域、成员和领域上的融合性，以及浓重的安全偏好。美国推动的小多边合作是其“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亚太再平衡”（Asia-Pacific Rebalancing）和“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中的政策工具，被应用于和中国的权力竞争。奥巴马政府通过小多边主义革新传统的亚太联盟“轴辐体系”（Hub-and-Spoke System），深化同盟与伙伴关系。特朗普政府在此基础上重启四方安全对话，建立“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Mekong-U.S.Partnership），成立一系列排除中国的区域机制。拜登政府延续这条路线并加大了力度，组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芯片联盟”等复合阵营，全方位开展与中国的竞争。此外，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英国一边密切进行战略对话和军事协作，一边积极响应和参加美国构建的小多边机制。整体而言，美国及其盟友在亚太推动的系列小多边合作与权力因素相关，包含意图遏制中国的权力竞争，是它们谋求提升在亚太影响力的战略手段。那么，权力因素是如何驱动亚太小多边合作兴起和发展的？小多边合作的产生和变化遵循什么样的权力逻辑？

针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即权力因素驱动小多边合作兴起的路径，许多学者展开了探讨。众多研究以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为背景，分析权力结构变化对美国或亚太国家选择小多边主义的刺激作用，根据其构建的影响路径，大致可以分为大国竞争视角和国家制衡视角。前者聚焦于美国的权力竞争方略对小多边合作兴起的影响，后者着眼于权力转移下中等强国中等强国的定义纷繁众多，并无共识，亚太地区公认的中等强国的反应。大国竞争视角突出了小多边主义作为美国战略工具的有效性，强调了美国进行权力竞争的内外考量，但它不能解释的是，权力竞争并非当今亚太独有的现象，为什么小多边合作在此时此地如此兴盛？横向来看，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只发生于亚太；纵向来看，冷战时期亚洲也有过美苏激烈对抗。为什么在其他地区和冷战时代，小多边合作没有成为美国推行的主要政策之一？这显然与地区结构有关。既有研究虽然考察了地区结构状况，但只是将其作为美国政策设计的背景，鲜有探究地区结构对政策落实效果的具体作用。实践中，政策的落实情况未必与规划设计全然一致，两者背离的前例屡见不鲜。理性设计的政策能够有效运转，往往是契合了地区结构的实际特征，后者同样需要加以考量。国家制衡视角详细地展现了中小国家参与小多边合作的不同方面的动力与策略，但缺少统一的分析框架。一个地区不同类型的国家出于不同动机的行为表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其背后是否有地区层面的因素？是否遵循共同的逻辑？现有文献对此缺乏系统性的解释。

既有研究存在共同点，着重分析权力相对大小的变化，从权力转移、竞争、制衡的角度出发探讨其对小多边合作的驱动作用，默认权力运行逻辑的单一性。单纯以物质逻辑考察权力大小和行为，小国往往是被动反应者，受结构制约，受大国影响。但东盟“小马拉大车”的影响力表明，信任、规范等社会性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具有引领和制约权力行为的功能。换言之，权力运行除了众所周知的物质逻辑之外，也存在一定的社会逻辑，只是后者生效需要前提条件。那么，当今亚太的地区结构是否存在这样的条件？缺失对此的探究，继而忽视权力运行的社会逻辑，难免导致对权力变化的考察不完整，从而削弱理论的解释力，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弥补的。

一、权力的类别差异和作用演变

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不可避免。对外的权力是国家竞争的载体和手段，因此对国家非常重要。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强调，权力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国家总是会争取扩大权力。秦亚青按照权力资源划分权力类型：权力资源可以是行为体层次的，也可以是结构层次的，或者是介于二者之间的行为体和行为体的关系，因而权力可以分为个体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关系性权力。来源的不同，使权力的特征存在差异，权力的运行逻辑，也就是国家获取和运用权力的逻辑，也存在着不同。

（一）权力的类别特征和运行逻辑

个体性权力来自国家行为体本身，权力资源包括国家的领土、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内部要素，通常是物质资源。这些资源来自一国所能掌控的范围，无论是保护内部资源不受别国侵占，还是从外国占领资源，都需要军事实力，因此个体性权力与军事实力强相关。由于依赖物质资源，以及由此转化成的实力，个体性权力的运行高度遵循物质逻辑。

结构性权力来自国际行为体所处的系统结构，整体结构可以影响个体的偏好，甚至决定行为。行为体可以通过长期的互动影响结构变化，但在短期内，结构不随行为体的意愿调整。结构既能为行为体提供资源，也会对行为体产生约束。理论上，结构性权力资源属于结构内所有行为体，但结构往往是非中性的，具有从中心到边缘的等级特征，靠近中心的位置获取的资源更多而受到的限制更少。国家差别地享有结构性资源并受到结构性限制，构成了结构性权力的重要特征。系统结构是行为体的实力分布所形成的，实力又来自物质资源，因而结构性权力的运行逻辑也属于物质逻辑。

关系性权力的来源是主体间关系，行为体在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关系圈，凭借关系圈获取资源从而实现利益。各个行为体的关系圈相互交叠和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关系的形成需要建立连接。保持和维护关系圈，则依靠行为体的关系治理。关系治理以信任为支柱。国家间的信任是“一国在对外部世界作理性判断与认知的基础上，对他国形成的一种不设防的心理状态”。在关系网络中，一国连接的对象越多，越有可能发挥影响，和连接对象的信任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将其纳入关系圈。关系圈的扩展，带来的则是关系性权力的增加。关系具有传导性。关系性权力具有可分享性，这是它的鲜明特征。在高信任水平的双方，一方的关系性权力提升往往会增加另一方的关系性权力，而低信任的双方，关系性权力会呈现更多的零和博弈特征。关系性权力的运行，需要物质因素作为关系连接的基础。关系治理需要信任等社会性因素，信任的变化有着心理层面的规律，使得关系治理不仅要考虑物质需求，也要考虑心理需求。因此，关系性权力的逻辑，包含物质逻辑和社会逻辑。

三类权力的逻辑是并存的，但适用于不同的客观条件，因此不同类型的国际体系使三类权力的作用各不相同。越是混乱无序的国际体系，个体性权力越重要，因为主体国家之间存在大量以吞并领土、削弱实力或推翻政权为目的的单次博弈、短期博弈。安全存活首先需要依靠自身的物质力量，对别国的打击也是减少或控制其物质资源。在个体性权力的逻辑下，征战是难免的，但反复征战可能逐渐改变体系特征——资源向主要国家集中，它们之间进行征服的成本、难度、代价都在提高，直到达成以共存为结果的均势。均势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保持相对稳定，权力博弈仍然存在，但短期博弈转变为长期博弈，主要国家对博弈边界达成一定共识，默认各自的影响力范围，并基于此形成系列正式或非正式规则。这样便塑造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又是非中性的国际结构，国家可以通过结构汲取权力资源，而非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对自身力量的发掘和运用也会受到结构制约，结构性权力的作用因而突显。同时，共存性均衡也为国家之间的接触、交往提供条件，并降低其防范心理，也就是加强连接和提升信任，创造关系性权力发挥作用的条件。但如果结构过于封闭，框定了国家的交往范围和程度，便会限制关系性权力的发展。关系性权力依靠开放的国际体系，这种体系下依然是长期博弈为主，在博弈过程中，国家为了适应体系结构调整行为，一定程度上具有可预期性，使关系的维系和治理有了更充分的条件，国家也可以在互动关系中获得资源。正是因为权力的来源和特点有显著差异，它们的作用机制和重要性也会有区别。哪类权力发挥作用的程度更大、影响范围更广、更加被国家重视，都会受到国际体系的影响。

（二）不同权力的作用演变

二战之前的世界没有连成一个整体，分属于不同的区域体系，不同区域体系的模式有很大差别，但总体上存在一个共性：征战频繁。这样的时期注定多数国家更注重物质力量，追求个体性权力。这并不说明结构性权力和关系性权力毫无用武之地，维也纳体系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均势结构，欧洲五大国可以行使结构性权力，东亚朝贡体系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关系圈，成员可以获得和分享关系性权力。但是在更广大的范围和更长的时间段，个体性权力的逻辑主导了国家行为：小国提升权力以避免被吞并，大国争夺权力以获取更多利益，直到关于权力的争锋引发了世界大战。

二战之后，国际体系发生了极大变化，导致不同权力的重要性也出现变化。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体系，产生了新的体系结构。塑造结构的正是具有权力优势的大国，因此结构的地位分配与个体性权力的分布是一致的。结构的中心无疑具有维持结构恒定的强烈动力，因为这等同于维持自己的权力优势。在结构中占强势地位的国家维护结构的动力也会大于破坏结构的动力，占弱势地位的国家希望改变地位但不一定希望颠覆结构，因为结构被颠覆的风险是未知的。同时，相较战前，世界各国有了更多和更广的连接，为关系圈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因此，结构性权力和关系性权力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而个体性权力则因为体系特征的诸多变化作用降低，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追求个体性权力的成本变得高昂。个体性权力发挥作用的常见方式是开战或备战以威胁对方。战争需要后勤的保障和资源的支撑。在农业时代，战争所需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是相对简单的，小国也有能力驱动战争机器。但在工业时代，武器的生产和运用更加依赖科技，战争机器的运转需要海量的原料和复杂的技术，消耗的资源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分布范围越来越广，这对小国是沉重的负担。大国成功研发核武器更是拉开了与小国的代差，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又会受到实力及政治因素的限制。

二是对个体性权力的运用面临制约。即使是大国，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运用个体性权力的过程会面临更多制约，运用之后也会遭受或显性或隐性的代价。世界大战的残酷性、核威慑的形成、主权准则的确立和民族主义的传播都促使短期博弈向长期博弈转化，大国也许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小国的正规军，但不能彻底平息小国的抵抗，小国也可能得到其他国家的补给，这都增加了滥用个体性权力的潜在风险和代价。美国和苏联作为超级大国拥有举重若轻的物质力量，但是它们的利益范围覆盖全球大片区域，仅凭自身的资源不足以实现和维护利益，必须结合盟友和伙伴(以下简称“盟伴”)的力量，即将个体性权力与结构性权力或关系性权力搭配使用，对个体性权力的滥用既可能受到后两者的制约，也可能损害自身的结构性资源和关系圈资源，正如美苏分别陷入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潭。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限制下，个体性权力的影响较于战前大幅减小。对小国而言，个体性权力的作用弱化，追求的成本更高、使用的条件更严苛；对大国而言，个体性权力的作用分散化，维持权力优势仍然是重要的，但仅凭此不一定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个体性权力可以作为后盾维护结构性权力，也可以作为资源拓展关系圈，但对其的成功运用则需要依靠结构或关系创造合适的条件。此时结构性权力是最紧迫的，在更多的时间和更广泛的国际议程中发挥作用。关系性权力得到了更多重视，但由于冷战时期严峻的阵营对立，“弱连接”的国家多于“强连接”的国家，关系治理受到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双重影响，关系性权力的影响仍然有限。

冷战结束后，这样的体系特征发生改变。基于安全威胁的阵营对立减弱，更多领域的发展和互动显著增加。资本、商品和劳动力、通信、技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打破了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壁垒，编织出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互动联系网络，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流动空间。物品、人员和信息的高度流动性逐渐模糊了旧有的边界，就如学者所说，“日益渗透的边界是现代政治的一大主要特征”。这样的背景，可以说为关系性权力释放了枷锁，使其重要性显著上升。

结构性权力则处于双重影响之中。一方面，国际结构从“两极世界”变为“单极世界”，单极的结构性权力显然更为强大。同时，发达国家维持了对先进技术的垄断地位。在这种背景下，结构性权力的作用上升，尤其是对霸权国和发达国家。但另一方面，产业转移给予新兴经济体学习和进步的机会，新兴国家在开放和发展中实现部分领域的赶超，降低了霸权国的优势，推动国际体系的多极化趋势，松动旧有格局。同时，盟伴对霸权国的追随意愿下降。当安全威胁影响政权存亡时，弱国不得不追随中心国以获取安全保障。存亡危机解除之后，即便是弱国也不满于以中心国马首是瞻，中等国家和次强国更会依据本国利益调整外交战略，偏离中心国设计的轨道，从而削弱结构性权力的功能。两种路径动态交互，使结构性权力受体系变化的影响在全球层面呈现出不确定性，对其准确把握需要在地区层面深入分析。具体到亚太地区，权力运行逻辑如何演变，当前由哪种权力发挥主导作用，需要结合地区结构的演变探究考察。

二、亚太地区结构演变和权力逻辑变化

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亚太地区两度经历巨变，推动着地区结构的演化。亚太地区，从原先的两极结构逐渐转变为多节点结构。两极结构是物质结构，多节点结构是关系结构，地区结构的演变，推动着权力运行逻辑的变化。亚太地区从两极结构到多节点结构，结构性权力的作用有所下降，而关系性权力的重要性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一）两极结构的亚太地区

二战后，亚太地区经历了朝鲜战争、越法战争，美国分别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泰国缔结联盟（见表1），逐渐形成被称为“轴辐体系”的双边同盟体系，苏联也与中国、朝鲜发展军事关系。至1955年美苏两大阵营基本明确势力范围界线，冷战两极体制固化。冷战中的亚太地区是明显的两极结构，美苏两极竞争的烈度框定地区国家的自主空间，国家追求自主性的难度由那一时期的结构压力所决定。尽管也存在“不结盟”国家组成的中间地带，但中间地带未能形成汇集军事与经济的合力，对地区的影响无法与两极等量齐观。意识形态分割了不同国家，阵营对立限制了经济文化往来。即使是同一阵营的国家，也因为亚洲长期受殖民的历史、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而缺少交流乃至互相防范。总体上，地区国家处于弱连接、低信任状态。

由于中苏分歧，美国获得了在亚太的结构性权力优势。具体而言，美国为盟友提供防务保障，盟友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以增强美国的战略投射能力。美国和盟友在结构中是不对等的，美国将军队和武器部署在盟国领土，可以依据本国利益决定军队的调遣和武器的使用。盟国却不能自由调度美国军队，驻扎的美军和部署的武器对它们而言是一种结构性资源，但这种资源能否转化成权力为其使用并不取决于它们，而是取决于美国。并且，亚太盟国的战略自主性受到限制。日本和韩国战时的军队指挥权都由美国控制。车维德（Victor D.Cha）指出，美国对亚太盟友采取“高压攻势”，约束它们使用武力的行为，避免被牵连进不必要的战争。美国盟友出于对国内左翼力量和国外苏联阵营的恐惧，希望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甘愿让渡主权。同时，盟国之间更易形成紧密的经贸交往。两极结构下，高昂的退出成本使联盟更稳定，因此国家以联盟为纽带实施互惠贸易。美国向亚太盟友开放市场、施加援助，促进盟国发展之后也可以分摊成本。经贸往来加深了盟友对美国的依赖，使联盟体系更稳定。

这样的结构也会塑造美国盟友的内政外交。内政上，联盟的合法性被内化于主流政治，强化了联盟的稳定性。外交上，美国的偏好会通过“轴辐体系”传导至盟国。日本一度奉行“吉田路线”，将《日美安保条约》作为一大外交基轴，以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为土壤，既不要求与美国对等化，也不寻求与美国或中国针对权力政治的单独战略，探索“中等国家”外交。澳大利亚参与地区性或国际性事务，往往借助或依附于美国，受美国冷战战略左右，对外关系顺从美国意愿，而非基于全方位的国家利益。美国处于中心地位，享有充分的结构性资源，既包括海外基地和驻军这些“硬件”，也包括盟友的战略追随和信任这样的“软件”，凭此获得巨大的权力优势。结构性权力优势成为美国主导国际秩序和制度体系的权力基础。“轴辐体系”成员可以通过结构获得更多的安全和市场，但内外政策受到结构的限制。“轴辐体系”之外的亚洲国家，则会受制于这一体系的外部性。总体而言，在亚太两极结构中，结构性权力的运行逻辑有效，它发挥着主导作用。

（二）多节点结构的亚太地区

冷战结束之初，俄罗斯对东亚的影响不复往昔，美国对亚洲的关注度下降，亚太地区的大国竞争压力减少，这给了地区国家更大的自主性和政策空间。在这一时期，东盟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提升互信、扩散规范，引领地区良性互动。部分国家利用和平红利，积极变革建设，拓展自身优势，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提高了地区影响力。这些中小国家从实力上看不足以称为“极”，但它们对地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单极世界、多极格局的传统概念不能准确反映地区层面的整体特征。相较之下，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理论中的“节点”（node）更能反映亚太国家的功能与影响。多元的行为体作为节点承担地区治理中的不同功能，并建立起多样化的连接，因而形成多节点结构。

多节点结构是亚太国家长期互动塑造的。在冷战期间，东南亚国家中就出现了节点的雏形。印尼作为东南亚最大国家，引领了东盟的创建和发展，积极调解东盟成员的双边矛盾，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水纠纷、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沙巴争议，维护了东盟团结。新加坡推动东盟内和区域间经济合作，发起并主导了东盟内“成长三角”式的次区域合作。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共同致力于推动地区中立化，促成泰国和菲律宾至少在表面上支持东盟中立化。不可否认，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在地区治理中的功能，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节点的作用，但这有赖于三国主政者苏哈托、李光耀和马哈蒂尔的长袖善舞，而且在两极结构的制约下，注定是“戴着镣铐起舞”。

随着冷战的“镣铐”解开，地区国家能够更加自主地发展关系、深化合作。多样且高频的互动塑造了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关系，这些关系深深地内嵌于体系之中，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盘根错节的立体格局。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指出，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共同作用下，地区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地区化、全球化和国际化三种进程相互交织、互为补充、共同作用，使过去封闭的地区成为多孔的、开放的地区。国际体系的开放化演变，为亚太地区转向多节点结构创造了条件。具体而言，有三个趋势从不同方面推动着多节点结构的成形。

第一是威胁的多样化。原先冷战格局所掩盖与压制的旧矛盾日益突显，新问题也层出不穷。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危害东亚国家和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包括地质灾害、传染性疾病、三股势力、跨国犯罪、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和外部经济压力。依赖大国的旧模式无法处理新威胁，需要域内国家在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接触。第二是需求的多元化。在冷战结束后，亚太国家的生存权基本得到保障，发展也达到了一定水平，于是在此之外产生了更多元、更深层的需求：不只追求经济发展，还谋求政治影响力提升；不只关注领土、军事上的安全，还关注心理、情感层面的本体性安全。这些需求和追求是多样的，仅仅依靠大国的供给无法满足，而需要和周边国家搭建不同层次的联系。第三是地位意识的觉醒。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是一种对国家价值属性排位的集体信念。人总是深切地关心自己作为个体的地位以及所认同的群体地位，渴望对自身和群体的认可，这是自我价值、自豪感和幸福感的基本来源。无论大国小国，普遍存在寻求国际地位的心理，区别在于条件和程度。两极结构下亚太多数国家只有从属地位，追求更高地位有心无力，两极的解体激发了这些国家提升地位的意识。地位寻求具有物质逻辑与社会逻辑。体量较大、物质基础较好的国家追求区域大国地位、中等强国地位，即便不能成为世界性强国，也要在国际社会提升价值。物质基础较弱的国家则一方面“抱团取暖”，一方面遵循地位寻求的社会逻辑，强化在规范、标准方面的引领作用。

威胁多样化促使国家形成不同领域的连接，需求多元化提升国家建立连接的意愿，地位意识的觉醒激发参与国际事务的主体性、能动性，三者的合力推动了节点多样化、连接多样化以及节点之间的功能分野。亚太多国充当了地区网络的功能节点，不同节点也可能重合于同一国家，增强其综合影响力。中日韩作为经济大国的节点作用自不待言。新加坡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和亚洲金融中心地位成为安全节点和金融节点。印尼兼具东盟非正式领导国、中等强国、伊斯兰大国等多重身份，是政治外交安全多方面的节点，佐科政府实施“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又可能为其添加新的节点属性。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也各自发挥优势，提升地区影响力。即使是位置封闭、实力弱小的老挝，也通过中老铁路成为“陆联”节点。概而言之，亚太国家多层次、多领域、多方位的互动，使地区形成了开放而立体的多节点结构。

（三）亚太地区权力运行逻辑的变化

如上文所述，不同权力的逻辑适用于不同体系。从两极结构到多节点结构，体系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影响权力作用的变化。首先，多节点结构为关系性权力的运行提供了客观条件，即广泛的连接。基于地区内密切的联系，各国寻求构建自己的关系圈，从中获取权力资源。其次，在结构演变的过程中，亚太国家走向了总体良性的互动，抑制了族群和宗教多样性、历史与边界复杂性等因素可能引发的冲突，培育了国家间的信任，为关系治理奠定了基础。各国通过各种方式选择伙伴，促进信任，经营维系关系圈资源。这样的结构特征，自然会把权力的运行推向关系性逻辑。

关系性权力的运行具有物质逻辑和社会逻辑：依照前者，国家通过扩大连接的范围，并与合适的伙伴构建深入的连接，来创造获取权力资源的客观条件；依照后者，国家通过提升与伙伴的信任水平，达到相互分享权力资源的主观条件，让权力在分享中增加。这意味着，小国弱国也拥有追求权力的可行路径。东盟的实践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物质逻辑上，东盟将东南亚十国全部纳入，强化了成员间的经济政治连接，提供了关系性权力的客观条件。社会逻辑上，东盟成员制定并遵守共同的行为准则，按照“不干涉”原则相互支持，镇压国内叛乱，避免对人权等内政的批评。成员以东盟为“谈话”场所，在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互信，创造了长和平的“东盟奇迹”。信任的提升让十个中小国家的权力资源得到共享，形成了东盟的关系性权力。东盟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区域合作框架建构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水平，积累了丰富的关系性权力资源。

两极结构向多节点结构的演进对结构性权力在亚太的作用产生了复杂影响。在传统安全方面，无论哪个节点都没有颠覆美国作为最大一极的地位。美国的联盟体系和基于此获得的战略投射能力保留了下来，维持其巨大的结构性权力，而且因为对立极的瓦解，美国能够汲取资源的范围更广、力度更大、限制更小，权力优势相比冷战时期扩大了。但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美国的结构性优势与地区需求错位，传统安全联盟未能有效应对亚太多样的威胁，例如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时没有从同盟中得到援助。这减弱了结构性权力在地区治理中的功能，降低了它对中小国家的作用。再者，冷战后安全因素下降而经济文化成为东亚国家互动的驱动力，安全盟友和经济伙伴不再完全重叠。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亚太国家，外交的选择上都要更加考虑经济因素，注重美国之外的经济伙伴的影响。这样的关切，无疑会削弱美国借助结构塑造盟国政治的能力。因此，在亚太的多节点转向中，结构性权力作用减弱而关系性权力重要性上升。

多节点结构的特征和关系性权力的逻辑结合，为地区中小国家应对崛起大国提供了新路径。冷战时期，制衡是亚太国家应对超级大国的主要路径。冷战之后，以东盟成员为代表的中小国家对大国采用“融合”路径：将大国纳入多边主义框架，既加强连接以共享经济红利，又建立规范以约束大国行为，简言之，从物质逻辑和社会逻辑出发，将大国利益和地区规范融合。诚然，大国的资源和实力多于小国，但这不一定构成大国对小国的支配，因为大国的需求更多、更广，需要小国配合的地方多。虽然小国难以主动向大国施压，但它们有消极配合乃至拒绝配合的权利，有拖延乃至阻碍大国达成目标的能力，这同样会对大国产生压力。“小国不可能对大国构成威胁，但大国也无法承受将自己的偏好和单边解决方案强加给小国所造成的代价。”这样的状况需要前提——小国没有受到来自第三方的巨大威胁，否则，“有求于人”将降低其议价能力。显然，多节点结构比较符合这样的前提，因而为小国施加影响力创造了空间。例如，东盟国家不是被动地“搭便车”或“选边站”，而是作为“政治调解人”（political middlemen）发挥作用，并建立地区多边机制和合作网络来规范大国互动的进程和方向。东盟通过对话关系推进《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地区进程，主导多边进程的规范基础，构建利于和平与合作的关系体系。这正是中国崛起的地区背景，亚太没有兴起一个广泛的“遏制中国”的同盟。而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挑战者，采取全面制衡中国的路径，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同样视中国为威胁并寻求制衡。因此，如何在多节点结构的条件和关系性权力的逻辑下，发挥现存优势，遏制中国崛起，成为这些国家面对的现实问题。小多边合作，则成为它们尝试达成目标的政策工具。

三、关系性权力制衡驱动小多边合作

在亚太多节点结构中，中国通过数十年的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综合性节点。中国的产业和市场深度嵌入全球经济体系，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关系性权力。中国的军事发展和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结构性权力优势，引起了美国的霸权焦虑。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和菲律宾，与美国利益绑定较深，与中国存在领土或政治争端，因而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核心盟伴。尽管它们的战略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也不乏冲突之处，但无疑遏制中国的权力上升是它们的共同战略和紧要事项。在亚太地区的多节点结构中，关系性权力发挥重要作用，也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因此美国及其核心盟伴，在亚太地区展开了对中国的权力制衡，谋求增加自身的关系性权力，阻遏中国关系性权力扩大的势头。在亚太的客观条件之下，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关系性权力制衡，驱动了大量小多边合作兴起。小多边合作的共性特征包括非正式性、松散性、灵活性、自主性。它在没有明确制度的情况下形成和解散，遵循自愿原则而不是受法律约束，容纳具有共同利益的成员，又不受正式协定约束。这些特征是美国推动小多边合作的重要原因，是得到核心盟伴积极响应的因素，也是吸引其他盟伴参与、减少地区国家抵制的依托。

美国的竞争战略谋求霸权护持，要改变中国在地区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权重和位次，对中国“封军锁力”和“移钩换链”。前者是在地区安全结构中，限制中国军事力量，提高中国使用武力和实施威慑的成本，增加对中国的“集体威慑”，维护美国的结构性权力。后者是在地区经济结构中，构造排除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削弱中国的市场优势，减少中国的关系性权力。显然，两者都非一日之功，也非一国之力能实现。因而，美国谋求武装盟友以强化对中国军事威慑，扶持印度以替代中国市场，塑造一个限制中国影响的地区结构。美国的战略目标与英日澳印一拍即合，但这必定是个长期过程，而且与中国崛起“赛跑”。因此在短期行动里，它们尽可能联结更多国家，阻挠中国通过基建整合地区关系，延缓中国的技术升级，使中国崛起的速度低于美国重塑地区结构的速度。概言之，美国遏制中国的总体路径是：利用结构性优势重构关系格局，再借助关系性资源重塑地区结构。这一路径将提升英日印澳的重要性，使它们在新的关系格局和地区结构中获得优势，所以得到配合响应。小多边合作则因其特征成为它们对华权力制衡的重要工具。小多边合作是美国将结构性优势转化为关系性资源，进而重构亚太地区关系格局的重要工具。美国通过小多边合作，整合亚太盟伴体系，扩展地区层次的关系性权力；推进北约盟友和亚太盟伴的合作机制联动，融合全球层次的权力资源；联结不同领域的资源和力量，形成全面合力，以求重构亚太关系格局。

（一）美国通过小多边合作整合亚太盟伴体系以扩展关系性权力

联盟是美国的战略资产，是美国结构性优势的持久来源。但在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坚信“轴辐体系”牢固而无需变革，因而采取被动的“等待行为”，而非主动改善安全关系的积极策略，忽视了联盟中的“离心力”，坐视其因僵化而低效。美国盟友日益成为地区多边机制参与者，依靠美国安全保障的需求下降。然而，随着遏制中国战略的推进，盟友对美国的重要性再度提升，地区伙伴也成为美国无法忽视的力量，这促使美国革新“轴辐体系”。为了适应亚太的网络化趋势，美国推动盟友之间的多样化连接，促进盟伴的安全协作，力图将双边联盟体系转变为盟伴体系网络。如何提升盟友的追随意愿并吸引地区伙伴参与？通过小多边合作给予盟友自主性成为惠而不费的选择。小多边主义的非正式性和低成本也产生了对地区伙伴的吸引力。对亚太国家而言，非正式性可以避免和美国的军事捆绑，松散而低成本的运作模式给予其进退自如的空间，得益则深化机制，受损则退出合作。对美国而言，建立严密的传统安全多边联盟威力最大，然而亚太的关系性逻辑驱动地区国家对中国采取“融合”而非制衡方式，必然制约多边联盟方案的落实。因此松散灵活的小多边合作成为美国与亚太国家在初始阶段的公约数。美国基于传统安全联盟资源，参与地区非传统安全治理，吸引条约盟友与安全伙伴加入合作，驱动了系列三方四方战略对话的诞生。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就强调，通过三边机制将“志同道合”（like-minded）的盟伴联合起来。这些小多边机制成形后，美国通过它们和盟伴进行联合军演、设施共享，提升安全合作水平。美国通过小多边机制推动盟伴体系在情报共享、作战规划和协同行动等方面的合作，提升盟友的军事技术水平和导弹防御能力，塑造攻守兼备、灵活韧性的部署态势。深化与盟伴的安全合作，有利于挽回盟友对美国的信任，提升伙伴支持美国的意愿，从而扩展美国的关系性资源。

（二）美国通过小多边合作推进北约—亚太机制联动以融合权力资源

美国在全球层面拥有丰富的权力资源，区域层次越高其结构性优势越大。欧洲和亚太是美国两大重点区域，北约和“轴辐体系”是美国两大战略资源，促成两者联动无疑能强化美国优势。但北约在亚太没有明显的安全关切，缺少深度绑定的动力，而小多边主义因灵活性、松散性成为串联二者的合适选择。对美国而言，小多边合作为北约和亚太牵线搭桥，促成两大重点区域的盟友形成全球合力，这也符合美国对大西洋—太平洋两大地带的“两洋战略”布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曾表态：“展望2030，我们需要和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韩国等志同道合的国家更紧密地合作，共同捍卫保障了我们数十年安全的全球规则与制度。”北约国家在亚太与美国构建的小多边机制交流互动，乃至参与其中。2021年4月，法国参加四方对话成员在孟加拉湾的“拉彼鲁兹”海上联合军演，向外界传递出法国与四方紧密联结的信号。同年9月，英国更是与美国、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同时，美国的亚太盟伴也以小多边的方式参与北约活动。2022年韩国和日本相继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都成为“北约+”（NATO Plus）成员。由于制衡中国并非亚太的主流路径，北约的正式扩员既有现实的困难，又有引起地区反弹的潜在后果。事实上，即使是以小多边方式“引北入亚”，美国也并非一帆风顺。印度拒绝成为“北约+”成员，法国反对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足以反映建立完全版“亚太北约”的现实困难。但无疑小多边合作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潜在困境，助力两大区域的联结，使美国能够运用更多结构性资源，强化对安全事务的引领和安全产品的供给能力，从而吸引地区伙伴，构建更有利的关系格局。

（三）美国通过小多边合作形成跨领域合力以重构关系格局

美国占据安全领域优势，推动的小多边合作非常关注安全议题，带有浓重的传统安全色彩。中国在经济领域快速崛起，引发美国焦虑。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紧密的多边协定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削弱中国经济优势，但较高的开放成本导致其被推翻。经济小多边主义因低成本和松散性被其后的美国政府选择，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在安全小多边合作中拓展经济议题，推动经济问题安全化；二是建立专门的经济小多边框架，推动经济、安全机制协调联动。具体表现是，美日澳建立印太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动员支持私营部门参加印太的基建项目，发起“蓝点网络”计划，“在开放包容的框架内为全球基建发展提升高质量、可信任的标准”。四方对话不断强调基建的“透明度”等问题。例如，2019年5月，美日印澳加上印尼在亚开行年会举行代表会议，讨论可持续基础设施和透明融资的必要性，并强调关键的新基础设施融资举措。拜登政府建立“印太经济框架”（IPEF），规则有很大模糊性，给美国和其他成员都留有较大回旋余地。对美国来言，建立紧密团结的经济阵营能够更加有效打击中国，但它在多节点结构中面临的困境是突出的：多数国家希望与中国经济“融合”而非遏制，即便参与遏制也会由于中国的经济节点地位损害自身利益，需要从美国得到补偿，美国补偿不足则无力吸引成员，补偿充分则遭遇国内反对。这限制了美国的施政空间，驱使其采用经济小多边主义，以自主性代替利益补偿。同时，美国小多边合作的议题横跨多个领域，并具有外溢效应，在推进过程中从非传统安全延伸到传统安全，从安全领域拓展到经济、技术领域，推动威胁认知在区域内扩散，以“安全”替代效率驱动地区国家的经济行为。尽管没有形成明确的阵营，但美国及其核心盟伴通过不同方面的小多边合作混合式发力，推动经济安全化、安全敏感化，在多方位、多领域、多层次促使亚太国家与中国“脱钩”，从而重构亚太地区关系格局。

美国采取制衡中国的路径，在地区政治上组建针对中国的安全阵营，在地区经济上推动亚太国家和中国脱钩，意图建立全面而明确的包围圈，得到了核心盟伴的积极配合。但在亚太多节点结构中，多数国家不寻求和中国对抗、脱钩，即使是日印澳，也时常在脱钩和贸易中徘徊反复、前后矛盾。在关系性逻辑下，地区国家主要寻求“融合”而非制衡，对加入美国阵营反应平淡。在此背景下，美国推进地区战略无法“一蹴而就”，只能渐进式延展，给予成员自主空间，避免地区国家抵触，防止合作陷入僵局。小多边合作因灵活性、自主性、低成本等特征契合美国需求，得到了其盟友与伙伴的响应，因而在亚太地区广泛兴起。

结语

亚太地区小多边合作的兴起，背后存在关系性权力和多节点结构的交互作用。二战后，个体性权力的成本提高，面临更多的制约，结构性权力和关系性权力的重要性上升。冷战期间，亚太地区呈现两极结构，国家之间连接不强、信任不高，限制了关系性权力的影响。美国是结构中心之一，拥有巨大的结构性权力，其盟国以战略自主性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获得结构性资源的同时受到结构性限制。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向多节点结构演变，国家之间连接强化、信任提升。多节点结构的特征使权力运行更遵照关系性逻辑，地区国家普遍追求关系性权力，并对崛起大国采取“融合”而非制衡路径。美国依然享有结构性权力优势，但其作用下降，并受到中国崛起的挑战。美国出于霸权护持的目的，全面制衡中国，意图在地缘政治经济上封锁中国。美国的地缘战略得到了核心盟伴的支持，但不是多节点结构下亚太国家的主流选择。因而，美国联同核心盟伴利用结构性优势重构关系格局，再借助关系性资源重塑地区结构。小多边合作因灵活性、自主性、低成本等特征契合了美国及其核心盟伴的需求，成为它们倚重的政策工具。美国通过小多边合作扩展盟伴体系，推进机制联动，渐进式拓展合作、吸引成员，混合式发力遏制中国。英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出于各自利益积极配合与响应，成为美国的助力。在多节点结构和关系性逻辑的背景下，地区权力制衡驱动了大量小多边合作兴起。

结构性权力具有相对稳定性，在体系格局发生剧变之前会维持较长时期的稳固。而关系性权力具有动态性，会随着国家关系的变化呈现消涨，能够更加灵活地展现国家的影响力。在亚太地区体系格局将变未变之际，关系性权力更加受到域内外国家的重视和追逐，在高信任国家之间分享，在低信任国家之间竞争。这样的态势刺激着小多边合作兴起和升级，以及与双多边机制的联动。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未来将会涌现更多更复杂的小多边合作，作为权力竞争和制衡的工具，进一步推动地区秩序的波动演变。可以预见，美国将会鼓动更多亚太国家加入抗衡中国的小多边合作，在更多领域对中国发力。首先是加大力度吸引盟友，尤其是与中国存在冲突的盟友，如菲律宾，美国必然寻求激化其与中国的矛盾，以小多边机制“助力”其对抗中国，促使其提升对美国小多边合作参与和响应的力度。其次是吸引与中国存在争端的非盟友，如越南，美国将通过小多边会议炒作两国分歧以刺激其反华情绪，推动自身及盟友与其在更多领域建立或深化合作机制。最后是拉拢与中国无直接冲突也非美国盟友的地区大国，如印尼，美国将借军事交流的渠道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机会，推动其配合响应或参与美国的小多边合作，逐步提升对其外交的影响力。无疑，美国主导的小多边合作对中国周边外交造成的压力和风险会长期存续，中国需要对此作出科学研判、合理应对。第一，识别不同国家对美国小多边合作的态度及其动机。有些成员是出于抗衡中国的心理，而有些成员只是希望以高效的方式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于后者中国可以提供援助或合作以满足其需求，进一步增加中国的关系性权力。第二，推动多边主义框架下的高效合作，积极为周边地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以多边主义的成效化解小多边主义的挑战。第三，关注周边国家的政治社会状况，加大从官方到民间的合作力度，增进交流提升互信，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周边外交最大的优势是中国的发展前景，当中国持续发展并将发展红利覆盖周边，形成事实上的亚太命运共同体，美国组建的反华“包围圈”注定破产。

（感谢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饶金山科研助理对本文的辛勤付出）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91—103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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