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 | 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方法的再现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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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方法的再现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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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起点上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其中，笔记本III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向黑格尔转变的重要文本依据。马克思在经过国民经济学的学习和批判之后，认真审视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本质性的问题。文章指出，正是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再现实化，马克思才建立起真正的批判方法，从而初步揭示出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和历史意义。这一研究从批判方法入手，有助于重新审视马克思、费尔巴哈与黑格尔之间的复杂关系。

作者简介

李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早期文本、社会批判理论和博物学文化研究。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专著和译著各1部，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摘要：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首次明确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这个隐藏于批判主题下常被忽视的变化，成为马克思从费尔巴哈总问题必然地走向黑格尔总问题的开端，即从解构式批判到建构式批判的过渡。马克思正是借助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批判的形式”和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肯定和再现实化，才创立起真正的批判方法，意识到黑格尔思辨哲学与国民经济学异化现实的同构关系，辩证地揭示出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和历史意义。正是马克思的批判引入了更具现实性的“历史性”维度，才为超越费尔巴哈的伦理逻辑、迈向唯物史观提供了理论契机。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黑格尔；批判方法；再现实化；辩证法；唯物史观

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批判是青年马克思的核心论题，传统解释据此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视作马克思同黑格尔整个体系决裂的标志。但恰恰是在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第二次批判、也同时开启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批判时，却又一次被“诱入敌人的怀抱”，开始肯定黑格尔异化逻辑的积极意义。阿尔都塞的“断裂论”即使看到了马克思的这一转变，却也只是将其视作“灵感奔放时的神来之笔”，而不知究竟是胜利还是倒退。

实际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废墟上发现的闪光思想，是他克服人的异化从而寻求人的解放的必然选择。换言之，正是这一现实难题迫使马克思在研究共产主义问题之后，挖掘出思辨哲学外壳所包裹着的“批判的形式”和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基础上推进了批判方法的再现实化。这样，被过分茂密的保守体系所窒息的革命性质就首次被彰显出来。真正的批判方法成为马克思科学对待资本主义的原则和尺度。在这个意义上，“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成为“马克思自己的批判形式的序言，它的产生应被视为马克思批判学派的创立”。同时，该节对黑格尔批判方法的肯定和再现实化改造，构成了超越哲学共产主义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私有财产观的关键一步。

一、马克思构建哲学批判方法的理论探索 

建立在资本主义批判基础上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质和理论旨归，是马克思主义最具统摄意义的核心论题和逻辑布局的中轴线。《德法年鉴》明确开启的对人的解放的探讨，很意外地使马克思跳出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陷入的批判材料，从而走向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因此，向来有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更多高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批判他费尔巴哈式的人的本质的哲学预设。实际上，在这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首次真正接触的手稿中，马克思的总体批判方法依旧是以哲学批判为统领。他明确将哲学批判视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学批判之后，对资本主义的最深层揭示和对人的解放道路的现实探索。而这一道路探索正是马克思哲学批判方法的构建之路和成长之路。

首先，马克思借助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批判和超越了资产阶级“客观的”、实证的国民经济学，但这种批判方法以类本质为价值悬设，从其实质来说陷入了“隐性唯心史观”，无法辩证地看待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的积极意义与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在批判国民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时，以不同的方式借鉴或吸收了费尔巴哈、赫斯和恩格斯等人的思想，并因此导向了对劳动异化、交往异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揭示与批判。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看成经济社会关系的自然产物和必然结果，继而视作一种合理和永恒的产物。马克思指认国民经济学家的非批判性，即对由异化劳动所产生的私有财产成为主体进行了无反思的、非批判的接受，这是对前提的无批判性。在笔记本I中，马克思借助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双向关系，批判了私有财产来源的不道德性以及作为私有财产结果的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现实。之后，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指出，资本主义以货币为中介的平等只是假象，实质是交往异化，而解决方式则是回归人的本质，即真正的共同存在性（wahres Gemeinwesen，原文译为社会联系）或者“总体的存在”。此外，马克思在青年恩格斯对私有制的经济学批判和道德批判基础上，从哲学角度进一步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是人，是劳动，不是相反或颠倒。他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但这种批判依旧建立在“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社会”这一抽象的人的本质的基础上，因而既缺失了历史性，又弱化了现实革命性。

其次，马克思对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政治共产主义等政治学说的批判，表明他已经意识到私有财产普遍性的重要历史意义，但此时尚不是系统的方法论自觉和批判方法构建。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学说不过是国民经济学的政治反映。这种实现了的“政治解放”在根本上尚未达致“人的解放”。他先是列举了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蒲鲁东主张消灭资本这一私有财产的客体方面，傅立叶主张“合理制度”下的理想农业劳动，圣西门则渴望工业家独占统治继而改善工人状况。而后，他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和具有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认为前者“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后者则“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积极本质的阐述，相对于笔记本I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只有到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才从哲学方法论高度系统总结和构建起真正的批判方法。

最后，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是构建真正批判方法的起点。黑格尔在抽象历史内部的批判，克服了德国观念论中“是”与“应当”的对立，这对马克思来说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他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明确指认过：“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因此，无论是国民经济学还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都不过以黑格尔法哲学和思辨唯心主义为最高表现。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哲学批判本身，也成为青年马克思的核心议题。在后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伊始，马克思又提到自己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分专题和小册子的形式批判法学和国家学，“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马克思的整个计划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II“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却已经初步完成了最后一本小册子的任务，并在此意义上构成了这本小册子的草本和雏形。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首次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著作，谱写了青年马克思探索批判方法的哲学历程。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实现了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体系的本源性批判，然后又从费尔巴哈总问题回归黑格尔总问题，通过“否定之否定”完成了真正哲学批判方法的构建，这是一切批判的最高前提。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将“社会批判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具有相当的理论合理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成为“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真正的批判方法既要求揭示和否定，又要实现建构和肯定。同时，这种否定和重构都需要建立在现实历史内部，而不是抽象的精神层面。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体系所遮蔽着的批判形式进行解蔽和再现实化，构成了青年马克思探索人的解放道路的入口。当然，新世界观的最终确立，要到后来的著作和手稿中才能完成。

二、批判思辨唯心主义的“无批判性”

黑格尔是西方传统中最自觉地思考方法论的哲学家之一。他在耶拿时期的主要规划，就是为哲学体系奠定方法论基础，这一规划最终在1807年《精神现象学》中得以完成。也因此，黑格尔将该著作的主标题定为“科学体系之第一部分”。《精神现象学》所构建的批判方法尤其是“内在批判”方法，既是黑格尔创造哲学体系的关键，也是他对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哲学工具。黑格尔之后，作为激进思想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继承黑格尔批判传统，在德国理论界展开了激烈的神学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但是，恰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指出的，“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这块土地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分支”。换言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青年黑格尔派，其批判方法的共同错误在于陷入了思辨唯心主义之中。而思辨唯心主义体系所笼罩的批判方法，一方面囿于抽象精神内部而丧失了现实批判性，另一方面则丧失了真正的历史性，不得不用空间的多样性来掩盖时间的延续性。

想要穿越黑格尔的棘丛，并无捷径可走。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方法的再现实化，不是简单抛弃黑格尔那“臭名昭著”的逻辑体系，从而分离出它在政治哲学或政治伦理领域的闪光点。因为这种现实化形式面临着风险：清除垃圾的同时，牺牲了思想中的实质性内容。马克思对批判方法的再现实化之路，建立在一种更加审慎的目标之上，即在批判地考察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批判方法的非批判性基础上，先澄明并剥离其唯心主义成分，而后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并对其加以积极改造。这是批判与重构两步走的再现实化。因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构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统领全局的批判，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批判方法的一次自觉甄辨和系统清算，是科学世界观诞生的萌芽和前奏。

第一，对黑格尔非现实性批判方法的双重批判。马克思站在费尔巴哈“伟大功绩”的基础上，分别从其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视角出发，阐明了黑格尔批判方法双重的非现实性。而且，这“‘双重错误’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基本坐标，或者说是他批判黑格尔的导言”。黑格尔批判方法的第一个错误在于，标志批判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都只是精神自身的运动，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黑格尔的批判方法混淆了思维世界与作为对象的现实世界的界限。例如，在《精神现象学》第六章“精神”中，当黑格尔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时，只是就其思想形式而言的。这样，现实异化的克服成为纯粹思维中的运动，现实的矛盾问题得到了非现实的解决，完全丧失了革命性和历史性，无益于人的解放的真正实现。黑格尔批判方法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没有意识到，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要求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只是用抽象的自我意识取代了现实的、肉体的人。就其本质而言，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的人性，不过是抽象精神的产品，不过是精神或观念展开的环节，而不是向真正人的本质的复归。因此，黑格尔的批判方法空有完全否定的外表和批判的外表，而实质上不具有现实性，充其量只是他晚期著作“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萌芽。

第二，对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伊始，指出青年黑格尔派这些现代德国的批判家“完全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以致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这无疑指认了青年黑格尔派批判方法的非批判性：他们在逻辑上仍然受到黑格尔思辨体系的束缚，甚至在语言上也同黑格尔并无二致，不过是用抽象的自然界的实体或者“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识来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他们本来是要起来反抗思想的统治，但是，这些‘叛逆的门徒’却在思想的世界中迷失了方向，反而制造了新的思想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青年黑格尔派所吹嘘和构想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实批判方法，不过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臆想。因而，以神学批判为出发点的斗争并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即便费尔巴哈“真正的唯物主义”从根本上推翻了旧哲学，他的批判方法也只是用直接的肯定取代否定之否定，从而缺乏了历史性自觉。因此，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批判方法重新被思辨唯心主义体系所束缚。青年黑格尔派批判方法所具有的限度，决定了人的解放所能实现的限度。

马克思首先以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为中介，批判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将“异化”的主体从《精神现象学》中的“自我意识”转变成人的本质力量。这就使得以精神形式颠倒了的异化重新颠倒回来，潜在的批判要素也具有了应然的批判力量。但费尔巴哈向“抽象的人”的类本质的复归，终究不过是一种道德呐喊，并不具备真正的现实力量。此后，马克思通过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将黑格尔思维的辩证运动改造为“现实的人”的异化及其扬弃运动。这样，黑格尔的辩证法就真正具有了对人的异化进行批判的现实力量，从而进一步通向了人的而非精神中人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任务，不仅包含消极批判，还包括拯救这些正确的“批判方法”。

三、思辨唯心主义批判形式的再现实化

卢卡奇曾在《青年黑格尔》中指出，黑格尔将异化局限于精神领域，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使得辩证法的积极要素——通过否定之否定来扬弃异化实际变成了对异化的辩护和确认。因此，黑格尔哲学绝不可能是克服人的自我异化从而实现人的解放的哲学。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新版序言中进一步指出，自己在该书中犯了与黑格尔同样根本和严重的错误，这会导致将社会的异化现实转变为一种永恒的人类状况。由此，卢卡奇更多聚焦于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在辩证法问题上的断裂，而未能意识到后者对前者思想变革的重大意义。这一略显武断和片面的评价，遭到了广泛批评。

在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过程中，费尔巴哈成为马克思认定的“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在笔记本I中，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宗教异化观点来批判劳动异化；在笔记本III中，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来批判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此时的马克思来不及与费尔巴哈公开和彻底地决裂，却已开始表达对费尔巴哈的不满。因为从人的解放的角度看，费尔巴哈对“现实的人”的异化的消除，只不过是向“抽象的人”的本质的简单复归；费尔巴哈只是“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而没有克服它。这种人向自己类本质的复归还不是、也无法通向“现实的人”的真正解放。因此，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同时，明确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并致力于对黑格尔的批判方法进行再现实化。一个明显的标志，是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转向黑格尔的异化概念。马克思紧紧抓住黑格尔异化及其扬弃过程的合理因素，来推进对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和私有制的现实批判。

第一，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具有批判的形式，对这种批判方法的再现实化改造就指向了对现实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批判。不同于对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辛辣讽刺，马克思在该节先是肯定了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改造的伟大功绩，随后转向了对费尔巴哈的不满：“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做哲学同自身的矛盾”“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或自我肯定和自我确证，被认为是对自身还不能确信因而自身还受对立面影响的、对自身怀疑因而需要证明的肯定”。也就是说，费尔巴哈对感性自然和抽象类本质的直接肯定，只具有表面的和形式的批判性。费尔巴哈还不能真正理解否定之否定运动所具有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不能将历史运动真正看作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一句话，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批判不具有现实的和实质的批判性，而只是执着于他那以爱为前提的永恒的类生活和贫乏无力的道德指摘。

要实现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就必须把这些“人”置入历史的行动中去考察。于是，马克思并未做任何的过渡和短暂停留，就立刻转向黑格尔辩证法，从正面肯定了它的批判性。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对历史运动的理解中“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此时，虽然对黑格尔批判形式的赞同依旧隐藏在对他非批判实质的批判之后并服务于这种批判，但马克思已经明确提出黑格尔否定之否定所具有的批判形式的积极意义。费尔巴哈克服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却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马克思更进一步，在批判地消灭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强制性的结构”等脚手架时，要挽救出其合理的内容。

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在于它彻底否定一切事物具有最终性质，在于它将一切事物看作历史性的和暂时性的。马克思敏锐地发现，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思辨哲学虽是一种隐蔽的、神秘化的批判，但毕竟“已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这实际上已经包含其后来著作中所发展起来的批判的萌芽，而且这些批判要素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尤其是黑格尔的异化及其扬弃，即自我意识实现自身的诸环节，已经包含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等整个领域的批判。马克思需要做的，就是将黑格尔的这种批判再现实化。因为，这种对现存资本主义全局的批判和其“历史性”的认识，是克服人的异化的前提。

第二，黑格尔辩证法中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经过再现实化改造就指向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辩证批判。从纯粹否定性批判到积极建构的批判方法的转变，是马克思寻求人的解放和构建未来社会的重要一环。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是以批判和否定辩证法为前提的，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恰恰就是异化及其扬弃的逻辑本身。

马克思明确表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马克思一方面阐明并改造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精神运动的动力机制，指出它的主体的运动不过是精神的自我认知，是精神对自己各种形态和规定性的把握。而要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就必须对黑格尔这种否定性辩证法进行再现实化，使之转变为唯物主义的“劳动-历史辩证法”。在现实劳动中，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中，也必然会为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和共产主义实现提供条件。这一发现展现了青年马克思的历史性自觉，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史观的重要基础，也是马克思逐步走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标志。另一方面，马克思挖掘并肯定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异化及其扬弃这个否定之否定过程的革命意义和积极意义。在黑格尔那里，自我意识只有经历异化才能变成现实性的力量，并且精神总能扬弃外在而回到自身，达到主客体的同一性，而这个同一性又是绝对的否定性，即对一切外化的否定。这是异化与异化的扬弃的过程，异化是教化的前提，是精神自我实现的中介。马克思透过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迷雾，即撇开黑格尔的精神本体论不谈，指出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黑格尔辩证法作为观念的展开过程和一切存在的自我实现，是一种积极的环节和值得肯定的要素。所谓异化的“扬弃”，就是把外化收回到自身，重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它主张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这是一种通过否定之中介来完成的肯定，而非费尔巴哈式的直接肯定。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的现实克服和人的解放的真正实现，不可能依靠抽象的应然力量来完成，而是要辩证地看待私有财产对个体自我实现和人与人交往的双重影响，尤其是要认识到并充分肯定异化的积极意义，尤其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

与之同构，共产主义也必然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并且只有通过对这个必要前提的扬弃，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这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因而是通向人的真正解放的运动。这样的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这样的共产主义，肯定了异化现实所提供的现实性革命力量，因此才是“历史之谜”的非抽象解答。这样的共产主义运动之后，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性的人的本质力量的重新复归，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的扬弃，是人的真正解放。

四、结语

总之，从人的解放和真正批判方法的构建这一主题重新审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可以更加科学合理地呈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道路探索。马克思通过批判、剥离、构建三个步骤，实现了对黑格尔批判方法的再现实化。马克思的计划非常明确，批判黑格尔，不是为了与之决裂，而是为了改造和继承黑格尔哲学中最有建设性的部分。借此，“马克思将黑格尔哲学从德国的自由主义转变成为革命的理论”。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章中，马克思甚至将《精神现象学》比作“黑格尔的圣经”，再次高度评价了《精神现象学》的革命实质。黑格尔-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成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进而为人的解放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最具决定性的现实可能性，因为批判的内容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马克思借助国民经济学批判和政治学批判，逐渐引入“历史性”观念，初步实现了对黑格尔批判方法的再现实化。首先，这是马克思在理论层面从而更是实践层面的历史性自觉，如此便可以科学解剖“物质的生产关系总和”，更加辩证、合理地看待资本主义私有财产运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起《德法年鉴》时期对私有财产的道德伦理批判，这无疑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其次，马克思从黑格尔思辨哲学中所发现的“批判的形式”“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使他的理论起点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走向在劳动中自我生成的“现实的人”因而也是真正的人。恰恰是对“现实的人及其运动”的关注，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确已经开始包含《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部分核心观点，从而让马克思溢出费尔巴哈的理论框架，进入一种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超越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及与之关联的共产主义学说。最后，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理解，已经从笔记本I仰仗的费尔巴哈人本学转向了笔记本III中的黑格尔辩证法。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再现实化改造，意味着马克思已经确立起以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点的唯物史观方法论。当然，从著作的总体基调看，马克思尚未自觉和系统地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这一工作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才基本完成。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第1-7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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