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世功：2023年朝鲜半岛形势聚焦与评估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受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及俄乌、巴以两大冲突的叠加冲击和影响，2023年，半岛固有矛盾发酵，紧张对立升级，区内和平稳定面临的挑战增大。形势总体可控，但潜在危险持续增长。本文拟对年内半岛形势三大焦点问题进行梳理、评估。

一、“安全困境”深化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升温

年内，半岛无核化持续搁浅，对话大门紧闭，争斗空前加剧，陷入“安全困境”，导致半岛紧张局势螺旋式升温。

2019年朝美“河内会谈”破裂促使朝回归经济与核武力建设“并进路线”，加紧推进核武装。年内，朝根据维护安全主权需要和国际形势对己有利的判断，围绕“国防力量发展五大重点目标”乘势而为，取得重大成果和可观进展。

一是军事侦察卫星成功发射。朝克服两次发射失败的阴影，终于将“万里镜-1号”军事侦察卫星送上轨道，借此，洲际弹道导弹精确打击能力提高，对美威慑、遏制力增强。朝表明今后将按照“多角度多颗部署”要求，“在短期内追加发射多颗军事侦察卫星”，提升“太空军事侦察能力”。

二是战术核攻击潜艇成功下水。这一“重大成果”，填补了水下核攻击能力的空白，提高了核武器隐蔽、二次反击和突袭攻击能力，解决了“海军核武装”的“紧迫时代课题”。朝下一步将推进建造核动力潜艇计划，并将现有中型潜艇改造为核攻击型潜艇，实现海军“全面核武装化”。

三是固体燃料远程导弹技术趋于成熟。在去年固体燃料发动机地面喷射试验基础上，朝年内连续三次试射固体燃料发动机“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标志朝已掌握该型导弹技术并能批量生产，导弹隐蔽能力和发射效率得到提升，核攻击和反击能力增强。

战略武器的突飞猛进大大强化了朝鲜核武装的决心和自信。朝一再声明核武力“不容讨价还价”，拒绝对话。继去年颁布“核武力法令”，今年9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决定将核武力政策正式写入宪法，实行拥核“法制化”。与此同时，积极着手培育核武力实战能力。8月30日，针对美韩空军“核战演习”，朝当晚以韩军重要指挥所、作战机场等为目标，实施了“模拟战术核打击训练”。上述表明，朝与韩美的对抗进入核武较量的危险阶段，并开始向太空领域延展。

随着朝核武力建设加紧推进，韩美的战略和安全焦虑迅速膨胀，韩国独立应对态势和韩美联手遏制体系均空前加强。

韩对朝武力威压全面展开、不断发力。重新恢复朝“主敌”定位，贯彻“实力和平”方针，全力打造“压倒性”威慑体系，试图用高压武力威胁迫朝就范，消除“核导紧迫威胁”。年内，已按照实战要求加紧策划、部署。未来5年计划投入348.7万亿韩元，加快构建包括杀伤链、韩国型导弹防御、大规模惩罚报复等“三轴体系”；实施“国防革新4.0计划”，按照“先制打击”方针，正式确定“对朝鲜核导力量实施扰乱、摧毁的作战构想”；首次提出“杀伤网”作战概念，使用网络战、电子战等智能手段，对朝核载具及指挥控制系统实施“瘫痪作战”。决定联合参谋本部增设战略司令部级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应对本部”，并在空军创建“联合无人机司令部”等。

韩美“延伸遏制”战略大幅充实、加码。4月，尹锡悦访美，双方发表《华盛顿宣言》，宣布对朝实施“韩国型延伸遏制”，美承诺提供核保护伞，首次成立韩美“核磋商小组”，就使用核武器进行协商、企划，强化对朝情报共享，并进行应对核攻击的联合演练。两国国防部门针对朝“核威胁升级”，10年来首次修改对朝“制式遏制战略（TDS）”，推进“核磋商小组”运作具体化，制定强化“延伸遏制力量”新方案，确定韩军对美国核作战提供常规战力支援，强化早期警报和美国实时提供卫星情报。

目前，韩美“核磋商小组”已召开两次会议，评估形势并共商落实“延伸遏制”方案。年内，美国先后多架次出动各型核战略轰炸机、核动力航母及核潜艇等进入半岛，规模、层级、次数及驻留时间均显著提升，展示“肌肉”并与韩国海空军进行实战性联演，实施导弹拦截、登陆反潜以及“斩首行动”演练，剑锋所指极为明显。

美国对韩武器装备援助力度空前加大。双方签署《安保供应约定书》，美承诺“优先、迅速提供武器系统等国防资源”。今年以来，加紧向韩出售先进武器装备，包括25架F35战机及相关装备、多型号舰空及空空导弹，价值超过60亿美元，这在冷战时期也甚为罕见。

尹锡悦政府推行武力压倒政策，特别是韩美不断升级“延伸遏制”，愈发加重朝的警戒、敌忾心理，激发其举国动员，实行“以超强硬对强硬”。进一步加大了促朝坚持核武装的外部推力，造成威慑遏制与反威慑遏制的恶性循环，导致紧张对立升温。

值得忧虑的是，战略误判和管控削弱已经成为导致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危险因素。朝发射军事侦察卫星成功后，韩宣布中止南北《9.19军事协议》部分条款效力，朝则宣布“不再受协议约束”并迅速采取恢复非军事区监视哨所、重新部署重型武器等行动。南北军事协议废止意味着双方军事管控机制垮塌，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的几率随之上升。

需要指出，尽管年内半岛紧张对立升温不断，但并未出现根本性失控。主要因为矛盾尚未激化到顶点，同时各种制约因素发挥作用。朝鲜需要和平，并非不知“核战争打不得，也打不赢”的道理，其所作所为的宗旨是实行“以核维和”，同时在行动上仍不失章法，努力避免对头相撞。美国表現凶狂但也未忘利害权衡，它受到内外多方牵制，不希望半岛出现新的“震源”。韩国言行嚣张但知晓战争后果，积极示强并非主动“求战”，“强硬政策”未排除对话解决。中国始终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为宗旨，坚持一贯的劝和促谈政策，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建设性作用。

二、韩美同盟升级与转向给中韩关系增压

尹锡悦上台，凸显“最亲美”底色，为谋求执政利益及实现构建“全球枢纽国家”目标，根据错误的形势判断，抛弃前任政府的“模糊战略”，实行近乎对美“一边倒”政策，通过韩美同盟升级、转轨，嵌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区内安全生态恶化，致使中韩关系亮起红灯。

继去年拜登访韩，为构建“全球性战略同盟”破“题”之后，今年4月，尹锡悦访美双方发表《华盛顿宣言》，宣布韩美“全球全面战略同盟”起步。在加强传统军事安保同盟的基础上，大幅扩展、深化同盟范畴和内涵，巩固“价值同盟”，发展“尖端技术同盟”、“经济安全同盟”以及“网络安全同盟”等，特别是确认韩美同盟是印太地区“中心轴”，在实施“印太战略”上推进战略对接和“强化合作”。

韩国安全高度依赖美国，冷战后韩历届政府不论保守还是进步均重视强化韩美同盟，但也都程度不同地守住了“专务半岛安全”和“在中美之间找平衡”的不成文原则。恰恰在这两大核心问题上尹锡悦鲁莽地越线破界。一是韩美“全面战略同盟”的目标已经不是主要应对所谓“朝鲜挑衅威胁”，而是超越半岛，扩展到包括印太地区在内的全球安全。二是韩美“全面战略同盟”将“印太战略”合作作为主要合作领域，表明韩国甘愿登上美国“印太战略”的战车。美国“印太战略”的基本宗旨是围堵、遏制中国，无论怎样掩饰、辩白，韩美“印太战略合作”的实质都难以改变。

尹锡悦政府去年末正式公布韩版“印太战略”时表示，该战略“不针对特定国家”、“重视同中国合作”，试图凸显同美国的“区别”。然而，该战略把“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印太秩序”、“努力增进法治、人权”作为双方合作“重点推进领域”，还是露出了清楚的美国印记。

尹锡悦政府用实际行动进一步揭示出韩版“印太战略”的真面目。尹访美时表示，“为强化地区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将全面、多层次地扩大同主要伙伴国家的合作”，他还对“四方安全同盟”（AUKUS）表明了支持立场。与此同时，尹锡悦政府强化对中方挑战力度，致使中韩关系出现警号。

中国核心利益和底线屡遭触碰。4月访美之前，尹锡悦妄言台湾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台海紧张原因是“试图用武力改变现状”，宣称韩国要“和国际社会一道反对”。11月访英前夕，他又一次不顾中方反对，再次“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所谓南海“基于规则的秩序”。韩方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违背中韩建交联合公报精神，在与韩国无关的南海问题上为美国站台。这一错误行径理所当然遭到中方强烈谴责和坚决抵制。

两国发生前所未有的外交摩擦。6月，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履行正常外交职责，围绕中韩关系发展问题同在野党党首会见交流。出人意料的是，邢立意正确、符合实际的谈话，竟被韩方无端指责为“干涉内政”、“外交失礼”，执政党议员鼓噪要将邢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甚至尹锡悦总统也不顾“失格”加入其中，演变成为一场罕见的外交风波。

此次风波的出现，反映了尹锡悦政府在国内政争激化、支持率低迷情况下的政治焦虑和敏感，同时意图通过对中国展示强硬“实力外交”，对内安抚、凝聚保守势力，对外取悦于美国，而它带来的直接恶果则是促使中韩关系下行，损伤两国共同利益并影响区内和平稳定。

中韩关系战略定位遭遇动摇危险。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定位在李明博执政时期正式确立，此后，各届韩国政府都始终坚持。韩国僵硬保守势力一开始对此就极为反感，炮制种种歪理，试图将其打掉。尹锡悦上台后相当长时间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表述在韩官方文件及言论中销声匿迹，仿佛根本不曾存在过。据分析，这既是出自尹锡悦政府的本心，也是由于保守派政治精英极力反对、阻挠所致。尹锡悦政府在操作上，一直使用建立“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的健康成熟关系”的表述，代替“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定位，反映出对使用该定位强烈的不情愿和排斥。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定位不单是中韩关系发展方位的确认，也是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指针，一旦韩国保守势力废止定位的图谋得逞，必将带来两国关系严重倒退。由于中方坚守大局、原则和不懈地做工作，今年11月中韩外长在釜山会见时，双方终于“确认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定位”，对两国关系重上正轨十分重要。

恶化中韩关系违逆时代潮流，背离两国和两国人民利益，不得人心，不可能畅行无阻。年内，中韩之间矛盾、摩擦虽有所增加，但借助于不断增长的各种积极因素，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没有改变，在克服困难中前行。继确认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12月20日，韩国新外长提名人赵烈兑表示，“韩中关系并不亚于韩美同盟关系”，他将努力寻求两国关系“和谐发展”的途径。这是韩方发出的政策调整信号，期待中韩关系能够回归健康发展轨道。

三、美日韩“紧密型”三边合作大幅推进

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推行对华竞争战略，需要拉同盟伙伴作为帮手。拜登政府按照冷战思维，在强化美日、美韩双边同盟的同时，试图朝打造美日韩“铁三角”的方向，加紧制造阵营对抗，严重威胁半岛及区内和平稳定，破坏地区国际秩序。

按照《美国印太战略》提出的强化美日韩三边合作方针，拜登政府积极加大运作力度。2022年取得初步进展，包括马德里北约峰会和金边东亚峰会三国领导人举行会晤，特别是金边会议发表了“印太三边伙伴关系声明”，决定扩大三边合作地缘范围及功能。在此基础上，2023年，韩日加大对美呼应力度，三方紧密协调，美日韩三边合作进一步提速升级。韩日国内保守、右翼舆论，以朝俄加强军事合作及中俄、中朝友好合作关系发展为据，大造中朝俄结成“北三角”舆论，为半岛回归冷战时期美日韩“南三角”与苏中朝“北三角”对抗架构推波助澜。

日韩之所以积极呼应美国，除了美强力推动以外，两国的利益诉求也是重要原因。日本试图借助三边合作，加强对中国牵制、打压，提升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并更深入地介入半岛事务。尹锡悦政府则打算借三边合作消除“朝鲜威胁”，并取悦美国和呼应其全球战略，抬高国际地位和多方获利，同时还想通过改善对日关系，为发展韩日贸易、科技扫平障碍。韩国追随美国，具有针对中国的一面。

2023年，美日韩三边合作取得重要进展，成为本地区地缘政治恶化的重要因素，值得引起高度关注和警惕。

一是向构建“紧密型”三边体系持续迈进

1、韩日关系实现历史性解冻。在美国推动、操弄下，尹锡悦政府不惜背离历史正义，推行对日单方面让步的“屈辱外交”，用“第三方赔偿方案”解决韩日“强制征用”悬案，让美日韩三边合作迈上新台阶。

由于韩日关系的阻碍，冷战时期，韩美日三角同盟未能建立；在冷战终结的背景下，日韩安全合作也长期处于松散状态。此次韩日实现媾和，拉紧双方合作纽带，有助于进一步做实日韩关系的“实边”，为美国构建美日韩“铁三角”的图谋加了重要一分。

2、三边合作机制化整合不断加力。今年8月美日韩首脑戴维营会晤确定，三国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三边峰会，并每年轮流举办外交、国防、工商部长及国安首长会议，同时还新设三国财长会议机制和“印太对话”机制等。

根据戴维营会谈达成的协议，美日韩于10月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热线”，供三国首脑在“危机时”迅速进行沟通协调。12月，三国正式启动朝鲜导弹情报共享机制，以实现信息实时共享与协同应对。这意味着三国实战性安全合作大步迈向制度化。

美国否认美日韩合作意在打造“亚太版北约”，声称“尚未将构建美日韩三边联盟作为“明确目标”，但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化的事实勾画出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幅图景。有评论认为，美日韩目前已形成“准三边同盟”。韩国联合通信指出，美日韩戴维营首脑会晤树立了“与朝中俄对抗的三边合作里程碑”，美日韩三边合作是“超越五眼联盟、四方安全对话的印太核心合作体”。

二是以“印太战略”引领三边合作大升级

加强三方对朝鲜联合应对。去年，美日韩大部分恢复了2017年中断的三方联合军演。今年以来，三方在应对朝鲜“挑衅威胁”名义下，加速扩大联合军演，持续加强三方联动，特别是军演范畴已扩展到“核对抗”领域，包括导弹拦截、反潜及海上拦截等多个实战性演练，严重加剧半岛局势恶化。韩美日已商定，将制定“多年三边演练计划”，实施“更高效、更系统”的三边联合军演。

三边合作明显向遏华方向扩展。近来，日韩在台海及南海问题上不断挑事并且出言嚣张，背后实际上是美国撑腰和推动。今年8月美日韩首脑戴维营会晤，将美日韩三边合作进一步聚焦于为美国对华战略服务。三国首脑前所未有地“最强烈谴责”中国在台海、南海问题上的“危险主张和挑衅行为”，宣布三方要加强合作，共同反对中国所谓“武力改变现状”和“胁迫”。这表明，推行遏堵中国“印太战略”已成为美日韩三边合作的主要战略方向之一。

三方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快速发展。美日韩三方关系重塑已大幅度延伸到经济和尖端技术领域。在美国大力推动下，三方经济安全对话业已启动。三国首脑戴维营会晤确定，以强化“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为宗旨，深化三方经济技术合作，鲜明地突出供应链预警系统、尖端技术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安全、金融稳定、关键矿产及应对经济“胁迫”等核心要害，大力强化在人工智能、新材料、气候等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并在“颠覆性技术保护和技术标准领域”加强合作。三国经济技术合作既有经济利益谋算，同时以经济技术“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为武器遏堵中国的指向也十分明显。

总地看来，美国打造东北亚战略“铁三角”的努力已有可观进展，美日韩三边关系“阵营化”趋向明显，恶化区内政治生态、推升半岛和地区紧张对立的恶果业已显现。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一些重要障碍因素，美国实現构建美日韩三边安全同盟的图谋最终也并非那么容易如其所愿。主要是因为，由于时代和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完全回归冷战已经不可能；美国自身内外掣肘严重，操控能力已渐显疲态。除此以外，日韩国内“政争”激烈，主流民意不愿向“冷战”倒退；特别是，韩日之间战略戒备心理根深蒂固，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巨大鸿沟难以根本填平。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亚太学会朝鲜半岛研究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