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如何安放我们的心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被人世的洪流裹挟向前，脚步匆忙，越来越多人的身心健康出现了失衡的状况。
时至今日，如果说保养身体健康的观念和意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那么，如何安放我们的心、使心灵处于一个健康的、平衡的状态，依然是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
那就来看看一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对这个问题如何解答的吧！
如何保养我们的身体，如何安放我们的心，这是人生问题中最基本的两大问题。前一问题为人兽所共，后一问题乃人类所独。
壹
禽兽也有心，但他们是心为形役，身是唯一之主，心则略如耳目四肢一般官能，只像是一工具、一作用。为要保养身，才运使到心。身的保养暂时无问题，心即暂时停止其运用。总之，在动物界，只有第一问题，即如何保养身，更无第二问题，即如何安放心。心只安放在身里，遇到身有问题，心才见作用。心为身有，亦为身役，更无属于心本身之活动与工作，因此也没有心自己独立而自生的问题。
但动物进化到人类便不同了。人类更能运使心，把心的工作特别加重。心的历练多了，心的功能也进步了。心经过长时期的历练，心的贡献，遂远异于耳目四肢其他身上的一切官能，而渐渐成为主宰一切官能，指挥一切官能的一种特殊官能了。人类因能运使心，对于如何保养身这一问题之解答，也获得重大的进步。人类对于如何保养身这一问题，渐渐感得轻松了，并不如禽兽时期那样地压迫。于是心的责任，有时感到解放，心的作用，有时感到闲散，这才发生了新问题，即心自己独立而自生的问题。
让我作一浅譬。心本是身的一干仆。因于身时时要使唤它、调遣它，它因于时时活动，而逐渐地增加其灵敏。恰像有时主人派它事，它不免要在任务完成之余，自己找寻些快乐。主人派它出外勾当，它把主人嘱咐事办妥，却自己在外闲逛一番。后来成了习惯，主人没事不派它出去，它仍是想出去，于是偷偷地出去了，闲逛一番再回来。再后来，它便把主人需办事轻快办妥，独自一人专心在外逛。因此身生活之外，另有所谓心生活。
人类经过了原人时代，逐渐进步到有农业、有工商业、有社会、有政治，如何保养身，这一问题，好算是十分之九解决了。人类到那时，不会再天天怕饿死，更不会时时怕杀死，它的仆人“心”，已替它的主人“身”把所要它做的事，做得大体妥帖了。主人可以不再时时使唤仆人，那仆人却整天离开主人，自己去呼朋唤友，自寻快乐。我们说：这时的人类，已发现了他们的心生活，或说是精神生活，或说人类已有了文化。其实就一般动物立场看，那是反客为主，婢作夫人。于是如何安放心的新问题，反而更重要于如何保养身的旧问题。
这事并不难了解，只要我们各自反身自问，各自冷静看别人，我们一天里，时时操心着的，究竟为什么？怕下一餐没有吃，快会饿死吗？怕在身之四围，不时有敌人忽然来把你杀死吗？不！绝对不！人类自有了文化生活，自有了政治社会组织，自有了农工商技术生活逐渐不断发明以后，它早已逃离了这些危险与顾虑。我们此刻所遭遇的问题，亟待解决的问题，十之九早不是关于身生活的问题，而是关于心生活的问题了。
我们试再放眼看整个世界人类的大纠纷，一如当前民主政权与共产政权两大阵容之对立与斗争，使当前人类面临莫大恐怖，说不定整个人类文化将会为此对立与斗争而趋向于消灭。但这究为什么呢？是不是各为着要保养自己个别的身，饿死威胁我，要我立刻去杀死敌人来获此身体之安全与保养呢？不，完全不是这回事。此刻世界人类一切生产技术和其政治社会之各种组织经验，早可没有这一种威胁了。此刻世界人类所遭遇的问题，完全是心对心的问题，不复是身对身或身对物的问题了。显言之，这是一思想问题，一理论或信仰问题，一感情爱好问题，这是一人类文化问题，主要是“心”的问题，不是身与物的问题了。若说是生活问题，那也是心生活的问题，不是身生活的问题了。若专一为解决身生活，绝不会演变出如此般的局面来。因此人类当前的问题，主要在于如何安放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安放在那里？如何使我们的心得放稳、得安住？这一问题，是解决当前一切问题之枢纽。
这一问题，成为人类独有的问题。这是人类的文化问题。远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远从有初步的农工商分业，以及社会组织与政治设施以来，这一问题即开始了，而且逐步的走向其重要的地位。
贰
心总爱离开身向外跑，总爱偷闲随便逛，一逛就逛进了所谓神之国。在人类文化历史的演进中，宗教是早有端倪，而且早有基础了。肉体是指的身，灵魂是指的心。心想摆脱身之束缚，逃避为身生活之奴役，自寻它本身心的生活，神的天国是它想望的乐土。任何宗教，都想死后灵魂进天堂。不说有灵魂的佛教，则主张无生，憧憬涅槃。总之，都在厌弃身生活，鄙薄身生活，认身生活为尘俗、污秽、罪恶。心老想脱离身，而宣告它自己的自由与独立。但远从禽兽起，心本附丽于身而始有。若使真脱离了身，心又从何处见？心又当向何处觅？它因供身役使太久了，它此刻已有了自觉，它总不甘长为婢仆，它总想自作主人。它凭着自己的才能与智慧，它不断地怠工旷职。只要是深信宗教的人，他总会不太注意自己的身生活，甚至虐待身、毁伤身，好让身生活早告结束，来盼望自由的心生活早告开始。结果才有人类文化史上像西洋历史中所谓黑暗时期之出现。
心离开身，向外闲逛，一逛又逛进了所谓物之邦。科学的萌芽，也就远从人类文化历史之早期便有了。本来要求身生活之安全与丰足，时时要役使心，向物打交道。但心与物的交涉经历了相当久，心便也闯进了物的神秘之内圈，发现了物的种种变态与内情。心的智慧，在这里，又遇见了它自己所喜悦，获得了它自己之满足。它不顾身生活，一意向前跑，跑进物世界，结果对于身生活，也会无益而有害。
“五色令人目眩，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像老子那一类古老的陈言，此刻我们不用再说了。但试问科学发明，日新而月异，层出而无穷，何尝是都为着身生活？大规模的出产狂，无限止的企业狂，专翻新花样的发明狂，其实是心生活在自找出路，自谋怡悦。若论对于身生活，有些处已是锦上添花，有些处则是画蛇添足，而有些处竟是自找苦恼。至于像原子弹与氢气弹，那些集体杀人的利器之新发明，究竟该咒詈，还是该赞颂，我们姑且留待下一代人类来评判。此刻我们所要指述者，乃是人类自有其文化历史以后的生活，显然和一般动物不同，身生活之外，又有了心生活，而心生活之重要，逐步在超越过身生活。而今天的我们，显然已不在如何保养我们身的问题上，而已转移到如何安放我们的心的问题上，这是本文一个主要的论题。
叁
无论如何，我们的心，总该有个安放处。相传达摩祖师东来，中国僧人慧可亲在达摩前，自断一手臂，哀求达摩教他如何安他自己的心。慧可这一问，却问到了人类自有文化历史以来真问题之真核心。至少这一问题，是直到近代人人所有的问题，是人人日常所必然遇见，而且各已深切感到的问题。达摩说：“你试拿心来，我当为你安。”慧可突然感到拿不到这心，于是对自己那问题，不免爽然若失了。其实达摩的解答，有一些诡谲。心虽拿不到，我心之感有不安是真的。禅宗的祖师们，并不曾真实解决了人类这问题。禅宗的祖师们，教人试觅心。以心觅心，正如骑驴寻驴。心便在这里，此刻叫你把此心去再觅心，于是证实了他们无心的主张，那是一种欺人的把戏。所以禅宗虽曾盛行了一时，人类还是在要求如何安放心。
宋代的道学先生们，又教我们心要放在腔子里，那是不错的。但心的腔子是什么呢？我想该就是我们的身。心总想离开身，往外跑。跑出腔子，飘飘荡荡，会没有个安放处。何止是没有安放？没有了身，必然会没有心。但人类的心，早已不愿常为仆役，早已不愿仅供身生活作驱遣。而且身生活其实也是易满足、易安排。人类的心，早已为身生活安排下了一种过得去的生活了。身生活已得满足，也不再要驱遣心。心闲着无事，那能禁止它不向外跑。人类为要安排身生活，早已常常驱遣它向外跑，此刻它已向外跑惯了。身常驱遣心，要它向外跑，跑惯了，再也关不住。然则如何又教人心要放在腔子里？
这番道理说来却话长。人类心不比禽兽心，它已不愿为形役，它要自作主，这是人类之所异于禽兽处，这是人类文化之所贵。这一层，谁也不反对。但我们该知道，心寄于身而始有，心纵不愿为形役，但“心”与“身”之间，该如鹣鹣鲽鲽，该如连理木，如同命鸟。它们生则同生，死则同死，有则同有，灭则同灭。心至少应该时时亲近身，照顾身。心必先常放在腔子里，才能跑出腔子外。若游离了腔子，它不仅将如游子之无归，而且会烟消云散，自失其存在。
然而不幸人类之心，又时时真会想游离其腔子。宗教便是其一例。科学也是其一例。宗教可以发泄心的情感，科学可以展开心的理智，要叫心不向这两面跑，正如一个孩子已走出了大门，已见过了世界，他心里真生欢喜，你要把他再关进大门，使如牢囚般坐定在家中，那非使他发狂，使他抑郁而病而死，那又何苦呢？但那孩子跑遍了世界，还该记得有个家，有个他的归宿安顿处。否则又将会如幽魂般，到处飘荡，无着无落，无亲无靠，依然会发狂，依然会抑郁而病而死的。中世纪的西方，心跑向天国太远了，太脱离了自己的家，在他们的历史上，才有一段所谓黑暗时期的出现。此刻若一向跑进物之邦，跑进物世界，跑得太深太远，再不回头顾到它自己的家，人类历史，又会引致它到达一个科学文明的新黑暗时期。这景象快在眼前了，稍有远眼光的人，也会看见那一个黑影已隐约在面前。这是我们当身事，还待细说吗？
肆
让我再概括地一总述。人心不能尽向神，尽向神，不是一好安放。人心不能尽向物，尽向物，也不是个好安放。人心又不能老封闭在身，专制它，使它只为身生活作工具、作奴役，这将使人类重回到禽兽。如是则我们究将把我们的心如何地安放呢？慧可的问题，我们仍还要提起。
上面说过，人类远在有农工商业初步的分化，远在社会和政治有初步的组织成绩时，这问题即开始了。在世界人类的文化历史上，希腊、印度、犹太与中国，或先或后，在那一段时期内，都曾有过卓绝古今的大哲人出现。他们正都是处在身生活问题粗告一段落，心生活问题开始代兴的时期，遂各有他们中间应运而起，来解答此新问题的大导师。有的引导心向神，有的引导心向物。人心既是奔驰向外，领导人也只有在外面替心找归宿。只有中国孔子，他不领导心向神，也不领导心向物，他牖启了人心一新趋向。
孔子的教训，在中国人听来，似是老生常谈，平淡无奇了。但就世界人类文化历史看，孔子所牖启人心的，却实在是一个新趋向。他牖启心走向心，教人心安放在人心里。他教各个人的心，走向别人的心里找安顿、找归宿。父的心，走向子的心里成为慈；子的心，走向父的心里成为孝；朋友的心，走向朋友的心里成为忠与恕。心走向心，便是孔子之所谓仁。心走向神，走向物，总感得是羁旅他乡。心走向心，才始感到是它自己同类，是它自己的相知，因此是它自己的乐土。而且心走向心，又使心始终在它腔子内，始终不离开它的寄寓之所身；父的心走向子的心，他将不仅关切自己的身，并会关切到子之身。子的心走向父的心，他将不仅关切自己的身，并也会关切到父之身。如是则身心还是和合，还是相亲近，相照顾。并不要摆弃身生活来蕲求心生活之自由与独立，心生活只在身生活中觅得它自由与独立之新园地。这是孔子教训之独特处，也是中国文化之独特处。
要你捉着自己的心来看，那是骑驴觅驴，慧可给达摩一句话愣住了。但用你的心来透视人的心，却亲切易知，简明易能。父母很容易知道儿女的心，儿女也很容易知道父母的心，心和心，同样差不多，这所谓易地则皆然。心走向神，走向物，正如鲁滨逊漂流荒岛，孤零零一个心，跑进了异城，总不得好安放。心走向心，跑得愈深愈远，会愈见亲切，愈感多情的。因它之所遇见，不是别的，而还是它同类，还是它自己这一心。心遇见了心，将会仍感是它自己，不像自己浪迹在他乡，却像自己到处安顿在家园。于是一人之心，化成了一家心；一家之心，化成了一国心；一国之心，化成了天下心；天下人心，便化成了世界心与宇宙心。心量愈扩愈大，它不仅感到己心即他心，而且会感到我心即宇宙。到此时，心遇见了神，而它将会感觉到，神还是它自己。
本来心寄寓在身，我心寄寓在我身。现在是心向外跑，游离了自己的身，跑进到别人心中去。别人的心，也寄寓在别人的身。于是遂感到，我的心也会寄寓到别人身里了。慈父的心，会寄寓在他儿子的身里；孝子的心，会寄寓在他父母的身里。于是我的心可以寄寓在一家，寄寓在一国，寄寓在天下，寄寓在世界与宇宙中。我的心与家，可和合而为一；与国与天下，也可和合而为一；与世界宇宙，也可和合而为一。如是，心即是神，而且心即是物。因为，世界宇宙，和万物离不开，心和世界宇宙和合为一，也便和万物和合为一了。在这里，心遇见了物，而它将感到，物还是它自己。
伍
心与神，与物和合为一了，那是心之大解放，那是心之大安顿。其枢纽在把自己的心量扩大，把心之情感与理智同时地扩大。
如何把心之情感与理智同时地扩大呢？主要在心走向心，先把自己的心走向别人心里去。自己心走向他人心，他将会感到他人心还如自己心，他人心还是在自己的心里。慈父会感到儿子心还在他心里，孝子会感到父母心也在他心里。因此才感到死人的心也还仍在活人的心里。如是则历史心、文化心，还只是自己现前当下的心；自己现前当下的心，也还是历史心与文化心，如是之谓人心不死。
我的心，不仅会跑进古人已死的心里去，而且会跑进后代未生的人的心里去。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总还是人心，总还是文化心与历史心。这一历史心文化心，即眼前的人心，却超然于身与万物而独立自由地存在了。但此超然于身与万物而独立自由存在的心，还只是人心，还只是我此刻寄寓于此身内之心。因此物则犹是物，身则犹是身，而心亦犹是心。心永远在身里，即永远在它自己的腔子里，同时也还永远在物里。如是则宇宙万物全变成心的腔子，心将无所往而不自得，心将无所往而不得其安放，此之谓心安而理得，此之谓至神。
这只有人类文化发展到某一境界始有此证会，而这一境界，则由孔子之教牖启了它的远景，指导了到达它的方向与门路。禽兽的心，永远封闭在它的躯壳里，心不能脱离身，于是心常为形之役，形常为心之牢，那是动物境界。人依然还是一动物，人的心依然离不了身，而身已不是心之牢狱了。因为人之心可以走向别人的心里去，它可寄寓在别人心里，它会变成了另一躯壳内之心，它可以游行自在，到处为家。但它绝不是一浪子，也不是一羁客。它富有大业，它已和宇宙和合为一了，宇宙已成为我心之腔子，我心即可安放在宇宙之任一处。只有人类的心，在其文化历史的演进中，经历相当时期，才能到达此境界。唯中国人则能认为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
但这绝不是由我一人之心创造了宇宙，也绝不是说我心为宇宙之主宰。这是说，在人文境界里，人心和宇宙和合融凝为一了。即是说，人心在宇宙中，可觅得了它恰好的安顿处所了。这先要把我此心跑进了别人心里而发现了人心。所谓人心者，乃人同此心之心，因此到达此境界，我心即人心。人心在那里见？即由我心见，即由我心之走向别人之心见，即由历史文化心而见。必由此历史心文化心，乃始得与宇宙融凝合一。此一宇宙，则仍是人文世界所有的宇宙，仍是人心中所有的宇宙。若心游离了身，游离了人，偏情感的，将只见有神世界，偏理智的，将只见有物世界。心偏走向神世界与物世界，将会昧失了人世界。昧失了人世界，结果将会昧失了此心。此心昧失了，一切神，一切物，也都不见了，于是成为唯神的黑暗与唯物的黑暗。光明只在人心上，必使人心不脱离人之身，才始有此人文世界中光明宇宙之发现。
这也绝不是西方哲学所主张的唯心论。西方唯心哲学，先把心脱离了身，同时便脱离了人。心脱离了人之身，不为神，便为物。这样的心所照见之宇宙，非神之国，即物之邦，绝不是一个人文世界的宇宙，而将是一个神秘的宇宙，或是自然的宇宙。这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宇宙，或是一个科学理智的宇宙，而绝不是人心所能安顿存放的宇宙。在这样宇宙中所见的人之身，也只如一件物，而已非人心之安顿处。心不能安放在身里，也将不能安放在宇宙里，这无论是神秘的宇宙，或是自然的宇宙。人心所能安顿存放的宇宙，绝然只是一个人文的宇宙，即是人心与宇宙融凝和合为一之宇宙。这一宇宙中，可以有对神秘的信仰，也可以有对自然的理智，但仍皆在人文宇宙中，而以人文为中心。人文的宇宙，必须人心与宇宙和合为一，换言之，即宇宙而人文化了。而其最先条件，则是心与心和合为一，是心与身和合为一，才始能渐进而到达此境界。
把身作心之牢狱，把心作身之仆役的，是禽兽。把心分离了身来照察宇宙的，在此宇宙中，将只见神，或则只见物。宗教没有替人类身中之心安顿一场所，科学也没有为人类身中之心安顿一地位。宗教宇宙是唯神的，科学宇宙是唯物的。唯心哲学里的宇宙，仍只会照察到有神与物，没有照察到有心，因其把离开了身的心来照察的，便再也照察不到心。达摩早已指出此奥妙。只有心走向心，把自己的心来照察别人之心，把心仍放在身之内，所以有己心和他心。己心和他心之和合为一，才是人之心。人之心之所照察，才是一人文世界中之宇宙，而此宇宙也会和人心融凝和合而为一。此人之心则不复以身为牢狱，不复为身之奴役。但此心则仍不离开此身而始有，仍必寄寓于此身而始有。人仍是一动物，但人究竟已不是一动物了。人生活在人文世界之宇宙中，心也在此人文世界之宇宙中而始有其好安顿。
此一宇宙，是大道运行之宇宙；此一世界，亦是一大道运行之世界。此一心，则称之曰道心，但实仍是仁心。孔子教人把心安放在道之内，安放在仁之内。又说：忠恕违道不远，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孔子教人，把心安放在忠恕与孝弟之道之内。孔子说：择不处仁焉得知？孟子说：仁，人心之安宅也。这不是道心即仁心吗？慧可不明此旨，故要向达摩求安心。宋儒懂得此中奥妙，所以说心要放在腔子里。西方文化偏宗教偏科学而此心终不得其所安。所以我在此要特地再提出孔子的教训来，想为人心指点一安顿处，想为世界人类文化再牖启一新远景与新途向。
摘自《人生十论》
转自季羡林国学讲堂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