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理论与资本主义批判

全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2期

提要：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肇始于1920年代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文章认为，尽管批判理论家们也致力于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但他们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马克思分析现代工业社会的具体问题和更广泛的经济议题，目的在于提出他的替代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理论；而以霍克海默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忽视了现代世界的经济维度，他们追随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开创者波洛克关于政治决定经济的观点而非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政治的观点。在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两代批判理论家的推动下，社会批判理论逐渐成为资本主义批判的另一种研究路径。

关键词：社会批判理论  马克思  波洛克  霍克海默  哈贝马斯

作者：汤姆·洛克莫尔

译者：祝伟伟

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有关现代工业社会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哲学上和政治上既不属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也不能简单地归类为非马克思主义。它进一步放弃了无产阶级的经济或政治过渡方案，认为即使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至少也要摆脱资本主义的某些恶果。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由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提出的。柯尔施提出这一基本思想的目的是想恢复在第二国际中已经丧失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他声称：“在这里，理论批判与实际推翻是不可分离的活动, 这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 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的和现实的变革。”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主题，原则上它试图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中践行理论，但在实践中，它却像传统哲学一样只是维持现状。

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与社会批判理论相关的最重要的当代思想家之一，也可以说是一位新康德主义者。然而，社会批判理论并非康德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只是与康德的批判理论同名，前者认为上层建筑不再取决于经济基础，因为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基础越来越依赖于上层建筑。

社会批判理论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是对1920年代初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Hegelian Marxism）崛起的回应。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经济决定政治。但事实上，在许多方面，经济往往依赖于政治，尤其是某些特定的经济政策，例如应对经济危机、提高或降低货币供应量或利率等，都依赖于政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美联储）就是一个例子，它通过提高、降低或维持利率来应对经济和政治局势。例如，2015年，美联储对提高利率以抵御预期的通货膨胀犹豫不决，这种犹豫既与美国的经济疲软有关，也是出于对选举周期中可能出现的政治后果的担忧。此外，许多研究者认为，自马克思以来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减少了依靠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根本的社会变革的希望。实际上，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1920年代初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其中复杂的哲学成分的关注。

这就导致了一种向马克思主义早期观点的回归，从而在两个方面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区别。一方面，它拒绝第二国际那种机械的、非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它回归到孕育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俄国革命这一政治历程之前的时期。从各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回归马克思本身，这既可以说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创举，也可以说早有先例。如上所述，我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内核中发现了一种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中尤其清晰可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理论都是可以自我实现的，至少实践理论是这样。

在社会批判理论于1920年代出现之前，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就已经在德国传统中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将一种特殊形态的理论理解为是可以自我实现的。因此，社会批判理论不应被视为构建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的尝试。相反，它应被视为对既有的研究方法的更新和深化。我们知道，继亚里士多德之后，马克思也指出，某种理论类型——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关于“月下世界”（the sublunar realm）的实践理论，对马克思来说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是与实践息息相关的。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学科与实践学科，他认为，纯理论是为了知识本身而探讨知识，但实践科学则侧重于与伦理和政治生活相关的事物。在1840年代，青年黑格尔派隐晦地运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方法来反对黑格尔，他们认为黑格尔本质上是宗教思想家，因此他支持现状，以一种解释但不改变社会环境的理论为特色。换言之，青年黑格尔派认为，黑格尔的立场类似于纯粹的亚里士多德理论，因此与实践没有相关性。

一、黑格尔、马克思与

社会批判理论

当时，除了爱德华·甘斯（Eduard Gans）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影响力都超出了大学学院的范围。社会批判理论是19世纪的青年黑格尔派在后来的化身。它标志着政治激进主义的成功回归——以一种挑战当代社会的批判形式。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社会批判理论的处境更为有利，它不再游离于学院之外，而是置身于学院之中。这一研究方法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马克思、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格奥尔格·卢卡奇（Gy örgy Lukács）、柯尔施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鲜为人知的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的观点的影响。

基于马克思主义对抽象与具体的区分，社会批判理论将类似于康德主义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分析现代工业世界。康德从先验或抽象的角度考察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可能性。相比之下，社会批判理论是具体的，或者说是关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社会批判理论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其理论观点经过不断演变，日益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走向其康德主义的根源，从而逐渐失去了其马克思主义的底色。

从某种程度上讲，早在马克思关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早期文章中就出现了这种社会批判的研究方法的萌芽。它部分是由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的，部分属于批判理论，也被称为“社会批判理论”。既然人类对思想做出了回应，那么原则上通过唤醒无产阶级而产生的所谓物质力量也可以在其他地方产生。

“批判”一词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使用。对于康德来说，它指的是出现某种可能性的前提条件，比如它关涉认知或道德。对于马克思来说，它既意味着社会批判，也意味着具体而非抽象的意义。在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著作标题中，“批判”一词经常被使用，这似乎是为了隐晦地指出黑格尔对概念的看法，由此，理论——正如我们反复指出的，在马克思那里是通过一种哲学——完成了自我实现。黑格尔经常被误解为只是接受现状，而不寻求改变世界。实际上，他认为概念以思想（ideas）的形式完成了自我实现，他指的是柏拉图式的“理念”（Idea）。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再次提出了这一普遍性的观点：“人们可以抵御军队的入侵，却阻挡不住思想的渗透。”自由的思想是20世纪许多革命运动的动力。

黑格尔对哲学与经验之间关系的理解纠正了柏拉图、费希特、卢卡奇、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哲学家可以“毫无障碍地”（seamlessly）取代政治家来指导国家。我们了解哲学家在离开图书馆走上街头时遇到的困难。黑格尔说：“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这段文字有时被解读为，意在表明一种特定的文化只有在过了巅峰并开始衰落时才会了解自己。黑格尔还提出了另一个更为引人关注的观点：“当今时代除了认识现有事物，从而使其与思想相符外，别无其他。这就是哲学之路。”如果说这是黑格尔的观点，那么马克思则试图用哲学来改变世界，即通过判断已经发生之事与可能或应该发生之事——或者说思想与理想——的差异来改变世界。

与康德不同，黑格尔显然关心资本主义的生存困境，并知晓现代政治经济学。康德的道德理论不关心实际可能之事，也不考虑有限的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相反，康德更专注于为了道德而应该做的事情。像亚里士多德一样，黑格尔将伦理困境置于广泛的政治环境中，也就是现代工业社会中。马克思比黑格尔更加注重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详细分析，尤其重视提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替代理论。这种努力对于马克思尝试通过批判来改变世界至关重要，并在《资本论》中达到了顶峰，他分析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具体问题以及更广泛的经济议题。社会批判理论则不同于这种分析，它抛弃了或者说最大程度地削弱了马克思在经济背景下理解现代工业社会困境的努力。这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即：社会批判理论打算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个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第一代批判理论家，以及哈贝马斯和离我们更近的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等第二代批判理论家。他们都没有认真努力地延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

二、法兰克福学派与

社会批判理论

马克思将哲学区分为改变世界的理论与无法改变世界的理论。他拒绝传统的哲学观，即像康德主义一样声称哲学对人类的目的是有用的。然而，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形式。在他看来，一种为人类服务的哲学将会实现，并且这种哲学最终会自我废除。然而，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仍然不是很清楚。例如，是否有必须满足的标准，才能说为人类服务的哲学已经实现？比如说，马克思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实现的吗？这个问题及其相关问题必须先得到回答，然后我们才能说，有别于传统理论的马克思的理论已经、正在或将会自我实现。

总之，马克思在三种要素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联系：首先是一种崭新的理论形式，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其次是这种理论形式的内在目标，即实现尚未实现的人类能力，或者更为普遍地实现人类的繁荣；最后是这种理论形式的自我扬弃，即哲学不是、也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智慧（sophia）的来源，而是使社会变得更好的一种方式，这种自我实现并最终可能会走向自我扬弃的哲学观后来在所谓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得到了发展。

在我看来，马克思对纯粹的学术哲学不感兴趣。他更喜欢以革命性的方式解决现代工业社会的问题，以此作为无休止的学术辩论的现实替代方案。相反，社会批判理论则放弃或至少是基本上缓和了这种马克思式的激情，即建构一种不仅可以解释世界、而且可以改变世界（如马克思所说）的新理论的冲动。这种冲动在社会理论中既得到了延续，也得到了调整。在卢卡奇和柯尔施这样的革命思想家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这种社会理论放弃了对革命的关注，转而支持没有明确目标的社会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受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影响。但是与马克思不同，他们本身并非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家，因此重返社会批判并不困难。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既是革命家，也是社会批判理论家。他至少在三个方面可以说是一位社会批判理论家：他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时批判了其他理论，尤其是黑格尔的理论；他从自己非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批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他从未来可能更美好这一视角出发批判了社会现实。与马克思相比，社会批判理论家关注的是理论，但对实践抑或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不感兴趣。换言之，他们主要关注的是通过理论而非实践来推动社会变革的观念。

受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思想家有很多，包括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社会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国民经济学家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法学家列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者弗朗茨·利奥波德·诺伊曼（Franz Leopold Neumann）、汉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以及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三位哲学家。哲学家们大都引人注目，但阿多诺除外，他很难归类，虽然他在某些方面属于因循守旧的思想家，但显然又是非传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满足于居于德国知识分子光谱的左侧，即与德国纳粹党成员海德格尔这样的右翼相对应的左翼，但这种左翼并非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政治行动主义。这并不令人意外。回想起来，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当社会研究所于1923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成立时，社会批判从社会行动主义中退出似乎是其在德国学术界中找到合适位置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理论家们可以说遵循了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倡导的非革命的改良主义方法。

如前所述，社会批判理论的创立者受到了卢卡奇和柯尔施这两位主要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卢卡奇对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开创性表述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在恩格斯之后，第二国际的特征是以柳博芙·阿克雪里罗德（Lyubov Axelrod）为首的机械论者与以阿布拉姆·德波林（Abram Deborin）为首的辩证论者之间的重要论争，而赞成黑格尔主义的辩证形式的卢卡奇更接近于后者。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阐述了阶级意识理论，“与经济决定论这一第二国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主流解释彻底决裂，并提醒人们关注革命斗争的主体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考察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传统的关系，特别是与黑格尔的关系。他还像卢卡奇一样，对第二国际中所谓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或经济还原论持批判态度。柯尔施写道：“我们必须试图去理解，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它的时代的必然产物（黑格尔）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最早产生以来，它的每一个变化、发展和修正。更确切地说，我们应当力图理解它们普遍表达的历史—社会过程的总体对它们的决定作用（马克思）。”

社会批判理论最初关注的是社会现实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现实的描述之间的偏差。这种研究取向在第二代批判理论中发生了变化，其核心人物是哈贝马斯。卢卡奇和柯尔施对第一代批判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这两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在他们之后，哈贝马斯恢复了一种更为正统的、被公认为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从而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与此同时他却坚持规范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标准。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也一直坚守哲学的适当性（propriety），即使代价是削弱了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等之间的联系。最终，哈贝马斯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研究方法——既比马克思的方法更像马克思主义，又比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更具哲学性和更少革命性。

根据这种复杂的研究方法，哈贝马斯作出了两个创新。首先，他无条件地认定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但却导致他忽视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抑或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任何哲学差异。其次，哈贝马斯轻易地摒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尔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对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至关重要。对于独立地构建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和柯尔施来说，黑格尔扮演着核心角色。但是，在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中，黑格尔却不再扮演任何重要角色。哈贝马斯仅根据社会现状来阐述社会批判理论，而没有任何具体的哲学参照。“批判理论最初是在霍克海默的圈子中发展起来的，目的是要研究由于西方革命的缺席、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发展以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上台而造成的政治沮丧。批判理论试图阐明马克思所做的预测，但并没有打算彻底告别马克思主义立场。”

第一代批判理论家们兴趣广泛，但大都倾向于关注政治左翼，对其他领域的兴趣取向很模糊。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甚至马克思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在发表于1930年代初的两篇文章中，霍克海默提请我们关注有关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1933年）和有关道德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与道德》，1933年）。在现代传统中，形而上学和道德都与康德有关，而自恩格斯以来，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通过将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对立起来、与道德对立起来，霍克海默与其说是在唤起人们对马克思的关注，不如说是在唤起人们对可以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关注，例如，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寻找一种替代笛卡尔主义或类似理论的东西。

霍克海默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最初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一篇后来成为批判理论的知识基础的开创性文章中，霍克海默用“批判理论”取代了“唯物主义”，以“引起人们关注所谓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区别”。在霍克海默看来，传统理论尊重理论的严谨性这一传统标准，不具有社会批判性，因此除了偶然情况之外，一般不会导致社会变革。言下之意，批判理论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尊重理论的严谨性这一传统标准，原则上会带来社会变革。以这种方式来理解，霍克海默对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区分似乎是对马克思的一种修正，因为马克思区分了“解释世界但不改变世界”的理论与“既解释世界也改变世界”的理论，而霍克海默拒绝了前者，原则上接受了后者。然而不清楚的是，霍克海默和其他批判理论家所理解的批判理论如何在理论上或实践中改变世界。

霍克海默对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区别的最初表述并不明确，其后也没能进行令人满意的阐述。他的关注点总体上是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以及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的回应，其深深植根于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回应。一般来说，马克思所描述的不改变世界的理论与霍克海默所称的传统理论都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仍处于辩论的正常范围之内。批判理论，或者说社会批判理论，旨在以改变辩论为代价来达到关注社会的目的。困难之处在于表明，批判理论不仅在名称上是批判性的。换言之，批判理论是否与传统理论不同，是否不仅仅是另一种理论，而是超越了单纯的解释，这一点并不明确。因此，批判理论是否不只在理论上符合马克思的标准，而是符合了马克思改变世界、或至少是努力改变世界的标准，这一点同样不明确。

三、波洛克与社会批判理论

社会批判是否改变了世界，或者说是否能够改变世界，这一关键问题被弗里德里希·波洛克作为社会批判理论提了出来。波洛克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开创者和杰出代表，也是霍克海默一生的朋友。在我看来，在转向政治经济学之后，马克思主张经济优先于政治；而波洛克则在其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中颠覆了这一观点，主张政治优先于经济。

波洛克对这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论题的颠覆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内部有关国家资本主义意义的辩论。简单来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指国家根据财政利益来组织生产资料的境况。在马克思主义中，这一术语是指资本主义与国家所有权的结合，或至少由国家控制。在与诺伊曼的辩论中，波洛克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转变为有计划的、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形式的过程中，政治优先于经济，纳粹德国就是最好的例证。相反，诺伊曼在研究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垄断经济”理论，以此解释法西斯主义向极权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

社会批判理论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明显的矛盾之中（实际上是一种概念上的欺骗），这种矛盾后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矛盾在于，它希望发展一种马克思式的（或者至少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研究方法，但同时又接受了波洛克对马克思关于经济优先于政治这一论题的颠覆。马克思关于经济对政治的长期支配地位的乐观看法，导致了一种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解决方案，而这在波洛克的悲观看法中显然被颠倒了。波尔克否认政治服从于经济，拒绝将马克思关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观点作为理论支柱。他也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描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因此他也放弃了该理论所预言的实现根本的社会变革——比如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阶段中的最新阶段。马克思式的长期乐观主义是基于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短暂的社会状态的设想，而波洛克似乎否认了这一点。

波洛克认为，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是不会崩溃的，因为1930年代和1940年代正值他学术创作的活跃时期，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预示——在超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的现在也仍然没有预示——资本主义会走向终结，而只是预示了其自由主义阶段的终结。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不断揭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以及即将摧毁资本主义的巨大经济危机的幽灵，然而却很难、或许也不可能找到一个理由来否定波洛克的观点。波洛克所代表的观点，即经济政策取决于政治考量，现在看起来似乎越来越合理了。

波洛克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提出这些观点时，并不关注以马克思、甚至马克思主义为原则的革命，而是更倾向于保留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他关注的是这样一种经济局面，即市场是否会完全或至少部分被国家所取代。他尤其担心，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能否置于民主的控制之下。通过研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甚至支配上层建筑。波洛克对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既没有进行论证，也没有予以反驳，而是进行了彻底颠覆。波洛克关于现代工业社会经济不稳定的论点表明，无论如何，都是政治决定经济而非相反。而马克思则主要关注实践，进而提出了改变世界的理论，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他反对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

在追随波洛克而非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第一代批判理论家似乎在这一关键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性社会中实现启蒙理想的神话这一点，社会批判理论徘徊不定，最终认为它无非是一个浪漫的神话。《启蒙辩证法》是在二战期间写成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这部著作中明确承认，被视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演进所固有的历史必然性只是虚构的。这两位哲学家写道：“他们为此而使用的有关‘使命’和‘命运’的神话谎言是绝对不能揭示出所有真理的：那些曾经主宰着企业家行为的客观市场规律消失了，迎来的却是一场灭顶的灾难；相反，独裁者所做出的是明智决策，决定了古老的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命运，其结果和盲目的价格机制比较起来更具有强制性的力量。统治者们其实并不相信任何客观必然性，尽管他们有时靠着这种必然性来阐明他们的治国韬略。他们宣称自己是世界历史的总设计师。”

四、哈贝马斯与

社会批判理论

波洛克对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但却鲜为人知的影响。他对马克思以经济或至少主要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变革观持悲观论调，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缔造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此表示认可。然而，这种认可对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之间的本质区别提出了挑战，因为这种区别本是批判理论赖以生存的关键。

马克思最早在写作《巴黎手稿》时期就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无论如何，政治经济学在他的整个立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他的成熟观点的核心。而这在社会批判理论中发生了彻底改变，其对政治经济学的引述显然只是发挥了怀旧性的作用。因此，即使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矛盾，至少也存在一种张力，在努力引起人们关注两者之间的基本区别。在向无产阶级呼吁时，青年马克思否认对世界进行更多或更好的解释足以带来根本的社会变革，稍后，他又在能够带来社会变革的理论与只能让一切维持现状的理论之间划出了一道分水岭。

继波洛克之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否认我们仅依靠社会批判就可以借助现代工业社会的自我发展来启动社会转型。因此，批判理论与海德格尔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概念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一概念不仅没有表现出对根本的社会变革的解放性渴望，而且进一步表明了海德格尔有意隐藏、或至少是掩饰自己的纳粹倾向，简而言之，这一概念就是他的政治同谋。

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样，哈贝马斯显然接受了波洛克关于现代工业社会最新阶段的论点。在关于威权国家的物化的段落中，他认为波洛克和霍克海默（他显然没有区分两人的观点）“倾向于认为，纳粹政权像苏联政权一样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秩序，其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只保留了形式特征，而对总的经济过程的控制则从市场转移到有计划的官僚机构；在此过程中，对规模庞大的企业组织的管理似乎与政党和行政精英融为一体。按照这种观点，与一种全面管理的国家相适应，我们有了一个全面管理的社会。社会整合的形式是由有目的的理性——至少从意图上来看——行使中央控制的行政统治来决定的”。

哈贝马斯对波洛克论点的一项研究是后者对经济危机的一系列评论，这些评论在所谓合法化危机的标题下考虑了不同的社会融合模式。由于哈贝马斯的这项研究是在两德统一之前进行的，因此包括了东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模式。哈贝马斯基于经验性考察注意到，无论是中央集权的经济战略，还是国家有效地代表了资本主义利益的观念，都无法得到佐证。然而，对于社会经济组织在当今世界中所扮演的解放性角色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没有人提出异议。

显然，哈贝马斯至少接受了经过修正的波洛克的论题。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轻易地放弃了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几十年来努力确定自己立场的核心，但哈贝马斯从未详细讨论过。取而代之的是，他勾勒出一个社会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他区分了劳动（work）与相互作用（interaction），经济学不再扮演核心角色。通过这种方式，他避免了经典批判理论固有的张力，代价是放弃了其解放性的社会潜能，而解放性的社会潜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关切。由于经济学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核心，因此他也放弃了任何想要构建一种合理准确的现代世界观的努力。

通过摒弃专注于实践的社会理论，哈贝马斯转向了康德。康德认为，实践取决于理论，而非理论取决于实践。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这部著作中区分了只针对制度的经院哲学概念与他所偏爱的世界主义概念。他认为，哲学与美好生活的目标有着内在联系。换言之，康德似乎在宣称，各种形式的理论都与实践相关，实践并没有脱离理论，而是包含在理论之中。当然，马克思拒绝了康德的这一观点，因为他区分了与社会相关的理论和与社会无关的理论。哈贝马斯的新康德主义视角回归到康德的观点，即理论本身是与一个附加前提相关的，这个前提就是：在预测美好生活的条件时，不受任何限制的讨论必然会导向与社会相关的真理。

五、哈贝马斯论

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社会理论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在后来的批判理论中被切断了，所有形式的批判理论都集中于社会批判，旨在改变现代工业社会。这种努力在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考察中达到了顶峰。

哈贝马斯是一位很难理解的思想家。他的理论产生于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复杂的多重相互作用。我们还记得，最初的社会批判理论旨在有所保留地回归马克思的立场，并未与马克思主义明显区分开来。这表明，第一代社会批判理论家的意图并非取代马克思，而是要以准黑格尔主义的方式把他们的理论建立在马克思或者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而哈贝马斯的立场则改变了这种意图，似乎同时回应了至少三个彼此相关的关切：第一，重申了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区别，霍克海默视其为批判理论的基础；第二，提供了一种修正马克思理论的方式，最终达到了其预期的目标，至少对于马克思而言，这一目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明确的解放性；第三，提出了一种原创性理论，这种理论在克服他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中发现的缺陷的同时，简单地抛弃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哈贝马斯并未以马克思本人的术语来理解马克思，而是对马克思进行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他的批判似乎源于一种误解，最终发展出他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社会解放要么完全不存在，要么只扮演着极其次要的角色。他简单地混淆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对这种研究方法或两者之间的关系加以验证。他在批评历史唯物主义时，将他所描述的还原论解读归咎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或思维（thought）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如上所述，被哈贝马斯归因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还原论以第二国际所谓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为特征，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为之辩护。哈贝马斯在将经济还原论归咎于马克思，或者更确切地说，错误地归咎于马克思的同时，还批评了马克思关于古典反主观主义哲学基础（classical antisubjectivist philosophical grounds）的观点。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存在几个主要特征：一是坚持认为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连续性。二是对马克思持批评的态度。而第三个特征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所做的区分。如上所述，这种区分对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但显然对马克思的立场来说并不是最主要的，甚至可能并不重要。第四个特征则是哈贝马斯的如下建议，即他认为在回归准康德主义关于完全不受约束的主体（the wholly unconstrained subject）的思想时，他的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理论可以有效地取代历史唯物主义。

继费希特之后，马克思一直在人类建构的社会环境中理解主体。相反，哈贝马斯则被“主体完全不受约束”的现代哲学观点所吸引。在现代传统中，这一观点在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那里得到了简略的描述，后来又在康德的先验演绎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康德的道德理论进一步预设了这一点，但他最终承认无法推论出道德主体的自由。后来，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呼吁关注心理主义（psychologism），即一种据说会破坏真理性诉求（truth claims）的人类学或心理学研究方法。为了避免这一困难，康德提出了认知主体（cognitive subject）这一完全抽象的概念，成为其后来的“义务论的道德理论”（deontological moral theory）的先决条件。由于关注主体的概念，哈贝马斯在某些方面称得上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在康德之后，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关于主体问题的新康德主义研究方法。他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自我指涉上是矛盾的，因为以任何方式受到约束的主体都不能对真理提出诉求。

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历史理论，并将其描述为“实践意图”（practical intent）。对于哈贝马斯而言，“实践意图”这一术语表明了对马克思在许多地方提到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关注。哈贝马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感兴趣的时期，经常用“实践意图”指代对人类解放的兴趣，但对此他未做进一步的阐述。

在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期，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阶段，哈贝马斯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批评。在此基础上，遵循霍克海默对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经典区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辨识，但却没有批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但是，在讨论的下一个（或者说关键）阶段，他立即将批评的范围扩大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做法在他的后续著作中进行了拓展，成为其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

哈贝马斯尝试在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重新表述马克思的立场，因此他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一文中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他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社会演化理论，认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其局限在于“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这一点具有双重的重要性，因为像大多数其他批判理论家一样，哈贝马斯只是放弃了可以说是马克思的立场之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继黑格尔之后，马克思认为现代世界转向了经济维度，因此经济维度对于任何关于世界的理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任何改变世界的尝试也是至关重要的。哈贝马斯忽视了现代世界的经济维度，认为社会的经济维度并非核心，因此构建现代工业社会理论时不需要对其加以考虑。这样，他就彻底放弃了实现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根本变革所不可或缺的手段，至少对于马克思来说是这样。在哈贝马斯来看，将经济视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核心，因此也将其视为任何关于世界的理论的核心，是完全错误的。

这种武断的做法使得哈贝马斯在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讨论的情况下就放弃了这一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哈贝马斯是用一种可以解释世界、但无法改变世界的理论替代了一种既可以解释世界又可以改变世界的理论。尽管他没有谈及波洛克，但却与波洛克的观点遥相呼应。波洛克认为，由于经济对政治的依赖性，根本的社会变革以及从经济维度对现代世界的关注都失去了意义。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重建仅仅解释世界、但不改变世界的传统哲学就会变得比像马克思那样构建一种既能解释世界又能改变世界的理论更加重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退回到了一种准康德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被认为类似于世界主义哲学，尽管它似乎无益于改变世界，但也是有用的，而改变世界也并非哈贝马斯的目标。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重建是有争议的，因为从传统上讲，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归功于马克思。马克思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旨是通过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研究来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阻碍了人类的发展并最终背弃了人类发展的可能性。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取代马克思的理论而接受哈贝马斯的观点，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视为一种社会演化理论呢？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未有论述。哈贝马斯试图提供一种可接受的社会演化理论，这也许是一个有趣的方案。不过，他同样未论及它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它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方案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波洛克的“经济依赖于政治”这一观点看来，哈贝马斯的社会演化理论似乎比革命性的社会转型前景更为合理，它显然可以抑制社会实现根本变革的经济潜能。

哈贝马斯面临的部分困难在于澄清“理论重建”的意义。一个重建的理论应该完成其原初理论所做的所有工作，而且至少还要完成一项原初理论应当去做、但没有做成的工作——这一说法颇有道理。哈贝马斯想要避免历史唯物主义中面临的一个关键困境，更确切地说是认识论的缺陷，他将其与自我指涉的矛盾（self-referential inconsistency）联系在一起。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与自我指涉的矛盾无关，而后者是哈贝马斯的核心。由于哈贝马斯既没有证明也没有论述他对所谓的上层建筑理论的重建比马克思更为成功，所以我们认为它并未超越马克思的立场。

哈贝马斯后来似乎意识到，他与马克思的方案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阶段，他完全放弃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在这一阶段，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有缺陷的，无法进一步发展。这表明，他已经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他试图将马克思的立场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努力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显然，人们认为，一个既定的理论旨在实现何种目标，取决于如何对其进行评估。如果我们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那么就会面临如何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分类的困境，上文已经阐述了这种困境。早在追随柯尔施时，哈贝马斯就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凭经验证伪。后来，哈贝马斯改变了这一看法，开始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经济理论并提出了批评。因此，他的批评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或价值理论上，而后者被许多研究者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立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而哈贝马斯显然并不感兴趣。就这一点而言，哈贝马斯在批评马克思的整体立场的过程中从未分析过其价值理论，他只是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视角出发，来看待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汤姆·洛克莫尔（Tom Rockmore），美国杜肯大学；译者：祝伟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

本文译自《马克思的梦想：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Tom Rockmore，Marx’s Dream: From Capitalism to Communis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8）第三部分第四节，译文有删减，标题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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