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被幼儿园拒收9次之后
被9家幼儿园拒收后，罗浩的妈妈为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子找到了一家融合教育幼儿园。融合教育，即将身心障碍儿童和普通儿童放在同一间教室一起学习。这里像是一个为特殊孩子们打造的世外桃源，没有歧视甚至没有怜悯，更多的是彼此尊重和相互融合。
但从融合教育的环境出来之后呢？或许其中一部分特殊孩子又将面临无学可上的窘境。
从成年人的视角看，6岁的罗浩是这个幼儿园中班教室里一个特殊的存在——他的背有些驼，脑袋软塌塌地向一侧偏着，嘴角偶尔会流出口水。他总是把手塞在嘴里，指甲啃得光秃秃。直到去年，他还不会玩玩具，一块钱硬币大的珠子，钥匙孔大的洞，用线穿不过去，就上嘴咬。更早些时候，一进幼儿园，他就跑到午休的小床上躺着——在家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床上玩，还会啃脚指甲。老师拉他来上课，他又跑回去躺着，循环往复。
罗浩是唐氏综合征孩子。这是一种因染色体异常导致的疾病。在官方解释中，这样的孩子会有明显智能落后和生长发育障碍，即便成年后也通常只有8-9岁儿童的心智能力。
从罗浩3岁起，妈妈刘清敏就开始给他找幼儿园。先后找了9家，统统被拒，直到找到了焦作市沁阳市柏香镇高村的一家幼儿园。这里实践的是融合教育，即将身心障碍儿童和普通儿童放在同一间教室一起学习。作为融合教育的先行国家，日本有这样一种说法，融合对某些学生而言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优待(Inclusion is a right versus a privilege for selected students)，它强调为身心障碍儿童提供正常化的教育环境，而非隔离的环境。
小朋友的眼里没有残疾。幼儿园里，有小朋友问老师，“罗浩为什么总是伸着舌头？”老师解释说，因为他的舌头更软一些。罗浩流口水，旁边的小朋友会抽出一张纸巾帮他擦掉。罗浩不习惯在学校大小便，拉在身上了，老师没发现，小朋友举手说，“老师，可臭”——这在他们看来也没什么不正常，毕竟他们自己偶尔也会拉肚子尿裤子。
被老师从床上拖回几次后，罗浩能在教室里稳稳当当坐半个小时了；他还学会了穿珠子，甚至能按颜色进行分类。他学会了说“对不起”——一次他拿着凳子跑得太快，撞到妈妈，随口说了句“对不起”。刘清敏听到，激动得喊他“再拿凳子再撞妈妈一下，再撞一下，再跟妈妈说一声对不起”。
幼儿园老师赵利芳喜欢用“牵着蜗牛去散步”比喻做融合教育。这出自作家张文亮写的一篇小散文：我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蜗牛已经尽力爬，但每次都只走了一点点，催它、唬它、责备它……但等待蜗牛时，我闻到花香，感到夜里的微风，听到鸟叫虫鸣，看到满天的亮丽星斗——本来以为是我牵着蜗牛去散步，原来是蜗牛在牵着我散步。
被拒
作为一个唐氏儿，罗浩像是天生被剥夺了上幼儿园的权利。
有一次，刘清敏明明和一所幼儿园园长说得好好的，但隔几天带着罗浩去，对方一看到孩子的脸，一句话不说扭头走了。有的幼儿园老师会给出“善意的理由”，“你看园里孩子这么多，你的孩子不听指挥，我们照顾不好，没法和你交代”。刘清敏向一个园长求过情，说能不能让孩子多试几天，要不行，就再带走。但对方只说，“这样的孩子不好管理”。
刘清敏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生出一个唐氏儿。她是20年前村里少有的大专生，学习和工作优秀，婚后家里主要靠她工作挣钱。罗浩出生前，她的两个女儿一个上了大学，一个考上博士。罗浩算是老来得子，生下他那年，刘清敏已经43岁了。孩子出生42天被确诊后，丈夫埋怨她以工作为重，耽误了最佳生育年龄。那之后他开始喝酒，每次喝完酒都要说她。
而更大的负担来自于孩子本身——两岁了，罗浩大小便还不能自理，需要她带着上厕所；学不会走路，走到哪儿都得抱着。眼看同龄人快上小学了，可罗浩还没进过幼儿园的门。带罗浩出门，总有人盯着他看。刘清敏又气又自卑，想冲过去问他们看什么，但最后只能忍着回到家，怪自己为什么把罗浩生成这样。再后来，她干脆不出门了，和孩子一起闷在家里。
这个快50岁的女人开始抑郁、失眠，头发熬白了，眼角和鼻翼延伸出深深浅浅的皱纹。
更绝望的时候，她想过带罗浩一起自杀。她买好农药，一晚上写了十几页的遗书，放到小女儿卧室的柜子里。当时小女儿正上大三，每个月回来休息几天。偏偏她想自杀的那个下午，女儿回来了。她看到妈妈红肿着眼睛，又看到农药，抱着她哭到不行。她劝妈妈，“弟弟选择来到我们家里，我们就要接纳他，好好对他。”
被幼儿园拒绝，几乎是每个残障儿童的妈妈都经历过的事。
孤独症女孩阳阳的妈妈记得，9年前，康复医院的主任建议她带孩子走出医院，去融入学校和社会，可她找遍了郑州，去了不下十家幼儿园，没有一家愿意接收。
罗浩6岁时，刘清敏找到了当地教育局。一位科长接待了她，听她讲了自己的情况后，科长建议她带孩子去一家叫育彤的幼儿园，“听说残疾孩子也能在那里上”。
刘清敏记得，育彤幼儿园园长杨曙光第一次看到罗浩时，没有露出异样的目光。很快，她决定接收罗浩，安排他上中班。
为此，刘清敏辞掉了工作，专门到幼儿园所在的村里租下有一个厕所和一间卧室的小院陪孩子。房子里没有热水器，夏日的下午，她接两大桶冷水在太阳底下晒热乎，再接罗浩放学回来洗澡。没有空调，晚上就把风扇开得呼呼直响。小院的房租一年2000元，城里的房子也要还贷，刘清敏就在村子附近找些零活，帮人摘蘑菇、除草或是播种玉米。
每周，她带着儿子回趟城里。在城里打工的丈夫每月来看他们一次。
“牵着蜗牛去散步”
育彤幼儿园位于距离沁阳市区近20公里的柏香镇高村。2022年，刘清敏载着孩子骑了40分钟电瓶车到这儿时，一进门就看到玻璃窗上贴的几个蓝色大字“假如我是孩子”——这是提醒老师遇到调皮捣蛋的孩子时，要学会换位思考。教室走廊的墙面上，彩绘着“冲突解决6步法”——两个小朋友闹矛盾了，老师要引导着他们描述事情经过，说出想法和感受，商量解决办法，互相道歉。
入学后，刘清敏得知，作为一家融合幼儿园，这里一共接收过12个特殊孩子，毕业的有5名，在园的有7名，包括唐氏综合征、孤独症、发育迟缓、听力障碍等。
赵利芳是这里经验最丰富的老师。站在人堆里，她也总是看起来最朴实的那个，身材微胖，皮肤黢黑，扎着低马尾，圆圆的脸庞和眼睛，左右手各牵着一个孩子。从2003年开始，赵利芳就在郑州一所叫奇色花的幼儿园工作，跟着创始人蔡蕾实践融合教育。这种教育模式，是指把心智障碍的孩子和普通孩子放在同一间教室一起学习，在班级里提供特殊教育和相关的服务。融合教育在国外流行数年，欧美发达国家已较为成熟。
2009年，赵利芳回老家沁阳生孩子，次年开始在家附近的育彤幼儿园工作。这所农村民办幼儿园，是园长杨曙光在2004年创立的。十几年来，陆续接收过一些特殊孩子。
第一个接收的是听障儿童。杨曙光记得，当时幼儿园有个活动，活动结束后，孩子爷爷找到杨曙光。他说孩子三岁多了，因为戴有人工耳蜗，没有幼儿园肯接收。这里虽然离家远，但还是想来碰碰运气。杨曙光不忍拒绝老人和孩子，同意接收。老人当场感动得哭了出来。
但彼时，杨曙光对于要怎么照顾特殊孩子，并没有清晰的思路。五年后，赵利芳加入后，带来了关于融合教育的经验——比如“处理冲突的六个步骤”，班上的同学带着罗浩上厕所，罗浩突然推倒了小朋友。在确保他们彼此都安全的前提下，老师引导他们自己解决矛盾。摔倒的小朋友问罗浩，“你为什么推我？你要和我玩的话，就应该拉着我的手。”旁边的小朋友也这样告诉罗浩。罗浩低着头思考了一会儿，说出了“对不起”。再比如，有特殊孩子课上不配合老师的安排，发脾气扔板凳，老师会抱着或搂着孩子，等情绪慢慢稳定后，领着出去玩蹦床、荡秋千。回到教室，再跟其他同学解释，这位小朋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时间久了，其他小朋友也会学着老师，主动领发脾气的孩子出去走走，散散心，冷静一会儿。
“拥抱孩子是为了给予安全感，带离环境则是为了转移注意力，平复心情，也避免影响其他孩子的活动。”融合教育老师田亚红解释说，孩子的每个情绪和行为都有原因，普通孩子会说，但特殊孩子可能无法用语言表达。赵利芳则用“温柔的坚持”形容自己的教学心得，她得用最大的耐心，带着小朋友重复最简单的习惯。
刘清敏很喜欢“牵着蜗牛去散步”的说法。她觉得，罗浩就是那只走得缓慢的小蜗牛，作为母亲，她也得放慢脚步，陪他一起成长。
一些改变
赵利芳带给育彤幼儿园的理念，来自位于郑州市管城区的奇色花幼儿园。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奇色花就在普通班级里按8:1（现7:1）的比例接收特殊儿童。创始人蔡蕾说，这正好是社会上普通人和残障人士的比例。近30年来，奇色花招收过3000多个孩子，其中包括379名残障儿童。奇色花也连接政府和民间团体，支持河南省10所城市幼儿园、8所农村幼儿园，探索适合当地的融合教育模式，帮助西安、成都等地幼儿园复制推广融合教育。
53岁的蔡蕾最喜欢坐在幼儿园门口“五感公园”旁边的石墩上，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进进出出。五感公园里，头顶有风铃叮当响，草丛里不起眼的石头上画满彩色涂鸦。被孩子们称作“大白菜”的蔡蕾脸型瘦削，戴黑色方框眼镜，爱穿淡花纹的旗袍，背黑色书包。她从事幼教工作37年，是管城区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专家，也是河南省首批基础教育专家。
6月的一个早上，蔡蕾注意到，一群小朋友在奋力骑车，其中“糖宝（唐氏儿宝宝）”小苹果骑得歪歪扭扭，没几米就停下来，挡住了路。其他小朋友经过时，推一推小苹果的车头，说“你怎么骑歪啦”——不是责备的口气，但也没有替小苹果做更多。
小苹果最近刚戴上矫正视力的眼镜，很不习惯，加上骑车不顺，发脾气地把蓝色眼镜扔在草坪上。老师过来，蹲下，和她平视，告诉她眼镜不能扔，要捡起来，但没有帮她捡。小苹果冷静了一会儿，自己捡起眼镜，交给老师，继续去骑车了。
“老师不会替特殊孩子做事情，而是引导他们自己去完成。”在蔡蕾看来，要真正做到尊重和平等地看待每一个孩子，并没那么容易，她为此用了几十年去探索。16岁那年，蔡蕾在一家公办幼儿园当老师。工作第三年，一位唐氏综合征小朋友想入学，被幼儿园拒绝了。当时蔡蕾暗下决心，如果以后自己管理幼儿园，一定要接收残障儿童。
上世纪90年代，蔡蕾申请调到福利企业筹办福利幼儿园，开始接收特殊孩子入园。但彼时人们对于残障的接受度很低，普通孩子的家长更是担心自家孩子被特殊孩子“带傻了”、被欺负，或是觉得老师的精力太多倾斜给了特殊孩子。于是有人陆续退学，幼儿园的孩子从100多名直降到30多名。
一年后，普通孩子家长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他们的孩子没有变傻，一些转学的孩子家长也决定把孩子送回来，“这些老师连傻子都爱，怎么可能对我们的孩子不好”。
为了更专业地照顾特殊孩子，蔡蕾招来了两名特教老师。但对于要走特教还是普教的路，他们也很迷茫——特教老师认为，应该将特殊孩子分离出来进行单独教学；普通老师则认为，应该普特一起教育。
蔡蕾和老师们先试着把7个特殊孩子从普通班里分出来，办了特教班，配了4名老师。每天给他们排满个训课、集体课，强度高于普通孩子。一段时间后，蔡蕾发现，他们有了进步，可眼里失去了灵光。一次，一个特殊孩子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把教室门反锁起来，还有攻击同学的行为。蔡蕾感受到，他是在用行动抗议，要离开特殊教室。她决定取消特教班，让特殊孩子回归普通班。
“孩子的眼里是没有障碍和残疾的。”融合教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邓猛说，“0-6岁人发展的关键期，为整个人生奠定基础，也适用于残障儿童。”
在奇色花，每个班级有三位老师、一位保育员的师资力量，每个孩子入园之后，老师会做评量，再根据孩子们的个别化需求做个别化计划，提供支持和帮助。拿孤独症孩子果果来说，他擅长图像记忆，上幼儿园之前就能记住车标、国旗和一些文字。但到了幼儿园这个新环境中，他很容易被周围细节吸引，没法保持专注。
第一周来上课，小朋友和老师互动的时候，他东张西望。老师发现了这个特点，第二周安排了一位老师单独陪着他，把园区、教室的各个角落都逛了一圈，告诉他每个设施的作用、怎么使用。到了第三周，果果安静下来了。
田亚红解释说，对于果果这种孤独症孩子，融入集体前期，老师会先和小朋友建立好信任关系，带领和陪伴他们融入。后续会根据孩子的兴趣，用喜欢的活动吸引，并给予鼓励，“也会请普通小朋友作为固定同伴，效果有时比成人会好些。”
到奇色花之前，果果在非融合的幼儿园上过学。在那里，他总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和其他小朋友像是隔着次元壁。因为他抗拒环境，不配合老师，进幼儿园两个月，从没在学校吃完过一餐饭。校长让果果妈妈专门去学校喂他吃饭，妈妈一进去，小朋友们全围了上来，干扰了教学秩序。听说奇色花后，妈妈带果果转学到了这里。
刚到奇色花的时候，果果也还是经常一个人坐在围栏上发呆。在路上遇到小朋友和他打招呼，他害羞得赶紧躲到一边。但没过多久，果果妈妈发现，他竟然跟两个孩子跳到旁边摞着的轮胎圈里，手拉手坐在里面，有说有笑。
现在走在路上看到小朋友，果果会激动地跟妈妈说你看那是谁。幼儿园读到第四年时，他有自己的“小团体”，甚至会主动发起成立了咕卡（用贴纸装饰的小卡片）小组，每周五组织交换咕卡的派对。他会跟妈妈说，班里发生了什么事，谁跟谁发生了什么矛盾，老师是怎么解决的——对孤独症孩子来说，能够感知外界，并且产生互动，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
是融合，不是怜悯
实践融合教育的26年，奇色花因为场地、经济、政策等原因，搬了7次家，如今的园区更像是一个为特殊孩子们打造的世外桃源——木桥的柱子上镶着鹅卵石、贝壳、弹珠，可以让他们更好地触摸和感受；路边的彩虹色敲击琴，可以帮助视力弱的孩子辨识音符；厕所的洗手池有更低的空档，方便坐轮椅的小朋友洗手；每个教室备有向后倾斜的摆位椅，调整特殊孩子的坐姿、集中注意力；画着各种图案的活动图卡，则是为了语言发育落后的孩子们更好地理解和表达。
在蔡蕾看来，特殊孩子的目标应该根据每个人的发展情况来制定，幼儿园老师有时候仅仅是帮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
她记得，2005年，美国的教育志愿者——语言治疗师汤姆和融合教育专家苏珊，来到奇色花，花了两周时间集中培训老师和示范教学。他们不会中文，却能用普通的游戏和音乐，和孩子们玩到一起，并且发现所有人的闪光点。孩子不投入，志愿者会说，你们的孩子至少可以坐在那里坐住了，待上一会儿；老师没有调动起孩子的积极性，志愿者会说，你们的老师很用心。他们也不会评判对错，而是说出要调整的地方，再亲身示范。
那之后，奇色花将志愿者的一些教育方法论沿用至今，蔡蕾对融合的理解也因此发生了转变——刚开始，对于特殊孩子，她总会抱着天然的怜悯心；再后来，她慢慢意识到，真正的融合不会特意倾注更多注意力在某个孩子身上，而是平等地关注每一个孩子。
“融合不是怜悯，普通孩子也能受益于融合教育。”蔡蕾发现，在融合教育下，普通孩子也能从中受益，收获了包容、尊重和爱心。
特殊孩子间的互动也总能带给人惊喜。田亚红班上有两个孤独症孩子，按理说，他们就像是磁铁的两极，互相封闭。但田亚红偶尔发现，他们会一起走路，虽然彼此不说话，没有对视，但就像一种默契的陪伴，“可能是他们都来自于星星”。
6月20号是奇色花的“老友记活动日”，从这里毕业的孩子们回到学校看望同学和老师。
教室里，发育迟缓的小米和当年的幼儿园同学小光并排坐着画画。小光读六年级，是学校里公认的“学霸”，但这天下午他画得很慢，像是在等小米。小米的画板一直空白的，他驼着背，手垂在桌子下面，摇晃着脑袋。“你要橡皮泥吗？”小光用黄色的水笔画了一道弧线，停下来问小米。小米吐出几个含混不清的字词，小光没听懂，但他还像小时候一样，从小米的表情，判断他要不要接受自己的提议。
就这样，小光引导小米慢慢地在画布上粘上了彩色橡皮泥和几颗扣子。
在把融合教育的理念推广到其他地方的过程中，蔡蕾发现它最大的阻力是残障平等意识不够普及——一些老师说起特殊孩子时，会刻意使用“融合的孩子”这样的字眼来区分特殊孩子。发达地区开办幼儿园特教班、乡镇建设融合教育资源中心时，会单独把特殊孩子带出去做培训。蔡蕾去参观一些学校时，老师介绍特殊孩子家长，总会觉得他们很可怜，上课也会一次次刻意提问特殊孩子，展示他们的“爱心”。
而即便是特殊孩子的家长，也存在教育观念和心理障碍。奇色花幼儿园的梁田园长给了个大概的数字：特殊孩子里愿意配合幼儿园的家长只有五分之一。一些家长觉得，把孩子托付给幼儿园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也有家长的心理是，孩子已经这么可怜了，为什么还要再为难他？还有家长使足了劲儿想让孩子变得更好，但是方向没有找准，把对普通孩子的要求标准用到特殊孩子身上。
这些年，一些商业化的公司找到蔡蕾，想要帮奇色花开连锁幼儿园，蔡蕾都拒绝了。她的心愿是只有一所奇色花，将奇色花开到不存在，就算成功——当融合教育的理念扩散和深入到整个社会，每一所学校都是融合的，有没有奇色花都不重要了。
而现实距离蔡蕾的理想还很遥远。对阳阳妈妈来说，她现在最大的担忧是，阳阳马上要从融合小学毕业了。“我们的好日子快到头了。每次见校长，我都说我们不想毕业，校长说那怎么办，学籍只能保留到六年级。”从阳阳上四五年级开始，她就焦虑起来——因为没有融合的初中了。
阳阳在管城区实验二小读六年级。她家就住在幼儿园附近，放学回家路上，她总会趴在奇色花的栏杆上，对着园子里看一会儿，碰见老师就聊几句。她说话还是含混不清，词语连不成句子，但这已经是很大进步了。她从幼儿园时开始学跳绳，四年级的时候终于学会，现在能跳三个了。她还会按部就班做家务，妈妈在家教她刷碗，先正面再反面，清理灶台，拖地，她每一步都能做好。
但阳阳的妈妈知道，以阳阳现在的能力，很难进入以应试成绩为评价指标的普通初中继续读书，除非家长全天陪读。她也考虑过专门接收特殊孩子的辅读学校，但是辅读学校一般不接受插班生，而且据她了解，融合过的孩子再回到高控制、相对封闭，又全是特殊孩子的环境中，“其他的孩子看着他觉得很奇怪，不理解他”。
也因此，摆在阳阳面前的现实是，一旦小学毕业，很可能面临失学。而在更远的将来，阳阳妈妈能想到女儿最好的情况，拿到一个初中毕业证，学一门手艺比如美甲，自食其力。这样即便她以后不在了，女儿也能活下去。
而在资源更为稀缺的农村，特殊孩子面临的情况则更加残酷，失学的危机也来得更早。
刘清敏眼看又要为罗浩上学发愁了——罗浩现在6岁，上幼儿园中班。她打算让他上两年大班，再去上小学。之前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上小学是按房划片入学，按理说不能拒绝罗浩入学。她将信将疑，想着到时候只能再沟通。
赵利芳很清楚，村里的小学生源和老师都少，甚至整个学校就只有一个班，由一个老师带着，没有能力再兼顾特殊孩子。育彤幼儿园接收过的特殊孩子当中，只有两个进了普通小学。也因此，一个特殊孩子已经8岁了，还在幼儿园里待着——一是因为农村没有特教学校，得去距离远的县城，二是因为妈妈又生了一个弟弟，没时间管他。还有个特殊孩子是奶奶带大的，他曾经把水倒进插头，甚至去隔壁邻居家，把人家电视给点着了。孩子妈妈去世了，爸爸在富士康打工，奶奶对赵利芳说，“等到我死的那一天，先让孩子喝药。”
受过融合教育的孩子们，很难再适应特教学校。赵利芳记得，有个孩子从育彤转到公办幼儿园，又去了特教学校上课，没多久就回来了。奶奶说孩子在那边受了欺负了，学大孩子说脏话。而且县城离村里太远，女孩长大了，来月经不会处理，奶奶怕她被欺负，自己却帮不上忙，现在孩子在家跟着奶奶。
还有一次，赵利芳在隔离村碰到一个从育彤毕业的特殊孩子，坐在妈妈的三轮车上。毕业后，她就待在家里，上午在家帮妈妈打零工，下午去康复机构训练。赵利芳和她打招呼，她记得老师。可赵利芳发现，这个9岁的孩子又恢复了刚到幼儿园时那种呆滞的目光。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本文所涉孩子和家长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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