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徐爽编辑丨杜雯雯“妈妈工人”，她们通常被这样称呼。大多数时候，她们的工作内容是在电脑前训练AI——就像教会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过去几年的宣传叙述中，这些女性的故事，通常与“公益新模式”“AI

袁松、蒋骅）【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作者丨王焕熔

作者丨李禾编辑丨雪梨王拍职业照那天，陆晨特意穿上刚买来的黑西装、白衬衫，打上蓝领带。影楼化妆师给他修了眉毛，擦上素颜霜，又往头上喷了几圈发胶。站在灰色幕布前，摄影师让陆晨换了几个造型——先是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再双手插兜，最后让他右手下垂，左手拉着西服右侧门襟。陆晨选择了第三个造型。这是他想象中律师该有的样子——职业、精英、上档次。精修后的照片挂上了律所官网。和很多同行一样，陆晨把微信头像也换成了这张精英照。陆晨是“90后”，上海一所“211”院校法硕毕业。他彼时供职的律所，是一家仅次于“红圈所”的“规模所”，在国内外有多家分支机构。能进这家律所，意味着肉眼可见的大好前程。为了配得上这份工作，陆晨每天早上出门必换西装，认真打理发型，皮鞋擦得锃亮，努力保持一个精英律师的形象。但很快，他被困在了有关精英的想象中。这份工作远比他预期的更卷也更焦虑，有同行为了找案源，甚至在写字楼里挨家敲门做“地推”。而由于没有案源，陆晨不仅没过上戴名表、开豪车的精英生活，一度连买菜钱都拿不出。他向一位老律师请教，后者告诉他，要想成为精英律师，需要达到三重境界：一是让当事人相信自己的能力，二是让公检法相信自己占理，三是让自己相信自己能成为牛逼律师。得到这份“秘笈”，陆晨判断自己做不到，他最终决定考公上岸，“律师行业还是大有前途的，只是我没能坚持下去。”成为精英的“小代价”做律师之前，陆晨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一路顺风顺水——2014年，他本科毕业后在上海一所“211”院校读法学研究生，读研期间拿下司法考试，毕业后回到老家，进入了一家港股上市的银行，第一年年薪十多万元。可陆晨不喜欢这份看似体面的工作。由于负责贷款授信，主要服务企业，他需要白天做贷前调查，晚上写调查报告，每天天不亮离开家，深夜十一二点才能回去。除此之外，还得隔三差五推销金融产品，拜访客户，白酒一壶一壶灌进胃里，没过多久就得了皮下脂肪瘤。做金融“民工”两年的唯一收获，就是在2018年贷款买了房。买房后，陆晨打算辞职，而看似“自由且高薪”的律师成了他的首选。虽然是法硕毕业，但除了读研时在上海一家律所短暂实习过外，陆晨对这份工作几乎一无所知——他的研究生同学大多考公或做了金融；在银行工作时，他唯一和律师打交道的机会，就是行里常委托律师去做逾期催收。有限的了解让陆晨觉得，这个行业来钱很快。他迅速办了离职手续。彼时，陆晨已经在银行工作两年，做到了客户经理，年薪涨到20万。离开银行，意味着他要暂时失去稳定的收入。根据律师法规定，申请律师执业前，除了要通过司法考试外，还得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陆晨找了个小律所实习。实习期间，他每月只有1000元薪水，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低了500多。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收入，更没有社保以及其他福利。很多青年律师还生活在温饱线上“大律师都是这么过来的。”和很多刚入行的年轻律师一样，陆晨这样说服自己，他觉得这只是成为精英的小代价而已。他自认为做好了清贫、996和被指导律师PUA的准备。如果把律所比喻成金字塔，那实习律师就是处于最底部的人。“可以随意供执业律师使唤。”赵博说。和陆晨一样，他在读研期间通过了司法考试，研究生一毕业就进了北京一家律所做实习律师。之所以选择北漂，是因为赵博觉得，中国最牛的律所都在北京，自己甘愿在内卷中成长。而接下来一年的“卷”有些出乎他的意料——每天工作到深夜，偶有闪失，就会被指导律师骂。日常还得给老师泡茶、拎包、开车，他甚至连续一个多月去医院，给指导律师住院的母亲陪床，“你不想做这些，自然会有人愿意做。律师这行卷成这样，不缺自愿被剥削的人。”更何况，指导律师掌握着实习律师的“生杀大权”——给后者写考评意见，以及对参与案件的点评等，这直接影响着实习律师是否能顺利执业。相比之下，陆晨似乎也幸运许多。他的指导律师就十分“佛系”，平时除了让他帮忙整理些案卷材料、跟着开开庭外，几乎没有其他工作。至于开庭技巧，如何接案源等，指导律师更是只字不提。工作之余，陆晨唯一的工作就是帮指导律师开车，“律师圈都知道，你每月花四五千元可能招不到普通司机，但花一两千块，却能招一个过了司法考试的本硕司机。”刚逃离金融圈的陆晨暗暗庆幸自己“跟对了人”，唯一感到失落的是每月发工资的时候，家里日常开支除了他之前的那点儿积蓄，大多只能靠妻子的收入，房贷则由父母帮忙，有时连想请人吃饭都要考虑半天。但想到自己终有一日能接大案子，成为精英，陆晨觉得“现在清贫点儿也算不了什么”。他想象中的精英律师，每天穿定制西装、抽雪茄、住别墅，可以随时带全家进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逢年过节发的红包不是666就是888，不像现在，只能是6.66或8.88。“鄙视链”实习临近结束时，陆晨突然慌了，他发现自己根本不会接案子。但他告诉自己，必须相信自己可以，而且一定要去大律所才能挣大钱。在业界，律所是“分等级”的。金字塔尖上的是“红圈所”，国内一共八家。如果能到“红圈所”工作，一般情况下每月起薪2万元，“红圈所”也因此被称为“两万元俱乐部”。在这之下，根据人数和规模，业内还依次将律所分为规模所、精品所、地摊所、个人所。仅次于“红圈所”的“规模所”律师数量少则数百人，多则一两千人；其余类型的律所，人数和规模依次递减。到了个人所，很多只有几名律师。在这个生态链中，位于顶端的红圈所足以俯视其他律所。在朋友介绍下，陆晨去了一家“规模所”，这家律所全部律师加起来得有七八百人。“我们所新招过来的专职律师，都是带着案源来的，很多都还签了顾问单位，你这赤裸裸地来，可以吗？”面试当天，陆晨一上来就被问到了痛处。他赶紧解释说，正在谈三个案子，如果能签约，律师费总共有几万元。凭借这个说辞，陆晨最终被录用。“僧多粥少”仍是律师行业未来面临的困境入职初期，他像是打了鸡血，一有时间就联系朋友，让对方给自己介绍案子，还时不时在朋友圈科普些法律常识，配上那张拉着西服门襟的职业照，看起来很是专业。意气风发的表象背后，和大多律师一样，陆晨没有基础工资。律师费是“三七分”，所里留三成。每笔律师费都要打到所里账户上，律所每个月再以发工资的形式，将应得部分打到律师账户。这个分法陆晨起初觉得很公道，直到后来他才知道，所里每月还要从提成里扣除社保，以及一些搞不清名目的预扣资金，其中包括办公费。“独立办公室每月2000元起；我们一般坐在大厅，工位每月几百块。”陆晨说，用独立办公室的多是老律师，为了谈案子有排面，租个二三十平米甚至五六十平米的办公室，桌子上除了苹果笔记本，大多还会放着雄鹰展翅、貔貅等工艺品摆件，配上一把真皮总裁椅。更讲究的律师，连桌子一侧的沙发也得是真皮的，再摆个茶台，上面放着五颜六色的茶叶桶和紫砂茶具。一些老律师喜欢在墙上挂“启功”的书法，或“厚德载物”，或“天道酬勤”。办公室里但凡还有空余的角落，都会被各种绿植占据，气派又高端。陆晨这种青年律师则大多在大厅见客户，用一次性纸杯给对方倒水。陆晨只做民商事诉讼业务，不接触刑事案件，也接触不到非诉业务。他记得，自己代理的第一个案件，是北京一个老板在外地出现的经济纠纷——这是他面试时提到的三个案子之一，律师费5000元。为了不让自己的首个案件掉链子，他叫上所里的同事一起代理。因为证据足够充分，陆晨这方毫无争议地胜诉了。按照“三七分”原则，除了所里扣除的，陆晨和朋友分别拿到了1000多元。之后，他陆续又接了几个案子，大多是经济纠纷、离婚官司之类，分到手的钱，多则几千，少则几百。“特别没有安全感”，陆晨越来越焦虑，他说自己主要是案源少，每个月能有一个案子就很不错了，“这个行业不能上大街上吆喝，平时主要得靠别人介绍。”据他观察，所里的老律师根本不缺案源，年轻律师则很难接到案子。在业界，这被称作“二八定律”，即大约20%的律师占据了行业80%的资源和收益，而80%的律师分享剩余的20%资源和收益——这不难理解，在一个行业里时间长，经历过“草根式”拓荒的人，自然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和便利。青年律师普遍焦虑案源问题作为刚入行的律师，张莉同样有案源焦虑。转型做律师前，她在浙江某市一个区级法院做了5年法官。按照规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张莉辞职后，在家待了两年，经过实习期，终于在34岁那年当上律师。法官经历在案源上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依据规定，我不能代理之前任职法院的案子。可离开那个区，我一点资源都没有。”为了找案源，张莉只得硬着头皮到处拉关系，她记不得在多少油腻的饭局上喝下了多少杯辛辣的白酒。类似饭局上，总会有个男人端着酒杯突然站起来，拍着她的肩膀大声对其他人说，“这是我的好妹妹，亲妹妹，以前是人民法官，现在是大律师，以后打官司找她。来，我先干了。”张莉忍着恶心，带着微笑说，“谢谢哥。”这种应酬陆晨不想去。在他的潜意识里，这是销售该做的活儿，“而律师和销售是有区别的”，直到有一件事触动了他。陆晨有个朋友在写字楼开美甲店。一天，朋友给他发来一张图片，是一张律师的名片订在A4纸上，纸上写着该律师擅长的领域。朋友解释说，有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律师，正拿着名片在写字楼里“扫楼”，给每个租户都发了一张，态度十分卑微。“你别哪天混到这个地步！”朋友感叹。陆晨震惊之余有些难过，他没想到同行为了找案源，已经做成了“地推”。偶尔也会有老律师把不太好搞的疑难案件丢到群里，同事们小鸡啄食般一窝蜂扎上去抢，陆晨手慢，每次都抢不上，“最惨的是2022年夏天，连续两个月，一个案子都没有。”一次他到律所办事，同事见到他表示惊讶，“总见不到你，以为你转所了。”那两个月，陆晨的经济状况差到极点。做金融“民工”时期的存款早就花完了，每月房贷、养孩子、生活费除了妻子负担外，只能由父母帮衬。一次妻子忍不住抱怨，“你这律师怎么当的，连买菜钱都快没了。”陆晨无言以对。最后的尊严总结下来，陆晨觉得，除了他放不下架子外，这个行业里的一些风气也让他不舒服。他首先看不惯的，是有些同行太虚。比如一些人经常在朋友圈晒开豪车、戴名表的照片，“很多车都是租的，表是山寨的。整得跟上流社会人士一样，其实很多人每月几千块都挣不了，房租都快交不起了。”陆晨亲眼见过，有同行经常在各个法院门口发定位、打卡，搞得自己很忙一样。“其实打完卡就走，还非得跟别人说，‘马上开庭，稍后联系’。”一些当事人也让他觉得凉薄。有个当事人之前买了套房，找装修公司签了全屋定制合同，交了十几万定金。但装修公司不仅没使用合同里约定好的材料，还各种拖延工期。陆晨接了案子，对方的诉求是，希望退回十几万定金。律师费4000元。真正介入案件后，陆晨发现，装修公司使用的是假冒伪劣材料，与合同里的约定严重不符。他建议当事人要求装修公司按照1：3进行赔偿，这意味着，如果胜诉，当事人可以拿到40多万。对方很满意这个思路。但由于管辖权异议等原因，案件一直没开庭。当事人这下不乐意了，他找到律所，抱怨陆晨不能让案件尽快开庭。陆晨解释说自己不能左右法院，双方争执过程中，当事人偷偷用手机录了音，说陆晨态度恶劣，要到司法局、律协去投诉。几次三番之后，律所合伙人也不乐意了，直接表达了对陆晨的失望。最终，陆晨退还了4000元律师费，并把之前独立调查的证据免费给了当事人。整件事让他觉得，这个职业一点儿尊严都没有。申请律师执业，需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并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这恐怕不是陆晨一个人的感受。2023年，一个本硕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的年轻网红律师公开称，司机的工资都比律师高，并且“律师这个职业远不如司机受尊重”。社会学学者刘思达进行过四年田野调查后，在《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一书序言中提到，“中国法律职业三十多年高度割据的一个文化层面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和民众都并不把法律职业视为一个像医生、工程师那样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的职业，而总认为‘人民群众的意见，比法律还厉害’，于是不仅律师在法律服务市场上四面受敌，连法官、检察官也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尊重。”让陆晨觉得没尊严的，还包括他身边的亲戚和朋友。当律师的几年，总有人托关系找到他帮忙咨询、写材料。但往往咨询过后，把案子委托给了其他律师。有几次，陆晨忍不住问对方，“你咨询我这么久，我也没收费，你怎么不让我代理呢？”对方通常回答，“下次一定。”陆晨知道，这代表着没有下次了。稍微讲究一点的咨询者有时会给他发个红包，通常不会超过200元，有时只有几十元。每到这个时候，陆晨都觉得自己离成功遥不可及。他所谓的成功，就是住豪宅、开豪车，每年至少赚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不仅有接不完的案子与顾问单位，还可以和很多企业大佬称兄道弟，举手投足都是精英范儿。“但即便是精英，也挺能装的。”陆晨亲眼见过一个其他所的律师，平时没客户时都是抽普通烟，一有客户在场，就从抽屉里拿出雪茄盒，当着客户剪雪茄。剪好后，将雪茄喷枪上的火焰，对着雪茄尖旋转几圈。一边点雪茄，一边不经意地对客户说，“千万不要对着雪茄吹气，要让它在自然状态下燃烧，才能获得最佳的烟雾和味道……来，说说你的案子。”每到这时，陆晨都由衷感叹这位律师是个好演员。但也确实有一些他敬佩的老律师，在陆晨看来，他们能熬下来，就非常不容易，“要做这行，必须熬过去三五八定律。”陆晨说，所谓“三五八”定律，是说新人律师往往需要3年时间入门，5年有点心得，8年左右才有所成就。简言之，就是“三年穷、五年起、八年富”。律师这个听上去高大上的职业，收入其实没大家想象得那么高。但现实情况是，很多人并不能熬过头三年。2023年9月，杭州市律师协会发布过一份《杭州青年律师发展调研报告》，其披露的数据表明，当地40岁以下的青年律师，平均年收入10万以下的占比32.32%。这就意味着，在杭州，约1/3青年律师年收入低于10万。“杭州这种经济发达的城市，青年律师收入还这么低，其他城市呢？”陆晨感叹。北京的生活成本让赵博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做专职律师半年多，他只代理了3个民事案件，还都是实习律所的朋友介绍过来的。除了所里扣除的费用，再减掉他分给朋友的，赵博一共拿到9600元提成。平均算下来，每月挣1000多元，而他在南六环的合租房每月房租就要2600元。每到交不上房租，就只能用网贷来还。这些情况他没敢告诉父母，春节也不敢回老家，他想着，“实在不行，就只能回湖北考公。”对于这种状况，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早年建议，“如果确有暂无经济来源的年轻律师处在提成律师的职位，且因案源困难以致生存窘迫，则只能建议年轻人暂且从律师助理或授薪律师做起，经摸爬滚打练就较高业务水准且已拥有基本客户之后，再做提成律师。”而针对青年律师困境，也有一些地方出台了相应措施。近日，广州市律协出台《关于扶持青年律师成长的若干意见（试行）》，要求全市律所建立健全青年律师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按月支付不低于广州市月最低工资标准（2300元）的基本工资，鼓励律师事务所以本地月最低工资标准金额的2倍-3倍（4600元-6900元）作为青年律师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上岸，或成为网红做了两年律师后，2022年，陆晨发现，自己越来越穷，行业也越来越卷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身边都是通过司法考试的人”，甚至连律所前台都通过了司法考试，这让他压力很大。司法部信息显示，2022年，全国共有执业律师65.16万多人，相较于我国14亿人的人口基数，初步计算，2022年我国每万人拥有律师的数量为4.6人左右。同比分析，比上一年度新增7.68万，涨幅超13%。同样在这一年，全国律师事务所新增了2100多家，总数达到3.86万多家；律师100人以上的律师事务所500家，增幅超20%，结构性“饱和”，导致律师执业压力不断增大，竞争也更为惨烈。曾任贵州省律协副会长的某律所主任表示，初步估算可能有50%的律师生活在温饱线上，过去代理费用超过万元的案子，已经降低到1000元至2000元的水平。律师行业的内卷，让很多新生血液望而却步。“各行各业都在内卷，律师行业概莫能外。”一位从媒体圈转型不久的律师坦言。而一家规模所的高级合伙人则认为，“这个行业是没问题的，服务缺口也很大，只是得熬过几年的困难期。”他口中的“熬”，不单纯是专业问题，还包括实务经验、社交能力、学习能力、表达能力，人情世故等，这些能力显然非短时间可以掌握，“只要能坚持，不眼高手低，都能做好。”在他看来，律师圈之所以看似“卷”得厉害，是因为很多律师想进大所，导致一些律所像开超市一样到处发展连锁店，“有的所甚至有1万多名律师，这不是人为制造内卷吗？尤其是大城市的大律所，更是所有人都想进。”压力之下，有人想办法突围，比如靠直播或短视频，利用流量带来案源。这些操作其实并不难——有热点可以蹭热点，没有热点就做些法律常识的科普，讲讲继承、出轨或离婚的法律纠纷。也的确有人因此脱贫致富。陆晨认识一个网红律师，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有一次，他和对方联系，对方坚持认为“上诉”和“申诉”是一回事。“我这个网红朋友，什么案子都敢接，什么话都敢说。”有一次，他听到这位朋友对客户说，“放心，这案子没问题。你关注我账号没？看到我粉丝量没？法院判输的话，我发条视频怼他们。”陆晨忍不住笑了，他知道自己做不了网红。最近一年，更是连人工智能都和律师卷了起来。那些平时找陆晨咨询问题、偶尔发个红包的亲戚朋友，自从AI兴起后，都选择了通过人工智能解答问题——这比线下找律师效率高了很多，也省下了红包费。“这个行业，除了和人竞争，还得和机器人竞争。”2022年底，陆晨愈发坚持不下去了，他决定考公——这是家里人认为最优的职业路径。彼时还有个现实的问题是，陆晨已经32周岁的，如果35岁前不能上岸，他可能一辈子都上不了岸。2023年1月，陆晨申请注销了律师证。当律师的三年，他记不清自己办了多少案子，而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资料，只能查到7件。递交注销申请后，他形容当时的状态“空气清新，天空蔚蓝，浑身解压”。那之后，他专心备考，在2023年6月份成功上岸，成了检察官。律师执业证注销申请表对于身份再次转变，陆晨觉得生活有了保障，踏实多了。有时在法院公诉案件，他会见到之前的同行。看着对面穿得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律师，陆晨有种复杂的情感。总有朋友问他一个问题，“我亲戚家孩子读法学，以后做律师行不行？”大多时候，陆晨会劝退，“切勿盲目，慎重而行”。也有媒体人向他咨询能不能转型做律师，每到这时，陆晨会先问对方有没有实现财务自由，如果没有，那就“老老实实写稿吧，别折腾了”。相较于那段律师经历，陆晨对现在的铁饭碗很满意，这让他感到踏实。至于会不会再次转型，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毕竟也有检察官转型做律师的，可能就是围城吧，总觉得别人的工作是好的。”如今的陆晨还是衣着笔挺，这次是检察官制服——夏天穿浅蓝色衬衣、戴蓝色领带；春秋冬穿白色长袖衬衣、黑西装，戴红色领带。至于当初那张右手下垂，左手拉着西服右侧门襟的微信头像，被他悄悄换成了一张风景照。（应被访者要求，陆晨、赵博、张莉为化名

文｜豆米编辑｜雪梨王张招弟的电动车不大，能摆得下外卖箱的位置只有座位下的踏板。外出跑单时，她必须用双脚小心护住外卖箱，确保它不会掉下车，也不能剧烈晃动。否则，可能会面临餐品洒漏、顾客投诉等诸多后果。对张招弟来说，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但她需要这份工作。张招弟跑外卖四五年了。上一段婚姻中，丈夫在工地干活，早出晚归，日常只有她和婆婆在家。但凡她待在家中，耳边就尽是婆婆的唠叨、挑剔和控制：“洗衣服要用手洗”“不要躺在床上”“什么时候去上班”……每到此时，张招弟恨不得立刻“飞出去”。成为骑手后，打开院门、跨上电动车的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穿梭于大街小巷的骑手中，鲜有女性。根据饿了么的调研：九成以上外卖骑手为男性，八成来自农村。也因此，人们习惯性称骑手为“外卖小哥”。而就在诸多“外卖小哥”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名为“招弟”的女性骑手——她们大多成长于农村，大多有姐姐，大多也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被命名，映射的其实是他父母与周遭社会的价值观。有人希望孩子聪慧美好，有人希望孩子飞黄腾达，有人希望孩子平安长大……而“招弟”的名字，从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未出世的另一人。在外卖骑手这样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招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她们如何寻找生活的出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找到了两位“招弟”，听她们讲述起自己的故事。弟弟招来了，我被遗弃了张招弟34岁，出生在浙江最南端的农村。她有两对父母，结过两次婚，生了两个女儿。她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谁取的——原生家庭里，她是第三胎，有两个姐姐。在她之后，父母如愿生下了男孩。至于这个名为“招弟”的女儿，则在几个月时被弃到桥下，一对残疾人父母把她抱了回去。而这对残疾人夫妇，在几年后也生了儿子。总之，在这里，生男孩似乎是每个家庭的任务，是每个女人与生俱来的“使命”。“女孩读书也没什么用，还不如早点儿嫁人”，当年在老家，谁不这样想呢？慢慢地，张招弟也不喜欢上学了，“一心想着玩”。初中没毕业，她就“出了社会”，打工挣钱。她做过各种工作——保洁、服务员，也开过三轮车载客，一个月挣两千来块，勉强能养活自己。骑手们在深夜工作（图源：视觉中国）第一任丈夫是她在网上认识的。对方比她大10岁，做搬运工，张招弟不顾身边所有人的反对，跟这个自己觉得“成熟”的男人走在了一起，生养了两个孩子。婚姻中，矛盾始终不断。张招弟和公婆住在一起，想抱孙子的公公对生了两胎女儿的儿媳很是不满；婆婆控制欲极强，想要干涉她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于那个大她10岁的“成熟”男人，对母亲言听计从，矛盾升级时，会掐着她的脖子不放。每到这时，张招弟就想要逃走，“飞出去”。张招弟离了婚。她先是回了亲生父母家，父母很客气，“这里不是你的家，以后不要再来了”——彼时，她刚和他们相认几年。于是张招弟又回到养父母家，从此和亲生父母再无联系。小县城里，纵使婚姻再不幸福，那也比离了婚强。当初反对她嫁给前夫的那些亲戚朋友，都劝她去复婚。张招弟不听劝，“明知道他家是个陷阱，我怎么可能再跳进去”。为了躲避那些复杂的目光，每到过年，她都独自躲在娘家的房间里。时间久了，她逐渐封闭自己，不大出门，也不和人打交道。“招弟”们人生最初的版本都有些类似。作为家里的老二，罗招弟打小就知道自己名字的含义——连着生了两个女儿，家里想要个儿子。这在农村并不少见，罗招弟记得，同村还有一个女孩叫“引弟”。这些西北山村里的女孩，大多读到中学便外出打工，接着结婚生子，罗招弟也循着同样的路，从村子走到县城，接着一头扎进婚姻和育儿中，只剩眼前的琐碎，再也不见远方。做骑手前，罗招弟当了十来年家庭主妇。她初中毕业后开始打工，20岁结婚。丈夫在工地劳作，她就留在家里带娃，虽然也想出去赚钱，但“实在走不开”。大儿子长到8岁时，小儿子又出生了，罗招弟也便重复着喂奶、带娃、接送、做饭、打扫等传统认为女性该承担的家庭事务。罗招弟所在的宁夏县城，没什么工业产业，男人们多在本地打工或外出务工，而对罗招弟这样已婚已育的女性来说，工作机会寥寥无几。即便是她早年打过工的那家超市，工作时长也无法兼顾幼儿或接送学龄儿童上学。2022年，罗招弟家出现了财务危机。大儿子没考上高中，最终决定去外地上职校，每年3万多学费成了压在夫妻心口的一座山。丈夫日常在工地打工，稳定的时候一个月也只能挣到五六千。罗招弟愁得睡不着，寻思着自己怎么也得出去工作。也是有工作的人了一次点外卖的工夫，40岁的罗招弟找到了工作——骑手来送餐，满脑子都是找工作的罗招弟拦着对方问招不招骑手，接着她找到最近的饿了么站点的站长，问了下需求和要求，直接上岗了。做骑手是罗招弟几乎唯一的选择，这份工作门槛不高，时间自由，“干别的耽误照顾孩子嘛，小的还在上学，要做饭、接送孩子。”她的跑单时间完全配合小儿子的时间表。早上7点多送孩子上学后，开始跑单；中午是外卖点单高峰期，通常罗招弟做好饭后，11点多先把孩子接回家，自己出门跑单，下午一点多送孩子上学，再把热在锅里的饭拿出来吃几口。晚上，她通常会跑单到8点多，如果孩子作业太多，就索性不出门。在罗招弟站点里，还有一位像她一样的宝妈骑手。考虑到女骑手的家庭情况，站长没有给女骑手排班。她们无需像男骑手一样有出勤时段要求，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上线和下线时间。在成为外卖骑手之前，张招弟在一家饭店做服务员，老板嫌她手慢，把她开了。对张招弟来说，跑外卖自在得多——没有老板，也没有婆婆在旁盯着，只要勤快点儿，她一个月能挣上还算可以的收入。县城里平房很多，对于不熟悉路线的新骑手来说，找路并不容易对罗招弟来说，送外卖最难的是找路。县城不大，平房很多，骑手们不分区，都是一个人跑整个县城。有时地图上无法显示具体地址，就意味着无法导航，只能给顾客打电话问路。刚开始不熟路的时候，她一天只能送出十几单。逐渐摸清县城道路后，罗招弟送餐速度快了起来，兼顾孩子上下学吃饭的同时，她一天能送三十多单，这笔收入她很满足。对比现在每天出门工作，过去做家庭主妇的日子在罗招弟看来“无聊极了”。那些年，她每天做完家务，就自己在家绣鞋垫。十多年里，除了陪亲戚去北京看病和到隔壁省探亲，她几乎没出过远门。跑外卖可不一样，见的人多，心也渐渐开阔了。在站点休息的时候，罗招弟认识了不少朋友。一个下雨天，罗招弟敲开顾客的门，对方看到门外是湿漉漉的女骑手，硬是把她请进屋，请她喝了杯热水。罗招弟不擅表达，她只说“遇到过好人”，这件事让她记了很久。找前夫打官司，我不怕了我们的身边，究竟有多少“招弟”？在公安部“互联网+政务服务”网站上，我们以人数前五的姓氏王、李、张、刘、陈进行检索，发现这几个姓氏中共有超过2.2万女性叫招娣或招弟。据此前澎湃新闻报道，国内某省叫“招弟”之类名字的女性超过1万人，其中，60岁以上叫“招弟”“迎弟”的人数最多，20岁以下的偏少。招弟，她们的命运紧紧和家庭绑定在一起。罗招弟说，没怎么想过自己的期望或需求，因为“条件不允许”。更何况，在这个小县城里，原本没那么多为已婚已育的妇女提供的工作机会。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诗和远方，她只是想着，找一份工作，能让家里日子稍微宽松些。跑外卖的第一个月，拿到工资后，她特地接上孩子，去外面饭馆吃了顿饭。罗招弟每天要兼顾跑单和照顾孩子，送餐高峰之前要先赶回家做饭今年张招弟再婚了。现任丈夫比她大四岁，认识没多久，父母就催着赶紧领证。张招弟觉得这样也好，毕竟“一个人也挺苦”，“条件好的，没找到合适的或者不愿意，可以不结婚。像我们条件不好的，哪有人会这么想啊？都是为了生存。”外卖还是要继续跑下去的，这是她早就有的“觉悟”。刚开始打工时，张招弟的工资都上交给父亲，她没钱吃饭，再饿都得回家吃。她说这给了自己一个教训：不能没有收入，要掌握经济权。丈夫对她不错，虽然家里会催着她赶紧生孩子，但丈夫觉得如果张招弟身体不允许，就不生了。婚后，她又回到了和婆家一大家子生活的日子。两代人生活理念上难免有冲突，新婆婆也依然免不了唠叨，但张招弟不怕了，那辆驮着外卖箱的电动车是她逃离烦闷生活的出口。张招弟送外卖的电动车，外卖箱只能放在座位下的脚踏板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孙萍教授的调查，近年来，女性骑手的数量一直在持续增加。通过访谈孙萍发现，这些女骑手多为已婚状态，并育有至少1个小孩。抚育子女、分担家庭负担成为她们进入外卖行业的重要原因。在适应了外卖工作后，部分女性甚至开始“翻盘”，将性别优势转换为劳动优势，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中展示出了更强的竞争力。去年的全国网约配送员职业竞赛中，来自杭州的二胎妈妈黄晓琴夺得冠军；查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各地劳模骑手信息中不难发现，如廖泽萌、田丹等女骑手的身影。这不单是一份糊口的工作、一份生活的底气，更是一个可以实现个人价值的出口。对于

文｜高敏编辑｜雪梨王又是一个不眠夜。凌晨三四点，男人跪在冬梅腿上，用菜刀抵着她的脖子，逼问她“是不是外面有人了”，紧接着是惯常的威胁，“我们全家一起去死”。孩子在旁边，哭着求爸爸不要再打妈妈，说他会听话、会乖——那是2014年，冬梅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冬梅忍着。在这个赣南小镇上，女人没什么话语权。大家依然将生儿子作为家族任务，重复着古老时代的轮回，现代女性高谈阔论的女性主义似乎与这里无关。人们在乎的是谁家给得起高昂的彩礼，而只要有彩礼，哪怕是智力残障的女性都逃不过出嫁的命运，甚至有人不只被嫁出一次。我是2023年秋天在赣南出差途中遇到冬梅的。我是乘客，她是网约车司机，也是我在那里遇到的唯一一位女司机。行驶途中，冬梅突然告诉我，她离婚了，“很多女司机都是离异带娃的”。接着她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她是家中长姐，因为是冬天出生，父母随口起了“冬梅”这个名字。她读完初中就去打工了，因为家里人觉得读书没什么用，“女孩长大了都是要嫁人的”。再后来，她认识了前夫，一个大她12岁的男人，过了10年充斥着肢体暴力和精神折磨的生活。她努力从这段有毒的婚姻中挣脱出来，对抗前夫。为了独自抚养孩子，她开起了网约车。每每听到乘车女性聊起婚姻中的苦或遭受过的暴力，她就会加上她们的微信，把对方拉进一个由自己创建的“姐妹自强自立群”，大家抱团取暖，共渡难关。我会好奇，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冬梅，是如何觉醒的。而她的经历，或许可以为困在家庭暴力中的女性提供些许经验和勇气。于是在那趟车程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次长谈。以下是冬梅的讲述。暴力和忍耐我是在24岁（2010年）时认识前夫的。当时我刚结束在广东的打工，回了老家，有同学喊我去县城的早餐店帮忙。他是常客，比我大12岁，很照顾我，会在晚上送汤给我，我生病了他就给我送药。我从小缺爱，很容易被这些细节打动。两个人顺理成章走到了一起，也住在了一起。第二年我们有了小孩，但很多年后才领证。拖着不领证是因为我不愿意——在我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发现他总去赌博。我想过把孩子打掉，或者生下来送人，但都没舍得。我过去一直是个优柔寡断，也没什么主见的人。跟前夫最初出现矛盾也是因为他赌博。刚开始赢得多，有时候一晚上能赢1万多，到后来越输越多，他的情绪也就越来越暴躁，我们经常因为他赌博或欠钱起冲突。他的年龄比我大很多，这让他缺乏安全感，对我的控制欲也不断升级。我当时在物流公司上班，他会在我上班时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手机没接，就打座机。有一次我去上厕所，他打来视频，我直接挂了，他就一直追问我在做什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说我在厕所，他要我拍照给他看。发了照片过去，他又怀疑照片是不是早就拍好的。真的好极端。他第一次对我动手，是在孩子两岁的时候。那次他喝了酒，当着孩子的面，借着酒劲对我又打又骂。打完之后又马上道歉，说自己喝多了，后悔了。那一次，我原谅了他。后来我看到一种说法：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我觉得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前夫三天两头在家里砸东西2014年，暴力开始升级。有一次他一边开车，一边找我要两万块。我不给，他就抓着我的头发，使劲往副驾驶前面撞。接着他把车停在路边，把我从车上拖下来死命地用脚踹。旁边有认识的人过来劝他，他就把我拖回车上，开到没人的地方继续打。有人过来，就再继续换地方。就这样打了三条街，最后他把车停在一个超市旁边。我把包里的钱扔了一地，说，“你跟钱过吧，我什么都不要了，我要跟你离婚。”他赶紧把钱捡回来，拉着我走，他觉得我丢人现眼。上车后，他接着骂我是“扫把星”。即便这样，我也没有想过反抗，还是老老实实跟他上了车。这些事情使得我不愿意和他同房了。我说自己性冷淡，但其实我心里清楚，从他第一次动手开始，我就有了阴影。每次我拒绝他，他就开始诉苦，说自己连个男人都做不了，哪儿还有心思挣钱。伴随而来的往往又是一通拳打脚踢。每到这时，我就蜷缩在床上，用手抱着头任他打，不跑，也不反抗。我甚至觉得这其中，我自己也有错。当然，我也担心吵架声音太大影响到孩子，只能一直忍着。2014年暑假，我忍不了了，带着小孩离家出走，去了广东。他到处找我，还去骚扰我妈，说我跑出去伤风败俗，要拉着我妈报警。我妈是因为我爸家暴才逃出去的，走了八九年了。她担心我前夫把她的下落告诉我爸，就同意跟他一起报警。迫不得已，我回去了，等待我的是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夜里，他跪在我腿上，掐着我的脖子，歇斯底里地问我走了这么久干什么去了？是不是不愿意同房？是不是外面有人了？然后，他拿起菜刀抵在我脖子上，掐到我差点窒息，还威胁说，“我们全家一起去死”。孩子当时在旁边哭着求他不要再打了，说他会听话、会乖。我怕孩子受到更大伤害，就只能忍着，尽量不去激怒他，甚至顺着他同房。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将近一年，我不敢走，也不敢反抗。冬梅做的反家暴笔记我去找一位之前跳舞认识的大姐寻求建议，她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儿子。大姐说，这么痛苦你都能扛，还有什么好怕他的呢？他要是问你是不是不愿意跟他过了，你就直接回答说要离婚；他要是打你，你就去报警，报警了就可以离婚。她还教了我一个办法，逼他写保证书。有一天，趁着孩子去上学，我穿着睡衣和拖鞋，不管不顾地拉着他走到民政局门口。那里有一条河，我说今天你不跟我离婚，我就跳河。他开始服软，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保证不会再打我，不再赌博，并承诺会去找工作。最后，他写了保证书，也写了他具体在什么时候、在哪里打过我——我拿到了他打我的证据。我把保证书给了妹妹，让她藏起来。那之后，他确实没再打过我，应该是害怕被拿到把柄。但他开始砸东西，最后家里被砸到只剩冰箱、洗衣机和空调三样值钱的东西。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原来这种事是可以求助于别人的。我还决定了，即便他不再打我，我也要离婚。因为他对我的精神折磨始终持续着——他总在言语上否定我，说我跟房东和朋友都搞不好关系。而我学会了反驳他，我说，是因为你赌钱我才没钱交房租，被房东催债，这确实很丢脸；同样是因为你，我们家每天鸡飞狗跳，和邻居关系也处不好。逃离的勇气同时我开始思考，自己是为了孩子才忍着不离开，可这样的家庭关系对孩子来说真的好吗？经常面对这些的孩子会长成什么样？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啊，我不能让孩子重复我走的路。在我的记忆中，我爸也总是对我妈有各种暴力行为。我第一次有概念是在小学时，看到外婆拿一瓶红花油给我妈擦，我妈在哭，我爸拿着一根好长的棍子再次打了过去。我对我爸的印象，都是从我妈的嘴里听来的——他暴躁，甚至有点暴力成瘾。他经常出去打牌，一直打到夜里12点，甚至天亮才回来。甚至连我养的小狗，都被他拿去卖掉了。我妈妈的逃离是在2009年。当时家里建房子，那天天气很热，我们姐弟四人和妈妈一起堆沙子，有说有笑的。在一旁独自干活的父亲突然开始骂人，说要把我妈“搞死去”。我弟也冲，说我们四个还打不死他；妹妹一看情况不对，就说带大家走。就这样，我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和我妈，一起去了广州，再没回过老家。当时因为我刚订婚，就没一起走。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我从小目睹家暴，一直缺爱，以至于碰到前夫时完全没考虑过年龄差距、三观差异等等，只觉得这个人当时对我还不错。同样在这样的家庭成长，我注意到我的孩子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读学前班时，他会用双手掐着同学的脖子，使劲摇晃对方，也经常用力推同学。每次班级群里有人说孩子打架了，我都提心吊胆地想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事实也确实如我所料，大多是他跟同学起了冲突。一次，我去学校找儿子，看到他一个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他说因为经常打架，老师跟所有人说不要跟他玩。听到这句话，我特别难受，这让我更加坚定地要离开这个有毒的男人。前夫对冬梅的辱骂和威胁2020年，我做义工时认识了“白丝带”反家暴组织的朋友。这个组织是帮助妇女维权的，朋友推给我公众号，里面有律师的咨询电话。但我加了微信后，没敢去聊，就好像那个伤口特别疼，我不敢主动撕开它。我是很被动的人，需要别人推一把才会行动。后来朋友直接帮我把300块咨询费付了，我才找了律师，讲了自己这么多年一直被家暴、生不如死的经历。对方一直在问我，“你做了什么？”是啊，我又做了什么呢？我骨子里觉得，两个人毕竟有小孩，如果对簿公堂会不会把对方逼死？我怕他想不开，怕自己成了罪人，这不就应验了他那句“这个女人是扫把星”的话吗？那一次，我跟律师聊了几个小时。对方主要在倾听，最后让我把户口本和身份证复印件带来，我明白这是要交钱了。1万6的律师费对我来说太多了，我有些犹豫。最后是我9岁的孩子跟我说，不要跟他吵，砸锅卖铁都要把这个婚离掉。孩子都这么说了，我有什么好怕的？既然迈出这一步了，就走下去吧。交完律师费后，我担心他在起诉阶段骚扰我，就偷偷搬了家——先在外面租好房子，每天出门拿一点儿衣服，也包括煤气筒之类的“危险物品”，最重要的是小孩的出生证和户口本。彻底搬走的那天，孩子还没放学，我就骑摩托车提前把他接走了。害怕被前夫找到，我甚至没让他参加几天后的期末考试。很快，前夫的电话、恐吓信息不断。我把电话录了音，把恐吓信息截了图，打算之后打印出来，等到上法庭的时候，全部交上去。准备起诉的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5点多就去爬山。盯着前面的树往前走，爬到山顶再下去后，我会拿着捡来的枯木一边用力挥，一边大喊“打死你”——我需要反抗他的勇气。儿子在爬山时帮冬梅拍的照片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些家暴、妇女权益相关的公众号，我把里面的文章全部看了，内心也更加坚定起来。遭受家暴不是丢人现眼的事，我也没做错什么。过去，他说我薄情寡义、不是贤妻良母，我就拼命证明我有情有义，但我后来明白了，如果我连自己都爱不好，又怎么有能力去爱别人呢？我现在可以直接告诉他，我想跟谁睡就跟谁睡，唯独不跟他睡，这是我自己的身体，由我决定。这是我的权利和选择，他无权指责我。我把头发剪到了齐脖子的长度。以前我是很爱美的人，但想到万一打起架来，长头发就是我的致命弱点，而且为什么女人一定要穿裙子、一定要温柔呢？我不想再取悦别人，现在我每天穿裤子和平底鞋，这也是我要改变的决心。为了保护自己，我还买了防狼喷雾、可以折叠的铁棍、带利器的笔和戒指用来防身。有一天他果然出现了，抓着我的摩托车，压低声音说，“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当时我刚好没带防身工具，想着只能豁出去了。如果不闹大，是不会有人帮我的。于是在他抓着摩托车头时，我直接用轮子抵在了他腿上。俩人僵持在那儿，场地的保安报了警。警察来了。他说我们是夫妻吵架，没什么大事，我马上接过话头，说我现在已经起诉离婚了，是起诉阶段，而他一直跟踪尾随我。他说自己不是骚扰，是太想儿子了。警察问孩子愿意跟谁，他说要跟妈妈。趁着警察抓了他一把的空当，我马上骑车带着孩子跑了。这是我起诉离婚后第一次跟他正面交锋。第二次见面是法院调解。在法院门口，他抓着我的手说，有事好商量，（离婚）这一步对小孩未来不好，影响他的前途。我没理他，直奔法院里。面对调解员，他不同意离婚，最后调解无果。我顿时觉得天昏地暗，怎么在法院他都能这么肆无忌惮？2021

文｜王焕熔

文｜徐爽编辑｜杜雯雯一场“比武”正在进行。有人用“环”，有人用“枪”，还有人用电刀。随着医生默念口诀，“一按二提三水平，四拉五捏六切割”，一片标记好的包皮在2秒内就被剥离了身体，像裁开一块布，平整顺滑。2023年12月的一个午后，一百多位全国割包皮技艺最高超的医生，通过比赛角逐出新一届的冠军。我申请旁观了这场长达3小时的线上医学比赛。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严肃的观看者”，我经过了主办方的层层身份审核。作为从90年代成长至今的一代，我对包皮的认知，起源于童年时期的电视广告：通常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紧簇眉头，在颇具意味的特写镜头里眺望远方，伴随着浑厚磁性的旁白——“来看xx男科医院”，随后男人双手抱臂，在一片金光里露出“重振雄风”的微笑。包皮赛场的画风显然直白许多，甚至有些单调。每位选手的名次都取决于6分钟的手术录像讲解。主刀医生的脸不会出现，只有一双双上下翻飞的手拉起缝线，在略显血腥的包皮组织间快速穿梭——当手术刀划过患者的皮肤时，痛感仿佛也穿透屏幕。对于非医疗背景的人来说，短时间内直面数量众多的男性生殖器官，的确需要一点心理准备。最开始，好奇心和羞耻感，在我心里来回拉扯，但看过几个手术视频后，很快适应了。最终，冠军被一位叫江其琦的青年医师摘得。他用几幅漫画提炼了割包皮事业的价值：大时代、小器官，小手术、大乾坤。这让他获得评委额外的青睐，认为他展示了疲惫的中国医生所稀缺的人文关怀。比赛结束后的一个月里，我先后与主办方、评委及部分参赛医生进行了访谈。我想探索的是，一个世俗意义上代表着男性尊严的器官，在医学领域如何被理解和对待。以及，在这个“谈性羞耻”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应当如何抵达科学。随着交流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割包皮远不止关于身体层面的皮肤割除问题。泛滥与误解从长辈到同龄人，我很少听到周边男性会谈及这个稍显“敏感”的话题，割包皮似乎是一种带着羞耻意味的，对身体的修正。但男科广告又无孔不入，从电线杆、短视频、课后传单，到搜索引擎的竞价广告，文案里甚至充斥着诸如“父子同行，第二根半价”这样有点幽默的促销词汇。大众缺乏对包皮手术的正确认知，在医疗界是普遍共识。与参赛医生的聊天中，我听到一个极端案例。患者老何在23岁时离家出走，直至53岁才被儿女找回来。几番盘问，老何吐露心声，年轻时每次夫妻生活他都痛得厉害，自卑难受，却不敢声张。来接诊的大夫确认老何是包茎，但切开后发觉，“里面像菜花一样”。后来确诊是阴茎癌，要切除部分器官。本是五分钟手术就能解决的问题，却以出走三十年换来悲剧。包皮相关的疾病，不仅与患者本人相关。“包皮冠军”江其琦的男科门诊里，常有患者带着伴侣一起来看病，基本都是男性包茎或包皮过长，不易清洁，“卫生条件不好，导致女性感染，两个人都需要做抗感染治疗。”包皮的常见形态而患者中最常见的误解是，想通过割包皮来提升敏感度，或者解决早泄问题。“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吧，但并非强相关。”王欣是这次大赛主持人，他担忧泛滥的男科小广告，把包皮手术和性功能强大划上等号，容易导致诊疗行为扩大化。王欣曾在广东中山市的卫生局接待医疗投诉，他发现，关于包皮手术的投诉最常见，“患者觉得花冤枉钱了”。通常，正规医院包皮手术的价格在2000-4000元不等，但不正规的机构能收费上万元。这种欺诈手法，业内俗称“拴马”：以免费割包皮为名骗人来，等患者躺上手术台，再加一堆项目。王欣见多了这些套路，点出其中关键在于，“黑医院”抓住患者对性功能的焦虑心态，连恐带吓，一步步把钱掏空，“将你身上这些肉卸完才把你放回去”。不止一位医生表达过，包皮环切器的出现，降低了手术门槛，但也成为部分人钻空子的工具。割包皮成为一门红火的生意，随之而来的操刀者却良莠不齐。“一些小作坊，今天在城西被查封了，明天换个法人又在城东开家新的。”方寸之争包皮门诊里，一个有意思的反差是，“该割的人没去割，不用割的着急割。”每年一到寒暑假，王欣所在的医院总会迎来一大批携男童而来的家长。当了二十年的医生，王欣的观察是，“包皮季”是近十年才出现的，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家长焦虑之下的产物。家长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给孩子做包皮手术？”，“为了健康，为了孩子好”，“别家孩子都做了，我们也得做”。面对新世代的包皮焦虑，专业的医生们有些无奈，“切掉容易吻合难”，小儿的包皮有一定的概率回退，大部分人不需过早干预，“除了一些极端情况”。在赛后交流中，另一位医生颇为严肃地提醒，孩子本人的同意很重要。他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包皮手术过程中充满恐惧，一度嚎啕大哭，甚至在术后留下长期的心理阴影。这位医生分享了一些“畸形时刻”：为了让孩子浸泡15分钟的消毒液，家长要做三四个小时的心理工作，最终结果可能是纸杯被一脚踢翻在地，家长烦躁加剧，甚至对医生发起脾气，医院走廊充斥着家长对孩子动手的吵闹声……一位母亲，把8岁儿子术后的包皮，与丈夫未做手术的包皮做对比后，愤然冲向医院——她主张，医生割多了。主刀的郭涛医生很苦恼，他很难说服这位母亲，什么是包皮的合理长度。市卫健委电话询问，最后郭涛拿出医学书籍，又是拍图又是配文，好不容易纠纷才被撤销。听到此处的我，却有点理解这位母亲——成长于传统社会规训下的中国女性，或许一生也没见过太多阴茎，对比项太少，又如何能知晓“正常的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例子不算稀奇。有人质疑割多了，也有人质疑割少了。医院里有家长犯嘀咕，花钱了，可割得不明显，有没有效果啊。方寸之争的讨论微妙，多一寸，磨人，少一寸，心疼。长期以来，医生群体对割包皮的审美也有东西方流派之争，西方主流强调不留一丝赘余，“要像一支铅笔一样光滑”，东方则延续含蓄美的哲学，“凡事留点余地，包括割包皮”。留一点余地也是“给未来上个保险”。“万一以后身上有外伤，包皮可以用作缺损皮肤的替代材料，”王欣解释道，“最直接的就是尿道损伤，比起人工材料，用包皮修复的性价比要高很多。”在赛场上，只拿手术刀的医生被称为手工派，他们招式灵活，讲究“量体裁衣”，善于处理刁钻部位和疑难角度。最多人使用的是环切器，又称“包皮枪”——它的形状像手枪，按下切割阀的那一瞬，会发出“咔嚓”声，似子弹上膛。像美术生构图一样，他们会画出内外基线和中轴线，探索“柱体的对称美学”。平行，定位，沿垂直方向翻扯包皮，再探一探不同皮组织的延展性和软硬度，以便调整细微之处的切割角度。有评委形容，“要把它当做艺术品来做”。一次性包皮环切器，又称“包皮枪”（图源：网络）参赛医生们有很多“微创新”。它们称不上是重大创举，但都围绕一个重点：如何让患者有更好的体验。有医生没有剔除患者周边毛发，而是在纱布上剪一个洞露出手术部位，避免新的毛发长出来时扎得难受。有人分享术后涂抹药膏的细致手法，“沿着环淡淡地涂”——这样不会让结痂堵到尿道口，影响患者术后小便。还有一位医生展示自制的“术后保护装置”，它和打包贵重易碎快递的原理类似，都是向保护套内注入空气。这样能巧妙避免伤口与衣裤摩擦，缓解术后早期疼痛和水肿。来自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李云龙评委，尤其关注这样的细节。他举例，有的护士打完针就走了，有的打完针把病人的手放回被子里，给他盖好再离开，“这样的小事能体现医者的深度，我们这种‘喜马拉雅山顶峰’的比赛，也应该是关于深度的讨论。”他用两段诙谐的话进一步阐述——“包皮手术与其它器官手术的一大差异在于，前者的问题往往是隐蔽的，做完后都塞裤子里了嘛。为什么好多人说没什么大事，因为中国人忍耐力强，经常说算了算了。”“医生如果觉得是小手术，咔咔几下子就结束了是吧？但是你这一次咔咔的，人家从20岁到80岁，60年天天小便，每天小便一次看一下。你做得这么难看，万一他哪天精神崩溃了怎么办？所以说，只有小器官，没有小手术。”唯一的县城医生在闯入决赛的15名医生里，王进良显得有些特殊。通常在医疗领域，各种手术大赛约等于全国顶尖三甲医院医生之间的厮杀，但割包皮手术大赛成为例外。“场上各位都是来自上级医院的大咖，我是唯一一位来自基层医院的医生。”王进良略带紧张地自我介绍。所谓“基层医院”，指的是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专科诊所等的总称。它们数量庞大，但在医疗资源配置上往往远低于城市三甲医院。从医二十余年，在邵阳西湖桥腹外疝专科医院工作的王进良，只做两种手术——疝气和包皮，就这样一直做到了副院长。我问他，不枯燥吗？他笑着否认：“不枯燥，我很喜欢。”王进良觉得，割包皮是为数不多的、靠个人努力就能做好的手术之一——不受制于医院的医疗资源好坏，无需大团队、进口药，用最基础的医疗器械，就能独立完成，“加上有了网络学习，我可以慢慢提高自己的技术。”在三甲医院，一名外科医生日常需要做几十种手术，割包皮通常不受欢迎。一位参赛医生说，有资历的高阶医生选择做复杂精密的“大手术”，通常和“xx癌”相关。割包皮是大家公认的“出不了什么大事的小手术”。但这可以给专科医院机遇。这里案例相对集中，给医生专攻的可能，久而久之，也涌现了和三甲医院水平不相上下的技术人员。王进良就是其中之一，每年他能做上七八百台包皮手术，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要做四十台。早在古埃及明陵墓上，已出现包皮手术的身影区别于其他参赛医生，王进良的“技术要点”是，手术前后与患者长时间、阶段性地沟通——你很难想象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会主动留联系方式给每一位患者，但王进良会这么做。他的微信好友已加满5000人，每天下班后依然需要回复病人的问询。这的确带给他一些麻烦。比如患者会重复性提问，这会儿问术后能不能吃香蕉，过会儿又问苹果可不可以吃。但王进良长于乡村，身处县城，懂得更下沉患者的难处。“大家总是默认，病人术后如果出现问题了，就算找不到原来的主治医生，也可以去附近的社区门诊，痛了就去药店买止痛药，出血了就重新包扎。但是农村不一样，农村没有这个条件，你让他们怎么办？”王进良有不少病患是从农村赶来看病的，单程就要一百多公里。“他们其实没得办法，只能求助于你。你不给微信不给电话、不及时指导他处理的话，可能就成医疗事故了。”不过比赛中，除了王进良这颗“独苗”，报名的其他四十余位基层医院医生，都在决赛前被淘汰掉了。基层医生几乎“全军覆没”，或许和他们的演讲呈现表达有关系。王进良说，他所在的专科医院，平时几乎没有拍手术视频的习惯，为了参赛，他不得不现学一些最基础的剪辑软件。而赛场上的部分选手在条件更好的医院工作，有专业的宣传科给他们提供支持。比赛举办者郭涛，点出另外一个事实：医生的手术创新需要条件支持，有想法只是第一步，得靠医院和制度的推动，才能将想法转化为产品和专利。这些创新，在三甲医院还能助力医生职称考试加分、晋升，“但基层医生没有这些”。读心术包皮手术是男科医生的一项主要业务，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男科医生，要掌握的技能绝对不止手术。男科门诊里，不乏戴着口罩和帽子，做足掩护来看病的患者，他们通常表达含蓄，话里有话。医生江其琦在问诊交流上，就逐渐练就一套“读心术”秘诀——通常人们沟通是把重要的事放前面说，但他发现，男科的病人不是，他们会隐藏自己，先说一些无关紧要的，“比如最近有点尿频啊，怀疑自己是不是前列腺炎等。你给他说明白了，他还是抓着你问东问西，最后忽然说，医生我顺便问一下哈，怎么可以更持久？”因此男科的问诊，首先要琢磨出患者“来此的真正目的”。汉语词汇博大精深，光是生殖器的替代词汇都有一堆。不过大部分时候，一句“我不行”，足矣。有时，面对患者在性取向上的难言之隐，江其琦也需要灵活机动的处理方式，“比如婚后无法和妻子进行正常的夫妻生活的，我往往要把他的亲属全部都支开，单独确认一些情况。”江其琦自制的科普漫画比起不愿直说的患者，一些人为制造的“男科疾病”让他更为困扰，他不得不面对很多“不是病的病”。采访当天，他刚接诊完一位忧心忡忡的男性，自称有收集异性私密物品的癖好。江其琦安慰他：这叫性偏好，你可以得到快乐就很好，这不是病，纯属个人喜好，只要对方不反对，没有危害到社会和他人，就不需要去纠正它。又比如早泄，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医学疾病”。医学对于射精潜伏时间标准尚有争议，但这却是男科门诊最常见的一种“病”。江其琦见过太多本身性功能没有问题的人，但仍以“不够好”为由前来问诊。“虽然不是病，但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话锋一转，江其琦开始剖析患者的处境，“我们不会区分是不是病，并非所有问题在医学课本都有涉及。时间短可能影响他的性生活质量，影响夫妻感情的和谐，影响家庭乃至社会的稳定……我还有好多患者，是因为生殖器太小而不够自信。在医学允许的前提下，我会尽可能地满足需求。”他用一句形象的对比向我进一步解释：“别的医生是有病治病，没病回家；男科医生是，我可以让你更好。”但和女性有“服美役”的压力类似，不少男性在追求“更大更强”的过程中，容易伤害自己的身体。而这和一些广告和短视频中强行制造性焦虑有关，“比如他们看到视频男主可以半小时甚至一小时，就觉得自己很弱。”在江其琦的门诊室里，提出要做增粗延长手术，或者割完包皮后又想延长的患者，不在少数。还有些人，要求进行一种名为包皮皮下埋珠的手术，意于提高性功能和体验。有一些埋珠后出现感染化脓或者包皮嵌顿的患者，埋进去的珠不仅留不住，反而导致了二次手术，“他们此前再诊求医的过程总是四处碰壁，苦不堪言，身心受到很大的创伤，常表示十分后悔。”在赛后交流的环节，评委们聊起一则轶闻。一位北京的“大人物”要割包皮，院方紧张得不行，给出几套备选方案，最终确定全麻，上吻合器。“包皮手术可以快餐式做，也可以五星级做。那对比你给乡镇医院的一个农民工割包皮，心态是不是一样的？”评委李云龙若有所思道。当这个“心态问题”被转问给其他受访医生时，每个人都遵从伦理角度回答：是的。王进良医生答完停顿了一下，随即说道：“说句实在话，有时候我们给一些有来头的人做手术，还紧张一点。毕竟普通人沟通了，你只要解决他的实际问题，他就很开心。”尴尬的男科男科医生的网络交流，常有尴尬。有时一个病例图发过来，还没点开就“看不到”了；相关课程视频，总被各平台判定为“淫秽色情”，无法分享。大多数男科医生的现实处境，也是尴尬的——他们既无法成为医院荣誉墙上的“手术明星”，也没能在收入上跃居众科室的中上层。江其琦感慨，比起那些性命攸关的病痛，大部分的男科学问更像是“锦上添花”的存在。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上，和“性”相关的事情重要性也总要往后排。作为包皮大赛举办者，郭涛分享了一个自己的“心机”：他特地为比赛设置了大众投票环节，投票是一个由头，男科医生在朋友圈里呼吁同行好友来投票的过程中，能展身手，获得掌声，让“男科”被看见。即便比赛拿到这样全国性的冠军，也无法带来“直接的好处”，比如收入和职称的增长。不过“包皮冠军”的成绩还是很快被更新到网站介绍中。和独立成科的妇科不同，在不少公立医院，男科往往只是泌尿外科的“附属品”。这导致，“男科医生如果想要评高级职称，考的却是泌尿外科的内容。”郭涛举例。江其琦医生在手术室此外，泌尿外科的绩效主要取决于手术量，这对以门诊为主的男科并不友好——不仅造成收入劣势，还和男科诊疗中“关怀患者”的理念是违背的。“病人的利益和医生的考评产生冲突，这会阻止体系中的医生成为一个好的男科医生。”在赛后交谈中，有医生表明对行业的隐忧。被忽视的还有医疗资源。采访中不止一位医生抱怨，公立医院在男科药材和器械上的引进不够重视，手术收费项目也不齐全。像达泊西汀这类提升性功能的常见药物，一些公立医院开不出来，“于是病人只能外购，但外面市场又乱。”江其琦提到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男科两块重要内容——生殖和性功能，都走不了医保报销。这让他很头疼，“生殖繁衍，关系到家庭跟社会的稳定嘛，既是个体的需求，也是社会的需求。”但他觉得，短期内要求医保覆盖报销，可能性并不大，“性功能方面的报销，五年之内无望。”原因是，医保资金池仍十分短缺，以及社会整体性观念的落后，“观念改善是一个长久的事情。”2021年，江其琦所在的福建省立医院，把男科专业从泌尿外科中单独细分出来。调系后，江其琦的“大手术”变少了，这对一个男科医生的意味着什么？他分享了一个思维上的变化，“有些医生喜欢发朋友圈，说今天做的手术有多大多难。来男科后我意识到，大和难，只是技术人员自己的评定体系，患者未必这么看。”“假如你是患者，一个医生治疗勃起功能障碍很好，另一个做肾脏肿瘤手术很好，你觉得谁更厉害？”他反问。说实话，我内心第一反应是选后者，但不好意思说出口，委婉道，“因为我是女性，我可能不太能体会到前者……”江其琦又补了一句，“那在短视频平台上，你觉得哪个医生流量更高呢？”这次我没有回答。他解释，再小的手术，对患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可能让他重拾去公共澡堂的信心，也可能帮他交上新女朋友，“除了解决病痛，男科医生更是为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体验而生的职业。”“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是采访时医生们常念叨的名言。解决男科问题，不只依靠药物和手术，来自医生的心理关怀和伴侣支持也同样重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来自医生王欣的思考。“还有一些疾病的根源，来自社会更宏大的层面。”王欣说，这一点，即使是技术顶尖的医生可能也束手无策。“比如对于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来说，他一边担心着明天会不会被裁员，一边还想今晚表现出色，这是不可能的。”（本篇不构成任何具体医学指导，如身体不适请及时就医）【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李禾编辑

“90后”华人脱口秀演员梁娇颖在国内走红，缘于一段与母亲的对话——TikTok视频采访中，她告诉母亲，自己的肤色和厚唇在美国被认为是美的。母亲表示惊讶，继而不屑地摇摇头。这迅速引发了一场有关“令人扫兴的东亚父母”的讨论，“小黑妞”和“猪嘴唇”也成为加注在梁娇颖身上的标签。

文图丨欧海编辑丨雪梨王万圣书园把开业重张定在了2023年的最后一天。这次它搬进了商场里——新店是上下两层的格局，面积更大，空间和视野也更开阔，位于三层的店面拥有一整面朝东的落地窗。万圣书园夹在两家服装店之间，大约十米之外，有一家电玩城。书店暂停营业的日子里，书商们从各地赶来支援，帮着把一架架的书打包、装车、运输，再重新上架；在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平台上，用户自发分享的图片、视频夹杂着文字，雪片般涌入信息流。一家书店搬迁为什么如此受人关注？就像莎士比亚书店之于巴黎，城市之光书店之于旧金山，在北京，万圣书园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地标，也是这座城市的公共客厅。不确定的日子里，人们来这里找寻某种答案或慰藉。书店开了30年，几度迁址，并屡屡在挑战中存活下来，且“活得还算体面”。在一切都变得速朽的年代，这几乎可以视作奇迹。告别日每年的10月31日是万圣书园最热闹的日子。一拨又一拨的作家、学者、出版人会在这天拥进书店，三三两两地凑在紧邻的醒客咖啡，或站或坐，热情交谈。书店取名“万圣”，原本没有什么深长的意味，只是浅显的巧合——老板刘苏里的生日恰逢万圣节前夜，书店也在这一天诞生。不同于往年店庆，今年10月31日是万圣书园创办30周年，也是它在成府路59号的最后一天。12月，它将搬进一公里外的购物中心。人们赶在最后一夜来告别。狭窄的过道里挤满了人，排队买书的队伍从收银台一直延伸到厕所门口。气氛并不伤感。店里挂满南瓜色纸灯笼、鬼脸和蜘蛛形状的纸拉花，温暖明亮。醒客咖啡一进门的长桌上铺着印有黑猫“平安”画像的橘色桌布，上面摆着蜡烛、蛋糕、葡萄酒和各种水果。在场的大多是熟面孔，他们天南地北地聊，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又摆出端庄的姿势，拉着刘苏里拍照。老板娘张焕萍在一旁来回走动，挨个跟刚进门的朋友打招呼、拥抱，嘴角一直没放下来。她个子不高，嗓门清脆，身穿一件大红色衬衫，配一条黑色丝绒长裙。实在累了，就倚在门口，悄悄脱下一只高跟鞋，踩在刻有“万圣书园”字样的石砖上休息。作为书店经营者，刘苏里和张焕萍早就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比起书店那只出名的黑猫“平安”——今年18岁，相当于一位80多岁的老人——夫妻俩还很年轻。每天出门前，张焕萍都会把“平安”抱在怀里，脸贴住它的额头，轻声嘱咐：“好好的，等妈妈回来”——她怕天黑回到家，“平安”就离开了。于是她一边在心里默默告别，一边又计划着，新店开业那天，要让“平安”去跟新老读者和店员们，再打个照面。创办于1993年的万圣书园有种强烈的“old

编者按：发生在河北某中学的教师强制猥亵案，随着涉事教师王双欢获刑四年六个月，本已尘埃落定。但由于王双欢的妻子坚持认为丈夫是清白的，并在社交平台频频发文，此案屡上热榜。留言区，有人相信判决是公正的，也有人直指6个声称遭猥亵的女生是“问题学生”，举报王双欢则是出于“打击报复”。关于此案，我们尽可能客观呈现各方声音。但由于女孩们均已升入高三，学业繁忙，记者尝试多次，未能取得联系。因此涉及案情的诸多细节均来自判决书和其他权威材料。文图丨李禾编辑丨雪梨王孙秋雨把班主任王双欢告了。“我来报案，我被王双欢猥亵了。”孙秋雨告诉警察——案卷材料中这样记录。随后女孩给出了时间，王双欢对她的猥亵，是从2021年10月至11月间开始的。到她2022年5月中旬报案时，猥亵已经持续了大半年。就在报案前10天左右，她还在会议室被猥亵过一次。警方介入后，认定遭遇猥亵女生包括孙秋雨在内，共有6位。案件最初发生时，6个女生都在河北衡水某知名中学的邢台校区读高一。这所分校是标准的衡水教育模式，管理严格，规定的违纪情形很多——一旦违纪，轻则面壁思过，重则停课开除。孙秋雨报案当天，就因违纪被开除。而其他5名女生也或轻或重被学校处理过，是老师口中的“问题学生”。2023年4月，王双欢因犯强制猥亵罪获刑四年六个月。9月14日，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11月上旬，王双欢从邢台转到石家庄一所监狱服刑。妻子陆敏坚信“丈夫是清白的”。多次投诉无果后，2022年6月12日，陆敏开始在社交媒体频频发文，此事也因此长期处在某网络问答社区的热榜上。围观网友们自觉站队——有人支持宁错杀，不放过，“哪怕是冤案，冤枉一个好人，和毁掉更多少男少女孰轻孰重”，且“我国司法体系比较健全，冤案发生的可能性不高”；亦有人力挺王双欢，认为女孩们是出于“打击报复”，甚至因此称教师为高危职业。陆敏准备近期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希望再审。6个女生升入高三后，孙秋雨的课业更紧张了。10月28日，她更新自己的社交平台时写道，“两百天看自己

朱令的告别仪式定在了12月24日中午12点，这是一天中相对温暖的时段。而她离开的那天恰逢冬至，有着北半球最漫长的黑夜。我们记录下了家人和朋友们与朱令告别的几个瞬间——爸爸用自己的额头贴了贴她的额头，脸上带着笑容；妈妈穿着毛衣和塑料拖鞋，在寒夜里目送女儿远去。对于朱令案，我们会继续关注。和所有关注朱令案的网友一样，我们希望终有一日看到真相，以慰朱令的短暂人生。朱令的告别仪式上，我们编辑部集体给朱令送了花圈和挽联：“朱颜逢劫，令人扼腕，当年谜案留追忆；才女香消，举世悲叹，此生命运意难平”。再见，朱令，人生中最艰难的仗你已经打过。文图丨高敏编辑丨雪梨王管子是一根根从朱令身上撤掉的，最后拿掉的是连着脖子和呼吸机的那根。她的气管自2011年切开后就没再合上，她因此没再说过话，伤口长期发炎。这是清华学妹赵婷（化名）第一次见到这根管子离开朱令的身体，“觉得她在那一刻终于得到了自由，不用再劳苦了。”告别仪式定在了12月24日中午12时，八宝山。朱令的父亲吴承之解释说，更早的时段没能排上，只好定在了12点，“也挺好的，冬天了，12点蛮暖和的。”这是一个80多人参加的小范围送别。发送邀请时，为了顺利、平静地送朱令最后一程，朱令家人特地加了一句，“恳请不要将此消息对外传播”。家人为朱令选的遗像哀乐选择了《广陵散》——1994年，朱令在北京音乐厅演奏过这首曲子。彼时，她已经中毒。遗像则是一张20岁左右时的照片。经过修复的黑白照片上，留着短发的朱令露齿笑着。原本有两张备选，另一张是头发长一些的侧脸照。最后大家选了短发这张，因为照片里的她“笑得开怀，满是青春活力”。赵婷觉得，“这张更像现在的她，笑起来脸上的肉会收起来，颧骨鼓得高高的。”最后的告别虽然早已做好准备，但最后的告别还是来得突然。12月22日一早，赵婷接到护工电话，“昨晚就说可能不行了，应该就是这一两天了。”12月21日中午，朱令出了各种状况——酸中毒，高压低到七八十上不去，体内二氧化碳含量超标，血抽不出来，脸色由红变成了红黑色……医生开始找家属谈话，“估计很快了，大概就在20-48小时之内”。22日下午，亲友们陆续赶往医院，准备做最后的告别。那天是冬至，朱令父母先招呼大家吃了饺子，是朱令最爱的茴香馅。情况真正紧张是在当天晚上八九点后。先是母亲朱明新从里屋跑出来，急着说夹在手指上的血氧仪测不出来数了。“没事，一会儿就能测出来。”一向乐观的父亲吴承之是大家的主心骨。赵婷和护工一起揉了揉朱令的手，搓热一些后，血氧仪出现了数字。九点半左右，高压突然降到40多，医生和护士赶来推了一针，升上去一些。医生说，大家可以准备跟她说说话了，然后把病房留给了亲属。

WEEKLY）是由香港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办，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编辑出版，获得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特许在中国内地发行的，以报道时事、政治、文化为主的时政类杂志。•

文丨王焕熔

文图丨高敏编辑丨雪梨王《朱令，人生五十》刊发后，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后台留言中满是对朱令的问候和祝福。这段时间，我们也对朱令保持着关注。最新消息是，她仍处在病危中，已经深度昏迷20多天，身上插了七八根管子，难以翻身和擦洗。她因此生了褥疮，眼睛也有些发炎，但“情况一切平稳”。朱令50岁生日当天，学妹赵婷（化名）去到北京五环外的疗养院，给她过了生日。赵婷和朋友们带去了一个粉色蛋糕，蛋糕中间是一个穿着纱裙跳芭蕾舞的小女孩，被一圈红色白色的小花环绕着。朋友们知道，这可能是大家陪朱令过的最后一次生日。朱令父母也肉眼可见地苍老和疲态了许多。父亲吴承之的血压高压一度升到接近200，母亲朱明新也瘦了一圈，但对于每一位来访者、每一个慰问电话，他们都保持着一贯的平静和克制，坚韧而有力量。从2023年春天开始，赵婷每周都会去探望朱令一家。她最近去得更频繁了，但病床上的朱令已经不会再像从前那样跟她互动和大笑。更多时候，是她握着朱令热乎乎的手，看着她胸脯的起伏和电子仪器上闪动的数字。赵婷觉得，那是一种生命的流动，“她还在，我们也还陪着她”。以下是赵婷的讲述。生日令令生日那天，我们几个常去看她的人，一起去给她过了个生日。她虽然处于深度昏迷，但状态平稳，各方面身体指征也还稳定，只是有了些长期卧床的并发症，比如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经常翻身和擦洗身体，因此生了褥疮，眼睛也有些发炎。昏迷后，她的眼睛和嘴巴都没有再合上，各蒙着一层纱布，定时弄点水湿润一下。大家都还是尽量让她舒服点。我们买了花和蛋糕，在她的病房里合了影。虽然令令喜欢蓝色，但我们最后还是决定买粉色蛋糕——因为觉得粉色更喜庆一些，蛋糕中间是一个穿着纱裙跳芭蕾舞的小女孩，被一圈红色白色的小花环绕着，特别漂亮。那天大家都有点儿敏感，不敢触碰她可能快要离开的现实，这或许是我们陪她过的最后一个生日，所以生日过得有点儿像告别。朱令的小学同学王晓丽切好蛋糕，先递给朱妈妈，说了句，“这是要给妈妈吃的。以后朱令令不在了，王晓丽还在。”朱妈妈接过蛋糕，说，来抱抱。俩人就抱在了一起。我和我爱人也跟他们说，以后你们还是住在疗养院好，这儿离我们近，开车随时就能过来。即使朱令走了，爸爸妈妈也不会没人管，我们什么时候都是一家人，不会因为一个人离开就走散。我们做好了过完生日就要送她离开的心理准备，但令令又一天天挺到了现在。目前她很平稳，但大家依然担心，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状况。前阵子，大家都希望她能挺到50岁生日，因为太不一样了，是里程碑式的。现在生日过完了，她还这么好，我们就觉得，只要她的生命力还在，那就坚持，也许能挺进2024年。朱令50岁的生日蛋糕因为最近的报道，又有很多人关注朱令。我很欣慰，这是公义的体现。有时候不是说一定要公安机关把人抓起来判了刑，才是实现公义，每个人心中都有公义。大家的关心和关注，实际上也实现了一种社会公义。不说别人，就是在疗养院的保安那儿，我都感受到了公义。有一天我晚上过去探望朱令，出来后，一位女保安拉着我的手腕，问朱令现在怎么样。她很关心令令，还说难道这事就没个说法吗，朱令现在这样，留下两位老人，这怎么行？对保安来说，冷冰冰地查门岗只是她的工作，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都在关注朱令，都希望她得到正义的对待。大夫和护士也很关心令令。11月29号下午，她的血氧突然降低，进行了一场抢救。第二天朱妈妈告诉我，管床的大夫待在病房里，盯了一整晚。那是一位瘦瘦小小的女大夫，大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关心和抢救她。我每次去看令令，最后都会亲亲她的脸再离开。她这次昏迷以后，我怕传染她流感病毒之类的，每次去都戴着口罩，也不敢亲脸蛋了，但偶尔还会迅速拉开口罩亲一下她的手。如果这是令令的最后一年，我很欣慰，也很感恩。这一年里我在她身边，看到了这么多爱和欢笑，我觉得她是幸福的。朱令的“福气”令令是11月18日昏迷的。是护工姐姐打电话通知的我。电话一接通，她就不停地哭，也不说话。我还以为令令已经走了，后来才说是昏迷。我和我爱人赶过去看，她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插了很多管子和输液的泵。当时我们都担心她可能挨不到50岁生日。所以这段时间，我一有空就去看她，每周两三次。12月3日去的时候，我坐在旁边朱妈妈的床上，听到她发出一些像打呼噜的声音，还有些惊喜，转头跟朱妈妈说，你听她打呼噜了。阿姨特别淡定地说，“那是该吸痰了”。随后她拿起一根细长的管子，给令令把痰吸掉，顺便也把嘴里的口水吸走，还很细心地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给她把肩膀盖好，把连接呼吸机的扣也仔细扣好。如果不能感同身受这种生命间的陪伴，可能会觉得这些动作没有意义——被子盖和不盖又有什么区别，反正她已经深度昏迷了。但她的父母依然这么爱她，在他们眼里，她和原来是一样的。护工姐姐也很爱她。她帮朱令接大小便的时候都不戴手套，因为不会嫌弃她，就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最近表现出来最难过的就是护工，令令昏迷的头几天，她哭得不行，难过到说不出话，只说“有感情了”。七年来，她24小时守在朱令身边，每年只有过年才回家一次，陪伴朱令的时间比陪自己孩子的都多。说来也有缘分，她跟令令的姐姐同岁，她妈妈跟朱妈妈同岁。她的父母已经不在世了，她说自己也没有老人要照顾了，以后要替令令尽孝，照顾两位老人。朱令46岁生日时的合影日夜照护加上担心，朱妈妈最近又瘦了一圈。令令现在特别像刚出生的小孩，得随时醒来关注她的状态。有一次我下午给朱妈妈发信息，第二天醒来收到她的回信，一看是凌晨2:02，估计又是起来照看令令。反而是护工病倒了，虽然已经多找了一个替班护工来照护，但她还是习惯了一听到动静就起来。前几天她眼睛长了麦粒肿，眼睛肿到像熊猫一样，眼眶都是黑色的。再往后引发感染，半边脸都肿了，眼睛几乎睁不开，只剩一条缝了。紧张的时刻随时可能出现。上周我去的时候，朱妈妈跟我说，疗养院周四要停电。大家都很紧张，准备了临时的发电机，也在随时调整药量来控制令令的各项身体指标，顺利度过了停电。结果两天后，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又突然停电了。护士们全部冲进令令病房，结果发现每个仪器都带有蓄电池，所以那次停电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朱妈妈说的时候还觉得很庆幸。他们就是这样，一直平静克制，但又让人觉得非常坚韧、有力量。吴爸爸则更幽默乐观一些。令令病危第二天，我和爱人看完她，叔叔送我们出来的时候，还跟我们开玩笑。他指着自己在网上买的袜子，说你看我这个袜子，14块钱10双，又送10双，结果过了几天又来了快递，打开一看，又发了20双过来，可能是电商搞错了。他说，这袜子可买好了。我们三个笑到不行。跟他们一家相处太愉快了。吴爸爸80多岁了，我父亲比他小10岁。我跟我父亲一起时，处处都要照顾他，他走路我要扶着，进门时我要蹲下给他穿鞋套。但在朱令家，都是反过来的，他们不仅凡事亲力亲为，还经常照顾我们。有时去疗养院，叔叔正在用微波炉煮饺子。煮好之后，他会先让我们吃，说，“你们坐下，孩子先吃”；夏天，他会把西瓜切得细细的，恨不得连皮都去掉，再拿个盆和擦手纸放在我们旁边，让我们先吃；有一次，我和爱人离开的时候，老人送了个西瓜给我们，并且一定要把西瓜放在轮椅上，一直推到我们的车旁边。把它放进车里，看着我们离开，他才推着轮椅回去。我想，可能是因为两位老人这么多年来照顾朱令习惯了，总觉得我们是小孩，他们是大人，小孩需要大人的帮助。这真是朱令的福气，也是上天对她的眷顾，有这么爱她的父母。“我想去爱她，去陪伴她”我从2023年春天开始，每周都去探望朱令。缘由是2022年11月，我在同学群里看到一篇祝朱令49岁生日快乐的文章。看完之后，完全无法平静。我突然意识到，她太需要帮助了，但现在最好的医疗、再多的钱，也帮不了她，就算把嫌疑人抓起来也帮不了她。我更多想到的是未来——她父母都80多岁了，有各种疾病，如果朱令先走，让她爸妈怎么活？如果爸妈先走了，朱令又怎么办？于是我想去陪伴他们。我在2005年看到过天涯热帖，知道她是中毒，并且可能有嫌疑人。但当时就是一声叹息，同情她受到了这么大伤害，丧失了青春和健康的身体。这些年我们一起从清华毕业的，有人创业成功成了商业巨头，有人做了科学家，有人从政，大多活得精彩。想到这些，我就更为朱令惋惜。我当时刚工作没多久，血气方刚的，每天在论坛和贴吧上浏览相关帖子，有时也发言。虽然我不知道真相，但就像大家说的，心中都有一杆秤。你看到了那些信息，就觉得要支持朱令。当时网上也有另一方人出来“搅浑水”，我就发帖跟他们辩驳，还收到过威胁信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孙维一家本来答应了接受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的采访，要自证清白，最后退却了，这事儿就没成。其实当时大家特别期盼他们去上节目，还有人说要给她测谎，那时候大家关注的还是具体的人和事，以及想要一个公正的裁决。我比朱令低一级，她是92级，我是93级，有时会一起上课。朱令在弹奏古琴朱令一直是学校里的焦点人物。我印象最深的，是1994年元旦，我们化学系在大礼堂办新年晚会，朱令在台上用古琴演奏了一曲《阳关三叠》。古琴的声音很特别也很安静，在我看来，远远超出了业余水准。当时她是长头发，长得也漂亮，我知道她是学校民乐团的，还是弹拨声部的声部长。对我们来说，她就是女神级别的，一点也不夸张。我在学校最后一次见她，是1995年初。我正往食堂走，门口耷拉的塑料门帘被推开，我俩擦肩而过，她戴着棒球帽，已经没有头发了。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她第一次中毒后，又回学校为考试复习，在这期间第二次中毒。回宿舍后，我还跟同屋说，今天看到朱令了。当时大家只知道她得了怪病，还有人猜测是不是做实验出了意外。身处漩涡中心的化学系其实还挺平静的，我们什么信息都不知道。哪怕是很多年后在论坛上知道朱令中毒的事，当时我也只是看客而已——一分钱没捐过，最多在网上当键盘侠，说些义愤填膺的话。这种看客式的关注其实有些居高临下，而现在，我想去爱她，去陪伴她。今年3月11日，我通过校友，加上了朱妈妈的微信。一加上，我就忍不住掉了泪。因为我发现，朱妈妈的微信头像是一只大鸟在给小鸟喂食。朱令妈妈的微信头像约好时间后，我去疗养院见朱令一家。她躺在病床上，面前摆着各种仪器，我不敢进门，因为知道她的气管是切开的，担心会让她感染。后来是朱妈妈说，“没事的，可以进”，我才时隔近30年，又一次见到朱令。尽管我在新闻里看过很多她现在的照片和视频，但亲眼看到朱令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我仍然受到了很大冲击。我特别心疼，强忍着才没让眼泪掉出来。100分的生命那天我跟她聊了很多过去的事，比如她在大礼堂表演《阳关三叠》，她都记得。她虽然智力和记忆力受损了，但其实头脑是清楚的。那之后，我每周六去探望她，一次去一小时多。每次我都会给她唱歌听，唱当年的流行歌曲。有一天我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她听了就乐。我们有共同语言，每次我去，她就一直冲我笑。原来上大学时，我以为她是高冷的性格，了解越多，才发现她其实“矮热”（矮小精干、热情洋溢的缩略语）。用朱妈妈的话说，“令令太单纯了。在学校的时候，就没心没肺的。随老吴头（指吴承之），什么事都特乐观，总看不到阴暗，对所有人好像都没防备，就是一二百五。”说完，朱妈妈还扭过头去跟吴爸爸说，“哎，我看她俩（指我和令令）性格挺像的。”我说那我不也成二百五了。那一天我们都因为这个“二百五”不停地乐，包括令令。她的笑容是我最爱她的地方，每次笑起来，颧骨上的肉就会高高鼓起，很可爱，也很治愈。我以为她一直是这么笑的，后来才知道，平时她有很长时间都是在睡觉。有时康复师给她做康复，她都会睡得沉沉的，怎么叫都叫不醒。更早以前，她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会发怒，会生气。但我去的这大半年，她都很开心，我们总是从头笑到尾。令令还很聪明。有一次，我讲当年做化学实验的笑话，说我总是丢三落四，有一次老师给每人发了个气球，要套在实验仪器上，用来收集反应产生的有毒气体。结果实验做完了，我发现桌上有个没用过的气球。我本来想抖个包袱，意思是毒气跑出来且我已经被毒到了。包袱还没抖完，在场的朱令爸妈，还有我爱人，都还没笑，但朱令笑了。虽然发不出声音，但她笑得前仰后合——她听懂了，不愧是当年化学系学霸。她的生命力也很顽强。我看过她去外骨骼机器人上练习走路的场景。需要先由护工抱她站起来，站稳后，她抬脚站上一个转盘，两只脚都站上去后，大家要扶着她把转盘转到她背对着机器的位置，然后将她的身体绑好。这中间，她的脚要使劲蹬住，用全身发力往前顶屁股，直到站起来。她的腿那么细，整个过程都在拼尽全力。她运动时，我看到的是生命之美。以前的朱令我原来是一种功利的、居高临下的心态去同情她，因为我能走、能说话、能工作，她都不能。不只是我，网络上也会有这样的声音，说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自己那么痛苦，好像还给父母造成了负担，不如解脱。如果不认识她或者没有情感的连接，我相信很多人会为这个生命感到惋惜，惋惜的前提是觉得这个生命没有价值了，或者本来人的生命值100分，但因为她生病了，好像只值50分，是不及格的。但我现在觉得，她的生命是100分，甚至120分，因为在这么有限的条件下，她活得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极限。这次她刚昏迷的时候，有一次，我正在上着班，突然很想她，就利用午休时间去了趟疗养院。我让爸爸妈妈和护工姐姐都出去吃饭，我一个人留下来陪她。我拉着她的手，一起听钢琴曲。那天中午天气很好，阳光照进来洒在她的脸上、身上，我看着她的胸脯一起一伏，旁边各种电子仪器上闪动着数字，输液管里滴下来的液体，还有满满的尿袋，她的手还是和之前一样，热乎乎的。那个时刻很特别。我感到了生命的运转和循环，只要生命这台精妙的机器还在运转，它就是有力量的。她的生命有自己的价值，就像花园里的花——每朵都不一样，有的开得很大，漂亮又娇艳，有的是很小的花，但同样也是美丽的生命。【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文图丨史东旭编辑丨雪梨王天气转凉后，丛培新和老伴动身去海南了——和东北的很多“候鸟老人”一样，他们会在每年供暖季前后赶往温暖湿润的南方“猫冬”（东北方言，指躲避冬天），享受那里的碧海蓝天和阳光沙滩。和丛培新一起进入猫冬模式的，还有他的纸花店。所谓纸花店，说白了，就是殡葬用品店，主营业务是刻墓碑。小镇不大，如今只剩了两个刻墓碑的人，其中包括丛培新，这个68岁的老人在镇上刻了30年墓碑。他皮肤黢黑，饼大的圆脸上遍布深深浅浅的老年斑。身上的衣服略有些紧，也便愈发凸显出他的啤酒肚。“原来镇上住的人可多，现在房子几乎都空着。”丛培新说起话来慢慢悠悠，少了点儿东北人自带的幽默和松弛。这些年镇上的人少了，纸花店也落寞起来——破旧的房上立着斑驳的牌匾，唯一新的东西，是不断送来又拉走的石材与墓碑。他的店就开在自家平房里，丛培新这代人习惯住平房，“穿着鞋就能随便进屋、有痰直接往地上一吐”。他觉得，东北农村的平房再破再旧，只要有“人气儿”，都能住人，就怕空着，空个几年，房子就完了。丛培新担心小镇的未来像平房那样越来越空。镇上，昔日的荣光与如今的破败俱在——一个“白酒瓶”形状的废弃建筑物伫立在流经小镇的河边，曾经作为小镇骄傲的酒厂大门紧闭；百货大楼闲置了，牌子上写着它建成于1979年，这个购物中心仅有的功能是作为几班公交车的起始站和终点站；原本的中学因为生源减少，索性把小学和初中并到一起上课；沿街的食杂店关门了，原来的招牌还没撤，招租信息更是无人问津。如今镇上只开着些餐馆、食杂店、旅店和快递接收点，满足着人们的基本需求。要是有更高需求的话，大可以买一张5块钱的公交车票坐到市区。自行车是丛培新的主要交通工具一个无法回避和必须接受的事实是：人的离开。丛培新也一样。这个即将到来的冬天，会是他在海南度过的第4个冬天。离开时总没有太多感觉，可冬天一过，他的“心就活了，想回家，恨不得立马到才好”。这些年外头总会说起这里的人口流失，这些丛培新都认，也都看在眼里。可作为刻墓碑的人，他发现了一件只有他能发现的事情——那些或短暂迁徙或定居外地的人，最终大多会选择把骨灰带回这片黑土地安葬。“外头再好，也没家里好。”一提这事，丛培新就这么念叨。在丛培新动身去南方猫冬之前，我们找到了他。和他聊了聊这三十年里，他看到的迁徙、死亡，以及最后的叶落归根。以下是他的口述：墓碑无人认领我刻了那么多年墓碑，很少有刻完没人要的。多数时候，墓碑刻好之后，会被直接拉去墓地，一两天就能给立上。但干这行时间长了，啥事都能碰着——疫情那几年，有一块墓碑，在我店里放了得有一年多吧，之后花钱刻墓碑的人才来领。石头这玩意儿不怕风吹雨淋，反正放在外面也不会坏掉，我就一直把它在窗户下面放着，不碍事。那块碑看上去也没啥特别的，规规矩矩，石材是芝麻白的，刻着逝者的籍贯、名字以及立下墓碑的时间——2021年8月7日。逝者名字前只有一个“故”字，不认识的人即使看到这块碑，也很难判断出立碑人与逝者的关系。它其实是一个中年女人给死去的丈夫刻的。男人生前和妻子一样，都是镇上的环卫工人。丈夫过世后，女人也离开了镇子，一个人去了北京打工。她本来没打算给丈夫刻墓碑。说实话，刻碑也不是啥非做不可的事，但时间长了，如果没块碑立着，找墓地可就难了。地形以及周边景物发生变化，有可能找不到葬在哪儿。尤其是以前土葬，给亲人烧错纸、迁错坟，挖了别人家尸骨也是有发生过的。这个女人就是这么想的，她怕过几年回来，找不到丈夫的墓地。但她当时已经不在镇上了，就托朋友找到我店里，给她的丈夫订了一块墓碑。钱交了，立碑时间也刻上了，可因为疫情，她人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她给我打过电话，说自己挺惦记这事的——墓碑迟迟立不上，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没有完成的心事。她嘱咐我帮她好好看着。我从电话里判断，他们夫妻感情应该挺好。去年9月底，女人为了给丈夫立碑，专门回到镇上。我瞅着她挺眼熟，以前在镇上肯定都见过。取走墓碑的当天，我帮她雇了几个人运碑，并帮忙把碑立起来。这几年，不断有人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小镇，近的去了市里，远的出了东北。虽然我没跟这个女人唠太多，但能感觉出来，她多半是不会再回到镇上生活了。要是没块墓碑，单靠人的记性，几年后能不能找到她丈夫的墓地，都很难说。这种妻子为丈夫立碑其实是少数。立墓碑的人中，还是子女为父母，或晚辈为长辈立碑的人最多。多数子女会选择双亲都过世后立碑，墓碑上也大多会写着“慈父”“慈母”这样的称谓。很多年轻人对处理后事的习俗不知道也不了解，有的人也不信那些，我就会告诉他们一些注意事项，别犯忌讳。听不听，那就是人家的事了。年代不同了，很多老规矩没那么多说道了。以前哪有提前给自己刻墓碑、办葬礼的，现在这事一点儿也不奇怪。老人们总想着，别给子女添麻烦，巴不得自己的后事自己提前办了。你想啊，有心的子女在你过世后能给你刻块碑，那些不孝顺的，谁还管你。所以那些心里惦记着得有块碑的老人，就自己花钱张罗，自己选样式，这跟提前买好寿衣寿材备着一回事，关键都得是自己喜欢的。我前段时间也是，我姑娘从外地回来待了十几天，我就把现在住的这个平房过户给了她。早晚都是她的，趁着现在能动弹，就都办了。丛培新店外堆放着的墓碑石材刻碑跟别的行业不一样，东北人再愿意唠嗑，做我们这行的也不能啥都问，所以多数时候就是买家和卖家的关系——人家把设计好的样子告诉我，双方谈妥了，交了定金，我就开始刻碑，很少会打听对方家里的情况。可刻墓碑时间长了，也免不了听说一些家长里短，观察到一些蛛丝马迹。总结下来就是，那些子女多的人家，矛盾就多。我店里到现在都有一块没人领走的墓碑。因为那家几个子女不和，彼此之间有矛盾，刻墓碑要花钱，立碑也得花，雇车拉墓碑、找人砌墓碑、烧纸修坟等等，这些都下来得花不少钱。子女们谁都不想牵头，牵头就得多花钱，所以一拖再拖，始终没人来取走刻好的墓碑。“就像翻看人生一样”学刻墓碑之前，我做过很多事情，种地、伐木，也打过工，学过阴阳先生，后来误打误撞进入了这行，没想到后半生都在做这件事。刚入行时，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那会儿，怎么都刻不好，我就找一些老师傅们请教。当时镇上会刻墓碑的人多，他们也愿意教我，刻坏了不少废碑之后，我的手艺就慢慢好了，主动上门找我刻碑的人也就多了。刻墓碑这活儿咋说呢，就是殡葬行业里的一环，是一个好人不想做，孬人做不了的活儿。干起来确实埋汰（东北方言，脏），整得浑身都是粉尘，有的人还忌讳。以前就更是了，我们这种店很多人路过都不愿意往里多看一眼。但我就是靠这门手艺养活了一家四口人。我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当然，他们也不愿意跟着我学这个手艺活儿，我也不想让他们干，没发展，赚不了啥大钱。以前，往墓碑上刻字得用锤子、凿子，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地一点点刻。现在有角磨机方便多了，也快多了，省劲儿，女的也都能刻，不算啥体力活。我基本上一块墓碑连写带刻，40分钟就能好，除非是人家要求还得在墓碑后面写逝者生平那种。刻好后一点一点刷上油漆，等油漆晾干了，墓碑也就完工了。农村都有闰月年不刻墓碑的说法，所以有些年份刻墓碑的人相对会少一些。但基本上一年算下来也要刻上七八十块。我曾经最高的纪录，一年刻了150多块。

文图丨黄启发编辑丨杜雯雯一天运营结束，湖南双峰县4条公交线路的司机们在傍晚收车。黄绿色的1元纸币被工作人员从投币箱里悉数掏出，堆放在泛着深褐色油光的长条桌上。公交公司的总经理朱清吉负责清点。他展开现金上的褶皱，每码完一沓，就在当天的营收栏里写下对应金额：10月17日，收入最高的是1路车，147元。3路车惨淡至个位数，8元。参与经营的20辆车一天总收入1492元。这样的经营状况已经持续两三年。朱清吉翻看近一周的营收记录：单日大多不超过2000元。除了周五，学生放学带来的小波峰，最高3897元——但这都不够支付20多位司机人均180元一天的工资。56岁的朱清吉用“窝囊”形容自身处境，不过他和同事们用另一种方式夺取了外界关注。就在两个月前，双峰县和森城市公交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森公司”），公开发布了停运通告。理由是，因巨额亏损无力支撑运营。红底白字的通告贴在20几辆公交车的前门旁，随车穿梭于县城街道。9月19日，和森公司贴出的停运公告和森公司的停运风波并非孤例。在过去几年大范围的补贴刺激下，隐身于热潮背后的公交行业衰颓信号被暂时遮蔽。2019年之后，中央财政对新能源公交车停止补贴，和森公司陷入“政策性巨额亏损”。近段时间以来，包括湖南衡山、湖南耒阳、河南郸城在内的公交公司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停运事件。骤减的客流与收入之下，交织着补贴政策中断、出行方式多样化和疫情冲击等复杂原因。就在9月停运通告发布的当天，双峰县政府介入沟通，承诺补贴。在没有地铁的双峰，公交车承担着大部分老人和学生的公共出行。实际上，双峰县的公交车没有真正停运过一天。但朱清吉和同事们对县城民营公交的未来不再抱有期待。他们无法靠自身摆脱运营困境，把唯一的希望，都寄托于政府收购接手。经营惨淡的窘境工作日下午4点，下着小雨，距下一班公交发车还有几分钟，司机陈元趴在方向盘上刷短视频。他没有等来一位乘客，车门关闭，车子吱吱呀呀驶进复兴街——20多年前，双峰刚出现公交车时，就载着满满当当的乘客奔走于县城这条最繁华的主干道。两侧门面招牌林立，背后的老房有些年头了，有的只有正面贴瓷砖，侧面裸露着红色砖墙。车继续往前开，围着绿色网布的在建楼房，曾是有五六十年历史的农贸市场。陈元的家就在这条街上，他从小在这儿长大，对沿途一切再熟悉不过，“这条路几十年都是一样的”。2008年前后，他从广东清远开出租车回来后，把家里的祖宅翻修成一栋白色的5层小楼。现在，一层的铺面租金也从每年15万元降到了8万。下午5点，车上的乘客慢慢多了起来，大多是免票的老人。如果是周五或周日，车上则以学生为主。但在县城三所学校集中所在的路口，公交车却因道路狭窄无法抵达。每次放学时，来接孩子的私家车把此处堵得水泄不通。城中路上的汇丰步行街是双峰曾经的地标，也是县城第一条步行街，它于2015年开业，如今大多数店铺关门。一家正在清仓的女装店店主说，地下商业街开业后，许多商户搬了过去。地下商业街是现在县城里年轻人最爱扎堆的地方之一。但这些热闹和陈元无关，他和这里的交集，是商业街修建的两三年间，曾阻断了客流最大的1路车线路。复兴街街景县城里开公交车的麻烦不止这些。1路车的终点站在一家机械厂的院子前，没有别的场地，只能进入厂内掉头折返。有时厂门中央会放一块大石头，要紧贴着才能出入。机械厂的人也抱怨连连，嫌他们把地面压得坑坑洼洼。陈元有些不服，“这个地方要倒闭了，还不让我们进。”县城里公交的规划也不算太完善。有的相邻两站间隔大约一两百米，公交站牌低矮而不起眼地竖在路边，有的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前方就是斑马线。还有一些站牌前画了停车位，同时竖着禁停标志。公交车常常一路疾驰而过，乘客下车要提前告知，拦车不停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位老太太在距汇丰步行街不远的站牌前等车。她腿脚不便，要去农贸市场买菜，地方不算远，终于有一辆来车，她招手却没停下。对司机陈元来说，他的生活时钟由发班表决定，除了中午吃饭、休息和车辆补电，几乎所有时间都在车上度过。每天，他会在单程5公里的1路车程中折返13次。陈元觉得，自从中央财政对电动公交车的补贴中断后，加上客流减少，赚钱越来越难了。回不去的顶峰和现在双峰的景象不同，和森公司成立的2007年，正是县城经济蓬勃的时期。陈元大约在2010年加入和森公司。和他的同事们一样，大多数公交驾驶员的职业生涯是从货车和出租车开始，往往也有在外打拼的经历。“以前开车过瘾啊。”陈元说，那时载客像在工地上拉土，一车接一车，1个人收费1元，一天能跑出七八百，春运时一天收入能达到1000多元，每天都有载不完的人，每趟车间隔不超过5分钟。在人们还习惯上街购物的年代，周边乡镇的乘客也是主要客源。他们前脚从客运站下车，后脚就坐上公交车，前往县城各个角落。曾在复兴街上做过十多年服装生意的黄丽说，那会儿店面一年房租几十万，房东也强势，交不上租金立马就得搬走，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彼时，双峰县城的商户生意红火，顾客出手大方，当地人调侃那个时期，“说这里的消费像香港。”一种说法是，那时的高消费和双峰县曾盛极一时的诈骗犯罪有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双峰开始盛行做假证，之后演变为更高级的短信诈骗、PS诈骗。朱清吉在90年代下岗失业后，曾找到深圳的同学想寻一份工作，去了之后发现是做诈骗。他拒绝了。不到一个月，他的同学被警方抓捕。从2009年开始，被外界称为“电信诈骗之乡”的双峰县，被公安部四次点名批评。2015年，双峰县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整治的地区之一，要求限期改变面貌。车上乘客多是老年人与学生也是同年，城市公交开始迎来改革性的政策转变。2015年5月，三部委联合发布新能源车补贴的通知。最核心的信息是，2015年至2019年，相关新能源汽车推广目录中，纯电动公交车在完成一年相应运营里程后，根据车型及车长，可获每车每年4万到8万元不等的补贴。至于2019年之后如何，上述通知中称，2020年后再综合考虑产业发展、成本变化以及优惠电价等因素调整运营补助政策。双峰县的纯电动公交车迟到了两年。其间，和森公司有了亏损的苗头，原因是车况差、保险费用高、客流量下滑——但在补贴政策热潮下的2017年，和森公司的股东们依旧对公交车的未来充满期待。也在那几年，双峰当地出台了利好公交车的政策。双峰县政府开始提供针对免费乘客群体的补贴，票价涨为2元。“当时想，这下肯定生意会越来越好，发展趋势是这样。”朱清吉所讲的趋势是，随着县城繁荣起来的房地产市场，城区面积越来越大，乡镇居民带着子女到城里住也成为潮流，且县城也不像大城市会有地铁的冲击。在当时的双峰，作为县城唯一的公交公司，众人闻风投资。朱清吉说，买股份、买车的价格被炒到100多万，“但到后面价格太高，就有价无市了。”为购买电车，和森公司需要向政府一次性交付1280万。公司26名股东，平均一个股东交49.2万元。这些股东背后还有更多的间接持股者，朱清吉估计，所有股东加起来可能有上百人，“大家一块集资，我们承诺给他们利息。当时有强制性的味道，哪怕去借高利贷也要把钱交起来。”2019年，中央对新能源公交车的补贴来到《通知》中的最后一年，和森公司的经营状况也达到换车后的顶峰，全年客流有200多万人次，一天总收入能达到1万多元。这一收入恰能覆盖成本，朱清吉说，运营二十六七台纯电动公交车一天的成本要1万多元，驾驶员的工资占一半，还包括1500元左右的电费、轮胎磨损和管理人员工资等。那时，认真看过《通知》的朱清吉认为，补贴在2019年后还会继续发下去。补贴刺激之下，被忽视的趋势疫情来了。在人人被要求保持社交距离的时期，临时在岗亭负责调度的彭新强，切实感受到了行业危机，“规定间隔1.5米，8米长的公交车能坐多少人，谁敢坐公交？”彭新强说，疫情期间副县长来检查，有人乘车没有口罩，建议公司免费发放，由政府补贴，“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了，过了关。领导调走了，3万块钱没有了。”那几年，乘坐公共交通不被提倡，出行的实际需求使得县城居民转而寻求替代方案，根据自身情况购入私家车、摩托车和电动车。2020年，双峰街头也开始出现共享电动车，15分钟内起步价2元，几乎每个十字路口都有摆放。如今，奔驰在双峰县城街头的公交车，一趟车两三位乘客已是常态。实际上不仅是双峰县，隐藏在中国城市公交背后的运营衰落趋势早已悄然发生。

文图丨南希编辑丨杜雯雯粉碎机开动了。无论是十公分厚的琉璃相册，还是一米多高的油画墙纸，都被一寸寸吞进机器开口。两侧密布的钢刀片缓缓向中间旋转、挤压，发出咔嚓的破裂声。最终，被碾压成手掌大小的碎片从传送带运出。这些残渣之后会被集中压缩，送到电厂经受1000度的高温熔解——灰尘，是它们最终的物质形态。戴着银框眼镜的刘玮，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过去7个月，他和这台粉碎机，一起见证了300多段亲密关系的终结。他没时间去细看每张照片上的表情，只埋头清点数量，“一家一家来。”等待他处理的，还有五十多张尺寸不一、材质各异的结婚照。照片上的人脸都被喷涂了刺鼻的黑漆。漆未全干，顺着照片往下流，在相依的新人中间淌出一道印痕。有人会把和伴侣从毕业、结婚、怀孕以来的所有照片都打包寄来。从婚纱影楼直接发来全新未拆封的照片也不是新鲜事。刚分手的情侣在冲动之下，想直接用最短时间抹掉一段感情历史的记录。男方对刘玮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要快。也有头一天火急火燎寄出照片，第二天就要求寄回的反悔之人。每一张婚纱照都会被喷上涂漆，覆盖人脸那些想要和过去的情感生活彻底切割的顾客各怀心事。隔着几千公里，会有人把刘玮当成“情感树洞”，倾诉困境。也有永远只回复两三个字，但是给钱爽快的。刘玮从不多问，也不去劝对方。他把销毁婚纱照的视频传到网上，被评论里的一些人追着骂“真是什么钱都挣，缺德”。他倒不在意，觉得自己只是负责让隐私物品安全地彻底消失。刘玮觉得，自己和民政局里给结婚证戳章的人没什么区别。对他来说，那些曾经代表无价感情的照片，只是一堆等待销毁、有去无回的废弃品。以下是他的讲述：全都不想要了这大半年来，我前后处理了300多套离异夫妻的结婚照。感觉自己跟民政局里给人结婚证戳章的人一样，习以为常了。有的照片一看就有些年头了。铜版纸的照片，边角发黄，人像褪色。最彻底的一个，干脆连婚纱婚鞋、浴巾被子，甚至记录礼钱的账本都打包发来。一家内蒙古的婚纱影楼直接寄来整套全新的，没拆封过。听说，照片主人拍完甚至都没把它领回家。还有个女孩挺着大肚子，两口子一起拍的艺术照——好像只要跟对方沾边儿的，全部都不想要了。除了西藏、海南和港澳台，全国大多数省份都覆盖了。第一个是从福建寄来的，客户聊了二十分钟就下单了。最远的一个咨询，是宣威那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婚纱照的大小都不一样，大部分是那种婚纱摄影店里拍的，整片的大红色喜庆背景，带点金黄色麦穗之类的，也有看不出地名的草原和海滩边。动作也都常见，两个人搂着对方的脖子，或者牵着一根红线对视，要不然就是看向镜头手指比心。照片上的人都笑得开开心心。复杂一点的单子，一套就有二三十件。相框材质花样百出，仿水晶、玻璃、木材、金属，什么样儿的都有。最重的一单是从云南寄过来的，光物流费就花了两百多块，八十几斤重，得两个人一起拆封搬运。我算了下，来询问销毁的人得有两千多个了，七成都是女性。真正寄来照片的，还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主。我不大会主动去打听他们的事儿，除非他们自己说几句，但大多数男的不会说太多。也有主动开口聊的。三周前的一个深夜，一名女士来咨询，说她和前夫分手好几年了，对方也再婚生子了，双方仍是朋友。第二任丈夫因病去世后，她又快要第三次成家了，不想再带着旧照片，直接丢掉又有些于心不忍——我倒是能理解她，既然都离婚了，以前的结婚照留着还有什么用，下一任看到还得解释，是吧。有的寄信人会把地址上的名字打上两把叉。还有那种要求快速销毁的，别的都不讲究，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快。但偶尔也有寄过来之后反悔的。有个周三下午，一个河北的男孩联系我，说照片必须得当天从保定寄走，第二天就销毁处理，着急得很。就算周四下午收到，我们也早就下班了，回他周五上午处理吧，他说行。等到了周四下午快递员刚送到，他又火急火燎来问，我还以为又来催了，结果他让赶紧给寄回去。他只发来一句话，我就懂了。“媳妇儿回来了。”被销毁的婚纱照，在公司的所有业务里“九牛一毛”很多人做不出最后的决定。虽然有销毁需求，但或许是时机还没到，心里还没过去这个坎儿。我打算，以后针对心里有犹豫的客户，干脆弄一个寄存服务，给大家考虑后悔的时间。寄过来先放密码箱里保存，如果过段时间两人破镜重圆了，我就给寄回去，不是省得再拍了吗？其实除了结婚照，我也会收到千奇百怪要求销毁的私人物品。有宠物去世了，主人寄来笼子和猫爬桩。马鞭、马掌也收到过，以前都没见过。还有个小女孩一次性寄来五个笔记本，全用胶带牢牢缠好了。无论对方是谁，我跟所有人说的最后一句话都是：您千万考虑好，到这儿就是有去无回。结婚照这东西啊，拍的时候都是轰轰烈烈的，价格从几万到十几万都有。到我这儿，一百多块钱，所有的心血、金钱，这一段感情历史的记录，都抹除掉了。安全地彻底消失总有人会问，为什么要通过粉碎的方式来销毁结婚照？可能有些人不了解，现在结婚照的材质大多是亚克力的，火点不燃啊，烧它只会一个劲儿冒黑烟。我收到过一幅钉在墙上的大玻璃挂画，三十多公斤。这材质没法直接进粉碎机，得用锤子把照片砸成碎片，再送到电厂。玻璃需要人工分拣，熔解的价格比别的材质更高一些。还有，太大张的人物照片扔外面的垃圾桶，容易暴露个人隐私。隐私，是客户最关心的事情。从全国寄来的照片快递，会集中放在工厂的接收室里，等我到了再开箱。通常我先给他们发视频，确认照片数量，对照片上的人脸、文身等关键部位进行喷漆。要让对方不愿露出的部位被完全遮挡。面部喷漆覆盖要全面，不能露出额头和发丝，也不能遗漏五官边角。确认完就收费，照片也同步被送进粉碎机——粉碎的过程也要发视频给对方，有的只需要收到销毁视频即可，要求更高的人，还会通过工厂的监控室来全程观看。有的结婚照在销毁时，很巧地卡进机器的缝儿里了，得靠我们的工作人员使劲儿往下摁着，才能进粉碎机碾碎。人像直立蹦跶着，就像人在那海里挣扎着想活似的。当然，碾碎后的残渣也要足够小，绝对不允许上面还残留可被识别的脸部印记。等到所有照片被搅成残渣碎片，剩下的步骤就等着统一送电厂，在1000多度的高温熔解下发电。不知道客户们看到视频，是不是都是开心的，松了一口气？也许也会有伤感和五味杂陈吧。称重算钱，三十斤到八十斤不等做销毁公司，需要涉密资质、场地和厂房、环评资质、废弃物资质、运输车辆，下游对接的电厂等等一个环节都不能少。最关键的，就是让客户寄来的东西最安全地彻彻底底消失。有一次我们喷漆漏了一个人脸，正好出现在一块碎片上，就被网友截图，说碎得太大块了，后来我们变得更小心了。人员、电力、运输、设备磨损，这些都需要成本。如果单单靠这些婚纱照的订单，是不挣钱的。我做这生意前半年时间都没有起色，加起来不到20单——很多人甚至没听说过这项服务。后来知道的人多了，每天能有10单左右，终于开始自负盈亏了。销毁的订单价格，从最早的199元返80运费补贴，到现在按照重量来，3公斤到25公斤，对应59元到219元不等。平均一单收费100来块。11月初，咨询订单最高达到80多单。最忙的时候，除了半夜两点到早上五点没有咨询，手机消息通知里全是加我好友的人。最近咨询的人少了点，每天不到10个。这行就是这样，猫一天狗一天的。我也想过赠送一些“创新服务“。比如哪个客户有什么想说的话，我们可以在销毁的过程中帮着念出来，跟读悼词似的，有个告别仪式感。不过，最终也没有哪位客户选择这项服务。没有很高的离婚率，就没有这个业务10月前后，我把销毁结婚照的视频发到网上，收到非常两极化的评论。夸这是新赛道、新商机的人不少，有的直接来要地址咨询服务，还有加代理的。负面评论就更多了，挖苦、嘲讽、看笑话的，什么都有。有人会在评论里直接骂，你们真是什么钱都挣，缺德。我今年已经41岁了，之前也做过别的生意。其实我做结婚照的销毁也是偶然。我的一个好朋友之前是面向企业做销毁服务的，销毁的都是专业物品，什么汽车配件公司的瑕疵品、金融行业的文件档案、大型商超的过期食品，还有过期的复学防疫包等等。今年春节，我们聊到个人隐私物品销毁，觉得也许是个机会，但这块生意没有那么好做，目前在国内也比较少。一是现在大家销毁隐私物品的意识还没建立起来，二是个人的物品数量规模小、不那么挣钱。刚好今年一个90后的员工离婚了，和父母住在一起，他想找新对象，但是之前的结婚照不知道该咋处理。本来想烧掉，但河北农村一到秋冬禁止焚烧。他们村里就因为有人烧了秸秆，镇里的环保负责人被免职了，村民还被带走行政拘留，压根儿不敢乱烧。随便扔了吧，又太显眼，担心邻居说闲话。我们拿那个员工的结婚照做了粉碎实验。开箱、喷漆、粉碎、发视频在网上推广，慢慢有人知道了。但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如果现在没有很高的离婚率，压根儿就没有我这个业务，我还给工厂里那台结婚照粉碎机取了个外号，叫“爱海捐躯客”。正在被销毁中的照片我结婚六年了，和媳妇儿从来没有拍过婚纱照，以后也不会拍。生活这么多年来，平平淡淡却也很稳定。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经历离婚、出轨的，对婚姻这些事情早就看淡了。就是得包容。让我意外的是，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网上看到了我在做的事儿，把自己的结婚照寄过来了。我们2006年毕业，他2007年结婚，很快就离婚了，据说结婚照一直放在家里吃灰。我们关系不错，销毁的时候我都没给他喷漆，就这样通着视频电话，让他全程看了粉碎的过程。这段时间以来，最触动我的是一个伴侣去世的客户。我不知道对方的性别，ta就跟我说，照片上的人不在了，单人照留下了，合影寄过来销毁。按北方的风俗来说，人去世了要把个人物品也一起烧毁，但合照没法烧，留在家里又睹物思人。对方比我大不了几岁，也许是物伤其类。这几年，我也陆陆续续经历了几个朋友的去世，就会让我联想到，我们中年人也进入这个阶段了。想到《茶馆》里的那句台词：明天还不定是风是雨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客户我只需要五到十分钟就聊完了。有的人会当下就立刻下单，也有人问完地址之后就陷入沉默，一两个月之后才真正把照片寄过来。后续如果客户没有再来问，我也不会再跟进了。不想去促销这事儿，不用劝。我知道，如果不在我这儿花这100多块钱，说明这事还有得圆，有得回，但如果他花了这份钱，可能有些关系就完了。我不想做恶人。【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文图丨王焕熔

朱令病危。在我们原本打算为她送上50岁生日祝福的前几天，得到这个消息。11月18日，她的脑瘤发作，颅压过高，瞳孔放大，高烧至39度，陷入重度昏迷。家人称“已经做好了准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希望她能撑到11月24日，过完她的50岁生日。朱令案是我们多年来持续关注并报道的案件。她此前的很多次生日，我们也曾送上过祝福。为什么朱令值得关注，借用她的清华校友张黎利的话说，“因为它触动了太多人的良知。只要朱令活着，我们每年还能祝她生日快乐，就非常有意义。”我们祝愿朱令挺过这次危机，而不管她能否挺过，朱令案也始终值得关注。我们从未遗忘，也不会遗忘。文图丨高敏编辑丨雪梨王“令令现在很危险”，电话那端，朱令父亲吴承之声音疲惫。脑瘤终究还是将朱令带到了悬崖边上。11月16日，她脱离了呼吸机，卧床近两个月后第一次可以喝水，还喝了半杯她喜欢的酸奶。第二天晚上，她突然出了一身汗，紧接着血压升高，18日开始，高烧到了39度，陷入深度昏迷。此后几天，她身上插着4个泵，3根输液管，努力维系生命。实际上，早在几个月前查出脑瘤后，朱令就被宣判，“可能活不过10月了”。可她挺进了11月。这段时间，她终日躺在病床上，身上插两根管子，一根连着鼻子和营养液，一根连着呼吸机和脖子——2011年，她的气管被切开后，就没再合上，氧气通过气管，直达肺部。北方的秋冬干燥，她的嘴唇有些干裂脱皮。每隔一两个小时，护工会用镊子夹着棉花蘸上纯净水，朝她嘴里挤几滴，好润润嗓子。实在不行，就再往嘴巴上抹点香油，免得裂开。医生禁止她吃饭喝水，只能用这种方法让她舒服一点。慢慢爬上两鬓的白发，意味着朱令正一步步迈入老年。她的眼睛已近全盲，像是蒙了一层薄雾；气管切开后，喉咙也无法再发出声音。日常起居主要由父亲吴承之和母亲朱明新照顾。卧床的时候，朱令手里也捏着握力球锻炼朱令案为何值得关注我是在2013年复旦投毒案后开始关注“朱令”这个名字的。散落在网络上的信息大致可以拼凑出以下内容：朱令，原本在清华大学化学系读大三，1994年和1995年先后两次被投重金属元素铊，毒素侵入她的大脑、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造成终身残疾，嗓子再没法发出声音，智力也退化到了孩童阶段。彼时朱令案已结案，但真凶并未落网，被列为中国几大悬案之一。朱令成了一个符号，每隔几年会再度出现在舆论场，网友们抱着极大好奇和愤怒追讨真相，也试图帮助朱令。每年的11月24日，都有人记得她，祝她生日快乐。我好奇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那么多人关注朱令，在无能为力的事实面前，这些投向朱令的目光意味着什么。为了找到答案，秋末冬初的这段时间，我几次走进位于北京六环外的疗养院探访朱令和她的家人。我到的那天，朱令意识到房间里来了生人，努力将面部肌肉向上拢到颧骨处，像是在微笑。“令令跟你打招呼呢”，顺着护工的目光，能隐约看到她的左手稍稍抬起，微微晃动，食指上的血氧夹也跟着轻轻晃了两下。秋日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斜着照进来，落在她被加热过的石蜡包裹着的双腿上。因为长时间不能站立，腿部已经萎缩到胳膊般粗细。2011年，她的气管因肺炎被切开后，经历过数次肺部感染，又先后患上了糖尿病、肺部肿瘤，直到这一次发现脑瘤，直接被宣判。往年朱令的生日，父母总要为她准备一小块无糖蛋糕，但从不跟朱令提及这是多少岁生日。近几年，连生日也尽量不提了，“怕她觉得自己年龄这么大了，又触发伤心的东西。”“能过50，还可以”，吴承之一连说了几遍“还可以”，“两次被投毒，她不单能活下来，还活了30年，这些都是奇迹。”而在清华校友张黎利看来，朱令的50岁还有另一层意义，“她活着本身就是在抗争，也在提醒大家，不要遗忘。”11月19日，张黎利在大洋彼岸得到了朱令病危的消息。吴承之告诉他，“已经做好准备”。而就在前一天，他才刚刚录制了祝朱令生日快乐的视频。新的不幸朱令最近一次上热搜是在2023年年中。她查出了脑瘤，被看作“命运又一次给这个家庭的残忍一击”。这个家庭确实遭遇了太多不幸。吴承之和朱明新原本有两个女儿，姐姐跟父亲的姓，叫吴今；妹妹随母姓，取名朱令令。两个女儿同样优秀——吴今精通芭蕾、钢琴、英文，曾以北京市前十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却在1989年4月，和同学在野三坡春游时，失足坠崖离世。相比沉稳的姐姐，妹妹朱令更活泼灵动。她从小学到高中一路保送，直至上到清华。她是北京市二级游泳运动员，擅长古琴。铊中毒后，朱令幸存下来，尽管终日卧床，但已经是父母仅存的寄托。去给吴今扫墓时，两位老人总要告诉大女儿，“你放心吧，令令现在很好”。朱令一家，左起分别为吴承之、朱令、吴今、朱明新《朱令的四十五年》一书作者李佳佳将这一家三口比作“铁三角”，“不论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他们都靠着彼此支撑，跨过一个又一个坎。”写书之前，李佳佳先后采访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的接触中，朱令父母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平和，从未表现出大悲大喜。一次吃饭时，朱明新讲了一句，“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就是幸运，有的人就是不幸”。李佳佳记得，她是面无表情讲出这句话的。新的不幸来得突然。今年4月，家人注意到，朱令总摸后脖颈。朱明新问起，她用口型解释说是脖子不舒服。于是她被带去拍颈部CT，因为她躺不好、总晃，医生干脆连头部一起照了CT。结果显示，脖子没问题，脑子里意外地被查出有几个瘤子。之后，她又被带去友谊医院做加强核磁，确诊了脑瘤——大脑皮层下多发高密度结节，大者位于右顶叶后部，大小约1.8cmX2.3cm。至于是良性还是恶性，还要做进一步活检。医院很紧张，四处请专家会诊。“医生讲，到这个程度就很危险了，随时可能出状况。如果突然出现脑水肿，人就不行了，抢救都来不及。”朱明新向我转述医生的话，“可能都活不过10月”。朱令的家人拒绝开刀做进一步活检，他们选择了中医保守治疗。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只想让女儿过得舒服点儿，“不想做任何伤害性治疗了，又穿刺又化疗的，整个跟活死人一样。”整个10月在平静与提心吊胆中熬了过去。朱令并没有出现医生起初判断的呕吐、吃不下饭或是突然昏迷，她每天脱机（脱离呼吸机，自主呼吸）的时间甚至还从一两个小时延长到了四个多小时。但脑部CT显示，肿瘤还在一点点长大，再结合越来越衰竭的呼吸和消化，医生从未松过口，“一直很危险，瘤长大了，压迫到神经的话，人会突然不行”。这个家里，82岁的吴承之总是那个要乐观些的角色。他觉得，女儿虽然躺着不能动，但表情大多时候是放松的，精神挺好，跟人打招呼也乐呵呵的，“她觉得挺舒服，这不就可以了吗？”想要让朱令过得舒服且体面，需要极其细心的护理——她下不了床，就要掌握好她的小便规律。大概到时间了，得赶紧把尿垫换掉，不然容易生褥疮。平时每周洗一次澡，夏天两次，最近不能下床，身体每天下午都要擦洗一遍，保证清洁。吴承之身体也大不如前，长时间行走需要推着轮椅在我采访的这段时间，吴承之总会细心地把板凳和水放在轮椅上，推出来给我，喊我坐到湖边的阳光下聊天。他不擅长拒绝，也说不出什么重话，但会非常明确地禁止媒体在病房里拍摄朱令的任何照片和视频，因为“令令现在不太好，不想让大家看到她现在的情况”。李佳佳在书中也提到，尊严这个词，对于这个三口之家是一条始终隐隐存在的线，“两位理工科知识分子，把悲伤和痛苦小心地遮盖好，体面而不卑不亢地保护和支持女儿体面而不卑不亢地生活”。每次见面，吴承之都会告诉我，令令的状况又好了一些，比如脱机时间比上次多了一个小时，可以尝试着将定量的盐水糖水通过胃管输进去。甚至有一天，她没有用开塞露就能大便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慢慢恢复的过程”。至于脑瘤，吴承之觉得，“就看她自己的生命力了，顺其自然。”吴承之自己身体也不那么硬朗了。2020年，他在老年医院体检时，发现右肾有一个大囊肿，医生建议做肾脏切除手术。他带着厚厚一沓CT照片、病历和一包洗漱用品去了友谊医院，得到了医生“保守治疗”的建议，他也就“没再管它”。“我都80多了，肿瘤长大的速度和人衰老的速度，还不一定哪个快呢。”吴承之的原则是，能不做手术就尽量不做。后来碰到当年老年医院的医生，对方告诉他，如果当时将右肾拿掉，能保证存活5年。如今三年多过去，肿瘤还在慢慢长大，但吴承之似乎也感觉不到。他会把自己这段经历拿来和朱令的比。“跟我的肿瘤一样嘛，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干吗要挨那一刀呢？”他进而又谈到人的生命，“就像一棵树，从来没有笔直光滑的树，都是这里歪一点那里凸一点。人也一样，没有完美的生命”。他觉得，朱令靠着自己的生命力挺过了一次又一次生死关头，这次也能挺得过去。“忍着”在吴承之的记忆里，这30年，所有事都是以医院为坐标发生的。讲述起某件事时，他总会以“在XX医院的时候”作为开头。他算了算过去30年经历的大事，都跟疾病有关——非典和新冠，朱令的几次病危，自己经历的一次脑梗、一次肠梗、一次药物中毒，朱明新经历过的一次脑出血，“想想30年也很快，都过去了。”对他们来说，一切又彷佛停滞着，生活一成不变，他们至今也没等到铊中毒案在法律上的真相。朱令的身体状况反反复复，经常是刚有起色，又被一次肺部感染打回原地。最近的这次卧床快两个月了。这缘于另一场危机。9月底降温，朱令感冒了。一场高烧后，血液里二氧化碳含量直接飙到80%，人基本处于昏迷状态，呼吸和消化都“不太行了”。对她来说，即使是普通感冒，都可能致命。2013年以前，她因为肺部感染，屡屡被下病危通知，几乎每年一次。朱令在病房（来源：公众号“朱令我们在一起”）住进疗养院的这10年，吴承之和朱明新的生活全部围绕朱令的时间表展开，日复一日，一成不变。他们没再回过位于北京方庄的家，用吴承之的话说，“令令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前阵子朱令还能进食和康复的时候，每天早上七点，要帮她咳痰、小便；接着煮饭喂饭。她胃口很好，每天早上喝一包牛奶吃两个鸡蛋白。上午八点，到对门的康复大厅做锻炼，躺在器械上蹬半小时腿；接着回病房，利用清华校友捐赠的外骨骼机器人设备“走”半个小时。之后，按摩师会到病房给她的肌肉按摩20分钟，接着是康复大夫来训练她用口型讲话。她可以说话，只是发不出声音，需要凑近读她的口型，但只有熟悉的人能读得准。我第二次去看她的时候，护工告诉我，她在跟我说“你好”，还表演了30秒内算出1000以内的加减法。接下来的午饭时间，在朱令还能进食的时候，她一般会吃半个馒头，100克肉，加了一点油和盐的蔬菜。她爱吃饺子，一顿能吃15个；也爱吃鱼，每次吴承之都吃鱼头和鱼尾，把最鲜嫩的部位留给女儿。自从朱令卧床不能吃饭后，吴承之也便没吃过一餐鱼。下午时间一般用来晒太阳和康复，就这么忙忙叨叨到晚上九点多，护工会给朱令戴上一个小型呼吸机，好让她睡得舒服些。凌晨十二点和两点，朱明新会和护工起来帮她翻两次身。这些平淡枯燥的日子，对朱令一家来说尤其珍贵。这意味着，朱令的身体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处在平稳期。平稳日子过了好几年，朱令也的确有了些肉眼可见的进步——可以在医生的帮助下，从站立姿态慢慢坐到医生腿上，然后重新站直；她逐渐能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头脑也清醒了些，会乐呵呵地动动嘴唇，跟人做些简单交流。吃是朱令的一大乐趣，她尤其爱吃甜食。因为她有糖尿病，头几年，老两口就先给她喂降糖药，再让她享用甜食。后来，担心食物进入气管导致肺部感染，医生禁止她吃饭。为了让女儿生活质量好一点儿，父母把饭菜打成糊，像照顾孩童一样，一勺一勺喂给她。尽管智商也退回到了孩童时期，但朱明新能感觉到，“令令变得懂事了”——最近，她不吃不喝地躺在床上，还能状态饱满地和进病房的人打招呼，笑眯眯地回答各种问题。以前可不这样，她不乐意或者难受了，会哭，会不搭理人，会晃动床栏杆发脾气。她的记忆似乎也停在了出事前。刚生病那几年，她发脾气时会问，“我的书呢”，还惦记着要回学校做实验。有一次，朱明新跟她聊到大学同学出国了，朱令突然情绪失控，声音嘶哑着喊，“真是莫名其妙，活见鬼了，我不活了”。有时候听到从前听过的音乐，她也会哭。朱明新觉得女儿现在是在“忍着”，她心疼这份“懂事”。也因此，他们尽量避免在她面前提及过往，怕触及她伤心的事情。即便是每年的生日，也可以忽略不过。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吗50岁的朱令更像一个小孩，大家都叫她令令，拖长了尾音跟她讲话。知道她爱美，护工给她取了个昵称，叫“小美”。她听了就乐，但又拒绝接受，“我是朱令令，不是小美”。曾经的朱令，是人人都会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她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母亲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高级工程师。从小生活优渥，她又聪慧，从学习到音乐再到运动，样样出类拔萃。在尖子生云集的清华，她成绩优异，还是民乐队的台柱子。化学系学妹赵婷（化名）在1994年新年晚会的舞台上见到过朱令，当时她披着长发，用古琴弹了一曲《阳关三叠》。“音乐和她都太美妙了，一点不夸张，就是女神级别的。”大学时的朱令一年后，赵婷在学生食堂再碰到朱令时，她戴着棒球帽，没了头发。当时大家只知道朱令得了怪病，突然开始大把大把掉头发，视力模糊，吃不下饭，但没人知道背后的原因。直到2005年，天涯论坛一篇名为《天妒红颜：十年前的清华女生被毒事件》的网帖出现，指称朱令疑似被同宿舍的孙维投毒所害，这件事情才被更多人知晓。从朱令第一次发病，到确诊为铊中毒，历经了6个多月。1995年春天，她又发了一次更严重的病，浑身剧痛，头发掉光，人完全陷入昏迷，住进了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中间全身换了8次血，也未能查明病因。那是一个互联网尚未普遍启用的年代。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城拿着她的病历复印件，在北京大学的机房，向全世界发出了求助邮件。几天内，来自各国医学界的邮件雪片般发来。在朱令父母记载的日志上，这样写道，“在三百九十五份中，有二百六十六份认为是中毒，其中一百零六份明确提出可能是铊盐中毒。不断收到‘请尽快为朱令检测铊’的邮件。”这是早在朱令就医之初，便被排除掉的病因——清华大学提供的朱令在校期间重金属接触清单中没有铊，且协和医院也没有能够检验铊含量的仪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后，朱令父母再次提出恳求，他们将朱令的各种身体组织成分送到了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的研究员陈震阳处，检测结果显示，朱令体内的铊含量已经超过了致死量的40%。从朱令第一次被门诊怀疑为铊中毒，到最终被检测报告确定，整整过去了52天。病因明朗后，吴承之花40多块钱，买了10瓶对症的解药普鲁士蓝。而此前大半年，朱令住院检查治疗的账单已经累计到了50多万元。用药后，朱令体内的铊毒解除，保住了性命，但由于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毒素对她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确认为中毒后，朱令家报警，案件被定性为刑事案件。1995年年末，警方告知朱令家人，“已经有了嫌疑对象，开始短兵相接，窗户纸一捅就破了。”他们还透露，唯一嫌疑人，就是朱令的同宿舍室友孙维，她也是化学系唯一能够合理合法进入有铊实验室的本科生。但朱令家人至今没能等来案件实质性进展——朱令的宿舍两次失窃，她的洗漱用品和其他可能有关的证物全部丢失，而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无法给嫌疑人定罪。20多年后再提及当年，朱令父母的表情中没有愤怒、沉重或任何与悲伤相关的情绪，“事情捅到头了，已经是这个结果，还有什么办法？”吴承之淡淡地说。那段时间，为了给女儿讨公道，他们不断接受媒体采访，去信访部门上访，给最高法院院长写信。吴承之所说的“捅到头”，是指2007年公安部给政协委员的复函——当年，国家地震局前局长、时任全国政协委员陈章立与另外二十余名政协委员递交联名提案，重提朱令案件，要求信息公开。政协随后转交公安部处理。最终，公安部在回复中提到，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北京市委政法委曾召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三长会议”，会议认为，鉴于直接证据不足，案件继续侦查难度大，最终“经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结办此案”。再提到嫌疑人孙维，吴承之的语气也是淡淡的，“这些年，我估计她的日子也不好过吧。”相比吴承之的淡然，朱明新偶尔会抱怨两句女儿的性格，“她第二次中毒前，躺在宿舍，人家打来的水她就喝，也不管人家高不高兴，没心没肺的，好像就缺那么一根弦。可能就是因为缺了这一块，才造成了她的悲剧。”朱明新之前说过，自己有两个心愿，真凶归案和朱令康复。对于前者，她不抱希望了。至于后者，眼看着朱令一次次病危，她只希望“能少一点儿痛苦送走她”。只要还能祝她生日快乐，就有意义而更多网友和朱令的同学们没有放下此事，李佳佳记得，一个一直关注朱令的网友给她留言，“从未遗忘，不敢遗忘，希望有生之年看到真相”。张黎利是朱令的清华校友，也是孙维的初中同桌。2013年，他在报道上第一次得知此事，当晚，他梦到自己在清华上自习，孙维拿出零食放在桌上给他。他猛然惊醒，一身冷汗。那之后，张黎利找到吴承之，详细了解了他们的需求，并在一个小范围的校友群中呼吁大家成立了华霖基金会，在资金、技术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支持朱令一家。每年，他会将朱令一家的现状详细记录下来，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微博账号@帮助朱令也有10万粉丝，也会发布朱令近况和公示捐款明细。捐款留言中，不断有人祝朱令平安。每逢朱令生日、父亲节和母亲节，吴承之和朱明新的手机上，也会收到网友们发来的问候。在吴承之看来，大家对朱令的挂念，已经成为一种朋友间出于感情上的关注。而过去30年，由于朱令事件在中国互联网迭代中反复掀起波浪，朱令一家的命运也随着网络舆论浮沉。最初，世界各地的医学专家，通过电子邮件给出“铊中毒”的答案，救下了朱令的命，她的故事也被当作中国第一例互联网求助全球会诊报道。志愿者何清在1996年的《读者文摘》上读到了有关朱令的文章后，开始长期关注。2004年，帮助朱令基金会在美国成立，由朱令的大学同学童宇峰和何清等人管理，他们在海外举办音乐会为朱令筹款。2005年，天涯网帖引爆舆论后，孙维本人亲自发帖澄清，并引来其余室友和部分同学的跟帖。网友们昼夜不停地发帖分析案情、站队、争论，甚至骂战。随后，央视花了一年多时间采访朱令一家，拍摄了专题片《朱令的十二年》，前后修改了40多版才过审播出。此后，更多人知晓了朱令的遭遇。何清至今对朱令33岁生日的场景印象深刻——网友们在群聊的空间加上了音乐，有一首是朱令专题片结尾的那首歌。歌名她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自己泪流满面，为朱令难过，也为网友们为她撑起的一片小天地感动。朱令再一次成为舆论焦点，是因为2013年的复旦投毒案。同样的宿舍投毒事件，不同的是，凶手林森浩迅速被锁定并认罪。朱令的事也因此被再次提起。彼时，在方庄那套房子里，吴承之和朱明新接待了最多一拨媒体，光记者的名字就记了半个笔记本。记者来了，市里的领导也来了，在听了朱令一家的诉求后，市里敲定了安置方案，安排朱令到友谊医院进行体检，又召集了专家会诊，最终将朱令一家安置到如今这家疗养院。在这里，她的名字改为“吴令”。为什么30年过去了，人们依然在关注朱令？在张黎利看来，“大家绝不是看热闹，而是因为它触动了太多人的良知。像朱令家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如果他们家都不安全的话，还有谁是安全的？只要朱令活着，我们每年还能祝她生日快乐，就非常有意义。”赵婷是在2005年关注到朱令的，当时她只是觉得“朱令太可惜了”。等到2022年，她突然意识到，当年的同情是居高临下的，看客式的，“她需要帮助和爱”。于是，她开始每周一次去探望朱令和她的家人，和她聊学校的事，给她唱歌。她每次去，都是病房里笑声最多的时候。朱令的病房里的确时常传出笑声。有一次，我刚进去，护工就分享了一个消息，“令令刚放了个屁”——这是好事儿，她消化不好，放个屁能让她痛快一点儿，也说明消化好了一些。护工随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护士和吴承之，大家讲起朱令放屁的糗事。躺在床上的朱令也跟着咧嘴乐，随后又缩了下脖子。“你看，还不让说了，害羞了。”护工在一旁逗她。吴承之和朱明新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比女儿先走——2004年，朱明新从椅子上摔下去导致脑出血，头顶补上了一块巴掌大的钛合金板；吴承之则经历了一场肠梗阻、一场脑梗和一次被下了病危的药物中毒。前一段时间，他腰疼到走不了路，最近才能勉强推着轮椅溜达溜达。吴承之朋友圈唯一发过的照片之所以选择不做肾脏切除手术，保守治疗，也是担心手术失败，走在朱令前面。“她在这儿，我们能照顾她，也等于生活全部的寄托都在这儿了，是她在用生命陪伴我们。”朱明新轻轻叹了口气，“现在情况已经这样，就慢慢送她走吧”。吴承之在朋友圈只发过一张照片。那是一根废弃的火龙果棒子，他养在走廊阳台好几年，都快长到天花板了，突然在2019开出一朵红色的小花。当时是冬天，窗外草地上落满白雪。【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文图丨李禾编辑丨雪梨王举报襄阳健桥医院院长贩卖出生证后，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再次被舆论关注。这段时间，他辗转于广西、广东和北京——去前两个地方是举报，进京则是到卫健委汇报工作。11月17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消息称，高度重视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工作，正在挂牌督办有关地方严肃核查处理贩卖出生医学证明等相关问题，已向湖北襄阳、广东佛山、广西南宁等地派出督导组。密集的行程让上官正义难以入睡。每晚12点一过，他就把所有手机调至静音，强迫自己睡四五个小时。第二天早上醒来，总会发现手机上有几十个未接来电。找他的人，有被拐家庭，也有各路媒体。为了不暴露自己，每次面对镜头，上官正义都要戴上帽子、墨镜或是口罩，总之一定得遮住脸上的某个部位。隐藏起来，是为了继续卧底。今年是上官正义做民间打拐的第16年。随时切换身份和人说话，对他来说再熟练不过。网络这端，他可以是出手阔绰的老板，声称想要花几十万买孩子；可以是别人的老公，试图为“收养”的孩子买一本出生证；他也可以是妙龄少女，引得群里男人为他争风吃醋。他的3部手机上，微信提示音频频响起，显示有1.6万条未读消息。作为这些身份主人的上官正义——这实际上也不是他的真名，更多时候把自己藏在阴影里。他的真实身份和赛博身份一样模糊不清，有人说他是卧底，有人说他是打拐志愿者，他一度对外称自己是“老师”。而在被拐卖儿童家长群体中，他更像个横空出世的超级英雄。“超级英雄”上官正义觉得，自己的人生，像是被封印在打拐上了。以下是他的讲述：虚构的孩子买卖出生证的勾当，我今年暗访了三起。相比襄阳健桥医院事件，那两起案件，只是套用了出生证编号，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假证，襄阳健桥医院则是完全真实的证件——这家医院的院长也算是开了先河。这个线索最早来自短视频平台。去年底，我在一个短视频里，注意到一个叫“小乖乖”的云南女人，她说可以办理出生证。我就用小号和她去聊天。出生证的事，是我2014年注意到的。我做了几年打拐后，意外发现很多被拐儿童是有真实身份的，后来才知道，是有人专门买卖出生证给他们洗白身份。于是我开始卧底出生证买卖的圈子。我告诉“小乖乖”，自己有个“领养”的孩子需要办证落户。她不信任我，也没给太多有效信息——卧底时，这种情况很常见，毕竟谁都不知道网络背后到底是人是鬼。我没放弃，三天两头找她聊天。大概聊了半年后，“小乖乖”相信我了，还给我发了两个办理过的证件。一本盖着“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章，另一本来自云南“玉溪市红塔区妇幼保健院”。她说这两本证，分别卖了6万元，买家已成功落户。买卖出生证的健桥医院（上官正义供图）得到这些信息，我马上去核实。湖南、云南的医院反馈说，他们没查到涉事证件的载体信息，是假证。当时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犯罪分子套用了两家医院的证件编号。可我还是不能理解这两本假证是如何让孩子落户的。得知是套证，我有些失望——这是老套路了，近些年，卖证人经常这样做。没过多久，我在短视频里，又加了一个网名为“善人善缘”的山东大姐。一聊才发现，大姐竟是“小乖乖”的上线。她知道我和“小乖乖”聊了很久，对我很信任，并告诉我，她可以操作真实证件，是医院院长亲自办理。我半信半疑。卧底这么多年，我很少见过“一把手”直接参与的，参与者多是相关科室的负责人。可山东大姐坚称自己没说谎。她报价9.6万，自己留3万，院长拿6.6万。她甚至直言不讳，“那个院长太黑了”。我故作矜持，没着急见面。为了催我赶快见面，今年8月底，大姐发来一本襄阳健桥医院办的出生证。我在网上搜到了院长叶某芝的信息。这个55岁的院长，最早是一家职工医院医生，2010年还因为“非法进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手术”被处理过。不知道她用了什么办法，被罚了4万元就完事了，连医师资格都保留了下来。我更不理解的是，这个有“前科”的院长，去年还被当地评为了“最美巾帼奋斗者”。9月12日，山东大姐通知我，说襄阳健桥医院有出生证名额，交2000元就可以先建档。我随便编了个信息发给对方，并转了2000元过去——根据我的经验，时机已经成熟了。收到钱和信息，大姐说，速度快的话，三四天就可拿证。果然，没过几天，我收到信息，让9月16日早上8点赶到襄阳健桥医院，说院长在等我们。因为是山东大姐推荐的，叶院长很信任我。但她提醒我不要录音、录像，并说自己做的事，如果查到了就是死罪。她再三保证，所有手续都是真实存在的。还告诉我，拿到证件后，如果卫生部门电话回访，要马上挂断，然后给她打电话，她会教我怎么应对。交待完这些，她叫来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女子。有人告诉我，她是叶院长的儿媳，姓李。李医生把我带到7楼。我亲眼看她从保险柜拿出空白出生证去打印。打印完证件，又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疫苗本。疫苗本上，我虚构的那个孩子，早就打完了疫苗。紧接着，她拿出一套住院材料，让我在上面签字，包括虚构孕妇的病历、分娩记录等。我不知道签了多少，反正到最后，手都是软的。当时我就想，假如这套手续是给被拐孩子洗白身份，那家长就是到死，也找不到自己丢了的孩子啊。手续快办完的时候，我有点急了。办完证件，意味着我得给医院再付6.4万元，我没那么多钱。就在这个时候，李医生问我孩子带过来没，需要采集足跟血，否则证件不能给。因为这个问题，沟通陷入僵局，我先行离开了。4885本出生证生意没做成，处在健桥医院利益链上的人开始着急。山东大姐约我见了一面，见面时，她带了一个女儿。大姐说，女儿是“抱养”的，出生证就从健桥医院买来的。大姐还说，你条件那么好，等这单生意做成了，再给你“介绍”个孩子。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原来他们除了买卖出生证，还涉嫌贩卖婴儿。难怪那个叶院长说做的事是“死罪”。后来，我得到确切消息，9月，健桥医院以11.8万元成交一名女婴，并在该院办理了出生证等全套信息，在四川顺利上到了户口。眼见这个事情不止办证那么简单，我也开始盘算接下来怎么应对。我继续选择不付钱。这样可以和他们僵持下去。僵持期间，我和山东大姐一直没说话。我判断他们怀疑我是便衣警察，试探我会不会有行动。静默了一个来月，他们终于放松了警惕，大姐重新联系我。这次我得知，他们又以14万元价格卖给广东客户一名女婴，同样提供了全套的住院分娩及出生证明。我觉得手里证据足够了，就先去襄阳卫健委举报。但对方不接受举报，让我走信访。我很生气，反驳他们说，信访是反映自己的问题，举报是针对别人的事情，怎么能混为一谈呢？眼看在襄阳卫健委不会有结果，我直接去了医院。之所以去医院，是想劝叶院长投案自首。结果出来和我们见面的，还是李医生。她推说院长在开会，需要很久才能结束。我给院长打电话，对方也不接。这时我把事情挑明了，说我是打拐志愿者。对方很慌，赶紧说自己什么也没做。之后叶院长给我打电话，说想见个面，让我放她一马。我拒绝了，劝她去自首。与此同时，我还劝“小乖乖”、山东大姐也去自首，但没有一个人去。这些年，上官正义大多在路上。我本来想继续去线下部门举报，又担心当地错综复杂的关系——毕竟连有过“前科”的叶院长，都能混得这么好。11月6日，我决定发微博举报。此事引爆舆论后，当地迅速成立了工作专班。襄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新桥7日约见了我。之后我又陆续举报了佛山、南宁也有医院买卖出生证的情况。眼看各地都开始行动，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涉入的河南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出生证被盗一事——当地官方信息说，这家医院曾一次性丢了4885本出生证。这几年，围绕这些证件的流向，我多次试图与当地沟通。但商丘方面一直遮遮掩掩，最终只说涉案人员被判刑了，具体情况就是不公开。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4885本出生证都被卖掉的话，就意味着有4885个孩子被洗白了身份。这些孩子中有多少是被拐卖的？谁也说不清。趁着这个热度，11月13日，我继续在微博上追问商丘这个案子。当地法院很快回复说，早在今年2月，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对商丘市妇幼保健院保健科原科长李某英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原副科长曹某连、丁某玲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但这些出生证流向哪里，涉及多少被拐儿童，恐怕永远是谜了。这些事情一出，国家开始重拳出击了。但我最近发现，尽管涉事视频平台立即出了《严厉打击非法传播领养送养儿童信息的公告》，但相关信息依然泛滥，甚至连关键词都没过滤。我不理解，这些平台的严厉打击，到底是怎么打的。“我想当英雄”总有人问我为什么做打拐？其实我自己也想不明白，但多少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我出生于1982年，老家在四川阆中一个小山村。小时候家里穷，村里也穷，一个月才能吃上一次油，天天饿得头昏眼花。有一次，老师问大家有什么理想。同学有说想当老师的，有说想当将军、开飞机的。问到我的时候，我想我得是个诚实的孩子，不能骗老师，我张嘴就说，我想当杀猪匠，因为可以吃上猪肉。老师一个耳光扇过来，打得我两眼冒星星。在老师看来，杀猪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留在村里，意味着没出息。那一耳光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得有出息。那个年代的农村小孩，几乎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凑在一起看电视

文丨徐爽编辑丨卢伊10月下旬，成都崇州一名2岁女童被大型犬攻击致重伤后，事态却发展成另一场暴力：人们将愤怒和恐惧投射到身边的动物上，多地也掀起新一轮捕杀流浪猫狗的整治运动。在城市管理的视角下，流浪街头的动物，通常被视为问题和风险。每当事故发生，让动物的消失，成为最简单普遍的逻辑。只有扑杀，才能解决问题吗？答案不尽然。在日本的熊本市，曾有一群公务员，花费十年时间，实现了对流浪动物的零扑杀。他们说，“我要它们活下去。”记者片野由佳对熊本市的成功感到惊奇和兴奋。在20多年前的日本，流浪动物亦是难题，光是熊本一年就要扑杀500只狗、近1000只猫。从1500到0，片野想搞清楚，一个公立机构的转型从哪里开始？牵头的那个人，叫松崎正吉，是一名兽医。2001年4月，松崎调往熊本市立动物收容所的第一天，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启动毒气箱，杀狗。这些狗来到收容所的寿命不会超过4天，有的还戴着项圈，摇着尾巴向他撒娇，可松崎却要亲手将它们赶到毒气室里。狗慢慢窒息而死，临死前刨抓金属地面的声音久久回响，令人崩溃。这样的工作，每周都要进行两次。松崎决心联合同事，从细枝末节开始做出改变。比如，面对不负责任的狗主人，松崎等人会态度强硬地要求他们退回，甚至请对方保证“再也不养宠物”。他们还会争取经费保证动物福利，和异见者沟通，自建系统、撬动朋友来推动领养，以及更为重要的——推动制度的变革。最终在2007年，经国会质询，熊本市以领养代替扑杀的做法终于得到认可。同年，熊本市的毒气室，再未启动过。松崎最初提出“零扑杀”目标时，所有职员都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基于“不想杀害动物”的共识，每个人在各自擅长的地方，在制度和流程的空隙里，把事情向前推了一点点。从体制内延伸到民间，最终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并把这种可能延续至今。片野走访过日本几十家动物行政机构，她承认，熊本市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熊本的故事是理想的、热血的，失败和缺憾则是更多地方的常态。但我们仍需要这样一则故事，从中汲取经验，看见希望。它提供的，恰是一种对公共问题的解决思路和信心。片野将熊本的故事写进书中，今年，这本《我要它们活下去：熊本市流浪动物零扑杀十年奋斗纪实》的中文版面世发行。11月上旬，我们与片野对话，回顾了发生在熊本市这家公立机构的故事，还有流浪动物问题的源头与治理，熊本经验是否可复制，以及如何共创一个尊重弱小生命的系统。以下是冷杉RECORD与片野由佳的对话。问题的根源，是不负责任的主人冷杉RECORD：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流浪动物问题？片野由佳：我很喜欢动物，所以会关注宠物相关的问题。我的父母都是狗的忠实爱好者，我也分别和一只灵缇犬还有腊肠犬共同生活十多年时间。2011年，我还从茨城县动物保护中心领养了一只名叫MADO的狗，陪伴我度过每一天。大约25年前，我开始关注宠物遗弃问题。当时，我调查了日本环境省关于“犬猫安乐死”的统计数据，结果让我很惊讶——日本每年有大约60万只猫狗被扑杀。这个数字实在是难以想象。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这一数字已经减少到14457只（其中狗2739只，猫11718只）。与25年前相比，数量减少了整整4000%。可以说，熊本市动物爱护中心作为一个模范案例，在推动日本减少狗猫扑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MADO是片野的“公关部长”（图源：网络）冷杉RECORD：您在书中写到，当时法律既规定饲主不能弃养，又规定公立机构必须接受饲主不愿再养的猫狗，后者会在4天内被扑杀，这样的规定似乎有些矛盾。为什么日本会有这样“合法饲养”的情况？您认为流浪动物问题的根源是什么？片野由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需要先解释下日本宠物相关的法律。与狗相关的法律主要有两个：一部是自1950年开始实施的《狂犬病预防法》，这是一项只适用于狗的法律，其中规定了“捕捉和处置街上饲主不明的狗”和“强制家养犬每年接种狂犬疫苗”这两点。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政府仅用了7年时间就成功消灭了狂犬病。但由于狂犬病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存在再次流行的风险，目前日本仍在实行这两项措施。另一部是《动物保护法》，它适用于狗、猫、兔子、鸟等所有宠物。该法最初于1973年施行时，允许工作人员从饲主那里接收不愿再养的猫狗，并进行扑杀。1999年修订时，在饲主责任方面增加了“适当饲养”这项条款，但当时旧法仍然适用，所以导致了这种矛盾的出现。日本各地方政府都依据这两部法律进行管理，对待流浪狗和猫的方法有所不同：工作人员可以捕捉在街头徘徊的狗，但无法捕捉街头生活的猫。这些狗大多并不是从出生时就是野狗，而是从主人家跑出来，或是被主人抛弃了，继而被工作人员捉到。猫则多由当地市民捡来，它们会在市民的庭院里产崽，这些幼猫会被带到动物管理机构来。不过，大部分流浪猫都是被主人抛弃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不负责任的主人。虽然街头生活非常艰苦，许多猫无法长命，但其繁殖能力非常强，一旦交配，怀孕率接近100%。短短两三年间，原本几只猫就能增加到二三十只。当流浪猫增多，庭院和土地就可能会被猫的排泄物污染，垃圾也可能被翻得到处都是。猫喜欢刚熄火的车，因为很暖，因而划伤停车场车辆的问题也很严重。此外，流浪猫还非常可能成为被虐待的对象。救了一只狗，还要扑杀数十只冷杉RECORD：看不惯扑杀的人很多，但松崎等人真的决定做出改变，并且坚持下来。为什么是他们做成了？这里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片野由佳：松崎提出的“拯救动物”这个共同目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信息的透明公开。他们在官网公布了捕捉及收容的猫狗数目、毒气箱扑杀的数目，以及成为领养对象、找到新主人的数目，等等。此外，他们还主动向当地媒体表示“随时接受采访”，向市民传达救助工作的实际情况。要知道，他们最开始面临的残酷现实是，救了一只狗，但还得扑杀其他数十只。很多人看到会说，“即使努力也是徒劳的”“救助一两只眼前的动物并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意义”之类的话。不只是动物保护，在各种社会问题上都存在类似的声音。但这样的批评和嘲笑，其实是在阻碍问题的解决，这只是一些人试图合理化自己逃避问题的行为。松崎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些声音而动摇。他们从为眼前的动物寻找新主人开始，不断积累经验和成绩。最终，他们的坚强和冷静，也吸引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和市民志愿者的支持。当地媒体还专门报道了这件事，策划了特别节目和专栏来支持他们，这引来更多人参加“领养会”活动。职员松崎正吉正在接受媒体采访（图源：网络）冷杉RECORD：在当时预算和人力很有限的情况下，熊本市的职员们依然努力为收容狗争取福利，比如改用高级狗粮，彻底清理笼舍，利用休息时间做行为训练等。为什么这么做？片野由佳：给狗提供高品质的狗粮，让它们晒太阳和运动，可以保持它们的身心健康。如果有一只毛发蓬松、健康友善的狗，还有一只又脏又瘦、性格也差的狗，大多数人都会对后者失去兴趣。通过改善狗的生活环境，可以增加它们找到新主人的可能性。冷杉RECORD：劝说饲主、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也给职员带来很大的挑战和额外工作量。为什么松崎他们要努力地说服饲主？这是其他机构也能做到的吗？片野由佳：有些饲主会觉得，既然无法再继续饲养，就只有送到动物管理机构这一个选择。因此，工作人员会努力说服饲主，给予他们更多的选择：比如，对于有攻击行为的狗，他们会提供相关训练指导；对于年老或患病需要照顾的，他们会介绍照顾细则、护理用品及使用方法；如果由于家庭成员过敏等健康原因难以继续饲养的，他们会提供寻找新饲主的建议。目前，日本大部分地方政府机构都已经采用这种方式，需要工作人员具备较高的沟通能力。他们不像公务员，更像创业者冷杉RECORD：在体制内完成这样的改革是不是很难？在当时的行政体制下是能被接受的吗？片野由佳：在这方面，熊本市市长本人的想法非常重要。这并非是单纯地上传下达、上行下效，而是基于一线人员的意愿和要求，对于史无前例的挑战和创意给予批准。我认为这种领导方式是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冷杉RECORD：松崎等人被调离后，机构的动物救助工作依然良好运作。您认为维系运作的最重要因素是？片野由佳：很重要的一点是，原来与松崎一起工作的员工，晋升为组织的领导者。他们坚持“为动物做好事”和“不增加不幸的动物”等核心目标，在此基础上，继续鼓励采纳新的提案，如果一个方法不行就尝试其他的。这些方式让职场氛围一直比较自由，进一步推动了熊本市的动物保护行政工作。此外，他们还开展了宣传活动，向市民介绍正确饲养宠物的方式，举办了如“100%佩戴防走失牌运动”等活动。这些活动经地方新闻媒体的报道，知名度也由此提升。市民们逐渐认识到，他们缴纳的税金用于救助而不是扑杀才更为合理。熊本市非常受欢迎的日本职业足球选手还自愿参与了宣传广告，使动物保护活动成为社会的重要议题。100%佩戴防走失牌运动（图源：网络）冷杉RECORD：你认为熊本经验是可复制的吗？其他地方目前还存在哪些差距？片野由佳：对于其他地方政府来说，沿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可能会有困难，但我认为部分措施是可以采纳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行政领导们在意识、兴趣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另一个原因是环境。在与自然相邻的城镇中，很多人依旧坚持所谓的“传统饲养方式”——如果觉得无法饲养，就把动物丢弃在公园或野外，这导致了流浪动物的泛滥。冷杉RECORD：2019年日本允许动物机构“拒绝接受猫犬”之后，工作人员还会像之前熊本的那样，每天和饲主绞尽脑汁地周旋吗？片野由佳：熊本市的职员需要“巧妙地交流”，是由于法律上的矛盾并未解决，是时代的产物。公务员是依法履职的，现在修法后，职员拒绝受领猫狗时，可以向市民解释这是“根据法律规定的”。有的市民在弃养的动物被拒绝时，可能会愤怒。出于安全考虑，许多地方政府都规定，处理这种情况时，需要两到三名工作人员同时在场。即使在法律修正之后，仍然存在工作人员不能拒绝的情况：市民出于健康原因（因病、住院、年老体衰、入住设施或死亡等导致无法继续饲养）或经济困难原因（被认定经济状况不支持继续饲养）弃养宠物。冷杉RECORD：这本书出版以来，您有收到印象深刻的反馈吗？片野由佳：在动物保护领域内获得的积极反馈是我意料之中的，这我很开心。比较让我惊喜的是，有很多人说，这本书也适合那些“改革人士”阅读，即那些希望通过“组织改革”、“意识改革”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工作问题的人。公务员的情况可能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他们通常并不太热衷于引入新的思考方式，或改变工作环境。而在我的接触经历中，熊本市动物爱护中心的职员们是与众不同的。他们不断尝试新方法，即使失败了也会反思原因，通过挑战和积累成功经验来不断进步。他们不像一般的公务员，更像是创业者。当然，这样的例子非常罕见，像是奇迹一般，所以也有人对这本书的真实性产生质疑。但我在书中所写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就连对话部分，为了还原当时的现场，我甚至与当事人详细核实了包括熊本方言在内的所有细节，并进行了多次修改。管理者的意愿非常重要冷杉RECORD：熊本市动物爱护中心从扑杀转向救助后，动物管理区的收容数目总是濒临极限。如何在保证动物福利的同时，解决收容问题呢？片野由佳：“动物囤积”是目前全日本的动物保护中心都在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由于需要同时收容大量的猫狗，过度拥挤会带来很多疫病、受伤等风险。2011年，熊本市动物爱护中心就因过度拥挤，许多狗感染了犬细小病毒而死亡。这是一种犬科特有的传染病，幼犬平均发病2-3天后就会死亡。由于传染力强，一旦发生感染，很难控制。因而，许多地方政府通常会将机构内的狗全部扑杀，无论健康与否。但熊本方面则寄望于疫苗和药物。对于体力充足的成犬，有兽医提出可以打磷酸奥司他韦来治疗，但总费用超过80万日元（当时约合人民币6.6万元）。结果，熊本市政府紧急立案并迅速批准，第二天就开始推广接种了。这也是因为当时的熊本市市长一直很支持减少扑杀的动物管理政策。由此可见，在改革过程中，领导的意愿非常重要。熊本县另一动物机构出现动物囤积问题（图源：网络）冷杉RECORD：还有哪些地方发生过动物囤积情况？当地机构是如何应对的？片野由佳：2022年，神奈川县发生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动物囤积事件，涉及100多只狗（含大型犬）和60多只猫。2023年，北海道也发生了一起100多只狗囤积的事件。这只是其中几个例子，实际上动物囤积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可以说，没有哪个都道府县没发生过动物囤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没有进行绝育手术。对此，各路救助人员都在尽力避免扑杀从囤积现场救助来的动物。民间动物保护团体和志愿者也会从旁协助，提供临时收容场所，对救助来的动物进行绝育手术，并为它们寻找新的饲主。这是众多解决方案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冷杉RECORD：近年先后遭遇2016熊本地震和新冠疫情，熊本市的动物收容工作遇到哪些新的危机和挑战？片野由佳：熊本地震是一场非常严重的灾难，许多宠物和主人一起失去了家园。但由于熊本市一直在向市民推行“要适当饲养动物”，因此顺利筹集到了宠物友好的避难所和临时住房。当时，因地震受惊逃窜离家的猫狗也很多，但多亏之前的“100%佩戴防走失牌运动”，熊本市收到询问的宠物，最终都成功回到了主人身边。至于新冠疫情，“宠物传播病毒”的相关报道在日本很早就被专家否定了，因此没有涉及弃养的问题。熊本地震后，一起避难的市民及宠物（图源：网络）冷杉RECORD：除了佩戴防走失牌，日本2022年颁布“猫狗芯片登录制度”后，影响如何？片野由佳：目前，宠物芯片强制植入仅限在宠物店出售的猫狗。对于已在家庭中饲养的，只是“努力执行”，没有相应罚则。因此，目前只有部分猫狗植入了芯片。不过确实有人在抛弃了年幼的小型犬后，工作人员通过宠物芯片上的信息，成功追踪到了弃养者，并对其进行了逮捕（注：在日本，抛弃狗猫是违法的）。所以我认为该制度的实施是有效的。冷杉RECORD：成名后的熊本市动物爱护中心收到更多人丢弃的动物，因为大家觉得这里“不杀动物”，于是无心理负担地往这里“扔”。仅靠一家机构、一个区域的人的努力，似乎难以改变动物的根本处境。您认为如何根本上改善境况？片野由佳：我认为，无论在哪里，总有人会随意丢弃宠物。真正关心猫狗的人，要么被工作人员说服，要么听从他人建议，都会努力尝试做出能让宠物受益的决定。也有些人，他们不愿意花费任何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宠物。如果继续和这样的主人在一起，宠物仍会过着不幸的生活。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做法是让动物保护机构接收它们，并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寻找新的主人。尊重动物，也是尊重人类自己冷杉RECORD：最近中国发生了多起狗咬伤儿童的事件，这让很多家长感到担忧。有些人看到流浪狗的第一反应是，害怕会被它们咬，认为它们是潜在的攻击者。您觉得人们需要为此感到恐慌吗？片野由佳：狗咬人事件的发生完全是主人的责任。特别是对于大型犬，确保它们不会从家里或围栏里逃脱，是最基本的规则。此外，对宠物进行科学的心理和行为训练，也非常重要。那些不理解这一点、没有进行适当训练的主人，甚至对狗使用暴力、拳打脚踢、试图让狗服从的主人，才是使狗变得更加危险的始作俑者。在日本，偶尔也会发生狗致人受伤的事故，也有小型犬散步时被大型犬袭击致伤、致死的。根据《民法》，受害者可以要求加害犬的饲主支付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而根据《刑法》，后者则可能会被处以3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冷杉RECORD：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流浪动物？具体来说，如果在路上看见一只流浪猫/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不该做什么？片野由佳：当有流浪狗靠近时，最有效的安全策略是“停下来，交叉双臂，保持沉默”。这个方法是在日本的“动物保护教室”中教授的基本要点，被称为“装作树木”。通常我们觉得狗很可怕时，可能会本能地想要跑开，但这会刺激狗的狩猎本能，反而更危险。狗有旺盛的好奇心，它们可能会嗅探我们的气味，或者在我们周围走动，但只要我们保持“树木”的姿势，就不会被咬伤。有些流浪猫会亲近人，也有些会在和人四目相接时发出“嘶”的威胁声，这是它们不希望被靠近的信号。在面对没有主人的动物时，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轻易触摸它们。冷杉RECORD：在中国，“要不要喂食流浪猫”一直充满争议。比如有判例显示，流浪猫伤人后，定期喂猫的市民被判承担赔偿责任。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流浪猫每年捕杀百亿只野生动物，建议执行TNR（即捕捉、绝育、放归）和呼吁公众不要投喂。而熊本市推出的“街猫对策”，也是以“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喂养流浪猫”为特点，这是否也会面临与中国类似的争议与风险？片野由佳：在日本，只有在执行过TNR的前提下，喂养流浪猫才被认为是有益的。这项活动从大约15年前开始在日本实施，是目前减少流浪猫扑杀最有效的方法。实际上，在东京等城市地区，已经基本见不到流浪猫了。关于您提到的流浪猫伤害事件，我不清楚具体事情经过和适用法律，无法发表详细评论，但很难想象流浪猫会追逐并攻击无辜的人类。“投喂是对动物负有责任和义务的行为”这种想法广为流传，所以这种履责事件确实有可能发生。在日本，TNR费用通常会由进行喂食的人或动物保护志愿者承担。随着TNR作为有效的减少扑杀的手段被认可，为流浪猫提供经费补贴的地方政府也不断增加。至于流浪猫捕食野生动物的争议，在日本同样存在。如在鹿儿岛县的奄美大岛，曾有研究指出被列为国家自然纪念物的奄美黑兔正受到流浪猫的捕食，因此岛上组织了流浪猫的抓捕和扑杀行动。然而，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奄美黑兔的主要死因是遭遇车祸。所以不能忽略的是，除了流浪猫，人类或许也是威胁野生动物生存的重要因素。熊本市动物爱护中心去年新建的犬舍（图源：网络）冷杉RECORD：一个健康的社会，动物和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如何构建一个“动物友好”的城市？片野由佳：要建设一个“动物友好”的城市，就要承认动物是社会的一员。所以，宠物主也要认识到他们的社会责任。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严肃，但只要我们以不给他人添麻烦的方式养宠物，就能大大减少他人对动物的厌恶情绪。如果能保持宠物健康，定期清洁，并进行必要的训练，很多人也会觉得猫狗是可爱友善的存在。另外，我们还需要法律和行政系统来保护动物福利，这需要时间和预算。对于那些对动物不感兴趣的人来说，他们会反对说“要优先考虑人而不是动物”。我也常常被问到，为什么相比人的社会福利，我对动物福利更感兴趣？动物处于社会权利的最底层，是绝对的弱者。一个尊重动物的社会，也是一个尊重弱者的社会。创造一个没有动物歧视的社会，同样也有助于创造一个没有任何人被忽视和歧视的社会。因此，人与动物共同幸福生活的方式，将继续成为我今后写作中重要的主题。（感谢夏绪、谢小谢对本文的帮助）【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文图丨张楠茜编辑丨杜雯雯距离湖南桂阳县城30来公里的苦志育才学校，藏在一条村落小道的尽头，四周山林掩映，与几家荒废的汽修厂为邻。第一次载客到这里的出租车司机叹了口气，“这学校看着就好苦啊。”一个苦字，的确可以概括这所学校里孩子们的过往人生——他们大多来自周边乡村，成长于相似悲情底色的困境家庭：父母患重大疾病、离世或处于服刑等变故中，家族无力提供养育支持。这群7至16岁的孩子，在最脆弱敏感、需要照料和引导的人生阶段，无家可依。我们试图呈现主流教育之外的另一种形态：当一座县城家庭最困难的儿童，集中到学校统一接受“人生兜底教育”，吃住学习全免费，习得正确的生活习惯、找回自尊与信心，被看成比“试卷上的分数”更重要的事——学生们只被要求“自食其力，做个身心健康的人”。在校园的人生9年，这种不同于普通应试教育的理念将如何塑造他们，以及能多大程度改变孩子们原本持续下坠的人生？人生“兜底”教育第一次进到校园的外来者，很容易把留着寸头的女孩误认为小男孩。女孩们奔跑在学校的操场和教学楼前，彩色小裙子跟着笑声一起雀跃。“孩子们很多是刚入学，家里卫生条件不好，头上长虱子只好给剃了。”生活老师肖艳红向外来的探访者解释道。每年开学返校，总有孩子的头发丝里，寄生着虱子或白白小小的虫卵颗粒，痒得不行只能一直抠头。抵达教学楼之前，孩子们要先穿过碎石子和杂草铺满的操场，再爬上一个斜坡。这个容纳了近三百名师生的校园不大，教学楼、宿舍楼、食堂围绕着操场，呈半圆形展开。在学校工作了4年多的肖艳红，午饭后正在女生宿舍里忙着分发刚烘干的衣服，她穿梭在不同的宿舍间，身边总是围绕着吵吵嚷嚷的孩子。肖艳红有些驼背，是桂阳县苦志育才学校里最忙碌的人，所有和生活沾边的事都归她管，透过大红色的方框眼镜，能看到她眼角叠出的几道皱纹。孩子们在家里没有干净安全的生活环境，集中到学校，卫生便成为首要大事。隔壁县城，更早成立的新田县苦志育才学校，曾经有小朋友放假回家感染了疥疮，回校后没有告诉老师，100多个孩子陆续被传染。那一次，全校所有床单被褥都被翻出来暴晒消毒，连床板都做了彻底清扫。学校花3万元找医生来集体治疗，把两台医用的热蒸汽太空舱放在澡堂，“蒸出”孩子们身上的小虫子，再涂药膏才治好。新田县苦志育才学校，周六的食堂成了电影院在这所奉行“家校一体”的学校，所有的生活习惯都有章法，整齐划一。孩子们在宿舍放置牙刷时得统一朝着一个方向，棉被叠成方块。每个月，学校会把当月过生日的师生集中在一起庆祝。新来的孩子会获得切蛋糕的“小小特权”。食堂里孩子们“自治而为”，高年级同学负责将大铁盘里的米饭切成小块，再分装到每人的餐盘里。动筷子之前，所有人齐刷刷坐在餐桌前，闭上眼睛一起默念，“感恩食物，感恩社会，感恩国家”。用餐结束，也由同学们自己清洗和整理碗盘。桂阳苦志育才全校师生近300人，每个年级只开设了一个班级。“孩子升到哪里我们就办学到哪，上了初二就办初二，上到初三就办初三。”校长王勇说，四年前刚办学时，最高只有四年级，后来跟着孩子们的需要灵活上调。她的办公室大门常年敞开，学生随时自由进出。这里一年级的孩子大多没有上过幼儿园，还在适应节奏。上课铃已打完两分钟，语文老师站在门口清点人数，还差两个。原本坐下的孩子也跑到教室门口，大声喊叫伙伴们的名字，直到人齐。在苦志育才的课堂上，规矩重于分数，任课老师不断提醒坐姿和课堂纪律。但与此同时，学习能力的差异又是被高度宽容的，老师不会有统一的学业达标要求，而是鼓励孩子们“做到力所能及就好”。九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桂阳县飘起小雨。下课后，拿到雨伞的学生要负责把没伞的同学送到食堂——学校物资都是捐赠而来，数量有限，雨伞也得学会共享。肖老师在给剪了寸头的女孩们发放志愿者寄来的帽子学校成立的这几年，大家习惯了校园里前来慰问和参观的陌生人。性格开朗的会主动问好，有的害羞一些，打完招呼就匆匆跑开。但孩子们都被告知一条规则：不能缠着来人要吃的。“不能因为自己家境困难，就随便找人讨要东西”王勇说，这是学校的自尊教育。而对于生活在此地的乡村女孩们来说，学会识别校园之外的危险信号，是更为具体和紧迫的事情。前年暑假，新田县苦志育才学校的一位女同学告诉老师，家附近总有流浪汉在转悠，白天看不出异样，晚上则会跑到屋旁张望——这让老师们提高了警觉，又想到之前就发生过休学回家的女学生被同村人性侵的事。孩子们在校外需要得到的庇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了开设性教育课，学校找到村委会，要求重点关注家里没有依靠的女孩子，排查周边隐藏的危险。孩子们大多来自特殊的家庭环境，心理敏感。和有意识寻求心理咨询的成年人不同，幼童往往不懂得去求助。但直接把孩子们带到心理咨询室并不是解决之道，“这会让孩子拘谨，也让别的同学对TA侧目”。去年刚开学，有个五年级的女孩总说想自杀，她的母亲是哑者，父亲在过年的时候去世，妹妹也在苦志育才就读。两姐妹返校后影形不离，好像很害怕什么。王勇察觉到不对劲，单独找来两人问话，爸爸去世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姐姐答，是在自己怀里去世的，妹妹也看到了。王勇不再说话，只是抱着两个孩子，让她们好好哭了一场。对孩子们来说，学校更像是一个暂时的中转站，陪伴自己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时间。有的在苦志育才读了几年状态变好，或是有亲戚回来接了，就从这里转去条件更好的学校读书。王勇觉得，“学校让孩子感受到情感和爱是最重要的事，其次是培养生活能力和自食其力的价值观。”同一种孩子九岁的佳佳比很多同龄孩子瘦弱，身高也矮一个头，她说话声音软软糯糯，笑起来时，圆溜溜的眼睛眯成月牙，两颗虎牙也露出来。被刘海遮住的额头尖儿，有一道泛白的伤疤，是之前在家里不小心从三楼摔到二楼磕的，“流血了，哭了好一会儿，叔叔才发现我。”来到学校之前，她跟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叔叔在农村生活。“家里虽然破烂，但还是可以去的。”她会通过展露伤疤和小心翼翼发出邀请，和人拉近距离。但是被问到爸爸妈妈，声音就低下去，她只知道，先是小时候妈妈不在了，后来爸爸也不在家了。像佳佳这样失去家庭依靠、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被叫做事实孤儿或困境儿童。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困境儿童688.9万名，包含孤儿、留守儿童、失依儿童等。苦志育才的生源，大多来自于县城以及周边农村的“失依儿童”。2019年由民政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中，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范围作出界定：父母双方均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前述情形之一。从现实条件来看，他们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孤儿，但孩子们在原本的现实家庭生活中，并没有获得有效的父母照顾和监护，无人养也无人教。每一位入学的孩子都经过严格家访而每一个进入苦志育才的孩子，都经过了严格的家访。过去五年里，王勇和同事们走遍了桂阳县的几乎每个乡镇，先后拜访200多个家庭，识别出真正处境困难、无所依靠的孩子，把他们带到学校就读。九月的一个雨天，60岁的王勇开车前往桂阳县城附近的流峰镇做家访。山路曲折颠簸，雨点敲打在车窗上，车轮扬起的水花模糊前路，王勇倒是越开越精神，“开车就是要山路才有意思，才有味道。”有时她带着老师们出去，一侧就是悬崖，走到没有导航信号的路，都是靠大着胆子拧转方向盘抵达终点。目的地到了。孩子的奶奶早早打着伞在路口等，她不到一米五的个头，短头发全白，不会说普通话，在镇上租了一处年久失修的楼房，陪读三个孙子。房租两千八百元一年，房间阴暗狭窄，地上是已经板结的黄黑污垢。她的孙子阿杰在苦志育才读8年级，是个不爱说话的男孩，走路也总是低着头，不和人搭话。孩子爸爸之前在广东的一个工厂打工时，被同宿舍的工友砍死，孩子妈妈捡回一条命，但头上手上全是伤——八岁的阿杰在现场目睹了一切。房间里，老人边说边哭，王勇在一旁说些安慰的话。即便已经做好了心理预备，但当老师们真正踏入这些孩子们的家，关于贫苦的具象场面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有人家徒四壁，几个椅子拼成床；有的家里遍地都是鸡屎，阵阵恶臭；有的孩子十几岁了还和大人挤在唯一的一张床上睡觉。一些爷爷奶奶说孩子的妈妈“跑了”。老师们听过“跑”字背后的深入故事：女人受不了家里太穷，或常年遭受丈夫的家暴，出去打工或者再嫁了。精神失常的妈妈也不罕见。有农村男人因为贫穷娶不起老婆，就去找有精神疾病的女性，捡来拐来的都有。有个爸爸一直不工作，妈妈有精神疾病，孩子一个接着一个生，爸爸经常去政府要奶粉钱，有钱了成天打牌喝酒。他最终在车祸中丧生。村支书主动联系了苦志育才，把孩子送了过去。还有另一家5口人，爷爷常年卧床，爸爸中风之后基本丧失劳动力。两个小儿子分别是5岁和6岁，整个家庭照顾所有人的任务，全靠一个9岁的大女儿完成。王勇既是学校的校长也是司机有时，王勇也会担心，入读苦志育才会不会加深孩子们“苦”的标签？她会在转达给孩子们的言语里婉转表达，“我们现在是困难，接受了别人的帮助。但是困难只是暂时的，等我们以后有本事了，也会去帮助别人。”由于学校是全公益性质，每个名额珍贵。这些年里，苦志育才学校拒绝过许多经济条件尚可家庭的孩子。老师发现一户新生家中发现客厅有空调，父亲打工还能供孩子读书，商议后放弃录取。还有一户人家的爷爷奶奶想送调皮的小孙子来读书，但老师实地走访后看到他家住房条件不错，大孙子还在县城里收费不低的民办学校读书，也没有录取。“拯救腐朽木头上的新芽”真正进入苦志育才上学的孩子，课业上与同龄孩子的差距悬殊，不少人是在普通学校跟不上课业，转学而来。有三年级的孩子在作文课上，只能写下歪扭的一撇一捺，也有孩子到了四年级还不会10以内的加减乘除法。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失依儿童”在普通学校面临的现实困难，包括学业基础和学习兴趣差，跟不上课业；在校不合群，感觉受排挤、孤立，出现行为异常等。这棵大树正好挡到食堂外的洗漱池，被留存了下来桂阳苦志育才的欧阳起欢老师曾经遇到过一位读三年级的女孩，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把上下结构写成左右结构。老师没有催写字，先教她握笔，孩子有一些新鲜感了，再让她从最简单的“王”开始。此后的几年里女孩写了十来万字，这些习字册被欧阳起欢叠收在办公室里。女孩越来越开朗，管他叫“师傅”。新田苦志育才校长乐巍则发现了“失依儿童”更长期的问题，“很多人人生没有目标和方向，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他的办法是给孩子们办各种兴趣班，双截棍、古筝、篮球、乒乓球，只要让学生能找到兴趣目标，“不论小或大的，先有个小目标往前走”。学校的一块小菜地也是孩子们扔铅球的练习场。周日，食堂则成了临时的电影院，大大小小的孩子坐成一排排，看投射在屏幕上的动画电影。几年的尝试下来，新田苦志育才获得了“意外的成效”。2022年毕业班的33个学生中，有9人考上高中——对比当地相似规模的镇中，很多都是“挂零”。在县里举办的中学运动会上，苦志育才学生还拿到团体一等奖。2024年，新田县苦志育才学校的九年级总分平均分被预期将超过前一年。2015年学校落地新田县时，这里还是湖南省排名前三的国家级贫困县，因为“没铁路、没高速公路、没大江大河”，被调侃为“三无县”。但同时，新田县却是公认的“教育沃土”，在永州市南部六个县城的重点中学里首屈一指——一个县城里有一所省重点中学和一所市重点中学，光是新田一中，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学生考上清华或北大。菜地是孩子们练习投掷实心球的地方苦志育才几年来的“小成果”在新田本地的教育系统里开始引起关注，今年春季，新田县教育局特地到到学校调研取经。从2015年第一所苦志育才学校在湖南省新田县成立至今，全国共有8所苦志育才学校，分布在重庆、甘肃、云南、湖南等地。除了湖南的两所是民办，其他基本都为公办社助。最初，创始人黄先生和当地僧人释法广法师联合筹资，向新田县教育局申请办学资质，把农村的闲置学校用作免费校舍——新田县苦志育才成了“吃螃蟹”的第一家。随后的桂阳苦志育才在2019年建立，最初的校园是靠不到10个老师和两位工人加班加点，一起收拾出来的。校址选在一个荒废了三年的学校，杂草丛生，暗处还有蜈蚣和蛇。窗户被白蚁侵蚀得手碰一下就倒掉，厕所里残留着鸡鸭的粪便。校长老师砌围墙、做清洁，教室里灰尘漫天，清洗出来都是黄泥水。厕所的粪泥又厚又硬，要用硫酸冲洗，味道刺鼻难闻，宿舍窗户漏风，只能用纸贴上。晚上洗干净衣服晾在外面，第二天就沾上各种虫子。每天都要停电好几次，老师自己接电线、修水管。在发起苦志育才之前，黄先生参与过其他教育类的公益项目，大多是捐款捐物，或是一对一助学形式——他觉得，这种不可持续的一次性帮助，孩子们实质上没有得到系统性教育，有的长大后还会产生索取的心态。他对教育的作用始终抱持希望，虽然这些孩子的父母已经难以拯救，但托住这些孩子等于是给社会的未来兜底。“大人很难改变，就是像一块木头已经腐朽了，木头上又长出了一个新芽，我们去救这块木头已经很难救了，新芽是救得好的。”另一种教育的现实窘境当一种不同于普通学校的教育模式出现在县城里时，首先迎来的是质疑之声：免费的教育住宿，是不是就意味着条件不好？学校培养出来的孩子们会怎么发展？有宗教界人士参与，会不会是什么邪教？这个模式可持续吗？“大家不太相信有读书住宿全免费的好事”。乐巍说，最开始有人怀疑他们以公益慈善的名义谋取私利，政府也在观望，不知道学校能办多久。2015年学校初次招生48人，开学几天就走掉了8个。最早成立的新田苦志育才学校，经历过公益办校的所有窘境。因为资金紧张，学校裁过员，换校址之后还没水没电。但最让校长乐巍遗憾的，是第一届小学毕业生没能留住。2015年招进来最高是四年级学生，等到他们几年后面临小升初时，适逢全省范围内中学的大班名额缩小，县城里初中老师的需求量骤升，条件差、待遇差、工作量大的苦志育才，即便是想招初中老师办初中，也失败了。好多一开始干劲满满的老师心灰意冷。他们想，如果孩子小学毕业就脱离学校，回到社会的大染缸，最终还是有很大几率会坠落到原来的生活，改变不大。2019年6月，新田县苦志育才筹建了初中部。第一届初中毕业的33个孩子，有1个考了定向师范（全县近400个考生当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2个考上省级示范性高中，6个考上市级示范高中。其他大部分孩子去了职高或者职中，还有少数几个选择外出打工了。新田苦志育才记录下一位学生的前后变化这样的教育结果算成功吗？黄先生认为，教育的公益，是对整个社会的大闭环投资，人文社会的环境保护，“不存在失败，这群孩子未来创造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他们也会有家庭、孩子，如果不去救助，可能有一部分会成为社会的问题。”他算了一笔账，一所苦志育才学校一年的成本是80万左右，一个县的极度困境儿童大概500名左右，全国一共100万孩子，一年投入大概8亿左右的资金，就能为他们所有人兜底。但对于处在教学一线的校长王勇来说，兜底全国的理想还有些遥远，她面对的具体问题是学校的资金和教师问题。和工作强度不匹配的，是老师们的生活环境和工资待遇。在食堂旁边的教师宿舍里，三四个老师共用一个套间，一人只有不到十平米的空间，房间不够就用木板隔开。有的老师爱人孩子都在县城，陪伴家人的时间屈指可数。老师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是每周末晚上聚在一起吃个小火锅，聊聊天。王勇总是苦恼于招不到能够稳定持续待下去的老师。之前有位来自外地的爱心人士申请过来当生活老师，不到一个星期就离开了。即便是年轻的教学老师，流动性也很大，很多人把学校当作找到下一份工作的跳板，最终还是想考去县城的公办学校。每一个任课老师不仅要跨年级跨学科教课，还兼任很多杂活儿，比如数学老师也是学校的水电工，语文老师要管理体育室的器材，历史老师要负责消毒的考勤工作，校长也是运送物资的司机。而对于在此就读的孩子们来说，在苦志育才度过的9年时光，将会引导他们走向何种人生？最初没能留住的第一届小学毕业生，老师们曾经通过QQ回访了部分人的情况，只有极少数人完成了学业：有的孩子回到户籍地所在的初中短暂读了一会儿书，但没能坚持下来；有的选择回到农村老家务农或者外出打工，还有少数则不知去向。受教育之后，命运的分野16岁的小鹏，在广东惠州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已经上班两个多月。他15岁从职校离开，是为了早点到社会闯荡。作为安保部的员工，他负责检查酒店的消防安全。一晚上，小鹏来来回回检查97个点位，最多能走出4万多步，从晚上八点持续到早上八点。有时晚上在大堂值班，困得眼皮快耷拉下来，就扇自己一耳光醒醒瞌睡。在此之前，小鹏在广东中山的工厂打过螺丝钉。好哥们儿刘振海介绍他来这里工作，两人都在安保部，一个早班，一个夜班。他们曾在同一所小学念书，吃住生活在一起，如同亲兄弟。和他们毕业于同一所苦志育才的婉莹，则在今年进入本地的县职中。婉莹个头瘦弱，长睫毛高鼻梁，眼窝深深，扎着小小的马尾辫。她的穿着朴素，在职中打扮入时的学生中显得安静。“你喜欢新学校吗？”“还行。”“老师和同学怎么样？”“都挺好的。”在被问到大多数问题时，婉莹都只有短短几个字回答。关系最亲近的生活老师谢欢，是她过去六年生活中最亲密的人。对于婉莹来说，物理意义上的家似乎已经没什么寄托了：爷爷奶奶年迈，连她的学费都无法支持。她从没见过妈妈，爸爸也在前几年生病去世。连在职中读的养老专业，也是谢欢老师帮她选的。每周末放假，婉莹会回到苦志育才学校，帮着带带学弟学妹。过去她曾在这里收到过滋养，印象最深的是学校组织过的一次徒步。那是初三面临中考前课业最紧张的时候，老师们没有让他们做题，而是带着去了趟附近的农场参观。她和同学们一起拔河、抢凳子玩游戏，还认识了好多植物、水果、蔬菜。在路上走着，她觉得，“世界好像变得宽阔了起来。”学校的生活习惯现在也在她身上留下印记。在闹哄哄的职中班级里，婉莹的课桌整洁，书本都规整收纳在桌子里。她的被子也是寝室里叠得最方正的豆腐块，棱角分明——这些是过去在苦志育才学会的生活技能。她虽然话不多，但很受班上别的同学的信任，大家会推选她当班长。宿舍外的黑板上是孩子们抄写的励志文字但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如婉莹般幸运。曾经和她就读同一所学校，早几届的学姐——一个六年级数学考过满分的女孩，小学毕业没考上县城里的初中。一次，校长乐巍路过一个烤串店，认出正在吃饭的她。女孩已经怀孕，挺着大肚子和几个社会小青年在一起。乐巍叫她名字，女孩很不好意思，把头偏过去，拿了吃的就赶紧走开了，也没有打招呼，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包括婉莹在内的2023级苦志育才毕业生，大多数去了职校，另外三分之一考到普通高中，继续为考大学而奋斗，还有几个孩子选择外出打工。对这些曾接受过同一种教育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的人生曾有过交集，也在完成基础教育后走向分野。过去，苦志育才对孩们的期望是，要努力考高中、大学，往上走。一次和学生的偶然交谈，改变了大人们的想法。“世俗定义了更高的学历和收入是成功，但是在每个孩子心中，真正重要的东西不一样。无论你选择哪条路或者方式，自食其力就没有高低贵贱。”黄先生说。一位上海过去的参观者和学校的一个女孩聊天，问她毕业之后想干什么？女孩说想去县城的奶茶店打工，一个月能赚1500元。来者认为女孩现在的认知有限，就开导她，“你上高中、职高或者大学，工资就可能变成八、九千甚至一万。”女孩平静回答，说家里以前失火了，是姐姐拼尽全力把她从窗户里扔出来，摔在地上她的手留下了残疾，姐姐则是全身烧伤，现在还躺着。她留在县城的唯一理由，是可以早点工作照顾姐姐。（文中未成年受访者皆为化名）【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文图丨李禾编辑丨杜雯雯出狱5个多月，闫啸天唯一的收入来自炒股盈利：一笔四千多元的意外之财。这个“本事”是过去在监狱里跟着“股票高手”学来的。他脑子灵光，一边听对方传授个人经验，一边学习财经报刊上的金融知识，重点段落全部手抄下来。在一本黑色笔记里，他密密麻麻写满了诸如宇通客车、恒顺醋业、密尔克卫、苏泊尔等股票的每月价格、收益、总市值。这是闫啸天重回社会的“一次投资实践”。尝到甜头，他便果断离场，再也没碰过，“这玩意儿不能弄太深，否则被套死。”如今走在街头，无人知晓他的过往身份——曾经轰动全国的“河南大学生掏鸟”案主犯之一。2014年夏天，大一放假的闫啸天和朋友王亚军，在河南辉县的老家树上掏了十几只燕隼，部分转卖。随后，他还单独收购了一只凤头鹰。这都不是普通的鸟。非法猎捕和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为闫啸天带来10年半的刑期。王亚军比他短半年。当年案件判决一公布，迅速在全国引起大讨论，国内多位知名法学家意见各异，立场分属“不同阵营”。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法撰文称该案“判决适用野生动物保护法正确，并未枉法裁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则认为，“生效判决在事实依据上是不充分的。”漫长激烈的反复争论，让该案被列入2015年度河南十大法治热点事件，甚至还被写进《河南法治蓝皮书（2016）》。

文图丨李禾编辑丨雪梨王方世佳的笑是堆起来的。嘴角用力向上使劲，脸上的肉便迅速耸在一起，原本不大的眼睛被挤得更小了。10月中旬的这个晚上，他这样笑了好几个小时。一有路人经过，方世佳就堆着笑迎上去，“哥，进来坐坐”“姐，这儿啥都有”，脖子上筷子般粗细的金链子在夜幕下，和他的眼睛一起放着亮光。但笑和闪烁的金链子都无济于事。方世佳的烧烤店从下午五点营业，直到快八点钟，才来了一位穿着睡衣的年轻食客。食客点了5个牛肉串（每串2.5元）、10个猪肉串（每串1.5元）、5串茄子（每串1元）、5串土豆（每串1元），以及4元一包的小饼，和2瓶6块钱的“崂山麦香”啤酒，算上1元一套的餐具在内，总共消费54.5元。方世佳给他优惠了5毛钱。一直到凌晨两点收摊，店内再也没来过其他顾客。这未免有些凄凉，毕竟烧烤店就开在新晋的“烧烤之都”淄博。上半年的流量和热度，让淄博烧烤迅速火出圈。当地也流传起有关一夜暴富的神话：有烧烤店号称一天能翻台500次，有传闻说流量高地“牧羊村”8000万转让——后者随后被辟谣。

文图丨陈龙编辑丨雪梨王教师节当天，50岁的范美忠更新朋友圈，转发了学生5年前写他的一篇文章，“又是一个教师节到了，才想起我自己，也曾经是老师”，后面跟了个咧嘴笑的表情。老师的身份恐怕是范美忠所有身份标签中，他最难释怀的一个。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他是“民间教育改革”潮流的标志性人物，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边喝酒一边彻夜长谈，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国家要向哪里去，社会要向哪里去”。在那之后，他成为了一个被万众唾弃的老师。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都江堰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抛下学生，“连滚带爬地以最快速度冲到了教学楼旁边的足球场中央”。10天后，他发文称，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女儿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那一年，他35岁。此文一出，引发了全国性声讨和唾骂，范美忠也被网络写手五岳散人冠以“范跑跑”的恶名。彼时，学校接待室的四部电话几乎成了“范跑跑专线”，“凌晨两点半一个（来电），三点半一个，四点半一个”，都是骂他的。范美忠则顶着数以亿计的骂声和“范跑跑”的标签，在网络和电视节目中为自己辩护。其言辞之激烈如同斗士，给人以“异端”、不合时宜的印象。事发学校校长卿光亚此前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将范美忠形容为“经历了地震的病人”。范美忠的朋友李勇则认为，从前的范美忠，是王小波笔下那只不服从、特立独行的猪，地震后，他变得像一只刺猬，“一有点风吹草动，就包裹起自己”。但范美忠不认可这种说法。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言行没有错，自然也不会因为舆论受到精神创伤。真正受影响的是他的生活：2015年离开光亚学校后，不能教书、讲座，不能出版书籍，他因此陷入生活困局。身陷困局的范美忠靠什么为生？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要如何适应当下的新世代？地震15年后，带着这些问题，我两次前往成都，寻找范美忠。

文图丨南溪编辑丨雪梨王前段时间，李海燕又做梦了，梦里有两个人拿着刀要来杀自己。她形容自己像是在幽深黑暗的隧道里独行，偶尔头顶会闪过亮光般的希望，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出口。一切源于两年前的实名举报。2021年5月，在重庆市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李海燕，实名举报原重庆市城乡建委巡视员、纪检组长张玉帆与其妻冉利坐拥26套房产、“吃空饷”八年侵占国家财政资金150万元。她甚至整理出了这26套房产的具体位置。这其中，张玉帆是她领导的领导，冉利是她的同事兼闺蜜。这一“自杀式“举报在网上引起轰动，李海燕的命运也就此改写。两年多过去，当初的举报帖已难寻踪迹，舆论已经停息，李海燕却仍然不得安宁——她经历离婚、被恐吓，甚至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门口，被对方打到满头是血。她与被举报者打了四起官司，其中包括三个民事诉讼案件和一个刑事案件。两个民事案件李海燕赢了，但赢得曲折，对方不断上诉，法院多次驳回。刑事案件她也赢了，对方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一年。另有一起民事案件她是被告方，案件正在审理中，她的资产也因此处于冻结状态。

文图丨周舟编辑丨杜雯雯一位莱斯大学人类学的中国博士生，在今年夏天前往非洲肯尼亚，展开了一场为期28天的论文“枪手”寻访之旅。她抵达位于赤道附近的内罗毕，真实感受到了“世界论文代写之都”的复杂一面：在演化到近乎成熟的代写产业背后，是本地青年人在贫穷与机会中，摸索可能性的故事。堵车、小贩与隐身的代写12小时的转机飞行后，我从广州乘坐的ET318航班，落地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刚出机场，我就感受到这座“世界第四堵车城市”的复杂交通：大多数地方没有红绿灯，过马路要从小贩、小巴和摩托车混杂的车流中左右突围，空气里弥漫着汽车尾气的味道。内罗毕市中心新城区，从肯雅塔国际会议中心往下望这一路是被人左右夹击的过程。街道两侧的小贩把售卖的二手衣物举到每一个路过的人面前，试图伸手拉住他们。有揽客的人直接地识别出我的面貌，冲我喊“中国人，中国人”。我的耳朵里，不间断地闯入英语、法语、斯瓦西里语和其他听不懂的当地方言，再配上街上汽车的喇叭声和小巴司机揽客的叫喊，让人晕头转向。直到拐过一个停着二三十辆小巴的环岛，我从紧贴在一起的小巴缝隙中挤过去，到达我的住处——一栋黄褐色的十层建筑。这里是中心商务区的北部边缘。紧邻我住处的据说是肯尼亚最大的二手汽车零件集散中心，是一片到了夜晚会点火焚烧垃圾的棚户区。二手汽车零件集散中心，从我的住处往下看过去，我在留学群里见到过许多代写小广告。我一直以为给中国留学生做代写的也是中国人，所以看到关于肯尼亚代写的报道时就很新奇，觉得这种无意中产生的跨国连接非常有趣。查阅新闻资料后我得知了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几乎每7个在欧美就读的大学生中，就有1人找过代写者。而这些“隐秘写手”中的大多数，都来自非洲肯尼亚。作为一个初来者，我在这个被称为“非洲硅谷”的城市中，没有第一时间捕捉到预想中论文代写产业存在的明显迹象。这里更显眼的，是街上随处可见的M-PESA绿色标志和旅行社职员。前者是肯尼亚应用广泛的移动支付软件，被看作是肯尼亚发展IT经济的成功案例之一。后者紧紧跟着每一个被认作是游客的人，试图游说他们去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马赛马拉，观看地球上最壮观的动物大迁徙。去马赛马拉看动物大迁徙直到找到机会跟当地人对话，我才真切感受到研究论文代写学者说的，“在内罗毕，每栋楼里都有两三个写手”所言不虚。28天的田野调研期间，我在这里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不管是出租车司机、超市店员、修车工还是导游，无论他们的工作看上去跟论文代写多么不相干，都有那么几个做论文代写的朋友。棚户区的“裱糊匠”我就是通过一位修车工认识了29岁的Josh，一个已经做了四年论文代写的青年。Josh高高瘦瘦，常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帽衫，灰色的牛仔裤上，沾满了棚户区的泥灰。这个原本想接替自己父亲在肯尼亚电力公司（Kenya

文图丨李禾编辑丨雪梨王傍晚6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王竞在厂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用最快速度开到火炬广场。此时，距离万能青年旅店的出场只有40分钟——9月2日、3日这场名为石家庄“Rock

文图丨李禾编辑丨杜雯雯凌晨两点半，张时玉从床上爬了起来。他关掉手机闹铃，从床头拿起一个两升的太空杯“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凉白开，试图甩掉困意。在这个80多平米的出租屋里，所有生活物品都以实用性和必要性存在——客厅，只有几个马扎凳和一张折叠式矮饭桌，两间卧室则满满当当塞进四张上下铺。63岁的张时玉和7位工友同住，屋里气体浑浊，混杂着汗脚和香烟的味道。害怕吵到别人休息，从上铺下来时他很小心，也不开灯，顺着手机屏幕的光摸到了洗手间，接一捧冷水胡乱在脸上揉了一把。他所居住的这个小区已有20来年房龄，没有电梯，租金便宜是为数不多的优点：每人每月只要200元，水电费平摊。狭窄楼道里电线杂乱拉扯着，张时玉每下一层楼都咳嗽一声，让声控灯亮起来。张时玉和工友租住的单元楼他下楼速度很快，到了一楼单元口，又熟练清点起作业工具。扫把有大有小，手套、毛巾、小铲、镊子、喷壶一样不少。他从左车把上取下一件黄色反光上衣套在身上，蹬起三轮车就往外走。城市的夜色并不沉闷。一路上，张时玉经过了4个夜市摊。对饮猜拳的中年人、光膀子露纹身的年轻人，乌泱泱的食客挤在摊位喊叫、飙脏话，花生壳、毛豆皮和沾满油污的餐巾纸散落一地。有醉酒者站在路边枯萎的法国梧桐前撒尿、吐酒，末了，就用尽全力将一口痰液喷吐到路中间。张时玉厌恶这场面，“大家喝的越起劲，我们越辛苦”。上了年纪，2.8公里的路程他骑了24分钟，终于，在3点30分上班前按时赶到了作业区。早上6点，在清扫车的协助下，他和同事们已打扫完一段1.7公里的主干道、1公里次干道、一座小型广场和一个菜市场门前。这是张时玉做环卫工的第五年，蓝色一次性口罩遮不住男人脸上的疲惫。这份工作每个月赚回两三千元的工资，他大多转给儿子还房贷，“很累，可为了给儿子挣钱，有什么办法呢？”贫穷的乡村与三次未果的恋爱赚钱，是张时玉维持日常生活秩序最重要的命题。他的老家在华北平原的一个小县城——这里之前是国家级贫困县，而他居住的村子曾是最穷的村庄之一。如果不外出打工，村民仅靠种田的年收入很难超过1万元。村里没有企业，最大的实体店是一间小卖部，货架上商品少得可怜。村子是南北走向，多为丘陵，百余户村民生活在一道山沟里，一些基础生活用品都得去5公里外的乡上买。山坡上除了零星的柏树外，大多数地方被荆条覆盖。村里少有成片的土地，那些分布在半山腰的口粮田，也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像旧衣服上的补丁。山脚水库无法引流到山上浇灌，村民几乎是靠天吃饭。经济条件不好，很少有外村女性愿意嫁来这里。本村女孩外嫁出去，也经常被说是“高攀了”。贫穷困住村民的生活，也困住了张时玉儿子的婚姻。儿子张伟华出生于1985年，女儿张伟芳小四岁。他宠爱这一双儿女，在奉行棍棒教育的农村，孩子们淘气他也不舍得动手。村里的孩子，通常有三条谋生之路。最好是读书考出去，学习不好的话早早学个技术也能养活自己，再不济就跟着大人去打工。张时玉一心想让孩子靠读书出人头地，但他们成绩都不尽人意，上完初中就辍学了。他试图给儿女多找些出路，女儿在被罩厂工作几年后结婚嫁人，儿子的工作则"麻烦不断"。先是送张伟华去饭店学厨师，因为无聊半途而废了。后来，又出钱让他去考B2货车驾照，跑长途时挣了些钱，但一次疲劳驾驶翻车“留下心理阴影”，张伟华再也不碰货车了，27岁的时候干脆辞掉了货车司机一职。其实张伟华的外在条件不算差，身高一米八，中等身材，看起来精干，性格外向健谈。村民对他的评价是老实孝顺。同村的年轻人大都想着出去打工，张伟华更喜欢待在家里。他想着，离父母近些，有事能照顾到。村里有人说他，“人很好，就是懒了点儿。”老家附近的女孩，没有因顾家孝顺的评价高看他，说他窝在家里能有啥出息。张伟华谈过两个外村的女朋友都没成功，对方都说，“家人给介绍了条件更好的对象”。在张家生活的乡村，男性一旦被贴上“光棍”标签，歧视和流言也随之而来：贫穷，要不就是身体有疾病。通往张时玉老家的一段路在发小介绍下，张伟华总算找到一份夜店保安的工作。工作内容倒不难，只是日夜颠倒。每天吃完晚饭，他就开着从朋友手里买的二手大众帕萨特去40公里外的市区上班。穿着黑西装白衬衫，手拿对讲机寻巡场，如果有人打架就上前拉开，他要识别出故意砸场子的人并将其带出店外，直至凌晨3点下班回家。原本，张伟华对月薪3000元的生活挺满足。但当第三个女朋友提出“在市里买房就结婚”的要求时，他知道这段感情也要结束了，“如果不是买彩票中奖，在市里买房都不敢想。”“借钱也会买的！”张伟华29岁时，已经有过十几次的相亲经验——三段恋爱告吹后，父亲张时玉不再允许他自己谈对象，而是通过长辈眼里更靠谱的媒婆介绍。一开始，他觉得自己有年龄优势，对女方的要求颇高：“年龄不能太大”、“二婚的不行”、“不要求在县城买房，市里就更不用说了”。按这个标准找，没有一个女孩想和他相亲。后来媒婆看不下去了，劝张伟华父母：“条件再降降，咱就是村里一个没上过学的人，就别挑了。”张伟华松了口，“大10岁也可以”、“离婚带娃也不嫌弃”、“除了倒插门什么都能谈”。这次，媒婆找到了好几位符合条件的女性。对方无一例外都提出一个问题：“在市里买房了吗？”“都没稳定工作，为什么去城里当‘房奴’呢？”张伟华好几次直勾勾地回话，他的“诚实”没给自己加分，倒是被贴上了抠门标签，更没女孩想和他接触了。张伟华所居住的村庄当时，算上张伟华在内，村里有四五个年轻人没成家，大家的情况都是市里没房。早些年，张时玉靠着打工和种地攒了20来万，在村里给儿子盖了新房。他没想到，这种房子放到后来的乡村婚恋市场上价值得不到承认。眼看市里的房子已成为儿子相亲结婚成功与否的重要砝码，张家向媒婆打下保票：“借钱也会买的！”确认了买房意愿后，张伟华的相亲之路变顺了些。30岁时，媒婆给他介绍了乡上另一个村的王艳。两家相隔只有6公里，王艳离异，有个4岁的女儿。和其他相亲对象一样，她唯一的要求就在市里买房。张家全部存款只有10万元，张时玉犯了愁。他跑到亲戚们家里东拼西借，硬是凑满了25万元首付款。2015年的夏天，张伟华和王艳领证，又借了3万多元在老家办完婚礼。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婚礼之前，王艳让张家把25万元以彩礼形式先给到自己，等婚后拿这笔钱去买房。她的想法直接明了：必须得有个东西去约束（婚姻），房子是最好的选择。“毕竟，他花那么多钱，做什么事之前，总得考虑下成本问题。”她并非村里第一个这么做的女性，在当地的婚恋市场，这被视为待嫁女性对自己未来婚姻相对普遍且直接的“自保手段”。等不了的房价，还不起的月供婚礼结束不到一个月，到市区买房成了张家小两口的头等大事。第一次走进售楼部的时候，王艳觉得“自己像是城里人了“。穿西装的男销售给他们端来了咖啡、薄荷糖，张口就是”哥”“嫂子”“咱家”“您”，听者倍感愉悦。在硕大的沙盘上，销售对着一堆楼房模型凭空讲解。张伟华夫妇看的那个小区刚刚才打好地基，一上来销售员就面露难色，不好意思，20层以下卖完了。紧接着，又领小两口到建筑工地外围，对着半空比划，呐，就那个位置，采光好、很通风。这一切，都让张伟华觉得，“怎么像是搞诈骗的”。也是从第一次看房起，两人知道了什么期房，什么是现房。后来，夫妻俩又转悠了好几个项目，只有少数盖起了主体。2015年11月，市里房子均价大约6400元。张伟华夫妇手里的25万能买100平米的房子，首付30%也才19.2万，可挑选地段很多，而且都在市里较好的区域。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两人越看越多，挑花了眼，还是没下定决心出手。买房的事儿拖到了2016年初，他俩最初看上的那套三室一厅，已经涨到每平米8500元，光是首付金额就已经超过手里全部的钱。房市行情大好，售楼部人员的耐心讲解消失了，咖啡也不给了，只甩下一句，春节一过就涨价，谁也没办法。接下来的一年里，张伟华受到的冲击更大了。广告页所有房子均价都涨了两三千元，几乎一天一个价，等到2016年年底，那套原本每平米单价6千多元的房子已经飙升到1.5万元。他们彻底买不起了。市里好地段的房子落了空，两人只能退到郊区去看。距市中心32公里外的一个县级市，几年前升级成了区。位置相对偏远，但这片儿的房子也被裹挟在上涨的行情中，从5600元一路跑到8000元。张伟华上班的地方距该区30多公里，离老家也才40来公里，路程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夫妻俩也想过，要不在老家县城买一套算了，每平米才3600元。但王艳最后还是坚持，“那个区再落后也是市区，我们这再方便也是县城农村。”最终，他们购入一套两室两厅的毛坯现房，安家城里。房子带来了一连串的密集数字：89平米，在第19层，每平米单价8800元，总房款接近80万，首付23.4万余元，其余全部贷款，贷款30年，月供2700多元。首付的钱，是从张伟华妻子卡上打过去的，房贷在张伟华名下，房产本上落下夫妻两人的名字。但这套城里的房子并未给他们带来理想中的城市生活，反而很快成为全家人的心病。2017年3月21日房本办下来，独立还贷两个月之后，张伟华负担不起了。每月3000元的工资，他要支付自己、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开支。需要装修时，他手里甚至连1万元都拿不出来。这套举全家之力购买的“市里的房子”没有花里胡哨的装饰，墙面是白色，地板也是白色，唯一有设计感的地方，就是电视墙上手绘的一幅“荷塘月色”。父母还欠着十几万元的债。为了能让家里好过一点，张时玉只好频频在乡里和县里的工地上找活儿干，张伟华的母亲则在家里多养了几头猪。张伟华购买房子的小区搬进新居后，更多的问题接二连三地涌来。张伟华发现，需要花钱的地方远超预想。和村里的生活相比，这里的水、天然气、物业费用全都是额外开支。更意外的是，在村里平房撒欢习惯了的两个孩子，搬进了钢筋水泥的高层楼房，也经历了艰难的适应期。这里没有熟悉要好的小伙伴，出门谁也不认识，在小区里玩耍时，有好事的小孩私下叫他们“土鳖”。王艳不敢上前辩驳，她担心自己“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一张嘴不是更土鳖吗？”“终归说起来还是没钱，在那边生活压力太大了。”两人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等孩子们上初中前，再把全家户口迁到市区生活。于是，在城里崭新、现代化、梦想中的新家只待了短短两个月，张伟华一家还是搬回了村庄。父与子儿子又失业了。2018年7月初，张伟华上班的夜店被查封。他手上没有过硬的技术，又不想去干体力活，很难找到相对挣钱的工作。兜兜转转半个月后，他应聘到市里一家保安公司，分到一个中档小区做夜班保安，每天晚上8点上班，次日早晨8点下班，月工资3800元，扣完社保，只能剩下3100多元。新工作的待遇，依然只能勉强糊口。他转而求助父亲张时玉，偶尔也从妹妹那儿借一些。看着儿子的生活一团糟，张时玉把他叫来，做了一个影响了自己晚年生活的决定。“以后你负责养老婆孩子，我想办法挣钱还房贷。”张时玉说。前半生躬身泥土的父亲，一头扎入城市街道出卖劳力，张伟华心里是有过自责的，他怪自己没本事。他对成功的构想混沌又复杂，总觉得拼搏之路是独木桥，是赌博，是不能出一次错误的残酷游戏。而他自己不是不想拼搏，只是家里没背景没钱，试错成本太高。刚开始，收到父亲转来的钱，张伟华会不好意思，没多久又接受了。从事实层面来看，有了父亲帮助，张伟华的日子才没那么拮据。有时张伟华觉得这套市里的房，让全家人的生活变得鸡犬不宁。每月固定的房贷，就像一条无形但沉重的绳索，拉拽着所有人的命运。很多环卫工都会携带大容量的瓶子或水杯母亲李桂芳，是那种最普通的乡下女人，不善言谈，一辈子兢兢业业做农活，对家里任何大事不做决定。她知道家里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我们家原本在村里不算穷，只是买了房后，生活确实差了很多。”但在李桂芳眼里，丈夫替孩子还房贷，没什么大不了的。她甚至没有埋怨过和丈夫数以年计的分离，总觉得两人心还是在一处，全都是为了孩子。张时玉打工赚的钱，除了留下每月房租200元，吃饭300元，其他都给儿子了。这是她眼里丈夫最大的优点。家里两个男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更不赌博。这么多年，老张也没和她红过脸，更不用说动手了。李桂芳说自己很满足了。可环卫工作，却彻底将张时玉绑住了。他没有任何假期，不仅“五一”“十一”休不了，连中秋春节也不能歇。近五年的时间里，他只回去了两三次参加葬礼，其余时间都在城里扫大街。今年，张伟华想去学做卤味，准备在市里小区附近开个卤味店。儿子想找到在社会谋生的方式，张时玉心里是赞成的，因为他有自己的难处，环卫公司今年出了新规定，年龄最多不能超过65岁——也就是说，他还能替儿子还两年房贷。至于以后怎么办，他没想过，他觉得自己尽力了，也认命了。他几乎没有责怪过张伟华，只是偶尔话锋一转，倒出几句内心更深的想法，“养儿防老呀，我们现在不管，人家以后不管我们怎么办。有钱了，才是爹。”每天清扫一个标准的足球场正式成为环卫工人的2018年，张时玉已经58岁。他通过熟人介绍，以劳务公司三方派遣方式去了市里某区的环卫大队。公司在招聘环卫工时，年龄要求在18周岁到60周岁。尽管张时玉当时没超龄，但公司不再给他缴纳社保。负责人没有解释太多，只说：“入职时，男的40周岁以下，女的35周岁，才给缴社保。”他被分到的大队共有一千多名环卫工。这些工友大多和张时玉差不多年纪，每天除了清扫街道垃圾，还要收集和清运数百吨的生活垃圾，以及几十个垃圾转运站和公厕的保洁工作，维持着一座城市的干净和体面。夜间作业的环卫工队里分清扫股、清运股、清掏股、机扫股等部门，张时玉在清扫股。大家都是三班倒，各自负责自己的区域。还得不定时上凌晨班，凌晨班从3:30分到6点，6人一组。以前在家里干农活时，张时玉觉得挺累，可做环卫工后，他发现这份工作的劳动强度，一点不比农活清闲。即便有清扫车加入，张时玉和同事每天的作业面积至少得六、七千平方米，相当于每天要清扫出一个标准的足球场（7140平方米）。按照相关部委对环卫工人的劳动定额，每个环卫工人每天清扫面积是4000平米左右。但包括张时玉在内，很少有环卫工知道劳动定额的事。他们只有一个朴素的逻辑——靠体力挣钱。刚入职时，张时玉每月底薪是1650元，加上早餐补贴和奖金等，能挣到2300元左右。但这奖金不好拿，要想拿，就得做到“以克论净”。具体就是，环卫工作清扫完毕后，会有检测人员或检测车，对作业道路随机划出一平方米区域，然后将区域内尘土进行收集称重，每平米灰尘不能超过10克。如果每次抽查都合格，员工每月能多500元奖金，超过规定克数的话，每次罚100元。为了不被罚款，张时玉需要特别仔细，不敢有一丝卫生死角。他被处罚过两三次，其余时候都能拿到奖金。在城里的生活固定重复，和他身上的外套一样单调，基本只穿橙色的环卫服。早餐有补助，会吃的好一点。午餐和晚餐，几乎都是最便宜的馒头、大饼和白菜豆腐。他遇到的一次最揪心的事，是差点被裁员。按照公司规定，超过60岁就不符合工作规定了，但用人单位卡死这个年龄的话，无法维持正常运营。公司的管理者想出的办法是“顶岗”，让超龄环卫工顶替未超龄的环卫工干活。张时玉过了60岁，开始顶着一位50来岁环卫工的位置干活。那人已经在公司十几年，以前也兢兢业业扫大街，自从家里拆迁后，就回家歇着收房租了。每月工资发下来，他会转给张时玉，只为给自己留个社保。正在清扫作业的环卫工在顶岗的位置上，张时玉经常怕彻底失业，处处表现卖力。疫情期间，他主动要求加任务，不仅扫大街，还负责辖区内果皮箱、公厕、垃圾转运站的消杀。他还去方舱和隔离医院搞消杀，每天背着几十公斤的消毒液到处穿梭，累得直不起腰。他用身体的苦累去换钱。最多的一个挣了6000多元，这才让儿子未在疫情期间发生断供情况。这是他最开心的事。“呼啦呼啦”扫了两个半小时后，张时玉和同事终于完成了工作。回程时，天很亮了，路上行人还不多。当他正留心有无卫生死角时，一个醉酒的中年人又开始在路边狂吐。短短十几秒，秽物便淌在干净的马路边，仿佛一张皱巴巴的地图被丢到地上。“真他娘的！”张时玉飙出了脏话。再次清理完毕，张时玉骑车回到小区。他在门口早餐摊前买了两根油条、一碗加了白糖的豆腐脑，只用了两三分钟快速吃完。这一次，他从桌子上抽了一沓餐巾纸，对着脑门和嘴巴擦了擦，然后直接丢在地上。起身离开时，几团纸沾在鞋底，他使劲把一只脚在地上摩擦，碎纸屑留在了地面。这会儿，他不再顾忌什么卫生死角，径直上了楼。早上6点50分，其他工友还没起床，此起彼伏的呼噜声铺满整个房间。他爬上了床，小声嘟囔了一句：“真想回家睡一觉，可现在还不沾（行）呀！（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姓名均为化名）【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8月9日，江西11岁男孩留遗书跳楼案正式宣判。法院认定被告邹某不构成侮辱罪、虐待被看护人罪，宣判被告邹某无罪。男孩父亲张定杰当庭提出上诉。两年前，儿子的离开给张定杰和妻子汪蓓蕾留下了两个任务，一个是寻求儿子死亡的真相，另一个就是帮助更多青少年走出困境。失去独子638天后，儿子留下的两个任务，仍未完成。文

被9家幼儿园拒收后，罗浩的妈妈为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子找到了一家融合教育幼儿园。融合教育，即将身心障碍儿童和普通儿童放在同一间教室一起学习。这里像是一个为特殊孩子们打造的世外桃源，没有歧视甚至没有怜悯，更多的是彼此尊重和相互融合。但从融合教育的环境出来之后呢？或许其中一部分特殊孩子又将面临无学可上的窘境。文

热播剧《不完美受害人》里，女主角赵寻是一个不够“完美”的受害人。她有些小懦弱——和她的老板发生了性关系，全程没有反抗也没有说“不”，但事后她对警方表示自己并不愿意，并认为自己被强奸；她还有些小贪婪——在老板此前一次次用礼物示好时，她并没有拒收。那么这样一个不完美受害人不配得到法律的保护和舆论的支持吗？她为什么不敢说“不”，她到底在怕什么？为了给这些问题找到一个答案，我们采访了该剧的两位编剧。文

王村村可能是“全中国最无聊的人”。但当我问他现在还无聊吗，他却没有正面回答。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曾困在“无聊”里，挣扎着想在无聊之外寻找一些意义。但现在，王村村终于跟“无聊”和解了，他不再纠结，只是觉得想做这些事，就去把它做了，就好比造火箭去火星，现在不一定用得上，但总有人在探索。希望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文

因为一个街健爱好者“开发”出来的挑战项目，北京一座普通的过河天桥得以走红，在几个平台的观看量累计超过100亿。而在中国发展了十余年的街头健身运动，也借助“短视频自媒体”，在网络上有了广泛参与人群。街头运动爱好者们凭借视频、直播、带货获得收益，成为网红，并得以生存下来。文

因为癌症，马玲失去了1/3的右肺、工作、房子、存款、父亲，现在，还有儿子的健康。两年前，她的儿子黄皖粤也确诊癌症，至今已住院32次，化疗27次，手术4次。反复的发病、治疗，几乎将这个15岁少年“钉”在床上。自此，马玲再无暇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为给儿子治病，这对癌症母子开始了漫长的漂泊之旅，辗转在不同城市、不同医院。他们的终点只有一个：活下去。文

在华北平原的一些农村，光棍是入不了祖坟的。按照当地说法，光棍入祖坟，会使得家族里代代出光棍。这一习俗延续了数百年，甚至更久。为了入祖坟，有人选择了死后配阴婚。而近几年，他们又想到了新的破解之道——找个女人结一天婚，不领证，不入洞房，只办一场结婚仪式就算成家。一些女性因此成为了“一日新娘”。文

“95后”杨星早早拥有了自己的房产——大学还没毕业，父母就帮他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这意味着，毕业后，他每月要还8000元贷款。由于买房时还没交房，他只能同时在外租房，为了省钱，和男性朋友睡在一张床上。即便这样，每月还完房贷再交房租，手上可支配的也只有几百元。在父母的帮助下还完房贷后，他又开始为了装修攒钱。终于有一天，杨星意识到，既然房子都是自己的了，还不如先住毛坯房。文

采访/拍摄

倪夏莲输了。正在进行的德班世乒赛上，她无缘32强。这是年近60岁的倪夏莲第24次参加世乒赛。对她来说，输赢没那么重要了，毕竟有太多她热爱的事情等着她去做：花园里的果树需要打理，不久前播种的荠菜种子也要精心照料。当然，她也在争取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比赛资格——如果能够入选，那将是她第六次参加奥运会。文

业内很少有人知道樊明兰的名字。大家统一称呼她为“老太太”。老太太到相关部门办事，如果秘书汇报说，“樊明兰来了”，领导多会迟疑一下；可如果说，“新乡老太太”来了，领导马上会说，“快请，快请”。想见樊明兰一面并不容易——她隔三差五出差；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写日记、读报纸，早上7点准时到厂里上班，晚上还经常有各种应酬。樊明兰83岁，可她不想“躺平”。83岁樊明兰的一天，通常从凌晨三点开始。不用定闹铃，每天凌晨这个点儿，她自己就会醒。醒来的第一件事是写日记，内容多来自前一天——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答应了什么事，或者自己对某件事的看法。这个习惯樊明兰坚持了20多年。她想通过写日记，让自己时刻保持思考状态。樊明兰是河南新乡一家企业的董事长，身家过亿。可她不愿意退居幕后，几个子女谁都劝不住。5月中旬一天晚上10点多，樊明兰又开始收拾行李——她要去北京出个短差，一路上由孙子李泽坤陪着。短发、瘦削，身高不足一米六的樊明兰，常年爱穿冷色系衣服，并习惯将两个套袖套在上衣袖子上，裤子笔直得没有一点褶皱，鞋子也干干净净。她熟练快速地接受安检、刷身份证、进站，在候车厅等了一会儿，登上了K158次列车。晚上11时06分，列车启动了，她将在次日早上6点整到达北京西。近七个小时车程里，樊明兰睡不踏实，她一直想着要去北京办的事。83岁的樊明兰依然在工作。摄影：林樾对于夜间出差，樊明兰早就习惯了。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她苛刻的时间管理，“晚上睡个觉，第二天就到了，啥也不耽误。”忙完手头的事，她还得匆匆返回新乡，那边有生意上的事要处理。李泽坤很少见到奶奶休息，“不管出差、谈业务，还是搞研发、下工地，她的执行力胜于很多年轻人，她应该是河南省年纪最大、最勤快的女性企业家了。”樊明兰则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选择“躺平”，“人生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奋斗的嘛”。

相亲100次后，婚姻对黄引来说，不是这个人生阶段的主要目标了，“只要有自己的追求，认清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怎样都可以。”她也更近一步看清了被世俗定义的成功——“一个女性如果没嫁人，没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世俗就会认为她是失败的”。黄引不需要所谓的“成功”，也不需要什么“好嫁风”。她有大把的事情要做：开个展、出去读书。如果经济实力再强一些，没准儿还会自己想办法弄个孩子。文

夏夏失业满1年了。“一直被工作推着走”之后，第一次失业，第一次领取失业保险金，她发现生活可以选择另一种模样。2022年1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不少人在网上分享自己失业的经历，夏夏是其中一个。金钱能带来什么？工作意味着什么？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些年轻人在不同情境之下，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和思考。文

清明节一场春雨过后，北京又进入了漫天飞絮的季节。对花粉过敏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喷嚏接一个喷嚏的日子到了。实际上，早在初春第一场沙尘暴到来的的时候，一些症状就出现了。有人一连打了50个喷嚏，直至脱水；有人只能靠加湿器和净化器“续命”，有人因为圆柏过敏痛苦不已，甚至对着楼下的圆柏浇开水。他们年复一年困在过敏中，默默算着日子熬过春天，或是最终决定逃离北京。文

“我死了，孩子怎么办？”这个问题，74岁的徐平想了十几年——她的孙子有自闭症。他会在上课的时候大声尖叫甚至伤害同学，会被电话铃声吓到放声大哭，他用了十几年才学会说“不好”两个字。直到孙子找到了一份工作，徐平终于放心下来。但拥有一份工作对大龄自闭症人群来说太难了。公开数据显示，我国自闭症群体人数超过1000万。其中大龄自闭症人士就业率则不到10%，融合就业比例不足5%。其原因，除却患者本身的先天问题，更在于来自社会的排斥和拒绝。4月2日是世界自闭症日，更多“来自星星的孩子”想要一份体面的工作、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文

老金为儿子金晓宇下了一盘“大棋”。2022年初，他用自述文《我们的天才儿子》把金晓宇推到聚光灯下。人们知道了在杭州，一个20多平米的房间里，有个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天才翻译家”。这让金晓宇得到了许多关注和照顾。2023年1月18日去世前，老金跟别人说，终于把晓宇的故事让社会知道了，他也可以闭眼了。而对51岁的金晓宇来说，父亲走了，从此这世上只剩了他一人，他得学着独自生存。文

张煜又一次离开了医院，这是他的第二次失业了，所不同的是，前次，因为汹汹舆情，他被院方解雇，而这次他主动提出辞职。两年前，因他发文揭露“肿瘤治疗黑幕”，被贴上“揭黑医生”的标签，但除了几个朋友，很少有人真正走近他。经历两年纷争后，已到不惑之年的张煜觉得，昔日莽撞和孤勇的心性正一丝一丝地从身上抽走，留下的是中年男人对生活的妥协、无奈和苟且，但他又有些不甘。唯一能确定的是，“我不会认输。”文

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们买来摄像头装在老家，隔着屏幕尽孝，维系着与家乡微弱的连结。摄像头里，有日渐衰老的父母和凌晨偷偷溜进院子的野猫。摄像头看不到的地方，是留守老人们更多的期盼、病痛和孤寂。如果父母老得动不了或是生了重病怎么办呢？没人敢细想——毕竟，年轻人回不去家乡了，而父母也不想进城。文

国考笔试成绩终于出炉。有人离“上岸”近了一步，有人则继续被搁浅。“到体制内去”成了当下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对“上岸”的执念迫使其中一部分人在考公、考编失败后选择了“曲线上岸”的方式，比如成为特岗教师。这意味着，要到偏远乡村任教至少三年，期满后，如果还留在当地任教的话才能定编。对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来说，这更意味着，需要熬过几年艰苦、乏味，与家人长期分离的生活。但为了最终“上岸”，他们决定再忍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