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欧海编辑丨雪梨王出版圈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恐怖故事：新编辑入职培训的重要一课是去参加一场书的“葬礼”——化浆。想象一下，书从传送带缓缓进入粉碎机，封面和内页瞬间被撕成碎片，落入巨大的化浆池中，随着搅拌器的旋转，它们迅速被浸透、溶解，逐渐化为一缸纸浆。在还没有编纂过任何一本书，没有体验过改稿的辛苦、营销的焦虑或是加印的幸福时，编辑们就先看到了最残酷的终点。一位前图书编辑回忆，入职第一天，同事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向她介绍了一本书的一生：组稿，三审三校，印刷，上市。运气好的，上市之后会迎来加印；而那些经年累月卖不出去的滞销书，等待它们的命运只能是化浆。没有人想做滞销书。图书编辑大多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读书，相信书籍可以连接世界、拓展认知；比起丰厚的物质回馈，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工作有价值。但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落差。根据图书咨询机构“开卷”监测系统统计，2023年销量小于10本的图书超过一百万种——这意味着市场上近一半的书无人问津。每一本书背后，都是编辑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投入。当冰冷的数字摆在面前，意义感和自我价值该寄托于何处？当新鲜感褪去，工作在循环往复中露出繁琐、虚无、荒诞的本质，信念能否抵御倦怠？这是图书编辑的“中场战事”，也是这个时代下，每一个试图在变动中重构内心秩序的人无法回避的命题。“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编辑汪淼不久前有一本新书上市，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相当于几乎没人见过这本书。”她悻悻地说。硕士毕业后，汪淼如愿进入一家出版公司，入职三年，她依旧觉得自己在“新手村”徘徊。为了打破僵局，汪淼用尽浑身解数。她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书的作者，尝试向一些有私交的媒体投稿，并声明“不要稿费”。收到的回复如出一辙：“太小众，影响阅读量。”她又找到公司负责新媒体的同事，想把文章发在部门的公众号上。“没有卖点，”同事态度冷淡，“而且现在没有人看长文。”最后，汪淼只能把文章发在自己的豆瓣上，并且自掏腰包买了一本书用于转发抽奖。一位在书店工作的豆友看到后，为店里订购了3本。讲到这里，汪淼挤出一个苦笑：“还不一定能卖掉。”照目前销量来看，如无意外，这本首印5000册的新书大概率会沦为滞销书——其中大部分将被遗忘在仓库里，直到某一天被送去化浆。日剧《重版出来！》剧照汪淼感到无力，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书是分营销等级的，等级越高，能动用的营销资源越多。”她逐一解释，“A级书只能自生自灭；A+级的书，会由部门内的营销编辑负责推广；而S+级，则会调动公司所有的营销力量。”这一次，她的新书只评上A级。原因显而易见：作者在国内没什么名气，缺乏市场号召力。刚入职时，她接手的另一本书因阅读门槛较高，也只是A级。“不过那本书运气不错，找准了定位，销量逐渐超出预期，很快就升级了。”汪淼还做过一本S+级的书，是一位知名艺术家不那么知名的漫画作品。“从定级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不用为营销操心了。”她说，在全公司力推之下，那本书顺利跻身畅销书行列，“直到现在偶尔还会挂在一些畅销榜单上。”并非所有的书都能如此幸运。“开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数为237.4万种，若以年销量小于10本为标准统计，滞销书达到103.6万种。某图书策划公司将销量小于1000册的书视为滞销书，2023年该公司滞销书品种数占其在售品种的72.47%。如何定义滞销书，行业内并没有统一标准。不同类别、不同出版机构，无法照搬同一套参照系。编辑林羽佳的评判标准非常直接：对她来说，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印一次就死了，它就是滞销书。”林羽佳斩钉截铁地回答。她在一家民营图书公司做文学编辑，每次新书上市，焦虑就成了她工作中的主旋律，“每天都会去刷有多少人在读，评价怎么样。”她的最好成绩是两次加印，“作为一本小众文学作品，已经卖得不错了。”但在公司里，这本书依然不算“畅销”。同事做出过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女性话题、金句频出，销量几十万，林羽佳语气中透着无奈，“那本书给了老板想象，觉得本本可以做爆款，他现在什么书都冲着爆款去。”文学图书市场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顶尖的作品，如马尔克斯、莫言、余华等人的书，销量常常能达到百万级别；但在头部之外，文学图书市场的另一面是大量销量平平的书。即便是一些在文学圈内备受推崇的作家，其作品销量也仅有一万册左右。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今年再版发行时，预热海报上他“缠着绷带，鼻青脸肿”的模样，令不少图书编辑唏嘘：连余华卖书都要这么拼命了，其他作者该怎么办呢？“滞销书”编辑的日常在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期陈列着一个“滞销榜”。上榜图书多达上千本，填满了整整一面墙。有的书到店五年销量为0，还有的书至今只有员工买过。书店称，这些书滞销原因很难一概而论。除了作者冷门、封面难看这些常见问题之外，大多数滞销书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原因。在一些编辑看来，有的书从选题策划阶段开始，就注定会滞销。“关键在于对题材的判断。”徐逸提到一套小众且专业的丛书，策划阶段他便预见到读者群有限，于是控制了印量。“印量少，反而避免了滞销。”从事出版行业近十年，徐逸辗转过多家出版社和图书公司。他认为，滞销书往往是决策失误的产物，而并非书籍本身小众的结果。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期陈列着一个“滞销榜”有时候，书的命运也受制于出版社的定位策略。“比如一些公版书（公共版权书籍，指不受著作权法限制的作家、艺术家及其它人士发布的作品，使用不会侵犯作者的版权），一开始就不是奔着畅销去的。”编辑郑越解释，公版书没有版权费，理论上成本更低，但传统出版社容易陷入学究、精英的趣味中，用纸、装帧不计成本，导致定价过高，做出来的书只适合“摆在书房里珍藏”。一本书从无到有，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而编辑并不是一年只做一本书，他们常常同时负责四五本书。除了改稿这项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工作，大多数图书编辑还要策划选题、协助营销。徐逸认为，一些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越来越近乎于产品经理的角色，行业内的说法是“全流程编辑”，“各种流程都要参与，琐碎的事情特别多。”他举例，“从外部作者、译者、设计师，到内部各个环节的同事和领导，编辑要跟所有人沟通。”徐逸负责的第一本书，是一位知名学者的博士论文。他形容当时自己经验不足，经过多轮沟通、协调，好不容易说服社里确定了书的封面，没想到作者又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不得不再次去沟通、协调、确认。编辑的工作还会细致到挑选字体和纸张。汪淼手里有一个绘本，日文原版的每一页都用了不同字体。做中文版时，她和美编、策划一起反复推敲合适的字体，既要让中文清晰易读，又要符合语境，还要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字体，同时保持视觉美感。她花了很长时间，依然没有挑出最满意的版本。在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中，后浪出版公司的文学主编朱岳曾展示过自己平凡而枯燥的一天：“上班，打卡，打完卡，开电脑，然后看看豆瓣，看会儿稿，看看邮箱，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截图镜头之外，图书编辑的工作远没有这么轻松。新冠疫情期间，郑越居家办公，白天常常在密集的会议和收发信息中度过，“晚上6点才有时间看书稿，一直看到10点钟结束。”她粗略计算过，做一本书，前后要填十几张表格。虽然繁琐，但好在相对确定，“无非就是去做而已”。真正让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无法掌控的事情。她策划的第一本书，一度卡在封面设计环节无法推进。最初的设计方案被推翻后，她迅速联系设计师出了第二套方案。这一版虽然得到直属领导的认可，却被更上一级的领导否决，而设计师也不愿再做修改。郑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这种不确定性曾经也不动声色地消磨着徐逸的耐心。“你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但你就是推进不下去。”徐逸形容，“那种挫败感不是突然的一记重击，而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耗费掉你的心力。”做书的整个过程，如同经历一场“十月怀胎”。郑越感叹，“即便你对这本书有很多不满意，但新书捧到手上的那一刻，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波澜。”然而，当这些书被忽视或滞销时，他们付出的劳动似乎只能淹没在无声的失落中。理想被现实消磨在出版社工作了6年，郑越一直自嘲是“滞销书编辑”。她编过几十本书，大部分销量不到5000册。有时候她也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干吗？”图书编辑显然不是一个高薪职业。郑越记得自己刚来北京面试时，行业内一家头部出版公司给她开出的薪水只有五六千块。那之前，她曾在其他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收入是图书编辑的好几倍。“我当时真的满怀热忱，觉得只要能满足基本的温饱，意义感才是最重要的。”郑越坦言，自己是抱着“做好书、做畅销书”的憧憬入行的。“书在我看来是一个传播的介质，只有做畅销了，才能抵达更多的人嘛，否则没有意义。”她常常羡慕米未的员工，能制作《奇葩说》《乐队的夏天》这样有影响力的节目，“他们真的好幸福。”做编辑的头两年，郑越一直面临着报不出选题的困境。“一大堆书讯里面没有一个喜欢的。”她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有的人能一直报，而你连喜欢的都没有？”选题会上，她总会被各种质疑困扰。“这个能卖吗？会不会太小众？有没有人感兴趣？”郑越描述当时的场景说，“领导会把你心里怀疑过的问题，全部抛在你面前，再问一遍。而你无法回答，因为你自己也怀疑。”同事们也常常为此感到沮丧，“有时候连自己都纳闷，我又不是作者，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他去辩护？”2024年1月5日，上海世图物流有限公司的仓库更多时候，图书编辑要在保质和保量之间做出抉择。李珩回忆，在出版社工作的前两年，编辑每年的KPI是要做出5本书。那时候她的工作状态还算从容，有几本书也引起了不错的反响。后来任务量翻倍，一年要做10本书，她依然试图像过去那样全力以赴，哪怕是挤压自己的休息时间。可她很快意识到，自己似乎在追赶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目标。“早上9点开始看书稿，中午随便糊弄口吃的，一不小心就看到晚上九十点钟，看得整个人都很崩溃，还是看不完。”李珩叹了口气，“也许有人觉得完不成KPI无所谓，我也曾试图这样想。可是每次开会清点任务时，还是会忍不住感到慌张。”2019年下半年，她突然接手一本问题重重的译著，翻译错误多到离谱。那段时间，李珩每天下班走在路上，都忍不住胡思乱想：“要是在路上出个什么事儿，不用看稿就好了。”她觉得讽刺，“刚毕业时的我，是一个多么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啊。”工作量倍增，也让书稿的质量变得难以掌控。同事曾劝她不要太较真——一些翻译问题，如果编辑不去核对原文，质检几乎看不出来，读者一般也挑不出毛病。李珩试着接受这个建议，“可这么做了之后，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那些我觉得有问题却没有去核实的地方，就睡不着觉。”她似乎没办法那样放过自己。“既然这样，我做这份工作有什么意义呢？是为了挣钱吗？不是。我就是为了找到一些精神方面的回馈。如果要为了完成工作去做一些我自己不认可的事，真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截图在这个直播间卖书只认名家的时代，像郑越儿时读到的《哈利·波特》那样的畅销奇迹，几乎不可能重现。做编辑这些年，挫败感像一块无形的砂纸，来来回回磨损着她的热情。有段时间，她几乎决定放弃，不再做编辑了。“如果有一份性价比差不多的工作摆面前，比如人力资源，我会去吗？”郑越常常自问。她了解自己，尽管常把人力和后勤挂在嘴边，但真正面对选择时，她的内心却充满犹豫。做市场营销那两年，要向新朋友介绍自己时，她总是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市场营销这个词笼统而模糊，难以准确传达她的自我。“但现在，我说我是个图书编辑，你大概能判断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喜欢读书，可能有点儿文艺。”郑越承认，相比之下，她更愿意被“编辑”这两个字定义。“每个编辑都是成不了作家的人的退路。”郑越说，读书与写作是她从小到大的爱好。图书编辑的工作，让她依然与那个更大、更纯粹的文学世界保持着联系。“它会让我觉得我依傍在这个东西周围，也许未来有一天会‘曲线救国’。”偶尔，郑越会在书店里感到一丝满足。她说，去书店就像续命，看见冷门书籍依然有人翻阅，仿佛找到了些许价值感。与郑越一样，汪淼也在编辑生涯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虽然她的初心并非源自写作，而是来自一份更加质朴的愿望——她从小在农村长大，没怎么看过课外书。大学期间接触到儿童文学后，她常常想，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孩子也像她曾经一样孤独，如果他们有机会读到一些好书，获得一些安慰，应该会拥有一个更快乐的童年。在汪淼眼中，那本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的新书似乎就有这种“魔力”。而“魔力”生效的前提，是要让那本书尽可能地被人知晓。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图书编辑总是把“行业不景气”挂在嘴边。但不景气到什么程度，汪淼也是最近才认清，“当年类似的书，日销可能就有100多本，现在这本书月销不到20本，最多的一天卖出去两本。说实话，听到这些数据，脑子嗡嗡的。”她忍不住问自己，“图书行业真的要完蛋了吗？”市场逐年收缩，她不是一点没察觉。刚工作那会儿，书做出来，不用费力卷营销，就有不少书店和绘本馆来订购，首印量轻而易举就消化掉了，“现在要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市场情况跟2020年非常不一样了。当年可以像做杂志一样做一个书籍公众号，但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公众号阅读量直线下滑。现在大家更偏向于做小红书，没有人在公众号上再费力了。公司也觉得人力要花在更能带来转化的事情上，而不是花在没有转化的内容上。”汪淼说。一位图书编辑透露，公司最近下达了一个要求：每位编辑都必须注册一个小红书账号，并且要立一个人设，每周三更，内容不限。公司希望借助社交媒体扩大图书的曝光率，甚至期待某个编辑的账号“突然火了”，成为推广的利器。按照新要求，每发布一篇小红书笔记，编辑都要把链接同步到微信群里。她称这是“社死”般的体验，如果忘记更新或者没有及时同步，就会被点名提醒。“真的很尴尬，而且浪费时间。”她忍不住吐槽，“四个点赞里可能有三个都是自己人。这有什么意义？但上面安排的工作，只能照做。”电影《书店》剧照时至今日，图书编辑早已无法置身于市场之外。汪淼提起，公司在两年前设置了绩效考核，那之后，上选题就多了一道流程：按照一本书的版权费、印制费，包括人力投入，计算出这本书的销量底线，编辑要根据这些数据判断是否有盈利的可能，“确定能盈利，才能上会。”作为同时具有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商品，图书有着独特而复杂的特质。它不仅是承载知识的媒介，更是一种文化产品，具备了超越其物质形态的精神价值。但一本书在市场中的表现，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内容本身，而是受到包装、宣传、品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此外，图书还具有高度的主观性——一本书在某个人心中无比珍贵，却可能在他人眼中毫无吸引力。作为商品，图书既要符合市场需求，又必须保留其文化使命，这种平衡往往是编辑最为头疼的挑战之一。今年6月，汪淼去日本拜访了一家书店。书店老板曾经也是一位编辑，挖掘了很多出色的绘本作家。聊天过程中，汪淼流露出对市场的担忧。对方听了十分惊讶，“可是我觉得编辑不应该去考虑销售上的事情，它会影响你的编辑眼光。”这句话瞬间让汪淼羞愧到了极点，“天呐，完了，我把我们出版行业的遮羞布给揭开了。”她从心底认同那位书店老板的观点。但认同是一回事，工作似乎又是另一回事。“我一直觉得编辑不应该以做一本畅销书为导向，应该朝着做出好内容努力。但是为了把工作做好，为了不被开除，我也慢慢地学会怎么样去加入一点市场的眼光。”汪淼宽慰自己，这是一种“变成熟”的表现，但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依然让她感到不安。最近一次报选题时，她陷入了自我怀疑。她无法分辨，自己的判断究竟是基于书的内容还是它的市场前景。一番犹豫后，她还是提交了这份选题表，“毕竟书卖得好，对公司和自己都有好处。”这几年，公司一直在裁员、精简队伍。“我不知道，如果我到35岁被裁员了，找不到新工作，下半辈子要怎么过。”想到这些，汪淼难免焦虑。电影《书店》剧照林羽佳最近的状态同样紧张。上个月，她手头的一本书刚刚上市，另一本也即将下厂，每天忙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和汪淼一样，她经常主动加班——联系合适的博主荐书，安排文化类的播客与作者对谈。这样的付出并不一定能换回对等回报。她观察到，那些“卖得好”的书，大多“薄而小、金句多”。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林羽佳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进公司的第一年，她就引进了一部“大部头”作品，“做出来有八九百页”。“这么厚的书，除非是世界名著，否则真的很难卖。”林羽佳清楚，放到今天，她不会再做同样的选择。她心里始终有两个声音在搏斗。“我认为的出版，不是一直要做刺激大众情绪的书，我觉得出版是让大家思考的一个事情，要引进新的东西，推翻我们已有的偏见，或者看到新的边界。我还是不死心，我想做我认为好的书。但是事实上，按照市场反馈，书一直卖不好，我会感到，头顶总有一团乌云压着我。”郑越已经意识到，一本书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编辑手中。畅销有赖于很多因素，比如编辑的眼光、出版社的定位、营销的策略、市场的行情等等，“个人的力量在其中微不足道。”她不再追求做出畅销书。“现在我们都不追求《哈利·波特》那种级别的畅销。能让业内看到这本书就很不错了，说明你的营销已经有一定力度了。我今年其实有两本书业内也看到了，某种程度上，我也把这当做一种进步吧。”她也不再把意义感寄托在图书编辑这份工作上，“工作就是工作，对我来说谈不上赚钱，只是谋生。”就像一首歌的歌名，“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她正在学着坦然面对那个现实——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图书或许终将化作一缸纸浆，“如果五本书里有一本能让自己满意，我已经很满足了。”（本文所涉采访对象皆为化名。为不暴露隐私，文中隐去了书名、出版社等具体信息）运营

文丨豆米编辑丨雪梨王成年人的崩溃只在一瞬间。走出片场，无意中踢到一个铁皮垃圾桶，“铛”的一声，导演蒋鸿宇“好像气儿泄了”，眼泪止不住往外流。剧组其他人赶紧围了上来，正在片场的导师也给了他一个拥抱——作为默认的创作核心和权力中心，导演在片场痛哭流涕的场景太过罕见，有人抓拍下这个瞬间做成视频，在FIRST青年电影展训练营的成员中传了个遍。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哭的理由，甚至连蒋鸿宇本人也不能。那天，短片《在你体内》正在拍摄，作为导演，他和摄影叶婷菲正为一个镜头光影的呈现争执不下，拍摄暂停，俩人各自冷静。拍摄这三天，他只睡了8小时，高负荷的精神压力和肉体上的疲惫，挤压到最后一天，他急需一个释放的出口。又或者还有更深层次的理由，作为一个拍电影将近10年并参与创作过10余部影片的导演，在训练营的三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大家都太辛苦了，我没有办法保护好大家。”“你要意识到自己的才能，但也要看见自己的无能。”训练营接近尾声的短片首映前，FIRST首席执行官李子为抛下这么一句话。这段时间，太多人抱着“出一部作品”野心而来，又有太多人在实践中发现了自己的无能。2024年，是FIRST训练营的第13年。在国内电影节展中，只有FIRST向电影创作者提供训练营这种直接动手创作的场域。历届训练营导师顾问团有蔡明亮、曹保平、张颂文、万玛才旦、陈哲艺等圈内大佬，据说每年训练营汇报仪式学术放映的票都极为紧俏。对电影创作者来说，近几年过得并不容易——更颓靡的市场、更残酷的竞争以及更严格的审查，几乎要消磨掉他们最后的创造力和表达欲。而训练营想要提供给年轻创作者的，就是帮他们将创作边界拉到最大，在行业前辈的引导与制作系统的支持下，保证他们的生命力和创作动力，做一些更为大胆和先锋的尝试，并且不惧怕犯错。于是7月中下旬，热爱电影的年轻人们朝圣般出现在西宁。在平均海拔2261米的高原上，每天驱车四五个小时跑去最原生态的草场经历暴晒和狂风，穿着雨衣戴着N95口罩在极具视觉和嗅觉冲击力的屠宰场拍戏到天亮，在不开空调的老式舞厅跳10个小时舞。熬夜和通宵在这里成为常态，他们熬夜拍戏，杀青后再去通宵喝酒蹦迪，接着剪片子、做后期，继续通宵。他们也用最犀利的言辞谈论彼此的创作。成片放映后的派对上，有人直接评价校友参与的片子“垃圾中的垃圾，太丢人了，慢慢学吧”。对方也认怂：“我知道自己屁都不是，就是来训练的。”——这种近乎刻薄的表达，在习惯了互相恭维和捧杀的国内电影人之间很少见。前不久，有影评人在播客中评价某部正在上映的电影时说：“我不知道围绕在中国导演身边的那群人是什么人，为什么你们一句实话都不跟ta说？”从各个层面看，训练营都算是一趟充满意外、冲突和妥协的极限之旅。它最终通向一道门，门的另一边是对电影的初心，是打破常规，也通向更多可能。一种体验去西宁采访前，我看过入围主创们的个人资料和过往作品，他们大多有着漂亮的履历——有人多年来在海外求学、创作，有人的作品在国外电影节展拿过奖，有人早在几年前就拍出了自己的长片作品并入围过FIRST主竞赛。这些履历如此光鲜、看起来并不需要培训的人，为什么要来训练营？每个人给出的答案不太一样，但都与创作和体验有关。没在国内拍过片的人，想体验国内剧组生活，比如《啥是迪斯科》的制片葛昱中。他生活在洛杉矶，本硕都读经济学，之后申上了AFI（美国电影学院）的制片专业，作为独立制片人制作了近20部短片，曾入围多个奥斯卡认证电影节并获奖。“在国内，超时非常正常。”葛昱中告诉我，在美国拍片，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薪酬是要加倍的。成本预算卡在那，剧组通常不会超时。而在训练营拍片的三天里，他每天最多睡三四个小时，最后一天直接从早上6点干到第二天早上6点才杀青。除了熬夜，他也的确有了不少新鲜体验——每天一睁眼就要统筹安排各种时间、人头和车辆，在现场一边当群演跳10小时舞，一边随时要冲出去解决各种突发情况，比如醉酒的顾客非要进舞厅跳舞，或是拍摄超时了要去安抚舞厅老板。“非常累，非常极限，但就是这种极限，让我可以很深度地和其他电影人连接在一起。”《啥是迪斯科》片场同为“海归”，《所有杯子都会飞》的导演闫好好也有着类似经历，但她并不认为这种“推到极限的各种条件”对自己的创作有帮助。“美国拍片很贵，中国虽然便宜，但是要命。”她一直相信艺术家需要在一个安逸的环境里，用平和的心态才能发现真实的东西。但最后，她还是完成了作业，“片子肯定有瑕疵，但我们一群人合作得很好，能交到这些朋友就够了。”这次经历也给了她一些信心——以后也是可以在国内拍片的。对于训练营的强度和氛围，王崑琳并不陌生。五年前，她的长片首作《世外之子》就曾入围过FIRST主竞赛；更早的2017和2018年，她曾两次陪同曾任训练营教务长的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来训练营工作。当年的训练营给她的印象是“创作特别冲动、自由，是一种共同创作的氛围，而非行业里常见的‘导演一言堂’”。为了能尽快拍出自己的作品，王崑琳在2019年回国，此后一直带着自己的创作项目跑创投。但彼时正好赶上税收风波和影视寒冬，紧接着审查变得更严格，作为初入行业的新人，她的项目没能推起来。那之后，她接过一些委托创作，慢慢从独立创作走入偏商业的体系。“为甲方服务”的状态持续几年后，她觉得自己好像丧失了创作的冲动和自由。再来训练营，王崑琳说，是想找回曾经纯粹自由的创作体验——跟一帮朋友一起，不用考虑取悦谁或者市场会不会喜欢，也没有资方的限制和来自各种不专业人士的意见。在她看来，自己和伙伴们共同创作完成的短片《零

文图丨李禾编辑丨雪梨王被汝州市疾控中心清退后，李旭开启了“假装上班”模式——每天早上八点准时赶到单位，既不需要签到，也没有岗位，甚至连工位都没有。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一楼大厅外的深红色瓷砖台阶上，掏出手机修改各种投诉材料，一天也就这么过去了。和他一起在台阶上找“工位”的，最多时有41个人。2024年初，他们通过了汝州市疾控中心的入编考试，上了四个月班后，突然被清退，其间一直没有薪水。关于这次清退，8月17日，汝州市卫健委在通报中称，“汝州疾控中心在公开招聘过程中，存在招聘方案未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违规设置限制性指定性报考资格条件等问题，违反了人社部门关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有关规定，该次招聘方案无效，结果予以作废”。“我们都是按程序一步步考过来的，有问题为什么不早说？”李旭无法接受这个说法。负责这次招聘工作的汝州市人社局告诉《凤凰周刊》，此事由市卫健委解释，他们不作回应。汝州市卫健委及疾控中心，则未回应采访事宜。李旭透露，被清退的41个人中，有4人自愿离职并因此拿到了半年左右薪水，每人大约1万元，试图开始新生活。但包括他在内的37个人则坚持准时上下班。于是每天早上八点，汝州市疾控中心都呈现出魔幻且荒诞的一幕——“假装上班”的人坐在台阶上，来来往往的员工低着头从他们身边经过，生怕有哪怕片刻的眼神交流。8月23日，汝州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当地多个乡镇和街道的气温升至37℃以上，台阶也被烤得炙热。每坐一小会儿，李旭就得起身到阴凉处休息片刻，实在受不了，就挪到大厅内通往二楼的台阶上。坐在台阶上，李旭突然有些恍惚，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件被打包退回的货物。小城里的事业编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意外”，在汝州这样的河南中西部县级市，考公考编无疑是最好的出路之一。尤其在当前的生活逻辑下，编制更是炙手可热，这条赛道上不乏有着国外求学背景和大厂背景的人。李旭是汝州人，几年前从一所医学类大专院校的临床专业毕业。在外地进修一年后，2022年回到汝州。环顾四周，他在这座小城的机会并不多。从专业对口角度看，只有医院一个选项。大专学历则意味着，他难以成为医院的正式员工，而临时工月薪只有1000多元。在家待业一段时间后，李旭等来了一个机会。彼时汝州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当地出现多个确诊病例，疾控工作压力陡增，医护人员异常紧缺。8月26日，汝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专门下发了一份名为《关于印发汝州市2022年公开招聘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实施方案的通知》，并成立了“2022年汝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选聘工作人员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小组”）。小组级别很高，组长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副组长也是市政府领导；8个成员分别是来自市政府、市纪委监委、市委编办、人社局、财政局、卫健委、人才交流中心、疾控中心的领导。2022年8月29日，汝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在“汝州市人才交流中心网”发布了《汝州市2022年公开招聘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公告》，宣布要招50名“财政全额预算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前很少有县级的事业单位会一次性招这么多人。”李旭举了几个例子，早于汝州疾控中心一个月招聘的汝州职业技术学院，当年才招了36个事业编；再早一些的2021年特招医学院校毕业生，全市也只招了21人，其中只有6人可以留在市直医疗机构，其他人全部去基层。李旭对照条件，发现自己够格报考，赶紧在“汝州市人才交流中心网”报了名。现场确认的时间原本为2022年9月6日至9月8日，但由于疫情原因，一直推到了12月28日至30日。完成现场确认后，李旭进入了备考阶段。留给他的时间只有3个月。由于没有指定教材，他只能找来大学时的课本，再上网找资料备考。“比高考冲刺时还紧张。”李旭记得，那段时间，他除了学习，几乎断掉了其他生活——早上7点起床看书，午休一小时，再学到凌晨两三点。中途犯困就靠咖啡和浓茶解决。自学两个多月后，父亲担心他考不过，花3000元给他报了大约两周的突击学习班。一位考生的学习资料，摞起来有20厘米高笔试时间在2023年2月12日上午，汝州市向阳小学考点，黑压压一片，“七八百考生总是有的”。三天后，成绩下来，“汝州市2022年公开招聘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领导小组”发布了进入面试人员名单上，有包括李旭在内的73人。他的笔试成绩相对靠前。接下来的面试，李旭也顺利通过。对考公或考编的人来说，能通过笔试、面试，离上岸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只需要通过体检和考察、拟聘和公示，就能拿到眼前这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但流程进行到体检这步后，事情变得吊诡起来——公示信息迟迟没有发布。漫长的等待等不到公示信息的，不止李旭一人。考编前，张翼在一家医疗单位做临时工，月薪1900元。那些年，他总想着考编上岸，但当地医疗系统很少招聘编制人员，直到2022年汝州市疾控中心的这次招聘。能够卡着35岁的年龄红线通过考试，张翼觉得自己很幸运。“我们这儿的事业编，每月3000元左右。”张翼透露，这份工资在汝州已经算是高薪。更何况，他考的是全额事业编，基本待遇与公务员一致，享受着由财政全额承担的工资、福利和待遇。当下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比稳定和安逸更具诱惑力的工作呢？体检通过后，他马上辞掉干了多年的临时工，等着公示，和这份近在咫尺的公职。但和李旭一样，他没能等到下一步通知。他打电话给有关部门，得到的答复是“有考生政审出了问题。”张翼没多想，也没觉得会等很久，“政审不是多复杂的工作，谁有问题就处理谁呗。”但一等就是两个多月。他再次打电话咨询，对方还说是政审问题。其他考生也坐不住了。2023年5月17日，有考生在人民网留言板给当地领导留言，说“汝州市疾控中心的招聘考试在二月份已经进行了体检，到现在也没有等到通知，我想问下到底到哪个进程了，到现在也没有消息。”5月19日，汝州市人社局回复说“处于政审考察阶段”，“因政审考察过程中个别考生报考资格存在异议，现正在调查落实，待调查结果确定无异议后继续推进”。到了8月、9月和11月，又有不同考生去留言板反映情况，得到的仍是同样回复。这期间，有考生通过网络，将情况反映给汝州市隶属的平顶山市委。2023年11月16日，平顶山市委办公室答复说，汝州市委书记已经做出批示“请人社局处理”。到了12月，距离体检过去10个月后，官方称，“已责成相关职能部门成立专班，对具体情况予以核实”，并承诺会“尽快解决考生关心的上岗问题”。2024年1月30日，汝州市人社局称，“已向考生发出预通知，让其保持手机畅通，等候上岗通知。”考生当时收到的现场确认通知这次答复过后，李旭等人终于等到了实质性消息。2024年2月1日，小组办公室发布了《汝州市2022年公开招聘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第一批拟聘用人员名单公示》。名单中的拟聘用人员变成41人，比进入体检时少了7人。公示期为2024年2月1日至2月7日。依据规定，“拟聘结果公示无异议后，由招聘单位填写《汝州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备案表》，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编制部门审核备案，办理相关手续。”紧接着，汝州市卫健委给汝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打了报告，称公示期间无异议，“现对2022年汝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开招聘的41名工作人员办理入编手续”。2月下旬，张翼和李旭被通知去报到。虽然没看到入编手续，但在他们的概念中，既然考试和体检通过，公示无异议，卫健委也打了入编报告，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自己都已经有了一份事业编。汝州疾控中心的办公楼毗邻市委，外观看起来有些老旧，但“汝州疾控”四个硕大的红字和院子里标有“疾病控制”的工作车辆，彰显着它的威严——这是李旭心目中一个正经单位的样子。报到后，他们先是在会议室进行了一周培训，接着被分到不同岗位。单位的签到册上，也出现了他们的名字。这41人中，像张翼这种工作多年的人，试用期为3个月；没有工作经验的李旭，试用期12个月。汝州市疾控中心没人告知他们工资，也没人问起工资。在张翼看来，全额事业编是财政拨款，薪水肯定是有保障的。即便入职几个月后一直没发工资，他也没察觉异常。“你这是上的什么班？怎么考了编制，倒什么都没了。”时间久了，家人生出抱怨。张翼则努力维持着一个“在编人员”的体面，“这是财政拨款，能差咱那点儿钱？”“退货”如同每一个刚入职时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的职场新人，尽管没有工资，但自认为拥有了“编制”的张翼们也不敢怠慢。他们每天准时出现在疾控中心，签到、上班，努力做着领导交办的工作。这41名新入职人员里，还包括28名疾控中心原本的临时工。他们熟悉着单位的规章制度，大多也还留在原有岗位上。唯一变化是，做临时工时，他们能拿到1000多元工资；有了“编制”后，反倒没了收入。为了区别这28个人，李旭、张翼及另外的11人，称自己为“社会考生”。事后想想，李旭意识到，“退货”的消息是有迹可循的——“五一”假期期间，他接到单位纪检部门的电话，说是平顶山市纪委要调查这次考编，具体什么原因，对方并未透露。所谓调查，是把他们挨个约在指定的地方，由纪委工作人员问了些有关考试的问题。李旭以为这是例行公事。问话结束后，大家也都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到了6月7日，疾控中心领导突然把李旭叫到办公室单独谈话，说是他们参加的事业编考试作废了。“说什么程序违规，今年考试不算数，你们下周就不用来上班了。”李旭记得，领导让他打印了一份离职报告，上面写着“因个人原因自愿离职”。没来得及反应更没来得及质疑，他已经被“请”出了办公室。13名社会考生都经历了同样的程序——谈话、被要求签字。没有工位，被清退的人大多时间待在办公楼前“怎么违规了？2022年考试，2023年调查了一年，公示也过了，现在说违规？我不能接受。”张翼说，他们13个人坚决不走的理由是，单位不出具清退他们的任何书面材料。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的通知明确指出，事业单位人员受到处分时，事业单位或者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决定应“将处分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受处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本人和有关单位，并在一定范围内宣布”。没有书面材料，张翼等人就认为，这种清退是违规的。到了6月17日，社会考生们发现，他们的名字从签到表上消失了。“这意味着，我们被彻底抛弃了。”那种靴子终于掉落的愤怒和恐惧让李旭感到眩晕。尽管在那之后，他们的工作尽数由别人接手，工位也被剥夺，但他们还是坚持上班，无处可去，就待在二楼的会议室里。28名刚“转正”的临时工，名字同样从签到表上消失。吴丽丽就是其中之一。“转正”之前，她已经在疾控中心工作了十几年，工资从最初的几百元，涨到后来的1000多元。由于是临时工，她甚至享受不到除医保外的更多福利。同样是2022年，她看到单位招事业编后，来不及多想就报了名，“我年纪不小了，小城市里的失业女性，尤其难找工作。”

文丨王科科编辑丨杜洋吕玉霞一出现，笑声总是不停断。聊天时，她说起自己不标准的普通话会笑，讲到记忆模糊的往事也笑。当提到她发在抖音上的诗，她略显严肃的解释也带着笑意：“与其把它称为‘诗’，我个人更觉得是‘顺口溜’，因为我没有经过任何专业培训，不懂诗行，不懂韵律，读书只读到初中，没有那么高的文化！”——这种时候，吕玉霞笑得爽朗，快乐十足。无论在田间还是家中，吕玉霞走起路来腰板总挺得很直，她身上似乎总攒着一股劲，仿佛时刻在为要做的下一件事情做准备；无论在哪里，她都习惯扎低低的马尾，且总以平静但满含希冀的目光看向你，令你觉得温馨。今年入夏以来，吕玉霞一直在忙直播带货，她想让家乡山东蒙阴的桃子被更多人知道。有时，一场农家土特产的直播长达10小时，她要在农田实地挑选长得更好、更甜的桃子，还得及时翻看网友们收到商品后的反馈，如有批评建议，她会第一时间发给桃农们，以求改进。选品、采摘、发货，事事都要操心，人手不够时，吕玉霞便喊同乡的宝妈们来帮忙。说来也很神奇，这一连串日渐庞大的“农家事业”，都起始于吕玉霞两年前一次偶然的尝试。那时候，她想找个地方——一个精神世界般的地方，用诗词般的美文表达生活感悟，与未曾抵达过的很多地方的很多人交流、联结——现在，吕玉霞将之称作“学习的通路”。截至2024年8月，她的抖音号“沂蒙二姐”已积累近41万粉丝。如同在账号简介里写下的文字那样，吕玉霞是二姐，也是沂蒙山桃农，因年过半百坚持创作和学习被大家熟知。但更重要的是，玉霞更是她自己，一位喜爱文字、把诗歌视作生活灵魂的“现实主义新农民”。田地里长出诗歌那件事，吕玉霞一直记得，她曾为此难过好多天。在一条短视频里，她错把“盎然”读成了“央然”。那原本是一段记录农家生活体悟的文字，其中夹着些无可奈何的宿命感：“你看到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波澜壮阔的画卷，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岁月静好的美丽诗篇，一切唯美的背后呢，岁月如刀刀刀狠，满面皱纹纹纹深，年复一年年年盼，耕种之家家家难。怎么办？继续干，为什么呢？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评论区有人指出错误，并为她标注拼音。吕玉霞在后面回复：“农人没文化，真可怕，感谢指正”，言语里带着自嘲。评论区为吕玉霞指出成语错误在这些充满真挚情感与诗意的短视频里，吕玉霞总是面向镜头，满脸笑盈盈，身后温柔绵延的农田山野是她特意为拍摄视频选的景：她想把家乡展示给大家。如此选景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节约时间。通常，吕玉霞在哪里干活，就会在哪里拍视频，因此，视频里不时能看到她忙完农活后被晒成绛紫色的脸。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终究在网友那里学到了“盎”的正确读音，评论区又一次向吕玉霞显示了它的学习功用。另一次，在吕玉霞提到家乡湖面的波浪时，网友在评论区写道：皱起的波浪。“皱起”瞬间为吕玉霞打开“新世界”，“哇——形容波浪可以用‘皱起’两个字”，吕玉霞将这个词记了下来。这样的事多了，吕玉霞便渐渐把评论区当作自己的“学习乐园”，遇到粉丝们写在评论区的优美句段，吕玉霞的第一反应是找来老花镜，拿起笔，把它们抄录在笔记本上，反复读。有时候，它们也会成为吕玉霞继续创作的灵感来源。最近，由于生活忙碌，一些好句好段吕玉霞还没来得及摘抄，她把它们截屏存在手机里。粉丝们在吕玉霞的直播间写诗学习知识、文化是一方面，对吕玉霞而言，更重要的或许是她在评论区留言里一点点收集起来的自信与力量，“他们的留言是我花钱进课堂都不一定能学到的。”吕玉霞渴求完美，但因书得读太少而缺乏自信。刚开始在抖音发布创作时，她总担心自己写得不对、不好，被人嘲笑，“刚开始都偷偷做。”吕玉霞说。后来，吕玉霞渐渐放开了手脚，重要原因是粉丝们的鼓励：他们鼓励她不必那么在乎押韵，重要的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有一次，吕玉霞感慨自己又老又丑，面容沧桑，内心虽有梦想，但却总也提不起自信——她总称自己为“井底之蛙”。一条留言这样写道：不与夏虫语冰，不与井蛙语海，但你怎么知道自己到底是井蛙，还是夏虫呢？这条评论吕玉霞理解了很久。起初，她把它解作贬义，认为这句话是在评说自己“你根本看不到你认知之外的东西，你根本没那个能量，却又要咬文嚼字”，但之后，吕玉霞渐渐明白了，这条留言的意思是，人各有所长：“我可能不能谈论上海的高楼，但我可以告诉你玉米是怎么长的。”账号创建后的一年时间里，吕玉霞几乎每天都会发视频，“我发现，只要把自己的话分享到平台上，我就会很开心。”今年暑假，在回家的两个来月里，儿子小许发现，妈妈60%以上的时间都会熬夜到凌晨一点左右。吕玉霞的抖音账号夜晚是灵感爆发的好时候，也是吕玉霞忙完农活，为数不多的能够闲下来安心写作的时刻。在一条点赞量最高的短视频里，吕玉霞迎着屏幕走来，笑着背诵自己的诗：我落笔写下诗句千行，评论区里万章墨宝飘香美了田园，醉了山岗，生命的太阳从此光芒万丈沂蒙山山下的农庄，平凡庸常的大娘热爱生活，喜欢分享您的华章温暖着我的心房借您的炒锅把山林美味炒香倒一杯岁月的清酒，对饮闲话家常无悔青春不谈过往，人生的旅途跋山涉水有喷薄的东升，也有从容的西坠有昂扬的开始，也有温馨的结尾您铺展的理想交织着我的诗与远方如梦如歌。在这山间回想，老一代人的信仰，新一代人的向往都能让我热泪盈眶您的，有和我一样吗？二姐的青春时代不过，与其说网络为吕玉霞带来了“新世界”，不如说它使她青春时代的追寻变得“有路可走”。在儿子小许的印象里，自己从小就喜欢背古诗，那些古诗都是妈妈吕玉霞教给他的。而吕玉霞对诗歌与写作的喜爱，在她幼年接触语文课时就开始了。那时候，她喜欢背古诗文，喜欢做语文作业，作文常常被老师拿着当范文读给全班学生听，但同时，吕玉霞对数学的态度则是弃之不顾，严重的偏科使她觉得读高中希望全无，再加上看到已经去到工厂工作的同学们穿得漂亮，还有工资拿，吕玉霞便放弃了考学。网友给二姐送的书和字画初中毕业后，15岁，吕玉霞去邻近的镇子——坦埠镇的一家国棉厂当起了纺织女工。这之后的20年里，吕玉霞都在做纺织女工，其间转换过地点，也短暂地在县城卖过净水机。再往后，家中需要照顾的老人、孩子提示吕玉霞回归家庭，“身不由己。”吕玉霞说。此后，她便稳稳地待在家中。有那么几年，大概是20多岁到30多岁，吕玉霞当妈妈之后，她频频梦到自己坐在课堂里，有时上课，有时考试，为做不出数学题着急，“这可怎么办？”梦境里她为数学担忧。如今，吕玉霞的一个大愿望是，把家庭生活与孩子的未来安排妥当后，自己能继续回到学校，读书写字。劳作中的吕玉霞在国棉厂工作的12年里，阅读、写作是吕玉霞排遣无聊时光的主要方式。国棉厂的机器不休息，工人三班倒，吕玉霞住在单身宿舍里，每周回两次家，每次回家要骑车走三十来里的沙土路。那时候她订杂志、写感悟，感悟里主要写对未来的畅想，“要积极努力，像师傅一样，当技术员，当操作能手。”这些手稿后来随着搬家、结婚一点点遗失。在纺织车间，吕玉霞得同时看着16台机器，且必须一刻不停地在机器间行走，一天能走好几百里。要是想蹲在地上休息片刻，窄小的过道就会被挡住，导致他人无法通行。此外，纺织车间对温度和湿度都有要求，又潮又湿的环境令人难受。在纺织车间工作的第一个班，吕玉霞就被累哭了。吕玉霞曾经工作过的纺织厂好在那时有同伴——一个同样喜好诗歌的女孩，名字里也有“霞”字，她与吕玉霞负责的机器相邻，当机器全部转起来时，她们便偷懒玩一阵子：拿粉笔在机器上对句子，一人写上联，一人写下联。有时，交班以后她们也一起探讨《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诗。这些时刻不仅消解了吕玉霞在纺织厂的劳累与无聊，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她缓解了身处工厂的“格格不入”之感：那时候，年轻人的爱好是看电影，去厂里的俱乐部玩，而那些活动她参与得少，多数时间都在读杂志，比如《演讲与口才》。订杂志的时光持续了3年，谈婚论嫁后，吕玉霞花钱的重点落在了整个家庭上。在成为妻子、成为母亲、成为儿媳的这些年，吕玉霞对写作与表达的渴望断续进行。多数时候，她因找不到分享对象而感到孤单。一次小有成绩的经历是，有一年，县城一家保险公司举办了主题演讲比赛，吕玉霞报名参加，同时参赛的多是年轻大学生。那次，40多岁的吕玉霞成为胜出者，赢得了一部iPad。一场人生“出走”沂蒙的山不巍峨也不高耸，它是秀气状：山包相连，起伏绵延。算起来，除了在送儿子去上海考学时顺路赏了西湖、在送儿子去北京读书时顺路爬了长城，吕玉霞没离开过这里。她曾畅想去看天山雪莲，去蒙古草原，去年哈尔滨很火的时候，她也想去哈尔滨。如今，外部世界在抖音上以另一种方式对吕玉霞打开：在评论区，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网友给她留言，“你要是喜欢（这里），我可以拍照片给你。”“它给你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吕玉霞说。对吕玉霞而言，这个“世界”不仅意味着远方风景、新的认知，还意味着“干农活”不再成为裁定自己生活的唯一标准。最初，当吕玉霞在田地里拍视频时，一旁的丈夫总会反对：你到底是来干活还是来玩的？他担心吕玉霞因这件“毫无意义”的事耽误干农活。那时候，吕玉霞总是在丈夫离开田地后，偷偷地拍。但事情渐渐起了变化。朋友们对吕玉霞的肯定与认可不时传到丈夫的耳朵里：“50多岁了还会发抖音，还行嘞！”再加上直播带货把田里的桃子一单单卖了出去，丈夫对吕玉霞“玩”抖音的态度由反对转为支持。现在，他尽可能少地让吕玉霞干农活，当吕玉霞在田地直播很久时，他会问：要不要给你送饭呀？变化不止于此。若没有这些抖音短视频，儿子小许对母亲喜好的了解还停留在“结果”上——“比如她参加演讲比赛，胜出了，我只在这个‘结果’的意义上了解她的才华，但不知道她当时怎么想的、怎么写的。近两年，（她开始用抖音之后），我就知道了她是以怎样的心态去创作，灵感来自哪里，我了解到了她的更多细节。”于是，在抖音上创作、表达，渐渐成了身边人了解吕玉霞的入口。正在摘果实的吕玉霞去年，51岁的吕玉霞第一次登上泰山。虽然泰山离家近，路上开车只需两小时，之前也想过很多次“泰山之旅”，但直到去年，吕玉霞才在闺蜜的“鼓动”下第一次登泰山。“可能之前一直不够敞开心扉，她通过看我发的东西，看到了我的内心。”吕玉霞说。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吕玉霞总是乐呵呵的，似乎很少有烦心事，而且每天都很忙，很拼，闺蜜们了解吕玉霞“能干”的这一面，但真正触及吕玉霞的内心，可以算作从抖音开始。那次，闺蜜劝说吕玉霞爬泰山时态度坚决，似乎胜券在握：“即便有再重要的事情，你都得先让自己开心。你就回答我，你想去（泰山）吧？”吕玉霞回答：“想去。”“那就别说了，走。”闺蜜说。于是，闺蜜开着车，载吕玉霞开始了“泰山之旅”。作为山东本土人，吕玉霞五十年来第一次开启泰山之旅不过，最初决定带货时，吕玉霞内心总觉得过意不去：别人是喜欢你发的短视频，所以关注你，但你怎么也带货呢？但董宇辉的出现解开了她的心结——原来，带货也意味着文化盛宴和丰收之喜。而对于脚踏土地的农民来说，没有什么比丰收更让人喜悦了。在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抖音电商联合抖音公益推出“美好中国丰收季”助农活动，持续投入千万级平台资源，推动地方农产品上行，助力农民丰收。从8月22日持续至9月30日的这整整40天里，陕西猕猴桃、甘肃花牛苹果、四川会理石榴、黑龙江五常大米、福建海鲜水产、广东广式月饼等多地物产，将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商城货架专区等多元渠道，跨越山川，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抖音电商“美好中国丰收季”助农活动地地道道的农产品，甚至成为连接大山内外、城市与乡村的一种特殊符号。今年6月的一天，吕玉霞在田地做直播，一位八十来岁的亲戚开着三轮车下山，他看吕玉霞热得满头大汗，便问她在做什么事。“推荐家乡的桃子。”吕玉霞说，吕玉霞本以为这位亲戚接下来会问她：赚钱吗？赚多少钱？推荐了多少呀？但出乎吕玉霞预料的是，这位亲戚说道：好好卖，你通过这个能让更多人知道咱们的家乡，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蒙阴的桃子好吃——“他是个地道的农民，他都这么想。这一下子就打开了我的心，让我感觉到了很实在的认可，他是肯定我做的这件事的。”吕玉霞说。今年夏天，吕玉霞通过直播带货，卖出了近两万单蒙阴桃子，从最初售卖自家的桃子，扩展到身边老乡、邻村的桃子，这种方式使售卖桃子更加便捷——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桃农，不再需要亲自挑着担子或开着三轮车，把桃子带到市场卖。九月就要来到，有“梨中美人”之称的秋月梨就要成熟，它们也将来到吕玉霞的直播间。吕玉霞家乡的蒙阴蜜桃不过，挑战也摆在眼前，如吕玉霞的儿子小许所言，在娱乐性直播更受欢迎的情况下，如何让诗歌、文化类内容以及展示农民生活的直播也能同样受关注，是接下来需要仔细思考的事。对于未来，吕玉霞对自己的期待是成为桃农代言人：“让更多人知道沂蒙山，知道沂蒙山有多少品种的桃子，哪种桃子好吃。”这个心愿令吕玉霞觉得自己有机会收获人生新体验：“除了种田、除了会做纺织女工，我还能够把有价值的东西带给别人”。若借用她诗中的“您铺展的理想交织着我的诗与远方”，那么，吕玉霞期待实现的，是“我铺展的理想交织着家乡的诗与远方”。【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文丨徐爽编辑丨杜雯雯那是两场气氛差别巨大的婚礼，在东北老家的同一时间举办——一场的新人在体制内工作，另一场则在体制外。体制内的那场婚礼明显要热闹得多。男方在北京的央企工作，婚礼场子很大，吃食和酒店档次也颇为高级，现场还有乐队驻唱，气氛喜庆。而体制外的那对新人，双双缺席了晚上的答谢宴，只有两家的父母拘谨地站在舞台上。当现场宾客们举杯祝福时，新人却不在，有人开玩笑说，到底是祝谁新婚快乐呢？作为宾客之一，坐在酒桌上的赵丹感到五味杂陈。体制外的那对新人，女方考了好几年公务员也没有考上，婚礼前夕，赵丹和女方妈妈聊天，感觉阿姨的声音总是蔫蔫儿的，很没有底气，似乎害怕被问及女儿的工作。答谢宴结束得很快，宾客也都心照不宣，不谈新人的职业。赵丹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博士生，90后，出生成长于东北地区，直到大学时期才离开长久生活的家乡。起初，由编制引发的区别对待，是她的个人困扰——硕士毕业后，赵丹曾在东北老家从事体制外工作，亲朋好友的询问和审视的目光时常让她尴尬难受。后来她逐渐发现，体制分割成为一个越来越凸显的社会问题。婚礼是个导火索，她决心写篇论文，好好聊聊编制这件事。她的调研始于2017年，在6年里，围绕体制分割这一现象进行深度访谈，直至“数据饱和”。赵丹先后追踪了16个受访者的情感变动和人生选择。这期间见证了一些人编制“上岸”、结婚生子，也有人单身至今。赵丹的感受是，如今编制的权重变得越来越高，不只东北，体制分割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有出现。她并非反对体制内就业，而是抗拒一种单向度的社会评价体系。在这个评价标准之下，非体制内青年受到无形的歧视和排斥。而那些曾经被边缘的考公年轻人，一旦上岸进入体制内，通常也会找另一个体制内的成为结婚对象——残酷的鄙视链由此复制循环。留在此地的青年，通常只能选择一种趋同的活法：从就业到婚恋的选择，都框定在体制之中；不认同这一标准的人，则用逃离东北来换取有限度的自由。也是在研究期间，赵丹本人完成了一场自我和解，她离开东北又重新回来。于她自己而言，地域上的逃离是不够的，人总是需要持续与无形的社会评价体系抗争。在赵丹与《凤凰周刊》的这场长谈中，我们试图厘清一个人关于价值评价焦虑的症结所在：在当下，选择体制内就业和结婚，被视作抵御风险的一把安全锁，那么它究竟锁住了什么？而当一个年轻人的社会坐标，仅剩下就业和婚恋两个维度，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以下是赵丹的口述，结合了她的论文——一“编”之隔在东北地区，平日交谈里若被问及“有没有工作”，对方通常想打听的其实是“你有没有体制内的工作”。这个语境下，“有工作”一般指的是拥有体制内的工作，包括央国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等在编人员的工作职位。任何体制外的工作都被叫做“没工作”，包括在学、自由职业、待业等状态。换句话说，只有收入来源，却不在体制内就职，在东北地区相当于“没有工作”或“没有正式工作”。体制内工作，代表了较体面的薪酬待遇，以及一种社会兜底——这在疫情期间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在少子化时代，有退休金更是优势突显，意味着老有所依。去年的那两场婚礼，我至今记忆犹新。导致两场婚礼气氛存在这么大的差别，原因有很多，有没有体制内的工作应该是最主要的。毕竟在当地，两家的父母经济实力都差不多。我当时突然有了一种为体制外就业青年打抱不平的心情，去不了体制内并不是那对新人的错，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站出来接受大家的婚礼祝福。我也很感同身受，围绕编制有关的择业和婚恋困扰，发生在我身边的每一个年轻人身上，也是多年来我脑袋上的一道“紧箍咒”。2017年硕士毕业后，我回东北待了两年，先后在体制外的教培和公益行业工作，即本地人眼里的“没工作”。在老家，街坊邻居总会第一时间知晓各家的情况，谁找了什么工作和对象，都能引发一波热议，这让我承受了很多压力。出于好奇，我开始访谈身边的朋友或同事，想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是否困惑。这算是机缘巧合之下，一项更接近真实的访谈。因为话题涉及隐私，有时候需要人直面婚恋选择的真实动机，而聊天对象是我的熟人，我们的对话通常发生在公司茶水间或者街头巷尾，一些非正式的场合，他们在放松和信任的状态下聊，能更坦诚地表达想法。通常来讲，家境好、地位高的人，他们可能并不受文中讨论的社会评价体系所限制。我的研究集中在工薪阶层的普通人士，我更希望关注他们的生活际遇。有一个采访对象叫凌红，她大专毕业后，在一家本地公立医院当护士，她渴望婚姻，却一直没有找到理想人选。去年凌红考上编制后，原单位的同事们忽然态度转变，纷纷帮她介绍起对象，新单位的同事对此也无比热情，凌红感觉身边的异性资源一下就多起来，“很快遇上合适的”——据说男方在国企“有点权力”，能给凌红一些事业上的助力。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凌红完成了从考编、入职、相亲、恋爱到结婚的一系列“人生大事”。我去凌红家，她和父母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其实不难得出，凌红没考上编制之前，她前单位的同事手上，是有“优质单身男生资源”的，只不过大家都在心里掂量着“她配不配得上”，是否符合潜在的“体制内与体制内联姻”的婚恋匹配规则。婚恋通行证在东北婚恋的规则体系中，体制内单身女青年，可以说是竞争链条的顶端。她们是体制内男青年的择偶首选，也被体制外的单身男青年青睐——调研中，有收入颇高的经商男表示，“因为我可以赚钱，她只需要工作稳定、能照顾家就行。”据一位采访对象的说法，体制内通婚还有更细分的潜在规律，“党政机关的不找国企的，国企的又互相看不上。”当然，这条经验并非绝对，但确实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择偶取向。我观察下来，东北青年谈婚恋，收入、学历、样貌、户籍，甚至爱情，都不如编制重要。获得体制内工作，是顺利迈向婚恋大门的通行证；而那些非体制内青年，脱单机会则大幅度降低。比如我，由于“没有工作”，在东北几乎没人给我介绍对象。我有个受访对象热衷于给体制内单身女青年说媒，受挫了又来找我吐槽，但是从来不提给我介绍的事。2017年，我的好朋友也是受访者小竹，邀请我去参加X市的一场线下相亲活动。出于好奇和体验的想法，我满口答应。可小竹又立刻用很自然的语气和我说，“但你没工作，所以不能提交材料，也不能参与相亲互动，只能在一旁围观。”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相亲会设置“编制”作为门槛。我原先以为，小竹是出于热心想让我一起和她参加相亲会，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好像离我有点远，而且不仅仅差在职业方面。到了会场，我被安排坐在角落。主办方先把每个人像简历一样的材料，摆成一排在桌子上。当天来参会的有大约30人，几乎都是国企职工，男女人数基本相同。看完材料后，是自由聊天环节。大家的聊天内容多是围绕爱好和家务水平。聊深了，也会问对方父母是做什么的，有人会主动提及“我爸妈也都是体制内职工”——这在婚恋市场是加分项，意味着结婚后不会有太大的抚养老人的压力。我没有任何值得别人去关注和互动的点，那天的活动我只发言了一次，是替小竹“宣传”，告诉大家“她人很好很孝顺，在家会替妈妈做饭，个子高人长得漂亮，工作还稳定”——这也是她提前嘱咐我这么说的。那场相亲会堪称无聊。每个人好像都在绷着自己“走流程”，和求职的气氛差不多，你很难感受到彼此之间有感情的火花产生。这也合理，大家几乎都是同行，早就祛魅了，也缺乏对他人的好奇。但X市的本地青年找对象，基本靠相亲。因为大家找对象的限定条件太多了，加上X市的国企职业也有性别区隔，前线工作的都是男性，后勤或部分行政工作以女性为主，平日里自己能接触到的圈子局限，相亲是一种有效率、能满足需求的工具。对于一些相亲介绍人来说，他们不了解你的爱好，也不在乎你是否有趣，人生追求和闪光点是什么。只要你性别合适，没有生理缺陷，在体制内正常工作，那么你就是“可以被介绍的”。他们看的不是“你们会不会幸福”，而是“匹不匹配”。小竹最终没能在那次相亲会上找到满意的对象。她是一名国企职工，体制内二代，婚恋市场上她的条件算是“相当不错”，此前家人介绍了几十个相亲对象，有企业小领导，也有国企职工，“但都没成”，至今单身。这也是体制内女性的普遍现状。当前一些体制内单位的人员比例是“女多男少”，对于女性来说，找与自己同等优秀的男性或者“向上婚”，是一种普遍观念，因此众多不能如愿的女性选择“宁愿单着”。不过有时候，这些体制内单身女性会被贴上“太挑剔”的标签，甚至承受污名，有人私下议论，“她们就是想嫁个高官，国企女孩这样的还不少呢！”有时体制内男性也会面临被质疑的局面。有女性受访者表示，“单身男的年龄越大，问题可能就越多，估计要么离过婚，要么就是有什么性格缺陷或者不正常的地方，优秀的肯定早就都被人挑走了。”在东北，跨体制婚恋的情况比较少，即便有，通常也是“男高女低”梯度婚姻的形式，或带着一些现实考量。比如我了解到的一例，男方是体制内的，但是离过婚，女方正在努力考公务员中。你问我体制内的联姻里面有没有爱情，据我的观察，体制因素可能要先行于爱情。这一点我比较认同社会学学者翟学伟的观点：西方人追求爱情，中国人更看缘分。所谓“缘分”，我觉得里面掺杂了一些理性的因素在。体制内的联姻，可以看作是一种“门当户对”：两个人条件差不多，环境差不多，生活节奏和习惯也都差不多，在有限的圈子里刚好认识了对方，这就是缘分。就像翟学伟教授说的，西方人没有爱情了可能就分开，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爱情了，但是缘分还在，那还可以在一起，如果哪天缘分尽了，才是真的不能再回头了。躲熟人这种崇尚体制的评价体系，造成一个现象是，在东北的街头，年轻人正在消失。“街头”，指的是社区街道、生活超市、早市夜市、小区公园等熟人社会的场景。毕竟周末时段的大型商区和大学附近，还是有很多年轻人的。作为一名90后东北人，在我小时候，街头到处都是年轻人，小区的广场总是特别热闹，邻居姐姐们经常去那儿打羽毛球，还有年纪相仿的男孩，三五成群地在街上溜达。但现在，这样的公共场所多是中老年人。人口外流和老龄化固然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但更让我感慨的是，即使是那些住在本地的年轻人，也减少出门和线下社交。我之前搬家到一个新社区，楼上是一对老两口，每天进进出出。直到有一次，我有事去楼上找他们，推开门才发现，他们家还有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女孩，正窝在沙发里玩手机。我了解到，女孩一直在家住，但从不出门，似乎是因为毕业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这在我的主要调研地X市是很常见的现象。X市是一座典型的重工业城市，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在东北算是三四线城市。体制内的工作占据了这里就业市场的半壁江山，但近年来当地的一些国企招聘名额缩减；市面上的私企招聘不多，并且它们通常不面向高校毕业生和青年群体。于是一些本地青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待在家里，有的人选择闷头考研、考公或考编。其实“年轻人出门难”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之前我“没工作”的那两年，一出门就要被街坊邻居问。记得有一次我跟着我妈去买菜，我们特意选在中午1点去，因为人少。但没想到在超市，碰上一位熟人，当时她隔着排队的人群，朝着正在挑菜的我妈喊话：“哎，你家孩子回来了啊？”“回来啦。”“考博考上了吗？”“没有。”回完这句“没有”，我忽然觉得屋子里面瞬间像被冻住了，气氛降到冰点，周围所有人都不说话，静静听着我们的“隔空对话”。那位熟人顿了一下，又问，“那……有工作了没有啊？”“也没有。”我回复。又是几秒钟的停顿，那人没说什么，把脸背过去了，我和我妈低头继续挑菜。类似的情景我碰到过很多次，这是我最尴尬的一次，“夺命”三连问，句句戳痛点。听多了别人的盘问和议论，久而久之我会拿这样的评价体系来“掂量”自己——既没有升学又没有体制内工作的我，好像啥也不是，什么也没有。每天出门时我感觉自己像顶着一座大山，只不过我脸皮稍微厚点，尚有勇气出门。因为我也知道，不只我有这样的困境。受访对象小凯曾在南方某市工作，每天超时加班、无双休的工作模式让他感到厌倦，他决心返乡考公务员。回来后，小凯为数不多的出门，都是为了考公培训或考试。早上六七点，小凯的车子就不在车库了——他是整个小区里最早走、最晚回的人。后来小凯直接在市里一处离家较远的地儿租房住，说是离培训机构更近，其实更重要的是为了躲熟人。在我的调研中，这样的案例很多。还有人干脆在外地找个便宜地方租房子，偷偷去打工、考试。等他们考上了编，你会发现他们重新出没在家附近，在楼外溜达，跟别人唠嗑。回来的代价在东北，一些青年被动地“闭门不出”，一些青年选择主动离开。其实“走出去”也是很多东北家长们的共同期望。如果说获得体制内工作是“有面子”，那么移居东北以外的地方是“更有面子”。我还记得我的一个中学老师，曾在课上扬言，“我的学生是很优秀的，绝对不能回来！”从小到大，我们这一代东北青年被灌输的理念就是，认真学习，考到外面，留在外面。回来了，似乎意味着不够努力，不够优秀。其实放在全国范围内来看，东北的衰落是相对性的：以前是“共和国长子”，工业城市的典范，后来在时代潮流下发展相对落后，东北人多了一种强烈的相对被剥离感，是这种感受让人想出去，寻求更好的发展。其实“走出东北”的受访者们在异乡未必都过得很开心，但是他们会成为在东北的亲朋好友口中艳羡的榜样，他们的人生轨迹也成为下一代的育儿范本，激励着其他人“走出去”。对于东北年轻人来说，留在本地，就得把自己“逼进”体制内，在既定轨道中无限循环下去；逃离东北，则带有一丝英雄气概，成为了他们反抗和证明自我的方式。当然，东北也变成很多外出青年们回不去、不敢回的家乡。有别的研究论证，对体制内的光环随着城市县级的降低而更加密集，我的观察也是如此。受访者青瑶奶奶告诉我，她的两个孙子都在外地大城市，在天津的大孙子“就是个美术特长生”，在校期间居然和一个本地女孩结了婚，对方父母还是公务员；另一个小孙子在深圳，“也没工作，就是长得帅”，毕业后很快和当地一位有编制的年轻女教师结婚。青瑶奶奶认为孙子们都不算优秀，只是运气好，“这样的案例在东北绝对不可能发生”。我的研究以东北为例，是因为这个现象在东北特别典型和普遍，它已经上升为一种社会问题，变成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有种“非体制内不娶不嫁”的态势，对于年轻人产生很大的压力和影响。我了解到一些福建青年，家里是白手起家致富的。福建地域限制之下，大家都很有冒险精神，我觉得他们点子多，敢闯。相比之下，以前靠着自然资源优渥以及政策上的扶持，很多东北人觉得父母一辈进国企是自然而然的选择，都是这么过来的，就应该子承父业，理所应当地也进体制内。直到铁饭碗忽然碎了。其实我也曾是一心想出去的人。年少时期的我对南方有过诸多滤镜，我觉得南方等于热闹和繁华，因为东北的夜晚，大家都睡得早，街上人少，我向往南方灯火通明、昼夜不息的街市。看到电视上介绍，福建有道菜叫荔枝肉，特别馋，因为这道菜，高考志愿四个选校我都填了福建的。博士之前，我的本科和硕士都在福建某大学就读，在那里度过了一段自由快乐的时光。但硕士毕业，我回到东北，忽然间直面成年人的残酷现实，婚恋和就业的压力像一道紧箍咒，并且这个箍一天比一天更紧。做完这个研究之后，我的困扰少了一些。现在我能意识到，这不是我或者某个人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要共同面对的一个社会动荡期、阵痛期。我一直顺着社会时钟走，按部就班地升学。博士毕业之际，我做出了一个“逆潮流”的决定，回东北工作。回来的主要原因很简单，我想回家了。这也是我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这里的生活节奏相对要慢一些，竞争压力相对较小，能让我潜下心来做些有关本地的科研。我想放弃被社会评价体系所约束，离开或者回来，没有那么多的原因，更和优不优秀无关。不过回到东北，熟悉的评价体系又回来了，再一次地，我感受到周围审视的目光。身边熟人还是会说，多可惜啊。还有人觉得，我在东北待不久，很快会离开。至少现在，我没打算离开，但是人很难不受周遭环境影响。有时候我也想证明自我——“离开的人优秀，那有勇气回来的人可以是更优秀的”，无形之中又有了很多压力。如今，我总是告诉自己，优秀的人在哪都优秀，但不够优秀也无所谓，我也能接受自己的平凡和普通。（凌红、小竹、小凯、青瑶奶奶为化名）运营

文图丨李禾编辑丨雪梨王夏朝勇被文身困住了。2022年身份证丢失后，因为脸上的文身，他一直无法补办。这意味着，他没法找工作，坐高铁只能办临时身份证。这种临时身份，一个月只能申请6次，每次有效期24小时。见面那天，他的身上只剩了34块钱。这让他感到窘迫，甚至因此想要推迟这次采访。文身一度爬满了他的面部乃至全身——额头上顶一个发光的太阳，太阳旁边写着“不问江湖”，左脸是魔鬼般若，右脸铺一片鳞斑，鼻子到嘴唇中间像是文了胡子；右侧脖子上有个大大的“道”字，胸前是三个硕大的佛头，一个龙头盘踞在腹部；左肋骨处，“四川战神”四个字苍劲有力——这是他给自己的封号，他将一张手持“四川战神”书法的照片，用作支付宝头像。这是夏朝勇的保护色，也是他的流量密码。9岁离家出走，一度在流浪中惶惶不可终日，凭借文身，他成了被算法选中的幸运儿，短视频平台粉丝最高时达100多万。他常提及的场景是，一次在夜店，他从包里掏出20万现金，一把把撒到空中，现场的人疯狂抢钱——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幻象，有着对一夜暴富最初级最朴素的想象。可流量转瞬即逝，流浪少年也便迅速被打回原形，曾经引以为傲的保护色在此时成了累赘。这时，夏朝勇意识到，必须“洗白”自己。人体画布清洗文身的痛感来得真切且直接，像是被烟头烫过，火辣辣的。每次清洗的半个小时，夏朝勇脸上的肉就会不受控制地跳动。这种痛感，他在文身时从来没体会过。最先洗掉的，是左脸的魔鬼般若和额头的骨头文身，右脸的鳞斑依然存在着。刚洗完的前十几天，伤口会结痂，汗水滑过，就会有轻微的灼伤感。只有结痂掉落，被清洗的位置才会恢复之前的肤色。这种痛，他每隔三个月忍受一次，每次都要经历灼烧、结痂的过程。见到夏朝勇前，我对他的了解来自网络——这个赛博世界中的文面少年，叛逆、冷漠。有媒体提到，“如果问这些文身，分别何时何地怎么出现在他身上，他就会闭口不言，甚至突然发火，露出凶狠的一面”，于是我做好了面对一个凶悍采访对象的准备。我们约在半夜12点见面。夏朝勇解释说，自己长期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凌晨五六点睡觉，晚上睡醒后要放空几个小时，到了后半夜思维才清晰。盛夏的东莞，即便深夜依然灯火通明。在约定时间，夏朝勇随意趿拉着凉拖出现了，黑色POLO衫的领口处，露出两个佛头文身的一角。清洗过三次文身后，他白净了不少，但脖间的“道”字依然霸气外露。文身少年看起来并不“凶狠”，甚至有些腼腆，说话前会先笑，露出一口白牙。他坦然地向我展示文身，“上次有个记者，在报道里说我身上文了4个女孩名字，这不瞎扯吗？”他边埋怨边脱掉POLO衫，“你看看，除了背上有前女友头像，哪有4个女孩名字？”现在的夏朝勇比起那些对媒体讲过数次的个人故事，他似乎更愿意聊国际政治，比如俄乌战争和美国大选。他的偶像是普京，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普京那样生活在聚光灯下的“真男人”。他也一度凭借文身，生活在聚光灯下。脸上的第一个文身是十二三岁时刻下的。2022年6月国务院下文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前，总有些半大的孩子挤在文身店里，女孩子总想文朵玫瑰花，男孩子都想文条龙。夏朝勇也不例外。这个气盛的少年每天只想着出风头和斗狠，在家乡乐山的一家文眉店，他让老板在他的额头文下一个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夏朝勇不信耶稣，但他觉得这个图案可以驱魔，也足够酷。文眉出身的老板几乎是在夏朝勇的指挥下，一刀一刀文下了十字架。夏朝勇很满意这个十字架。那之后，他成了一块人体画布，不断“长”出更多文身——他属狗，就在额头上文了狗骨头；想同时展现邪正与善恶，就在左脸文了魔鬼般若；想强调自己是龙的传人，在右脸文了“龙鳞”；至于手掌心那个大大的“亡”字，夏朝勇说自己当时幼稚到想做个“亡命徒”。文身自出现以来，通常被冠以文化的意味。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言，“没有文身的人就不是好的出身”；专门研究世界各地部落文身的美国人类学家Lars

文丨王焕熔编辑丨杜雯雯被引渡回国那天，朱春荣很开心，一路谈笑风生。警察训斥他：“笑什么，犯了这么大的事情，在国外到处跑，花了多大警力才把你带回来？”他不笑了，但没有表现出悔意，“整个人状态都摆烂了。”这个43岁、相貌平平无奇的民宿老板，涉嫌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截至6月6日上午，全国各地共有462名受害者向警方报案，实际受损金额高达4833万。逃跑前一天，朱春荣还在跟股东签约，骗了最后几万块钱，带着去了泰国赌场，结果“搞了两把又输了”，签证到期后，他又到越南胡志明市，一边逃亡一边旅游，直到5月初被捕。这场长达两年的连环骗局，从2022年初持续到2024年初，具备近年热门诈骗电影中常见的猎奇元素：突然消失的男人，立场不明的女人，精心制造的幻象，以及吞噬一切的贪婪。但诈骗地点不在东南亚，而是风花雪月的大理——

文图丨李禾编辑丨雪梨王李婷婷上一次见到女儿，是2023年12月。满洲里一家殡仪馆里，女儿小小的身体上裹着白布，放在一张单人床上。担心家属受刺激，法医打开白布让李婷婷看了下孩子的背面，前后不足一分钟。李婷婷只看了一眼，腿就开始发软——女儿田田后背乌青，似是还有些伤痕，后脑位置有几个紫红色手印。彼时是田田离开的第7天。“她当时还不满3岁啊，怎么下得去手。”大半年过后，李婷婷还是无法接受，一提起孩子，她双肩颤抖，眼神也变得涣散，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她到内蒙古之前还好好的啊。”孩子是被丈夫田刚“抢”到内蒙古的。结婚五年，两人长期分居，田刚跟着父亲在内蒙古做生意，李婷婷则待在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的家里照顾孩子。2023年1月底的一次争吵后，田刚一把抢过女儿带到内蒙古，12月下旬，孩子死在了满洲里。刚出事那段时间，从警方口中，李婷婷得知女儿遭到虐待，但具体发生了什么，她一无所知。直到今年7月15日，她收到内蒙古检方寄来的起诉书才了解到，女儿在满洲里的10个月里，持续被丈夫和文丽丽虐打，直至2023年12月21日去世。起诉书中提到的文丽丽，是一个“00”后甘肃女孩，在满洲里和田刚同居，并以“老公”“老婆”相称，邻居以为他们是夫妻关系。实际上，李婷婷和田刚至今没有解除夫妻关系。检方在起诉书中称，“应当以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段时间，李婷婷总会梦到女儿。田田在梦里不说话，有时对着她笑，有时哭着喊妈妈。李婷婷拼尽全力地想要追到她、抱到她。可怎么喊都不应，怎么追也追不上。一着急就醒了，再一直哭到天亮。她把田田的衣服整整齐齐打了包，每天就挨着那些衣服睡觉。失去女儿的痛苦，让生不如死这个词变得具象，可转念一想，她又总觉得需要为女儿讨个说法。死讯起诉书还原了田田生命中的最后三个多小时。2023年12月21日早上6点，田刚早早去上班，女儿和文丽丽在家里休息。他离开没多久，文丽丽发现田田尿了床，便找来一根数据线，对其进行抽打。打了一会儿后，她要求田田去厕所小便。年幼的田田全身抽搐，倒在了卫生间。文丽丽紧张起来，她一边简单施救，一边喊田刚回家。两人将孩子送到满洲里市人民医院时，田田已经没有任何意识，停止了呼吸和脉搏。病历显示，“头部及躯干、臀部、双上肢及双下肢多处淤青，腹部膨隆”。田刚和文丽丽对医生的解释是，孩子从“坐便摔落致头部受伤”。但医院还是试图救回孩子。8:42，对她进行了心肺复苏术、面罩吸氧、球囊辅助呼吸，气管插管，又打了0.9%氯化钠，500ml开通静脉通路，无济于事；8：44，田田的心电图显示直线，医生马上注射了0.2mg肾上腺素，还是没有生命迹象；9:05，心电图直线，医生持续心肺复苏；9:25，心电图直线，医生认为没有再抢救的意义了，宣布死亡。整场抢救，持续了43分钟。抢救的同时，医生将该情况上报给院领导、院保卫科、110指挥中心，以及卫健委，并与田刚签订尸检同意书，建议明确具体死因。当天，文丽丽因涉嫌虐待罪、故意伤害罪被满洲里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田刚因涉嫌虐待罪被刑事拘留。涉事男女的监控画面图女儿的死讯来得猝不及防。当天晚上八点多，2300多公里外的李婷婷接到满洲里警方的电话。对方在核实过她的身份和基本情况后告诉她，田田死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死了？”李婷婷先是以为自己听错了，接着她歇斯底里起来。警察说，田刚已经承认“经常殴打孩子”。“他为什么要打我孩子？”愤怒无处宣泄，李婷婷浑身抽搐着追问。警察向她转述田刚的说法是，孩子有自闭症，且经常伤害自己。李婷婷马上予以否认，“没有，她一直很好。”挂掉电话，她先是把孩子的死讯告诉了自己的父母，第二天冲到婆婆家，想要问个究竟——田刚和父亲在内蒙古经商，母亲则常年在邢台。婆家大门紧闭，电话不接，于是李婷婷买了两个花圈，连同孩子遗照放在对方家门口，并把整个过程拍下来，发到了短视频平台上。痛苦无以复加，哪怕是在事情过去大半年后。“没什么好隐瞒的，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接受采访时，李婷婷要求要用实名出现。她说自己一度想要自杀，“大不了就和她一起去了”，但在殡仪馆看到那个小小的、乌青的身体后，又总觉得必须得做些什么。从满洲里回来后，她把对案件的各种怀疑、公婆家的态度，连同司法鉴定一起做成短视频，发到平台上。这份由中国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显示，田田死因“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造成右心房破裂，导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压塞而死亡”。视频换来了婆家的反馈。对方开始联系她，让她删掉视频，他们不想因此影响家里的声誉和生意。公公在短信中的语气斩钉截铁，“李婷婷我跟你说，田刚有没有过错我相信法律会给公正的评价。”这次采访中，记者尝试联系田刚的父亲，但对方拒绝采访。幼女死因的鉴定结果等待案件进展的过程中，李婷婷听到消息说，文丽丽被抓后自称有精神病。她担心起来，怕对方因此免于刑事责任。不久消息又传来，说是警方聘请有关人员对文丽丽做了精神疾病鉴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鉴定意见是，案发时文丽丽“无精神病状态，案发时评定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今年7月15日，李婷婷终于收到了来自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除了还原案发前的几个小时外，这份起诉书还透露，自2023年2月，田刚将孩子带走后，就联合文丽丽虐打孩子了，“共同生活期间，二被告人多次以打骂、冻饿、不让睡觉、捆绑等方式虐待被害人田田，并在明知被害人已出现身体不适，抽搐闭气的情况下仍使用拳脚、拖鞋、皮腰带、饭铲、木条、数据线等工具殴打被害人田田”。与此同时，李婷婷还从起诉书中得知，田刚有过两次案底。第一次是2021年1月20日，原因是酒驾，地点在邢台平乡县。那时，距女儿出生还有三个来月。事后，田刚被行政拘留了7天。李婷婷说，这之前，她对此一无所知。第二次案底发生在2023年2月22日，原因是盗窃，地点在满洲里。彼时，田刚把女儿带到满洲里还不到1个月。事后，他再次被行政拘留7天。“我好像根本不了解他。”起诉书中的文字让田刚的形象变得陌生，甚至可怖。婚变那是一个曾经在李婷婷眼中体贴、在她父母看来“懂事”的男人。她和田刚是河北邢台平乡县的同乡，都是“95后”，又都只读完了中学就开始工作。平乡县是“中国童车之都”，李婷婷此前开网店卖童车，每天收入几百元。母亲开了一家中老年女装店后，她时常去店里帮忙。田刚家的经济条件也不错——父亲在满洲里开了个木制品加工厂，母亲则在邢台老家负责另一家木制品加工厂。大多数时候，田刚跟着父亲在内蒙古。2019年两人相亲认识后，田刚总去服装店去找李婷婷。那时候的李婷婷120斤，圆脸，大眼睛。“他早上七点就过来，晚上还来帮忙。”李婷婷觉得，这么勤快的年轻人不多见了，母亲和邻居对田刚印象也很好。两人认识一周多，田刚家里就催着结婚，李婷婷也没拒绝。于是在认识的第12天，他们订了婚。“他（田刚）嘴比较会说，看着也不小气，带婷婷吃饭，每次都花一两百块。”在李婷婷的母亲看来，至少在当时，这个男人是可靠的。按照当地风俗，田刚家拿了16万元彩礼。2019年12月28日，两人领了结婚证，住进了田刚婚前买的一套房子。田刚婚后，田刚河北、内蒙古两地跑。李婷婷理解丈夫，觉得他这么辛苦都是“为了这个家”。不久，李婷婷怀孕了，体重从120斤直线上涨到190斤，身体变得笨重起来，脸盘也不似从前秀气。那段时间，田刚一直待在邢台，尽管他时常外出喝酒，但在李婷婷看来，丈夫做得已经很不错了。2021年4月27日，她生下女儿。对于新生命的到来，李婷婷很欢喜。她先后找了三个风水先生给孩子起名字，最终定下来的名字中，有两个三点水旁。李婷婷相信，名字带水，孩子以后也会顺风顺水。但她很快发现夫家似乎并不欢迎这个孩子——生产的第二天，田刚母亲在产房里叮嘱她，“养好身体，过两年生个男孩”；孩子尚未满月时，有一次，田刚父亲抱怨，“第一胎应该是个男孩”。曾经“体贴”的丈夫也像是变了个人。坐月子期间，他白天在家打游戏，晚上出去喝酒。李婷婷肚子饿了，他只给叫些外卖。田刚母亲偶尔过来，也只是给做些面条之类的餐食。营养跟不上，李婷婷的母乳也跟不上，她只好给孩子买280元一罐的奶粉。孩子一满月，田刚马上回了满洲里。自此，李婷婷再难知道丈夫的行踪。他偶尔回平乡，也只是抱着手机打游戏，女儿的世界里似乎没有这个爸爸的存在。“他也是第一次当爸爸，会慢慢变好的。”李婷婷宽慰自己，她总觉得日子还能过得下去。结婚后，田刚不让她再开网店，平时也很少贴补家用，甚至以做木材生意之名，陆续让李婷婷从多家网贷平台借款，仅本金部分加起来就有15万。从李婷婷提供的转账凭证看，这些贷款她几乎全部转给了田刚。田刚的说法是，会给她转账还钱，但自始至终，只给过两三千元。李婷婷还不上网贷，到了后期，频频接到催收电话。“我肯定还。田刚坑你们，我不会，欠债本来就得还。”她只得不停地解释、保证。李婷婷提供的转账凭证婚变是从2022年底开始的。一次从内蒙古回到家，田刚突然提出离婚，原因是给不了李婷婷幸福。后者再追问，田刚说自己遇到了事情，可能会被警察抓走。遇到了什么事情，李婷婷再问下去，田刚就不解释了，只是坚持要离婚。李婷婷拒绝了，她不想让孩子活在单亲家庭。2023年1月26日，正月初五那天，两人因为离婚吵了起来。那之前，田刚会避免当着孩子的面拌嘴，这一次，他一改往常。田田被吓坏了，她一会儿躲在李婷婷身后，一会儿扑进她怀里。最终，田刚一把推倒妻子，抱着孩子冲出家门，说一两天就送回来。生完孩子后，李婷婷的体重一直没能恢复。她拖着180多斤的身体慢腾腾地追出门去时，田刚和孩子早已没了踪影。她赶紧发微信、打电话，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公婆那边，也说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彼时，李婷婷唯一的指望就是，田刚能带好孩子，毕竟他是孩子的爸爸。被抢走那天，田田扎着朝天辫儿，米色毛衣，粉色羽绒服外套，黑色裤子，声嘶力竭地喊着“妈妈”——那是李婷婷见到女儿活着时的最后一面。离不掉的婚田田长得像李婷婷，尤其是眼睛，又黑又亮。她喜欢看《萌鸡小队》的动画片。女儿离开后，李婷婷没事就在手机上不停播放这部动画片。更多时候，她活在女儿活着的幻想里。在那里，那个爱穿粉色衣服的小姑娘，正坐在床上对她笑，“妈妈妈妈”喊个不停。李婷婷经常翻看女儿的照片田田被田刚带到了满洲里。“你让我看一眼孩子”“我就想看孩子一眼，为什么不让我看呢”“我现在每天睡不着吃不下的，唉，你让我看看孩子好吗”，她一次次以添加好友的方式哀求田刚，对方不为所动。李婷婷试图通过田刚的朋友找到丈夫。这个办法倒有点儿效果，对方在微信添加申请中回复妻子，“忙完就送回去了，

文图丨李禾编辑丨雪梨王将小树带上车，意味着六六决定彻底离开北京了。小树是她捡来的狸花猫，四岁了——六六自己的游戏ID叫大树，便给小猫取名小树。带猫不方便上火车，六六就花1100块钱租了辆厢式货车。于是这个夏天，小树被装进一个浅灰色猫包，忽闪着眼睛，不吵不闹，安静地陪主人赶往下一个城市。六六的目的地是阜新，一座资源枯竭型城市，在它所在的辽宁省GDP排名倒数第一。但在年轻人活跃的社交媒体上，阜新是他们的遁世之选。这里充斥着全款买房的传说——有人花2.8万拿下了人生中第一套房子，有人感叹终于找到了躺平养老的好地方，并在刚装修完的房子里拍下落日，说进门的一刻被完全治愈了。和“低价房鼻祖”鹤岗相比，阜新的地理位置更为优越——距北京600多公里，有高铁，两个多小时就能到。气候上，也不似鹤岗那样有着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六六就是在这些帖子的“感召”下前往阜新的。今年2月，她花3.5万块钱在当地买了一套50多平米的老房子，每平米700元。她说这个价格算是捡漏，但如果运气更好些，还能寻到300多元一平米的房子。我是今年6月在阜新见到六六的。这个20多岁的女孩当时正在为装修忙得焦头烂额，她用了一半时间给我讲述为什么选择阜新，剩下的一半时间则用来吐槽在阜新遇到的糟心事。那天吃过饭，她带我绕了大半个阜新城才找到家，好几次还差点走错路——显然，她对这座城市还不够熟悉。像六六这样不熟悉阜新的新移民太多了。他们组成了一个个500人的微信群，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天，偶尔也会组织线下聚会，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归属感。移居阜新12年的百万哥告诉我，这些年来阜新的新移民陆陆续续几万人。这其中，几乎每个人都有着不能轻易言说的往事。在阜新，除了拥有一套房子，他们还希望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我们不是来阜新躺平，也不是在摆烂，我们只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在隐居。”百万哥在朋友圈写道。一个女孩的生活底气对于房子，六六是有执念的。她的老家在中部一座山清水秀的小城。老家有个习俗，如果一个家庭里既有儿子，也有女儿的话，过年那几天，女孩是不能回家的，“老人们说，如果回家，会影响家里男人的财运。”六六就亲眼见过，姑姑过年时不被允许回家。六六是独生女，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她很早就知道，父母的两套房子可能和她没什么关系。在一些只有女儿的家庭中，如果父母有一方过世，得找个家族里的男性亲属晚辈送孝。送孝的条件，往往是将房产赠与送孝人。“我的父母也许不会这么做，但我要想靠自己努力，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六六说。低房价，吸引着不少人去阜新买房从一所”211”大学毕业后，她先去了广州工作，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里，几个人一间，生活用品混杂在一起，谈不上任何隐私。她搬出去找人合租，每月租金1400元，百余平米的房子里男女混住。打电话时，需要把声调压到很低；某次回到出租屋，她还被合租的男人骚扰。但买房对她来说遥不可及——彼时广州的房价每平米两万左右，六六月薪约4000元。两年后，六六离开广州，到北京工作。这里的房租更贵了，合租价格从最初的1800元，直线涨到2200元。房东的一些做法也让她感到不适。新冠疫情封控期间，她向房东提出，说想加入业主群，以便及时看到小区的各种通知。房东拒绝了，说只有业主才能进。又过了段时间，房东告诉六六，说儿子要结婚，随时会把房子卖掉。之后隔一段时间，房东都要通知她一遍。六六每天活在提心吊胆中，而直到她搬走，那套房子也没卖成。“成为业主，而非租客”的念头在六六脑子里愈演愈烈，但岂止广州和北京的房价让她望尘莫及，就连老家所在的县城，房子都涨到七八千元一平米了，她完全没有能力买。更何况，六六是铁了心不回老家的。平时在电话里，父母跟她聊不到两句，就要问什么时候结婚，父亲甚至说，两人认识一个月就能结婚。早几年，六六谈过一段异地恋，分手后就一直单身。她找各种借口回避这个话题，不死心的父母则不断通过亲戚、朋友给她介绍相亲对象。为了不驳父母面子，六六一般会加对方微信。聊过几次后就再没下文。男人们的目的直接而明确，结婚生子。至于六六在乎的精神生活，他们听不懂，也没打算听懂。父母的认知和那些男人差不多，他们反复告诉六六，和谁生，都得生，早生比晚生好。况且双方只要有了孩子，有关感情、精神生活的问题，都能去妥协。老一点的长辈更是教育六六，尽量“找一条街上的男人，知根知底，平时走动也方便”。每次聊到婚育问题，双方都会不欢而散。六六至今记得和父亲的一段对话。“我问我爸，以后我老公出轨怎么办？他说改了就行了。”“嫖娼怎么办？”“结了婚后就不会嫖了。”“万一他家暴怎么办？”“我和你妈，也都是打打闹闹一辈子这样过来的。”“万一出现这些严重的问题，我能离婚吗？”“不行！”这段对话，让六六对相亲和婚姻充满不安。她非常清楚，也许有一天终究逃不过，必须嫁给一个相亲认识的男人。那么她给自己留的后路，就是买套房。“房子对我来讲，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它至少不让你去受限。举个例子，你没成家时，不用受限于父母，成家以后不用受限于丈夫，永远都有一个退路。我之前看到过一种说法，女性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定数，她先是在父母那里做了一段时间客人，又去丈夫那边呆一阵子，老了飞到孩子家里面，最后找一个地方长眠。”六六笃定地告诉我，如果拥有了一套房子，遇到离婚这种事，她就不用灰溜溜地去父母家，听着那些关于复婚的唠叨；更不用耗尽精力和男人争房产，而是可以潇洒离开，过自己的生活。大街上的低价房信息她考虑过鹤岗，但被那里漫长的冬季吓到了。在网上搜索低价房时，六六注意到了阜新。不少人在那里做自媒体，他们说这是一个“值得躺平”的地方。到阜新前，六六对这个城市完全没概念。她甚至对整个辽宁省都没概念，仅有的了解大概只有铁岭、赵本山和二人转。2023年10月的一个周末，她买了从北京到阜新的高铁票。对于阜新，她没有太高预期，考察一圈下来发现，完全超乎自己的想象，“规模、基础设施、繁华程度都还可以，并且有高铁站、三甲医院和大学，足够生活了。”那之后，她又来了几次，并下决心买房。对比了中介推荐的几套房源后，她选择了一个住着很多退休老干部的家属院。在她看来，这至少意味着，居民素质还不错。小区距阜新南站一墙之隔，房龄20多年，附近有个早市，步行两三分钟就能到。不远处还有个派出所，这让六六觉得安全。六六看中的房子在二层，50平米的两室一厅，整体要价3.5万。房主是一对退休干部，很好说话，几乎没怎么谈判，双方就决定成交。中介告诉六六，二楼这个价格在阜新二手房市场不多见，算是捡漏。六六赶紧把房款转过去。六六买的房子办房本需要户口本，六六不想让父母知道，就拿着身份证，在老家以户口本丢失的名义，重新补办了。然后拿着补办的户口本，回到阜新办手续、过户，大约10天左右拿到了房本。大红色本子对她来说，是底气，更是对未来不确定的生活的保障。荣耀与衰落对于阜新，我起初以为它会冷清，会残存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落和窘迫。网上公开资料显示，阜新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南部、辽宁西北部的内蒙古高原和辽河平原的中间过渡带，城市和农村人口加起来不足200万。而作为媒体人，我记忆中的阜新往往与“矿难”“瓦斯爆炸”牵扯在一起——比如2005年2月14日，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孙家湾煤矿海州立井发生一起特别重大的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14人死亡。真正走进后，这座城市打破了我的一些刻板印象，没有灰头土脸的天空，市区看不到什么破败的厂房。天刚蒙蒙亮，拖小车提篮子的老人就占领了早市，采购食材。到了晚上，年轻人陆续下班后，几个著名的夜市挤满乌泱泱的人群，和其他网红城市的美食街并无二致。阜新最具代表性的地标是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这里之前是知名的海州露天煤矿，2005年关闭后，被列为首批国家矿山公园。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近4公里。深度350米左右的矿坑里，写满阜新当年的辉煌。阜新海州露天煤矿，成了一代人的记忆1953年7月1日，这个亚洲最大，世界第二大，我国第一座机械化、电气化、现代化的大型煤矿正式投产。1954年中国邮政发行的纪念邮票、1960年第三套人民币五元背面图案，都选用了海州露天矿电镐采煤作业的场景。一个老矿工告诉我，“当时的阜新就像一个大工厂，除了海州矿，还有好几个矿，从事煤炭行业的人，加上家属在内，能有35万人左右，占了当年阜新人口一半。”阜新共青团官方信息显示，那些年里，阜新累计为国家生产原煤7亿多吨。如果将这些煤装进火车车皮，可沿赤道环绕地球3.5圈。可矿总是会挖完的。在老矿工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前后，阜新煤矿的辉煌突然黯淡下来，随着煤炭资源逐渐枯竭和开采成本上升，煤炭主导的单一产业开始衰退，阜新陷入了“矿竭城衰”的困境。东梁矿、平安矿、新邱露天煤矿、海州露天矿接连关闭，2001年，阜新被国务院正式认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一座因煤而兴、因煤而衰的城市煤矿开采期间，矿工们长期居住在建国初期的土石房、砖木房，甚至日伪时期的劳工房、简易房里。彼时的阜新，一度呈现出“百里矿山、百里棚户”的魔幻景观。2005年开始，阜新把棚户区改造作为“一号民生工程”来抓。棚户区改造后，很多家庭可以分到几套回迁房，当地居民说，回迁房面积普遍不大，每套五六十平米左右。阜新如今的低价房，多是这种回迁房以及过去建的老房子。作为阜新本地人，“95后”小吴家里有三套回迁房，每套60多平米。他的父母当年在矿山工作，一家老小就住在棚户区。在小吴有限的童年记忆里，大约1996年，很多矿开始关闭，父母下了岗，生活一度拮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称，“到2000年，阜新12.9万煤炭工人下岗，19.8万城市居民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占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长大后小吴得知，父母当时买断了近20年的工龄，每年补偿几百块，夫妻两人总共补了1万多元。为了另谋出路，他们在阜新开了小餐饮店。初中毕业到外地辗转几年后，小吴回到阜新，在自家餐馆帮忙，跟着父亲学厨。搬进回迁房那年，小吴22岁。很快，他结婚生子，生活单调乏味。伴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衰退的现实，这座城市里的年轻人挤破了头想要出去，有本事的去了沈阳、哈尔滨；更有本事的流入关内，去了北京、上海。小吴在阜新的朋友越来越少，“城市小，生活单调，收入又低，谁愿意留下来呢？”很多低价房已经长期无人居住逢年过节，儿时的朋友会回来几天。他们肉眼可见混得不错，有人搞金融，有人参与投资。小吴说，朋友们每次回来都是穿金戴银披着貂儿，开着各种名车，见面就发中华烟。那个只存在于高谈阔论中的花花世界和小吴没有关系，他知道自己早就跟不上朋友们了。但因为母亲身体不好，自己又是独子，小吴不想出去也出不去。新冠疫情期间，饭馆关了门，疫情过后，他转而做起了夜市。阜新的夜市总是热闹。天一擦黑儿，东风路、红玛瑙、友爱桥夜市等数十个夜市就忙碌起来，二维码进账的声音不断。有实在的羊肉串老板直接打出广告语，“不是纯羊肉我死”。“我死”俩字字号最大，苍劲有力，自信满满。整整一个晚上，小吴都在热情地招揽客人，“大哥，吃点啥”“美女，整点不”。有人被他的热情吸引，更多的人头也不抬地走开了。就这样，每个月下来，小吴能挣大几千。在这个城市，足够他生活了。去年，他以11万的价格卖掉了家里一套回迁房，买家是个来自福建的单身女孩，30多岁，说是想到阜新来躺平。“不知道阜新有什么好。不过也行，这里的年轻人能多一些。”小吴非常清楚，阜新留不住本地年轻人了，现在街上的年轻面孔，很多是新移民。挤入低价房的新移民在阜新采访期间，绝大部分时间，我和新移民们一起散步一起钓鱼，一起溜达到阜新南站附近吃13元的自助餐。阜新物价不高，低价自助餐厅仅南站附近就有七八家，荤菜素菜加在一起有40多道。老板说，光靠这些菜品肯定是赔钱的，赚钱主要靠另外单点的酒水和饮料。不少本地大哥一瓶接一瓶喝着啤酒大声喊叫着，“嘎哈呢！这是嘎哈呢（干啥呢，这是干啥呢）！”新移民们则很少点酒水，他们往往闷头吃饭，再闷头离开。这个小区内，住着不少阜新新移民百万哥是新移民的“前辈”。这个40多岁的锦州人，2012年就来了阜新，还给自己起了网名叫“百万志士闯阜新”。到阜新前，百万哥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混迹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在证券公司搞过业务，也在期货公司干过，还当过二房东，可一直没混出什么名堂，也没挣下大钱。他觉得自己最高光的时刻是在北京当群演，并翻出照片给我看。那时候他还瘦削也硬朗，鼻梁挺拔，穿着外国特警的制服。最低谷的那段日子是在沈阳。当时他身上没什么钱，只得用自行车托着行李，去沈阳市大东区八王寺附近租房，房租每月100元。没有暖气，土炕很小，得斜着身子睡觉。到沈阳的第一年春节，屋里太冷，百万哥买了两包饺子，放在家里直接结了冰。最终，那两包饺子被老鼠和他自己分食了。到阜新的上一站是在四平。他在那里开了家小旅馆，交了个女朋友，最终分手。关于这次分手，百万哥不愿意多提半个字，“她是吉林人，到最后，我连吉林两个字都不能听，也不能提了。”总之，他必须离开四平——那是他的伤心地。他先是想离得尽可能远。于是考虑了广西一座边境小城，后来听说隔壁缅甸经常打仗，炮弹容易落到中国境内，就放弃了。后来从社交平台得知，阜新房价也低，离老家锦州也不远。于是最终还是回到了东北，以每平米1000元的价格，买了套50多平米的房子。“便宜的都是顶楼，三层以下的房子，起步就得10万左右。”中介小王告诉我，阜新有的二手房虽然便宜，但几百块一平方米的房子并不是主流，两千元左右算正常。在阜新低价房圈子里，单亲妈妈小王很有名。她是内蒙古人，有一段时间状态不好，一心只想找个压力没那么大的城市生活，最终选择了阜新。换过两次低价二手房后，小王贷款买了一套全新的商品房。同时在短视频平台上做起了中介，专门卖低价房。“阜新的低价房基本都是回迁房。”另一位中介解释说，有些房子算上当年装修的钱，甚至是赔钱出售，但房主还是要卖，毕竟留着也没什么用，“有一个南方人，2023年一次性在阜新买了9套房，拉来团队搞游戏代练。结果创业没成功，只得将房子卖掉。”换过两次低价二手房后，小王买了一套全新商品房刚到阜新的头几年，百万哥每年春节都要回锦州。父母陆续离世后，家不存在了。阜新给他的归属感，逐渐取代了锦州。2019年初，百万哥突然发现，搬到阜新的外地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人从鹤岗搬过来。而百万哥因为来得早，自然承担了“前辈”的功能，他建了新移民的群，也被拉进了很多群，逐渐成了他们之间的纽带。大多数新移民不愿意讲那些旧日的故事，在他们看来，到阜新，就是要成为新造的人，何必再去提及过往呢？一个“95后”的女生在拒绝了我的采访后说，她原本就是想找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除了我的猫，我连家人也不信任了，更何况是媒体。”百万哥告诉我，新移民中，女生比男生多，买房的比租房的多，不婚不孕的比想结婚要孩子的多；几乎每个人都养着宠物，以猫咪居多。百万哥在阜新建了个不婚不育的小圈子，“我们虽然是小众群体，但我们放下了人世间的恩爱情仇，一点烦恼都没有了，有的就是对生活的热爱。”他很欣赏一个叫李猩猩的女孩。她平时做自媒体，去年12月，她把做自媒体收入的8800元，全部捐给了阜新一家福利院，自己平日吃着泡面。为了表达敬意，百万哥在朋友圈写道，“向燕郊移民阜新的李猩猩学习，抛弃低级趣味，做到大爱无疆。还有一个女孩，原本就有心理问题。之所以想去阜新，是为了买套房子，开始新的人生。但她低估了这里的房价，得知信用卡里仅有的7000元钱不够买房子后，她受到刺激，进了精神病院。“以前有这个（精神）病，没买成受刺激又犯病了。”百万哥有些唏嘘。百万哥在阜新的日子忙碌而平淡——除了在二手平台卖东西，他还帮忙管理着30套出租屋，每个月能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1000元的固定支出中，除去200多的油钱，剩下的用来吃吃喝喝。前段时间，因为有亲戚去世，百万哥回了趟锦州，也见到了几个儿时的朋友。家乡对他来说愈发陌生，“没几个认识的老人，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返回阜新途中，他意识到，自己这辈子是离不开阜新了。不美好的一面六六没有百万哥那么坚定，她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该留在阜新，见到我的那天，她甚至还没下定最后的决心。六六说，她刚拿到房本，问题就来了——她买的这套老房子，之前的装修很简单，比如马桶是裸露在外面的，连门、墙这种遮挡物都没有。一切得重新装修。六六在社交平台上找了设计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对方。对于自己的家，六六有很多设想——她希望家里是智能的，便要求设计师要留出智能开关和智能家居位置；她还给小树留足了空间，设计了飘窗。有了设计图，六六在阜新找了装修工，先付了一半首付。按照合同约定，整个工期33天，也就是说到5月20日结束，可直到6月20日也没交工。装修工给出的理由是，自己的成本覆盖不了总费用。言外之意就是，自己是赔钱干。可六六认为，合同签订前，装修工应对成本进行预判，否则就别签。双方拉锯很久也没有结果。六六认为装修工涉嫌诈骗，并报了警——她上一次报警，还是因为遭遇职场性骚扰。警察来了，说这不是诈骗，只是纠纷，并督促装修工赶紧完工。六六最终得知，装修款实际已经被挪用。装修成了六六在阜新上的第一课。除此之外，她发现了这座城市不那么美好的一面，“我经常在主路上遇到男的当众小便；在饭店吃饭，菜品不新鲜，我去投诉反而会被商家骂；有些小贩卖东西缺斤短两还不承认；很多路坑坑洼洼常年失修，我还因此摔过跤；路上总有人开着四轮老头乐电车横冲直撞……”不过，六六整体是喜欢阜新的，对未来生活也非常积极。六六之前从事过自媒体，她以后在阜新还是想做些线上工作，并瞄准了老年人养生赛道。但不是所有人都做好了规划，比如一年前搬到阜新的大宝。他不知道在这个城市该做些什么，满大街兜兜转转了一年。阜新的低价房，多是回迁房或老房子大宝40来岁，地道的北京人，操着一口正宗北京话，可他没有感受到任何优越感，“我出生在北京郊区，农村人，与河北一河之隔。在北京买不起房子，想买辆车吧，从2012年到现在还没摇到号。”他原本是北京一个政府单位的三方派遣员工，每月工资只有几千元，从家到单位通勤时间要三小时左右。买不起房，大宝就和父母住在一个院子里。他谈过一个北京女朋友，后来因为女方家里拆迁就分手了。就这样，大宝慢慢活成了“北京废柴”。他早就想逃离北京了，疫情管控一结束，就直奔阜新看房子。他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是小，“想去哪，骑个电车，没一会儿就到了，哪像北京，随便办个事至少都得半天。”后来，他花4万多元，买了套70平米的老房子。这个房子的总价，在北京甚至连一平米都买不到。大宝很开心，他总算在40多岁，有了自己的房子。“都知道北京卷，可谁都不想离开，我就是跳出围城的那个人。”吃了一年多老本，大宝最近终于找到一家中介，当起了学徒。虽然暂时没有薪水，但至少可以期待一下早日出师。阜新工作机会的确有限。在百万哥的观察中，新移民不少是用一根网线就能挣钱的数字游民，也有卖锅盔卖袜子卖鱼的小贩，还有人在当地找到了超市收银员或网吧网管的工作，每月收入三四千元，已经算是不错。“如果肯出力气，做日结工也能养活自己，但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那个苦。”他注意到，还有一些人搞股票、基金等投资，“想躺平，躺久了又觉得需要再挣点儿钱。”离开的，和留下来的“躺平是有资本的，穷人不适合躺平。”同样受制于工作难找，作为新移民的“一条鱼”今年3月离开了阜新。一条鱼是个“95后”，天津人。他当年到阜新的目的很明确——疗伤。上高中时，一条鱼就确诊了抑郁症。勉强读完大学后，他到深圳当起了程序员。紧绷的职场环境加重了他的抑郁症——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永远睡不着；走在路上，有时会出现幻听；他把抗抑郁的药物舍曲林加量吃，还是没有用。给朋友打电话，对方就一句话，“兄弟，想开点，出来喝酒。”可他想不开，酒精也没有效果，一条鱼知道自己病了，像是一条濒死的鱼。他尝试打过心理危机咨询热线，电话一直占线。他决定离开深圳。2022年3月，一条鱼花5万元，在阜新买了套50平米的房子，又花3万多搞了装修。搬到阜新的一年里，他换掉了手机号，注册了新的微信号，新号码只有父母知道。他每天的生活很固定，早上6点起床跑步一小时，白天在家看书、看剧、写小说，无聊时逛街和钓鱼；晚上6点，围着阜新城骑车两小时。他在这座城市没有任何社交，只想一个人待着。健康作息和规律生活的确起到了作用，一条鱼觉得自己状态好了起来。但新的焦虑又来了——他需要工作。“身上没啥钱了，不能总吃老本。”一条鱼学的是计算机，在阜新除了网管，找不到其他对口工作。跑外卖或当中介，他又不想干。那段时间，他带着简历到当地几家小公司面试。某天他突然想明白了，如果想上班，为什么要在阜新上？犹豫了一段时间，一条鱼把阜新的房子出租出去，回到深圳，继续过起互联网公司的码农生活。他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如果抑郁症又严重了，大不了再回阜新躺着”。每平米几百块的房子六六暂时不打算离开阜新了。装修事件过去后，她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她终止了上一份合同，重新找了装修工，原计划8月中旬可以完工。但拖了20多天，对方还没开始铺瓷砖。再一追问，说是同时接了其他人家的活，先去给别人干了。六六又打听了三四家，最终定下新的瓷砖工匠。暂住的出租屋里，除了小树，六六还捡了一只布偶，没有名字，她管它叫“喂”。“喂”刚捡来时身上有病，六六买来雾化机，又给它剃光了毛。她打算等“喂”痊愈后，给它找个好人家送出去。端午节的时候，六六回了趟老家，父母依然催婚，她短暂待了几天便回到北京收拾东西，搬往阜新。对比一段看不到尽头的婚姻和不确定的未来，在阜新遇到的不美好不算什么，房子对她来说，也依然是那个底气所在。她给自己单独设计了一个5平米的工作室，计划着找些线上工作来做。买房子的事她至今没告诉父母，父母甚至以为她还在北京工作，“以后再说吧，现在还没想好怎么开口。”六六说，她把这事告诉了两个关系最好的闺蜜，其中一个单身，一个刚结婚。单身女生住着出租屋，结了婚的则搬进老公买的房子里。在她们看来，六六在阜新买房是个再明智不过的决定——她做了自己想做的事，为自己活着。“你跟在北京的时候不一样，笑容多了很多。”一个闺蜜在微信里说。“是吗？”六六反问，后面跟了一长串的“哈”。运营

作者丨段文很早就想写写我的母亲，她一直拒绝，“我有什么可写的，普通人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我始终觉得这是托词，当了一辈子小学语文老师的她，人生中无数次给学生命题作文《我的母亲》，指导他们如何从平凡中看到伟大，如何用细节呈现母爱与亲情。只是轮到她自己，天生不喜社交的性格，永远不想被人聚焦。如今母亲离世，无论如何我必须写一篇对她的悼念，哪怕只是作为葬礼上的祭文。但真正动笔时却倍感艰难，似乎无从写起。从事了二十多年新闻工作，我曾经做过诸多人物报道，很多采访只有短短一周甚至突发事件时只有一两天，面对的又是完全陌生的采访对象，我依然尽力采访突破，写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可是，当我写自己的妈妈，才发现这个陪我度过了数十年岁月的女性，竟然是那么陌生，我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去关注过她，从未深入了解过她。我甚至不知道她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她最喜欢吃的菜是哪一道……很多时候，距离我们最亲近的人，往往才是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时，我也才突然意识到，母亲过去的拒绝里，其实还深藏着对儿子的复杂情感：一方面，她对自己的儿子有无限的信任——她显然断定，只要我写了她，就会产生轰动，引发对她的巨大关注，从而打扰到她平静的生活——这得是对我有多么大的信心，毫无保留地认可我的写作。就像全天下的父母一样，相信自己的孩子就是最棒的，做的事一定是最好的。另一方面，她又真心觉得她自己的人生过于平淡，没有值得讲述的内容。她担心题材限制导致我没写好，让大家笑话。一个连自己妈妈都写不好的人，如何能从事好文字工作？所以她总说：“不要写我，你去写大人物，去写那些真正有故事的人。”作家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道：“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这何尝不是很多人的真实经历与感受？而我甚至不用等到光阴流转，就已经深刻体会到了母亲毫不张扬的爱。1母亲说她自己平凡，我不否认。但活在这世上的芸芸众生，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谁又能真正超越平凡？而且，平凡的人生并非就不值得讲述，尤其我们身处的时代，每一天都可能发生载入历史的事件，每一天社会都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变，我们这些生存在其间的人，每一个都是历史的亲历者，是时代的见证人。母亲的遗像我妈妈名叫刘嘉明，1948年农历九月初九出生于云南昆明，这天是中国传统的重阳节，特别容易记住。所以，我每年都不会错过祝福母亲生日快乐。我常常觉得，妈妈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性格从出生就注定——生日都那么简单易记。母亲的公历生日是10月11日，她出生后仅一周，当年10月17日，远在中国东北、驻守长春的国民党第60军总计2.6万余名官兵宣布起义。60军长春起义是国共内战中非常关键的事件，中共党史资料的官方定性为：“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第一次争取成功的国民党整军起义，对瓦解国民党军、夺取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具有重大意义。”鲜为人知的是，60军起义最重要的意义是结束了长达近5个月的长春围城——人类战争史上异常惨烈的战役之一。

文丨高敏编辑丨雪梨王24岁这一年，echo终于有了自己的妈妈。妈妈曾经是echo记忆中模糊到几乎空白的存在。6岁那年父母离婚后，周围大人告诉她，妈妈不要她了。他们说她脾气很坏，会对着丈夫摔东西。听得多了，妈妈的形象也就愈发疏远陌生起来。为了讨好那些大人，echo在父母离婚的法庭上拒绝了妈妈递过来的水；即便妈妈寻到了家门口，她也转过身假装没看到。而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一个年轻的母亲，生下女儿后不久，丈夫出轨并起诉离婚。在争夺抚养权官司中，母亲被阻挠，被咒骂，被欺骗，最终输了官司，也失去了年仅6岁的女儿。离婚后，女儿拒绝再见她。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她等着女儿长大，等着可以有机会向她道歉并得到她的接纳。18年后，是妈妈主动找到了女儿。在微信好友验证中看到妈妈名字的时候，echo已经打开了心结——之后在电话里，她向我解释说，将近20年的时间，足够让她和自我和解，和脑海中的妈妈和解，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于是她很快通过了验证，并将对方名字改成了“妈妈”。接下来的母女对话中，她发现自己原来和妈妈那么相似——长得很像，声音一样，都热爱生活，喜欢旅行，也都养了猫。在社交媒体上，echo感叹，“从今天起，我也是有妈妈的人啦”。我们看到过很多版本的妈妈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故事，她们抱团取暖，她们不断挣扎和抗争。但在过往叙事中，鲜有孩子的声音和视角。于是我们找到了echo，希望可以从女儿的视角补全这块拼图。这是一个母女分离和重逢的故事，也是一个破碎自卑的女孩，逃离原生家庭，重新将自己养一遍的故事。以下是echo的讲述：“谢谢你来找我”那天是周五。像往常一样，下班后，我开始刷手机，准备买下一周要吃的菜。正往购物车里面添加商品，突然微信蹦出来一条好友申请。我一看，备注姓名，是我妈妈的名字。看到那个名字，就像看到彩票号码中奖一般，惊讶又喜悦。我从没想过，准确地说，是没敢寄希望于妈妈会来找我，因为我之前拒绝过她。我想象过无数次重逢的场面中，都是我去她家找她。我立即点了通过，把她的备注改成了“妈妈”。确认是我后，妈妈接连发了好几段话过来，她说好想我，好想抱抱我。20多年了，从来没有哪个亲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我打字回复妈妈，想告诉她，我也一样想念她，有好多话想跟她说。但当时手都是抖的，删删改改，最终也没能打出几个字来。妈妈很快发起了视频通话，我没敢接。我怕自己情绪会失控，哭到说不出话。看我没接，她又发了句文字，“好想看看我的宝贝”。“下次吧，我还在公司”，我强装镇定地回复她。说完又补了好几段话，生怕她以为我疏远她。我说起一些小时候的事，并告诉她，我经常会想以后还能不能见到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去找。我和她说“对不起”，“谢谢你来找我”——这都是我埋藏在心底许多年的话，也是夜里会在脑海里反复回想的话。我一边敲字，一边止不住啜泣。十几岁后，我就很少有这样哭到无法控制的时刻了。妈妈很惊讶我竟然记得那么多事情，她说我一直都是她的心结，知道我还认她，就感觉什么都好了。我可以理解她的情绪，这也是我感到难过和抱歉的原因。在我小时候，周围所有人灌输给我的都是，她脾气很坏，不是好妈妈，是她不要我的。但后来，我从大人们半遮半掩的谈话中得知，自从妈妈生下我之后，便有很多人挡在我们之间。最终她和我爸离婚，失去了抚养权。我跟妈妈说，谢谢她来找我我在成长过程中吃了很多苦，对当年的事情有了更多认知，也才越来越共情妈妈。两年前，我的生活比较稳定和独立后，想过去找她。当时不知道她在哪儿。就在她这次加我的那个老乡群，我点开200多个人的头像和昵称逐个猜，半天也没找到。后来才知道，她没有用真人头像，也没有改群昵称。最终还是妈妈先找到了我。我的成长环境很糟糕，从来没有家人温柔地和我说话，直到妈妈出现，我真的被温柔对待了。以后我也是有妈妈的人了。找到我的第二天，妈妈跟我说，感觉昨天像做梦，好怕一觉醒来一切都不是真的。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段日子，我们每天都会在微信上聊天。聊一些很琐碎的事情，比如我看到妈妈前几天在朋友圈发了打吊瓶的照片，就去关心下她的身体；她看到我在朋友圈晒了小猫的照片，也发来自己养的小猫视频；杭州下雨了，我跟她说像刮台风一样，她说打雷的话就先别玩手机了——像所有妈妈会叮嘱女儿那样。妈妈还发来了很多我小时候的照片——大多是我和妈妈的合影，还有几张我的单人照，是在杭州灵隐寺拍的。我穿着条纹连衣裙，蹲在地上和孔雀互动，拿着一枝野花在路上边笑边跑，在妈妈怀里大笑……我很惊讶，原来我也有小时候的照片。我爸爸这边这些都没有。我一直很遗憾，没有人记录我的成长过程并为我保留任何小时候的东西，我从来不知道小时候的自己长什么样子。和普通人比起来，好像缺了一块。妈妈跟我说，可以把她现在的家当自己家，还说要给我收拾一个房间出来。我们至今还没约见面。即便知道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她，但还是需要时间做下心理建设。我还没准备好进入一个新的家庭。我们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以慢慢来。被阻挠与被拒绝的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没有妈妈的人，因为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即使有过几次短暂相处，也没有留下太深印象。之前，我一直被要求管继母叫“妈妈”。老师布置题为《我的妈妈》的作文，我不知道该写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妈妈是什么样的，但又不能说自己没有妈妈。我就只能把继母对她女儿的种种行为和关心，套用到自己身上，写进作文里。我的父母是在我6岁那年离婚的。但实际上，自打出生后，我都没和妈妈共同生活过。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跟着爷爷奶奶在农村，一直到13岁。奶奶反复告诉我，小时候我没有母乳喝，也没有奶粉，是她拿米汤喂我。她说，他们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很不容易，如果我去和妈妈相认，就是背叛了他们。在和我爸爸离婚前，他们就是分居的——我爸在外地打工，我妈在另一个地方租房。记忆里对妈妈最早的印象，是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在幼儿园，别的小朋友经常有妈妈来接，我就开始想找自己的妈妈。我大概知道她住在哪儿，有一次放学，我没上校车，一个人出了校门，径直往她住的方向走。走了两个小时，走到天都要黑了，就在这个时候，碰到了我的幼儿园老师。老师听我说要找妈妈，打电话告诉爷爷奶奶，说我不回去了。然后问了我妈妈的住址，把我送了过去。我在那里住了一晚。对于和妈妈的几次见面，我没有太深印象，只记得妈妈租的房子不大，她会给我买我想要的东西，这跟爷爷奶奶不一样。我记得自己坐在她自行车后座上喝很大瓶的牛奶，也记得她给我织过小包，买过玩偶，但后来都丢了。之后几年，我偶尔也会在周末去妈妈那里住。但妈妈白天要上班，只有晚上能陪我。小时候和妈妈的照片（采访对象供图）我的父母还没离婚，继母就来过我家了。她第一次来时，我4岁，奶奶让我端了一碗有肉有汤的吃的给她。她和我爸生的女儿比我小5岁，这样推算，当时她应该已经怀孕了。父母因为离婚上法庭的时候，我多少有点儿印象。法庭上，我从妈妈身边经过的时候，她想递一瓶水给我，但我马上被奶奶拉走了。奶奶跟我说过，“你亲妈就是不要你了，你要是去认她的话，奶奶就算拄着拐杖，也要来打断你的腿。”法官问我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奶奶当下拽着我的手，低声让我说跟爸爸，不然之后就见不到她了。我和奶奶有感情，于是我马上回答，跟爸爸。我不知道这会不会直接决定我的抚养权归属，总之我最后被判给了爸爸。我没有了妈妈，爸爸也很快消失了，我继续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10岁那年，爸爸和继母回来了，他们买了很多东西，还带回5岁的妹妹。家里人指着那个陌生女人，说那是我的妈妈，让我直接叫妈。我对妈妈没有概念，也便顺应着叫了，毕竟这样可以让大人们开心。大人们都说我妈脾气不好，不要我。看到我时，他们总会露出同情的目光。奶奶则让我发誓长大后绝对不能去找妈妈。我当时可能是有些矛盾的——毕竟爷爷奶奶是我最亲近的人，而他们不愿意让我和妈妈亲近；但在我仅存的记忆中，妈妈似乎也没做什么坏事。家里没有她的照片，大人们提起她时只用几个标签概括。我不怨她，更多的是陌生感。再长大一点儿，我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我慢慢察觉到，当年我爸在我出生没多久就出轨了，离婚前就跟继母有了孩子，而我妈离婚后才进入下一段关系。继母和我爸的感情也很糟糕，他们经常吵架，吵得厉害了，我爸就会动手打。每到这时，我和妹妹就回房间关上门，隔着房门，还是能听到争吵的声音，摔门的声音，东西摔了一地的声音，继母扯着嗓子号啕大哭和父亲放声怒骂的声音。我们在门后沉默着，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从高中开始，我更加能够共情并谅解女性的处境。我的谅解是从奶奶身上学到的，我对奶奶的感情很复杂，她对我好，又确实总说妈妈不好的话。她的很多观念我无法认同，但我后来意识到，这些观念是成长环境造就的——她从小要照顾弟弟妹妹，要给一家人做饭，对婚姻也没话语权，嫁到一个陌生地方后，又在重复之前的家务劳动，在一个男性主导的家庭中，用自己的努力获得他们的认可。她之所以觉得我妈妈不好，也是因为她认为，我妈妈没有以我爸为中心。最近，妈妈告诉了我更多关于当年的事情。她说她和我爸爸最初的感情很好，她的父母早早去世了，她不顾舅舅的反对嫁给了我爸，但婚后因为娘家没人撑腰，被奶奶欺负——比如我出生后，奶奶一看是女儿，看都没看一眼，更别说伺候月子了。爸爸伺候完月子后，去了杭州打工，留下妈妈一个人带我。一直到我3岁，奶奶终于答应帮忙带我，条件是每年给她1500块钱。那之后，妈妈才得以去杭州打工，和爸爸一起生活。没多久，因为“非典”，爸爸工地停工，回了衢州老家，妈妈则留在了杭州。很快，继母出现了，他们这段婚姻也走到了尽头。直到继母怀孕，我爸提出离婚，我妈才知道她的存在。上幼儿园时，我在她的出租屋待的时间久一点，爷爷奶奶就会去骚扰她，跟她闹。那些年，妈妈因此搬过三次家。我跟妈妈说，自己长大了独立了2006年暑假，爸爸起诉离婚，并且有意将我带回爷爷奶奶家住，两个月后，离婚官司开庭，我没有接妈妈递过来的水，她当时以为我“被教得连妈妈都不认了”。但我其实没有太多意识，作为孩子，像物品一样被人拽来拽去时，是没有思考分辨能力，也没有掌控自己行为的权利的。后来，我妈提出来，除非我爸答应把房子过户到我名下，才同意离婚——她担心女儿受欺负，也担心我爸被骗，将来没地方住。这些都是这次重逢后，妈妈告诉我的。以前家里人说我妈的那些坏话，虽然我没有照单全收，但我确实伤害过她。这也是我最后悔的事。高中的时候，妈妈找过我。她在楼下喊我的名字，我听到后马上认出是她。但第一反应是跟我妹说，那是我妈，你快下去跟她说我不在。妹妹愣了一下，照办了。十几分钟后，妈妈又出现了。当时继母也回来了。我正在一楼拖地，和我妈对视了一眼，立马转过身去继续拖地。那次妈妈还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女孩儿用非常响亮的声音冲我喊“姐姐”。我不敢回应，只能假装没看到她们。妈妈走后，继母把我叫上楼，凶巴巴地跟我说，“如果你和你妈要见面，就在外面见，不要把她带到我家里来。”第二年过年的时候，妈妈又来了一次，但我不在。她给了我爸500块红包，让转交给我。从此之后，她再没出现过，我也再没听说过她的消息。有时候想起来我会遗憾，如果那一次自己没有拒绝她，一切会不会不一样？她会觉得我不想见她吧，万一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怎么办？妹妹睡着后，我想着想着就开始偷偷哭，看着月光透进来，觉得生活一点希望都没有。打压与逃离在家里，我不敢光明正大地哭。因为一哭，他们就骂我。初三到高一那段时间我特别痛苦。有时半夜睡不着，甚至想从窗台跳下去，但站上窗台，又很不甘心——我想把控诉我爸和继母的话写下来，但转念一想，我走了以后，这些东西会被一把火烧掉，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而那些在乎我的人，只会更难过。那应该是我最糟糕的一段时间，特别孤独，周围没有人可以理解我的情绪。13岁之后，我从爷爷奶奶家搬出来，到了爸爸家生活。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生活算不上富足，但心理没太大问题。我是喜欢主动表达的小孩，平时跟奶奶亲近，也会跟她倾诉。和爸爸、继母一起生活后，我突然觉得自己没有归宿了。他们觉得我性格内向，不会说话，“眼里没活儿”，嘲讽我说，你这样没用，去外面工作也只会被当狗一样使唤，无法融入集体。他们希望我做一个乖孩子，对他们的命令绝对服从，在外让他们有面子。他们看不到我的需求和闪光点，觉得我只会花他们的钱。我喜欢画画，想尝试做艺考生，他们觉得经济压力太大；学校组织学生上补习班，他们觉得费钱，没必要；我想出门和朋友们玩，他们觉得这个年纪交的朋友没有用，出去要花钱，不如在家干活。他们不关心我的学习，也不在乎我在学校的表现。父亲从没参加过家长会，继母觉得家长会无聊，也只去过一两次。高三时学校办成人礼，看着班里其他同学和自己的父母拿着礼物或鲜花在会场合影，我在远处静静坐着，只当自己是个失去双亲的孩子。长大过程中，他们一直向我灌输“家里经济紧张，要少花钱”的思想，但父亲抽烟喝酒打牌，继母到处旅游聚会。我知道，他们只是不想给我花钱。初中时，我靠领学校的贫困生助学金维持日常开支。有一次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看到我家里开汽车却又领着助学金，应该把名额让给更需要的同学。我很委屈，但最终没辩解。父亲和继母灌输给我的想法是，“反正你学习一般，以后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不如干家务，眼睛亮些，将来找个好人家嫁了。”他们对“好”的定义，就是有钱。需求总是被忽视，我变得敏感，也学会了察言观色，总想着去讨好他们，尽量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但这没能让我被温柔对待。他们完全看不到我的改变。我意识到，如果一直待在他们身边，我整个人都会坏掉。从来没有亲人跟我说过“想抱抱你”这样的话是周围一些肯定的声音救了我。我喜欢看书，作文不错。语文老师每周都会叫班里作文写得最好的同学在大家面前读自己的随笔，她叫过我好多次，还给了我许多正面评价。从上台读作文开始，我慢慢觉得自己不是一无是处，也会更积极地展现自己，重新把自己打开了。同时我决定出逃，逃到父亲和继母不能掌控我的地方。大学填报志愿时，我没跟家里商量，报了天津的一所学校。我爸大怒，他说你以为你逃到那么远的地方，就能逃离我们这个村吗？想都别想，你一辈子都是这里的人，你这种性格到哪里都会遭人嫌弃。上大学后，他要求我每周都给他打电话——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监控，他需要知道我在干吗，需要我向他汇报，他的钱花在了哪些地方。每次电话里，他会先问我做了什么，我汇报完，他再总结陈词，“就知道玩。生活过得可真舒服，大学生活就是让你去玩的。”如果我没有主动打电话或者不接电话，他就会不断发信息骂我，“花钱给你上学，连基本的信息都不回，礼貌都没有。这么多年书是白读了，怎么给你培养成了一个没素质的人？”他总是这样骂我，我也因此陷入了恶性循环，想要逃得更远。我非常清楚，只有独立了，才能尽快逃离家的束缚。而独立的第一步，是经济独立。虽然学的不是英语专业，但大学期间我努力学语言，考了四六级和笔译三级证书，把将来的目标定为去培训机构做英语老师或者跨境电商。后来因为“双减”，我选择了跨境电商行业。毕业后，我没有选择杭州或者上海这些离家近的城市，而是直接去了广州。它很远，有着温暖的冬天，我想一直逃，逃到他们无法掌控的地方。工作后，我就没有跟我爸要过一分钱了。刚开始的半年，我还偶尔打电话回家，但每次都不欢而散。再之后，我电话也不给他们打了。经济上的独立，让我有了更多话语权，有了说“不”的权利，比如要不要接他电话，过年要不要回家。当然，如果不回家，我必须编出一些正当理由，比如说工作忙，就像他在我小时候说工作忙回不来一样，这样他也反驳不了我。重新养自己一遍原生家庭的问题，让我从小就孤独又自卑。因为爷爷奶奶没法接送，我从幼儿园开始就寄宿。小学低年级时，我是班里唯一一个寄宿的同学，跟那些五六年级的同学住在一起，经常被欺负——有时去拿饭，发现饭盒里的东西连同饭盒都没了。我身上没有钱，就只能先挨过这一顿，第二天去告诉老师，请老师帮忙打电话给爷爷奶奶再送新的饭盒来。我也一直孤僻，因为觉得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大家在一起玩，他们总能拿出好玩的玩具或绘本，而我什么都没有；他们会聊看过的卡通节目，而我住在学校没有电视看。这些现在看来可能都是很小的事情，但就是让我当时显得不合群。小学放学很早，下午四点刚过就放学了，留给我的是漫长的无聊和孤独。特别是夏天，天很晚才黑，我就只能绕着学校的花坛或者教室，一个人来来回回地走。每到周末，学校附近大巴末班车下午五点发车，如果没赶上，我就只能自己走回家。学校离家七八公里远，怎么走都走不到头。母亲的不在场，爸爸和继母的冷漠，让我很早就形成了一个意识：如果自己将来有了家庭，生了孩子，一定要做合格的家长。我怕自己成为被讨厌的大人。不过上大学后，我有了一些新的观念，自己不必要非得踏入结婚这条路，眼下我更想照顾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独立生活后，我把自己重新养了一遍。也算幸运，在广州，我找到了比较满意的工作，领导很肯定我，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我领养了一只小猫，给自己报了兴趣班，去学游泳，上舞蹈课，也有了一些交心的朋友。我慢慢发现，简单平凡的生活中原来可以找到一些让自己幸福的点。而且这些幸福的点，全部由我自己创造，我曾经想要的爱，不必从别人身上去寻求，而应该自己给自己。我已经有了照顾和取悦自己的能力，可以给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不依附于任何人。至今为止，我记得人生中的每一次幸运（采访对象供图）三个月前，我从广州搬回了杭州，因为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我想多陪陪他们。而且我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可以不再受原生家庭控制。但我也不打算将和妈妈重逢的事情告诉老人，毕竟他们不希望我去相认。大家都有自己的立场，我只想好好过自己的生活。重新有妈妈后，我把这段重逢的经历发在了社交媒体，有超过50万人看过了我的帖子。评论区里的2000多条评论，我大多仔细看过。这其中，有离异失去孩子抚养权的妈妈，她会担心孩子过得不好或者心理受到伤害，我安慰她们说孩子会理解，也会自己好好地长大；有跟原生家庭关系很差的人来评论，我跟他们说，如果家庭给不了爱，那就自己爱自己，把自己再养一遍；有人说孩子在重组家庭过得很好，并没有去认自己的生母，那我会觉得，其实也不必去苛责这些孩子，毕竟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成长环境。还有人从自身经历出发，分析说只要妈妈真的想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是可以做到的，他们因此觉得自己被妈妈抛弃了。但我觉得，妈妈并非都有足够的能力争取到抚养权，她们有自身不同的处境，不能太苛责她们，妈妈们也可以有自己的人生。从和我爸的那段婚姻中走出来后，妈妈过得应该还挺幸福的。最近她一个人在外旅游，也一直给我分享视频。她看起来很热爱生活，朋友圈发得频繁。她也蛮喜欢小动物，是个细腻温柔的人。我们打过语音电话，我发现我们的声音一模一样，长得也很像。我身体健康，个子也挺高，皮肤虽然不白，但健康光滑。我很像我的妈妈，她留给我的，都是好的东西。很庆幸，我和妈妈在彼此状态很好的情况下，重逢了。（头图由AI生成）运营

文图丨曾好好编辑丨杜雯雯在东京生活的中国人曾好好，以前从未直面自己的养老问题。直到40岁的那个月，区役所（类似中国的区政府）寄来各种免费体检的单子，包含牙齿、眼科、癌筛查……除了医保和年金，她在日本的社保也开始自动交介护保险，每月缴纳工资的1.82%——介护，老了动不了请护工帮助吃喝拉撒。2000年，日本《介护保险法》开始执行，介护险成为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一样必须收取的费用，根据收入高低缴纳不同比例。这位女士的购物车里，尚且放着泰式裸粉腮红、小熊帽衫卫衣和曲奇饼干，猝不及防地，就要开始交钱，为以后无法独立上厕所洗澡做准备了。这也让她开始关注到，在日本从事介护工作的中国人。护工，在日本被称作介护师，如果能通过日本国家介护师资格考试，即可升级为“介护福祉士”。日本介护师的工作跟办公室白领没有尊卑之别，甚至收入更高。2022年数据显示，介护师平均年收入是362.9万日元（18万元人民币），日本30岁年轻人的平均年收入约400万日元（20万元人民币）。作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1.2亿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人就有3900万。这意味着，日本养老面临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护理人员严重不足。自2017年9月起，一种针对中国、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国年轻人的“介护签证”应运而生。曾好好和几位在日本养老院工作的中国年轻人进行了访谈。她们分散在日托养老院或高端养老院中，有初来乍到的新鲜感和兴奋，也有人终日面对失能老人情绪低落，在辞职还是留下之间挣扎，还有人乐于其中，在照顾和陪伴老人的时刻寻求到一份慰藉。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3.8亿，占总人口约三分之一。未来，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照顾正在老去的家人，我们自己老了以后又会怎样生活？老龄化先行的日本，或许可以带来一些参考样本。以下是曾好好的观察和讲述：未来老世界东京是一个满满当当的城市，毛细血管般的街道充满细节。我家住在江东区，从家走到电车车站大约10分钟，街角就有一家非常小的养老院，跟一个面包店差不多大。好几次，我从玻璃门外往里看，一眼就能望到头，屋里坐着十来个腿脚不便的老人，靠着窗边晒太阳聊天，像极了孩童不得不上学的脸，不想去上学但也不能自己待在家里，去了发现还是挺有意思的。每天早上，小小的面包车把老人们从各自的家中接过来，到了下午5点，又把老人一个个送回去。街角另一头有一家小小的保育园，也跟面包店一样大。每天早上家长们把小宝宝送进去，下班时间接回家。一条街的头与尾，日托班的宝宝们和爷爷奶奶们，人生两头何其相似。不同的是，照顾宝宝的叫保育师，照护老人的叫介护师。东京是世界上老人最多的城市，日本的养老院比保育园多，“未来老世界”最先在这里展开。每年都有很多中国养老行业的人来日本参观，想知道这里有什么先进设备和理念。他们原本想来看的，可能是帮老人自动洗澡的机器、帮老人上厕所的高科技腰带、一呼百应的机器人，来了这里发现绝大多数的养老院如此小且古旧，即使是高端养老院，里面也就几十位老人，连摄像头都不怎么见得到。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官网统计，日本人口1.2亿，15岁以下1800万，65岁以上3900万，有212万介护师在照顾着行动不便的老人——介护师常年紧缺，一种针对中国、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国年轻人的“介护签证”应运而生。如果你愿意来日本照顾老人，先来日本免费做1-2年日语和介护培训，随即安排到绑定的养老院工作5年，工作勤奋些，月薪能拿到1万-2万元人民币。日托养老院的接送车。

文图丨李禾编辑丨雪梨王闹铃在凌晨一点准时响起。张永利从出租屋的床上爬起来，用冷水胡乱在脸上抹了一把，刷完牙，换上白衬衫、黑西裤、黑皮鞋，再系上公司统一的黑色领带出了门。作为专车司机，他要在凌晨两点半跑一个提前预约的单子。单子是顾客前一天下的，接人的地方是开发区的一家会所，目的地则在附近县城的一个小区。车程40多公里，预约价格311.52元。平台抽成后，张永利能拿到250多元。对这个月入一万元左右的专车司机来说，这是一笔大单，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地完成。客人上车地点距离他只有3公里，10分钟就可以开到——那是张永利再熟悉不过的一家会所，他记不清自己在那里宴请过多少人，把多少瓶茅台灌进过自己和领导们的胃。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彼时张永利还是“张总”，除了拥有一个房地产公司，手握四个楼盘外，他还有些七七八八的产业。而他的衣食住行也契合着人们对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的想象：开迈巴赫跑车，戴江诗丹顿手表，穿阿玛尼的POLO衫和古驰皮鞋。手机是15万以上的“威图”——这是全球最为奢华的手机品牌，仅键盘便由超过150个不同部件制成。2016年前后，张永利甚至想买一艘游艇。在他看来，那才算是富豪的顶配。而这个夏日的晚上，张永利在会所楼下等到凌晨两点半，客人被两个保安扶了下来。他看上去喝得还不够多，至少能正常与人挥手道别。像所有训练有素的专车司机一样，张永利打开车门，扶客人上车。门口保安一愣，“这不是张总吗？”张永利没接话，两人互相点头微笑后，保安似乎心知肚明了。接着，张永利稳稳发动车子，隐入夜色中。昨日世界几天后，张永利出现在我面前时，还是那身专车制服。这个50多岁的专车司机身材微胖，脸色有些发红，自从当上司机，除了不时腰疼外，他的身体状态反而好了起来。他同意和我聊聊这些年的经历，前提是要尽量保护他的隐私，隐去具体地点和他参与过的项目名称等信息。接下来的几天，他把出车时间减半，带我跑了几个项目工地、他曾经住过的别墅，以及那个隐匿的会所。在他的讲述中，我的眼前时常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外圈急流涌动，身处漩涡中心的张永利缓慢但又无法控制地下坠。我是2017年在一个老红军的生日宴上认识张永利的。那时候他还是“张总”。他递给我的金黄色金属名片四周，有着镂空的祥云雕刻。名片上的文字则是另一种黄色，“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两部手机号尾数一个11111，另个是55555。那一次，他穿着灰色戗驳领双排扣西装，系着彩虹色领带。他转身时，我瞥到了他的爱马仕腰带，“您这腰带不错，是向恒大许总致敬吗？”他听后大笑，“还是记者会说话，致敬这词儿用得好。”那之后，除了逢年过节的微信问候外，我们鲜有联系。张永利入局房地产是在2015年前后。当时，中国房地产业正处在从趋冷到回暖的转折点，“3·30新政策”、降息降准、地方解除限购……一系列政策释放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积极信号，房价开始回升。由于房价回升太快，当年12月中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化解房地产库存”列为2016年中国经济工作五大任务之一。这是20多年来，该会议首次直接“喊话”鼓励开发商降价。但泼天的房价根本刹不住车，2016年北京北四环附近某小区的二手房，三个月内报价从800万飙到1200万。彼时的张永利和3个朋友共同拿出两亿元，在一个省会城市成立了地产公司。其中，张永利投入了此前从矿产挣下的1.5个亿，属于出资最多者，理所当然成了董事长。在此之前，他从未涉足过地产行业，只知道这行来钱快。他的两个合伙人此前都从事房地产。他们告诉我，和张永利是在饭局上认识的，也找他拆借过资金，觉得张永利“很实在”，这才拉着他一起入了地产局。父母不同意张永利的决定，妻子吴秀华也提出反对。在他们看来，一家人衣食无忧，何必涉足一个风险大且并不熟悉的行业呢？张永利则铁了心要做。他在当地买了两层写字楼当办公室，总共2000多平米。这其中，他一个人就占了半层，仅是一扇金黄色的防盗门厚度就有60厘米厚，房间内酒吧、练歌房、麻将室、台球厅、高级套房、室内高尔夫等一应俱全。2015年，中国房地产业正处在从趋冷到回暖的转折点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项目，是给一个地级市做城中村改造。具体来说，就是将城中村拆迁后，腾出的100亩地皮，一部分建回迁房，一部分建商品房。由于张永利的地产公司在省城成立，他去地级市搞开发，属于被招商引资过去的。当地领导承诺说，开发商负责拆迁安置，政府负责搞定土地招拍挂。初涉房地产行业的张永利有些拿不准，他问领导，“招拍挂不是有不确定性吗？”领导打着保票，既然把你招来了，就有办法让你拿地。项目真正启动起来，张永利意识到，开发房地产确实得投入很多。例如，领导让他们负责的“拆迁安置”，得由开发商出资给村民盖房子，且交房时是简装状态。他们做了个预算，算上拿地，整个项目投入不会低于10亿，利润大概有2亿左右。张永利这才发现，早年开矿挣的那些钱，在房地产行业，扔进去连个响声都听不见。但排场总要摆足。2017年，他花300多万买了辆迈巴赫S600，以每月3万元的价格雇了一个叫刘普的退伍军人当司机。刘普在部队给领导开车，“很懂事”——张永利上下车，他会自觉地开关门；下雨时，会在张总下车前举着伞候在外面。他还有着一个司机最基本的素养，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会将张永利的任何秘密走漏出去。起初，张永利想用自有资金搞开发，两个合伙人笑话他，说哪有开发房地产自己掏钱的，出去融资就可以。其中一个人教育他，“房子不是房子，是金融产品。”当时，张永利觉得有道理，“我把自己的钱投到地产的话，其他生意可能会转不动了。何况，大多开发商都是玩空手套白狼。”接着，他和两位合伙人开始谋划前融。所谓前融，就是房地产开发前的融资。这个时候，因为还没取得土地，他们无法获得银行的低成本资金。一般情况下，只能找其他机构。凭借原本还算雄厚的资金，没费多少力气，一家信托机构愿意给他们融3个亿。在做了三方担保、资产质押等手续后，这笔钱到了张永利这边。此后，三人又通过其他方式，总共融到8个亿。钱到手后，就开始拿地。拿地过程像是演戏，张永利记得，有人找了几个地产公司参与了这场假竞拍，地块最终毫无疑问地由张永利的公司竞得。那块100亩的土地，每亩700万，光土地就花了7个亿。拿下土地证，张永利赶紧安排人去银行贷款，还掉了部分前融资金。紧接着，回迁房和商品房同时开工。达到预售条件后，房子开始预售。收回来的钱，用来还银行的贷款本息。就这样，张永利参与的第一个地产项目，进行得还算顺利。他和当地领导的关系也密切起来，他的办公室成了领导们的“后花园”。有领导一开始不敢去，路上就嘀咕，能不能不去，合不合适。去过一次后，带着醉意问张永利：“张总，以后我还能来吗？”张永利通常的回答是，这儿以后就是您家，“我给您在密码锁录个指纹”。也有人为了避嫌，坚持不上楼，张永利就把他们带到那家会所。所谓的会所，其实是一家没挂牌的“茶社”，但平时不卖茶。它只有四个包间，每间约一百平米，分别用梅兰竹菊命名。每个房间都摆着一张直径超过三米的硕大红木餐桌，桌子外沿刻着九龙戏珠。房间一侧的墙壁上都挂着四米多长的山水画，落款是中国当代国画艺术大师关山月，真伪难辨。张永利最喜欢一个叫“兰亭”的房间，他觉得“兰”是“君子兰”，意味着和他吃饭的人都是君子。每次来会所，张永利和他的君子们，不算酒水，仅用餐花费就在万元以上。低调又懂事的张永利深得领导们喜欢，后者不仅在项目上给他关照，张永利的父母去世时。还有领导带队去他老家吊唁、送花圈，让他赚足了面子。凭借和领导的关系，公司在首个项目没完成的情况下，又同步在某市下辖的3个县里搞起地产开发，每个县做了一个楼盘。张永利也便坐着他的迈巴赫S600，穿梭在这座城市和他的四个项目中。车子带给他的安全感，微妙而确切。第一桶金张永利一直喜欢车，他接触车的时间也比别人都早。由于父亲早年是一家国营机械厂厂长，厂里给配了“吉普212”汽车。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别说家属院里有辆轿车很新鲜，就连在大街上，轿车也算稀罕物。张永利幻想着能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每次下车，总会有司机在一旁开门。他是家中独子，父亲对他很看重，一直希望他能读更多的书，“继承”厂长的位置。但张永利对上学没兴趣，初中刚毕业，他就不读了。通过父亲的运作，他进了机械厂，并在3年内，从一线工人干到了科长。在父亲的庇护下，他拥有司机的日子，似乎指日可待。雷声隐隐，未知来临，1990年刚过，厂子的生意肉眼可见差了起来。工人们陆续下岗，哪怕厂长的儿子也未能幸免。1998年的一天晚上，父亲告诉他，厂子要被重组改制。父亲劝张永利买断工龄，另谋出路。至于这位厂长本人，也很快退休，那辆吉普车被收了回去。28岁的张永利没时间沉沦，更没时间躺平。他见过世面，脑子也活泛，1999年，他决定跟人合伙开矿。张永利当年开矿时，遗留下来的炸药孔上个世纪90年代，矿产炙手可热。坊间时有传闻，只要矿上不出事，一年少则赚几百万，多则几千万都不算难事。尽管官方对矿产开采有着严格规定，但很多人甘愿冒险违法开采，张永利就是其中之一。“啥证都没，手里有人就可以。”张永利说的“人”，是指年轻的打手。他参与的铁矿位于一个山区县，算上他一共5个合伙人。最初做这件事时，每人拿出了100万元。张永利那部分钱，是找父亲借的。出身还算优渥的张永利知道门面的重要性。为了装门面，他买了一辆帕萨特轿车，并从老家找了个亲戚给他当司机。由于没有证件，他们只能在下午六点之后开采，一直干到次日早上六点。噪杂的开采声和轰隆隆的卡车声，难免招致周围村民的举报。但凡有举报，矿主们会先安排人去送钱。送钱不好使，打手就会上门拜访。“老百姓很好对付，有关部门才难对付。”张永利讲起挣第一桶金的经过，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因为我们没证，有关部门三天两头找过来。他们也不进门，保安通报一声，我赶紧下去接待。”他谙熟“接待“流程——先喊哥，再递烟，数数来了几个人，每人送上1000元。“哥哥们”也都给面子，说是除了国家大型会议、活动期间不能开采，其他时间都可以动工。开矿的利润有多大？张永利大致算了一下，按照当时铁矿价格，每吨能卖160元左右；他们改装的重型卡车，每车最多能拉五六十吨。这意味着，单车大概卖一万块，利润三四千元。每晚一般能拉几十车，基本上一个晚上赚个十万八万的不成问题。30岁的张永利迅速挣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成了“张老板”。他的车子也从帕萨特换成了奥迪、奔驰、悍马，司机从1人变成3人。但比起“张老板”，他更愿意被叫做“张总”。几年后，随着国家对非法开采的打击力度加强，他们的风险越来越大。害怕出事，张永利提前退出铁矿开采，并办了正经手续，独资开采起了硅石矿（玻璃原料）。硅石生意比铁矿更好，他先后做了三个硅石矿。到了后期，张永利又买了两个金矿，并投资了几座私人加油站、十几个大药房以及几十间商铺等。2015年，张永利44岁那年，总资产已经超过了20亿。他买了三个独栋别墅，11套200平米以上的房子，分布在不同城市。对彼时的张永利来说，钱只是个数字，是个抽象的概念。他喝着每克100多元的岩茶和茅台年份酒，宴请着一拨又一拨的领导。与此同时，他也惦记着扩大生意门类，挣更多的钱。而彼时可以用“疯狂”二字形容的房地产，成了他的首选。还债开矿时的好运气似乎没能转移到房地产身上。搞了四五年开发，张永利的四个地产项目中，位于市区的那个总算搞完了，房子卖得也还不错。可公司会计一算账，根本没达到预期2亿左右的利润，甚至连1亿都没有。“比如，一万一平方米的销售价格，大几千块是土地费，小几千是前期报建、税费，以及其他费用，再加上销售、管理等成本，最终算下来，每平米赚不了多少钱。”张永利愈发觉得房地产对他来说像是玄学，看着赚钱，其实没赚多少。他也慢慢理解了合伙人之前告诉他的，

文图丨欧海编辑丨雪梨王刚刚过去的春季招聘季似乎比想象中冷清。在一些行业，“金三银四”的光景不再，网友戏称其为“铜三铁四”；进入5月，一些新能源车企、互联网公司先后宣布裁员计划。社交媒体上，大厂员工正在挤爆离职博主赛道。有网友自称以往都是“被工作机会追着跑”，今年却经历了“在招聘网站海投400份、打招呼1000+没人鸟的惨状”。一些数据也可以佐证。CGL

文图丨欧海编辑丨雪梨王直播间里的蔡磊更像是一个背景板。几分钟过去了，他一动不动，整个身子靠在椅背上，眼睛盯着面前的屏幕，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渐冻症使得他的身体逐渐失去力量，连“舌头和下嘴唇都萎缩了”，说话费劲，每天得戴呼吸机睡觉。“像个AI”。直播间的留言区有网友评论。正在热情洋溢介绍商品的段睿瞄到这条评论，笑着戳了戳蔡磊，“你动一动，不然网友以为你是我贴的图呢。”蔡磊听话地左右摇晃了一下，有些费力地说，“那我就亏大了，我这么难，我都每天在直播，还说我是假的。”蔡磊是京东前副总裁。2019年，他患渐冻症的消息频频见诸媒体，段睿则开始以“蔡磊妻子”的身份出现——段睿是她给自己起的化名。从那时起，30岁的段睿从一位事业女性跌落进了一个苦命妻子的语境中。过往叙事中，她几乎只剩了一种身份，“蔡磊的妻子”，社交媒体上，不时有人将她视作现代女德典范，夸她温柔贤惠，对丈夫不离不弃；也有人感叹她是个“苦命的女孩”。段睿拒绝被典型的苦难叙事束缚，她说自己是个“极度追求自由”的人；她也害怕被贴上“温柔贤惠”之类的标签，“有天（人设）崩了怎么办呢”。更何况，除了“蔡磊的妻子”，她还有更多身份——一个主播，一个创业者，一个曾经的北大学霸，一个爱哭的女孩。“心可以碎，手不能停”，是段睿过去几年的真实写照。蔡磊确诊时，她还在哺乳期，儿子只有几个月大。再后来，蔡磊决定创业搞科研，和渐冻症抗争——渐冻症自被发现的近200年来，治愈率为零，医学上始终没有重大突破。他决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搭建数据库，推动药物研发和临床试验。这是一项十分烧钱的事业。融资不顺利，段睿便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审计事务所，转身去做“来钱更快”的直播带货。段睿哭过很多次，在蔡磊面前，在直播团队的同事面前，偶尔也在来采访的记者面前。但她的崩溃和手头计划的落实似乎无关。总有比哭更重要的事，她云淡风轻地说，“哭影响干事。那怎么办？赶紧的，一会儿有空了再哭。”主播一个周二的晚上，“蔡磊破冰驿站”直播间里，段睿拿着提前准备的文献，像在课堂上传授知识点一样，讲解中药材化橘红的功效。接二连三的系统弹窗打断了她。不知道是哪句话说错了，总之，直播间很快被踢出当晚的带货总榜，并被扣罚了信用分。有那么几分钟，段睿情绪有点失控。她的脸上露出少有的严肃，对着镜头“控诉”：“作为一个从小很擅长考试的人，我是很尊重、也很善于理解和运用规则的人，但是你要告诉我，规则到底是怎样的。”评论区，粉丝们一个劲儿刷着，“段老师消消气”，“图什么”，“不干了”，段睿嘴上抱怨着，手里已经接过另一件商品继续讲解。下播后，她发了一条微博：“说不生气一定是假的，我也想任性，也想发一下脾气，但这没有用，那就继续干活儿吧……”段睿形容自己，是那种看上去柔柔弱弱，但骨子里“棱角特别多”的人。她不会用特别激烈的方式去表达不满，她会很温和，但是她也会很直接，不是“心里藏事情”的人。单看外表，她的确长着一张温柔的脸。皮肤白皙，戴一副无框眼镜，长发随意束在脑后。大多数时候，这张脸总是笑盈盈的。她嗓音纤细，语调轻柔，说话时习惯看着对方的眼睛，有很强的亲和力。这是做主播天然的优势。在直播间卖衣服，段睿会大方地自曝“身高160，体重151.5”。有次穿一件新到的连衣裙样品上播，尺码不合适，她就一直吸着肚子，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真不是衣服的问题，其他人穿上挺好看的。”介绍一款女士乐福鞋时，段睿随口说起，自己已经很久不穿高跟鞋了。最近一次穿是2024年初陪蔡磊去“微博之夜”领奖那天。她认真地化了个全妆，找出一双和连衣裙同色系的高跟鞋，长发在脑后高高盘起。台上，段睿一手挽着蔡磊直直垂下的胳膊，一手捧着鲜花，低调又不失自信地站在“微博星光公益人物”另一位获奖者杨幂旁边。倪萍评价她，“一点都不逊色，依然很耀眼。”无需出席重要场合的日子里，高跟鞋被束之高阁，取代它们的，是一双13块钱的黑色布鞋。每个上播日的下午，段睿都会踩着这双鞋出门，先搭电梯到地库，走几百米，穿行至小区另一栋单元楼内，像一阵风一样闯进办公室。没一会儿，办公室就欢声笑语起来。偶尔，卫生间里会传出一阵“嘎嘎嘎”的叫声——那是蔡磊送给段睿的礼物——一只白色鸭子发出的。此前，他还送过段睿一只青蛙，没什么特殊含义，因为觉得有意思就送了。除了“蔡磊的妻子”，段睿还有更多身份。采访对象供图为了帮蔡磊筹集资金推动渐冻症药物研发，2022年9月，段睿和蔡磊开始直播。每周五次，每次三到四个小时，段睿负责主持、介绍商品；蔡磊坐在一旁，偶尔补充两句，提醒粉丝们加团、领优惠券。对段睿来说，做主播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她面试过很多主播。结论是，“太贵了”。在直播行业，主播收入通常是分成制的，所以主播的业绩导向，促单导向，会出乎本能。但这种模式和“蔡磊破冰驿站”直播间的初衷相矛盾。“你跟人家讲，我们直播的收益要拿去搞科研，同时我们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对方会很麻木地看着你。”那一刻，她才理解蔡磊为什么一开始就断定，这个主播只能她做——“你不可能因为自己做公益，就说服别人也做公益，这属于道德绑架。而且这种“佛系”的营销方式，和行业内的职业发展也不匹配。事情推到眼前，人的适应能力是惊人的。第一次直播，她花了十来分钟就克服了对镜头的恐惧。“开始很有挑战。我从前没做过需要每天长期讲话的工作，刚开始面对镜头，会偷偷深呼吸，因为感觉眼前发黑。”段睿解释，直播对时长连续性要求很强，对人的状态的稳定性要求也很高。有一次，她在开播前试品时卡了鱼刺，来不及处理，坚持播完全场才去医院。“其实这种情况很多，得想办法忍着。”开播一年多，直播间里时常充斥着段睿的笑声。她笑得爽脆、开怀，似乎无忧无虑。很多人被她的笑容打动，也有人看不过眼，“老公都快死了，还笑得那么开心。”面对非议，她也只是淡淡地回应，“天天愁有什么用呢。”从审计事务所合伙人到带货主播，段睿要适应的不仅是从幕后到台前的角色转变。“做起来才发现，这件事好吃时间啊。”她每天早上八点多起床，洗漱时会刻意安排试用洗护类产品，简单吃过早饭后就坐在电脑前看数据、做运营、排产品。下午两点一头扎进快递堆成山的办公室，和团队一起选品、比价、整理Excel表格……偶尔还要参加平台搞的线上培训。段睿每天的工作排得满满当当。戚厚磊

文图丨高敏、吴柯沁编辑丨雪梨王“宇宙有多大呀”，进门处的红砖照壁上，几行工整的小字清晰记录着，“飞机飞到太阳20年才能到。月亮体积有地球四十八分之一，星星有2000亿颗。”再往里走，这个普通农家院落的每一块砖面、每一扇木门、每一条木质窗框，甚至铁皮推车上，都爬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写字的人叫张福青，山西代县峨口镇上高陵村的一个留守老人。这个春天，在长满文字的老宅里，他离开了。摄影师蔡山海途经上高陵村时，无意间闯入了他的葬礼。福青在大门口的照壁上写字，追问“宇宙有多大”这些文字，写在福青人生的最后20多年，小到如何种杏花，大到对宇宙的追问，间或夹杂着老人的愿望，比如拍一张全家福，又或者想要在立冬节那天买羊肉，还特意注明，价格30元一斤。葬礼过后，蔡山海将镜头对准满墙文字，逐张拍下，再上传到社交平台。“这是一个多么孤单却又热闹的人”，网络上的陌生人懂得福青——这是老人在村里很难获得的共情。也有人借史铁生的话发出感慨，“唯有文字能担当此任，宣告生命曾经在场”；还有人感受到“硕大的孤独”，“一棵杏树，舒舒展展地开花、结结实实地结果，走过了朴实善良而又认真的一生”。“宇宙有多大呀”福青留下的最后一段影像是他在村头照壁下晨练——这个78岁的瘦高老人戴着白手套和老花镜，站在两排裹着棉衣的老太太中间，跟着老年唱戏机的音乐一起拍手、跺脚。在上高陵村，福青算是“异端”。他上过高小又读了私塾，爱看书写字、研究地图，关心外面的世界，但终究囿于房院当了一辈子农民。这也让他成了村里最有文化的农民。唱戏机就是他带去的，他常听的《汴梁图》《孙安动本》，其他老人也能跟着听上几段；可他聊的那些话题，比如“到2026年底川藏铁路开通”“中国13亿对印度13亿人贸易来往非常重要”，就没人愿意听了。大家更感兴趣的是谁家老人过世了，谁家孩子结婚了——生老病死和婚育才是这里的头等大事，足够拉拉杂杂、零零碎碎地絮叨一整个下午。村头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的照壁是老人们的据点。那些六十多岁身体好点儿的，有的还在种地，农闲时就聚在村子南边下棋打牌；七八十岁的，则会在早上和午后坐在照壁下晒太阳，老头们坐北边的一溜垫子上，老太太们带着马扎坐南边，“我们就是等死队。”一个老头打趣着。大伙掰着指头算，“村里最大的活到了100岁，78岁的最近两年死了三四个，都快了。”村头照壁是老人们的据点福青的离开在他们看来，突如其来又悄无声息。3月20日，春分，他带着妻子杜中秀从家门口坐公交，去邻近的繁峙县城认证社保卡，一年要扫脸认证两次，才能领每月100多块钱的养老金。老两口先在农业银行门口和侄子张建平碰了面，再进银行一打听，人家不办这个业务。两人又回了侄子家，在县城里吃过午饭、理完发，去兴隆大酒店洗了澡。下午两点半，坐上了回村的公交。张建平记得，福青当时“特别精神”。福青的电话号码再次出现在他的手机上，是3月26日晚上，电话另一头是繁峙县医院的急诊室大夫。张建平带着一万元现金赶到医院时，福青正躺在床上呻吟，话也讲不利索，只说自己“难活（方言：难受）”。做完检查，晚上九点多出了结果，医生直接宣布没法治了。一切来得突然。身高一米八的福青体格健壮，虽然也有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等基础病，近两年腿脚也没那么利索了，但他腰杆总是挺得笔直，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直到他去世，亲友们才拼凑出福青患病的几个片段——他突然“感冒了”，说嗓子不舒服，想让村卫生院给他输液。对方没同意，他就自己找了个诊所开了两天的液体，第一天挂了5瓶药，第二天人干脆走不动路了，二侄子和同村的韩保仓赶紧把他送到繁峙的医院。福青有两个儿子。他们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群鸟般离开巢穴，大儿子宏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做生意，小儿子宏英在北京当厨师，一年能回家三四次已经算频繁。被县里的医院判了“死刑”，载着福青的救护车又开往省城太原。宏刚接到消息，开着车从鄂尔多斯往回赶。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做完检查后，老人已经肝肾衰竭，医生说是得换血，一次一万多块钱，但即便换血，“也没多大希望了”。宏刚凌晨两点赶到时，福青已经说不出话，他的力气只够抬起头来看儿子一眼。他是被救护车送回家的，那时天刚蒙蒙亮，两三个小时后，福青停止了呼吸。第二天，宏英赶回了家，他在北京打工，回老家最方便的交通方式只有每天晚上的过夜火车。福青种的两棵杏树在他下葬后的第二天开花了没有人知道福青临死前在想些什么，他的想法总是让人费解。比如那个关于宇宙的追问：“宇宙有多大呀？太阳表面温度6000度，中心1500万度，体积是地球130万倍，重量是地球的33万倍。飞机飞到太阳20年才能到。月亮体积有地球四十八分之一，星星有2000亿颗。”他竟然会关心宇宙的维度。在村民们看来，这和说要上火星没什么区别。“操的心太多了，宇宙世界、国家大事，这跟你有啥关系？”说起福青，哪怕是在他过世之后，村民们还是不能理解。福青说话习惯将尾音拉得老长，时不时夹杂些之乎者也，这也让村里人听着不舒服，“就显得他有文化，文绉绉”，甚至有人觉得他“神经病”。宏刚从前也不理解父亲的言行和满院子的字，“就是一个普通农民，怎么就这么有志向，还会关注世界？”在他的记忆里，父亲严格又正派，会用朱子家训来要求晚辈，会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挂在嘴边。在东房的墙面上，他写下了“人生乐观身心健，能孝养父母，教育子女如何做人”，算是对后代的期待。“福青能去看看吗”福青是走出过上高陵村的。老屋东房中间的墙上，贴着五张地图——鄂尔多斯、广西、太原，还有中国和世界，前几个是福青一生中到过的地方。地图贴了少说十来年，表面几乎没有灰尘。鲜有的几次远行大多为了生计或办事。上世纪80年代，他跟邻居一起骑着自行车，驮着七八十斤辣椒去太原卖；1989年亲戚在北京看病，他带着宏刚去探望。2017年，宏英在北京的工作稍有起色，接爸妈过去逛了几天。福青最喜欢故宫，从刚开门一直待到闭馆，迟迟不愿意离开。硕大的紫禁城里，老人细细地研究每一处建筑的防水、防火设施。广西是他到过最远的地方。那是2013年，宏刚去广西考察药材生意，顺便带父亲走了一趟。福青回来后，将当时的照片、航空意外险保单、机票小心翼翼夹在旅游宣传单里。那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出发前买的蓝色衬衫上衣兜里，还揣着当年用的老年手机。最久的一次远行，则是去鄂尔多斯。2006年前后，宏刚在鄂尔多斯的客运站开超市，卖些杂货和特产，福青便带着妻子和初中还没上完的小儿子一起过去帮忙。平日里，宏刚忙着其他业务和对外联络，店就交由福青和宏英照看。福青在广西旅游时拍的照片那段时日福青过得自在。他喜欢和人聊天，总能和顾客找到共同语言；他也爱看书，跟旁边的书摊老板混熟了，就每天去拿本书看，从早到晚能看上一天，有时看到一半就靠在椅子上睡着了。一年后，客运站要搬到新区。车站周围还没发展起来，却对商家提出了苛刻的入驻条件——要先交2-3年的费用。这意味着一两年内基本挣不到钱，“不划算”，超市生意就此中断。此后，宏刚另寻生意，宏英则找了家饭店学厨。为了不给孩子们添麻烦，福青带着妻子回了老家。中秀是第三任妻子。他的婚姻颇多坎坷——第一任妻子因性格不合离婚，第二任妻子生下宏刚后，次年病逝了。43岁那年，福青去了三趟四川，讨回了金堂县的姑娘杜中秀。回到上高陵村，生活便又如故。没过多久，2008年5月，福青进了医院。诊断出冠心病时，医生说已经堵到要命部位，得做支架手术；中秀则在回了趟四川老家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会突然神智不清，说些云里雾里的话。上高陵村自那之后，福青被困在了刚刚建好的房院里。四季井然有序，杏花开了又败，白菜种上再摘，他就这样年复一年守着痴痴傻傻的中秀，文字也便青苔般迅速长满房院的每一处角落。中秀需要静养，不能独自生活，福青就承担起两人的饮食起居，院门几乎不再敞开。偶尔外出，他得先把门锁好，再掐着点儿回来做饭。儿子禁止福青干重体力活，把家里的地租了出去，他便把几乎全部心思用在了修整房院上。院里的二分地种着些水果和蔬菜。栽种这些蔬果的时令、浇水施肥的方式以及产量和成果，也被他写在了房院各处。“立秋前十天，种上白菜。秋中期，种上冬菠菜。”“杏花落果后剪果，距离四至五寸，远果大甜。”他是村里最早种“红姑娘”的。这种颜色鲜红的野生水果，可以用作中药，每年国庆节前后刚好全开红。每到这时，宏刚会特地回老家帮父亲把果实收了，带到内蒙古去卖，能卖上六七千元。福青很满意自己种的红姑娘，会主动将种子分给相熟的邻居，并教他们种植方法。另一方面，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抵达远方。每次出了新地图册，他都要买。宏英随手翻出一本中国地图册，里面几乎每一页的空白处都被父亲写得密密麻麻。福青关心交通，从新闻里听到有新的铁路或是高速公路正在被规划和修建，他都要用红笔在地铁上画出路线并做下备注。地图册每一页的空白处都被福青写得密密麻麻在福青的认知里，交通线路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他也试图在其中为自己和孩子们找到新的机会，去到更远的远方。比如2023年6月，他在大门上写下：“新疆喀什市到2026年后，将成为亚欧非三洲的30亿人口，世界最大物流十万亩市场，77岁的我，张福青将能去看看吗？希望我两个儿子去定居，大展宏图，吸引很多乡亲去共同发展。”东房的红砖，则记录了各大洲的面积和人口，以及2023年的五国峰会和中亚大通道的开工建设。福青走后，宏英解锁了他的手机，把父亲的微信名“福青”改为了“云游四海”。“建房院才完美”戛然而止的生命带来了最后一场盛事。近段时间，院子每天都有人光顾，一拨接着一拨，有记者、出版社编辑，也有乡里领导。那些之前很少来串门的村民，也围过来看热闹，每个人都从迈进大门开始，举起手机对着墙上的毛笔字一通拍。福青留下的文字，大多与房屋修建和维护有关——退守乡居后，房子成了他最大的寄托。他会在院落和房屋的每个具体位置，写上建成时间、用料，以及之后的维护计划。西墙上写着，“西墙至2017年建成已二十年整，但本墙已向西倒，该怎样修好呢？”大门右侧写着，“大门将改宽3米”——他想为将来家里有车做准备。老屋从翻新重建到日常维护的历史，也散落在院落各处的文字中。老屋是福青的祖爷爷流传下来的。200多平米的四合院式老宅子，用土砖夯起的土墙经过200多年，已经摇摇欲坠。天暖了愁下雨，经常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天冷了又四面透风，即使烧热了火炕，也不保暖。张家原本的老宅子翻新祖宅始于1998年，先是改造了院墙和大门，第二年又改造了正房后墙和西房。宏刚记得，父亲在墙上写字的习惯也从那时开始。为了省钱，他会在砖块上作标记，好精确计算每砌一面墙、盖一间房要用多少块红砖。宏刚彼时已经高中毕业，跟几个老乡“走西口”去了内蒙古做生意。他给自己留一少部分收入用于基本生活，其余寄回家里。父亲把这些钱积攒下来，买了砖块和水泥。根据砖块和墙壁上的记载，2005年4月23日，福青用了24天，翻新了正房，还提醒“住房人应有防火、水、害虫法，维护好房墙”；2008年，他建了东正房、瓦房三间、照壁和新厕所西墙，并在墙上喃喃自语，“我福青已62岁，深感体力不佳……一生农民盖几间房院不容易，希后代维修好为盼。”福青修建好的房子宏刚一度不能理解父亲对于建房的执着。村里年轻人都出去了，好多房子空着，积年累月房子就废了塌了，“建这个房，意义不大”；从投资来看，农村的房子也显然没有城市的更能保值，拿他所在的鄂尔多斯来说，头些年花两三万买的房子，拆迁的时候能得大几十万。于是在修房子这件事上，父子俩“不能谈，一谈就崩”。但“孝”字压在头上，宏刚最终妥协了，“没办法，我们这个家庭，传统思想太重”。外出赚到的第一桶金，他既没在城里给自己买房，也没用作扩大生意的本金，都被父亲拿去建了老家的房。房子和孝道是福青的执念，他少见地直观表达感情均与此有关。在东房门框右侧的红砖上，他写道，“77岁福青建房院才完美，希后代每年清明扫房垅，泥漏房处，冬扫小西房雪，鼠洞，鸟窝，鸽居点，不放燃火物，防洪水用大门封进法。”正房外的红砖上，则记录着，“福青43岁从四川省金堂县娶回贤妻杜中秀，能耐心而细心地服侍我母90岁，我父87岁，同一年善终，使我高兴。她服侍我父母期没有请我两位哥哥嫂子进屋服侍过一下，村民皆知，四个侄媳妇为证人。我更高兴。”正房外红砖上的字他也为父母没能住上自己新建的房院而遗憾，“二老再能活15年也能住新房院，我高兴极……”福青走后，宏刚的同学帅秀平也走进院里“参观”，他说自己能理解福青，“盖房子对福青大爷来说是头等大事，他想为子孙后代留点东西，代表这个世界上我来过。”“何时照全家像”中秀知道“男人死了”。院子里的人来人往，似乎跟她没太大关系。绝大多数时间，她在炕上躺着，日头好了，就出来晒着太阳打盹。同村女人进院“参观”，她过去拉对方的手，想引进屋坐坐，拉呱（方言：聊天）几句。可女人们忙着回家做饭，只捏了下她的手便走了。福青走后，中秀状态一直不好，血糖一度升至25，紧急送去了医院。她的精神也恍惚，念叨着说是福青“过了百岁如果回来，说明还活着。如果不回来，我就拿主意，自己做饭，自己活”。福青的棺木和遗像，是他自己多年前备好的——寿材是在2018年9月27日，花了4600元买的；遗像则是2014年有人来村里给老人拍照时备好的，背景是抠图的天安门。他在正房中堂上的木板上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落款是2018年11月：“父逝后，请宏英注重你母亲的思想波动，葬父后可找一位服侍她的人为伴，或送你们的母亲住养老院，然后请一位诚实户住我院东房开商店。父母活时已得到你们兄弟俩的孝顺已满意，希望你们兄弟俩走在一处，团结为主。育好你们的后代，成为有孝心会团结的一家之主。”福青在2018年就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正房的一辆铁皮推车上，他发问，“何时照全家像？”而直到他离开，也没能等到答案。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宏刚沉默了，他低头坐在马扎上，手里的烟没抽几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燃尽，剩下的烟蒂被他用食指和拇指反复揉捏。宏英知道这是父亲多年的期盼，但一家人总是很难凑在一起。今年春节，宏刚为了准备节后的生意，没能回家，只托三哥家的孩子从鄂尔多斯捎回了父亲心心念念的两袋白面。等他再回家时，父亲已经病危。两个孩子在外，福青习惯了独自照顾土地和老伴儿。这些年，他的手没了力气，腿脚也没那么利索了，有时只能托住在隔壁的三侄子张计平帮忙拧铁丝、接水管，在房门和厕所外焊上可以当扶手的栏杆，又搞来了一个马桶，直接在下面锤了个洞，当坐便的旱厕。2017年宏英带父母在北京旅游合影那些电子产品相关的事，福青通常求助于村里唯一的年轻人——小卖部老板张志超。儿子通过微信转账给他的钱，他不会花，隔一阵就去找张志超帮忙扫码、换现金；他不会打字，就把要说的话写在纸片上，找张志超拍下来，通过微信对话框发给两个儿子。这些日常也被他记在了墙上：“每年三月七月两次找村中青年人给福青和中秀两人刷脸各一次，才能领养老款”。张计平知道福青孤独，“孩子都不在身边，连个拉呱的人都没有。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张计平65岁了，还在县城打工，两个孩子也在外地。每天打工回来，张计平就打开电脑上的纸牌游戏玩一个小时，“都孤独，现在农村就这个情况。”但生活总得有些盼头。过年时，福青在东房外的墙上写了来年的计划：“换装黑布腰圈，装小西房彩钢瓦，并把所有彩钢瓦面喷一次性红漆，也喷大门面，加高照壁……”他早年有胃病，总胀肚子，一直戴着黑色护腰保暖，夏天哪怕捂出痱子也照戴。宏英按照父亲写的计划，几天前刚网购了新的护腰，寄到镇上的快递站，老人没来得及用就走了。红砖墙上好几处都写下了福青短期或长期的计划。比如2024年春夏一定找彩钢瓦漏水处修补上了漆；约两子去趟新疆喀什市，找以后发展出路为要。就在头几天，他还去找邻居张二小借架子，说七八月份要修照壁；他跟朋友韩保仓约好，开车三四十公里去沙河镇看晋剧名家詹丽华的戏，还打算去阎锡山的老家旅游。韩保仓是村里为数不多能和福青说得上话的老人之一，他从北京回来，见过世面。“就我俩能玩到一块，天天和我耍，结果他死了。”韩保仓呷了一大口酒，双手摊在饭桌上，愣了会儿神。他去年刚死了老伴儿，眼下朋友也死了，就剩了他自己。“计划干这么多事，他（福青）就没准备走。”张二小说。福青78岁的一些计划直到这段时间收拾父亲的遗物，翻看他私塾时的日记和满墙文字，宏刚才第一次尝试着了解父亲。在蔡山海那条帖子的评论区，4000多条留言，他看了不止一遍。其中，有网友说自己的爷爷也会在老房子的木板上写字，记下所有人的电话号码、耕地的时令，自己去北京旅游的日期以及孙女大学的名字和地址。但按照当地的习俗，人死了，不留任何东西。木板跟着爷爷烧掉了，“感觉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像没存在过一样”。也有人提到福青在2024年立冬节想买羊肉，“希望两个儿子能记得帮他买了”。网友们似乎能看懂他那句“宇宙有多大”的发问，认为这“像是向宇宙发出的光波”。现实中，帅秀平恐怕是唯一跟福青讨论过宇宙的人。当时福青在照壁上写下这段话，又刷了一层清漆做保护时，帅秀平刚好路过。福青拿了个马扎，招手喊他进来。坐在院子里，俩人拉了会儿呱——“你写这些做甚？”“因为量子纠缠。人死了，只是肉体离开了，他的灵魂会通过时空隧道进入平行宇宙。你知道，人死了，到底进了哪个空间？”【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文图丨张楠茜编辑丨杜雯雯伍琴曾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证明所剩无几。父亲伍军在塑料袋里收纳的几张薄纸，概括了女儿25岁的短暂人生：中学毕业证、结婚证、死亡证明，以及一张白纸黑字的手写“保证书”。这是女婿徐林写给女儿的。短短九行字，男人先是道歉，愧疚自己做了“最不应该的事，不是人”，请求妻子看在孩子的份上，再给他“最后一次悔过的机会”，结尾许下承诺，“会用行动来证明对她更好”。但徐林没能做到。婚姻生活，占据伍琴短短人生的五分之一，日常充斥着暴力与恐惧。她曾尝试求助，找村委会、报警、起诉离婚，都无济于事。最后一次，她选择逃跑，跑到在上海打工的父母家，但最终也没能躲过被杀害的命运。2023年5月15日，徐林持刀前往伍琴一家租住的上海市松江某小区，破门而入，割喉、捅腹，以残忍的方式杀死了他在保证书中称之为“最美丽的妻子，温柔可爱、有气质的老婆”。他们四岁的儿子，在现场目睹了一切。徐林随后自首。案发近一年后，2024年4月19日上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如下：徐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伍琴的父母始终深陷在自责中，自愧没能保护好女儿。对于审判结果，他们感到有些失望，表示接下来会抗诉。自案发以来，这对父母只有一个想法，“为女儿讨回一个公道”。开庭宣判的今天，伍琴的母亲还背着女儿生前给她买的小小帆布包，这是她留下为数不多的遗物。“如果”伍军和周琼至今还住在女儿被杀害的出租屋里。60多岁的房东黄阿姨曾经劝夫妻俩别搬家，“死的是自家女儿，没什么可害怕的”。“家暴割喉案”发生快整一年，他们的生活仍旧破碎，未能重建和修复。审判前的这两天，有媒体来家里直播连线，周琼说起女儿没忍住情绪，一直哭，伍军在旁边抽闷烟。很多个晚上，周琼不断做噩梦，白天坐立不安，上班也忘带手机。开庭前一晚，伍军特意去买来妻子爱吃的米豆腐，她尝了两口就放下筷子，想到案子和女儿，没有任何胃口。老两口现在所居住的这套三十多平米的小屋子，实际是搭建在房东屋外的一间偏房。这个迁建小区里有三百多户人家，租房的外来打工人口比上海本地人多。两张上下铺并列放置在光线昏暗的卧室，上铺塞满棉被、衣服之类的杂物，直抵本就低矮的天花板。下水道管横亘在头顶，总是冷不丁地响起冲水声。伍军夫妇挤在一张下铺睡，加宽床铺的木板是从外面捡回来的。厨房和厕所离床只有一两米的距离，马桶也是坏的，要从水桶里舀水冲——但好在价格便宜，月租1800元，已经是老两口近几年在上海租到的最满意的房子。伍家在上海出租房，一共十来平米女儿在家里生活过的痕迹正在慢慢消失。家具调换了方位，客厅的水泥地面被周琼拖扫得干净亮堂，早已看不出曾经凝固的血迹。被徐林砸碎的玻璃门也重新安装好。伍琴睡过的床，连同压坏的桌子被一起扔掉。她生前用过的东西，塞满整整3辆三轮车，被送到了废品站。只留有少数生前她添置的日用品，比如给厨房节省空间的置物架，方便母亲干活儿的迷彩腰包，以及儿子的两个小保温饭盒。女儿刚出事那段时间，周琼像失了魂一样，一回屋就哭。她在写字楼做保洁，在日行超过两万步、走过无数次的楼层里迷失方向。有时隔壁邻居陈姐路过，看到她在门厅坐着，“要么以泪洗面，要么整个人像木头一样呆住。”在上海打拼的20多年，伍军先后做过保安、仓库管理员，过着出租屋与打工单位之间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为了女儿的案件，他最近半年一直奔波于公检法部门，不得不经常请假、换班，为此，他被之前的公司辞退，辗转到家附近的医院当保安。走路时，他的身体总是往右边偏斜——这是十几年前一场高空作业掉落事故留下的残疾，右腿外侧至今还打着两块钢板和十几颗钢钉，右手也无法伸直。他习惯把右手揣在裤兜里，隐藏起自己的残障痕迹。同事们称呼脾气温和的伍军为“老伍”。只有在说起杀害女儿的凶手时，伍军显得情绪激动。他避免提起女婿的名字，而是用“那个死男人”、“凶手”来称呼他。2023年11月30日，伍琴被故意杀害案第一次开庭。伍军夫妇拒绝接受来自对方家庭的和解赔偿协议，希望凶手能够依法被判处死刑。11月的上海，夜晚的气温已逼近零度。伍军和周琼回到家中，两人共用一盆热水泡脚，解乏取暖。如今，夫妻俩只要坐在一起聊天，谈话内容几乎全都是关于死去的女儿，他们始终活在“如果”的猜想和巨大的愧疚当中——如果当时没有因为担心和凶手一起站在屋外的外孙，就不会打开卧室的那道铁门，给了凶手闯入玻璃门厅的机会；如果当时拿出工具箱里的锤子反击，说不定就能救下女儿；如果当时第一反应是打电话呼叫周边邻居过来帮忙，别出去呢？再早一些的机会，如果女儿没有和凶手结婚，如果女儿能够离婚，如果当初搬家搬到更远一些的地方……女儿是不是就不会死？杀妻案发半年后的2023年11月30日，伍军在一审开庭现场，第一次直面杀死女儿的凶手徐林。那个男人被带上法庭，伍军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他。对方只是低着头。他被高高的围栏和法警包围，头发已经剃光，长胖了些，穿着一条牛仔裤。四个多小时的庭审中，伍军手里一直紧紧握着一支笔，几乎快将笔捏断。开庭前，工作人员特意强调了法庭纪律，他尽量控制着情绪。周琼则在庭外观看转播视频——为了避免再次受到刺激，伍军和法院工作人员没有让她进入现场。法院当庭播放了伍军家门口的监控视频，徐林杀妻的整个过程被清晰记录。当晚20时42分，徐林带着儿子到达伍琴家门口，先是用脚踹玻璃门，伍琴没有开门，站在门口让他离开。随后，徐林拿起门口的砖块（注：实际为磨刀石），砸碎了玻璃门，冲进伍琴家里，并将她按在门厅的小方桌上，拔出别在腰间的刀，对着伍琴的脖子、肚子捅了数刀。周琼从卧室里出来的时候，看到徐林背朝着她正按着女儿，她还没反应过来，只觉得害怕，本能地去拉他的衣服，想把他扯开。但身高一米五的周琼根本拽不动徐林，“他像个石头一样的”。等徐林撒开伍琴往外走，周琼才惊觉女儿浑身是血，“脖子不断往外喷血，洒得到处都是。”周琼的睡衣被血染红，玻璃门渣碎了一地，也混杂着血液。伍琴喉咙里的血止不住地往外冒，发出“呲啦啦”的声音，说不出话。周琼扶着女儿往外走，刚走到门外的盆栽旁，伍琴站不稳了，像喝醉酒的人一点点无力地瘫软下去。女儿指着门外停着的一辆白色轿车，周琼猜，女儿可能是想找车去医院。徐林杀妻只用了二十多秒，从进门到离开。根据检方起诉书上的法医鉴定结果，“伍琴颈部见巨大创口，符合生前被他人用锐器切割颈部，伤及左颈内静脉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在法庭上，带血迹的尖刀、刀鞘、砖块等物证被展示。三十公分长的尖刀很锋利，两面都是刀刃。判决书的记录证明显示，徐林于2023年2月18日购买屠宰刀一把；2023年5月期间浏览“杀人犯的后代有哪些害处”“电击棍会不会电死人”等内容。同时，检方起诉书也表示，“徐林作案时及目前均无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在法庭审理环节，徐林认罪，承认杀害伍琴，但否认故意杀人。据伍军回忆，徐林称自己带刀只是为了吓唬伍琴，“说在房间里面看不清楚，只是轻轻地划了几刀。”心事重重的周琼，血压经常降不下来房东黄阿姨，是在听到巨大的玻璃碎声响后下楼的。她原本在二楼看电视，先是跑到窗口，“看到一个男人提着什么东西正往外走。”连忙下楼后，看到伍琴和周琼在全是血的地上，赶紧让老公打了120和110。整个过程，伍琴和徐林四岁的儿子一直在门口，孩子亲眼目睹爸爸冲进屋里，杀死了妈妈。黄阿姨和周琼都记得，小孩看到妈妈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在一旁吓得呆住了，挪不动步子，小手捂着嘴巴，哭着喊“妈妈”。周琼来不及照顾外孙，找来一件衣服把女儿的脖子捂住，但是血还是一直往外冒。那天现场一片混乱。夜里，黄阿姨只能把伍琴的儿子带回自己二楼的家照顾，孩子一直说，“我要妈妈”。小孩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到深夜12点，后来太困了趴在沙发上睡着了，黄阿姨把他抱回了床上。案发第二天，伍家门口小路上的大摊血迹已经黏稠，扫把也扫不掉，黄阿姨戴上手套穿上雨靴，拿钢丝球使劲儿擦，又接来几盆水才冲掉。就在徐林杀妻当天，他曾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发布“危险的信号”。18时38分，徐林发了一张和儿子的自拍照。照片里，父子俩笑着站在一块玻璃地板上，身后是高大的建筑物，配文如下：“人生有时候就是被逼的，明明只想把事情做好，偏偏有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让你痛不欲生。反正日子怎么过下去都过不好，那就不用过了。”此时他的IP属地显示在上海。两个小时后，他杀死了孩子的母亲。据伍军回忆，在案发前一天，徐林和伍琴因为孩子生病的事情有争执。案发当天，徐林先来伍家接孩子，准备回去自己带，打电话给自己的妈妈和姐姐让她们帮忙照顾，但被拒绝了。随后他又回到伍家门口。检方起诉书中描述，徐林是“因伍琴拒绝开门，导致他情绪激动，在门外与伍琴发生争执。”已经死去的伍琴再也没有机会说话，和徐林当面对质。居住在附近的另一位邻居刘芳，恰好在事发前几小时碰到了伍琴。当天傍晚，刘芳到路口扔垃圾，看到伍琴坐在家门口，正准备给孩子剪头发。她和伍琴打招呼，伍琴也笑盈盈地回，“阿姨好”。刘芳问她，怎么这么晚了还给孩子剪头发？刘芳记得伍琴说，“阿姨，明天我就上班了，没有时间啦。”暴力与控制伍琴被杀时，她和徐林的婚姻还不到五年。两人于2017年相识于媒人的婚姻介绍。“男孩学挖掘机的，会一门技术，能挣钱，家里有房子有存款，你家女子正合适。”媒人这样告诉伍家父母。当时伍琴只有21岁，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店做销售，和父母住在一起。徐林比她大三岁，两人一开始通过远程聊天，后来徐林也到上海打工。伍军说，自己一开始并不喜欢徐林，“他双眼眼角往上翘，看面相就是个很有脾气的人。”他提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生活细节，比如徐林到家里来也不爱和人打招呼。伍军提醒过女儿要谨慎，但当时女儿正在热恋中，很喜欢这个对她宠爱有加的恋人。结婚前，两人闹过一次分手。徐林的姐姐打电话过来，说弟弟在桥上站了一夜不睡觉，是真的很喜欢伍琴。连周琼都跟着女儿心软了，“我们都以为他真心喜欢她，会对她一生好啊”。2018年10月18日，两个年轻人结婚。婚礼在重庆老家办得还算隆重，女孩穿着浑身红色的婚纱，坐在铺着白色棉被的大床上，笑得灿烂。婚后，伍琴辞去上海的工作，回到老家待产。次年三月，她生下儿子。第一次家暴来得猝不及防。婚后，伍琴没有工作，徐林在老家开挖掘机，收入不稳定，两人时常因为钱的事情吵架。在周琼的印象中，女儿生完孩子二十来天，两人因为小事有矛盾，徐林对着伍琴踹了两脚，还打了耳光。那时，周琼正在女儿家照顾月子，她循声过来，看到女儿在哭，一边安慰女儿，也说了女婿几句，但并没什么威慑力。没过多久，周琼返回上海打工。另一次，是伍军接到了女儿求助的电话。电话里，伍琴向父亲诉说委屈，起因是小孩生病就医，伍琴在医院抱孩子十几个小时，因为手酸，就让在旁玩手机的徐林来接手。“他疯了一样突然一耳巴子打过去”。伍军说，他劝女儿干脆报警，女儿说自己已经从医院出来了，伍军又让她去找村委会。“她也去了，正好人家家里没人。刚好’那个死男人’把她找到了，又是下跪，又是求情，来软的，她就又回去了。”伍军说。徐林写给伍琴的其中一份保证书姐姐伍蓉说，她不止一次告诉妹妹，被打时要么还手，要么报警，得做出反应，而不是记在心里，秋后算账没有用。在伍蓉的印象中，妹妹倔强和隐忍的性格，使得她一直没能下决心彻底离开徐林，“我们都是留守儿童，小时候连手机都没有，出现问题习惯自己解决，而不是靠父母或者是靠亲戚。我们的性格都会有这样一些隐忍的特点。”长期帮助被家暴妇女的公益律师李莹认为，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权力控制，它不会自动停止。许多女性难以摆脱暴力环境，一是现实条件限制她们的选择。包括经济实力不足、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家丑不可外扬观念的影响等等。其次，长期遭受家暴会导致受害者产生“习得性无助”的心理，表现为“受虐妇女综合征”。家暴受害者在意志摇摆中无法离开暴力环境，甚至在离开后可能再次回归。据美国家暴热线的统计，一个受虐者平均要经过7次的努力尝试离开，才能真正离开一个施暴者。在徐林老家的重庆市和谦镇某村，一位住处和徐家相距几百米的男性邻居对这家人印象深刻。据他讲述，徐林的父母早年离婚，徐的母亲“在当地是远近闻名的不讲理”，“午饭或者晚饭，一句话不对劲就打起来，他们家吵架也不关门。”他家和徐家做了多年的街坊，平时会避免和这家人结交。前年，这位邻居看到伍琴出门洗衣服时脸上带着乌青。周琼和小两口一起生活过。在她眼里，除了暴力，她觉得徐林对女儿的日常生活也多有控制。伍琴曾在镇上的幼儿园当幼师，她喜欢带着小朋友排演节目，每天跳跳蹦蹦。徐林看到伍琴手机上小孩的跳舞照片，“说要一家家地去调查，看她有没有乱来。伍琴穿裙子、染头发，他都要管。”2024年4月19日审判结果宣布后，《凤凰周刊》记者拨通了徐林母亲的电话，她说，徐林的姐夫去了庭审现场，她通过电话得知了儿子被判死缓，但她不太清楚死缓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2024年1月3日，本刊记者也和她有一次简短的通话，她的语气听起来疲惫而无奈，只说，“现在事已至此，没什么可聊的了，我们也很少在家里面。感觉这一塌糊涂，反正很寒心的。”随后挂断了电话。截至发稿时，我们也多次通过电话、短信联系徐林的父亲，但未收到回复。被困住的女人在伍琴的老家，二十岁的女孩结婚成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伍蓉也很早就结婚了。她们拥有几乎是复制粘贴的相似人生轨迹——小时候父母外出打工，在老家是由奶奶带大的留守儿童，读完初中就到上海跟随父母打零工，学一门电脑的基本技术，找个人结婚，回老家生娃——最大的不同在于，伍琴姐姐的丈夫和婆婆，待她如自家人。由于伍琴和丈夫都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每个月养孩子的钱主要靠广东打工的徐林父亲汇款两千。用伍军的话说，伍琴长期过着“手心向上”的生活，很憋屈。“有时候连家里买盐、出门打几块钱的车，都只能找徐林或婆婆开支。因为钱的事情，他们经常吵架。”到后来，伍蓉发现妹妹生活都成问题了，“只有出没有进，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找家人借三五百。”在重庆老家和江苏昆山打工的婚姻生活时期，争吵成为常态。周琼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吵架后伍琴从昆山跑到上海父母家。徐林的姐姐带着全家人来到伍家，再次为弟弟道歉。有邻居看到，周琼那会儿忙前忙后做饭招待，一大家子人坐在一起，和和气气地吃饭——矛盾看似解决了，但伍琴回去之后，又陷入之前的恶性循环。作为年轻的妈妈，伍琴的生活枯燥而简单，她没有什么朋友，微信通讯录里只有几十个好友。她在重庆老家的朋友，也是全职妈妈，和她聊天也几乎都是是分享带孩子的经验。在上海的出租房附近，曾和伍琴一起遛娃的大姐杨海慧记得，伍琴买东西很节俭，在超市里看到超过两百块的东西，就会放回货架。单位发的零食，她都省着带回家给孩子。在弟弟伍豪眼里，姐姐伍琴很有自尊心，“虽然作为一个单亲妈妈，经济困难，她还是会尽力给孩子提供别人家孩子也有的东西。”伍琴的生活轨迹几乎都是围绕着孩子。2022年上海疫情结束后，她和父母住在一起，还找到一家工厂的文员工作，周一到周五上班、接送孩子，周六日就在家洗衣服做家务，带孩子逛逛公园。生活好像正在回到正轨。伍军记得，伍琴会给同事编织五颜六色的毛线娃娃。有一次她的女领导结婚纪念日，开玩笑说了一句“老公没送过我花”，伍琴第二天就带给她一朵毛线编织的花。闲下来的时间，她会在网上找教材，编织五颜六色的毛线娃娃，送给同事们。她跟妈妈说，“一直织毛线，是不想让双手和脑子停下来。”伍琴生前最后一段时间总是在编织毛线娃娃在最后的凶杀发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伍家都受到徐林的骚扰。男人以各种借口出现，有时候是找伍琴要回孩子的旧手机，有时候是要电瓶车。他会突然出现在厨房的窗外或大门外。周琼记得，有一回没关大门，他静悄悄地走进来，站在正在炒菜的伍琴身后。还有一次他来家里争抢一个红色的行李箱，拖着就往外跑，周琼跟在身后边骂边追。“之前说他，不能打人，夫妻间吵架正常，但打人就是违法的。后来也劝他，好聚好散，离婚、好好商量孩子怎么带。”伍军说，他察觉到危险，开始报警。至少有三次，伍琴见到徐林来了，打电话给附近派出所的民警。民警来过最久的一次，待了十多分钟，劝俩人和和气气地说话。由于没有实质性冲突和伤害，社区民警只能调解，并未正式立案。这些年来，伍军记得，徐林写给女儿的保证书原本有三份。除了保留下的这一张纸，之前两张被徐林偷偷拿回去撕掉了，没能成为家暴的证据。因为长期处在精神紧张的状态，伍琴患上了胃溃疡。在老家的婚姻时期，伍琴曾告诉妈妈，不想活了。“说出门看到河，甚至想跳下去。我害怕得睡觉不敢关手机，每天都和她打电话确认安全。”周琼回忆道。失败的逃离离开并没有想象容易。2023年2月，伍琴向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提起的离婚请求被驳回。她在离婚起诉书中表达了对这段婚姻的失望：徐林多次实施家庭暴力，还虐待孩子，无故骚扰其父母。徐林否认。他称，双方感情一直很好，夫妻关系没有破裂，伍琴所说的是编造和虚假内容，提出离婚也是一时冲动，年轻夫妻之间偶有摩擦争吵属正常现象，他坚决不同意离婚。当时为伍琴代理离婚案件的律师伍分泉记得，伍琴要离婚的态度很坚决。但是男方态度反复，“一会儿说愿意离婚，过会儿又说不愿意，变去变来的。他真实的想法在法庭上表达出来，是不愿意离婚。”伍琴提交给法庭的家暴证据不多：下巴流血的自拍，房间地板上的血迹，以及一段她说是徐林掐儿子脖子的视频——是2022年夏天双方分开生活期间，徐林发给她的。这段只有9秒的视频中，儿子的脖子被一双手掐住，小孩痛苦到紧闭双眼，两只小手试图扒开脖子上的手，他只有3岁，被紧压在床上，挣扎呜咽着，甚至说不出话。“从证据的完整性角度来看，自拍不能说明是徐林打的，虐待孩子的视频里只有手没有徐林的人脸，显然都不足以被法官所采纳和重视。”伍分泉说。什么样的家暴证据才可能让法官考虑？律师李莹给出的答案是，“第一，家暴的受害者要达到鉴定的轻伤程度，构成刑事责任标准；第二，需要充足证据，比如能证明是同一个施害者打了多次，还要有全面的报警记录。”在对家暴证据的认定上，律师李莹形容其严格程度是，“严到我们在实践中几乎很难看到被认定。”她提供了一个参考数据，在提供家暴证据的离婚案件中，不到20%能够被法院认定构成家暴。在伍分泉接触的离婚案件中，伍琴的结局是“最极端的”。震惊之余，他也在思考，即便是伍琴离婚成功，就真的能彻底逃离凶手吗？2023年初，离婚请求被驳回之后，他曾告诉伍琴，如果还想离婚，就彻底分居，为第二次提起离婚做好准备。伍琴被杀害前不久，还在咨询他离婚的一些问题。伍琴试过很多次逃跑和离开。伍军和周琼回忆，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伍琴至少有前后两次，分别从重庆老家、昆山，逃到过父母家。2022年是最彻底的一次。那个3月，她简单捎上衣服和日用品，跨上电瓶车，独自骑着车从昆山开往上海。出走应急的钱是从爸爸那儿借的。半天骑行，电瓶车的电用光，她在中途住了一晚宾馆，充电，第二天下午到达上海。彼时，上海因疫情还未解封，伍琴被拦在父母租住的小区外，在外漂泊了几个月。据周琼表述，女儿生前说过，她先是到一家职业介绍所，缴纳五百块钱，被介绍到几十公里远的地方卖五金，住在一辆厢式货车里。厕所在货车旁边，吃饭得去超市抢购面包。过了几天，又去了浦东区一个职业介绍所里帮人找工作，拿提成。为了多挣些钱，她瞒着妈妈，去方舱医院当志愿者，一天能赚两百块钱，虽然辛苦，但她说“这是自食其力挣的钱”。2022年5月，伍琴总算结束漂泊，和父母团聚。为了住得宽敞些，也为了躲开徐林，他们搬到同一个小区，也就是现在的住处。但不到一周时间，徐林还是找了过来。他偷偷地把孩子单独留在了门口。周琼和来串门的邻居聊完闲天正送人离开，开门就看到外孙在门口，仰着头看着她。“就像扔一个小狗一样扔在门口”。周琼心软，决定帮女儿负担起抚养外孙的责任。2023年5月下旬，伍琴的尸体火化后，还是被安葬在徐林的老家。在她的墓地旁，有青山流水。周琼对此解释称，两人的老家离得很近，就在一座山的两侧，“伍琴和凶手离婚没离成，理论上还算那家的人。”其实，离伍家在上海租出租屋约二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松江区反家暴庇护中心”，设置在松江区救助管理站内。救助站一共五间房，主要是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管理。但伍家人并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存在，对后来律师提及的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也一无所知。对于25岁的伍琴来说，她的生活中曾短暂出现过希望。伍琴的手机里，留下许多日常生活场景的照片2022年的那个春天，伍琴逃到上海之后，父母记得，女儿曾表达过决心，谁都不要再劝她，她宁愿死，也不会回去。这是她决心最大的一次逃离，未曾想也是最后一次。女孩喜欢看晚霞，那段时间在社交平台上发了很多橘色绚烂的云彩。在朋友圈里，她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为数不多的分享是祝父母生日和节日快乐、孩子的点滴进步、自己又新尝试了哪些美食菜谱、学习英语的打卡记录等。姐姐记得，抵达上海后的伍琴曾剪掉及肩长发，留起一头利落的红褐色短发。还发自拍问她，“帅不帅？”那时，妹妹说，要用新发型来迎接新生活，从此独立坚强起来。（文中伍军、伍琴、伍蓉、伍豪、周琼、徐林、杨海慧为化名）【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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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松、蒋骅）【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作者丨王焕熔

作者丨李禾编辑丨雪梨王拍职业照那天，陆晨特意穿上刚买来的黑西装、白衬衫，打上蓝领带。影楼化妆师给他修了眉毛，擦上素颜霜，又往头上喷了几圈发胶。站在灰色幕布前，摄影师让陆晨换了几个造型——先是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再双手插兜，最后让他右手下垂，左手拉着西服右侧门襟。陆晨选择了第三个造型。这是他想象中律师该有的样子——职业、精英、上档次。精修后的照片挂上了律所官网。和很多同行一样，陆晨把微信头像也换成了这张精英照。陆晨是“90后”，上海一所“211”院校法硕毕业。他彼时供职的律所，是一家仅次于“红圈所”的“规模所”，在国内外有多家分支机构。能进这家律所，意味着肉眼可见的大好前程。为了配得上这份工作，陆晨每天早上出门必换西装，认真打理发型，皮鞋擦得锃亮，努力保持一个精英律师的形象。但很快，他被困在了有关精英的想象中。这份工作远比他预期的更卷也更焦虑，有同行为了找案源，甚至在写字楼里挨家敲门做“地推”。而由于没有案源，陆晨不仅没过上戴名表、开豪车的精英生活，一度连买菜钱都拿不出。他向一位老律师请教，后者告诉他，要想成为精英律师，需要达到三重境界：一是让当事人相信自己的能力，二是让公检法相信自己占理，三是让自己相信自己能成为牛逼律师。得到这份“秘笈”，陆晨判断自己做不到，他最终决定考公上岸，“律师行业还是大有前途的，只是我没能坚持下去。”成为精英的“小代价”做律师之前，陆晨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一路顺风顺水——2014年，他本科毕业后在上海一所“211”院校读法学研究生，读研期间拿下司法考试，毕业后回到老家，进入了一家港股上市的银行，第一年年薪十多万元。可陆晨不喜欢这份看似体面的工作。由于负责贷款授信，主要服务企业，他需要白天做贷前调查，晚上写调查报告，每天天不亮离开家，深夜十一二点才能回去。除此之外，还得隔三差五推销金融产品，拜访客户，白酒一壶一壶灌进胃里，没过多久就得了皮下脂肪瘤。做金融“民工”两年的唯一收获，就是在2018年贷款买了房。买房后，陆晨打算辞职，而看似“自由且高薪”的律师成了他的首选。虽然是法硕毕业，但除了读研时在上海一家律所短暂实习过外，陆晨对这份工作几乎一无所知——他的研究生同学大多考公或做了金融；在银行工作时，他唯一和律师打交道的机会，就是行里常委托律师去做逾期催收。有限的了解让陆晨觉得，这个行业来钱很快。他迅速办了离职手续。彼时，陆晨已经在银行工作两年，做到了客户经理，年薪涨到20万。离开银行，意味着他要暂时失去稳定的收入。根据律师法规定，申请律师执业前，除了要通过司法考试外，还得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陆晨找了个小律所实习。实习期间，他每月只有1000元薪水，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低了500多。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收入，更没有社保以及其他福利。很多青年律师还生活在温饱线上“大律师都是这么过来的。”和很多刚入行的年轻律师一样，陆晨这样说服自己，他觉得这只是成为精英的小代价而已。他自认为做好了清贫、996和被指导律师PUA的准备。如果把律所比喻成金字塔，那实习律师就是处于最底部的人。“可以随意供执业律师使唤。”赵博说。和陆晨一样，他在读研期间通过了司法考试，研究生一毕业就进了北京一家律所做实习律师。之所以选择北漂，是因为赵博觉得，中国最牛的律所都在北京，自己甘愿在内卷中成长。而接下来一年的“卷”有些出乎他的意料——每天工作到深夜，偶有闪失，就会被指导律师骂。日常还得给老师泡茶、拎包、开车，他甚至连续一个多月去医院，给指导律师住院的母亲陪床，“你不想做这些，自然会有人愿意做。律师这行卷成这样，不缺自愿被剥削的人。”更何况，指导律师掌握着实习律师的“生杀大权”——给后者写考评意见，以及对参与案件的点评等，这直接影响着实习律师是否能顺利执业。相比之下，陆晨似乎也幸运许多。他的指导律师就十分“佛系”，平时除了让他帮忙整理些案卷材料、跟着开开庭外，几乎没有其他工作。至于开庭技巧，如何接案源等，指导律师更是只字不提。工作之余，陆晨唯一的工作就是帮指导律师开车，“律师圈都知道，你每月花四五千元可能招不到普通司机，但花一两千块，却能招一个过了司法考试的本硕司机。”刚逃离金融圈的陆晨暗暗庆幸自己“跟对了人”，唯一感到失落的是每月发工资的时候，家里日常开支除了他之前的那点儿积蓄，大多只能靠妻子的收入，房贷则由父母帮忙，有时连想请人吃饭都要考虑半天。但想到自己终有一日能接大案子，成为精英，陆晨觉得“现在清贫点儿也算不了什么”。他想象中的精英律师，每天穿定制西装、抽雪茄、住别墅，可以随时带全家进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逢年过节发的红包不是666就是888，不像现在，只能是6.66或8.88。“鄙视链”实习临近结束时，陆晨突然慌了，他发现自己根本不会接案子。但他告诉自己，必须相信自己可以，而且一定要去大律所才能挣大钱。在业界，律所是“分等级”的。金字塔尖上的是“红圈所”，国内一共八家。如果能到“红圈所”工作，一般情况下每月起薪2万元，“红圈所”也因此被称为“两万元俱乐部”。在这之下，根据人数和规模，业内还依次将律所分为规模所、精品所、地摊所、个人所。仅次于“红圈所”的“规模所”律师数量少则数百人，多则一两千人；其余类型的律所，人数和规模依次递减。到了个人所，很多只有几名律师。在这个生态链中，位于顶端的红圈所足以俯视其他律所。在朋友介绍下，陆晨去了一家“规模所”，这家律所全部律师加起来得有七八百人。“我们所新招过来的专职律师，都是带着案源来的，很多都还签了顾问单位，你这赤裸裸地来，可以吗？”面试当天，陆晨一上来就被问到了痛处。他赶紧解释说，正在谈三个案子，如果能签约，律师费总共有几万元。凭借这个说辞，陆晨最终被录用。“僧多粥少”仍是律师行业未来面临的困境入职初期，他像是打了鸡血，一有时间就联系朋友，让对方给自己介绍案子，还时不时在朋友圈科普些法律常识，配上那张拉着西服门襟的职业照，看起来很是专业。意气风发的表象背后，和大多律师一样，陆晨没有基础工资。律师费是“三七分”，所里留三成。每笔律师费都要打到所里账户上，律所每个月再以发工资的形式，将应得部分打到律师账户。这个分法陆晨起初觉得很公道，直到后来他才知道，所里每月还要从提成里扣除社保，以及一些搞不清名目的预扣资金，其中包括办公费。“独立办公室每月2000元起；我们一般坐在大厅，工位每月几百块。”陆晨说，用独立办公室的多是老律师，为了谈案子有排面，租个二三十平米甚至五六十平米的办公室，桌子上除了苹果笔记本，大多还会放着雄鹰展翅、貔貅等工艺品摆件，配上一把真皮总裁椅。更讲究的律师，连桌子一侧的沙发也得是真皮的，再摆个茶台，上面放着五颜六色的茶叶桶和紫砂茶具。一些老律师喜欢在墙上挂“启功”的书法，或“厚德载物”，或“天道酬勤”。办公室里但凡还有空余的角落，都会被各种绿植占据，气派又高端。陆晨这种青年律师则大多在大厅见客户，用一次性纸杯给对方倒水。陆晨只做民商事诉讼业务，不接触刑事案件，也接触不到非诉业务。他记得，自己代理的第一个案件，是北京一个老板在外地出现的经济纠纷——这是他面试时提到的三个案子之一，律师费5000元。为了不让自己的首个案件掉链子，他叫上所里的同事一起代理。因为证据足够充分，陆晨这方毫无争议地胜诉了。按照“三七分”原则，除了所里扣除的，陆晨和朋友分别拿到了1000多元。之后，他陆续又接了几个案子，大多是经济纠纷、离婚官司之类，分到手的钱，多则几千，少则几百。“特别没有安全感”，陆晨越来越焦虑，他说自己主要是案源少，每个月能有一个案子就很不错了，“这个行业不能上大街上吆喝，平时主要得靠别人介绍。”据他观察，所里的老律师根本不缺案源，年轻律师则很难接到案子。在业界，这被称作“二八定律”，即大约20%的律师占据了行业80%的资源和收益，而80%的律师分享剩余的20%资源和收益——这不难理解，在一个行业里时间长，经历过“草根式”拓荒的人，自然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和便利。青年律师普遍焦虑案源问题作为刚入行的律师，张莉同样有案源焦虑。转型做律师前，她在浙江某市一个区级法院做了5年法官。按照规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张莉辞职后，在家待了两年，经过实习期，终于在34岁那年当上律师。法官经历在案源上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依据规定，我不能代理之前任职法院的案子。可离开那个区，我一点资源都没有。”为了找案源，张莉只得硬着头皮到处拉关系，她记不得在多少油腻的饭局上喝下了多少杯辛辣的白酒。类似饭局上，总会有个男人端着酒杯突然站起来，拍着她的肩膀大声对其他人说，“这是我的好妹妹，亲妹妹，以前是人民法官，现在是大律师，以后打官司找她。来，我先干了。”张莉忍着恶心，带着微笑说，“谢谢哥。”这种应酬陆晨不想去。在他的潜意识里，这是销售该做的活儿，“而律师和销售是有区别的”，直到有一件事触动了他。陆晨有个朋友在写字楼开美甲店。一天，朋友给他发来一张图片，是一张律师的名片订在A4纸上，纸上写着该律师擅长的领域。朋友解释说，有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律师，正拿着名片在写字楼里“扫楼”，给每个租户都发了一张，态度十分卑微。“你别哪天混到这个地步！”朋友感叹。陆晨震惊之余有些难过，他没想到同行为了找案源，已经做成了“地推”。偶尔也会有老律师把不太好搞的疑难案件丢到群里，同事们小鸡啄食般一窝蜂扎上去抢，陆晨手慢，每次都抢不上，“最惨的是2022年夏天，连续两个月，一个案子都没有。”一次他到律所办事，同事见到他表示惊讶，“总见不到你，以为你转所了。”那两个月，陆晨的经济状况差到极点。做金融“民工”时期的存款早就花完了，每月房贷、养孩子、生活费除了妻子负担外，只能由父母帮衬。一次妻子忍不住抱怨，“你这律师怎么当的，连买菜钱都快没了。”陆晨无言以对。最后的尊严总结下来，陆晨觉得，除了他放不下架子外，这个行业里的一些风气也让他不舒服。他首先看不惯的，是有些同行太虚。比如一些人经常在朋友圈晒开豪车、戴名表的照片，“很多车都是租的，表是山寨的。整得跟上流社会人士一样，其实很多人每月几千块都挣不了，房租都快交不起了。”陆晨亲眼见过，有同行经常在各个法院门口发定位、打卡，搞得自己很忙一样。“其实打完卡就走，还非得跟别人说，‘马上开庭，稍后联系’。”一些当事人也让他觉得凉薄。有个当事人之前买了套房，找装修公司签了全屋定制合同，交了十几万定金。但装修公司不仅没使用合同里约定好的材料，还各种拖延工期。陆晨接了案子，对方的诉求是，希望退回十几万定金。律师费4000元。真正介入案件后，陆晨发现，装修公司使用的是假冒伪劣材料，与合同里的约定严重不符。他建议当事人要求装修公司按照1：3进行赔偿，这意味着，如果胜诉，当事人可以拿到40多万。对方很满意这个思路。但由于管辖权异议等原因，案件一直没开庭。当事人这下不乐意了，他找到律所，抱怨陆晨不能让案件尽快开庭。陆晨解释说自己不能左右法院，双方争执过程中，当事人偷偷用手机录了音，说陆晨态度恶劣，要到司法局、律协去投诉。几次三番之后，律所合伙人也不乐意了，直接表达了对陆晨的失望。最终，陆晨退还了4000元律师费，并把之前独立调查的证据免费给了当事人。整件事让他觉得，这个职业一点儿尊严都没有。申请律师执业，需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并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这恐怕不是陆晨一个人的感受。2023年，一个本硕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的年轻网红律师公开称，司机的工资都比律师高，并且“律师这个职业远不如司机受尊重”。社会学学者刘思达进行过四年田野调查后，在《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一书序言中提到，“中国法律职业三十多年高度割据的一个文化层面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和民众都并不把法律职业视为一个像医生、工程师那样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的职业，而总认为‘人民群众的意见，比法律还厉害’，于是不仅律师在法律服务市场上四面受敌，连法官、检察官也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尊重。”让陆晨觉得没尊严的，还包括他身边的亲戚和朋友。当律师的几年，总有人托关系找到他帮忙咨询、写材料。但往往咨询过后，把案子委托给了其他律师。有几次，陆晨忍不住问对方，“你咨询我这么久，我也没收费，你怎么不让我代理呢？”对方通常回答，“下次一定。”陆晨知道，这代表着没有下次了。稍微讲究一点的咨询者有时会给他发个红包，通常不会超过200元，有时只有几十元。每到这个时候，陆晨都觉得自己离成功遥不可及。他所谓的成功，就是住豪宅、开豪车，每年至少赚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不仅有接不完的案子与顾问单位，还可以和很多企业大佬称兄道弟，举手投足都是精英范儿。“但即便是精英，也挺能装的。”陆晨亲眼见过一个其他所的律师，平时没客户时都是抽普通烟，一有客户在场，就从抽屉里拿出雪茄盒，当着客户剪雪茄。剪好后，将雪茄喷枪上的火焰，对着雪茄尖旋转几圈。一边点雪茄，一边不经意地对客户说，“千万不要对着雪茄吹气，要让它在自然状态下燃烧，才能获得最佳的烟雾和味道……来，说说你的案子。”每到这时，陆晨都由衷感叹这位律师是个好演员。但也确实有一些他敬佩的老律师，在陆晨看来，他们能熬下来，就非常不容易，“要做这行，必须熬过去三五八定律。”陆晨说，所谓“三五八”定律，是说新人律师往往需要3年时间入门，5年有点心得，8年左右才有所成就。简言之，就是“三年穷、五年起、八年富”。律师这个听上去高大上的职业，收入其实没大家想象得那么高。但现实情况是，很多人并不能熬过头三年。2023年9月，杭州市律师协会发布过一份《杭州青年律师发展调研报告》，其披露的数据表明，当地40岁以下的青年律师，平均年收入10万以下的占比32.32%。这就意味着，在杭州，约1/3青年律师年收入低于10万。“杭州这种经济发达的城市，青年律师收入还这么低，其他城市呢？”陆晨感叹。北京的生活成本让赵博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做专职律师半年多，他只代理了3个民事案件，还都是实习律所的朋友介绍过来的。除了所里扣除的费用，再减掉他分给朋友的，赵博一共拿到9600元提成。平均算下来，每月挣1000多元，而他在南六环的合租房每月房租就要2600元。每到交不上房租，就只能用网贷来还。这些情况他没敢告诉父母，春节也不敢回老家，他想着，“实在不行，就只能回湖北考公。”对于这种状况，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早年建议，“如果确有暂无经济来源的年轻律师处在提成律师的职位，且因案源困难以致生存窘迫，则只能建议年轻人暂且从律师助理或授薪律师做起，经摸爬滚打练就较高业务水准且已拥有基本客户之后，再做提成律师。”而针对青年律师困境，也有一些地方出台了相应措施。近日，广州市律协出台《关于扶持青年律师成长的若干意见（试行）》，要求全市律所建立健全青年律师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按月支付不低于广州市月最低工资标准（2300元）的基本工资，鼓励律师事务所以本地月最低工资标准金额的2倍-3倍（4600元-6900元）作为青年律师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上岸，或成为网红做了两年律师后，2022年，陆晨发现，自己越来越穷，行业也越来越卷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身边都是通过司法考试的人”，甚至连律所前台都通过了司法考试，这让他压力很大。司法部信息显示，2022年，全国共有执业律师65.16万多人，相较于我国14亿人的人口基数，初步计算，2022年我国每万人拥有律师的数量为4.6人左右。同比分析，比上一年度新增7.68万，涨幅超13%。同样在这一年，全国律师事务所新增了2100多家，总数达到3.86万多家；律师100人以上的律师事务所500家，增幅超20%，结构性“饱和”，导致律师执业压力不断增大，竞争也更为惨烈。曾任贵州省律协副会长的某律所主任表示，初步估算可能有50%的律师生活在温饱线上，过去代理费用超过万元的案子，已经降低到1000元至2000元的水平。律师行业的内卷，让很多新生血液望而却步。“各行各业都在内卷，律师行业概莫能外。”一位从媒体圈转型不久的律师坦言。而一家规模所的高级合伙人则认为，“这个行业是没问题的，服务缺口也很大，只是得熬过几年的困难期。”他口中的“熬”，不单纯是专业问题，还包括实务经验、社交能力、学习能力、表达能力，人情世故等，这些能力显然非短时间可以掌握，“只要能坚持，不眼高手低，都能做好。”在他看来，律师圈之所以看似“卷”得厉害，是因为很多律师想进大所，导致一些律所像开超市一样到处发展连锁店，“有的所甚至有1万多名律师，这不是人为制造内卷吗？尤其是大城市的大律所，更是所有人都想进。”压力之下，有人想办法突围，比如靠直播或短视频，利用流量带来案源。这些操作其实并不难——有热点可以蹭热点，没有热点就做些法律常识的科普，讲讲继承、出轨或离婚的法律纠纷。也的确有人因此脱贫致富。陆晨认识一个网红律师，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有一次，他和对方联系，对方坚持认为“上诉”和“申诉”是一回事。“我这个网红朋友，什么案子都敢接，什么话都敢说。”有一次，他听到这位朋友对客户说，“放心，这案子没问题。你关注我账号没？看到我粉丝量没？法院判输的话，我发条视频怼他们。”陆晨忍不住笑了，他知道自己做不了网红。最近一年，更是连人工智能都和律师卷了起来。那些平时找陆晨咨询问题、偶尔发个红包的亲戚朋友，自从AI兴起后，都选择了通过人工智能解答问题——这比线下找律师效率高了很多，也省下了红包费。“这个行业，除了和人竞争，还得和机器人竞争。”2022年底，陆晨愈发坚持不下去了，他决定考公——这是家里人认为最优的职业路径。彼时还有个现实的问题是，陆晨已经32周岁的，如果35岁前不能上岸，他可能一辈子都上不了岸。2023年1月，陆晨申请注销了律师证。当律师的三年，他记不清自己办了多少案子，而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资料，只能查到7件。递交注销申请后，他形容当时的状态“空气清新，天空蔚蓝，浑身解压”。那之后，他专心备考，在2023年6月份成功上岸，成了检察官。律师执业证注销申请表对于身份再次转变，陆晨觉得生活有了保障，踏实多了。有时在法院公诉案件，他会见到之前的同行。看着对面穿得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律师，陆晨有种复杂的情感。总有朋友问他一个问题，“我亲戚家孩子读法学，以后做律师行不行？”大多时候，陆晨会劝退，“切勿盲目，慎重而行”。也有媒体人向他咨询能不能转型做律师，每到这时，陆晨会先问对方有没有实现财务自由，如果没有，那就“老老实实写稿吧，别折腾了”。相较于那段律师经历，陆晨对现在的铁饭碗很满意，这让他感到踏实。至于会不会再次转型，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毕竟也有检察官转型做律师的，可能就是围城吧，总觉得别人的工作是好的。”如今的陆晨还是衣着笔挺，这次是检察官制服——夏天穿浅蓝色衬衣、戴蓝色领带；春秋冬穿白色长袖衬衣、黑西装，戴红色领带。至于当初那张右手下垂，左手拉着西服右侧门襟的微信头像，被他悄悄换成了一张风景照。（应被访者要求，陆晨、赵博、张莉为化名

文｜豆米编辑｜雪梨王张招弟的电动车不大，能摆得下外卖箱的位置只有座位下的踏板。外出跑单时，她必须用双脚小心护住外卖箱，确保它不会掉下车，也不能剧烈晃动。否则，可能会面临餐品洒漏、顾客投诉等诸多后果。对张招弟来说，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但她需要这份工作。张招弟跑外卖四五年了。上一段婚姻中，丈夫在工地干活，早出晚归，日常只有她和婆婆在家。但凡她待在家中，耳边就尽是婆婆的唠叨、挑剔和控制：“洗衣服要用手洗”“不要躺在床上”“什么时候去上班”……每到此时，张招弟恨不得立刻“飞出去”。成为骑手后，打开院门、跨上电动车的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穿梭于大街小巷的骑手中，鲜有女性。根据饿了么的调研：九成以上外卖骑手为男性，八成来自农村。也因此，人们习惯性称骑手为“外卖小哥”。而就在诸多“外卖小哥”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名为“招弟”的女性骑手——她们大多成长于农村，大多有姐姐，大多也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被命名，映射的其实是他父母与周遭社会的价值观。有人希望孩子聪慧美好，有人希望孩子飞黄腾达，有人希望孩子平安长大……而“招弟”的名字，从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未出世的另一人。在外卖骑手这样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招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她们如何寻找生活的出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找到了两位“招弟”，听她们讲述起自己的故事。弟弟招来了，我被遗弃了张招弟34岁，出生在浙江最南端的农村。她有两对父母，结过两次婚，生了两个女儿。她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谁取的——原生家庭里，她是第三胎，有两个姐姐。在她之后，父母如愿生下了男孩。至于这个名为“招弟”的女儿，则在几个月时被弃到桥下，一对残疾人父母把她抱了回去。而这对残疾人夫妇，在几年后也生了儿子。总之，在这里，生男孩似乎是每个家庭的任务，是每个女人与生俱来的“使命”。“女孩读书也没什么用，还不如早点儿嫁人”，当年在老家，谁不这样想呢？慢慢地，张招弟也不喜欢上学了，“一心想着玩”。初中没毕业，她就“出了社会”，打工挣钱。她做过各种工作——保洁、服务员，也开过三轮车载客，一个月挣两千来块，勉强能养活自己。骑手们在深夜工作（图源：视觉中国）第一任丈夫是她在网上认识的。对方比她大10岁，做搬运工，张招弟不顾身边所有人的反对，跟这个自己觉得“成熟”的男人走在了一起，生养了两个孩子。婚姻中，矛盾始终不断。张招弟和公婆住在一起，想抱孙子的公公对生了两胎女儿的儿媳很是不满；婆婆控制欲极强，想要干涉她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于那个大她10岁的“成熟”男人，对母亲言听计从，矛盾升级时，会掐着她的脖子不放。每到这时，张招弟就想要逃走，“飞出去”。张招弟离了婚。她先是回了亲生父母家，父母很客气，“这里不是你的家，以后不要再来了”——彼时，她刚和他们相认几年。于是张招弟又回到养父母家，从此和亲生父母再无联系。小县城里，纵使婚姻再不幸福，那也比离了婚强。当初反对她嫁给前夫的那些亲戚朋友，都劝她去复婚。张招弟不听劝，“明知道他家是个陷阱，我怎么可能再跳进去”。为了躲避那些复杂的目光，每到过年，她都独自躲在娘家的房间里。时间久了，她逐渐封闭自己，不大出门，也不和人打交道。“招弟”们人生最初的版本都有些类似。作为家里的老二，罗招弟打小就知道自己名字的含义——连着生了两个女儿，家里想要个儿子。这在农村并不少见，罗招弟记得，同村还有一个女孩叫“引弟”。这些西北山村里的女孩，大多读到中学便外出打工，接着结婚生子，罗招弟也循着同样的路，从村子走到县城，接着一头扎进婚姻和育儿中，只剩眼前的琐碎，再也不见远方。做骑手前，罗招弟当了十来年家庭主妇。她初中毕业后开始打工，20岁结婚。丈夫在工地劳作，她就留在家里带娃，虽然也想出去赚钱，但“实在走不开”。大儿子长到8岁时，小儿子又出生了，罗招弟也便重复着喂奶、带娃、接送、做饭、打扫等传统认为女性该承担的家庭事务。罗招弟所在的宁夏县城，没什么工业产业，男人们多在本地打工或外出务工，而对罗招弟这样已婚已育的女性来说，工作机会寥寥无几。即便是她早年打过工的那家超市，工作时长也无法兼顾幼儿或接送学龄儿童上学。2022年，罗招弟家出现了财务危机。大儿子没考上高中，最终决定去外地上职校，每年3万多学费成了压在夫妻心口的一座山。丈夫日常在工地打工，稳定的时候一个月也只能挣到五六千。罗招弟愁得睡不着，寻思着自己怎么也得出去工作。也是有工作的人了一次点外卖的工夫，40岁的罗招弟找到了工作——骑手来送餐，满脑子都是找工作的罗招弟拦着对方问招不招骑手，接着她找到最近的饿了么站点的站长，问了下需求和要求，直接上岗了。做骑手是罗招弟几乎唯一的选择，这份工作门槛不高，时间自由，“干别的耽误照顾孩子嘛，小的还在上学，要做饭、接送孩子。”她的跑单时间完全配合小儿子的时间表。早上7点多送孩子上学后，开始跑单；中午是外卖点单高峰期，通常罗招弟做好饭后，11点多先把孩子接回家，自己出门跑单，下午一点多送孩子上学，再把热在锅里的饭拿出来吃几口。晚上，她通常会跑单到8点多，如果孩子作业太多，就索性不出门。在罗招弟站点里，还有一位像她一样的宝妈骑手。考虑到女骑手的家庭情况，站长没有给女骑手排班。她们无需像男骑手一样有出勤时段要求，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上线和下线时间。在成为外卖骑手之前，张招弟在一家饭店做服务员，老板嫌她手慢，把她开了。对张招弟来说，跑外卖自在得多——没有老板，也没有婆婆在旁盯着，只要勤快点儿，她一个月能挣上还算可以的收入。县城里平房很多，对于不熟悉路线的新骑手来说，找路并不容易对罗招弟来说，送外卖最难的是找路。县城不大，平房很多，骑手们不分区，都是一个人跑整个县城。有时地图上无法显示具体地址，就意味着无法导航，只能给顾客打电话问路。刚开始不熟路的时候，她一天只能送出十几单。逐渐摸清县城道路后，罗招弟送餐速度快了起来，兼顾孩子上下学吃饭的同时，她一天能送三十多单，这笔收入她很满足。对比现在每天出门工作，过去做家庭主妇的日子在罗招弟看来“无聊极了”。那些年，她每天做完家务，就自己在家绣鞋垫。十多年里，除了陪亲戚去北京看病和到隔壁省探亲，她几乎没出过远门。跑外卖可不一样，见的人多，心也渐渐开阔了。在站点休息的时候，罗招弟认识了不少朋友。一个下雨天，罗招弟敲开顾客的门，对方看到门外是湿漉漉的女骑手，硬是把她请进屋，请她喝了杯热水。罗招弟不擅表达，她只说“遇到过好人”，这件事让她记了很久。找前夫打官司，我不怕了我们的身边，究竟有多少“招弟”？在公安部“互联网+政务服务”网站上，我们以人数前五的姓氏王、李、张、刘、陈进行检索，发现这几个姓氏中共有超过2.2万女性叫招娣或招弟。据此前澎湃新闻报道，国内某省叫“招弟”之类名字的女性超过1万人，其中，60岁以上叫“招弟”“迎弟”的人数最多，20岁以下的偏少。招弟，她们的命运紧紧和家庭绑定在一起。罗招弟说，没怎么想过自己的期望或需求，因为“条件不允许”。更何况，在这个小县城里，原本没那么多为已婚已育的妇女提供的工作机会。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诗和远方，她只是想着，找一份工作，能让家里日子稍微宽松些。跑外卖的第一个月，拿到工资后，她特地接上孩子，去外面饭馆吃了顿饭。罗招弟每天要兼顾跑单和照顾孩子，送餐高峰之前要先赶回家做饭今年张招弟再婚了。现任丈夫比她大四岁，认识没多久，父母就催着赶紧领证。张招弟觉得这样也好，毕竟“一个人也挺苦”，“条件好的，没找到合适的或者不愿意，可以不结婚。像我们条件不好的，哪有人会这么想啊？都是为了生存。”外卖还是要继续跑下去的，这是她早就有的“觉悟”。刚开始打工时，张招弟的工资都上交给父亲，她没钱吃饭，再饿都得回家吃。她说这给了自己一个教训：不能没有收入，要掌握经济权。丈夫对她不错，虽然家里会催着她赶紧生孩子，但丈夫觉得如果张招弟身体不允许，就不生了。婚后，她又回到了和婆家一大家子生活的日子。两代人生活理念上难免有冲突，新婆婆也依然免不了唠叨，但张招弟不怕了，那辆驮着外卖箱的电动车是她逃离烦闷生活的出口。张招弟送外卖的电动车，外卖箱只能放在座位下的脚踏板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孙萍教授的调查，近年来，女性骑手的数量一直在持续增加。通过访谈孙萍发现，这些女骑手多为已婚状态，并育有至少1个小孩。抚育子女、分担家庭负担成为她们进入外卖行业的重要原因。在适应了外卖工作后，部分女性甚至开始“翻盘”，将性别优势转换为劳动优势，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中展示出了更强的竞争力。去年的全国网约配送员职业竞赛中，来自杭州的二胎妈妈黄晓琴夺得冠军；查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各地劳模骑手信息中不难发现，如廖泽萌、田丹等女骑手的身影。这不单是一份糊口的工作、一份生活的底气，更是一个可以实现个人价值的出口。对于

文｜高敏编辑｜雪梨王又是一个不眠夜。凌晨三四点，男人跪在冬梅腿上，用菜刀抵着她的脖子，逼问她“是不是外面有人了”，紧接着是惯常的威胁，“我们全家一起去死”。孩子在旁边，哭着求爸爸不要再打妈妈，说他会听话、会乖——那是2014年，冬梅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冬梅忍着。在这个赣南小镇上，女人没什么话语权。大家依然将生儿子作为家族任务，重复着古老时代的轮回，现代女性高谈阔论的女性主义似乎与这里无关。人们在乎的是谁家给得起高昂的彩礼，而只要有彩礼，哪怕是智力残障的女性都逃不过出嫁的命运，甚至有人不只被嫁出一次。我是2023年秋天在赣南出差途中遇到冬梅的。我是乘客，她是网约车司机，也是我在那里遇到的唯一一位女司机。行驶途中，冬梅突然告诉我，她离婚了，“很多女司机都是离异带娃的”。接着她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她是家中长姐，因为是冬天出生，父母随口起了“冬梅”这个名字。她读完初中就去打工了，因为家里人觉得读书没什么用，“女孩长大了都是要嫁人的”。再后来，她认识了前夫，一个大她12岁的男人，过了10年充斥着肢体暴力和精神折磨的生活。她努力从这段有毒的婚姻中挣脱出来，对抗前夫。为了独自抚养孩子，她开起了网约车。每每听到乘车女性聊起婚姻中的苦或遭受过的暴力，她就会加上她们的微信，把对方拉进一个由自己创建的“姐妹自强自立群”，大家抱团取暖，共渡难关。我会好奇，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冬梅，是如何觉醒的。而她的经历，或许可以为困在家庭暴力中的女性提供些许经验和勇气。于是在那趟车程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次长谈。以下是冬梅的讲述。暴力和忍耐我是在24岁（2010年）时认识前夫的。当时我刚结束在广东的打工，回了老家，有同学喊我去县城的早餐店帮忙。他是常客，比我大12岁，很照顾我，会在晚上送汤给我，我生病了他就给我送药。我从小缺爱，很容易被这些细节打动。两个人顺理成章走到了一起，也住在了一起。第二年我们有了小孩，但很多年后才领证。拖着不领证是因为我不愿意——在我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发现他总去赌博。我想过把孩子打掉，或者生下来送人，但都没舍得。我过去一直是个优柔寡断，也没什么主见的人。跟前夫最初出现矛盾也是因为他赌博。刚开始赢得多，有时候一晚上能赢1万多，到后来越输越多，他的情绪也就越来越暴躁，我们经常因为他赌博或欠钱起冲突。他的年龄比我大很多，这让他缺乏安全感，对我的控制欲也不断升级。我当时在物流公司上班，他会在我上班时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手机没接，就打座机。有一次我去上厕所，他打来视频，我直接挂了，他就一直追问我在做什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说我在厕所，他要我拍照给他看。发了照片过去，他又怀疑照片是不是早就拍好的。真的好极端。他第一次对我动手，是在孩子两岁的时候。那次他喝了酒，当着孩子的面，借着酒劲对我又打又骂。打完之后又马上道歉，说自己喝多了，后悔了。那一次，我原谅了他。后来我看到一种说法：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我觉得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前夫三天两头在家里砸东西2014年，暴力开始升级。有一次他一边开车，一边找我要两万块。我不给，他就抓着我的头发，使劲往副驾驶前面撞。接着他把车停在路边，把我从车上拖下来死命地用脚踹。旁边有认识的人过来劝他，他就把我拖回车上，开到没人的地方继续打。有人过来，就再继续换地方。就这样打了三条街，最后他把车停在一个超市旁边。我把包里的钱扔了一地，说，“你跟钱过吧，我什么都不要了，我要跟你离婚。”他赶紧把钱捡回来，拉着我走，他觉得我丢人现眼。上车后，他接着骂我是“扫把星”。即便这样，我也没有想过反抗，还是老老实实跟他上了车。这些事情使得我不愿意和他同房了。我说自己性冷淡，但其实我心里清楚，从他第一次动手开始，我就有了阴影。每次我拒绝他，他就开始诉苦，说自己连个男人都做不了，哪儿还有心思挣钱。伴随而来的往往又是一通拳打脚踢。每到这时，我就蜷缩在床上，用手抱着头任他打，不跑，也不反抗。我甚至觉得这其中，我自己也有错。当然，我也担心吵架声音太大影响到孩子，只能一直忍着。2014年暑假，我忍不了了，带着小孩离家出走，去了广东。他到处找我，还去骚扰我妈，说我跑出去伤风败俗，要拉着我妈报警。我妈是因为我爸家暴才逃出去的，走了八九年了。她担心我前夫把她的下落告诉我爸，就同意跟他一起报警。迫不得已，我回去了，等待我的是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夜里，他跪在我腿上，掐着我的脖子，歇斯底里地问我走了这么久干什么去了？是不是不愿意同房？是不是外面有人了？然后，他拿起菜刀抵在我脖子上，掐到我差点窒息，还威胁说，“我们全家一起去死”。孩子当时在旁边哭着求他不要再打了，说他会听话、会乖。我怕孩子受到更大伤害，就只能忍着，尽量不去激怒他，甚至顺着他同房。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将近一年，我不敢走，也不敢反抗。冬梅做的反家暴笔记我去找一位之前跳舞认识的大姐寻求建议，她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儿子。大姐说，这么痛苦你都能扛，还有什么好怕他的呢？他要是问你是不是不愿意跟他过了，你就直接回答说要离婚；他要是打你，你就去报警，报警了就可以离婚。她还教了我一个办法，逼他写保证书。有一天，趁着孩子去上学，我穿着睡衣和拖鞋，不管不顾地拉着他走到民政局门口。那里有一条河，我说今天你不跟我离婚，我就跳河。他开始服软，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保证不会再打我，不再赌博，并承诺会去找工作。最后，他写了保证书，也写了他具体在什么时候、在哪里打过我——我拿到了他打我的证据。我把保证书给了妹妹，让她藏起来。那之后，他确实没再打过我，应该是害怕被拿到把柄。但他开始砸东西，最后家里被砸到只剩冰箱、洗衣机和空调三样值钱的东西。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原来这种事是可以求助于别人的。我还决定了，即便他不再打我，我也要离婚。因为他对我的精神折磨始终持续着——他总在言语上否定我，说我跟房东和朋友都搞不好关系。而我学会了反驳他，我说，是因为你赌钱我才没钱交房租，被房东催债，这确实很丢脸；同样是因为你，我们家每天鸡飞狗跳，和邻居关系也处不好。逃离的勇气同时我开始思考，自己是为了孩子才忍着不离开，可这样的家庭关系对孩子来说真的好吗？经常面对这些的孩子会长成什么样？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啊，我不能让孩子重复我走的路。在我的记忆中，我爸也总是对我妈有各种暴力行为。我第一次有概念是在小学时，看到外婆拿一瓶红花油给我妈擦，我妈在哭，我爸拿着一根好长的棍子再次打了过去。我对我爸的印象，都是从我妈的嘴里听来的——他暴躁，甚至有点暴力成瘾。他经常出去打牌，一直打到夜里12点，甚至天亮才回来。甚至连我养的小狗，都被他拿去卖掉了。我妈妈的逃离是在2009年。当时家里建房子，那天天气很热，我们姐弟四人和妈妈一起堆沙子，有说有笑的。在一旁独自干活的父亲突然开始骂人，说要把我妈“搞死去”。我弟也冲，说我们四个还打不死他；妹妹一看情况不对，就说带大家走。就这样，我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和我妈，一起去了广州，再没回过老家。当时因为我刚订婚，就没一起走。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我从小目睹家暴，一直缺爱，以至于碰到前夫时完全没考虑过年龄差距、三观差异等等，只觉得这个人当时对我还不错。同样在这样的家庭成长，我注意到我的孩子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读学前班时，他会用双手掐着同学的脖子，使劲摇晃对方，也经常用力推同学。每次班级群里有人说孩子打架了，我都提心吊胆地想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事实也确实如我所料，大多是他跟同学起了冲突。一次，我去学校找儿子，看到他一个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他说因为经常打架，老师跟所有人说不要跟他玩。听到这句话，我特别难受，这让我更加坚定地要离开这个有毒的男人。前夫对冬梅的辱骂和威胁2020年，我做义工时认识了“白丝带”反家暴组织的朋友。这个组织是帮助妇女维权的，朋友推给我公众号，里面有律师的咨询电话。但我加了微信后，没敢去聊，就好像那个伤口特别疼，我不敢主动撕开它。我是很被动的人，需要别人推一把才会行动。后来朋友直接帮我把300块咨询费付了，我才找了律师，讲了自己这么多年一直被家暴、生不如死的经历。对方一直在问我，“你做了什么？”是啊，我又做了什么呢？我骨子里觉得，两个人毕竟有小孩，如果对簿公堂会不会把对方逼死？我怕他想不开，怕自己成了罪人，这不就应验了他那句“这个女人是扫把星”的话吗？那一次，我跟律师聊了几个小时。对方主要在倾听，最后让我把户口本和身份证复印件带来，我明白这是要交钱了。1万6的律师费对我来说太多了，我有些犹豫。最后是我9岁的孩子跟我说，不要跟他吵，砸锅卖铁都要把这个婚离掉。孩子都这么说了，我有什么好怕的？既然迈出这一步了，就走下去吧。交完律师费后，我担心他在起诉阶段骚扰我，就偷偷搬了家——先在外面租好房子，每天出门拿一点儿衣服，也包括煤气筒之类的“危险物品”，最重要的是小孩的出生证和户口本。彻底搬走的那天，孩子还没放学，我就骑摩托车提前把他接走了。害怕被前夫找到，我甚至没让他参加几天后的期末考试。很快，前夫的电话、恐吓信息不断。我把电话录了音，把恐吓信息截了图，打算之后打印出来，等到上法庭的时候，全部交上去。准备起诉的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5点多就去爬山。盯着前面的树往前走，爬到山顶再下去后，我会拿着捡来的枯木一边用力挥，一边大喊“打死你”——我需要反抗他的勇气。儿子在爬山时帮冬梅拍的照片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些家暴、妇女权益相关的公众号，我把里面的文章全部看了，内心也更加坚定起来。遭受家暴不是丢人现眼的事，我也没做错什么。过去，他说我薄情寡义、不是贤妻良母，我就拼命证明我有情有义，但我后来明白了，如果我连自己都爱不好，又怎么有能力去爱别人呢？我现在可以直接告诉他，我想跟谁睡就跟谁睡，唯独不跟他睡，这是我自己的身体，由我决定。这是我的权利和选择，他无权指责我。我把头发剪到了齐脖子的长度。以前我是很爱美的人，但想到万一打起架来，长头发就是我的致命弱点，而且为什么女人一定要穿裙子、一定要温柔呢？我不想再取悦别人，现在我每天穿裤子和平底鞋，这也是我要改变的决心。为了保护自己，我还买了防狼喷雾、可以折叠的铁棍、带利器的笔和戒指用来防身。有一天他果然出现了，抓着我的摩托车，压低声音说，“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当时我刚好没带防身工具，想着只能豁出去了。如果不闹大，是不会有人帮我的。于是在他抓着摩托车头时，我直接用轮子抵在了他腿上。俩人僵持在那儿，场地的保安报了警。警察来了。他说我们是夫妻吵架，没什么大事，我马上接过话头，说我现在已经起诉离婚了，是起诉阶段，而他一直跟踪尾随我。他说自己不是骚扰，是太想儿子了。警察问孩子愿意跟谁，他说要跟妈妈。趁着警察抓了他一把的空当，我马上骑车带着孩子跑了。这是我起诉离婚后第一次跟他正面交锋。第二次见面是法院调解。在法院门口，他抓着我的手说，有事好商量，（离婚）这一步对小孩未来不好，影响他的前途。我没理他，直奔法院里。面对调解员，他不同意离婚，最后调解无果。我顿时觉得天昏地暗，怎么在法院他都能这么肆无忌惮？2021

文｜王焕熔

文｜徐爽编辑｜杜雯雯一场“比武”正在进行。有人用“环”，有人用“枪”，还有人用电刀。随着医生默念口诀，“一按二提三水平，四拉五捏六切割”，一片标记好的包皮在2秒内就被剥离了身体，像裁开一块布，平整顺滑。2023年12月的一个午后，一百多位全国割包皮技艺最高超的医生，通过比赛角逐出新一届的冠军。我申请旁观了这场长达3小时的线上医学比赛。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严肃的观看者”，我经过了主办方的层层身份审核。作为从90年代成长至今的一代，我对包皮的认知，起源于童年时期的电视广告：通常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紧簇眉头，在颇具意味的特写镜头里眺望远方，伴随着浑厚磁性的旁白——“来看xx男科医院”，随后男人双手抱臂，在一片金光里露出“重振雄风”的微笑。包皮赛场的画风显然直白许多，甚至有些单调。每位选手的名次都取决于6分钟的手术录像讲解。主刀医生的脸不会出现，只有一双双上下翻飞的手拉起缝线，在略显血腥的包皮组织间快速穿梭——当手术刀划过患者的皮肤时，痛感仿佛也穿透屏幕。对于非医疗背景的人来说，短时间内直面数量众多的男性生殖器官，的确需要一点心理准备。最开始，好奇心和羞耻感，在我心里来回拉扯，但看过几个手术视频后，很快适应了。最终，冠军被一位叫江其琦的青年医师摘得。他用几幅漫画提炼了割包皮事业的价值：大时代、小器官，小手术、大乾坤。这让他获得评委额外的青睐，认为他展示了疲惫的中国医生所稀缺的人文关怀。比赛结束后的一个月里，我先后与主办方、评委及部分参赛医生进行了访谈。我想探索的是，一个世俗意义上代表着男性尊严的器官，在医学领域如何被理解和对待。以及，在这个“谈性羞耻”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应当如何抵达科学。随着交流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割包皮远不止关于身体层面的皮肤割除问题。泛滥与误解从长辈到同龄人，我很少听到周边男性会谈及这个稍显“敏感”的话题，割包皮似乎是一种带着羞耻意味的，对身体的修正。但男科广告又无孔不入，从电线杆、短视频、课后传单，到搜索引擎的竞价广告，文案里甚至充斥着诸如“父子同行，第二根半价”这样有点幽默的促销词汇。大众缺乏对包皮手术的正确认知，在医疗界是普遍共识。与参赛医生的聊天中，我听到一个极端案例。患者老何在23岁时离家出走，直至53岁才被儿女找回来。几番盘问，老何吐露心声，年轻时每次夫妻生活他都痛得厉害，自卑难受，却不敢声张。来接诊的大夫确认老何是包茎，但切开后发觉，“里面像菜花一样”。后来确诊是阴茎癌，要切除部分器官。本是五分钟手术就能解决的问题，却以出走三十年换来悲剧。包皮相关的疾病，不仅与患者本人相关。“包皮冠军”江其琦的男科门诊里，常有患者带着伴侣一起来看病，基本都是男性包茎或包皮过长，不易清洁，“卫生条件不好，导致女性感染，两个人都需要做抗感染治疗。”包皮的常见形态而患者中最常见的误解是，想通过割包皮来提升敏感度，或者解决早泄问题。“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吧，但并非强相关。”王欣是这次大赛主持人，他担忧泛滥的男科小广告，把包皮手术和性功能强大划上等号，容易导致诊疗行为扩大化。王欣曾在广东中山市的卫生局接待医疗投诉，他发现，关于包皮手术的投诉最常见，“患者觉得花冤枉钱了”。通常，正规医院包皮手术的价格在2000-4000元不等，但不正规的机构能收费上万元。这种欺诈手法，业内俗称“拴马”：以免费割包皮为名骗人来，等患者躺上手术台，再加一堆项目。王欣见多了这些套路，点出其中关键在于，“黑医院”抓住患者对性功能的焦虑心态，连恐带吓，一步步把钱掏空，“将你身上这些肉卸完才把你放回去”。不止一位医生表达过，包皮环切器的出现，降低了手术门槛，但也成为部分人钻空子的工具。割包皮成为一门红火的生意，随之而来的操刀者却良莠不齐。“一些小作坊，今天在城西被查封了，明天换个法人又在城东开家新的。”方寸之争包皮门诊里，一个有意思的反差是，“该割的人没去割，不用割的着急割。”每年一到寒暑假，王欣所在的医院总会迎来一大批携男童而来的家长。当了二十年的医生，王欣的观察是，“包皮季”是近十年才出现的，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家长焦虑之下的产物。家长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给孩子做包皮手术？”，“为了健康，为了孩子好”，“别家孩子都做了，我们也得做”。面对新世代的包皮焦虑，专业的医生们有些无奈，“切掉容易吻合难”，小儿的包皮有一定的概率回退，大部分人不需过早干预，“除了一些极端情况”。在赛后交流中，另一位医生颇为严肃地提醒，孩子本人的同意很重要。他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包皮手术过程中充满恐惧，一度嚎啕大哭，甚至在术后留下长期的心理阴影。这位医生分享了一些“畸形时刻”：为了让孩子浸泡15分钟的消毒液，家长要做三四个小时的心理工作，最终结果可能是纸杯被一脚踢翻在地，家长烦躁加剧，甚至对医生发起脾气，医院走廊充斥着家长对孩子动手的吵闹声……一位母亲，把8岁儿子术后的包皮，与丈夫未做手术的包皮做对比后，愤然冲向医院——她主张，医生割多了。主刀的郭涛医生很苦恼，他很难说服这位母亲，什么是包皮的合理长度。市卫健委电话询问，最后郭涛拿出医学书籍，又是拍图又是配文，好不容易纠纷才被撤销。听到此处的我，却有点理解这位母亲——成长于传统社会规训下的中国女性，或许一生也没见过太多阴茎，对比项太少，又如何能知晓“正常的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例子不算稀奇。有人质疑割多了，也有人质疑割少了。医院里有家长犯嘀咕，花钱了，可割得不明显，有没有效果啊。方寸之争的讨论微妙，多一寸，磨人，少一寸，心疼。长期以来，医生群体对割包皮的审美也有东西方流派之争，西方主流强调不留一丝赘余，“要像一支铅笔一样光滑”，东方则延续含蓄美的哲学，“凡事留点余地，包括割包皮”。留一点余地也是“给未来上个保险”。“万一以后身上有外伤，包皮可以用作缺损皮肤的替代材料，”王欣解释道，“最直接的就是尿道损伤，比起人工材料，用包皮修复的性价比要高很多。”在赛场上，只拿手术刀的医生被称为手工派，他们招式灵活，讲究“量体裁衣”，善于处理刁钻部位和疑难角度。最多人使用的是环切器，又称“包皮枪”——它的形状像手枪，按下切割阀的那一瞬，会发出“咔嚓”声，似子弹上膛。像美术生构图一样，他们会画出内外基线和中轴线，探索“柱体的对称美学”。平行，定位，沿垂直方向翻扯包皮，再探一探不同皮组织的延展性和软硬度，以便调整细微之处的切割角度。有评委形容，“要把它当做艺术品来做”。一次性包皮环切器，又称“包皮枪”（图源：网络）参赛医生们有很多“微创新”。它们称不上是重大创举，但都围绕一个重点：如何让患者有更好的体验。有医生没有剔除患者周边毛发，而是在纱布上剪一个洞露出手术部位，避免新的毛发长出来时扎得难受。有人分享术后涂抹药膏的细致手法，“沿着环淡淡地涂”——这样不会让结痂堵到尿道口，影响患者术后小便。还有一位医生展示自制的“术后保护装置”，它和打包贵重易碎快递的原理类似，都是向保护套内注入空气。这样能巧妙避免伤口与衣裤摩擦，缓解术后早期疼痛和水肿。来自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李云龙评委，尤其关注这样的细节。他举例，有的护士打完针就走了，有的打完针把病人的手放回被子里，给他盖好再离开，“这样的小事能体现医者的深度，我们这种‘喜马拉雅山顶峰’的比赛，也应该是关于深度的讨论。”他用两段诙谐的话进一步阐述——“包皮手术与其它器官手术的一大差异在于，前者的问题往往是隐蔽的，做完后都塞裤子里了嘛。为什么好多人说没什么大事，因为中国人忍耐力强，经常说算了算了。”“医生如果觉得是小手术，咔咔几下子就结束了是吧？但是你这一次咔咔的，人家从20岁到80岁，60年天天小便，每天小便一次看一下。你做得这么难看，万一他哪天精神崩溃了怎么办？所以说，只有小器官，没有小手术。”唯一的县城医生在闯入决赛的15名医生里，王进良显得有些特殊。通常在医疗领域，各种手术大赛约等于全国顶尖三甲医院医生之间的厮杀，但割包皮手术大赛成为例外。“场上各位都是来自上级医院的大咖，我是唯一一位来自基层医院的医生。”王进良略带紧张地自我介绍。所谓“基层医院”，指的是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专科诊所等的总称。它们数量庞大，但在医疗资源配置上往往远低于城市三甲医院。从医二十余年，在邵阳西湖桥腹外疝专科医院工作的王进良，只做两种手术——疝气和包皮，就这样一直做到了副院长。我问他，不枯燥吗？他笑着否认：“不枯燥，我很喜欢。”王进良觉得，割包皮是为数不多的、靠个人努力就能做好的手术之一——不受制于医院的医疗资源好坏，无需大团队、进口药，用最基础的医疗器械，就能独立完成，“加上有了网络学习，我可以慢慢提高自己的技术。”在三甲医院，一名外科医生日常需要做几十种手术，割包皮通常不受欢迎。一位参赛医生说，有资历的高阶医生选择做复杂精密的“大手术”，通常和“xx癌”相关。割包皮是大家公认的“出不了什么大事的小手术”。但这可以给专科医院机遇。这里案例相对集中，给医生专攻的可能，久而久之，也涌现了和三甲医院水平不相上下的技术人员。王进良就是其中之一，每年他能做上七八百台包皮手术，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要做四十台。早在古埃及明陵墓上，已出现包皮手术的身影区别于其他参赛医生，王进良的“技术要点”是，手术前后与患者长时间、阶段性地沟通——你很难想象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会主动留联系方式给每一位患者，但王进良会这么做。他的微信好友已加满5000人，每天下班后依然需要回复病人的问询。这的确带给他一些麻烦。比如患者会重复性提问，这会儿问术后能不能吃香蕉，过会儿又问苹果可不可以吃。但王进良长于乡村，身处县城，懂得更下沉患者的难处。“大家总是默认，病人术后如果出现问题了，就算找不到原来的主治医生，也可以去附近的社区门诊，痛了就去药店买止痛药，出血了就重新包扎。但是农村不一样，农村没有这个条件，你让他们怎么办？”王进良有不少病患是从农村赶来看病的，单程就要一百多公里。“他们其实没得办法，只能求助于你。你不给微信不给电话、不及时指导他处理的话，可能就成医疗事故了。”不过比赛中，除了王进良这颗“独苗”，报名的其他四十余位基层医院医生，都在决赛前被淘汰掉了。基层医生几乎“全军覆没”，或许和他们的演讲呈现表达有关系。王进良说，他所在的专科医院，平时几乎没有拍手术视频的习惯，为了参赛，他不得不现学一些最基础的剪辑软件。而赛场上的部分选手在条件更好的医院工作，有专业的宣传科给他们提供支持。比赛举办者郭涛，点出另外一个事实：医生的手术创新需要条件支持，有想法只是第一步，得靠医院和制度的推动，才能将想法转化为产品和专利。这些创新，在三甲医院还能助力医生职称考试加分、晋升，“但基层医生没有这些”。读心术包皮手术是男科医生的一项主要业务，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男科医生，要掌握的技能绝对不止手术。男科门诊里，不乏戴着口罩和帽子，做足掩护来看病的患者，他们通常表达含蓄，话里有话。医生江其琦在问诊交流上，就逐渐练就一套“读心术”秘诀——通常人们沟通是把重要的事放前面说，但他发现，男科的病人不是，他们会隐藏自己，先说一些无关紧要的，“比如最近有点尿频啊，怀疑自己是不是前列腺炎等。你给他说明白了，他还是抓着你问东问西，最后忽然说，医生我顺便问一下哈，怎么可以更持久？”因此男科的问诊，首先要琢磨出患者“来此的真正目的”。汉语词汇博大精深，光是生殖器的替代词汇都有一堆。不过大部分时候，一句“我不行”，足矣。有时，面对患者在性取向上的难言之隐，江其琦也需要灵活机动的处理方式，“比如婚后无法和妻子进行正常的夫妻生活的，我往往要把他的亲属全部都支开，单独确认一些情况。”江其琦自制的科普漫画比起不愿直说的患者，一些人为制造的“男科疾病”让他更为困扰，他不得不面对很多“不是病的病”。采访当天，他刚接诊完一位忧心忡忡的男性，自称有收集异性私密物品的癖好。江其琦安慰他：这叫性偏好，你可以得到快乐就很好，这不是病，纯属个人喜好，只要对方不反对，没有危害到社会和他人，就不需要去纠正它。又比如早泄，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医学疾病”。医学对于射精潜伏时间标准尚有争议，但这却是男科门诊最常见的一种“病”。江其琦见过太多本身性功能没有问题的人，但仍以“不够好”为由前来问诊。“虽然不是病，但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话锋一转，江其琦开始剖析患者的处境，“我们不会区分是不是病，并非所有问题在医学课本都有涉及。时间短可能影响他的性生活质量，影响夫妻感情的和谐，影响家庭乃至社会的稳定……我还有好多患者，是因为生殖器太小而不够自信。在医学允许的前提下，我会尽可能地满足需求。”他用一句形象的对比向我进一步解释：“别的医生是有病治病，没病回家；男科医生是，我可以让你更好。”但和女性有“服美役”的压力类似，不少男性在追求“更大更强”的过程中，容易伤害自己的身体。而这和一些广告和短视频中强行制造性焦虑有关，“比如他们看到视频男主可以半小时甚至一小时，就觉得自己很弱。”在江其琦的门诊室里，提出要做增粗延长手术，或者割完包皮后又想延长的患者，不在少数。还有些人，要求进行一种名为包皮皮下埋珠的手术，意于提高性功能和体验。有一些埋珠后出现感染化脓或者包皮嵌顿的患者，埋进去的珠不仅留不住，反而导致了二次手术，“他们此前再诊求医的过程总是四处碰壁，苦不堪言，身心受到很大的创伤，常表示十分后悔。”在赛后交流的环节，评委们聊起一则轶闻。一位北京的“大人物”要割包皮，院方紧张得不行，给出几套备选方案，最终确定全麻，上吻合器。“包皮手术可以快餐式做，也可以五星级做。那对比你给乡镇医院的一个农民工割包皮，心态是不是一样的？”评委李云龙若有所思道。当这个“心态问题”被转问给其他受访医生时，每个人都遵从伦理角度回答：是的。王进良医生答完停顿了一下，随即说道：“说句实在话，有时候我们给一些有来头的人做手术，还紧张一点。毕竟普通人沟通了，你只要解决他的实际问题，他就很开心。”尴尬的男科男科医生的网络交流，常有尴尬。有时一个病例图发过来，还没点开就“看不到”了；相关课程视频，总被各平台判定为“淫秽色情”，无法分享。大多数男科医生的现实处境，也是尴尬的——他们既无法成为医院荣誉墙上的“手术明星”，也没能在收入上跃居众科室的中上层。江其琦感慨，比起那些性命攸关的病痛，大部分的男科学问更像是“锦上添花”的存在。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上，和“性”相关的事情重要性也总要往后排。作为包皮大赛举办者，郭涛分享了一个自己的“心机”：他特地为比赛设置了大众投票环节，投票是一个由头，男科医生在朋友圈里呼吁同行好友来投票的过程中，能展身手，获得掌声，让“男科”被看见。即便比赛拿到这样全国性的冠军，也无法带来“直接的好处”，比如收入和职称的增长。不过“包皮冠军”的成绩还是很快被更新到网站介绍中。和独立成科的妇科不同，在不少公立医院，男科往往只是泌尿外科的“附属品”。这导致，“男科医生如果想要评高级职称，考的却是泌尿外科的内容。”郭涛举例。江其琦医生在手术室此外，泌尿外科的绩效主要取决于手术量，这对以门诊为主的男科并不友好——不仅造成收入劣势，还和男科诊疗中“关怀患者”的理念是违背的。“病人的利益和医生的考评产生冲突，这会阻止体系中的医生成为一个好的男科医生。”在赛后交谈中，有医生表明对行业的隐忧。被忽视的还有医疗资源。采访中不止一位医生抱怨，公立医院在男科药材和器械上的引进不够重视，手术收费项目也不齐全。像达泊西汀这类提升性功能的常见药物，一些公立医院开不出来，“于是病人只能外购，但外面市场又乱。”江其琦提到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男科两块重要内容——生殖和性功能，都走不了医保报销。这让他很头疼，“生殖繁衍，关系到家庭跟社会的稳定嘛，既是个体的需求，也是社会的需求。”但他觉得，短期内要求医保覆盖报销，可能性并不大，“性功能方面的报销，五年之内无望。”原因是，医保资金池仍十分短缺，以及社会整体性观念的落后，“观念改善是一个长久的事情。”2021年，江其琦所在的福建省立医院，把男科专业从泌尿外科中单独细分出来。调系后，江其琦的“大手术”变少了，这对一个男科医生的意味着什么？他分享了一个思维上的变化，“有些医生喜欢发朋友圈，说今天做的手术有多大多难。来男科后我意识到，大和难，只是技术人员自己的评定体系，患者未必这么看。”“假如你是患者，一个医生治疗勃起功能障碍很好，另一个做肾脏肿瘤手术很好，你觉得谁更厉害？”他反问。说实话，我内心第一反应是选后者，但不好意思说出口，委婉道，“因为我是女性，我可能不太能体会到前者……”江其琦又补了一句，“那在短视频平台上，你觉得哪个医生流量更高呢？”这次我没有回答。他解释，再小的手术，对患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可能让他重拾去公共澡堂的信心，也可能帮他交上新女朋友，“除了解决病痛，男科医生更是为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体验而生的职业。”“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是采访时医生们常念叨的名言。解决男科问题，不只依靠药物和手术，来自医生的心理关怀和伴侣支持也同样重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来自医生王欣的思考。“还有一些疾病的根源，来自社会更宏大的层面。”王欣说，这一点，即使是技术顶尖的医生可能也束手无策。“比如对于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来说，他一边担心着明天会不会被裁员，一边还想今晚表现出色，这是不可能的。”（本篇不构成任何具体医学指导，如身体不适请及时就医）【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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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华人脱口秀演员梁娇颖在国内走红，缘于一段与母亲的对话——TikTok视频采访中，她告诉母亲，自己的肤色和厚唇在美国被认为是美的。母亲表示惊讶，继而不屑地摇摇头。这迅速引发了一场有关“令人扫兴的东亚父母”的讨论，“小黑妞”和“猪嘴唇”也成为加注在梁娇颖身上的标签。

文图丨欧海编辑丨雪梨王万圣书园把开业重张定在了2023年的最后一天。这次它搬进了商场里——新店是上下两层的格局，面积更大，空间和视野也更开阔，位于三层的店面拥有一整面朝东的落地窗。万圣书园夹在两家服装店之间，大约十米之外，有一家电玩城。书店暂停营业的日子里，书商们从各地赶来支援，帮着把一架架的书打包、装车、运输，再重新上架；在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平台上，用户自发分享的图片、视频夹杂着文字，雪片般涌入信息流。一家书店搬迁为什么如此受人关注？就像莎士比亚书店之于巴黎，城市之光书店之于旧金山，在北京，万圣书园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地标，也是这座城市的公共客厅。不确定的日子里，人们来这里找寻某种答案或慰藉。书店开了30年，几度迁址，并屡屡在挑战中存活下来，且“活得还算体面”。在一切都变得速朽的年代，这几乎可以视作奇迹。告别日每年的10月31日是万圣书园最热闹的日子。一拨又一拨的作家、学者、出版人会在这天拥进书店，三三两两地凑在紧邻的醒客咖啡，或站或坐，热情交谈。书店取名“万圣”，原本没有什么深长的意味，只是浅显的巧合——老板刘苏里的生日恰逢万圣节前夜，书店也在这一天诞生。不同于往年店庆，今年10月31日是万圣书园创办30周年，也是它在成府路59号的最后一天。12月，它将搬进一公里外的购物中心。人们赶在最后一夜来告别。狭窄的过道里挤满了人，排队买书的队伍从收银台一直延伸到厕所门口。气氛并不伤感。店里挂满南瓜色纸灯笼、鬼脸和蜘蛛形状的纸拉花，温暖明亮。醒客咖啡一进门的长桌上铺着印有黑猫“平安”画像的橘色桌布，上面摆着蜡烛、蛋糕、葡萄酒和各种水果。在场的大多是熟面孔，他们天南地北地聊，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又摆出端庄的姿势，拉着刘苏里拍照。老板娘张焕萍在一旁来回走动，挨个跟刚进门的朋友打招呼、拥抱，嘴角一直没放下来。她个子不高，嗓门清脆，身穿一件大红色衬衫，配一条黑色丝绒长裙。实在累了，就倚在门口，悄悄脱下一只高跟鞋，踩在刻有“万圣书园”字样的石砖上休息。作为书店经营者，刘苏里和张焕萍早就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比起书店那只出名的黑猫“平安”——今年18岁，相当于一位80多岁的老人——夫妻俩还很年轻。每天出门前，张焕萍都会把“平安”抱在怀里，脸贴住它的额头，轻声嘱咐：“好好的，等妈妈回来”——她怕天黑回到家，“平安”就离开了。于是她一边在心里默默告别，一边又计划着，新店开业那天，要让“平安”去跟新老读者和店员们，再打个照面。创办于1993年的万圣书园有种强烈的“old

编者按：发生在河北某中学的教师强制猥亵案，随着涉事教师王双欢获刑四年六个月，本已尘埃落定。但由于王双欢的妻子坚持认为丈夫是清白的，并在社交平台频频发文，此案屡上热榜。留言区，有人相信判决是公正的，也有人直指6个声称遭猥亵的女生是“问题学生”，举报王双欢则是出于“打击报复”。关于此案，我们尽可能客观呈现各方声音。但由于女孩们均已升入高三，学业繁忙，记者尝试多次，未能取得联系。因此涉及案情的诸多细节均来自判决书和其他权威材料。文图丨李禾编辑丨雪梨王孙秋雨把班主任王双欢告了。“我来报案，我被王双欢猥亵了。”孙秋雨告诉警察——案卷材料中这样记录。随后女孩给出了时间，王双欢对她的猥亵，是从2021年10月至11月间开始的。到她2022年5月中旬报案时，猥亵已经持续了大半年。就在报案前10天左右，她还在会议室被猥亵过一次。警方介入后，认定遭遇猥亵女生包括孙秋雨在内，共有6位。案件最初发生时，6个女生都在河北衡水某知名中学的邢台校区读高一。这所分校是标准的衡水教育模式，管理严格，规定的违纪情形很多——一旦违纪，轻则面壁思过，重则停课开除。孙秋雨报案当天，就因违纪被开除。而其他5名女生也或轻或重被学校处理过，是老师口中的“问题学生”。2023年4月，王双欢因犯强制猥亵罪获刑四年六个月。9月14日，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11月上旬，王双欢从邢台转到石家庄一所监狱服刑。妻子陆敏坚信“丈夫是清白的”。多次投诉无果后，2022年6月12日，陆敏开始在社交媒体频频发文，此事也因此长期处在某网络问答社区的热榜上。围观网友们自觉站队——有人支持宁错杀，不放过，“哪怕是冤案，冤枉一个好人，和毁掉更多少男少女孰轻孰重”，且“我国司法体系比较健全，冤案发生的可能性不高”；亦有人力挺王双欢，认为女孩们是出于“打击报复”，甚至因此称教师为高危职业。陆敏准备近期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希望再审。6个女生升入高三后，孙秋雨的课业更紧张了。10月28日，她更新自己的社交平台时写道，“两百天看自己

朱令的告别仪式定在了12月24日中午12点，这是一天中相对温暖的时段。而她离开的那天恰逢冬至，有着北半球最漫长的黑夜。我们记录下了家人和朋友们与朱令告别的几个瞬间——爸爸用自己的额头贴了贴她的额头，脸上带着笑容；妈妈穿着毛衣和塑料拖鞋，在寒夜里目送女儿远去。对于朱令案，我们会继续关注。和所有关注朱令案的网友一样，我们希望终有一日看到真相，以慰朱令的短暂人生。朱令的告别仪式上，我们编辑部集体给朱令送了花圈和挽联：“朱颜逢劫，令人扼腕，当年谜案留追忆；才女香消，举世悲叹，此生命运意难平”。再见，朱令，人生中最艰难的仗你已经打过。文图丨高敏编辑丨雪梨王管子是一根根从朱令身上撤掉的，最后拿掉的是连着脖子和呼吸机的那根。她的气管自2011年切开后就没再合上，她因此没再说过话，伤口长期发炎。这是清华学妹赵婷（化名）第一次见到这根管子离开朱令的身体，“觉得她在那一刻终于得到了自由，不用再劳苦了。”告别仪式定在了12月24日中午12时，八宝山。朱令的父亲吴承之解释说，更早的时段没能排上，只好定在了12点，“也挺好的，冬天了，12点蛮暖和的。”这是一个80多人参加的小范围送别。发送邀请时，为了顺利、平静地送朱令最后一程，朱令家人特地加了一句，“恳请不要将此消息对外传播”。家人为朱令选的遗像哀乐选择了《广陵散》——1994年，朱令在北京音乐厅演奏过这首曲子。彼时，她已经中毒。遗像则是一张20岁左右时的照片。经过修复的黑白照片上，留着短发的朱令露齿笑着。原本有两张备选，另一张是头发长一些的侧脸照。最后大家选了短发这张，因为照片里的她“笑得开怀，满是青春活力”。赵婷觉得，“这张更像现在的她，笑起来脸上的肉会收起来，颧骨鼓得高高的。”最后的告别虽然早已做好准备，但最后的告别还是来得突然。12月22日一早，赵婷接到护工电话，“昨晚就说可能不行了，应该就是这一两天了。”12月21日中午，朱令出了各种状况——酸中毒，高压低到七八十上不去，体内二氧化碳含量超标，血抽不出来，脸色由红变成了红黑色……医生开始找家属谈话，“估计很快了，大概就在20-48小时之内”。22日下午，亲友们陆续赶往医院，准备做最后的告别。那天是冬至，朱令父母先招呼大家吃了饺子，是朱令最爱的茴香馅。情况真正紧张是在当天晚上八九点后。先是母亲朱明新从里屋跑出来，急着说夹在手指上的血氧仪测不出来数了。“没事，一会儿就能测出来。”一向乐观的父亲吴承之是大家的主心骨。赵婷和护工一起揉了揉朱令的手，搓热一些后，血氧仪出现了数字。九点半左右，高压突然降到40多，医生和护士赶来推了一针，升上去一些。医生说，大家可以准备跟她说说话了，然后把病房留给了亲属。

WEEKLY）是由香港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办，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编辑出版，获得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特许在中国内地发行的，以报道时事、政治、文化为主的时政类杂志。•

文丨王焕熔

文图丨高敏编辑丨雪梨王《朱令，人生五十》刊发后，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后台留言中满是对朱令的问候和祝福。这段时间，我们也对朱令保持着关注。最新消息是，她仍处在病危中，已经深度昏迷20多天，身上插了七八根管子，难以翻身和擦洗。她因此生了褥疮，眼睛也有些发炎，但“情况一切平稳”。朱令50岁生日当天，学妹赵婷（化名）去到北京五环外的疗养院，给她过了生日。赵婷和朋友们带去了一个粉色蛋糕，蛋糕中间是一个穿着纱裙跳芭蕾舞的小女孩，被一圈红色白色的小花环绕着。朋友们知道，这可能是大家陪朱令过的最后一次生日。朱令父母也肉眼可见地苍老和疲态了许多。父亲吴承之的血压高压一度升到接近200，母亲朱明新也瘦了一圈，但对于每一位来访者、每一个慰问电话，他们都保持着一贯的平静和克制，坚韧而有力量。从2023年春天开始，赵婷每周都会去探望朱令一家。她最近去得更频繁了，但病床上的朱令已经不会再像从前那样跟她互动和大笑。更多时候，是她握着朱令热乎乎的手，看着她胸脯的起伏和电子仪器上闪动的数字。赵婷觉得，那是一种生命的流动，“她还在，我们也还陪着她”。以下是赵婷的讲述。生日令令生日那天，我们几个常去看她的人，一起去给她过了个生日。她虽然处于深度昏迷，但状态平稳，各方面身体指征也还稳定，只是有了些长期卧床的并发症，比如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经常翻身和擦洗身体，因此生了褥疮，眼睛也有些发炎。昏迷后，她的眼睛和嘴巴都没有再合上，各蒙着一层纱布，定时弄点水湿润一下。大家都还是尽量让她舒服点。我们买了花和蛋糕，在她的病房里合了影。虽然令令喜欢蓝色，但我们最后还是决定买粉色蛋糕——因为觉得粉色更喜庆一些，蛋糕中间是一个穿着纱裙跳芭蕾舞的小女孩，被一圈红色白色的小花环绕着，特别漂亮。那天大家都有点儿敏感，不敢触碰她可能快要离开的现实，这或许是我们陪她过的最后一个生日，所以生日过得有点儿像告别。朱令的小学同学王晓丽切好蛋糕，先递给朱妈妈，说了句，“这是要给妈妈吃的。以后朱令令不在了，王晓丽还在。”朱妈妈接过蛋糕，说，来抱抱。俩人就抱在了一起。我和我爱人也跟他们说，以后你们还是住在疗养院好，这儿离我们近，开车随时就能过来。即使朱令走了，爸爸妈妈也不会没人管，我们什么时候都是一家人，不会因为一个人离开就走散。我们做好了过完生日就要送她离开的心理准备，但令令又一天天挺到了现在。目前她很平稳，但大家依然担心，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状况。前阵子，大家都希望她能挺到50岁生日，因为太不一样了，是里程碑式的。现在生日过完了，她还这么好，我们就觉得，只要她的生命力还在，那就坚持，也许能挺进2024年。朱令50岁的生日蛋糕因为最近的报道，又有很多人关注朱令。我很欣慰，这是公义的体现。有时候不是说一定要公安机关把人抓起来判了刑，才是实现公义，每个人心中都有公义。大家的关心和关注，实际上也实现了一种社会公义。不说别人，就是在疗养院的保安那儿，我都感受到了公义。有一天我晚上过去探望朱令，出来后，一位女保安拉着我的手腕，问朱令现在怎么样。她很关心令令，还说难道这事就没个说法吗，朱令现在这样，留下两位老人，这怎么行？对保安来说，冷冰冰地查门岗只是她的工作，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都在关注朱令，都希望她得到正义的对待。大夫和护士也很关心令令。11月29号下午，她的血氧突然降低，进行了一场抢救。第二天朱妈妈告诉我，管床的大夫待在病房里，盯了一整晚。那是一位瘦瘦小小的女大夫，大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关心和抢救她。我每次去看令令，最后都会亲亲她的脸再离开。她这次昏迷以后，我怕传染她流感病毒之类的，每次去都戴着口罩，也不敢亲脸蛋了，但偶尔还会迅速拉开口罩亲一下她的手。如果这是令令的最后一年，我很欣慰，也很感恩。这一年里我在她身边，看到了这么多爱和欢笑，我觉得她是幸福的。朱令的“福气”令令是11月18日昏迷的。是护工姐姐打电话通知的我。电话一接通，她就不停地哭，也不说话。我还以为令令已经走了，后来才说是昏迷。我和我爱人赶过去看，她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插了很多管子和输液的泵。当时我们都担心她可能挨不到50岁生日。所以这段时间，我一有空就去看她，每周两三次。12月3日去的时候，我坐在旁边朱妈妈的床上，听到她发出一些像打呼噜的声音，还有些惊喜，转头跟朱妈妈说，你听她打呼噜了。阿姨特别淡定地说，“那是该吸痰了”。随后她拿起一根细长的管子，给令令把痰吸掉，顺便也把嘴里的口水吸走，还很细心地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给她把肩膀盖好，把连接呼吸机的扣也仔细扣好。如果不能感同身受这种生命间的陪伴，可能会觉得这些动作没有意义——被子盖和不盖又有什么区别，反正她已经深度昏迷了。但她的父母依然这么爱她，在他们眼里，她和原来是一样的。护工姐姐也很爱她。她帮朱令接大小便的时候都不戴手套，因为不会嫌弃她，就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最近表现出来最难过的就是护工，令令昏迷的头几天，她哭得不行，难过到说不出话，只说“有感情了”。七年来，她24小时守在朱令身边，每年只有过年才回家一次，陪伴朱令的时间比陪自己孩子的都多。说来也有缘分，她跟令令的姐姐同岁，她妈妈跟朱妈妈同岁。她的父母已经不在世了，她说自己也没有老人要照顾了，以后要替令令尽孝，照顾两位老人。朱令46岁生日时的合影日夜照护加上担心，朱妈妈最近又瘦了一圈。令令现在特别像刚出生的小孩，得随时醒来关注她的状态。有一次我下午给朱妈妈发信息，第二天醒来收到她的回信，一看是凌晨2:02，估计又是起来照看令令。反而是护工病倒了，虽然已经多找了一个替班护工来照护，但她还是习惯了一听到动静就起来。前几天她眼睛长了麦粒肿，眼睛肿到像熊猫一样，眼眶都是黑色的。再往后引发感染，半边脸都肿了，眼睛几乎睁不开，只剩一条缝了。紧张的时刻随时可能出现。上周我去的时候，朱妈妈跟我说，疗养院周四要停电。大家都很紧张，准备了临时的发电机，也在随时调整药量来控制令令的各项身体指标，顺利度过了停电。结果两天后，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又突然停电了。护士们全部冲进令令病房，结果发现每个仪器都带有蓄电池，所以那次停电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朱妈妈说的时候还觉得很庆幸。他们就是这样，一直平静克制，但又让人觉得非常坚韧、有力量。吴爸爸则更幽默乐观一些。令令病危第二天，我和爱人看完她，叔叔送我们出来的时候，还跟我们开玩笑。他指着自己在网上买的袜子，说你看我这个袜子，14块钱10双，又送10双，结果过了几天又来了快递，打开一看，又发了20双过来，可能是电商搞错了。他说，这袜子可买好了。我们三个笑到不行。跟他们一家相处太愉快了。吴爸爸80多岁了，我父亲比他小10岁。我跟我父亲一起时，处处都要照顾他，他走路我要扶着，进门时我要蹲下给他穿鞋套。但在朱令家，都是反过来的，他们不仅凡事亲力亲为，还经常照顾我们。有时去疗养院，叔叔正在用微波炉煮饺子。煮好之后，他会先让我们吃，说，“你们坐下，孩子先吃”；夏天，他会把西瓜切得细细的，恨不得连皮都去掉，再拿个盆和擦手纸放在我们旁边，让我们先吃；有一次，我和爱人离开的时候，老人送了个西瓜给我们，并且一定要把西瓜放在轮椅上，一直推到我们的车旁边。把它放进车里，看着我们离开，他才推着轮椅回去。我想，可能是因为两位老人这么多年来照顾朱令习惯了，总觉得我们是小孩，他们是大人，小孩需要大人的帮助。这真是朱令的福气，也是上天对她的眷顾，有这么爱她的父母。“我想去爱她，去陪伴她”我从2023年春天开始，每周都去探望朱令。缘由是2022年11月，我在同学群里看到一篇祝朱令49岁生日快乐的文章。看完之后，完全无法平静。我突然意识到，她太需要帮助了，但现在最好的医疗、再多的钱，也帮不了她，就算把嫌疑人抓起来也帮不了她。我更多想到的是未来——她父母都80多岁了，有各种疾病，如果朱令先走，让她爸妈怎么活？如果爸妈先走了，朱令又怎么办？于是我想去陪伴他们。我在2005年看到过天涯热帖，知道她是中毒，并且可能有嫌疑人。但当时就是一声叹息，同情她受到了这么大伤害，丧失了青春和健康的身体。这些年我们一起从清华毕业的，有人创业成功成了商业巨头，有人做了科学家，有人从政，大多活得精彩。想到这些，我就更为朱令惋惜。我当时刚工作没多久，血气方刚的，每天在论坛和贴吧上浏览相关帖子，有时也发言。虽然我不知道真相，但就像大家说的，心中都有一杆秤。你看到了那些信息，就觉得要支持朱令。当时网上也有另一方人出来“搅浑水”，我就发帖跟他们辩驳，还收到过威胁信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孙维一家本来答应了接受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的采访，要自证清白，最后退却了，这事儿就没成。其实当时大家特别期盼他们去上节目，还有人说要给她测谎，那时候大家关注的还是具体的人和事，以及想要一个公正的裁决。我比朱令低一级，她是92级，我是93级，有时会一起上课。朱令在弹奏古琴朱令一直是学校里的焦点人物。我印象最深的，是1994年元旦，我们化学系在大礼堂办新年晚会，朱令在台上用古琴演奏了一曲《阳关三叠》。古琴的声音很特别也很安静，在我看来，远远超出了业余水准。当时她是长头发，长得也漂亮，我知道她是学校民乐团的，还是弹拨声部的声部长。对我们来说，她就是女神级别的，一点也不夸张。我在学校最后一次见她，是1995年初。我正往食堂走，门口耷拉的塑料门帘被推开，我俩擦肩而过，她戴着棒球帽，已经没有头发了。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她第一次中毒后，又回学校为考试复习，在这期间第二次中毒。回宿舍后，我还跟同屋说，今天看到朱令了。当时大家只知道她得了怪病，还有人猜测是不是做实验出了意外。身处漩涡中心的化学系其实还挺平静的，我们什么信息都不知道。哪怕是很多年后在论坛上知道朱令中毒的事，当时我也只是看客而已——一分钱没捐过，最多在网上当键盘侠，说些义愤填膺的话。这种看客式的关注其实有些居高临下，而现在，我想去爱她，去陪伴她。今年3月11日，我通过校友，加上了朱妈妈的微信。一加上，我就忍不住掉了泪。因为我发现，朱妈妈的微信头像是一只大鸟在给小鸟喂食。朱令妈妈的微信头像约好时间后，我去疗养院见朱令一家。她躺在病床上，面前摆着各种仪器，我不敢进门，因为知道她的气管是切开的，担心会让她感染。后来是朱妈妈说，“没事的，可以进”，我才时隔近30年，又一次见到朱令。尽管我在新闻里看过很多她现在的照片和视频，但亲眼看到朱令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我仍然受到了很大冲击。我特别心疼，强忍着才没让眼泪掉出来。100分的生命那天我跟她聊了很多过去的事，比如她在大礼堂表演《阳关三叠》，她都记得。她虽然智力和记忆力受损了，但其实头脑是清楚的。那之后，我每周六去探望她，一次去一小时多。每次我都会给她唱歌听，唱当年的流行歌曲。有一天我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她听了就乐。我们有共同语言，每次我去，她就一直冲我笑。原来上大学时，我以为她是高冷的性格，了解越多，才发现她其实“矮热”（矮小精干、热情洋溢的缩略语）。用朱妈妈的话说，“令令太单纯了。在学校的时候，就没心没肺的。随老吴头（指吴承之），什么事都特乐观，总看不到阴暗，对所有人好像都没防备，就是一二百五。”说完，朱妈妈还扭过头去跟吴爸爸说，“哎，我看她俩（指我和令令）性格挺像的。”我说那我不也成二百五了。那一天我们都因为这个“二百五”不停地乐，包括令令。她的笑容是我最爱她的地方，每次笑起来，颧骨上的肉就会高高鼓起，很可爱，也很治愈。我以为她一直是这么笑的，后来才知道，平时她有很长时间都是在睡觉。有时康复师给她做康复，她都会睡得沉沉的，怎么叫都叫不醒。更早以前，她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会发怒，会生气。但我去的这大半年，她都很开心，我们总是从头笑到尾。令令还很聪明。有一次，我讲当年做化学实验的笑话，说我总是丢三落四，有一次老师给每人发了个气球，要套在实验仪器上，用来收集反应产生的有毒气体。结果实验做完了，我发现桌上有个没用过的气球。我本来想抖个包袱，意思是毒气跑出来且我已经被毒到了。包袱还没抖完，在场的朱令爸妈，还有我爱人，都还没笑，但朱令笑了。虽然发不出声音，但她笑得前仰后合——她听懂了，不愧是当年化学系学霸。她的生命力也很顽强。我看过她去外骨骼机器人上练习走路的场景。需要先由护工抱她站起来，站稳后，她抬脚站上一个转盘，两只脚都站上去后，大家要扶着她把转盘转到她背对着机器的位置，然后将她的身体绑好。这中间，她的脚要使劲蹬住，用全身发力往前顶屁股，直到站起来。她的腿那么细，整个过程都在拼尽全力。她运动时，我看到的是生命之美。以前的朱令我原来是一种功利的、居高临下的心态去同情她，因为我能走、能说话、能工作，她都不能。不只是我，网络上也会有这样的声音，说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自己那么痛苦，好像还给父母造成了负担，不如解脱。如果不认识她或者没有情感的连接，我相信很多人会为这个生命感到惋惜，惋惜的前提是觉得这个生命没有价值了，或者本来人的生命值100分，但因为她生病了，好像只值50分，是不及格的。但我现在觉得，她的生命是100分，甚至120分，因为在这么有限的条件下，她活得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极限。这次她刚昏迷的时候，有一次，我正在上着班，突然很想她，就利用午休时间去了趟疗养院。我让爸爸妈妈和护工姐姐都出去吃饭，我一个人留下来陪她。我拉着她的手，一起听钢琴曲。那天中午天气很好，阳光照进来洒在她的脸上、身上，我看着她的胸脯一起一伏，旁边各种电子仪器上闪动着数字，输液管里滴下来的液体，还有满满的尿袋，她的手还是和之前一样，热乎乎的。那个时刻很特别。我感到了生命的运转和循环，只要生命这台精妙的机器还在运转，它就是有力量的。她的生命有自己的价值，就像花园里的花——每朵都不一样，有的开得很大，漂亮又娇艳，有的是很小的花，但同样也是美丽的生命。【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文图丨史东旭编辑丨雪梨王天气转凉后，丛培新和老伴动身去海南了——和东北的很多“候鸟老人”一样，他们会在每年供暖季前后赶往温暖湿润的南方“猫冬”（东北方言，指躲避冬天），享受那里的碧海蓝天和阳光沙滩。和丛培新一起进入猫冬模式的，还有他的纸花店。所谓纸花店，说白了，就是殡葬用品店，主营业务是刻墓碑。小镇不大，如今只剩了两个刻墓碑的人，其中包括丛培新，这个68岁的老人在镇上刻了30年墓碑。他皮肤黢黑，饼大的圆脸上遍布深深浅浅的老年斑。身上的衣服略有些紧，也便愈发凸显出他的啤酒肚。“原来镇上住的人可多，现在房子几乎都空着。”丛培新说起话来慢慢悠悠，少了点儿东北人自带的幽默和松弛。这些年镇上的人少了，纸花店也落寞起来——破旧的房上立着斑驳的牌匾，唯一新的东西，是不断送来又拉走的石材与墓碑。他的店就开在自家平房里，丛培新这代人习惯住平房，“穿着鞋就能随便进屋、有痰直接往地上一吐”。他觉得，东北农村的平房再破再旧，只要有“人气儿”，都能住人，就怕空着，空个几年，房子就完了。丛培新担心小镇的未来像平房那样越来越空。镇上，昔日的荣光与如今的破败俱在——一个“白酒瓶”形状的废弃建筑物伫立在流经小镇的河边，曾经作为小镇骄傲的酒厂大门紧闭；百货大楼闲置了，牌子上写着它建成于1979年，这个购物中心仅有的功能是作为几班公交车的起始站和终点站；原本的中学因为生源减少，索性把小学和初中并到一起上课；沿街的食杂店关门了，原来的招牌还没撤，招租信息更是无人问津。如今镇上只开着些餐馆、食杂店、旅店和快递接收点，满足着人们的基本需求。要是有更高需求的话，大可以买一张5块钱的公交车票坐到市区。自行车是丛培新的主要交通工具一个无法回避和必须接受的事实是：人的离开。丛培新也一样。这个即将到来的冬天，会是他在海南度过的第4个冬天。离开时总没有太多感觉，可冬天一过，他的“心就活了，想回家，恨不得立马到才好”。这些年外头总会说起这里的人口流失，这些丛培新都认，也都看在眼里。可作为刻墓碑的人，他发现了一件只有他能发现的事情——那些或短暂迁徙或定居外地的人，最终大多会选择把骨灰带回这片黑土地安葬。“外头再好，也没家里好。”一提这事，丛培新就这么念叨。在丛培新动身去南方猫冬之前，我们找到了他。和他聊了聊这三十年里，他看到的迁徙、死亡，以及最后的叶落归根。以下是他的口述：墓碑无人认领我刻了那么多年墓碑，很少有刻完没人要的。多数时候，墓碑刻好之后，会被直接拉去墓地，一两天就能给立上。但干这行时间长了，啥事都能碰着——疫情那几年，有一块墓碑，在我店里放了得有一年多吧，之后花钱刻墓碑的人才来领。石头这玩意儿不怕风吹雨淋，反正放在外面也不会坏掉，我就一直把它在窗户下面放着，不碍事。那块碑看上去也没啥特别的，规规矩矩，石材是芝麻白的，刻着逝者的籍贯、名字以及立下墓碑的时间——2021年8月7日。逝者名字前只有一个“故”字，不认识的人即使看到这块碑，也很难判断出立碑人与逝者的关系。它其实是一个中年女人给死去的丈夫刻的。男人生前和妻子一样，都是镇上的环卫工人。丈夫过世后，女人也离开了镇子，一个人去了北京打工。她本来没打算给丈夫刻墓碑。说实话，刻碑也不是啥非做不可的事，但时间长了，如果没块碑立着，找墓地可就难了。地形以及周边景物发生变化，有可能找不到葬在哪儿。尤其是以前土葬，给亲人烧错纸、迁错坟，挖了别人家尸骨也是有发生过的。这个女人就是这么想的，她怕过几年回来，找不到丈夫的墓地。但她当时已经不在镇上了，就托朋友找到我店里，给她的丈夫订了一块墓碑。钱交了，立碑时间也刻上了，可因为疫情，她人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她给我打过电话，说自己挺惦记这事的——墓碑迟迟立不上，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没有完成的心事。她嘱咐我帮她好好看着。我从电话里判断，他们夫妻感情应该挺好。去年9月底，女人为了给丈夫立碑，专门回到镇上。我瞅着她挺眼熟，以前在镇上肯定都见过。取走墓碑的当天，我帮她雇了几个人运碑，并帮忙把碑立起来。这几年，不断有人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小镇，近的去了市里，远的出了东北。虽然我没跟这个女人唠太多，但能感觉出来，她多半是不会再回到镇上生活了。要是没块墓碑，单靠人的记性，几年后能不能找到她丈夫的墓地，都很难说。这种妻子为丈夫立碑其实是少数。立墓碑的人中，还是子女为父母，或晚辈为长辈立碑的人最多。多数子女会选择双亲都过世后立碑，墓碑上也大多会写着“慈父”“慈母”这样的称谓。很多年轻人对处理后事的习俗不知道也不了解，有的人也不信那些，我就会告诉他们一些注意事项，别犯忌讳。听不听，那就是人家的事了。年代不同了，很多老规矩没那么多说道了。以前哪有提前给自己刻墓碑、办葬礼的，现在这事一点儿也不奇怪。老人们总想着，别给子女添麻烦，巴不得自己的后事自己提前办了。你想啊，有心的子女在你过世后能给你刻块碑，那些不孝顺的，谁还管你。所以那些心里惦记着得有块碑的老人，就自己花钱张罗，自己选样式，这跟提前买好寿衣寿材备着一回事，关键都得是自己喜欢的。我前段时间也是，我姑娘从外地回来待了十几天，我就把现在住的这个平房过户给了她。早晚都是她的，趁着现在能动弹，就都办了。丛培新店外堆放着的墓碑石材刻碑跟别的行业不一样，东北人再愿意唠嗑，做我们这行的也不能啥都问，所以多数时候就是买家和卖家的关系——人家把设计好的样子告诉我，双方谈妥了，交了定金，我就开始刻碑，很少会打听对方家里的情况。可刻墓碑时间长了，也免不了听说一些家长里短，观察到一些蛛丝马迹。总结下来就是，那些子女多的人家，矛盾就多。我店里到现在都有一块没人领走的墓碑。因为那家几个子女不和，彼此之间有矛盾，刻墓碑要花钱，立碑也得花，雇车拉墓碑、找人砌墓碑、烧纸修坟等等，这些都下来得花不少钱。子女们谁都不想牵头，牵头就得多花钱，所以一拖再拖，始终没人来取走刻好的墓碑。“就像翻看人生一样”学刻墓碑之前，我做过很多事情，种地、伐木，也打过工，学过阴阳先生，后来误打误撞进入了这行，没想到后半生都在做这件事。刚入行时，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那会儿，怎么都刻不好，我就找一些老师傅们请教。当时镇上会刻墓碑的人多，他们也愿意教我，刻坏了不少废碑之后，我的手艺就慢慢好了，主动上门找我刻碑的人也就多了。刻墓碑这活儿咋说呢，就是殡葬行业里的一环，是一个好人不想做，孬人做不了的活儿。干起来确实埋汰（东北方言，脏），整得浑身都是粉尘，有的人还忌讳。以前就更是了，我们这种店很多人路过都不愿意往里多看一眼。但我就是靠这门手艺养活了一家四口人。我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当然，他们也不愿意跟着我学这个手艺活儿，我也不想让他们干，没发展，赚不了啥大钱。以前，往墓碑上刻字得用锤子、凿子，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地一点点刻。现在有角磨机方便多了，也快多了，省劲儿，女的也都能刻，不算啥体力活。我基本上一块墓碑连写带刻，40分钟就能好，除非是人家要求还得在墓碑后面写逝者生平那种。刻好后一点一点刷上油漆，等油漆晾干了，墓碑也就完工了。农村都有闰月年不刻墓碑的说法，所以有些年份刻墓碑的人相对会少一些。但基本上一年算下来也要刻上七八十块。我曾经最高的纪录，一年刻了150多块。

文图丨黄启发编辑丨杜雯雯一天运营结束，湖南双峰县4条公交线路的司机们在傍晚收车。黄绿色的1元纸币被工作人员从投币箱里悉数掏出，堆放在泛着深褐色油光的长条桌上。公交公司的总经理朱清吉负责清点。他展开现金上的褶皱，每码完一沓，就在当天的营收栏里写下对应金额：10月17日，收入最高的是1路车，147元。3路车惨淡至个位数，8元。参与经营的20辆车一天总收入1492元。这样的经营状况已经持续两三年。朱清吉翻看近一周的营收记录：单日大多不超过2000元。除了周五，学生放学带来的小波峰，最高3897元——但这都不够支付20多位司机人均180元一天的工资。56岁的朱清吉用“窝囊”形容自身处境，不过他和同事们用另一种方式夺取了外界关注。就在两个月前，双峰县和森城市公交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森公司”），公开发布了停运通告。理由是，因巨额亏损无力支撑运营。红底白字的通告贴在20几辆公交车的前门旁，随车穿梭于县城街道。9月19日，和森公司贴出的停运公告和森公司的停运风波并非孤例。在过去几年大范围的补贴刺激下，隐身于热潮背后的公交行业衰颓信号被暂时遮蔽。2019年之后，中央财政对新能源公交车停止补贴，和森公司陷入“政策性巨额亏损”。近段时间以来，包括湖南衡山、湖南耒阳、河南郸城在内的公交公司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停运事件。骤减的客流与收入之下，交织着补贴政策中断、出行方式多样化和疫情冲击等复杂原因。就在9月停运通告发布的当天，双峰县政府介入沟通，承诺补贴。在没有地铁的双峰，公交车承担着大部分老人和学生的公共出行。实际上，双峰县的公交车没有真正停运过一天。但朱清吉和同事们对县城民营公交的未来不再抱有期待。他们无法靠自身摆脱运营困境，把唯一的希望，都寄托于政府收购接手。经营惨淡的窘境工作日下午4点，下着小雨，距下一班公交发车还有几分钟，司机陈元趴在方向盘上刷短视频。他没有等来一位乘客，车门关闭，车子吱吱呀呀驶进复兴街——20多年前，双峰刚出现公交车时，就载着满满当当的乘客奔走于县城这条最繁华的主干道。两侧门面招牌林立，背后的老房有些年头了，有的只有正面贴瓷砖，侧面裸露着红色砖墙。车继续往前开，围着绿色网布的在建楼房，曾是有五六十年历史的农贸市场。陈元的家就在这条街上，他从小在这儿长大，对沿途一切再熟悉不过，“这条路几十年都是一样的”。2008年前后，他从广东清远开出租车回来后，把家里的祖宅翻修成一栋白色的5层小楼。现在，一层的铺面租金也从每年15万元降到了8万。下午5点，车上的乘客慢慢多了起来，大多是免票的老人。如果是周五或周日，车上则以学生为主。但在县城三所学校集中所在的路口，公交车却因道路狭窄无法抵达。每次放学时，来接孩子的私家车把此处堵得水泄不通。城中路上的汇丰步行街是双峰曾经的地标，也是县城第一条步行街，它于2015年开业，如今大多数店铺关门。一家正在清仓的女装店店主说，地下商业街开业后，许多商户搬了过去。地下商业街是现在县城里年轻人最爱扎堆的地方之一。但这些热闹和陈元无关，他和这里的交集，是商业街修建的两三年间，曾阻断了客流最大的1路车线路。复兴街街景县城里开公交车的麻烦不止这些。1路车的终点站在一家机械厂的院子前，没有别的场地，只能进入厂内掉头折返。有时厂门中央会放一块大石头，要紧贴着才能出入。机械厂的人也抱怨连连，嫌他们把地面压得坑坑洼洼。陈元有些不服，“这个地方要倒闭了，还不让我们进。”县城里公交的规划也不算太完善。有的相邻两站间隔大约一两百米，公交站牌低矮而不起眼地竖在路边，有的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前方就是斑马线。还有一些站牌前画了停车位，同时竖着禁停标志。公交车常常一路疾驰而过，乘客下车要提前告知，拦车不停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位老太太在距汇丰步行街不远的站牌前等车。她腿脚不便，要去农贸市场买菜，地方不算远，终于有一辆来车，她招手却没停下。对司机陈元来说，他的生活时钟由发班表决定，除了中午吃饭、休息和车辆补电，几乎所有时间都在车上度过。每天，他会在单程5公里的1路车程中折返13次。陈元觉得，自从中央财政对电动公交车的补贴中断后，加上客流减少，赚钱越来越难了。回不去的顶峰和现在双峰的景象不同，和森公司成立的2007年，正是县城经济蓬勃的时期。陈元大约在2010年加入和森公司。和他的同事们一样，大多数公交驾驶员的职业生涯是从货车和出租车开始，往往也有在外打拼的经历。“以前开车过瘾啊。”陈元说，那时载客像在工地上拉土，一车接一车，1个人收费1元，一天能跑出七八百，春运时一天收入能达到1000多元，每天都有载不完的人，每趟车间隔不超过5分钟。在人们还习惯上街购物的年代，周边乡镇的乘客也是主要客源。他们前脚从客运站下车，后脚就坐上公交车，前往县城各个角落。曾在复兴街上做过十多年服装生意的黄丽说，那会儿店面一年房租几十万，房东也强势，交不上租金立马就得搬走，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彼时，双峰县城的商户生意红火，顾客出手大方，当地人调侃那个时期，“说这里的消费像香港。”一种说法是，那时的高消费和双峰县曾盛极一时的诈骗犯罪有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双峰开始盛行做假证，之后演变为更高级的短信诈骗、PS诈骗。朱清吉在90年代下岗失业后，曾找到深圳的同学想寻一份工作，去了之后发现是做诈骗。他拒绝了。不到一个月，他的同学被警方抓捕。从2009年开始，被外界称为“电信诈骗之乡”的双峰县，被公安部四次点名批评。2015年，双峰县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整治的地区之一，要求限期改变面貌。车上乘客多是老年人与学生也是同年，城市公交开始迎来改革性的政策转变。2015年5月，三部委联合发布新能源车补贴的通知。最核心的信息是，2015年至2019年，相关新能源汽车推广目录中，纯电动公交车在完成一年相应运营里程后，根据车型及车长，可获每车每年4万到8万元不等的补贴。至于2019年之后如何，上述通知中称，2020年后再综合考虑产业发展、成本变化以及优惠电价等因素调整运营补助政策。双峰县的纯电动公交车迟到了两年。其间，和森公司有了亏损的苗头，原因是车况差、保险费用高、客流量下滑——但在补贴政策热潮下的2017年，和森公司的股东们依旧对公交车的未来充满期待。也在那几年，双峰当地出台了利好公交车的政策。双峰县政府开始提供针对免费乘客群体的补贴，票价涨为2元。“当时想，这下肯定生意会越来越好，发展趋势是这样。”朱清吉所讲的趋势是，随着县城繁荣起来的房地产市场，城区面积越来越大，乡镇居民带着子女到城里住也成为潮流，且县城也不像大城市会有地铁的冲击。在当时的双峰，作为县城唯一的公交公司，众人闻风投资。朱清吉说，买股份、买车的价格被炒到100多万，“但到后面价格太高，就有价无市了。”为购买电车，和森公司需要向政府一次性交付1280万。公司26名股东，平均一个股东交49.2万元。这些股东背后还有更多的间接持股者，朱清吉估计，所有股东加起来可能有上百人，“大家一块集资，我们承诺给他们利息。当时有强制性的味道，哪怕去借高利贷也要把钱交起来。”2019年，中央对新能源公交车的补贴来到《通知》中的最后一年，和森公司的经营状况也达到换车后的顶峰，全年客流有200多万人次，一天总收入能达到1万多元。这一收入恰能覆盖成本，朱清吉说，运营二十六七台纯电动公交车一天的成本要1万多元，驾驶员的工资占一半，还包括1500元左右的电费、轮胎磨损和管理人员工资等。那时，认真看过《通知》的朱清吉认为，补贴在2019年后还会继续发下去。补贴刺激之下，被忽视的趋势疫情来了。在人人被要求保持社交距离的时期，临时在岗亭负责调度的彭新强，切实感受到了行业危机，“规定间隔1.5米，8米长的公交车能坐多少人，谁敢坐公交？”彭新强说，疫情期间副县长来检查，有人乘车没有口罩，建议公司免费发放，由政府补贴，“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了，过了关。领导调走了，3万块钱没有了。”那几年，乘坐公共交通不被提倡，出行的实际需求使得县城居民转而寻求替代方案，根据自身情况购入私家车、摩托车和电动车。2020年，双峰街头也开始出现共享电动车，15分钟内起步价2元，几乎每个十字路口都有摆放。如今，奔驰在双峰县城街头的公交车，一趟车两三位乘客已是常态。实际上不仅是双峰县，隐藏在中国城市公交背后的运营衰落趋势早已悄然发生。

文图丨南希编辑丨杜雯雯粉碎机开动了。无论是十公分厚的琉璃相册，还是一米多高的油画墙纸，都被一寸寸吞进机器开口。两侧密布的钢刀片缓缓向中间旋转、挤压，发出咔嚓的破裂声。最终，被碾压成手掌大小的碎片从传送带运出。这些残渣之后会被集中压缩，送到电厂经受1000度的高温熔解——灰尘，是它们最终的物质形态。戴着银框眼镜的刘玮，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过去7个月，他和这台粉碎机，一起见证了300多段亲密关系的终结。他没时间去细看每张照片上的表情，只埋头清点数量，“一家一家来。”等待他处理的，还有五十多张尺寸不一、材质各异的结婚照。照片上的人脸都被喷涂了刺鼻的黑漆。漆未全干，顺着照片往下流，在相依的新人中间淌出一道印痕。有人会把和伴侣从毕业、结婚、怀孕以来的所有照片都打包寄来。从婚纱影楼直接发来全新未拆封的照片也不是新鲜事。刚分手的情侣在冲动之下，想直接用最短时间抹掉一段感情历史的记录。男方对刘玮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要快。也有头一天火急火燎寄出照片，第二天就要求寄回的反悔之人。每一张婚纱照都会被喷上涂漆，覆盖人脸那些想要和过去的情感生活彻底切割的顾客各怀心事。隔着几千公里，会有人把刘玮当成“情感树洞”，倾诉困境。也有永远只回复两三个字，但是给钱爽快的。刘玮从不多问，也不去劝对方。他把销毁婚纱照的视频传到网上，被评论里的一些人追着骂“真是什么钱都挣，缺德”。他倒不在意，觉得自己只是负责让隐私物品安全地彻底消失。刘玮觉得，自己和民政局里给结婚证戳章的人没什么区别。对他来说，那些曾经代表无价感情的照片，只是一堆等待销毁、有去无回的废弃品。以下是他的讲述：全都不想要了这大半年来，我前后处理了300多套离异夫妻的结婚照。感觉自己跟民政局里给人结婚证戳章的人一样，习以为常了。有的照片一看就有些年头了。铜版纸的照片，边角发黄，人像褪色。最彻底的一个，干脆连婚纱婚鞋、浴巾被子，甚至记录礼钱的账本都打包发来。一家内蒙古的婚纱影楼直接寄来整套全新的，没拆封过。听说，照片主人拍完甚至都没把它领回家。还有个女孩挺着大肚子，两口子一起拍的艺术照——好像只要跟对方沾边儿的，全部都不想要了。除了西藏、海南和港澳台，全国大多数省份都覆盖了。第一个是从福建寄来的，客户聊了二十分钟就下单了。最远的一个咨询，是宣威那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婚纱照的大小都不一样，大部分是那种婚纱摄影店里拍的，整片的大红色喜庆背景，带点金黄色麦穗之类的，也有看不出地名的草原和海滩边。动作也都常见，两个人搂着对方的脖子，或者牵着一根红线对视，要不然就是看向镜头手指比心。照片上的人都笑得开开心心。复杂一点的单子，一套就有二三十件。相框材质花样百出，仿水晶、玻璃、木材、金属，什么样儿的都有。最重的一单是从云南寄过来的，光物流费就花了两百多块，八十几斤重，得两个人一起拆封搬运。我算了下，来询问销毁的人得有两千多个了，七成都是女性。真正寄来照片的，还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主。我不大会主动去打听他们的事儿，除非他们自己说几句，但大多数男的不会说太多。也有主动开口聊的。三周前的一个深夜，一名女士来咨询，说她和前夫分手好几年了，对方也再婚生子了，双方仍是朋友。第二任丈夫因病去世后，她又快要第三次成家了，不想再带着旧照片，直接丢掉又有些于心不忍——我倒是能理解她，既然都离婚了，以前的结婚照留着还有什么用，下一任看到还得解释，是吧。有的寄信人会把地址上的名字打上两把叉。还有那种要求快速销毁的，别的都不讲究，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快。但偶尔也有寄过来之后反悔的。有个周三下午，一个河北的男孩联系我，说照片必须得当天从保定寄走，第二天就销毁处理，着急得很。就算周四下午收到，我们也早就下班了，回他周五上午处理吧，他说行。等到了周四下午快递员刚送到，他又火急火燎来问，我还以为又来催了，结果他让赶紧给寄回去。他只发来一句话，我就懂了。“媳妇儿回来了。”被销毁的婚纱照，在公司的所有业务里“九牛一毛”很多人做不出最后的决定。虽然有销毁需求，但或许是时机还没到，心里还没过去这个坎儿。我打算，以后针对心里有犹豫的客户，干脆弄一个寄存服务，给大家考虑后悔的时间。寄过来先放密码箱里保存，如果过段时间两人破镜重圆了，我就给寄回去，不是省得再拍了吗？其实除了结婚照，我也会收到千奇百怪要求销毁的私人物品。有宠物去世了，主人寄来笼子和猫爬桩。马鞭、马掌也收到过，以前都没见过。还有个小女孩一次性寄来五个笔记本，全用胶带牢牢缠好了。无论对方是谁，我跟所有人说的最后一句话都是：您千万考虑好，到这儿就是有去无回。结婚照这东西啊，拍的时候都是轰轰烈烈的，价格从几万到十几万都有。到我这儿，一百多块钱，所有的心血、金钱，这一段感情历史的记录，都抹除掉了。安全地彻底消失总有人会问，为什么要通过粉碎的方式来销毁结婚照？可能有些人不了解，现在结婚照的材质大多是亚克力的，火点不燃啊，烧它只会一个劲儿冒黑烟。我收到过一幅钉在墙上的大玻璃挂画，三十多公斤。这材质没法直接进粉碎机，得用锤子把照片砸成碎片，再送到电厂。玻璃需要人工分拣，熔解的价格比别的材质更高一些。还有，太大张的人物照片扔外面的垃圾桶，容易暴露个人隐私。隐私，是客户最关心的事情。从全国寄来的照片快递，会集中放在工厂的接收室里，等我到了再开箱。通常我先给他们发视频，确认照片数量，对照片上的人脸、文身等关键部位进行喷漆。要让对方不愿露出的部位被完全遮挡。面部喷漆覆盖要全面，不能露出额头和发丝，也不能遗漏五官边角。确认完就收费，照片也同步被送进粉碎机——粉碎的过程也要发视频给对方，有的只需要收到销毁视频即可，要求更高的人，还会通过工厂的监控室来全程观看。有的结婚照在销毁时，很巧地卡进机器的缝儿里了，得靠我们的工作人员使劲儿往下摁着，才能进粉碎机碾碎。人像直立蹦跶着，就像人在那海里挣扎着想活似的。当然，碾碎后的残渣也要足够小，绝对不允许上面还残留可被识别的脸部印记。等到所有照片被搅成残渣碎片，剩下的步骤就等着统一送电厂，在1000多度的高温熔解下发电。不知道客户们看到视频，是不是都是开心的，松了一口气？也许也会有伤感和五味杂陈吧。称重算钱，三十斤到八十斤不等做销毁公司，需要涉密资质、场地和厂房、环评资质、废弃物资质、运输车辆，下游对接的电厂等等一个环节都不能少。最关键的，就是让客户寄来的东西最安全地彻彻底底消失。有一次我们喷漆漏了一个人脸，正好出现在一块碎片上，就被网友截图，说碎得太大块了，后来我们变得更小心了。人员、电力、运输、设备磨损，这些都需要成本。如果单单靠这些婚纱照的订单，是不挣钱的。我做这生意前半年时间都没有起色，加起来不到20单——很多人甚至没听说过这项服务。后来知道的人多了，每天能有10单左右，终于开始自负盈亏了。销毁的订单价格，从最早的199元返80运费补贴，到现在按照重量来，3公斤到25公斤，对应59元到219元不等。平均一单收费100来块。11月初，咨询订单最高达到80多单。最忙的时候，除了半夜两点到早上五点没有咨询，手机消息通知里全是加我好友的人。最近咨询的人少了点，每天不到10个。这行就是这样，猫一天狗一天的。我也想过赠送一些“创新服务“。比如哪个客户有什么想说的话，我们可以在销毁的过程中帮着念出来，跟读悼词似的，有个告别仪式感。不过，最终也没有哪位客户选择这项服务。没有很高的离婚率，就没有这个业务10月前后，我把销毁结婚照的视频发到网上，收到非常两极化的评论。夸这是新赛道、新商机的人不少，有的直接来要地址咨询服务，还有加代理的。负面评论就更多了，挖苦、嘲讽、看笑话的，什么都有。有人会在评论里直接骂，你们真是什么钱都挣，缺德。我今年已经41岁了，之前也做过别的生意。其实我做结婚照的销毁也是偶然。我的一个好朋友之前是面向企业做销毁服务的，销毁的都是专业物品，什么汽车配件公司的瑕疵品、金融行业的文件档案、大型商超的过期食品，还有过期的复学防疫包等等。今年春节，我们聊到个人隐私物品销毁，觉得也许是个机会，但这块生意没有那么好做，目前在国内也比较少。一是现在大家销毁隐私物品的意识还没建立起来，二是个人的物品数量规模小、不那么挣钱。刚好今年一个90后的员工离婚了，和父母住在一起，他想找新对象，但是之前的结婚照不知道该咋处理。本来想烧掉，但河北农村一到秋冬禁止焚烧。他们村里就因为有人烧了秸秆，镇里的环保负责人被免职了，村民还被带走行政拘留，压根儿不敢乱烧。随便扔了吧，又太显眼，担心邻居说闲话。我们拿那个员工的结婚照做了粉碎实验。开箱、喷漆、粉碎、发视频在网上推广，慢慢有人知道了。但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如果现在没有很高的离婚率，压根儿就没有我这个业务，我还给工厂里那台结婚照粉碎机取了个外号，叫“爱海捐躯客”。正在被销毁中的照片我结婚六年了，和媳妇儿从来没有拍过婚纱照，以后也不会拍。生活这么多年来，平平淡淡却也很稳定。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经历离婚、出轨的，对婚姻这些事情早就看淡了。就是得包容。让我意外的是，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网上看到了我在做的事儿，把自己的结婚照寄过来了。我们2006年毕业，他2007年结婚，很快就离婚了，据说结婚照一直放在家里吃灰。我们关系不错，销毁的时候我都没给他喷漆，就这样通着视频电话，让他全程看了粉碎的过程。这段时间以来，最触动我的是一个伴侣去世的客户。我不知道对方的性别，ta就跟我说，照片上的人不在了，单人照留下了，合影寄过来销毁。按北方的风俗来说，人去世了要把个人物品也一起烧毁，但合照没法烧，留在家里又睹物思人。对方比我大不了几岁，也许是物伤其类。这几年，我也陆陆续续经历了几个朋友的去世，就会让我联想到，我们中年人也进入这个阶段了。想到《茶馆》里的那句台词：明天还不定是风是雨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客户我只需要五到十分钟就聊完了。有的人会当下就立刻下单，也有人问完地址之后就陷入沉默，一两个月之后才真正把照片寄过来。后续如果客户没有再来问，我也不会再跟进了。不想去促销这事儿，不用劝。我知道，如果不在我这儿花这100多块钱，说明这事还有得圆，有得回，但如果他花了这份钱，可能有些关系就完了。我不想做恶人。【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文图丨王焕熔

朱令病危。在我们原本打算为她送上50岁生日祝福的前几天，得到这个消息。11月18日，她的脑瘤发作，颅压过高，瞳孔放大，高烧至39度，陷入重度昏迷。家人称“已经做好了准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希望她能撑到11月24日，过完她的50岁生日。朱令案是我们多年来持续关注并报道的案件。她此前的很多次生日，我们也曾送上过祝福。为什么朱令值得关注，借用她的清华校友张黎利的话说，“因为它触动了太多人的良知。只要朱令活着，我们每年还能祝她生日快乐，就非常有意义。”我们祝愿朱令挺过这次危机，而不管她能否挺过，朱令案也始终值得关注。我们从未遗忘，也不会遗忘。文图丨高敏编辑丨雪梨王“令令现在很危险”，电话那端，朱令父亲吴承之声音疲惫。脑瘤终究还是将朱令带到了悬崖边上。11月16日，她脱离了呼吸机，卧床近两个月后第一次可以喝水，还喝了半杯她喜欢的酸奶。第二天晚上，她突然出了一身汗，紧接着血压升高，18日开始，高烧到了39度，陷入深度昏迷。此后几天，她身上插着4个泵，3根输液管，努力维系生命。实际上，早在几个月前查出脑瘤后，朱令就被宣判，“可能活不过10月了”。可她挺进了11月。这段时间，她终日躺在病床上，身上插两根管子，一根连着鼻子和营养液，一根连着呼吸机和脖子——2011年，她的气管被切开后，就没再合上，氧气通过气管，直达肺部。北方的秋冬干燥，她的嘴唇有些干裂脱皮。每隔一两个小时，护工会用镊子夹着棉花蘸上纯净水，朝她嘴里挤几滴，好润润嗓子。实在不行，就再往嘴巴上抹点香油，免得裂开。医生禁止她吃饭喝水，只能用这种方法让她舒服一点。慢慢爬上两鬓的白发，意味着朱令正一步步迈入老年。她的眼睛已近全盲，像是蒙了一层薄雾；气管切开后，喉咙也无法再发出声音。日常起居主要由父亲吴承之和母亲朱明新照顾。卧床的时候，朱令手里也捏着握力球锻炼朱令案为何值得关注我是在2013年复旦投毒案后开始关注“朱令”这个名字的。散落在网络上的信息大致可以拼凑出以下内容：朱令，原本在清华大学化学系读大三，1994年和1995年先后两次被投重金属元素铊，毒素侵入她的大脑、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造成终身残疾，嗓子再没法发出声音，智力也退化到了孩童阶段。彼时朱令案已结案，但真凶并未落网，被列为中国几大悬案之一。朱令成了一个符号，每隔几年会再度出现在舆论场，网友们抱着极大好奇和愤怒追讨真相，也试图帮助朱令。每年的11月24日，都有人记得她，祝她生日快乐。我好奇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那么多人关注朱令，在无能为力的事实面前，这些投向朱令的目光意味着什么。为了找到答案，秋末冬初的这段时间，我几次走进位于北京六环外的疗养院探访朱令和她的家人。我到的那天，朱令意识到房间里来了生人，努力将面部肌肉向上拢到颧骨处，像是在微笑。“令令跟你打招呼呢”，顺着护工的目光，能隐约看到她的左手稍稍抬起，微微晃动，食指上的血氧夹也跟着轻轻晃了两下。秋日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斜着照进来，落在她被加热过的石蜡包裹着的双腿上。因为长时间不能站立，腿部已经萎缩到胳膊般粗细。2011年，她的气管因肺炎被切开后，经历过数次肺部感染，又先后患上了糖尿病、肺部肿瘤，直到这一次发现脑瘤，直接被宣判。往年朱令的生日，父母总要为她准备一小块无糖蛋糕，但从不跟朱令提及这是多少岁生日。近几年，连生日也尽量不提了，“怕她觉得自己年龄这么大了，又触发伤心的东西。”“能过50，还可以”，吴承之一连说了几遍“还可以”，“两次被投毒，她不单能活下来，还活了30年，这些都是奇迹。”而在清华校友张黎利看来，朱令的50岁还有另一层意义，“她活着本身就是在抗争，也在提醒大家，不要遗忘。”11月19日，张黎利在大洋彼岸得到了朱令病危的消息。吴承之告诉他，“已经做好准备”。而就在前一天，他才刚刚录制了祝朱令生日快乐的视频。新的不幸朱令最近一次上热搜是在2023年年中。她查出了脑瘤，被看作“命运又一次给这个家庭的残忍一击”。这个家庭确实遭遇了太多不幸。吴承之和朱明新原本有两个女儿，姐姐跟父亲的姓，叫吴今；妹妹随母姓，取名朱令令。两个女儿同样优秀——吴今精通芭蕾、钢琴、英文，曾以北京市前十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却在1989年4月，和同学在野三坡春游时，失足坠崖离世。相比沉稳的姐姐，妹妹朱令更活泼灵动。她从小学到高中一路保送，直至上到清华。她是北京市二级游泳运动员，擅长古琴。铊中毒后，朱令幸存下来，尽管终日卧床，但已经是父母仅存的寄托。去给吴今扫墓时，两位老人总要告诉大女儿，“你放心吧，令令现在很好”。朱令一家，左起分别为吴承之、朱令、吴今、朱明新《朱令的四十五年》一书作者李佳佳将这一家三口比作“铁三角”，“不论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他们都靠着彼此支撑，跨过一个又一个坎。”写书之前，李佳佳先后采访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的接触中，朱令父母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平和，从未表现出大悲大喜。一次吃饭时，朱明新讲了一句，“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就是幸运，有的人就是不幸”。李佳佳记得，她是面无表情讲出这句话的。新的不幸来得突然。今年4月，家人注意到，朱令总摸后脖颈。朱明新问起，她用口型解释说是脖子不舒服。于是她被带去拍颈部CT，因为她躺不好、总晃，医生干脆连头部一起照了CT。结果显示，脖子没问题，脑子里意外地被查出有几个瘤子。之后，她又被带去友谊医院做加强核磁，确诊了脑瘤——大脑皮层下多发高密度结节，大者位于右顶叶后部，大小约1.8cmX2.3cm。至于是良性还是恶性，还要做进一步活检。医院很紧张，四处请专家会诊。“医生讲，到这个程度就很危险了，随时可能出状况。如果突然出现脑水肿，人就不行了，抢救都来不及。”朱明新向我转述医生的话，“可能都活不过10月”。朱令的家人拒绝开刀做进一步活检，他们选择了中医保守治疗。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只想让女儿过得舒服点儿，“不想做任何伤害性治疗了，又穿刺又化疗的，整个跟活死人一样。”整个10月在平静与提心吊胆中熬了过去。朱令并没有出现医生起初判断的呕吐、吃不下饭或是突然昏迷，她每天脱机（脱离呼吸机，自主呼吸）的时间甚至还从一两个小时延长到了四个多小时。但脑部CT显示，肿瘤还在一点点长大，再结合越来越衰竭的呼吸和消化，医生从未松过口，“一直很危险，瘤长大了，压迫到神经的话，人会突然不行”。这个家里，82岁的吴承之总是那个要乐观些的角色。他觉得，女儿虽然躺着不能动，但表情大多时候是放松的，精神挺好，跟人打招呼也乐呵呵的，“她觉得挺舒服，这不就可以了吗？”想要让朱令过得舒服且体面，需要极其细心的护理——她下不了床，就要掌握好她的小便规律。大概到时间了，得赶紧把尿垫换掉，不然容易生褥疮。平时每周洗一次澡，夏天两次，最近不能下床，身体每天下午都要擦洗一遍，保证清洁。吴承之身体也大不如前，长时间行走需要推着轮椅在我采访的这段时间，吴承之总会细心地把板凳和水放在轮椅上，推出来给我，喊我坐到湖边的阳光下聊天。他不擅长拒绝，也说不出什么重话，但会非常明确地禁止媒体在病房里拍摄朱令的任何照片和视频，因为“令令现在不太好，不想让大家看到她现在的情况”。李佳佳在书中也提到，尊严这个词，对于这个三口之家是一条始终隐隐存在的线，“两位理工科知识分子，把悲伤和痛苦小心地遮盖好，体面而不卑不亢地保护和支持女儿体面而不卑不亢地生活”。每次见面，吴承之都会告诉我，令令的状况又好了一些，比如脱机时间比上次多了一个小时，可以尝试着将定量的盐水糖水通过胃管输进去。甚至有一天，她没有用开塞露就能大便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慢慢恢复的过程”。至于脑瘤，吴承之觉得，“就看她自己的生命力了，顺其自然。”吴承之自己身体也不那么硬朗了。2020年，他在老年医院体检时，发现右肾有一个大囊肿，医生建议做肾脏切除手术。他带着厚厚一沓CT照片、病历和一包洗漱用品去了友谊医院，得到了医生“保守治疗”的建议，他也就“没再管它”。“我都80多了，肿瘤长大的速度和人衰老的速度，还不一定哪个快呢。”吴承之的原则是，能不做手术就尽量不做。后来碰到当年老年医院的医生，对方告诉他，如果当时将右肾拿掉，能保证存活5年。如今三年多过去，肿瘤还在慢慢长大，但吴承之似乎也感觉不到。他会把自己这段经历拿来和朱令的比。“跟我的肿瘤一样嘛，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干吗要挨那一刀呢？”他进而又谈到人的生命，“就像一棵树，从来没有笔直光滑的树，都是这里歪一点那里凸一点。人也一样，没有完美的生命”。他觉得，朱令靠着自己的生命力挺过了一次又一次生死关头，这次也能挺得过去。“忍着”在吴承之的记忆里，这30年，所有事都是以医院为坐标发生的。讲述起某件事时，他总会以“在XX医院的时候”作为开头。他算了算过去30年经历的大事，都跟疾病有关——非典和新冠，朱令的几次病危，自己经历的一次脑梗、一次肠梗、一次药物中毒，朱明新经历过的一次脑出血，“想想30年也很快，都过去了。”对他们来说，一切又彷佛停滞着，生活一成不变，他们至今也没等到铊中毒案在法律上的真相。朱令的身体状况反反复复，经常是刚有起色，又被一次肺部感染打回原地。最近的这次卧床快两个月了。这缘于另一场危机。9月底降温，朱令感冒了。一场高烧后，血液里二氧化碳含量直接飙到80%，人基本处于昏迷状态，呼吸和消化都“不太行了”。对她来说，即使是普通感冒，都可能致命。2013年以前，她因为肺部感染，屡屡被下病危通知，几乎每年一次。朱令在病房（来源：公众号“朱令我们在一起”）住进疗养院的这10年，吴承之和朱明新的生活全部围绕朱令的时间表展开，日复一日，一成不变。他们没再回过位于北京方庄的家，用吴承之的话说，“令令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前阵子朱令还能进食和康复的时候，每天早上七点，要帮她咳痰、小便；接着煮饭喂饭。她胃口很好，每天早上喝一包牛奶吃两个鸡蛋白。上午八点，到对门的康复大厅做锻炼，躺在器械上蹬半小时腿；接着回病房，利用清华校友捐赠的外骨骼机器人设备“走”半个小时。之后，按摩师会到病房给她的肌肉按摩20分钟，接着是康复大夫来训练她用口型讲话。她可以说话，只是发不出声音，需要凑近读她的口型，但只有熟悉的人能读得准。我第二次去看她的时候，护工告诉我，她在跟我说“你好”，还表演了30秒内算出1000以内的加减法。接下来的午饭时间，在朱令还能进食的时候，她一般会吃半个馒头，100克肉，加了一点油和盐的蔬菜。她爱吃饺子，一顿能吃15个；也爱吃鱼，每次吴承之都吃鱼头和鱼尾，把最鲜嫩的部位留给女儿。自从朱令卧床不能吃饭后，吴承之也便没吃过一餐鱼。下午时间一般用来晒太阳和康复，就这么忙忙叨叨到晚上九点多，护工会给朱令戴上一个小型呼吸机，好让她睡得舒服些。凌晨十二点和两点，朱明新会和护工起来帮她翻两次身。这些平淡枯燥的日子，对朱令一家来说尤其珍贵。这意味着，朱令的身体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处在平稳期。平稳日子过了好几年，朱令也的确有了些肉眼可见的进步——可以在医生的帮助下，从站立姿态慢慢坐到医生腿上，然后重新站直；她逐渐能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头脑也清醒了些，会乐呵呵地动动嘴唇，跟人做些简单交流。吃是朱令的一大乐趣，她尤其爱吃甜食。因为她有糖尿病，头几年，老两口就先给她喂降糖药，再让她享用甜食。后来，担心食物进入气管导致肺部感染，医生禁止她吃饭。为了让女儿生活质量好一点儿，父母把饭菜打成糊，像照顾孩童一样，一勺一勺喂给她。尽管智商也退回到了孩童时期，但朱明新能感觉到，“令令变得懂事了”——最近，她不吃不喝地躺在床上，还能状态饱满地和进病房的人打招呼，笑眯眯地回答各种问题。以前可不这样，她不乐意或者难受了，会哭，会不搭理人，会晃动床栏杆发脾气。她的记忆似乎也停在了出事前。刚生病那几年，她发脾气时会问，“我的书呢”，还惦记着要回学校做实验。有一次，朱明新跟她聊到大学同学出国了，朱令突然情绪失控，声音嘶哑着喊，“真是莫名其妙，活见鬼了，我不活了”。有时候听到从前听过的音乐，她也会哭。朱明新觉得女儿现在是在“忍着”，她心疼这份“懂事”。也因此，他们尽量避免在她面前提及过往，怕触及她伤心的事情。即便是每年的生日，也可以忽略不过。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吗50岁的朱令更像一个小孩，大家都叫她令令，拖长了尾音跟她讲话。知道她爱美，护工给她取了个昵称，叫“小美”。她听了就乐，但又拒绝接受，“我是朱令令，不是小美”。曾经的朱令，是人人都会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她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母亲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高级工程师。从小生活优渥，她又聪慧，从学习到音乐再到运动，样样出类拔萃。在尖子生云集的清华，她成绩优异，还是民乐队的台柱子。化学系学妹赵婷（化名）在1994年新年晚会的舞台上见到过朱令，当时她披着长发，用古琴弹了一曲《阳关三叠》。“音乐和她都太美妙了，一点不夸张，就是女神级别的。”大学时的朱令一年后，赵婷在学生食堂再碰到朱令时，她戴着棒球帽，没了头发。当时大家只知道朱令得了怪病，突然开始大把大把掉头发，视力模糊，吃不下饭，但没人知道背后的原因。直到2005年，天涯论坛一篇名为《天妒红颜：十年前的清华女生被毒事件》的网帖出现，指称朱令疑似被同宿舍的孙维投毒所害，这件事情才被更多人知晓。从朱令第一次发病，到确诊为铊中毒，历经了6个多月。1995年春天，她又发了一次更严重的病，浑身剧痛，头发掉光，人完全陷入昏迷，住进了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中间全身换了8次血，也未能查明病因。那是一个互联网尚未普遍启用的年代。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城拿着她的病历复印件，在北京大学的机房，向全世界发出了求助邮件。几天内，来自各国医学界的邮件雪片般发来。在朱令父母记载的日志上，这样写道，“在三百九十五份中，有二百六十六份认为是中毒，其中一百零六份明确提出可能是铊盐中毒。不断收到‘请尽快为朱令检测铊’的邮件。”这是早在朱令就医之初，便被排除掉的病因——清华大学提供的朱令在校期间重金属接触清单中没有铊，且协和医院也没有能够检验铊含量的仪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后，朱令父母再次提出恳求，他们将朱令的各种身体组织成分送到了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的研究员陈震阳处，检测结果显示，朱令体内的铊含量已经超过了致死量的40%。从朱令第一次被门诊怀疑为铊中毒，到最终被检测报告确定，整整过去了52天。病因明朗后，吴承之花40多块钱，买了10瓶对症的解药普鲁士蓝。而此前大半年，朱令住院检查治疗的账单已经累计到了50多万元。用药后，朱令体内的铊毒解除，保住了性命，但由于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毒素对她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确认为中毒后，朱令家报警，案件被定性为刑事案件。1995年年末，警方告知朱令家人，“已经有了嫌疑对象，开始短兵相接，窗户纸一捅就破了。”他们还透露，唯一嫌疑人，就是朱令的同宿舍室友孙维，她也是化学系唯一能够合理合法进入有铊实验室的本科生。但朱令家人至今没能等来案件实质性进展——朱令的宿舍两次失窃，她的洗漱用品和其他可能有关的证物全部丢失，而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无法给嫌疑人定罪。20多年后再提及当年，朱令父母的表情中没有愤怒、沉重或任何与悲伤相关的情绪，“事情捅到头了，已经是这个结果，还有什么办法？”吴承之淡淡地说。那段时间，为了给女儿讨公道，他们不断接受媒体采访，去信访部门上访，给最高法院院长写信。吴承之所说的“捅到头”，是指2007年公安部给政协委员的复函——当年，国家地震局前局长、时任全国政协委员陈章立与另外二十余名政协委员递交联名提案，重提朱令案件，要求信息公开。政协随后转交公安部处理。最终，公安部在回复中提到，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北京市委政法委曾召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三长会议”，会议认为，鉴于直接证据不足，案件继续侦查难度大，最终“经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结办此案”。再提到嫌疑人孙维，吴承之的语气也是淡淡的，“这些年，我估计她的日子也不好过吧。”相比吴承之的淡然，朱明新偶尔会抱怨两句女儿的性格，“她第二次中毒前，躺在宿舍，人家打来的水她就喝，也不管人家高不高兴，没心没肺的，好像就缺那么一根弦。可能就是因为缺了这一块，才造成了她的悲剧。”朱明新之前说过，自己有两个心愿，真凶归案和朱令康复。对于前者，她不抱希望了。至于后者，眼看着朱令一次次病危，她只希望“能少一点儿痛苦送走她”。只要还能祝她生日快乐，就有意义而更多网友和朱令的同学们没有放下此事，李佳佳记得，一个一直关注朱令的网友给她留言，“从未遗忘，不敢遗忘，希望有生之年看到真相”。张黎利是朱令的清华校友，也是孙维的初中同桌。2013年，他在报道上第一次得知此事，当晚，他梦到自己在清华上自习，孙维拿出零食放在桌上给他。他猛然惊醒，一身冷汗。那之后，张黎利找到吴承之，详细了解了他们的需求，并在一个小范围的校友群中呼吁大家成立了华霖基金会，在资金、技术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支持朱令一家。每年，他会将朱令一家的现状详细记录下来，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微博账号@帮助朱令也有10万粉丝，也会发布朱令近况和公示捐款明细。捐款留言中，不断有人祝朱令平安。每逢朱令生日、父亲节和母亲节，吴承之和朱明新的手机上，也会收到网友们发来的问候。在吴承之看来，大家对朱令的挂念，已经成为一种朋友间出于感情上的关注。而过去30年，由于朱令事件在中国互联网迭代中反复掀起波浪，朱令一家的命运也随着网络舆论浮沉。最初，世界各地的医学专家，通过电子邮件给出“铊中毒”的答案，救下了朱令的命，她的故事也被当作中国第一例互联网求助全球会诊报道。志愿者何清在1996年的《读者文摘》上读到了有关朱令的文章后，开始长期关注。2004年，帮助朱令基金会在美国成立，由朱令的大学同学童宇峰和何清等人管理，他们在海外举办音乐会为朱令筹款。2005年，天涯网帖引爆舆论后，孙维本人亲自发帖澄清，并引来其余室友和部分同学的跟帖。网友们昼夜不停地发帖分析案情、站队、争论，甚至骂战。随后，央视花了一年多时间采访朱令一家，拍摄了专题片《朱令的十二年》，前后修改了40多版才过审播出。此后，更多人知晓了朱令的遭遇。何清至今对朱令33岁生日的场景印象深刻——网友们在群聊的空间加上了音乐，有一首是朱令专题片结尾的那首歌。歌名她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自己泪流满面，为朱令难过，也为网友们为她撑起的一片小天地感动。朱令再一次成为舆论焦点，是因为2013年的复旦投毒案。同样的宿舍投毒事件，不同的是，凶手林森浩迅速被锁定并认罪。朱令的事也因此被再次提起。彼时，在方庄那套房子里，吴承之和朱明新接待了最多一拨媒体，光记者的名字就记了半个笔记本。记者来了，市里的领导也来了，在听了朱令一家的诉求后，市里敲定了安置方案，安排朱令到友谊医院进行体检，又召集了专家会诊，最终将朱令一家安置到如今这家疗养院。在这里，她的名字改为“吴令”。为什么30年过去了，人们依然在关注朱令？在张黎利看来，“大家绝不是看热闹，而是因为它触动了太多人的良知。像朱令家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如果他们家都不安全的话，还有谁是安全的？只要朱令活着，我们每年还能祝她生日快乐，就非常有意义。”赵婷是在2005年关注到朱令的，当时她只是觉得“朱令太可惜了”。等到2022年，她突然意识到，当年的同情是居高临下的，看客式的，“她需要帮助和爱”。于是，她开始每周一次去探望朱令和她的家人，和她聊学校的事，给她唱歌。她每次去，都是病房里笑声最多的时候。朱令的病房里的确时常传出笑声。有一次，我刚进去，护工就分享了一个消息，“令令刚放了个屁”——这是好事儿，她消化不好，放个屁能让她痛快一点儿，也说明消化好了一些。护工随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护士和吴承之，大家讲起朱令放屁的糗事。躺在床上的朱令也跟着咧嘴乐，随后又缩了下脖子。“你看，还不让说了，害羞了。”护工在一旁逗她。吴承之和朱明新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比女儿先走——2004年，朱明新从椅子上摔下去导致脑出血，头顶补上了一块巴掌大的钛合金板；吴承之则经历了一场肠梗阻、一场脑梗和一次被下了病危的药物中毒。前一段时间，他腰疼到走不了路，最近才能勉强推着轮椅溜达溜达。吴承之朋友圈唯一发过的照片之所以选择不做肾脏切除手术，保守治疗，也是担心手术失败，走在朱令前面。“她在这儿，我们能照顾她，也等于生活全部的寄托都在这儿了，是她在用生命陪伴我们。”朱明新轻轻叹了口气，“现在情况已经这样，就慢慢送她走吧”。吴承之在朋友圈只发过一张照片。那是一根废弃的火龙果棒子，他养在走廊阳台好几年，都快长到天花板了，突然在2019开出一朵红色的小花。当时是冬天，窗外草地上落满白雪。【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文图丨李禾编辑丨雪梨王举报襄阳健桥医院院长贩卖出生证后，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再次被舆论关注。这段时间，他辗转于广西、广东和北京——去前两个地方是举报，进京则是到卫健委汇报工作。11月17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消息称，高度重视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工作，正在挂牌督办有关地方严肃核查处理贩卖出生医学证明等相关问题，已向湖北襄阳、广东佛山、广西南宁等地派出督导组。密集的行程让上官正义难以入睡。每晚12点一过，他就把所有手机调至静音，强迫自己睡四五个小时。第二天早上醒来，总会发现手机上有几十个未接来电。找他的人，有被拐家庭，也有各路媒体。为了不暴露自己，每次面对镜头，上官正义都要戴上帽子、墨镜或是口罩，总之一定得遮住脸上的某个部位。隐藏起来，是为了继续卧底。今年是上官正义做民间打拐的第16年。随时切换身份和人说话，对他来说再熟练不过。网络这端，他可以是出手阔绰的老板，声称想要花几十万买孩子；可以是别人的老公，试图为“收养”的孩子买一本出生证；他也可以是妙龄少女，引得群里男人为他争风吃醋。他的3部手机上，微信提示音频频响起，显示有1.6万条未读消息。作为这些身份主人的上官正义——这实际上也不是他的真名，更多时候把自己藏在阴影里。他的真实身份和赛博身份一样模糊不清，有人说他是卧底，有人说他是打拐志愿者，他一度对外称自己是“老师”。而在被拐卖儿童家长群体中，他更像个横空出世的超级英雄。“超级英雄”上官正义觉得，自己的人生，像是被封印在打拐上了。以下是他的讲述：虚构的孩子买卖出生证的勾当，我今年暗访了三起。相比襄阳健桥医院事件，那两起案件，只是套用了出生证编号，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假证，襄阳健桥医院则是完全真实的证件——这家医院的院长也算是开了先河。这个线索最早来自短视频平台。去年底，我在一个短视频里，注意到一个叫“小乖乖”的云南女人，她说可以办理出生证。我就用小号和她去聊天。出生证的事，是我2014年注意到的。我做了几年打拐后，意外发现很多被拐儿童是有真实身份的，后来才知道，是有人专门买卖出生证给他们洗白身份。于是我开始卧底出生证买卖的圈子。我告诉“小乖乖”，自己有个“领养”的孩子需要办证落户。她不信任我，也没给太多有效信息——卧底时，这种情况很常见，毕竟谁都不知道网络背后到底是人是鬼。我没放弃，三天两头找她聊天。大概聊了半年后，“小乖乖”相信我了，还给我发了两个办理过的证件。一本盖着“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章，另一本来自云南“玉溪市红塔区妇幼保健院”。她说这两本证，分别卖了6万元，买家已成功落户。买卖出生证的健桥医院（上官正义供图）得到这些信息，我马上去核实。湖南、云南的医院反馈说，他们没查到涉事证件的载体信息，是假证。当时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犯罪分子套用了两家医院的证件编号。可我还是不能理解这两本假证是如何让孩子落户的。得知是套证，我有些失望——这是老套路了，近些年，卖证人经常这样做。没过多久，我在短视频里，又加了一个网名为“善人善缘”的山东大姐。一聊才发现，大姐竟是“小乖乖”的上线。她知道我和“小乖乖”聊了很久，对我很信任，并告诉我，她可以操作真实证件，是医院院长亲自办理。我半信半疑。卧底这么多年，我很少见过“一把手”直接参与的，参与者多是相关科室的负责人。可山东大姐坚称自己没说谎。她报价9.6万，自己留3万，院长拿6.6万。她甚至直言不讳，“那个院长太黑了”。我故作矜持，没着急见面。为了催我赶快见面，今年8月底，大姐发来一本襄阳健桥医院办的出生证。我在网上搜到了院长叶某芝的信息。这个55岁的院长，最早是一家职工医院医生，2010年还因为“非法进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手术”被处理过。不知道她用了什么办法，被罚了4万元就完事了，连医师资格都保留了下来。我更不理解的是，这个有“前科”的院长，去年还被当地评为了“最美巾帼奋斗者”。9月12日，山东大姐通知我，说襄阳健桥医院有出生证名额，交2000元就可以先建档。我随便编了个信息发给对方，并转了2000元过去——根据我的经验，时机已经成熟了。收到钱和信息，大姐说，速度快的话，三四天就可拿证。果然，没过几天，我收到信息，让9月16日早上8点赶到襄阳健桥医院，说院长在等我们。因为是山东大姐推荐的，叶院长很信任我。但她提醒我不要录音、录像，并说自己做的事，如果查到了就是死罪。她再三保证，所有手续都是真实存在的。还告诉我，拿到证件后，如果卫生部门电话回访，要马上挂断，然后给她打电话，她会教我怎么应对。交待完这些，她叫来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女子。有人告诉我，她是叶院长的儿媳，姓李。李医生把我带到7楼。我亲眼看她从保险柜拿出空白出生证去打印。打印完证件，又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疫苗本。疫苗本上，我虚构的那个孩子，早就打完了疫苗。紧接着，她拿出一套住院材料，让我在上面签字，包括虚构孕妇的病历、分娩记录等。我不知道签了多少，反正到最后，手都是软的。当时我就想，假如这套手续是给被拐孩子洗白身份，那家长就是到死，也找不到自己丢了的孩子啊。手续快办完的时候，我有点急了。办完证件，意味着我得给医院再付6.4万元，我没那么多钱。就在这个时候，李医生问我孩子带过来没，需要采集足跟血，否则证件不能给。因为这个问题，沟通陷入僵局，我先行离开了。4885本出生证生意没做成，处在健桥医院利益链上的人开始着急。山东大姐约我见了一面，见面时，她带了一个女儿。大姐说，女儿是“抱养”的，出生证就从健桥医院买来的。大姐还说，你条件那么好，等这单生意做成了，再给你“介绍”个孩子。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原来他们除了买卖出生证，还涉嫌贩卖婴儿。难怪那个叶院长说做的事是“死罪”。后来，我得到确切消息，9月，健桥医院以11.8万元成交一名女婴，并在该院办理了出生证等全套信息，在四川顺利上到了户口。眼见这个事情不止办证那么简单，我也开始盘算接下来怎么应对。我继续选择不付钱。这样可以和他们僵持下去。僵持期间，我和山东大姐一直没说话。我判断他们怀疑我是便衣警察，试探我会不会有行动。静默了一个来月，他们终于放松了警惕，大姐重新联系我。这次我得知，他们又以14万元价格卖给广东客户一名女婴，同样提供了全套的住院分娩及出生证明。我觉得手里证据足够了，就先去襄阳卫健委举报。但对方不接受举报，让我走信访。我很生气，反驳他们说，信访是反映自己的问题，举报是针对别人的事情，怎么能混为一谈呢？眼看在襄阳卫健委不会有结果，我直接去了医院。之所以去医院，是想劝叶院长投案自首。结果出来和我们见面的，还是李医生。她推说院长在开会，需要很久才能结束。我给院长打电话，对方也不接。这时我把事情挑明了，说我是打拐志愿者。对方很慌，赶紧说自己什么也没做。之后叶院长给我打电话，说想见个面，让我放她一马。我拒绝了，劝她去自首。与此同时，我还劝“小乖乖”、山东大姐也去自首，但没有一个人去。这些年，上官正义大多在路上。我本来想继续去线下部门举报，又担心当地错综复杂的关系——毕竟连有过“前科”的叶院长，都能混得这么好。11月6日，我决定发微博举报。此事引爆舆论后，当地迅速成立了工作专班。襄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新桥7日约见了我。之后我又陆续举报了佛山、南宁也有医院买卖出生证的情况。眼看各地都开始行动，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涉入的河南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出生证被盗一事——当地官方信息说，这家医院曾一次性丢了4885本出生证。这几年，围绕这些证件的流向，我多次试图与当地沟通。但商丘方面一直遮遮掩掩，最终只说涉案人员被判刑了，具体情况就是不公开。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4885本出生证都被卖掉的话，就意味着有4885个孩子被洗白了身份。这些孩子中有多少是被拐卖的？谁也说不清。趁着这个热度，11月13日，我继续在微博上追问商丘这个案子。当地法院很快回复说，早在今年2月，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对商丘市妇幼保健院保健科原科长李某英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原副科长曹某连、丁某玲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但这些出生证流向哪里，涉及多少被拐儿童，恐怕永远是谜了。这些事情一出，国家开始重拳出击了。但我最近发现，尽管涉事视频平台立即出了《严厉打击非法传播领养送养儿童信息的公告》，但相关信息依然泛滥，甚至连关键词都没过滤。我不理解，这些平台的严厉打击，到底是怎么打的。“我想当英雄”总有人问我为什么做打拐？其实我自己也想不明白，但多少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我出生于1982年，老家在四川阆中一个小山村。小时候家里穷，村里也穷，一个月才能吃上一次油，天天饿得头昏眼花。有一次，老师问大家有什么理想。同学有说想当老师的，有说想当将军、开飞机的。问到我的时候，我想我得是个诚实的孩子，不能骗老师，我张嘴就说，我想当杀猪匠，因为可以吃上猪肉。老师一个耳光扇过来，打得我两眼冒星星。在老师看来，杀猪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留在村里，意味着没出息。那一耳光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得有出息。那个年代的农村小孩，几乎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凑在一起看电视

文丨徐爽编辑丨卢伊10月下旬，成都崇州一名2岁女童被大型犬攻击致重伤后，事态却发展成另一场暴力：人们将愤怒和恐惧投射到身边的动物上，多地也掀起新一轮捕杀流浪猫狗的整治运动。在城市管理的视角下，流浪街头的动物，通常被视为问题和风险。每当事故发生，让动物的消失，成为最简单普遍的逻辑。只有扑杀，才能解决问题吗？答案不尽然。在日本的熊本市，曾有一群公务员，花费十年时间，实现了对流浪动物的零扑杀。他们说，“我要它们活下去。”记者片野由佳对熊本市的成功感到惊奇和兴奋。在20多年前的日本，流浪动物亦是难题，光是熊本一年就要扑杀500只狗、近1000只猫。从1500到0，片野想搞清楚，一个公立机构的转型从哪里开始？牵头的那个人，叫松崎正吉，是一名兽医。2001年4月，松崎调往熊本市立动物收容所的第一天，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启动毒气箱，杀狗。这些狗来到收容所的寿命不会超过4天，有的还戴着项圈，摇着尾巴向他撒娇，可松崎却要亲手将它们赶到毒气室里。狗慢慢窒息而死，临死前刨抓金属地面的声音久久回响，令人崩溃。这样的工作，每周都要进行两次。松崎决心联合同事，从细枝末节开始做出改变。比如，面对不负责任的狗主人，松崎等人会态度强硬地要求他们退回，甚至请对方保证“再也不养宠物”。他们还会争取经费保证动物福利，和异见者沟通，自建系统、撬动朋友来推动领养，以及更为重要的——推动制度的变革。最终在2007年，经国会质询，熊本市以领养代替扑杀的做法终于得到认可。同年，熊本市的毒气室，再未启动过。松崎最初提出“零扑杀”目标时，所有职员都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基于“不想杀害动物”的共识，每个人在各自擅长的地方，在制度和流程的空隙里，把事情向前推了一点点。从体制内延伸到民间，最终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并把这种可能延续至今。片野走访过日本几十家动物行政机构，她承认，熊本市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熊本的故事是理想的、热血的，失败和缺憾则是更多地方的常态。但我们仍需要这样一则故事，从中汲取经验，看见希望。它提供的，恰是一种对公共问题的解决思路和信心。片野将熊本的故事写进书中，今年，这本《我要它们活下去：熊本市流浪动物零扑杀十年奋斗纪实》的中文版面世发行。11月上旬，我们与片野对话，回顾了发生在熊本市这家公立机构的故事，还有流浪动物问题的源头与治理，熊本经验是否可复制，以及如何共创一个尊重弱小生命的系统。以下是冷杉RECORD与片野由佳的对话。问题的根源，是不负责任的主人冷杉RECORD：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流浪动物问题？片野由佳：我很喜欢动物，所以会关注宠物相关的问题。我的父母都是狗的忠实爱好者，我也分别和一只灵缇犬还有腊肠犬共同生活十多年时间。2011年，我还从茨城县动物保护中心领养了一只名叫MADO的狗，陪伴我度过每一天。大约25年前，我开始关注宠物遗弃问题。当时，我调查了日本环境省关于“犬猫安乐死”的统计数据，结果让我很惊讶——日本每年有大约60万只猫狗被扑杀。这个数字实在是难以想象。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这一数字已经减少到14457只（其中狗2739只，猫11718只）。与25年前相比，数量减少了整整4000%。可以说，熊本市动物爱护中心作为一个模范案例，在推动日本减少狗猫扑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MADO是片野的“公关部长”（图源：网络）冷杉RECORD：您在书中写到，当时法律既规定饲主不能弃养，又规定公立机构必须接受饲主不愿再养的猫狗，后者会在4天内被扑杀，这样的规定似乎有些矛盾。为什么日本会有这样“合法饲养”的情况？您认为流浪动物问题的根源是什么？片野由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需要先解释下日本宠物相关的法律。与狗相关的法律主要有两个：一部是自1950年开始实施的《狂犬病预防法》，这是一项只适用于狗的法律，其中规定了“捕捉和处置街上饲主不明的狗”和“强制家养犬每年接种狂犬疫苗”这两点。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政府仅用了7年时间就成功消灭了狂犬病。但由于狂犬病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存在再次流行的风险，目前日本仍在实行这两项措施。另一部是《动物保护法》，它适用于狗、猫、兔子、鸟等所有宠物。该法最初于1973年施行时，允许工作人员从饲主那里接收不愿再养的猫狗，并进行扑杀。1999年修订时，在饲主责任方面增加了“适当饲养”这项条款，但当时旧法仍然适用，所以导致了这种矛盾的出现。日本各地方政府都依据这两部法律进行管理，对待流浪狗和猫的方法有所不同：工作人员可以捕捉在街头徘徊的狗，但无法捕捉街头生活的猫。这些狗大多并不是从出生时就是野狗，而是从主人家跑出来，或是被主人抛弃了，继而被工作人员捉到。猫则多由当地市民捡来，它们会在市民的庭院里产崽，这些幼猫会被带到动物管理机构来。不过，大部分流浪猫都是被主人抛弃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不负责任的主人。虽然街头生活非常艰苦，许多猫无法长命，但其繁殖能力非常强，一旦交配，怀孕率接近100%。短短两三年间，原本几只猫就能增加到二三十只。当流浪猫增多，庭院和土地就可能会被猫的排泄物污染，垃圾也可能被翻得到处都是。猫喜欢刚熄火的车，因为很暖，因而划伤停车场车辆的问题也很严重。此外，流浪猫还非常可能成为被虐待的对象。救了一只狗，还要扑杀数十只冷杉RECORD：看不惯扑杀的人很多，但松崎等人真的决定做出改变，并且坚持下来。为什么是他们做成了？这里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片野由佳：松崎提出的“拯救动物”这个共同目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信息的透明公开。他们在官网公布了捕捉及收容的猫狗数目、毒气箱扑杀的数目，以及成为领养对象、找到新主人的数目，等等。此外，他们还主动向当地媒体表示“随时接受采访”，向市民传达救助工作的实际情况。要知道，他们最开始面临的残酷现实是，救了一只狗，但还得扑杀其他数十只。很多人看到会说，“即使努力也是徒劳的”“救助一两只眼前的动物并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意义”之类的话。不只是动物保护，在各种社会问题上都存在类似的声音。但这样的批评和嘲笑，其实是在阻碍问题的解决，这只是一些人试图合理化自己逃避问题的行为。松崎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些声音而动摇。他们从为眼前的动物寻找新主人开始，不断积累经验和成绩。最终，他们的坚强和冷静，也吸引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和市民志愿者的支持。当地媒体还专门报道了这件事，策划了特别节目和专栏来支持他们，这引来更多人参加“领养会”活动。职员松崎正吉正在接受媒体采访（图源：网络）冷杉RECORD：在当时预算和人力很有限的情况下，熊本市的职员们依然努力为收容狗争取福利，比如改用高级狗粮，彻底清理笼舍，利用休息时间做行为训练等。为什么这么做？片野由佳：给狗提供高品质的狗粮，让它们晒太阳和运动，可以保持它们的身心健康。如果有一只毛发蓬松、健康友善的狗，还有一只又脏又瘦、性格也差的狗，大多数人都会对后者失去兴趣。通过改善狗的生活环境，可以增加它们找到新主人的可能性。冷杉RECORD：劝说饲主、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也给职员带来很大的挑战和额外工作量。为什么松崎他们要努力地说服饲主？这是其他机构也能做到的吗？片野由佳：有些饲主会觉得，既然无法再继续饲养，就只有送到动物管理机构这一个选择。因此，工作人员会努力说服饲主，给予他们更多的选择：比如，对于有攻击行为的狗，他们会提供相关训练指导；对于年老或患病需要照顾的，他们会介绍照顾细则、护理用品及使用方法；如果由于家庭成员过敏等健康原因难以继续饲养的，他们会提供寻找新饲主的建议。目前，日本大部分地方政府机构都已经采用这种方式，需要工作人员具备较高的沟通能力。他们不像公务员，更像创业者冷杉RECORD：在体制内完成这样的改革是不是很难？在当时的行政体制下是能被接受的吗？片野由佳：在这方面，熊本市市长本人的想法非常重要。这并非是单纯地上传下达、上行下效，而是基于一线人员的意愿和要求，对于史无前例的挑战和创意给予批准。我认为这种领导方式是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冷杉RECORD：松崎等人被调离后，机构的动物救助工作依然良好运作。您认为维系运作的最重要因素是？片野由佳：很重要的一点是，原来与松崎一起工作的员工，晋升为组织的领导者。他们坚持“为动物做好事”和“不增加不幸的动物”等核心目标，在此基础上，继续鼓励采纳新的提案，如果一个方法不行就尝试其他的。这些方式让职场氛围一直比较自由，进一步推动了熊本市的动物保护行政工作。此外，他们还开展了宣传活动，向市民介绍正确饲养宠物的方式，举办了如“100%佩戴防走失牌运动”等活动。这些活动经地方新闻媒体的报道，知名度也由此提升。市民们逐渐认识到，他们缴纳的税金用于救助而不是扑杀才更为合理。熊本市非常受欢迎的日本职业足球选手还自愿参与了宣传广告，使动物保护活动成为社会的重要议题。100%佩戴防走失牌运动（图源：网络）冷杉RECORD：你认为熊本经验是可复制的吗？其他地方目前还存在哪些差距？片野由佳：对于其他地方政府来说，沿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可能会有困难，但我认为部分措施是可以采纳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行政领导们在意识、兴趣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另一个原因是环境。在与自然相邻的城镇中，很多人依旧坚持所谓的“传统饲养方式”——如果觉得无法饲养，就把动物丢弃在公园或野外，这导致了流浪动物的泛滥。冷杉RECORD：2019年日本允许动物机构“拒绝接受猫犬”之后，工作人员还会像之前熊本的那样，每天和饲主绞尽脑汁地周旋吗？片野由佳：熊本市的职员需要“巧妙地交流”，是由于法律上的矛盾并未解决，是时代的产物。公务员是依法履职的，现在修法后，职员拒绝受领猫狗时，可以向市民解释这是“根据法律规定的”。有的市民在弃养的动物被拒绝时，可能会愤怒。出于安全考虑，许多地方政府都规定，处理这种情况时，需要两到三名工作人员同时在场。即使在法律修正之后，仍然存在工作人员不能拒绝的情况：市民出于健康原因（因病、住院、年老体衰、入住设施或死亡等导致无法继续饲养）或经济困难原因（被认定经济状况不支持继续饲养）弃养宠物。冷杉RECORD：这本书出版以来，您有收到印象深刻的反馈吗？片野由佳：在动物保护领域内获得的积极反馈是我意料之中的，这我很开心。比较让我惊喜的是，有很多人说，这本书也适合那些“改革人士”阅读，即那些希望通过“组织改革”、“意识改革”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工作问题的人。公务员的情况可能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他们通常并不太热衷于引入新的思考方式，或改变工作环境。而在我的接触经历中，熊本市动物爱护中心的职员们是与众不同的。他们不断尝试新方法，即使失败了也会反思原因，通过挑战和积累成功经验来不断进步。他们不像一般的公务员，更像是创业者。当然，这样的例子非常罕见，像是奇迹一般，所以也有人对这本书的真实性产生质疑。但我在书中所写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就连对话部分，为了还原当时的现场，我甚至与当事人详细核实了包括熊本方言在内的所有细节，并进行了多次修改。管理者的意愿非常重要冷杉RECORD：熊本市动物爱护中心从扑杀转向救助后，动物管理区的收容数目总是濒临极限。如何在保证动物福利的同时，解决收容问题呢？片野由佳：“动物囤积”是目前全日本的动物保护中心都在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由于需要同时收容大量的猫狗，过度拥挤会带来很多疫病、受伤等风险。2011年，熊本市动物爱护中心就因过度拥挤，许多狗感染了犬细小病毒而死亡。这是一种犬科特有的传染病，幼犬平均发病2-3天后就会死亡。由于传染力强，一旦发生感染，很难控制。因而，许多地方政府通常会将机构内的狗全部扑杀，无论健康与否。但熊本方面则寄望于疫苗和药物。对于体力充足的成犬，有兽医提出可以打磷酸奥司他韦来治疗，但总费用超过80万日元（当时约合人民币6.6万元）。结果，熊本市政府紧急立案并迅速批准，第二天就开始推广接种了。这也是因为当时的熊本市市长一直很支持减少扑杀的动物管理政策。由此可见，在改革过程中，领导的意愿非常重要。熊本县另一动物机构出现动物囤积问题（图源：网络）冷杉RECORD：还有哪些地方发生过动物囤积情况？当地机构是如何应对的？片野由佳：2022年，神奈川县发生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动物囤积事件，涉及100多只狗（含大型犬）和60多只猫。2023年，北海道也发生了一起100多只狗囤积的事件。这只是其中几个例子，实际上动物囤积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可以说，没有哪个都道府县没发生过动物囤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没有进行绝育手术。对此，各路救助人员都在尽力避免扑杀从囤积现场救助来的动物。民间动物保护团体和志愿者也会从旁协助，提供临时收容场所，对救助来的动物进行绝育手术，并为它们寻找新的饲主。这是众多解决方案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冷杉RECORD：近年先后遭遇2016熊本地震和新冠疫情，熊本市的动物收容工作遇到哪些新的危机和挑战？片野由佳：熊本地震是一场非常严重的灾难，许多宠物和主人一起失去了家园。但由于熊本市一直在向市民推行“要适当饲养动物”，因此顺利筹集到了宠物友好的避难所和临时住房。当时，因地震受惊逃窜离家的猫狗也很多，但多亏之前的“100%佩戴防走失牌运动”，熊本市收到询问的宠物，最终都成功回到了主人身边。至于新冠疫情，“宠物传播病毒”的相关报道在日本很早就被专家否定了，因此没有涉及弃养的问题。熊本地震后，一起避难的市民及宠物（图源：网络）冷杉RECORD：除了佩戴防走失牌，日本2022年颁布“猫狗芯片登录制度”后，影响如何？片野由佳：目前，宠物芯片强制植入仅限在宠物店出售的猫狗。对于已在家庭中饲养的，只是“努力执行”，没有相应罚则。因此，目前只有部分猫狗植入了芯片。不过确实有人在抛弃了年幼的小型犬后，工作人员通过宠物芯片上的信息，成功追踪到了弃养者，并对其进行了逮捕（注：在日本，抛弃狗猫是违法的）。所以我认为该制度的实施是有效的。冷杉RECORD：成名后的熊本市动物爱护中心收到更多人丢弃的动物，因为大家觉得这里“不杀动物”，于是无心理负担地往这里“扔”。仅靠一家机构、一个区域的人的努力，似乎难以改变动物的根本处境。您认为如何根本上改善境况？片野由佳：我认为，无论在哪里，总有人会随意丢弃宠物。真正关心猫狗的人，要么被工作人员说服，要么听从他人建议，都会努力尝试做出能让宠物受益的决定。也有些人，他们不愿意花费任何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宠物。如果继续和这样的主人在一起，宠物仍会过着不幸的生活。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做法是让动物保护机构接收它们，并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寻找新的主人。尊重动物，也是尊重人类自己冷杉RECORD：最近中国发生了多起狗咬伤儿童的事件，这让很多家长感到担忧。有些人看到流浪狗的第一反应是，害怕会被它们咬，认为它们是潜在的攻击者。您觉得人们需要为此感到恐慌吗？片野由佳：狗咬人事件的发生完全是主人的责任。特别是对于大型犬，确保它们不会从家里或围栏里逃脱，是最基本的规则。此外，对宠物进行科学的心理和行为训练，也非常重要。那些不理解这一点、没有进行适当训练的主人，甚至对狗使用暴力、拳打脚踢、试图让狗服从的主人，才是使狗变得更加危险的始作俑者。在日本，偶尔也会发生狗致人受伤的事故，也有小型犬散步时被大型犬袭击致伤、致死的。根据《民法》，受害者可以要求加害犬的饲主支付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而根据《刑法》，后者则可能会被处以3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冷杉RECORD：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流浪动物？具体来说，如果在路上看见一只流浪猫/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不该做什么？片野由佳：当有流浪狗靠近时，最有效的安全策略是“停下来，交叉双臂，保持沉默”。这个方法是在日本的“动物保护教室”中教授的基本要点，被称为“装作树木”。通常我们觉得狗很可怕时，可能会本能地想要跑开，但这会刺激狗的狩猎本能，反而更危险。狗有旺盛的好奇心，它们可能会嗅探我们的气味，或者在我们周围走动，但只要我们保持“树木”的姿势，就不会被咬伤。有些流浪猫会亲近人，也有些会在和人四目相接时发出“嘶”的威胁声，这是它们不希望被靠近的信号。在面对没有主人的动物时，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轻易触摸它们。冷杉RECORD：在中国，“要不要喂食流浪猫”一直充满争议。比如有判例显示，流浪猫伤人后，定期喂猫的市民被判承担赔偿责任。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流浪猫每年捕杀百亿只野生动物，建议执行TNR（即捕捉、绝育、放归）和呼吁公众不要投喂。而熊本市推出的“街猫对策”，也是以“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喂养流浪猫”为特点，这是否也会面临与中国类似的争议与风险？片野由佳：在日本，只有在执行过TNR的前提下，喂养流浪猫才被认为是有益的。这项活动从大约15年前开始在日本实施，是目前减少流浪猫扑杀最有效的方法。实际上，在东京等城市地区，已经基本见不到流浪猫了。关于您提到的流浪猫伤害事件，我不清楚具体事情经过和适用法律，无法发表详细评论，但很难想象流浪猫会追逐并攻击无辜的人类。“投喂是对动物负有责任和义务的行为”这种想法广为流传，所以这种履责事件确实有可能发生。在日本，TNR费用通常会由进行喂食的人或动物保护志愿者承担。随着TNR作为有效的减少扑杀的手段被认可，为流浪猫提供经费补贴的地方政府也不断增加。至于流浪猫捕食野生动物的争议，在日本同样存在。如在鹿儿岛县的奄美大岛，曾有研究指出被列为国家自然纪念物的奄美黑兔正受到流浪猫的捕食，因此岛上组织了流浪猫的抓捕和扑杀行动。然而，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奄美黑兔的主要死因是遭遇车祸。所以不能忽略的是，除了流浪猫，人类或许也是威胁野生动物生存的重要因素。熊本市动物爱护中心去年新建的犬舍（图源：网络）冷杉RECORD：一个健康的社会，动物和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如何构建一个“动物友好”的城市？片野由佳：要建设一个“动物友好”的城市，就要承认动物是社会的一员。所以，宠物主也要认识到他们的社会责任。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严肃，但只要我们以不给他人添麻烦的方式养宠物，就能大大减少他人对动物的厌恶情绪。如果能保持宠物健康，定期清洁，并进行必要的训练，很多人也会觉得猫狗是可爱友善的存在。另外，我们还需要法律和行政系统来保护动物福利，这需要时间和预算。对于那些对动物不感兴趣的人来说，他们会反对说“要优先考虑人而不是动物”。我也常常被问到，为什么相比人的社会福利，我对动物福利更感兴趣？动物处于社会权利的最底层，是绝对的弱者。一个尊重动物的社会，也是一个尊重弱者的社会。创造一个没有动物歧视的社会，同样也有助于创造一个没有任何人被忽视和歧视的社会。因此，人与动物共同幸福生活的方式，将继续成为我今后写作中重要的主题。（感谢夏绪、谢小谢对本文的帮助）【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文图丨张楠茜编辑丨杜雯雯距离湖南桂阳县城30来公里的苦志育才学校，藏在一条村落小道的尽头，四周山林掩映，与几家荒废的汽修厂为邻。第一次载客到这里的出租车司机叹了口气，“这学校看着就好苦啊。”一个苦字，的确可以概括这所学校里孩子们的过往人生——他们大多来自周边乡村，成长于相似悲情底色的困境家庭：父母患重大疾病、离世或处于服刑等变故中，家族无力提供养育支持。这群7至16岁的孩子，在最脆弱敏感、需要照料和引导的人生阶段，无家可依。我们试图呈现主流教育之外的另一种形态：当一座县城家庭最困难的儿童，集中到学校统一接受“人生兜底教育”，吃住学习全免费，习得正确的生活习惯、找回自尊与信心，被看成比“试卷上的分数”更重要的事——学生们只被要求“自食其力，做个身心健康的人”。在校园的人生9年，这种不同于普通应试教育的理念将如何塑造他们，以及能多大程度改变孩子们原本持续下坠的人生？人生“兜底”教育第一次进到校园的外来者，很容易把留着寸头的女孩误认为小男孩。女孩们奔跑在学校的操场和教学楼前，彩色小裙子跟着笑声一起雀跃。“孩子们很多是刚入学，家里卫生条件不好，头上长虱子只好给剃了。”生活老师肖艳红向外来的探访者解释道。每年开学返校，总有孩子的头发丝里，寄生着虱子或白白小小的虫卵颗粒，痒得不行只能一直抠头。抵达教学楼之前，孩子们要先穿过碎石子和杂草铺满的操场，再爬上一个斜坡。这个容纳了近三百名师生的校园不大，教学楼、宿舍楼、食堂围绕着操场，呈半圆形展开。在学校工作了4年多的肖艳红，午饭后正在女生宿舍里忙着分发刚烘干的衣服，她穿梭在不同的宿舍间，身边总是围绕着吵吵嚷嚷的孩子。肖艳红有些驼背，是桂阳县苦志育才学校里最忙碌的人，所有和生活沾边的事都归她管，透过大红色的方框眼镜，能看到她眼角叠出的几道皱纹。孩子们在家里没有干净安全的生活环境，集中到学校，卫生便成为首要大事。隔壁县城，更早成立的新田县苦志育才学校，曾经有小朋友放假回家感染了疥疮，回校后没有告诉老师，100多个孩子陆续被传染。那一次，全校所有床单被褥都被翻出来暴晒消毒，连床板都做了彻底清扫。学校花3万元找医生来集体治疗，把两台医用的热蒸汽太空舱放在澡堂，“蒸出”孩子们身上的小虫子，再涂药膏才治好。新田县苦志育才学校，周六的食堂成了电影院在这所奉行“家校一体”的学校，所有的生活习惯都有章法，整齐划一。孩子们在宿舍放置牙刷时得统一朝着一个方向，棉被叠成方块。每个月，学校会把当月过生日的师生集中在一起庆祝。新来的孩子会获得切蛋糕的“小小特权”。食堂里孩子们“自治而为”，高年级同学负责将大铁盘里的米饭切成小块，再分装到每人的餐盘里。动筷子之前，所有人齐刷刷坐在餐桌前，闭上眼睛一起默念，“感恩食物，感恩社会，感恩国家”。用餐结束，也由同学们自己清洗和整理碗盘。桂阳苦志育才全校师生近300人，每个年级只开设了一个班级。“孩子升到哪里我们就办学到哪，上了初二就办初二，上到初三就办初三。”校长王勇说，四年前刚办学时，最高只有四年级，后来跟着孩子们的需要灵活上调。她的办公室大门常年敞开，学生随时自由进出。这里一年级的孩子大多没有上过幼儿园，还在适应节奏。上课铃已打完两分钟，语文老师站在门口清点人数，还差两个。原本坐下的孩子也跑到教室门口，大声喊叫伙伴们的名字，直到人齐。在苦志育才的课堂上，规矩重于分数，任课老师不断提醒坐姿和课堂纪律。但与此同时，学习能力的差异又是被高度宽容的，老师不会有统一的学业达标要求，而是鼓励孩子们“做到力所能及就好”。九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桂阳县飘起小雨。下课后，拿到雨伞的学生要负责把没伞的同学送到食堂——学校物资都是捐赠而来，数量有限，雨伞也得学会共享。肖老师在给剪了寸头的女孩们发放志愿者寄来的帽子学校成立的这几年，大家习惯了校园里前来慰问和参观的陌生人。性格开朗的会主动问好，有的害羞一些，打完招呼就匆匆跑开。但孩子们都被告知一条规则：不能缠着来人要吃的。“不能因为自己家境困难，就随便找人讨要东西”王勇说，这是学校的自尊教育。而对于生活在此地的乡村女孩们来说，学会识别校园之外的危险信号，是更为具体和紧迫的事情。前年暑假，新田县苦志育才学校的一位女同学告诉老师，家附近总有流浪汉在转悠，白天看不出异样，晚上则会跑到屋旁张望——这让老师们提高了警觉，又想到之前就发生过休学回家的女学生被同村人性侵的事。孩子们在校外需要得到的庇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了开设性教育课，学校找到村委会，要求重点关注家里没有依靠的女孩子，排查周边隐藏的危险。孩子们大多来自特殊的家庭环境，心理敏感。和有意识寻求心理咨询的成年人不同，幼童往往不懂得去求助。但直接把孩子们带到心理咨询室并不是解决之道，“这会让孩子拘谨，也让别的同学对TA侧目”。去年刚开学，有个五年级的女孩总说想自杀，她的母亲是哑者，父亲在过年的时候去世，妹妹也在苦志育才就读。两姐妹返校后影形不离，好像很害怕什么。王勇察觉到不对劲，单独找来两人问话，爸爸去世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姐姐答，是在自己怀里去世的，妹妹也看到了。王勇不再说话，只是抱着两个孩子，让她们好好哭了一场。对孩子们来说，学校更像是一个暂时的中转站，陪伴自己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时间。有的在苦志育才读了几年状态变好，或是有亲戚回来接了，就从这里转去条件更好的学校读书。王勇觉得，“学校让孩子感受到情感和爱是最重要的事，其次是培养生活能力和自食其力的价值观。”同一种孩子九岁的佳佳比很多同龄孩子瘦弱，身高也矮一个头，她说话声音软软糯糯，笑起来时，圆溜溜的眼睛眯成月牙，两颗虎牙也露出来。被刘海遮住的额头尖儿，有一道泛白的伤疤，是之前在家里不小心从三楼摔到二楼磕的，“流血了，哭了好一会儿，叔叔才发现我。”来到学校之前，她跟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叔叔在农村生活。“家里虽然破烂，但还是可以去的。”她会通过展露伤疤和小心翼翼发出邀请，和人拉近距离。但是被问到爸爸妈妈，声音就低下去，她只知道，先是小时候妈妈不在了，后来爸爸也不在家了。像佳佳这样失去家庭依靠、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被叫做事实孤儿或困境儿童。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困境儿童688.9万名，包含孤儿、留守儿童、失依儿童等。苦志育才的生源，大多来自于县城以及周边农村的“失依儿童”。2019年由民政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中，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范围作出界定：父母双方均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前述情形之一。从现实条件来看，他们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孤儿，但孩子们在原本的现实家庭生活中，并没有获得有效的父母照顾和监护，无人养也无人教。每一位入学的孩子都经过严格家访而每一个进入苦志育才的孩子，都经过了严格的家访。过去五年里，王勇和同事们走遍了桂阳县的几乎每个乡镇，先后拜访200多个家庭，识别出真正处境困难、无所依靠的孩子，把他们带到学校就读。九月的一个雨天，60岁的王勇开车前往桂阳县城附近的流峰镇做家访。山路曲折颠簸，雨点敲打在车窗上，车轮扬起的水花模糊前路，王勇倒是越开越精神，“开车就是要山路才有意思，才有味道。”有时她带着老师们出去，一侧就是悬崖，走到没有导航信号的路，都是靠大着胆子拧转方向盘抵达终点。目的地到了。孩子的奶奶早早打着伞在路口等，她不到一米五的个头，短头发全白，不会说普通话，在镇上租了一处年久失修的楼房，陪读三个孙子。房租两千八百元一年，房间阴暗狭窄，地上是已经板结的黄黑污垢。她的孙子阿杰在苦志育才读8年级，是个不爱说话的男孩，走路也总是低着头，不和人搭话。孩子爸爸之前在广东的一个工厂打工时，被同宿舍的工友砍死，孩子妈妈捡回一条命，但头上手上全是伤——八岁的阿杰在现场目睹了一切。房间里，老人边说边哭，王勇在一旁说些安慰的话。即便已经做好了心理预备，但当老师们真正踏入这些孩子们的家，关于贫苦的具象场面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有人家徒四壁，几个椅子拼成床；有的家里遍地都是鸡屎，阵阵恶臭；有的孩子十几岁了还和大人挤在唯一的一张床上睡觉。一些爷爷奶奶说孩子的妈妈“跑了”。老师们听过“跑”字背后的深入故事：女人受不了家里太穷，或常年遭受丈夫的家暴，出去打工或者再嫁了。精神失常的妈妈也不罕见。有农村男人因为贫穷娶不起老婆，就去找有精神疾病的女性，捡来拐来的都有。有个爸爸一直不工作，妈妈有精神疾病，孩子一个接着一个生，爸爸经常去政府要奶粉钱，有钱了成天打牌喝酒。他最终在车祸中丧生。村支书主动联系了苦志育才，把孩子送了过去。还有另一家5口人，爷爷常年卧床，爸爸中风之后基本丧失劳动力。两个小儿子分别是5岁和6岁，整个家庭照顾所有人的任务，全靠一个9岁的大女儿完成。王勇既是学校的校长也是司机有时，王勇也会担心，入读苦志育才会不会加深孩子们“苦”的标签？她会在转达给孩子们的言语里婉转表达，“我们现在是困难，接受了别人的帮助。但是困难只是暂时的，等我们以后有本事了，也会去帮助别人。”由于学校是全公益性质，每个名额珍贵。这些年里，苦志育才学校拒绝过许多经济条件尚可家庭的孩子。老师发现一户新生家中发现客厅有空调，父亲打工还能供孩子读书，商议后放弃录取。还有一户人家的爷爷奶奶想送调皮的小孙子来读书，但老师实地走访后看到他家住房条件不错，大孙子还在县城里收费不低的民办学校读书，也没有录取。“拯救腐朽木头上的新芽”真正进入苦志育才上学的孩子，课业上与同龄孩子的差距悬殊，不少人是在普通学校跟不上课业，转学而来。有三年级的孩子在作文课上，只能写下歪扭的一撇一捺，也有孩子到了四年级还不会10以内的加减乘除法。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失依儿童”在普通学校面临的现实困难，包括学业基础和学习兴趣差，跟不上课业；在校不合群，感觉受排挤、孤立，出现行为异常等。这棵大树正好挡到食堂外的洗漱池，被留存了下来桂阳苦志育才的欧阳起欢老师曾经遇到过一位读三年级的女孩，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把上下结构写成左右结构。老师没有催写字，先教她握笔，孩子有一些新鲜感了，再让她从最简单的“王”开始。此后的几年里女孩写了十来万字，这些习字册被欧阳起欢叠收在办公室里。女孩越来越开朗，管他叫“师傅”。新田苦志育才校长乐巍则发现了“失依儿童”更长期的问题，“很多人人生没有目标和方向，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他的办法是给孩子们办各种兴趣班，双截棍、古筝、篮球、乒乓球，只要让学生能找到兴趣目标，“不论小或大的，先有个小目标往前走”。学校的一块小菜地也是孩子们扔铅球的练习场。周日，食堂则成了临时的电影院，大大小小的孩子坐成一排排，看投射在屏幕上的动画电影。几年的尝试下来，新田苦志育才获得了“意外的成效”。2022年毕业班的33个学生中，有9人考上高中——对比当地相似规模的镇中，很多都是“挂零”。在县里举办的中学运动会上，苦志育才学生还拿到团体一等奖。2024年，新田县苦志育才学校的九年级总分平均分被预期将超过前一年。2015年学校落地新田县时，这里还是湖南省排名前三的国家级贫困县，因为“没铁路、没高速公路、没大江大河”，被调侃为“三无县”。但同时，新田县却是公认的“教育沃土”，在永州市南部六个县城的重点中学里首屈一指——一个县城里有一所省重点中学和一所市重点中学，光是新田一中，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学生考上清华或北大。菜地是孩子们练习投掷实心球的地方苦志育才几年来的“小成果”在新田本地的教育系统里开始引起关注，今年春季，新田县教育局特地到到学校调研取经。从2015年第一所苦志育才学校在湖南省新田县成立至今，全国共有8所苦志育才学校，分布在重庆、甘肃、云南、湖南等地。除了湖南的两所是民办，其他基本都为公办社助。最初，创始人黄先生和当地僧人释法广法师联合筹资，向新田县教育局申请办学资质，把农村的闲置学校用作免费校舍——新田县苦志育才成了“吃螃蟹”的第一家。随后的桂阳苦志育才在2019年建立，最初的校园是靠不到10个老师和两位工人加班加点，一起收拾出来的。校址选在一个荒废了三年的学校，杂草丛生，暗处还有蜈蚣和蛇。窗户被白蚁侵蚀得手碰一下就倒掉，厕所里残留着鸡鸭的粪便。校长老师砌围墙、做清洁，教室里灰尘漫天，清洗出来都是黄泥水。厕所的粪泥又厚又硬，要用硫酸冲洗，味道刺鼻难闻，宿舍窗户漏风，只能用纸贴上。晚上洗干净衣服晾在外面，第二天就沾上各种虫子。每天都要停电好几次，老师自己接电线、修水管。在发起苦志育才之前，黄先生参与过其他教育类的公益项目，大多是捐款捐物，或是一对一助学形式——他觉得，这种不可持续的一次性帮助，孩子们实质上没有得到系统性教育，有的长大后还会产生索取的心态。他对教育的作用始终抱持希望，虽然这些孩子的父母已经难以拯救，但托住这些孩子等于是给社会的未来兜底。“大人很难改变，就是像一块木头已经腐朽了，木头上又长出了一个新芽，我们去救这块木头已经很难救了，新芽是救得好的。”另一种教育的现实窘境当一种不同于普通学校的教育模式出现在县城里时，首先迎来的是质疑之声：免费的教育住宿，是不是就意味着条件不好？学校培养出来的孩子们会怎么发展？有宗教界人士参与，会不会是什么邪教？这个模式可持续吗？“大家不太相信有读书住宿全免费的好事”。乐巍说，最开始有人怀疑他们以公益慈善的名义谋取私利，政府也在观望，不知道学校能办多久。2015年学校初次招生48人，开学几天就走掉了8个。最早成立的新田苦志育才学校，经历过公益办校的所有窘境。因为资金紧张，学校裁过员，换校址之后还没水没电。但最让校长乐巍遗憾的，是第一届小学毕业生没能留住。2015年招进来最高是四年级学生，等到他们几年后面临小升初时，适逢全省范围内中学的大班名额缩小，县城里初中老师的需求量骤升，条件差、待遇差、工作量大的苦志育才，即便是想招初中老师办初中，也失败了。好多一开始干劲满满的老师心灰意冷。他们想，如果孩子小学毕业就脱离学校，回到社会的大染缸，最终还是有很大几率会坠落到原来的生活，改变不大。2019年6月，新田县苦志育才筹建了初中部。第一届初中毕业的33个孩子，有1个考了定向师范（全县近400个考生当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2个考上省级示范性高中，6个考上市级示范高中。其他大部分孩子去了职高或者职中，还有少数几个选择外出打工了。新田苦志育才记录下一位学生的前后变化这样的教育结果算成功吗？黄先生认为，教育的公益，是对整个社会的大闭环投资，人文社会的环境保护，“不存在失败，这群孩子未来创造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他们也会有家庭、孩子，如果不去救助，可能有一部分会成为社会的问题。”他算了一笔账，一所苦志育才学校一年的成本是80万左右，一个县的极度困境儿童大概500名左右，全国一共100万孩子，一年投入大概8亿左右的资金，就能为他们所有人兜底。但对于处在教学一线的校长王勇来说，兜底全国的理想还有些遥远，她面对的具体问题是学校的资金和教师问题。和工作强度不匹配的，是老师们的生活环境和工资待遇。在食堂旁边的教师宿舍里，三四个老师共用一个套间，一人只有不到十平米的空间，房间不够就用木板隔开。有的老师爱人孩子都在县城，陪伴家人的时间屈指可数。老师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是每周末晚上聚在一起吃个小火锅，聊聊天。王勇总是苦恼于招不到能够稳定持续待下去的老师。之前有位来自外地的爱心人士申请过来当生活老师，不到一个星期就离开了。即便是年轻的教学老师，流动性也很大，很多人把学校当作找到下一份工作的跳板，最终还是想考去县城的公办学校。每一个任课老师不仅要跨年级跨学科教课，还兼任很多杂活儿，比如数学老师也是学校的水电工，语文老师要管理体育室的器材，历史老师要负责消毒的考勤工作，校长也是运送物资的司机。而对于在此就读的孩子们来说，在苦志育才度过的9年时光，将会引导他们走向何种人生？最初没能留住的第一届小学毕业生，老师们曾经通过QQ回访了部分人的情况，只有极少数人完成了学业：有的孩子回到户籍地所在的初中短暂读了一会儿书，但没能坚持下来；有的选择回到农村老家务农或者外出打工，还有少数则不知去向。受教育之后，命运的分野16岁的小鹏，在广东惠州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已经上班两个多月。他15岁从职校离开，是为了早点到社会闯荡。作为安保部的员工，他负责检查酒店的消防安全。一晚上，小鹏来来回回检查97个点位，最多能走出4万多步，从晚上八点持续到早上八点。有时晚上在大堂值班，困得眼皮快耷拉下来，就扇自己一耳光醒醒瞌睡。在此之前，小鹏在广东中山的工厂打过螺丝钉。好哥们儿刘振海介绍他来这里工作，两人都在安保部，一个早班，一个夜班。他们曾在同一所小学念书，吃住生活在一起，如同亲兄弟。和他们毕业于同一所苦志育才的婉莹，则在今年进入本地的县职中。婉莹个头瘦弱，长睫毛高鼻梁，眼窝深深，扎着小小的马尾辫。她的穿着朴素，在职中打扮入时的学生中显得安静。“你喜欢新学校吗？”“还行。”“老师和同学怎么样？”“都挺好的。”在被问到大多数问题时，婉莹都只有短短几个字回答。关系最亲近的生活老师谢欢，是她过去六年生活中最亲密的人。对于婉莹来说，物理意义上的家似乎已经没什么寄托了：爷爷奶奶年迈，连她的学费都无法支持。她从没见过妈妈，爸爸也在前几年生病去世。连在职中读的养老专业，也是谢欢老师帮她选的。每周末放假，婉莹会回到苦志育才学校，帮着带带学弟学妹。过去她曾在这里收到过滋养，印象最深的是学校组织过的一次徒步。那是初三面临中考前课业最紧张的时候，老师们没有让他们做题，而是带着去了趟附近的农场参观。她和同学们一起拔河、抢凳子玩游戏，还认识了好多植物、水果、蔬菜。在路上走着，她觉得，“世界好像变得宽阔了起来。”学校的生活习惯现在也在她身上留下印记。在闹哄哄的职中班级里，婉莹的课桌整洁，书本都规整收纳在桌子里。她的被子也是寝室里叠得最方正的豆腐块，棱角分明——这些是过去在苦志育才学会的生活技能。她虽然话不多，但很受班上别的同学的信任，大家会推选她当班长。宿舍外的黑板上是孩子们抄写的励志文字但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如婉莹般幸运。曾经和她就读同一所学校，早几届的学姐——一个六年级数学考过满分的女孩，小学毕业没考上县城里的初中。一次，校长乐巍路过一个烤串店，认出正在吃饭的她。女孩已经怀孕，挺着大肚子和几个社会小青年在一起。乐巍叫她名字，女孩很不好意思，把头偏过去，拿了吃的就赶紧走开了，也没有打招呼，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包括婉莹在内的2023级苦志育才毕业生，大多数去了职校，另外三分之一考到普通高中，继续为考大学而奋斗，还有几个孩子选择外出打工。对这些曾接受过同一种教育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的人生曾有过交集，也在完成基础教育后走向分野。过去，苦志育才对孩们的期望是，要努力考高中、大学，往上走。一次和学生的偶然交谈，改变了大人们的想法。“世俗定义了更高的学历和收入是成功，但是在每个孩子心中，真正重要的东西不一样。无论你选择哪条路或者方式，自食其力就没有高低贵贱。”黄先生说。一位上海过去的参观者和学校的一个女孩聊天，问她毕业之后想干什么？女孩说想去县城的奶茶店打工，一个月能赚1500元。来者认为女孩现在的认知有限，就开导她，“你上高中、职高或者大学，工资就可能变成八、九千甚至一万。”女孩平静回答，说家里以前失火了，是姐姐拼尽全力把她从窗户里扔出来，摔在地上她的手留下了残疾，姐姐则是全身烧伤，现在还躺着。她留在县城的唯一理由，是可以早点工作照顾姐姐。（文中未成年受访者皆为化名）【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文图丨李禾编辑丨杜雯雯出狱5个多月，闫啸天唯一的收入来自炒股盈利：一笔四千多元的意外之财。这个“本事”是过去在监狱里跟着“股票高手”学来的。他脑子灵光，一边听对方传授个人经验，一边学习财经报刊上的金融知识，重点段落全部手抄下来。在一本黑色笔记里，他密密麻麻写满了诸如宇通客车、恒顺醋业、密尔克卫、苏泊尔等股票的每月价格、收益、总市值。这是闫啸天重回社会的“一次投资实践”。尝到甜头，他便果断离场，再也没碰过，“这玩意儿不能弄太深，否则被套死。”如今走在街头，无人知晓他的过往身份——曾经轰动全国的“河南大学生掏鸟”案主犯之一。2014年夏天，大一放假的闫啸天和朋友王亚军，在河南辉县的老家树上掏了十几只燕隼，部分转卖。随后，他还单独收购了一只凤头鹰。这都不是普通的鸟。非法猎捕和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为闫啸天带来10年半的刑期。王亚军比他短半年。当年案件判决一公布，迅速在全国引起大讨论，国内多位知名法学家意见各异，立场分属“不同阵营”。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法撰文称该案“判决适用野生动物保护法正确，并未枉法裁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则认为，“生效判决在事实依据上是不充分的。”漫长激烈的反复争论，让该案被列入2015年度河南十大法治热点事件，甚至还被写进《河南法治蓝皮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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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丨陈龙编辑丨雪梨王教师节当天，50岁的范美忠更新朋友圈，转发了学生5年前写他的一篇文章，“又是一个教师节到了，才想起我自己，也曾经是老师”，后面跟了个咧嘴笑的表情。老师的身份恐怕是范美忠所有身份标签中，他最难释怀的一个。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他是“民间教育改革”潮流的标志性人物，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边喝酒一边彻夜长谈，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国家要向哪里去，社会要向哪里去”。在那之后，他成为了一个被万众唾弃的老师。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都江堰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抛下学生，“连滚带爬地以最快速度冲到了教学楼旁边的足球场中央”。10天后，他发文称，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女儿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那一年，他35岁。此文一出，引发了全国性声讨和唾骂，范美忠也被网络写手五岳散人冠以“范跑跑”的恶名。彼时，学校接待室的四部电话几乎成了“范跑跑专线”，“凌晨两点半一个（来电），三点半一个，四点半一个”，都是骂他的。范美忠则顶着数以亿计的骂声和“范跑跑”的标签，在网络和电视节目中为自己辩护。其言辞之激烈如同斗士，给人以“异端”、不合时宜的印象。事发学校校长卿光亚此前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将范美忠形容为“经历了地震的病人”。范美忠的朋友李勇则认为，从前的范美忠，是王小波笔下那只不服从、特立独行的猪，地震后，他变得像一只刺猬，“一有点风吹草动，就包裹起自己”。但范美忠不认可这种说法。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言行没有错，自然也不会因为舆论受到精神创伤。真正受影响的是他的生活：2015年离开光亚学校后，不能教书、讲座，不能出版书籍，他因此陷入生活困局。身陷困局的范美忠靠什么为生？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要如何适应当下的新世代？地震15年后，带着这些问题，我两次前往成都，寻找范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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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丨周舟编辑丨杜雯雯一位莱斯大学人类学的中国博士生，在今年夏天前往非洲肯尼亚，展开了一场为期28天的论文“枪手”寻访之旅。她抵达位于赤道附近的内罗毕，真实感受到了“世界论文代写之都”的复杂一面：在演化到近乎成熟的代写产业背后，是本地青年人在贫穷与机会中，摸索可能性的故事。堵车、小贩与隐身的代写12小时的转机飞行后，我从广州乘坐的ET318航班，落地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刚出机场，我就感受到这座“世界第四堵车城市”的复杂交通：大多数地方没有红绿灯，过马路要从小贩、小巴和摩托车混杂的车流中左右突围，空气里弥漫着汽车尾气的味道。内罗毕市中心新城区，从肯雅塔国际会议中心往下望这一路是被人左右夹击的过程。街道两侧的小贩把售卖的二手衣物举到每一个路过的人面前，试图伸手拉住他们。有揽客的人直接地识别出我的面貌，冲我喊“中国人，中国人”。我的耳朵里，不间断地闯入英语、法语、斯瓦西里语和其他听不懂的当地方言，再配上街上汽车的喇叭声和小巴司机揽客的叫喊，让人晕头转向。直到拐过一个停着二三十辆小巴的环岛，我从紧贴在一起的小巴缝隙中挤过去，到达我的住处——一栋黄褐色的十层建筑。这里是中心商务区的北部边缘。紧邻我住处的据说是肯尼亚最大的二手汽车零件集散中心，是一片到了夜晚会点火焚烧垃圾的棚户区。二手汽车零件集散中心，从我的住处往下看过去，我在留学群里见到过许多代写小广告。我一直以为给中国留学生做代写的也是中国人，所以看到关于肯尼亚代写的报道时就很新奇，觉得这种无意中产生的跨国连接非常有趣。查阅新闻资料后我得知了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几乎每7个在欧美就读的大学生中，就有1人找过代写者。而这些“隐秘写手”中的大多数，都来自非洲肯尼亚。作为一个初来者，我在这个被称为“非洲硅谷”的城市中，没有第一时间捕捉到预想中论文代写产业存在的明显迹象。这里更显眼的，是街上随处可见的M-PESA绿色标志和旅行社职员。前者是肯尼亚应用广泛的移动支付软件，被看作是肯尼亚发展IT经济的成功案例之一。后者紧紧跟着每一个被认作是游客的人，试图游说他们去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马赛马拉，观看地球上最壮观的动物大迁徙。去马赛马拉看动物大迁徙直到找到机会跟当地人对话，我才真切感受到研究论文代写学者说的，“在内罗毕，每栋楼里都有两三个写手”所言不虚。28天的田野调研期间，我在这里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不管是出租车司机、超市店员、修车工还是导游，无论他们的工作看上去跟论文代写多么不相干，都有那么几个做论文代写的朋友。棚户区的“裱糊匠”我就是通过一位修车工认识了29岁的Josh，一个已经做了四年论文代写的青年。Josh高高瘦瘦，常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帽衫，灰色的牛仔裤上，沾满了棚户区的泥灰。这个原本想接替自己父亲在肯尼亚电力公司（Kenya

文图丨李禾编辑丨雪梨王傍晚6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王竞在厂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用最快速度开到火炬广场。此时，距离万能青年旅店的出场只有40分钟——9月2日、3日这场名为石家庄“Rock

文图丨李禾编辑丨杜雯雯凌晨两点半，张时玉从床上爬了起来。他关掉手机闹铃，从床头拿起一个两升的太空杯“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凉白开，试图甩掉困意。在这个80多平米的出租屋里，所有生活物品都以实用性和必要性存在——客厅，只有几个马扎凳和一张折叠式矮饭桌，两间卧室则满满当当塞进四张上下铺。63岁的张时玉和7位工友同住，屋里气体浑浊，混杂着汗脚和香烟的味道。害怕吵到别人休息，从上铺下来时他很小心，也不开灯，顺着手机屏幕的光摸到了洗手间，接一捧冷水胡乱在脸上揉了一把。他所居住的这个小区已有20来年房龄，没有电梯，租金便宜是为数不多的优点：每人每月只要200元，水电费平摊。狭窄楼道里电线杂乱拉扯着，张时玉每下一层楼都咳嗽一声，让声控灯亮起来。张时玉和工友租住的单元楼他下楼速度很快，到了一楼单元口，又熟练清点起作业工具。扫把有大有小，手套、毛巾、小铲、镊子、喷壶一样不少。他从左车把上取下一件黄色反光上衣套在身上，蹬起三轮车就往外走。城市的夜色并不沉闷。一路上，张时玉经过了4个夜市摊。对饮猜拳的中年人、光膀子露纹身的年轻人，乌泱泱的食客挤在摊位喊叫、飙脏话，花生壳、毛豆皮和沾满油污的餐巾纸散落一地。有醉酒者站在路边枯萎的法国梧桐前撒尿、吐酒，末了，就用尽全力将一口痰液喷吐到路中间。张时玉厌恶这场面，“大家喝的越起劲，我们越辛苦”。上了年纪，2.8公里的路程他骑了24分钟，终于，在3点30分上班前按时赶到了作业区。早上6点，在清扫车的协助下，他和同事们已打扫完一段1.7公里的主干道、1公里次干道、一座小型广场和一个菜市场门前。这是张时玉做环卫工的第五年，蓝色一次性口罩遮不住男人脸上的疲惫。这份工作每个月赚回两三千元的工资，他大多转给儿子还房贷，“很累，可为了给儿子挣钱，有什么办法呢？”贫穷的乡村与三次未果的恋爱赚钱，是张时玉维持日常生活秩序最重要的命题。他的老家在华北平原的一个小县城——这里之前是国家级贫困县，而他居住的村子曾是最穷的村庄之一。如果不外出打工，村民仅靠种田的年收入很难超过1万元。村里没有企业，最大的实体店是一间小卖部，货架上商品少得可怜。村子是南北走向，多为丘陵，百余户村民生活在一道山沟里，一些基础生活用品都得去5公里外的乡上买。山坡上除了零星的柏树外，大多数地方被荆条覆盖。村里少有成片的土地，那些分布在半山腰的口粮田，也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像旧衣服上的补丁。山脚水库无法引流到山上浇灌，村民几乎是靠天吃饭。经济条件不好，很少有外村女性愿意嫁来这里。本村女孩外嫁出去，也经常被说是“高攀了”。贫穷困住村民的生活，也困住了张时玉儿子的婚姻。儿子张伟华出生于1985年，女儿张伟芳小四岁。他宠爱这一双儿女，在奉行棍棒教育的农村，孩子们淘气他也不舍得动手。村里的孩子，通常有三条谋生之路。最好是读书考出去，学习不好的话早早学个技术也能养活自己，再不济就跟着大人去打工。张时玉一心想让孩子靠读书出人头地，但他们成绩都不尽人意，上完初中就辍学了。他试图给儿女多找些出路，女儿在被罩厂工作几年后结婚嫁人，儿子的工作则"麻烦不断"。先是送张伟华去饭店学厨师，因为无聊半途而废了。后来，又出钱让他去考B2货车驾照，跑长途时挣了些钱，但一次疲劳驾驶翻车“留下心理阴影”，张伟华再也不碰货车了，27岁的时候干脆辞掉了货车司机一职。其实张伟华的外在条件不算差，身高一米八，中等身材，看起来精干，性格外向健谈。村民对他的评价是老实孝顺。同村的年轻人大都想着出去打工，张伟华更喜欢待在家里。他想着，离父母近些，有事能照顾到。村里有人说他，“人很好，就是懒了点儿。”老家附近的女孩，没有因顾家孝顺的评价高看他，说他窝在家里能有啥出息。张伟华谈过两个外村的女朋友都没成功，对方都说，“家人给介绍了条件更好的对象”。在张家生活的乡村，男性一旦被贴上“光棍”标签，歧视和流言也随之而来：贫穷，要不就是身体有疾病。通往张时玉老家的一段路在发小介绍下，张伟华总算找到一份夜店保安的工作。工作内容倒不难，只是日夜颠倒。每天吃完晚饭，他就开着从朋友手里买的二手大众帕萨特去40公里外的市区上班。穿着黑西装白衬衫，手拿对讲机寻巡场，如果有人打架就上前拉开，他要识别出故意砸场子的人并将其带出店外，直至凌晨3点下班回家。原本，张伟华对月薪3000元的生活挺满足。但当第三个女朋友提出“在市里买房就结婚”的要求时，他知道这段感情也要结束了，“如果不是买彩票中奖，在市里买房都不敢想。”“借钱也会买的！”张伟华29岁时，已经有过十几次的相亲经验——三段恋爱告吹后，父亲张时玉不再允许他自己谈对象，而是通过长辈眼里更靠谱的媒婆介绍。一开始，他觉得自己有年龄优势，对女方的要求颇高：“年龄不能太大”、“二婚的不行”、“不要求在县城买房，市里就更不用说了”。按这个标准找，没有一个女孩想和他相亲。后来媒婆看不下去了，劝张伟华父母：“条件再降降，咱就是村里一个没上过学的人，就别挑了。”张伟华松了口，“大10岁也可以”、“离婚带娃也不嫌弃”、“除了倒插门什么都能谈”。这次，媒婆找到了好几位符合条件的女性。对方无一例外都提出一个问题：“在市里买房了吗？”“都没稳定工作，为什么去城里当‘房奴’呢？”张伟华好几次直勾勾地回话，他的“诚实”没给自己加分，倒是被贴上了抠门标签，更没女孩想和他接触了。张伟华所居住的村庄当时，算上张伟华在内，村里有四五个年轻人没成家，大家的情况都是市里没房。早些年，张时玉靠着打工和种地攒了20来万，在村里给儿子盖了新房。他没想到，这种房子放到后来的乡村婚恋市场上价值得不到承认。眼看市里的房子已成为儿子相亲结婚成功与否的重要砝码，张家向媒婆打下保票：“借钱也会买的！”确认了买房意愿后，张伟华的相亲之路变顺了些。30岁时，媒婆给他介绍了乡上另一个村的王艳。两家相隔只有6公里，王艳离异，有个4岁的女儿。和其他相亲对象一样，她唯一的要求就在市里买房。张家全部存款只有10万元，张时玉犯了愁。他跑到亲戚们家里东拼西借，硬是凑满了25万元首付款。2015年的夏天，张伟华和王艳领证，又借了3万多元在老家办完婚礼。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婚礼之前，王艳让张家把25万元以彩礼形式先给到自己，等婚后拿这笔钱去买房。她的想法直接明了：必须得有个东西去约束（婚姻），房子是最好的选择。“毕竟，他花那么多钱，做什么事之前，总得考虑下成本问题。”她并非村里第一个这么做的女性，在当地的婚恋市场，这被视为待嫁女性对自己未来婚姻相对普遍且直接的“自保手段”。等不了的房价，还不起的月供婚礼结束不到一个月，到市区买房成了张家小两口的头等大事。第一次走进售楼部的时候，王艳觉得“自己像是城里人了“。穿西装的男销售给他们端来了咖啡、薄荷糖，张口就是”哥”“嫂子”“咱家”“您”，听者倍感愉悦。在硕大的沙盘上，销售对着一堆楼房模型凭空讲解。张伟华夫妇看的那个小区刚刚才打好地基，一上来销售员就面露难色，不好意思，20层以下卖完了。紧接着，又领小两口到建筑工地外围，对着半空比划，呐，就那个位置，采光好、很通风。这一切，都让张伟华觉得，“怎么像是搞诈骗的”。也是从第一次看房起，两人知道了什么期房，什么是现房。后来，夫妻俩又转悠了好几个项目，只有少数盖起了主体。2015年11月，市里房子均价大约6400元。张伟华夫妇手里的25万能买100平米的房子，首付30%也才19.2万，可挑选地段很多，而且都在市里较好的区域。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两人越看越多，挑花了眼，还是没下定决心出手。买房的事儿拖到了2016年初，他俩最初看上的那套三室一厅，已经涨到每平米8500元，光是首付金额就已经超过手里全部的钱。房市行情大好，售楼部人员的耐心讲解消失了，咖啡也不给了，只甩下一句，春节一过就涨价，谁也没办法。接下来的一年里，张伟华受到的冲击更大了。广告页所有房子均价都涨了两三千元，几乎一天一个价，等到2016年年底，那套原本每平米单价6千多元的房子已经飙升到1.5万元。他们彻底买不起了。市里好地段的房子落了空，两人只能退到郊区去看。距市中心32公里外的一个县级市，几年前升级成了区。位置相对偏远，但这片儿的房子也被裹挟在上涨的行情中，从5600元一路跑到8000元。张伟华上班的地方距该区30多公里，离老家也才40来公里，路程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夫妻俩也想过，要不在老家县城买一套算了，每平米才3600元。但王艳最后还是坚持，“那个区再落后也是市区，我们这再方便也是县城农村。”最终，他们购入一套两室两厅的毛坯现房，安家城里。房子带来了一连串的密集数字：89平米，在第19层，每平米单价8800元，总房款接近80万，首付23.4万余元，其余全部贷款，贷款30年，月供2700多元。首付的钱，是从张伟华妻子卡上打过去的，房贷在张伟华名下，房产本上落下夫妻两人的名字。但这套城里的房子并未给他们带来理想中的城市生活，反而很快成为全家人的心病。2017年3月21日房本办下来，独立还贷两个月之后，张伟华负担不起了。每月3000元的工资，他要支付自己、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开支。需要装修时，他手里甚至连1万元都拿不出来。这套举全家之力购买的“市里的房子”没有花里胡哨的装饰，墙面是白色，地板也是白色，唯一有设计感的地方，就是电视墙上手绘的一幅“荷塘月色”。父母还欠着十几万元的债。为了能让家里好过一点，张时玉只好频频在乡里和县里的工地上找活儿干，张伟华的母亲则在家里多养了几头猪。张伟华购买房子的小区搬进新居后，更多的问题接二连三地涌来。张伟华发现，需要花钱的地方远超预想。和村里的生活相比，这里的水、天然气、物业费用全都是额外开支。更意外的是，在村里平房撒欢习惯了的两个孩子，搬进了钢筋水泥的高层楼房，也经历了艰难的适应期。这里没有熟悉要好的小伙伴，出门谁也不认识，在小区里玩耍时，有好事的小孩私下叫他们“土鳖”。王艳不敢上前辩驳，她担心自己“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一张嘴不是更土鳖吗？”“终归说起来还是没钱，在那边生活压力太大了。”两人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等孩子们上初中前，再把全家户口迁到市区生活。于是，在城里崭新、现代化、梦想中的新家只待了短短两个月，张伟华一家还是搬回了村庄。父与子儿子又失业了。2018年7月初，张伟华上班的夜店被查封。他手上没有过硬的技术，又不想去干体力活，很难找到相对挣钱的工作。兜兜转转半个月后，他应聘到市里一家保安公司，分到一个中档小区做夜班保安，每天晚上8点上班，次日早晨8点下班，月工资3800元，扣完社保，只能剩下3100多元。新工作的待遇，依然只能勉强糊口。他转而求助父亲张时玉，偶尔也从妹妹那儿借一些。看着儿子的生活一团糟，张时玉把他叫来，做了一个影响了自己晚年生活的决定。“以后你负责养老婆孩子，我想办法挣钱还房贷。”张时玉说。前半生躬身泥土的父亲，一头扎入城市街道出卖劳力，张伟华心里是有过自责的，他怪自己没本事。他对成功的构想混沌又复杂，总觉得拼搏之路是独木桥，是赌博，是不能出一次错误的残酷游戏。而他自己不是不想拼搏，只是家里没背景没钱，试错成本太高。刚开始，收到父亲转来的钱，张伟华会不好意思，没多久又接受了。从事实层面来看，有了父亲帮助，张伟华的日子才没那么拮据。有时张伟华觉得这套市里的房，让全家人的生活变得鸡犬不宁。每月固定的房贷，就像一条无形但沉重的绳索，拉拽着所有人的命运。很多环卫工都会携带大容量的瓶子或水杯母亲李桂芳，是那种最普通的乡下女人，不善言谈，一辈子兢兢业业做农活，对家里任何大事不做决定。她知道家里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我们家原本在村里不算穷，只是买了房后，生活确实差了很多。”但在李桂芳眼里，丈夫替孩子还房贷，没什么大不了的。她甚至没有埋怨过和丈夫数以年计的分离，总觉得两人心还是在一处，全都是为了孩子。张时玉打工赚的钱，除了留下每月房租200元，吃饭300元，其他都给儿子了。这是她眼里丈夫最大的优点。家里两个男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更不赌博。这么多年，老张也没和她红过脸，更不用说动手了。李桂芳说自己很满足了。可环卫工作，却彻底将张时玉绑住了。他没有任何假期，不仅“五一”“十一”休不了，连中秋春节也不能歇。近五年的时间里，他只回去了两三次参加葬礼，其余时间都在城里扫大街。今年，张伟华想去学做卤味，准备在市里小区附近开个卤味店。儿子想找到在社会谋生的方式，张时玉心里是赞成的，因为他有自己的难处，环卫公司今年出了新规定，年龄最多不能超过65岁——也就是说，他还能替儿子还两年房贷。至于以后怎么办，他没想过，他觉得自己尽力了，也认命了。他几乎没有责怪过张伟华，只是偶尔话锋一转，倒出几句内心更深的想法，“养儿防老呀，我们现在不管，人家以后不管我们怎么办。有钱了，才是爹。”每天清扫一个标准的足球场正式成为环卫工人的2018年，张时玉已经58岁。他通过熟人介绍，以劳务公司三方派遣方式去了市里某区的环卫大队。公司在招聘环卫工时，年龄要求在18周岁到60周岁。尽管张时玉当时没超龄，但公司不再给他缴纳社保。负责人没有解释太多，只说：“入职时，男的40周岁以下，女的35周岁，才给缴社保。”他被分到的大队共有一千多名环卫工。这些工友大多和张时玉差不多年纪，每天除了清扫街道垃圾，还要收集和清运数百吨的生活垃圾，以及几十个垃圾转运站和公厕的保洁工作，维持着一座城市的干净和体面。夜间作业的环卫工队里分清扫股、清运股、清掏股、机扫股等部门，张时玉在清扫股。大家都是三班倒，各自负责自己的区域。还得不定时上凌晨班，凌晨班从3:30分到6点，6人一组。以前在家里干农活时，张时玉觉得挺累，可做环卫工后，他发现这份工作的劳动强度，一点不比农活清闲。即便有清扫车加入，张时玉和同事每天的作业面积至少得六、七千平方米，相当于每天要清扫出一个标准的足球场（7140平方米）。按照相关部委对环卫工人的劳动定额，每个环卫工人每天清扫面积是4000平米左右。但包括张时玉在内，很少有环卫工知道劳动定额的事。他们只有一个朴素的逻辑——靠体力挣钱。刚入职时，张时玉每月底薪是1650元，加上早餐补贴和奖金等，能挣到2300元左右。但这奖金不好拿，要想拿，就得做到“以克论净”。具体就是，环卫工作清扫完毕后，会有检测人员或检测车，对作业道路随机划出一平方米区域，然后将区域内尘土进行收集称重，每平米灰尘不能超过10克。如果每次抽查都合格，员工每月能多500元奖金，超过规定克数的话，每次罚100元。为了不被罚款，张时玉需要特别仔细，不敢有一丝卫生死角。他被处罚过两三次，其余时候都能拿到奖金。在城里的生活固定重复，和他身上的外套一样单调，基本只穿橙色的环卫服。早餐有补助，会吃的好一点。午餐和晚餐，几乎都是最便宜的馒头、大饼和白菜豆腐。他遇到的一次最揪心的事，是差点被裁员。按照公司规定，超过60岁就不符合工作规定了，但用人单位卡死这个年龄的话，无法维持正常运营。公司的管理者想出的办法是“顶岗”，让超龄环卫工顶替未超龄的环卫工干活。张时玉过了60岁，开始顶着一位50来岁环卫工的位置干活。那人已经在公司十几年，以前也兢兢业业扫大街，自从家里拆迁后，就回家歇着收房租了。每月工资发下来，他会转给张时玉，只为给自己留个社保。正在清扫作业的环卫工在顶岗的位置上，张时玉经常怕彻底失业，处处表现卖力。疫情期间，他主动要求加任务，不仅扫大街，还负责辖区内果皮箱、公厕、垃圾转运站的消杀。他还去方舱和隔离医院搞消杀，每天背着几十公斤的消毒液到处穿梭，累得直不起腰。他用身体的苦累去换钱。最多的一个挣了6000多元，这才让儿子未在疫情期间发生断供情况。这是他最开心的事。“呼啦呼啦”扫了两个半小时后，张时玉和同事终于完成了工作。回程时，天很亮了，路上行人还不多。当他正留心有无卫生死角时，一个醉酒的中年人又开始在路边狂吐。短短十几秒，秽物便淌在干净的马路边，仿佛一张皱巴巴的地图被丢到地上。“真他娘的！”张时玉飙出了脏话。再次清理完毕，张时玉骑车回到小区。他在门口早餐摊前买了两根油条、一碗加了白糖的豆腐脑，只用了两三分钟快速吃完。这一次，他从桌子上抽了一沓餐巾纸，对着脑门和嘴巴擦了擦，然后直接丢在地上。起身离开时，几团纸沾在鞋底，他使劲把一只脚在地上摩擦，碎纸屑留在了地面。这会儿，他不再顾忌什么卫生死角，径直上了楼。早上6点50分，其他工友还没起床，此起彼伏的呼噜声铺满整个房间。他爬上了床，小声嘟囔了一句：“真想回家睡一觉，可现在还不沾（行）呀！（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姓名均为化名）【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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