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两场气氛差别巨大的婚礼，在东北老家的同一时间举办——一场的新人在体制内工作，另一场则在体制外。
体制内的那场婚礼明显要热闹得多。男方在北京的央企工作，婚礼场子很大，吃食和酒店档次也颇为高级，现场还有乐队驻唱，气氛喜庆。而体制外的那对新人，双双缺席了晚上的答谢宴，只有两家的父母拘谨地站在舞台上。当现场宾客们举杯祝福时，新人却不在，有人开玩笑说，到底是祝谁新婚快乐呢？作为宾客之一，坐在酒桌上的赵丹感到五味杂陈。体制外的那对新人，女方考了好几年公务员也没有考上，婚礼前夕，赵丹和女方妈妈聊天，感觉阿姨的声音总是蔫蔫儿的，很没有底气，似乎害怕被问及女儿的工作。答谢宴结束得很快，宾客也都心照不宣，不谈新人的职业。赵丹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博士生，90后，出生成长于东北地区，直到大学时期才离开长久生活的家乡。起初，由编制引发的区别对待，是她的个人困扰——硕士毕业后，赵丹曾在东北老家从事体制外工作，亲朋好友的询问和审视的目光时常让她尴尬难受。后来她逐渐发现，体制分割成为一个越来越凸显的社会问题。婚礼是个导火索，她决心写篇论文，好好聊聊编制这件事。她的调研始于2017年，在6年里，围绕体制分割这一现象进行深度访谈，直至“数据饱和”。赵丹先后追踪了16个受访者的情感变动和人生选择。这期间见证了一些人编制“上岸”、结婚生子，也有人单身至今。赵丹的感受是，如今编制的权重变得越来越高，不只东北，体制分割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有出现。她并非反对体制内就业，而是抗拒一种单向度的社会评价体系。在这个评价标准之下，非体制内青年受到无形的歧视和排斥。而那些曾经被边缘的考公年轻人，一旦上岸进入体制内，通常也会找另一个体制内的成为结婚对象——残酷的鄙视链由此复制循环。留在此地的青年，通常只能选择一种趋同的活法：从就业到婚恋的选择，都框定在体制之中；不认同这一标准的人，则用逃离东北来换取有限度的自由。也是在研究期间，赵丹本人完成了一场自我和解，她离开东北又重新回来。于她自己而言，地域上的逃离是不够的，人总是需要持续与无形的社会评价体系抗争。在赵丹与《凤凰周刊》的这场长谈中，我们试图厘清一个人关于价值评价焦虑的症结所在：在当下，选择体制内就业和结婚，被视作抵御风险的一把安全锁，那么它究竟锁住了什么？而当一个年轻人的社会坐标，仅剩下就业和婚恋两个维度，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在东北地区，平日交谈里若被问及“有没有工作”，对方通常想打听的其实是“你有没有体制内的工作”。这个语境下，“有工作”一般指的是拥有体制内的工作，包括央国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等在编人员的工作职位。任何体制外的工作都被叫做“没工作”，包括在学、自由职业、待业等状态。换句话说，只有收入来源，却不在体制内就职，在东北地区相当于“没有工作”或“没有正式工作”。体制内工作，代表了较体面的薪酬待遇，以及一种社会兜底——这在疫情期间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在少子化时代，有退休金更是优势突显，意味着老有所依。去年的那两场婚礼，我至今记忆犹新。导致两场婚礼气氛存在这么大的差别，原因有很多，有没有体制内的工作应该是最主要的。毕竟在当地，两家的父母经济实力都差不多。我当时突然有了一种为体制外就业青年打抱不平的心情，去不了体制内并不是那对新人的错，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站出来接受大家的婚礼祝福。我也很感同身受，围绕编制有关的择业和婚恋困扰，发生在我身边的每一个年轻人身上，也是多年来我脑袋上的一道“紧箍咒”。
2017年硕士毕业后，我回东北待了两年，先后在体制外的教培和公益行业工作，即本地人眼里的“没工作”。在老家，街坊邻居总会第一时间知晓各家的情况，谁找了什么工作和对象，都能引发一波热议，这让我承受了很多压力。出于好奇，我开始访谈身边的朋友或同事，想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是否困惑。这算是机缘巧合之下，一项更接近真实的访谈。因为话题涉及隐私，有时候需要人直面婚恋选择的真实动机，而聊天对象是我的熟人，我们的对话通常发生在公司茶水间或者街头巷尾，一些非正式的场合，他们在放松和信任的状态下聊，能更坦诚地表达想法。通常来讲，家境好、地位高的人，他们可能并不受文中讨论的社会评价体系所限制。我的研究集中在工薪阶层的普通人士，我更希望关注他们的生活际遇。有一个采访对象叫凌红，她大专毕业后，在一家本地公立医院当护士，她渴望婚姻，却一直没有找到理想人选。去年凌红考上编制后，原单位的同事们忽然态度转变，纷纷帮她介绍起对象，新单位的同事对此也无比热情，凌红感觉身边的异性资源一下就多起来，“很快遇上合适的”——据说男方在国企“有点权力”，能给凌红一些事业上的助力。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凌红完成了从考编、入职、相亲、恋爱到结婚的一系列“人生大事”。我去凌红家，她和父母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其实不难得出，凌红没考上编制之前，她前单位的同事手上，是有“优质单身男生资源”的，只不过大家都在心里掂量着“她配不配得上”，是否符合潜在的“体制内与体制内联姻”的婚恋匹配规则。婚恋通行证
在东北婚恋的规则体系中，体制内单身女青年，可以说是竞争链条的顶端。她们是体制内男青年的择偶首选，也被体制外的单身男青年青睐——调研中，有收入颇高的经商男表示，“因为我可以赚钱，她只需要工作稳定、能照顾家就行。”据一位采访对象的说法，体制内通婚还有更细分的潜在规律，“党政机关的不找国企的，国企的又互相看不上。”当然，这条经验并非绝对，但确实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择偶取向。我观察下来，东北青年谈婚恋，收入、学历、样貌、户籍，甚至爱情，都不如编制重要。获得体制内工作，是顺利迈向婚恋大门的通行证；而那些非体制内青年，脱单机会则大幅度降低。比如我，由于“没有工作”，在东北几乎没人给我介绍对象。我有个受访对象热衷于给体制内单身女青年说媒，受挫了又来找我吐槽，但是从来不提给我介绍的事。2017年，我的好朋友也是受访者小竹，邀请我去参加X市的一场线下相亲活动。出于好奇和体验的想法，我满口答应。可小竹又立刻用很自然的语气和我说，“但你没工作，所以不能提交材料，也不能参与相亲互动，只能在一旁围观。”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相亲会设置“编制”作为门槛。我原先以为，小竹是出于热心想让我一起和她参加相亲会，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好像离我有点远，而且不仅仅差在职业方面。到了会场，我被安排坐在角落。主办方先把每个人像简历一样的材料，摆成一排在桌子上。当天来参会的有大约30人，几乎都是国企职工，男女人数基本相同。看完材料后，是自由聊天环节。大家的聊天内容多是围绕爱好和家务水平。聊深了，也会问对方父母是做什么的，有人会主动提及“我爸妈也都是体制内职工”——这在婚恋市场是加分项，意味着结婚后不会有太大的抚养老人的压力。我没有任何值得别人去关注和互动的点，那天的活动我只发言了一次，是替小竹“宣传”，告诉大家“她人很好很孝顺，在家会替妈妈做饭，个子高人长得漂亮，工作还稳定”——这也是她提前嘱咐我这么说的。那场相亲会堪称无聊。每个人好像都在绷着自己“走流程”，和求职的气氛差不多，你很难感受到彼此之间有感情的火花产生。这也合理，大家几乎都是同行，早就祛魅了，也缺乏对他人的好奇。
但X市的本地青年找对象，基本靠相亲。因为大家找对象的限定条件太多了，加上X市的国企职业也有性别区隔，前线工作的都是男性，后勤或部分行政工作以女性为主，平日里自己能接触到的圈子局限，相亲是一种有效率、能满足需求的工具。对于一些相亲介绍人来说，他们不了解你的爱好，也不在乎你是否有趣，人生追求和闪光点是什么。只要你性别合适，没有生理缺陷，在体制内正常工作，那么你就是“可以被介绍的”。他们看的不是“你们会不会幸福”，而是“匹不匹配”。小竹最终没能在那次相亲会上找到满意的对象。她是一名国企职工，体制内二代，婚恋市场上她的条件算是“相当不错”，此前家人介绍了几十个相亲对象，有企业小领导，也有国企职工，“但都没成”，至今单身。这也是体制内女性的普遍现状。当前一些体制内单位的人员比例是“女多男少”，对于女性来说，找与自己同等优秀的男性或者“向上婚”，是一种普遍观念，因此众多不能如愿的女性选择“宁愿单着”。不过有时候，这些体制内单身女性会被贴上“太挑剔”的标签，甚至承受污名，有人私下议论，“她们就是想嫁个高官，国企女孩这样的还不少呢！”有时体制内男性也会面临被质疑的局面。有女性受访者表示，“单身男的年龄越大，问题可能就越多，估计要么离过婚，要么就是有什么性格缺陷或者不正常的地方，优秀的肯定早就都被人挑走了。”在东北，跨体制婚恋的情况比较少，即便有，通常也是“男高女低”梯度婚姻的形式，或带着一些现实考量。比如我了解到的一例，男方是体制内的，但是离过婚，女方正在努力考公务员中。你问我体制内的联姻里面有没有爱情，据我的观察，体制因素可能要先行于爱情。这一点我比较认同社会学学者翟学伟的观点：西方人追求爱情，中国人更看缘分。所谓“缘分”，我觉得里面掺杂了一些理性的因素在。体制内的联姻，可以看作是一种“门当户对”：两个人条件差不多，环境差不多，生活节奏和习惯也都差不多，在有限的圈子里刚好认识了对方，这就是缘分。就像翟学伟教授说的，西方人没有爱情了可能就分开，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爱情了，但是缘分还在，那还可以在一起，如果哪天缘分尽了，才是真的不能再回头了。这种崇尚体制的评价体系，造成一个现象是，在东北的街头，年轻人正在消失。“街头”，指的是社区街道、生活超市、早市夜市、小区公园等熟人社会的场景。毕竟周末时段的大型商区和大学附近，还是有很多年轻人的。
作为一名90后东北人，在我小时候，街头到处都是年轻人，小区的广场总是特别热闹，邻居姐姐们经常去那儿打羽毛球，还有年纪相仿的男孩，三五成群地在街上溜达。但现在，这样的公共场所多是中老年人。
人口外流和老龄化固然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但更让我感慨的是，即使是那些住在本地的年轻人，也减少出门和线下社交。
我之前搬家到一个新社区，楼上是一对老两口，每天进进出出。直到有一次，我有事去楼上找他们，推开门才发现，他们家还有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女孩，正窝在沙发里玩手机。我了解到，女孩一直在家住，但从不出门，似乎是因为毕业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这在我的主要调研地X市是很常见的现象。X市是一座典型的重工业城市，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在东北算是三四线城市。体制内的工作占据了这里就业市场的半壁江山，但近年来当地的一些国企招聘名额缩减；市面上的私企招聘不多，并且它们通常不面向高校毕业生和青年群体。于是一些本地青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待在家里，有的人选择闷头考研、考公或考编。
其实“年轻人出门难”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之前我“没工作”的那两年，一出门就要被街坊邻居问。
记得有一次我跟着我妈去买菜，我们特意选在中午1点去，因为人少。但没想到在超市，碰上一位熟人，当时她隔着排队的人群，朝着正在挑菜的我妈喊话：“哎，你家孩子回来了啊？”“回来啦。”“考博考上了吗？”“没有。”
回完这句“没有”，我忽然觉得屋子里面瞬间像被冻住了，气氛降到冰点，周围所有人都不说话，静静听着我们的“隔空对话”。
那位熟人顿了一下，又问，“那……有工作了没有啊？”“也没有。”我回复。
又是几秒钟的停顿，那人没说什么，把脸背过去了，我和我妈低头继续挑菜。类似的情景我碰到过很多次，这是我最尴尬的一次，“夺命”三连问，句句戳痛点。
听多了别人的盘问和议论，久而久之我会拿这样的评价体系来“掂量”自己——既没有升学又没有体制内工作的我，好像啥也不是，什么也没有。每天出门时我感觉自己像顶着一座大山，只不过我脸皮稍微厚点，尚有勇气出门。因为我也知道，不只我有这样的困境。
受访对象小凯曾在南方某市工作，每天超时加班、无双休的工作模式让他感到厌倦，他决心返乡考公务员。回来后，小凯为数不多的出门，都是为了考公培训或考试。早上六七点，小凯的车子就不在车库了——他是整个小区里最早走、最晚回的人。后来小凯直接在市里一处离家较远的地儿租房住，说是离培训机构更近，其实更重要的是为了躲熟人。
在我的调研中，这样的案例很多。还有人干脆在外地找个便宜地方租房子，偷偷去打工、考试。等他们考上了编，你会发现他们重新出没在家附近，在楼外溜达，跟别人唠嗑。
在东北，一些青年被动地“闭门不出”，一些青年选择主动离开。其实“走出去”也是很多东北家长们的共同期望。
如果说获得体制内工作是“有面子”，那么移居东北以外的地方是“更有面子”。我还记得我的一个中学老师，曾在课上扬言，“我的学生是很优秀的，绝对不能回来！”
从小到大，我们这一代东北青年被灌输的理念就是，认真学习，考到外面，留在外面。回来了，似乎意味着不够努力，不够优秀。
其实放在全国范围内来看，东北的衰落是相对性的：以前是“共和国长子”，工业城市的典范，后来在时代潮流下发展相对落后，东北人多了一种强烈的相对被剥离感，是这种感受让人想出去，寻求更好的发展。
其实“走出东北”的受访者们在异乡未必都过得很开心，但是他们会成为在东北的亲朋好友口中艳羡的榜样，他们的人生轨迹也成为下一代的育儿范本，激励着其他人“走出去”。
对于东北年轻人来说，留在本地，就得把自己“逼进”体制内，在既定轨道中无限循环下去；逃离东北，则带有一丝英雄气概，成为了他们反抗和证明自我的方式。当然，东北也变成很多外出青年们回不去、不敢回的家乡。
有别的研究论证，对体制内的光环随着城市县级的降低而更加密集，我的观察也是如此。
受访者青瑶奶奶告诉我，她的两个孙子都在外地大城市，在天津的大孙子“就是个美术特长生”，在校期间居然和一个本地女孩结了婚，对方父母还是公务员；另一个小孙子在深圳，“也没工作，就是长得帅”，毕业后很快和当地一位有编制的年轻女教师结婚。青瑶奶奶认为孙子们都不算优秀，只是运气好，“这样的案例在东北绝对不可能发生”。
我的研究以东北为例，是因为这个现象在东北特别典型和普遍，它已经上升为一种社会问题，变成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有种“非体制内不娶不嫁”的态势，对于年轻人产生很大的压力和影响。
我了解到一些福建青年，家里是白手起家致富的。福建地域限制之下，大家都很有冒险精神，我觉得他们点子多，敢闯。
相比之下，以前靠着自然资源优渥以及政策上的扶持，很多东北人觉得父母一辈进国企是自然而然的选择，都是这么过来的，就应该子承父业，理所应当地也进体制内。
其实我也曾是一心想出去的人。年少时期的我对南方有过诸多滤镜，我觉得南方等于热闹和繁华，因为东北的夜晚，大家都睡得早，街上人少，我向往南方灯火通明、昼夜不息的街市。看到电视上介绍，福建有道菜叫荔枝肉，特别馋，因为这道菜，高考志愿四个选校我都填了福建的。
博士之前，我的本科和硕士都在福建某大学就读，在那里度过了一段自由快乐的时光。但硕士毕业，我回到东北，忽然间直面成年人的残酷现实，婚恋和就业的压力像一道紧箍咒，并且这个箍一天比一天更紧。
做完这个研究之后，我的困扰少了一些。现在我能意识到，这不是我或者某个人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要共同面对的一个社会动荡期、阵痛期。
我一直顺着社会时钟走，按部就班地升学。博士毕业之际，我做出了一个“逆潮流”的决定，回东北工作。
回来的主要原因很简单，我想回家了。这也是我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这里的生活节奏相对要慢一些，竞争压力相对较小，能让我潜下心来做些有关本地的科研。
我想放弃被社会评价体系所约束，离开或者回来，没有那么多的原因，更和优不优秀无关。
不过回到东北，熟悉的评价体系又回来了，再一次地，我感受到周围审视的目光。身边熟人还是会说，多可惜啊。还有人觉得，我在东北待不久，很快会离开。
至少现在，我没打算离开，但是人很难不受周遭环境影响。有时候我也想证明自我——“离开的人优秀，那有勇气回来的人可以是更优秀的”，无形之中又有了很多压力。
如今，我总是告诉自己，优秀的人在哪都优秀，但不够优秀也无所谓，我也能接受自己的平凡和普通。
运营 / 李欣然 校对 / 李项玲 美术设计 / uncle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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