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厂、白日梦，和一座城市的摇滚往事
傍晚6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王竞在厂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用最快速度开到火炬广场。此时，距离万能青年旅店的出场只有40分钟——9月2日、3日这场名为石家庄“Rock Home Town”原创音乐节上，共有12支乐队参演，王竞心心念念的万青以嘉宾身份开场。
王竞工作的药厂距离演出地1.9公里，不堵车的话，7分钟就能到。9月2日那天傍晚，无论从哪条线路赶往火炬广场，都比平时堵了许多。
他一直催司机再快点儿，当了这么多年万青的铁粉，王竞从未看过他们的线下。
万能青年旅店，可以算是这座城市里最出圈又最不合时宜的存在。20多年前，几个“喜欢养狗，不爱洗头”的年轻人凑在一起玩起了乐队，20多年后，他们在滚圈收获了大量拥趸，为数不多的巡演票和专辑总会被一抢而空。
自从7月中旬，石家庄官方宣布要打造摇滚之城后，民间一直流传着万青要演出的消息。可这支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乐队迟迟没登台，一度让歌迷们失望。直到近两个月后，万青终于现身，王竞早早抢到了票。
6点20分，他终于赶到检票口。6点40分一过，万青登场，台下瞬间疯狂——6.7万平米的广场上，尖叫声、呐喊声不断，像是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那个空气中满是青霉素和秸秆焚烧味道的摇滚黄金年代。
9月2日晚上“万青”演出现场
可摇滚不再辉煌，万青也不年轻了，留着长卷发的主唱董亚千已是42岁的中年，嗓音里没了少年气。在那个夜幕覆盖着的华北平原上，他第一首歌唱了《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云层深处的黑暗啊/淹没心底的景观”，熟悉的旋律响起，台下的石家庄人们扯着嗓子跟着一起唱。王竞突然泣不成声，“我爸妈，在药厂干了一辈子，我和我老婆也在药厂，你懂呗？”音乐嘈杂中，这个36岁的男人大声说。
接下来是《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的歌曲唱罢，万青匆匆离场，留下歌迷们继续狂欢。
为了这场演出，石家庄地铁1、2、3号线的运营服务时间特意延长了1小时。
万青退场后，王竞没再往下看，他从拥挤的人群中踉踉跄跄挤出来，到对面打车回家。
“谁要再说我庄不摇滚，我都不乐意。”回家后，王竞给妻子看万青的演出视频。往常这个时候，妻子早已熬好了粥，王竞也总会在晚饭时喝几瓶啤酒。妻子瞟了眼手机屏幕，有些不以为然，“还是檀健次最帅，几个老男人有啥看的。”
王竞也不生气，只是笑盈盈回了一句“三观不合”。
他是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父母在药厂干了一辈子，他大专读了医药化工专业，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药厂，日常圈子里，接触的也多是药厂员工。
或许因为药厂被万青写入了歌词，王竞很早就喜欢上了万青。他觉得这支乐队唱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其中有人民商场的八角柜台，也有河北师大附中的乒乓少年。
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喜欢的摇滚乐也进入了官方视野——6月，河北省音乐家协会摇滚乐创作基地挂牌成立。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郭玉红介绍，该基地成立后，将进一步团结喜爱摇滚乐的人群，创作出积极进取，健康向上，赋予中国特色、民族特色的新摇滚乐。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为此专门创作了一首摇滚乐原创歌曲《带着阳光上路》。
7月中旬，一则《打造“Rock Home Town”中国摇滚之城 石家庄市将举办中国“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文章由石家庄官方公号发出，称要“通过举办一系列大型摇滚音乐演出活动，广泛开展群众性、公益性、常态化的惠民演出活动。”
王竞的第一反应是“搞笑，领导们怎么会玩摇滚呢”，但他很快发现，这不是玩笑。7月16日上午，一支名为“韧”的乐队坐上地铁1号线，在车厢内玩起了摇滚；接下来，又有乐队登上公交进行快闪式摇滚演出，官方称之为“摇滚巴士”。每到周末，几个地标建筑前，总会有摇滚乐队演出。公交车车身、地铁站内，增加了摇滚之城相关的标识和招牌。
石家庄原创音乐节的户外广告
媒体开始为石家庄找摇滚证据，除“Rock Home Town”石家庄三个字英文直译的铁证外，他们还找到了《通俗歌曲》杂志、《我爱摇滚乐》杂志、万能青年旅店这三个最硬的标签。
网络上有人膜拜，“原来石家庄是真摇滚呀”；有人担心，“它不管你的时候你也许还能获得些许自由，它一旦鼓励你，你每一个音符都要报备”；还有更多人等着看笑话。
果然，7月22日晚，石家庄“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上，一支乐队在石家庄红糖LIVEHOUSE演出时，公然脱了裤子。事后，石家庄市文旅部门工作人员称，涉事演出是“红糖”自己组织的，“脱裤乐队”也不在官方邀请之列。
但这一事件的确给发展中的摇滚之城带来了负面影响。
紧接着是七八月份的水灾。根据“河北省防汛救灾暨灾后重建”新闻发布会上的通报，全省直接经济损失958.11亿元人民币。因为水灾等原因，原定于8月19日、20日举办的“首届滹沱河生态艺术岛音乐嘉年华”被迫延期。对此，坊间有人戏称，石家庄摇不起来了。
让人意外的是，经过近一个月停摆，石家庄的摇滚热情不仅没消退，反而更浓烈了。9月1日，市区内几个相对繁华的区域再次有了乐队演出；9月2日，万青站在了火炬广场。
一系列活动中，王竞也了解到更多的石家庄摇滚往事。比如1992年成立的地平线乐队——这是石家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乐队，由主唱邢迪与好友组建。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乐队解散了。这次石家庄决定打造摇滚之城时，58岁的邢迪决定重组地平线。
9月2日的演出，是重组后的地平线乐队第一次和观众见面，邢迪在台上激动地表示，“似乎又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也就在那晚，以及9月10日晚上，石家庄搞了“摇滚下乡”，多支乐队赶赴石家庄下辖各县的景区演出，官方称之为“石家庄摇滚演出季‘山水之间’演出活动”。
于是山水之间，不知道什么是摇滚的乡亲们跟着音乐节奏摇摆着，元氏县一个看了演出的老乡评价说，“挺好，挺热闹，声音挺大。”
邢迪说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不算矫情，熟悉石家庄摇滚的人知道，那个时候的Rock Home Town确实够摇滚。而这种氛围，可以追溯到更早。
上世纪80年代的石家庄，和很多城市一样，满是穿着灰色和蓝色工作服的人。1983年，正在读高三的少年邢迪，在街头遇到一个弹着吉他的流浪歌手——这在当时实属罕见。改革开放之前，吉他甚至一度曾被认为是“黄色乐器”。
可邢迪被这把吉他的音色迷住了。那之后他省吃俭用，花17块钱买了一把吉他。
1984年底，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来说，摇滚乐还是舶来品。彼时，美国“朝阳乐队”和“悲惨星期五乐队”来华演出，从北京出发，经过石家庄时，在当地搞了一场摇滚演出。
“在中国，第一场真正的摇滚乐演出就是在石家庄。”邢迪当时就坐在台下，他记得，很多人专门从周边城市赶来，那场演出过后，不少石家庄青年一知半解地玩起了摇滚。
摇滚的内核是什么？有人说是怀疑、批判和真诚，有人说它是一种不断生长却永远保持新鲜感与先锋性的思潮，作为不和谐的“时代的噪音”，它与生俱来的气质注定了它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但对于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说，内核不重要，很多人只是从外表上武装自己——留长发、染头发、戴蛤蟆镜、穿喇叭裤，以及一些奇奇怪怪的文身。
“走在街上，活脱脱一群小流氓。”石家庄一个前乐队主唱说，他当年辍学搞摇滚时就是这副扮相。一次，他和几个造型怪异的乐队成员在街上溜达时，被父亲遇到。晚上回家，父亲问他“是不是加入了非法组织”，他说自己在搞摇滚。父亲斥责，“你马上给我滚。”
彼时刚刚经历过“严打”，父母嫌丢人，不愿意让他白天进家门，又总是担心他随时被“抓走枪毙”。但他没放弃，坚持跟几个朋友搞着一支没有名字的乐队。他们的乐队极其简单，4个人只有1把破吉他，排练也只敢去些没人的废弃场所。乐队里没有一个人懂乐理，每次排练都不在一个调上。歌词也无非是痛苦、压抑、酒精和姑娘。
“那时候也想好好玩音乐，可没有条件，连正经的摇滚乐都听不到。”这位前主唱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摇滚在很多城市出现了热潮，地下乐队层出不穷。这其中，打口带起到了极大的启蒙作用。所谓打口带，就是国外制作出来但卖不掉的多余磁带。其中一些为了报废，表面进行了钻孔或开口处理，但有的磁带在没做任何处理的情况下，就作为报废塑料出售。于是，有商贩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将名义上的报废磁带买下出售。
作为“火车拉来的城市”，交通便利的石家庄成为北方最大的打口带集散地之一。而守着打口带资源的石家庄青年，自然近水楼台，比国内很多人更早认识了现代音乐。
1992年，具备一定音乐技术和素养的邢迪和几个朋友，成立了当地最早的乐队。石家庄的摇滚之路，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这座城市在转型期的阵痛，也以某种方式为当地摇滚乐提供了素材和思考。
作为建国后较早的一批重工业城市之一，石家庄曾经有着华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和被称为“共和国医药长子”的华北制药，中国第一批青霉素从这里问世。万青贝斯手姬赓记得，厂区和宿舍区的空气里天天飘着一股特别的味道。“像玉米发酵的那股味儿。不是特刺鼻，说不上，就跟别的味儿不一样”。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大多“子承父业”，穿着工作服，过着一眼看到老的人生。
上世纪90年代，当沿海城市率先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后，陈旧缓慢的石家庄开始转型——纺织、制药等传统优势产业逐渐被取代，国企倒闭，工人生活区凋敝，街上满是无所事事的青年。
在万青的描述中，那是“社会洗牌”和“时代列车滚滚而过”的时代。“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的年轻人，开始扎堆在河北省艺校门口的“假日琴行”。他们免费用店里的乐器练习，除了交流音乐，也一起探究未来、偶遇爱情，还有人只是单纯想蹭空调。
“我都不知道我这是琴行，还是干吗的。”老板王浩记得，那时候只要一开门，就会有认识不认识的人钻进去，有时候人太多，店里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门口台阶坐一排。
这些挤在琴行里的年轻人，陆续组建起乐队。大家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写出传世作品。这批人也构成了石家庄摇滚乐的“黄金一代”。
2001年夏天，石家庄已经拥有了30多支乐队，他们在煤机街永乐夜总会搞了“石家庄第一届原创摇滚音乐节”，门票5块钱。这个夜总会，是橡皮泥乐队贝斯手的母亲开的。
一支乐队在石家庄街头演出
音乐节当天，夜总会去了两三百名观众，走廊、屋顶，甚至窗户电线杆上，都爬满了评委和乐迷。登台的乐队都不算成熟，风格除了朋克就是重金属，作品内容也多以宣泄为主。万青的前身The Nico乐队上台后，连一首歌都没唱完，就被观众轰了下去。
同样是这一年的迷笛音乐节上，舌头乐队的主唱吴吞说过一段令人血脉贲张的话，“我们终将会成为铺路石，或者是绊脚石，直到那一天，你躺在路上或被踩在脚下，骨头，不应该被埋在地下，它应该成为梯子，或者工具，或者绳子，但是种子，必须埋在地下，埋在土壤里。那样，它才会长成一棵树，长成你们需要的火把。”
但再让人血脉贲张的话也不能当饭吃。许多年后，二手玫瑰的主唱梁龙在台上发出拷问，“大哥你玩摇滚，玩它有啥用啊？”
那个年代更是如此，玩摇滚的大多都穷，唯一支撑他们走下去的就是心里那团火。而经常变换的场地、不稳定的市场成了吹灭它的狂风。短暂的喧嚣过后，乐队陆续解散，有的去北京或外地发展，更多的则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很多年后，邢迪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我们的梦想就是出唱片，梦想实现了，大家就各奔前程了。”
早期的石家庄摇滚青年中，转型转得最有意义的，晓朱算是一个。
晓朱原名朱晋辉，江湖人称XZ，1973年生。他是《我爱摇滚乐》（以下简称“爱摇”）杂志创刊人之一，并多年担任总编辑。爱摇，是石家庄摇滚基因里绕不开的一环，9月2日万青开场的那场演出上，主持人说它“启蒙了摇滚人”。
晓朱本不是石家庄人，八九岁时，随着父亲从部队转业，一家人到了石家庄。
1984年左右，为了添置家产，对音乐本没什么兴趣的父亲买了个录音机。晓朱就从买录音机赠送的磁带里，慢慢开始了音乐启蒙。1989年，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当时正在河北师大附中读高中的晓朱有了“灵魂被震撼的感觉”，并“正式加入摇滚青年行列”。
1991年高考成绩下来后，父亲想让他报考位于北京西南卢沟桥畔的一所军校。这所军校是晓朱父亲早年入伍后来提干时所在的部队，老人对这里很有感情。为了说服儿子去军校上学，父亲承诺奖励他一把鹦鹉牌电吉他。在电吉他的诱惑下，晓朱填志愿时优先报了这所军校。很多年后，晓朱说他当时也不知道军队适不适合自己，只是想要那把电吉他。
入学后，他和军校学员组了乐队，平时在武器库内排练，还搞过一次比较成功的演出。
演出后，他和同学翻墙出去喝大酒，乐队因此解散。
在1993年，因为受不了军校的管理，晓朱选择退学，“自己革了自己的命”。这一年他20岁。父亲知道后，要和他断绝关系。最后，一无所有的晓朱回了石家庄。
回庄后，摇滚青年晓朱发现，石家庄的音像店里开始有了“打口带”。在他眼里，一盘盘打口带就是一扇扇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后来，他干脆开了家小唱片店卖“打口带”。小店离《通俗歌曲》杂志社不太远——这本于1987年在石家庄创刊的杂志，属于事业单位，当时以刊登流行歌曲简谱为主。
1996年左右，晓朱看到杂志社招人，自认为文笔不错又懂音乐，就去应聘成了一名杂志编辑，并慢慢开始将内容向摇滚乐方向倾斜。在那个资讯获取渠道单一的年代，读者总能在《通俗歌曲》上了解到各种类型的音乐人，以及地上、地下的摇滚乐。
在1997年时，晓朱偶然听到The Nico的一支小样，并与当时还是学生的乐队成员董亚千、姬赓和鼓手张培栋结识。
音乐写作者郭小寒在文章中提到过这支乐队，“排练室就是主唱董亚千位于民心河边的住所，成员们每周四固定集中聚会，吹牛聊天、虚度时光。董亚千专心练琴和养狗，姬赓一边上学一边写诗，而这栋不到20平米的小房子，收留着各种奇奇怪怪的闲散人等。董亚千自己也没有家里的钥匙，每个来的人都是从门下的水泥板下摸出钥匙开门”。
次年，身处业内的晓朱，有个录制摇滚合辑《非常次序》的机会。他带着The Nico去北京进棚录了首名为《巢穴在望》的歌，歌中可以听出一些欧美另类摇滚乐队的味道，而姬赓填的词也已经展示出天赋，“我的如春巢穴，在我的苹果梦中隐隐约约”。
就这样，晓朱以The Nico经纪人的姿态和出品方签了合同，并领出录制收入。
“我说把钱给他们分了吧，他们仨非要算我一份，说我是经纪人什么的。”晓朱解释，“可能他们那是觉得我是个所谓的‘大人’，想去说服某个乐手的家长同意孩子加入他们完全不可信的所谓乐队时，他们非得让我出面打电话。因为‘大人和大人说话比较有说服力’。”
也因此，很多年后，当这支乐队更名为万青并名声大噪后，有人总会提到晓朱是万青早期经纪人。甚至在董亚千等人已经三十多岁时，还有人给晓朱打电话投诉他们的不良行径，让他管管。晓朱只能解释，他们都是大人了，想管也管不了。至于经纪人的说法，在晓朱看来，实则是误解。
作为事业单位刊物，《通俗歌曲》的一些领导逐渐不能接受晓朱超前的摇滚观念，晓朱也越来越厌倦苛刻的内容审查。1999年，他决定离职。
离职后，晓朱和几个人另起炉灶，并借用琼·杰特一首摇滚歌曲的名字，创立了非官方的地下出版物《我爱摇滚乐》。创刊的六七个人中，除了晓朱，还有负责发行的于小青（于总）、负责技术和版面的杨云杰（鱼工）、文字编辑张勇（DY），以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赶来帮忙的美编张翼飞等人。
一瞬间，几个人从滚青变成出版人。
1999年创刊时，爱摇的邮政地址是“中山东路448号”，实际地址则为“中山东路446-2号”——这是一个事业单位家属院。他们在7楼顶层租了套三室一厅的房子，148平米，房租每月800元，户型通透，总是洒满阳光。
《我要摇滚乐》创刊地，石家庄中山东路448号
公用电脑是晓朱从家里搬来的，他和于小青给自己定的月薪是300元。在晓朱记忆中，那间办公室里有着脏到下不去手的键盘，满到溢出来的简易烟灰缸，散发着强烈混合型烟草焦油味道的空气，以及一些散漫自由的人，“乌烟瘴气、到处是精神污染，跟网吧差不多”。
1999年11月19日，爱摇第一期出版。张翼飞在创刊号中写道，“望望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几张正由苍白变成惨白的脸，希望这一切值得。”晓朱则在编者之页上发出疑问，“什么时候摇滚乐在我们的社会中能真正被当作音乐对待呢——等我们的年龄可以当大人物那年？不，应该是大人物都爱上摇滚乐的那一年。”
因为没有刊号，每期杂志要想“发行”，必须得随着有一张音像号的CD发行，相当于“买CD赠杂志”。因此，晓朱更愿意将爱摇看成是“CD说明书”。
最开始，他们先在河北音像出版社出了几期，后又在广西音像出了两期，最后才和成都音像长期“合作”下来。2003年到2008年，是爱摇最黄金的五年，每期发行量都在好几万，有时会突破10万。有人视它为“小黄书”，甚至有家长去有关部门举报，曾导致杂志被处分。
还有些家长发现孩子看爱摇后，偷偷把杂志当废品卖掉。多年前红旗大街夜市上，成摞的爱摇摆在地上，带CD的卖3元，不带CD的话卖2块。而如今在某旧书网，一期原价18元的杂志，目前售价333元。
读者将杂志自动区分为上下半本，上半本与音乐有关，下半本除了音乐什么都有，如社会热点、政治知识普及、手把手教读者如何开一家小店等。“我们为人服务，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音乐只是这些人的需要之一。摇滚乐会死，而人生生不息。”晓朱对此解释，摇滚乐只是摇滚精神的一部分，在他看来，爱摇的内核应该也一直是“自由”。
石家庄一个咖啡厅内，至今都摆放着《我爱摇滚乐》
在外人眼中，爱摇的员工“都不太正经”。但晓朱说，不管是初创团队，还是陆续加入的人，都有相当的知识储备。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爱摇长期订阅着国外音乐类杂志，很多编辑都有翻译功底，可以把外国杂志内容翻译给中国读者。
如果说《通俗歌曲》被视为“摇滚乐的九年义务教育”，那么对那个年代的滚圈来说，爱摇可以算作“圣经”。曾获得《我型我秀》全国总冠军的石家庄青年王啸坤说，在上海，《我爱摇滚乐》经常卖到脱销，他每次回石家庄都会去一个卖减价杂志的地方，一下买好几本。
2006年，编辑部从中山东路搬到了开发区的梧桐苑小区，还是顶楼。但杂志上印的地址并没变，很多人还按照之前的地址去“朝圣”。可到了石家庄的摇滚迷们发现，“整座城市无聊透顶，晚上九点以后无处可去”。
截至2013年停刊，爱摇杂志纸刊共出版了135期。
“就像自然死亡，很难人为决定，那一口气儿上不来自然就死了。”晓朱没有过多解释停刊原因。也就是在那一年，他去了昆明定居，“已永久性退休”，至今再没回过石家庄。
停掉纸刊的爱摇，目前以新媒体方式继续存在着，他们同时成立了演艺公司。对于爱摇新媒体，晓朱说他从未参与，也不想有任何“干涉”。
爱摇停刊五年后，《通俗歌曲》也进入“休刊”状态，有关石家庄的摇滚故事逐渐被淡忘。但在这座城市，也还残留着少许那个黄金年代留下的印记，比如一家叫“地下丝绒”的酒吧。
这是石家庄首个摇滚现场，2006年，在一个200平米左右的车库里开张，名字借鉴了美国早期摇滚乐队“地下丝绒”的名字。
刚开业时，一到夜幕降临，就有留长发的年轻人聚集到车库酒吧内呐喊、高歌、乐此不疲。在此之前，石家庄没有一个固定的、能让摇滚乐队唱歌、让摇滚乐迷听歌的地方。和“假日琴行”一样，这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石家庄滚青聚集地。
和那些摇滚乐队一样，“地下丝绒”也几经起伏。如今，他们的主战场已经搬离了城区，隐匿在郊区一个艺术园区里。白天一度做餐饮，主打菜是号称全中国最摇滚的毛血旺，没演出时卖咖啡以维持运转。老板辣强总会想起过去，在他的记忆中，石家庄摇滚氛围最好的时期是2007到2008年，“那时候乐队多，心也齐”。
路边等待看摇滚演出的石家庄市民
受访的几个本土摇滚乐手，固执地把当地摇滚下滑的原因，归结为“三年大变样”。
那是一次始于2007年的城镇化改造运动。大变样后，旧城改头换面，“到处都是连锁商场，满街都是匆匆人群”，一些乐队转移到其他城市，更多的直接转行。有资料显示，这些年里，石家庄本土有300多支乐队，后来活跃在一线的最多也就二三十支。
退休多年的《石家庄日报》高级编辑王战军曾撰文说：“那时的石家庄还是‘土家庄’，视摇滚为洪水猛兽，一些人看到的只是躁动，忽视了它的纯净；夸大了它的破坏力，罔顾了它的凝聚感召力和创造性，甚至在某些城市管理者眼中，摇滚是负面的、逆动和不安定的。”
2020年1月6日，一个在沈阳读书的石家庄籍学生在石家庄市政府网站留言，说石家庄有万青、《通俗歌曲》、《我爱摇滚乐》以及摇滚文化基础，“把石家庄打造成真正的‘摇滚之乡Rock Home Town’，可以极大提高石家庄在年轻人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留言末尾，这位年轻人希望石家庄成为“网红”城市，“也可以顺势发展衍生的文化产业，促进‘夜经济’的发展，提高石家庄的活力。”
很难说石家庄打造摇滚之城，是否和这条留言有关。但现任石家庄市长马宇骏2021年上任后，不只一次提出要打造“Rock Home Town”城市品牌。在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提到，“石家庄要打造‘Rock Home Town’为独特品牌的现代音乐新时尚，大幅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马宇骏甚至提到，“‘地下丝绒’是打造摇滚之乡不可或缺的‘文艺名片’”。
就任石家庄市长前，马宇骏曾担任过张家口市市长。早在2009年，这里就打造起张北草原音乐节。2017年，张北草原音乐节以3天30万人次的实际到达人数打破了亚洲纪录，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户外音乐节。
同样是在2021年，很多人发现，姬赓以乐队成员身份获批成为“2020年度石家庄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每月可领500元。
这些信号似乎都在告诉大家，石家庄正在由官方出面，酝酿一场与摇滚有关的故事。
石家庄正打造“摇滚之城”
2023年3月，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组织召开了“石家庄摇滚音乐调研会”，除政府工作人员，地平线的邢迪、万青的姬赓都参加了会议，他们的合影留念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这场座谈会结束后4个月，石家庄开始轰轰烈烈打造摇滚之城。
远在昆明的晓朱听说了石家庄打造摇滚之城的消息，这时刚好是爱摇停刊的第十年。
定居昆明后，他把户口也改到了云南，当年的摇滚老炮成了全职父亲，一心放在孩子身上。曾经一起做杂志的兄弟早已雨打风吹去——管发行的于小青如今妻离子散，常年与器官移植后遗症殊死斗争；负责技术和版面的杨云杰（鱼工）成了育儿大师，专心栽培儿子；文字编辑张勇（DY），虽然嗓音与James Hetfield完全一致，可惜没遇到好乐队，如今靠测字卖文为生，每天起码一斤白酒。只有美编张翼飞，成了“景德镇文艺复兴”的核心人物，在民谣方面颇有作为。
但在晓朱的记忆里，他们都还停留在二十多岁的样子，“一群温文尔雅的海盗，开创了他们自己的航海时代。”
晓朱还记得，他见到爱摇的最后一期，是在昆明西昌路附近的一家报刊亭。封面是一个面目不清的黑衣无名氏，低头伫立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我觉得封面很好，色调冷静，仍然很酷，带有夕阳武士的英雄主义，我久久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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