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范跑跑”围困范美忠15年

陈龙 冷杉RECORD 2023-10-18


文图丨陈龙
编辑丨雪梨王

教师节当天,50岁的范美忠更新朋友圈,转发了学生5年前写他的一篇文章“又是一个教师节到了,才想起我自己,也曾经是老师”,后面跟了个咧嘴笑的表情。

老师的身份恐怕是范美忠所有身份标签中,他最难释怀的一个。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他是“民间教育改革”潮流的标志性人物,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边喝酒一边彻夜长谈,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国家要向哪里去,社会要向哪里去”。

在那之后,他成为了一个被万众唾弃的老师。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都江堰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抛下学生,“连滚带爬地以最快速度冲到了教学楼旁边的足球场中央”。10天后,他发文称,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女儿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那一年,他35岁。

此文一出,引发了全国性声讨和唾骂,范美忠也被网络写手五岳散人冠以“范跑跑”的恶名。彼时,学校接待室的四部电话几乎成了“范跑跑专线”,“凌晨两点半一个(来电),三点半一个,四点半一个”,都是骂他的。范美忠则顶着数以亿计的骂声和“范跑跑”的标签,在网络和电视节目中为自己辩护。其言辞之激烈如同斗士,给人以“异端”、不合时宜的印象。

事发学校校长卿光亚此前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将范美忠形容为“经历了地震的病人”。范美忠的朋友李勇则认为,从前的范美忠,是王小波笔下那只不服从、特立独行的猪,地震后,他变得像一只刺猬,“一有点风吹草动,就包裹起自己”。

但范美忠不认可这种说法。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言行没有错,自然也不会因为舆论受到精神创伤。真正受影响的是他的生活:2015年离开光亚学校后,不能教书、讲座,不能出版书籍,他因此陷入生活困局。身陷困局的范美忠靠什么为生?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要如何适应当下的新世代?地震15年后,带着这些问题,我两次前往成都,寻找范美忠。


  50岁的范美忠,性情比以前温和了许多

采访过程中,我看得出他曾经的模样——他依然狷狂自负,年轻时,他放话说自己的“鲁迅研究,是中国做得最好的。北大钱理群算个屁”;他跟人辩论,永远“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进入中年,他抛弃鲁迅,改投庄子,认为自己“代表中国庄子研究的最高水平”,“我觉得学术方面,我是个天才”。

但另一方面,那个曾经为了表达见解、坚持立场而激辩全世界的范美忠消失了,他越来越失去辩驳的激情。他隐匿起来,更多关注内心世界。他甚至大谈芯片战略、半导体竞争,以及中巴外交中购买铁矿和大豆,并笃信这些产业布局对中国未来有着重大意义,“中国一定要在产业竞争中打败欧美,只有这样才有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和自由。”

“你要斟酌自己的条件,实现不了的就接受现实,不然只能让内心的痛苦压制。”今年5月,面对一个年轻朋友的倾诉,范美忠给出建议。他告诉我,结婚生子后,他进入了“一种属于大地的生活”之中,很多“莫名其妙的思想痛苦”也随之消失了。


“思想烈士”

橘猫跳上桌,坐在翻开的书上,回头舔毛、抖耳朵。范美忠停下读书,“它在生气我不陪它玩。”窗外有着青灰色天空的成都平原上,远处水杉的尖顶若隐若现。

从成都坐动车到崇州,穿过小镇和成片稻田,才在一片油菜地旁找到范美忠的住处。几年前,他在距离成都50多公里外的崇州乡村,租下了一栋三层毛坯民房。刚租下时,房子几面都是赤裸着的水泥。他给楼梯装上护栏,简单粉刷一下,常常带妻子和一双儿女在这里生活。

我们见面那天,他穿了件没有任何LOGO的深色T恤,短裤,趿拉着拖鞋。或许因为刚睡过午觉,粉白格的被子随意团成一坨。这是他的书房,墙角摆着一个书架,桌子上放着几本高中教材。

2015年从光亚学校辞职后,范美忠就没再有过正式工作。他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并因此让两个孩子放弃了公立学校教育,在家上学。当年他在中学当老师,一些学校宣传“清北”成绩或地区“状元”,他批评校长误导社会,“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考清华北大,是培养有智慧、心智健全的人”;他还嘲讽,“我自己就是状元,我最清楚那些状元有多傻。”

这些年,范美忠一直靠线上线下讲座挣钱——他在线上讲《红楼梦》和庄子,每人每节课100元,常年听课人数不超过50人。疫情三年,他一直隐居在崇州乡下。

对于地震,范美忠毫无谈说的兴趣,“该说的都说了无数遍了。”

可是大众没有忘。直到2023年,网上还源源不断冒出数十篇相关文章,虽然多为洗稿抄袭或粘贴旧文,可评论区的撕裂不亚于当年。


2023年的自媒体文章,评论区仍然撕裂

范美忠成为众矢之的,缘于一篇文章。2008年5月22日,他在天涯论坛上发表了《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文中明确写了自己第一时间的反应,“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

虽然做好了遭千夫所指的准备,但这篇文章引发的舆论海啸,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

一开始范美忠不怎么接电话。3天后,他发文解释《我为什么写〈那一刻地动山摇〉》,激起众多学者和网络大V纷纷下场。几天后,范美忠缓过神来。他灵机一动,“过去那么多年,我费尽力气传播思想,都默默无闻。现在我为何不主动接受采访,传播我的思想呢?”

于是他频频出现在各种节目中,摆出战斗的姿态。至今他仍得意于当年的“启蒙策略”。

他有足够的自信在智力和道德上碾压那些批判者,“他们(网民)很蠢,他们纠结的还是跑不跑,骂的是我跑了。但更根本的问题,难道不是如何保护生命安全,难道不是建筑质量吗?”

2008年6月,范美忠参加了凤凰卫视评论节目《一虎一席谈》。节目现场,他斗志满满,腿却一直在抖。一位观众提到他的抖腿,“特别讨厌他,他的形象本身就让我很反感”,但又表示,“他也是一个人,(逃跑)是出于本能,可以原谅。”

节目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甚至对骂。

“我见过无耻的人,没见过这么无耻的。”评论员郭松民的态度最为激烈。他认为范美忠先跑,是“以牺牲学生的生命为代价来挽救自己的生命”,是“怕学生挡着你逃跑的路”。听到卿光亚在连线中为范辩护,他愤而离场,“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校长,才会有这样的老师!”

卿光亚是唯一一个未到场的嘉宾。其间,他因为替范美忠辩护,被骂“流氓”。

但这位校长的解释多少起到了作用,毕竟他是除范美忠外最了解当时情形的人。15年后,他再次向我解释,光亚学校是一所国际学校,风气自由,学生不像公立学校那么讲规矩,“学校连一个窗户都没爆裂,孩子们也没有一个指甲盖的伤亡,指责他首先就没有意义。”

这些年来,卿光亚多次对媒体说过,当时范美忠所在的教室离操场只有5米。“他身体好,最先跑到足球场不是很正常嘛。”而班上的十几个学生,多是十七八岁的毕业班学生,“比他还高大”。卿光亚把范美忠的“跑”解释为一种行为引导信号,“他的行为,也算是(说了一声)‘follow me(跟我走)’。”

当年的舆论声讨中,有学生发短信给卿光亚,说校长,你是不是要开除范老?你一定要顶住压力,不要开除他。你要开导和原谅范老。

卿光亚对“范老”这个称呼印象深刻,他回复学生说不要担心。在卿光亚眼里,范美忠之所以被骂,不是因为“跑”,而是因为之后写的文章。至于这篇文章,卿光亚认为可以批评或讨论,但言论自由,自己无权干涉,也没有处分的权力,“我希望大家骂那个修楼修垮了的人。”

那次节目中,范美忠道了歉——为自己“对学生的爱还不够”,为给校长卿光亚带来的压力以及文章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但他强调,“我不是为我发表的言论以及我的观点道歉。”


位于都江堰的光亚学校

15年后,他告诉我,那番道歉更多是节目录制前和朋友商量好的“策略”,为了减轻社会压力。他对当年的行为和言论“不后悔、不低头、不妥协”,至今依然。

按照一位朋友的说法,范美忠虽然没有遇难,但在捍卫多元价值时,成了“思想烈士”。

之前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卿光亚也提到过这个词。他记得,那段时间,谁跟范美忠讨论这件事,他就摆出一副“好,开战”的架势,随时准备战斗。在卿光亚看来,他彼时的状态有点儿像惊弓之鸟,“地震的箭没有射倒他,舆论的弓弹一弹,他就倒下了。我听得最刺耳的一句话是他说自己是‘思想烈士’,但我好像只听到一个字:死。”


一只看不见的手

范跑跑事件发生后,时任成都青羊区实验附小校长李勇感到一种巨大的吊诡——“我的好朋友范美忠成了人类公敌,我在汉旺镇的好朋友谭千秋成了英雄。”

李勇做过10多年老师,曾在绵竹汉旺镇东汽小学当教导主任,后调去成都教书,2005年认识范美忠并成为挚交。而东汽中学教师谭千秋是李勇在汉旺时的朋友,他在地震中因组织学生撤离而遇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又被追授为抗震救灾英雄。

如何看待或拆解这个吊诡?李勇采用了一种理性主义——他认为,不论范美忠的“跑”还是谭千秋的牺牲,都是一种叙事的塑造。“地震中的一瞬间,人的反应是本能的。范美忠既不是完全丢下学生不管,谭千秋也不一定是真的要去保护学生。顷刻间,他趴在学生身上,最后你看到的样子就像是他在救学生。我们根据推测,人为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

而范美忠的“因言获罪”,在李勇看来,是一种“性格和思想”的必然。“这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牵着他。”

范美忠出生在内江市隆昌县金鹅镇瓜子岩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虽有些文化,却好吃懒做,爱赌博,把诸多责任推给母亲。母亲早起晚睡,靠种几亩薄田,养活了5个孩子。范美忠是老幺。在他儿时记忆中,全家人经常被饥饿感笼罩。

由于乡村要求7岁才能上学,范美忠上学很晚。1992年,20岁的他第一次坐火车,走出隆昌县,去读北京大学历史系。他至今记得,那趟火车是重庆菜园坝(今重庆站)—石家庄的T10。那几年,北大新生第一年都要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第二年回北京学习,相当于五年制。1997年,范美忠毕业。

李勇描述范美忠上北大后遭遇的“精神危机”,“他突然发现,自己是‘瓜’的(四川方言:傻),什么都不懂。这些上大学前就该读的书,他现在才读到”。知识如海浪席卷而来,让他产生了失落感。


范美忠的好友、问对教育理事长李勇

用今天的话来说,年轻的范美忠为自己是一个“小镇做题家”而懊恼不已。

2005年7月,范美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了一篇1.3万字的文章,回顾了自己走出家乡后受到的巨大震动和教育思想的产生——高考成为县状元时,他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学术大师或思想家。但一入北大,他就受到了巨大“震动”,他发现了自己的无能和无知: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踢足球,同学嘴里唱的英文歌、讲的米兰·昆德拉,他全都没听过,找来小说也看不懂。

大学四年,他把时间花在两件事上:踢足球,恶补看书——诸子百家、古代史、《剑桥中国史》以及李泽厚、冯友兰的思想哲学史等,但全是“狼吞虎咽”,仅限于“吃”进去。

短时间内的爆炸性阅读,让范美忠构建起了知识系统,也让他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抨击甚至诋毁。他越来越觉得学校里那些从文革走过来的老师水平差劲。毕业后,他写了一篇万余字的文章《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把系里老师批了个遍。

大学毕业后,眼见自己成为大师无望,他立志当老师,培养出鲁迅、王国维那样的大师。从第一份在四川自贡蜀光中学的工作开始,他就抵制应试教育法,对学生展开“知识轰炸”,包括但不限于和学生们讨论弗洛伊德、超现实主义、涅磐乐队以及行为艺术。有老师劝他注意教学方法,他不屑一顾,“你们这些老师懂什么?连《史记》都没看过也跟我谈历史!你们那点可怜的知识和僵化的头脑再有教学方法也没用!”

最终,他被迫辞职,一路漂泊于广州、北京、杭州,处处碰壁,不断失业——2003年,被杭州一所任教仅两个月的学校辞退后,范美忠回成都加入了《教师之友》杂志,当编辑。这是一份具有改革先锋气质的教育刊物,但恰恰因为过于先锋而在2004年年底停刊。

命运,以及成长经历,在李勇看来,造就了范美忠的精神气质,“近乎虚无缥缈的、近乎神经症的痛苦”,也导致他一定会发出地震后那番惊世骇俗的言论。而在那篇对抗性的文字里,“他故意把自己(表现得)极端化了。”

另一方面,他又极度敏感。一旦有人质疑,他就立刻被激起一种防御机制,与原本孤傲的性格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来的就是更为极端的言论。李勇把范美忠这种孤傲的敏感比喻成“壕沟”,“在‘范跑跑’事件中,他建立了几个壕沟——第一,建筑为什么不安全?第二,安全培训为什么没做?第三,我的生命和学生的生命是平等的。”

舆论危机刚出现的那段时间,李勇担心范美忠的心理状况,每天都约他去打篮球。范美忠清瘦,跑起来飞快——这源于他从小的锻炼习惯。他小时候看武打片,和伙伴们练拳头。家里一堵厚厚的土墙,被他打出一些小坑。可李勇体重大,在对抗上更占优势。

那段日子,他们打遍了青羊区几乎所有的小学篮球场。“人不是冷血的,他的内心明显是受伤的。我那时候主要就是陪伴。”李勇说。

范美忠告诉李勇,其实当时他跑的时候,本能地朝学生吼了一声。但15年后再去讨论这些,无论对范美忠还是对公众,都不重要了。


“对精神快感的痴迷”

2008年以前,范美忠至少有三重身份:教育者、自由主义者、民间知识分子。

李勇觉得范美忠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真实”,而真实也从某种程度上使得他不够圆融。

大约2006年,李勇介绍成都文化人宋石男给范美忠。一次吃饭,宋说中文海德格尔翻译得不好,没法读,范美忠不同意,认为宋石男没有仔细读,不懂海德格尔;宋石男称赞胡适,范美忠则贬低胡适。两人从互骂“痴人”“妄人”,到动起手来。“狂妄的人都比较敏感,难免碰撞,这是性格问题。”范美忠说,后来两人相互了解后,成了好朋友。

范美忠“不通世故”的事,李勇见过太多。他喜欢跟人讨论问题,揪住对方的逻辑错误或观点不放,一定要讲清楚是非对错,有时还直言别人“傻逼”。他自视甚高,常出言不逊,“我的鲁迅研究,是中国做得最好的。北大钱理群,算个屁!”那些年,朋友们常听到他的自夸。

2001年,新浪论坛读书沙龙云集了一批“70后”读书人。范美忠左右出击,给人以犀利、狂妄的印象。绍兴教育作家蔡朝阳在回忆文章里写到过范美忠的“讨人嫌”,“他喜欢辩论,有一种执著如怨鬼、纠缠如毒蛇的辩论精神”。2002年5月,蔡朝阳发布万字文章《自大、偏执、好为人师:范美忠额头的三个印记》后,范美忠特地从广州飞到绍兴“面基”。

在萧山机场,两人约好的识别码,是范美忠手里拿一本林贤治编的《记忆》。他并没有遵约,但蔡朝阳还是一眼认出了他。见面后,范美忠的第一句话是评价飞机上看的作家王干的《边缘与挑战》,“王干不行啊”。

之后在绍兴的出租屋,他们连床对谈,聊钱锺书、王小波,整整聊了3天。“他是一个纯粹的,只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的人。”蔡朝阳认为。此后的几次相聚中,蔡朝阳更强化了这一印象——有一次,他请范美忠吃大闸蟹,范美忠不会剥也不会吃。其他人帮他剥好后,他手捏蟹钳,旁若无人地大讲《野草》。半天之后安静下来,看着手中的蟹钳仔细研究,“咦,这个怎么吃呢?”饭后吃小核桃,范美忠咬开外壳,却总吃不到肉,弄得外壳撒满一地。


范美忠崇州居所的窗外

从20岁到40岁,范美忠充满了倾诉的渴望,他需要找到听众。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能有“精神交流”。“他看重的是那种能一眼看见深渊的东西。所以能给他带来兴奋感的,是在解读时跟别人的不一样,发人所未发。”李勇说,范美忠的天性里,有一种对精神快感的痴迷。

这些气质被进一步带到了教学中——和范美忠一起经历过2008年地震的学生王一山记得,范美忠的课上不怎么讲书本上的东西,却时常和同学们讨论生活、情感、自由和生命。“那时语文课简直就是一场强劲的头脑风暴和认知的洗礼。”他还常带学生们去春熙路的盗版碟店淘影碟,向他们介绍文艺片领域的塔尔科夫斯基和英格玛·伯格曼。2008年地震后,王一山去美国学了七年艺术摄影,就是受了范美忠的影响。


放弃工作,抛弃鲁迅

彼时面对汹汹舆情,卿光亚采取了一个策略,对外宣称“无限期推迟范美忠的教学工作”。实际上这是给范美忠一个“保护期”,不久后又恢复了他的工作。此后,范美忠继续在光亚学校教了7年书。2015年,范美忠辞职,离开光亚。

卿光亚解释,“是他自己离开的。他2005年来的时候就计划做10年,设定期限到了。”

范美忠公开在媒体上表示,光亚学校后面几届的学生“很蠢”,没法交流思想,他其实很希望去一些名校教那些聪明些的高中生、大学生。

他甚至列出了校名,比如成都七中。但可惜,“人家都不给我这个机会”。


范美忠当年经常带学生淘影碟,吃烧烤(王一山供图)

卿光亚对范美忠的爱护显而易见——范美忠受难时,他斥责看客们“抓着一个半癫狂状态的小人物不放,逗他,像逗孔乙己那样逗他”,“表现出一种低级趣味”;范美忠离职时,他提议让他申请经费,去地震后设立自然灾害研究中心的川大、南大“当教授”,“讲讲灾害心理、灾难伦理”,但也只是一厢情愿。

2015年,《教师之友》创始人李玉龙去世,卿光亚在告别仪式上见到了范美忠,此后再未见过。几年后,范美忠因受不了卿光亚每天在微信上点对点发送“历史上的今天”链接,拉黑了后者,“这构成了对权利边界的侵犯。我对这个很敏感。”

早年的“精神教父”鲁迅也逐渐被他抛弃——2005年,范美忠写完了解读鲁迅《野草》的《民间野草》,2009年写完了对《狂人日记》的解读文章。紧接着,他就陷入了“一种精神思想没有出路的状态”。鲁迅的局限性也愈发突显。“鲁迅也是个迷茫中的人。他想启蒙别人、唤醒别人,但他也一直在迷途、黑暗之中,他并没有寻求到生命的意义。”

那几年,他还先后研究并信奉过基督教神学,黑格尔哲学,但又一一否定推翻。2011年,他转入庄子研究。

“庄子把时间、空间、有无、生死等问题都统摄为一个整体。如果能读懂庄子,那一个人的心灵和思想就能达到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状态了。”范美忠终于找到了文化皈依。与之相比,黑格尔的逻辑体系,甚至西方哲学都算小巫了。

在朋友余松看来,2008年的舆论风波对范美忠造成了心理创伤,此后他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内心建设”过程。但范美忠本人不认同“病人、创伤”这些说法。

“网民对我的网暴,更算不上事情。”他坐在我对面,稍一沉吟,转而又是桀骜的神色,“像鲁迅说的,我眼珠都不会转过去一下。”


拥抱“真实生活”

离开光亚学校至今,范美忠没有再加入过任何单位或公司,他也一直纵容着自己性格里的“闲散”。离职后的一天,学校行政秘书来电话,通知他有2万元失业保险可领取。范美忠希望直接打入他的银行账号,但对方要求必须回校办手续。范嫌麻烦,放弃了。

女儿出生时,他不想去办那些繁琐的手续,也就没有领独生子女的几千块钱住院报销补贴。他一直没有教师资格证,也是因为嫌申请和准备材料太麻烦,“你要是觉得我水平高,还不如直接给我发个特级教师的证书。但你要我去递交申请材料,对不起,我不要了。”

在成都的第二次见面,我们约在了二环路附近一个很现代的城市花园。范美忠一边翻看西方哲学著作,一边用笔划线。这是他常年的读书习惯。但同时他还要配以一贯苛刻的点评,“这些西方哲学在庄子面前都是小儿科,我只是随便看看,了解一下学术动态。”


成都公园里的范美忠

有朋友分析,说范美忠当年的错误,就在于他的“诚实”。而网民的盲目,则在于他们揪住几句话,而不顾完整事实——那篇文章后面80%的文字,范美忠写了自己如何陪伴妻子、女儿躲避余震,心有余悸,无法入眠,白天到处为家人找吃的。

对他来说,这是脚踏实地且真实的生活。

2004年,正在办学生杂志的吴文冰在QQ上和范美忠谈论组稿。两人相识进而相恋。后来,吴放弃在北京的工作,回到四川和范美忠结婚。她后来评价,她看中了范美忠的思想、审美以及“真诚”。“北大的很多学者、博士,比美忠更帅,性格也更柔和。但是和他们聊天感觉很失望,根本没什么力量。美忠那种真、纯的力量感,非常有魅力,让我眼前一亮。”

范美忠对物质的需求一直很低。当年在广州工作,他租一间400块钱的房子,夏天只需要两套十几块钱一件的T恤,一套穿在身上,一套换洗,“(出租屋里)一张床、一张看书的桌子就够了。自己用手搓衣服,一日三餐出去吃碗面,衣柜都不需要,放一个箱子就可以了。”他在光亚教书时,收入不错,但他存不住钱,一有钱就花掉,尤其买书。一套七八百块的《杜甫全集》,他毫不犹豫就买下。

婚后的家庭生活,让范美忠不再一味活在理念和幻想中。他说妻子改变了他尖锐的生命质地。2007年女儿出生,2015年儿子出生后,他的生活“奢侈”起来。

他先是在成都买了一套80多平米的房子。因为付不起几十万的首付,借了迄今最大的一笔钱。他一面极力避免成为父亲那样“不负责任”的男人,一面不自觉地照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的思路在做父亲——“父子间没有什么恩”“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鲁迅提出的这些原则,范美忠都接受,同时他不能容忍整齐划一的教育扼杀孩子的天性。


教育儿女,是范美忠的生活乐趣之一(王一山供图)

近些年,姐弟俩爱上了滑雪。每年寒暑假,他都要带两个孩子去北方省份滑冰、滑雪。去年春节前后,一家人在陕西太白的滑雪场玩了20多天,还给小儿子请了教练,“那一个月花了得有五六万”。

女儿从小喜欢画画,有的作品还被艺术馆收藏。筹划孩子未来时,他想着,女儿没有受过公立教育,但天性得以保全,未来的生计靠“卖画” 足矣。近两年,他又鼓励女儿每周写一篇文章,“画画、滑雪、写文章,三重保险,总有一样可糊口吧。”

他每月开几场庄子、《红楼梦》的线上线下讲座,动力之一也是为了给儿女挣学费、旅游费。

线上听他讲课的人不多。学生王一山回国后,多次给范美忠录制讲座视频,想把他打造成易中天那样的名师,但发现不行——他根本不配合编导,只讲自己想讲的东西,那些高深的内容大众很难接受。王一山一直尊敬这位在地震时抛下学生的老师,“范老师是一个极其讨厌虚伪的人。这就是他被骂的原因。”

婚后,范美忠承担了主要的做饭、照顾孩子任务,妻子则更多负责挣钱。对于孩子,范美忠付出了大量的爱和精力。“我可以过一种物质很简朴的生活,但不能让我的小孩感觉窘迫。”这个观念一部分来自他的童年经历。他认为,青少年时期的物质生活和眼界太受限,会造成不好的心理阴影。

最近一年多,因为女儿学到了高中数学,范美忠买来教材,一边自学,一边给女儿上课。他对自己的数学天赋很有自信。虽然现在的教材难度大了不少,但他还是觉得“很小儿科”,“做些题就懂了”。

也正是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他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支配力量,是经济。国家的根本关系,是经济利益关系”;他也意识到,年轻时沉浸在诗歌、理想这些“虚无缥缈”中,产生了许多人为制造的痛苦。拥抱真实生活的同时,他得到了治愈,甚至解脱。


“那个时代过去了”

李勇看到范美忠身上的变化——年轻时,他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关心教育潮流和人的发展,“那时候我们都一样,总想介入公共领域,一心想的就是影响和启蒙大众。”

“那时候”指的是2003年范美忠回成都加入《教师之友》的阶段,远在绍兴的蔡朝阳称彼时的李玉龙和范美忠为“教育疯子”。那两年,范美忠广泛结交有识之士,向秦晖、金雁、徐友渔、梁卫星、肖雪慧等人约稿。大家热血沸腾,“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很多问题,就想去改变它”。他们“关心每个个体”,坚信“没有个体的强大,就没有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强大”。

而如今的范美忠,只关心家人和自己的精神世界。

不只范美忠,当年在宾馆里彻夜辩论、在操场上通宵讨论中国教育向何处去的那群人,如今纷纷到了50岁上下。在喧嚣的自媒体、短视频时代,他们早已习惯于温和与沉默。

“那个时代过去了”。李勇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以前是意见领袖的时代,现在是群氓的时代,每个人都有一个麦克风,都可以在自媒体上对这个时代发声,去疯狂地表现自己的无知。”精英的声音被淹没,李勇一度感到痛苦。“你只能忍耐”。但他很快释然了,“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都不能做自己的主。我们都是被时代裹挟的,看起来有很多选择,其实没有选择。”

李勇认为,虽然地震后的舆论给范美忠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但如果没有发生这个公共事件,范美忠可能会走入更极端的个人世界。

现在的范美忠变得不太爱交流,他承认年轻时“把天下事看得太简单了”。

蔡朝阳对此更是早有预言。2006年的文章里,他回忆去小镇支教,一个早来两年的教师给他们泼冷水,“没用的,真的没用的。”彼时,蔡就感到突破应试教育之难。他劝范美忠,“时代的变化从来不产生在一夜之间,需要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而我们,都是中间物。”

母亲去世后,范美忠没怎么回过老家。那个养育了他的贫瘠世界,让他感到无比陌生。“回去了也找不到人说话,没有精神交流。”

采访中,我们聊到天涯论坛因“交不起服务器费用”关闭。范美忠一点不care,“无所谓,我早就不上天涯了”。又聊到北大,说起2021年猝死的北大诗人胡续冬——胡续冬比范美忠早一年上大学,前后脚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那是被范美忠称为“噩梦般的一年”。范美忠直言,“我觉得胡续冬的诗写得不好。”在他眼里,只有穆旦、海子是中国最好的诗人。


范美忠和当年一起经历过地震的学生(受访者供图)

几年前,他陆续退出了北大92级、历史系、北大四川校友会的群。不仅如此,他也退出了初中、高中、小学的微信群,“所有的群几乎退完了。”

“我基本上不需要跟任何人交流思想,我现在不渴望交流思想。”范美忠说,成都常有文化活动,老友们喊他参加,但他越来越失去交谈的欲望、辩驳的激情。出现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重大发现”:过去的许多朋友,思想都开始出现固化。

“他们根据记忆惯性,还把我看作自己人。”但他觉得,这些朋友在各种思想牢笼里,“每个人都又建立起了自己的意识形态,交流起来就是鸡同鸭讲,要么一谈就吵起来。”

2023年4月,一位著名律师在成都举办讲座,范美忠也受邀参加。

坐在台下,他听了一会儿就听不进去了,拿出手机,偷偷看CBA的比赛直播,“他讲得也很好,但那些东西对我很难有什么启发。”


“异端”的价值

实际上,我第一次见到范美忠,是2015年在广州。他受邀参加一场演讲。一起参加的还有许知远、余秀华、赵丽华、褚时健等人。这群人被视为社会的“多元力量”。活动进行到一半,我提前离场,在公交站台遇到同样提前离场的范美忠。

当时他站在台上宣扬异端的价值和个体权利,他的衣服不太合身,普通话不标准,声音也有些颤。

这次再见面,我惊讶于他离群索居的状态,惊讶于他表达欲的消失,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会跟我大谈特谈军事武器和国际产业竞争。一些朋友因此说范美忠变了,他承认。他说,以前自己只是空谈民主自由、生命的意义,过得再穷都不关心经济,但现在,他几乎每天都要看大量谈军事、政治、经济的短视频,“自由还是我的理想,但自由不是一个理念,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历史和自己的经济条件。”

薄暮时分在阳台上吹风时,我注意到他两鬓隐隐的白发,有一丝惊讶。他倒显得淡然,“到这个年龄也该白了。”

有人劝过他移民,疫情期间又有人建议他去泰国清迈,他都拒绝了。他为了读莎士比亚、狄更斯的英文原著,曾经努力学过一段时间英语。但他说自己从没想过移民,汉语才是他的精神家园——虽然鲁迅没能帮他解脱“精神分裂的痛苦,内心冲突的痛苦,走投无路的痛苦,心灵没有归属的痛苦”,但他仍然认可鲁迅骨子里的“家国情怀”。

更多时候,他沉浸在自己搭建的精神世界中。李勇记得他讲庄子和惠子的“濠梁之辩”,三个回合中,庄子似乎落了下风,但又迅速回到根本,从惠子的发问本身肯定了生命直觉式的“知”。范美忠的解读是,庄子打破了逻辑力量,进入直觉和感受的境界,完成了超越。

庄子帮范美忠完成了“思想精神的成长过程”,他还写了本研究《庄子》的书。几年前,他万分自信地向一位出版人推荐,“卖个10万册是小意思。”对方很感兴趣,但最终没成。

最近范美忠发现,过去10余年,自己的庄子和《红楼梦》讲座,已经可以整理成五六本书。照这个比例,等全部讲完,能整理出20本书稿。此外,他还有一本讲古典诗词的书稿,但没有出版社愿意出他的书,“他们还是有忌讳。”

现实中的范美忠,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也的确受到了“范跑跑事件”的“围困”——没人再敢请他教书、上课、讲座,教育圈的路被堵死,书也不能出版。上网课成了被迫之举,但他并不悲观。“我是搞历史的,我对未来很有信心。历史虽然有曲折,但一定会变好。这些书的价值不会被掩埋,将来情况变了,就一定能出。”

眼下的范美忠不再想着改变世界了,他坦然接受了现实,“一个人的能量,能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就很好了。”这些“小小的事情”,包括教育孩子,写一篇文章,出几部鲁迅和庄子的研究著作等,“甚至有时候,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启示。”


范美忠在出租屋里读《红楼梦》相关研究书籍‍‍‍‍‍‍‍

作为认识多年的朋友,魏勇完全理解范美忠的“隐士”选择,“对他而言,不被异化、保持本真更重要。哪怕这样做的代价,是被社会边缘化。”

魏勇是范美忠的隆昌老乡,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曾在重庆教书。2008年,看到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写的《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一书,魏勇毅然北上。他和范美忠一样厌恶应试教育,他曾发朋友圈说,“去20多年前工作过的校园逛了逛,没有感动,只有羞愧。看到的是一个心机重重,总想在分数上超过别人的人,一个为蝇头小利而算计的卑微生命。”

在十一学校,魏勇成了全国著名的特级历史教师。2022年,他去温州当了一所民办中学的校长。

同样作为当年的“异端”,魏勇选择了“入世”。从世俗上看,他要比范美忠积极和成功。

在温州这所学校,学生实行“走班选课”。“温州是一片教育的盐碱地,商品经济发达,功利化思想盛行。在这里培育教育的土壤,挑战性更大,成就感也更大。”魏勇希望用结果证明,尊重学生个性的教育,是可以活下来的。

而在他看来,范美忠的“出世”同样值得尊重,“人的天赋、才华通常是禁不起弯腰的,当你弯腰低头的一刹那,你的才华就掉到了地上。”魏勇解释,“而你要保持住你的天赋和才华,就必须直挺挺地站着,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崇州的乡居生活让范美忠放松且愉悦。民房次第缩减房间,在二层、三层空出了阳台。阳台是个20多平米的水泥池子,像一个干涸的游泳池,被浓绿的樟树包裹着。范美忠在这里摆上茶桌和藤椅。“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就这么躺着。”他靠在躺椅上,身体后仰,语气平缓而坚定,“他们的游戏,我不加入。”

【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


推荐阅读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