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想写写我的母亲，她一直拒绝，“我有什么可写的，普通人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
我始终觉得这是托词，当了一辈子小学语文老师的她，人生中无数次给学生命题作文《我的母亲》，指导他们如何从平凡中看到伟大，如何用细节呈现母爱与亲情。只是轮到她自己，天生不喜社交的性格，永远不想被人聚焦。如今母亲离世，无论如何我必须写一篇对她的悼念，哪怕只是作为葬礼上的祭文。但真正动笔时却倍感艰难，似乎无从写起。从事了二十多年新闻工作，我曾经做过诸多人物报道，很多采访只有短短一周甚至突发事件时只有一两天，面对的又是完全陌生的采访对象，我依然尽力采访突破，写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可是，当我写自己的妈妈，才发现这个陪我度过了数十年岁月的女性，竟然是那么陌生，我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去关注过她，从未深入了解过她。我甚至不知道她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她最喜欢吃的菜是哪一道……很多时候，距离我们最亲近的人，往往才是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时，我也才突然意识到，母亲过去的拒绝里，其实还深藏着对儿子的复杂情感：一方面，她对自己的儿子有无限的信任——她显然断定，只要我写了她，就会产生轰动，引发对她的巨大关注，从而打扰到她平静的生活——这得是对我有多么大的信心，毫无保留地认可我的写作。就像全天下的父母一样，相信自己的孩子就是最棒的，做的事一定是最好的。另一方面，她又真心觉得她自己的人生过于平淡，没有值得讲述的内容。她担心题材限制导致我没写好，让大家笑话。一个连自己妈妈都写不好的人，如何能从事好文字工作？所以她总说：“不要写我，你去写大人物，去写那些真正有故事的人。”作家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道：“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这何尝不是很多人的真实经历与感受？而我甚至不用等到光阴流转，就已经深刻体会到了母亲毫不张扬的爱。母亲说她自己平凡，我不否认。但活在这世上的芸芸众生，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谁又能真正超越平凡？而且，平凡的人生并非就不值得讲述，尤其我们身处的时代，每一天都可能发生载入历史的事件，每一天社会都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变，我们这些生存在其间的人，每一个都是历史的亲历者，是时代的见证人。母亲的遗像
我妈妈名叫刘嘉明，1948年农历九月初九出生于云南昆明，这天是中国传统的重阳节，特别容易记住。所以，我每年都不会错过祝福母亲生日快乐。
我常常觉得，妈妈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性格从出生就注定——生日都那么简单易记。
母亲的公历生日是10月11日，她出生后仅一周，当年10月17日，远在中国东北、驻守长春的国民党第60军总计2.6万余名官兵宣布起义。60军长春起义是国共内战中非常关键的事件，中共党史资料的官方定性为：“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第一次争取成功的国民党整军起义，对瓦解国民党军、夺取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具有重大意义。”鲜为人知的是，60军起义最重要的意义是结束了长达近5个月的长春围城——人类战争史上异常惨烈的战役之一。
三千多公里外的东北风雪，也吹寒了大西南春城昆明的秋意。众所周知，国民党60军又名滇军60军，原为地方军阀割据时代，“云南王”龙云一手打造和控制的精锐部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滇军也奋起加入抗战，全军4万余人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0军。滇军抗日首战即参加徐州会战，全军浴血台儿庄战役，在27天的激烈战斗中，伤亡官兵20000余人。此后滇军60军还相继参加过长沙会战、南昌会战。
1940年5月从赣北返回云南，镇守红河边防，力阻已占领越南的日军北上，致其未能侵入滇南领土，确保了抗战大后方的稳定。1945年“8·15”日本投降后，滇军60军开赴河内接受日军投降，此后驻防越南。也就是在60军前往越南受降期间，蒋介石趁昆明军力空虚，指挥部下发动兵变，将龙云驱逐下台，完成了国民党中央对云南的控制。不过，迫于地方压力，当年12月，原60军军长卢汉返回昆明，接替龙云出任了云南省主席。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滇军60军被勒令北上，经海运从越南至辽宁葫芦岛，参加内战，直至1948年10月在长春起义。
早在内战爆发之初，昆明就是“反独裁、反内战”人士和中共地下党的重要活动基地，李公朴、闻一多等知名人士因为反对内战在昆明街头被枪杀。而驻防越南的滇军60军，在奉命渡海北上时，也有不少官兵不想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由此心生退意，这其中就有我外公。
我外公刘芳霖，字香泽，1898年出生，云南祥云人士。青年时步行至昆明求学，考入云南省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省立第一中学任教，后调至凤庆县省立中学任教导主任。抗战全面爆发后，外公毅然投笔从戎，投身滇军60军22师，给他的祥云老乡、师长杨炳麟做副官，负责秘书事务。1945年外公也随部队开赴河内接受了日军投降，后便驻扎在越南。
60军奉命从越南渡海北上时，杨炳麟已升职为副军长，但他选择了调职回云南，后来出任云南省训团少将大队长，1949年12月9日参加了卢汉领导的起义，昆明由此和平解放。
作为杨炳麟的副官，我外公同样深明大义，而且做得更彻底，直接称病退伍，只身返回昆明重拾教育工作，一度担任云南省教育会干事。
我母亲出生的1948年秋天，滇军60军在东北起义，使得昆明局势更加紧张。作为滇军旧人的外公，所就职的教育会又一直支持学生“反独裁、反内战”的民主运动，面临着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无奈之下，外公化装成商人，携带妻子、儿女，逃回我外婆老家凤庆县躲避。母亲尚在襁褓中，就经历了颠沛流离。外公在凤庆县继承了其岳父，即我外婆娘家的纺线工艺，成了个手工业者，直至1971年去世。我舅舅整理家谱为外公撰写人物志时感慨曰：“泽公一生，本来在教育方面颇有成就，而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关头之时，毅然放弃顺水顺风的事业，奔赴抗日前线为保卫家园做出了贡献。又在时局变化之际，不愿做人民的罪人，脱离较高的军职，重返教育界。然政局风云变幻，让泽公无法在夹缝中立足而融入民间，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令人既敬佩又为之感叹。”
我出生时外公已经过世数年，长大后得知他的经历，我十分好奇，为此曾向母亲求证，她的回答云淡风轻：“都是夸张呢，你外公没有那么传奇。”她给我描述的外公形象，只是一个慈蔼的老头，整天笑眯眯，对家人十分体贴。妈妈记忆深刻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她小时候，外公很细心地帮她剪手脚指甲，“没人能比他剪得更仔细”。
这可能也算是我母亲的独特气质吧，一切的风云际会，时代变迁，对她而言都是过眼云烟，恰如一句歌词，“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2
母亲去世的前一晚，我在医院急诊抢救室里陪了她整整一夜。她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对外界的刺激，无论是呼喊或者触摸，没有任何反应。宁静的深夜里，我盯着急救监护仪的监视器，看着那些代表母亲生命指征的数字来回变化，心率、血氧饱和度、呼吸频率、血压……任何一项出现异常，我就赶紧喊值班的医生或者护士。除此之外，别无能做。漫漫长夜，极其无聊与无奈的煎熬中，我忍不住思考：作为一个普通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就像我的母亲，出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时候能平安活下来就是幸运。战争结束之后，一场又一场的社会运动，作为普通人，同样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妈妈从小品学兼优，1963年中考，她从老家的凤庆县中学被选拔到省重点学校临沧一中。据说当时全县只有三个名额，不仅要读书成绩好，还需要家庭出身，即所谓的“家庭成分”没问题。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是绝对不可能有机会的，就像我的父亲，从小读书成绩也很好，但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读完小学四年级就被赶出校门，在社会上耽误两年。后来老师看他可怜，而且也确实觉得他是读书的料，左右说情，有关部门才让我父亲回去把小学念完。母亲则比较幸运，因为外公已成功把自己“洗白”，家庭成分大约相当于“中农”。我其实很好奇他是怎么逃过组织审查，竟然完全忽略了他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反动经历”，可惜时代久远，当事人均不在人世，无法查考。1966年，妈妈高中毕业，18岁的她有机会考上大学走向更广阔的人生。但那一年，命运的齿轮终于还是转到了不利于她的背面——那一年5月16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毕业证停发，高考取消。我母亲这一代人后来被统称为“老三届”。那一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几度接见了全国各地进京的红卫兵，由此形成全国各地学生浩浩荡荡进京的大潮，史称“大串联”。我母亲也在她的同学鼓动下，跟随大家一起从临沧出发，准备进京串联。但一行人刚串联出省走到贵阳市，我妈妈就感冒发烧，不得不停止串联步伐。母亲被送回了昆明救治，后来确诊是肺炎，住了一个多月医院。母亲病好之后，中央已经下令要求停止串联，妈妈便返回凤庆县，赋闲两年。1968年12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不久后，我母亲也下派到了农村，成为了一名乡村小学老师。教师这个职业从此伴随她三十多年，直至退休。当知青从教期间，经双方家人安排相亲，我母亲和我父亲于1974年初在凤庆老家结婚。当时我父亲在丽江林业局工作——小小年纪就被迫辍学的他，在社会上混了几年后，赶上丽江林场招工的机会，因为林场工作过于辛苦不容易招到人，“家庭成分”才被淡化，但他很长时间内只是编外人员，没有正式工人身份。婚后不久，父亲通过他大哥找的私人关系，调动工作到了昆明，成为了大型国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十四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下称“十四冶”）的一名正式工人，在十四冶下属的安装公司任职。1977年父亲又通过关系，把我母亲从凤庆老家的农村小学调出，调入十四冶安装公司子弟小学（下称“安司小学”）任教。夫妻都是国企的正式职工，这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十分让人羡慕的。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妹妹
但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1977年12月，中国恢复高考，很多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报名参考，不少人最终进入大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我母亲却因为怀孕以及后来产女，错过了1977年、1978年两次放宽年龄的高考机会，此后国家把高考年龄明确限制在了25岁以下。再次失去高考机会的母亲，并未放弃提高自己，她最终通过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完成了学历提升。1986年12月，38岁的母亲全部课程成绩合格，拿到了云南师范大学颁发的中文专业毕业证书。母亲自学考试花了好几年，和我的小学时光大部分重合。我至今仍然记得，妈妈白天教课指导学生，晚上则自己读书学习，很多时候她都忙得没精力理我。我父亲因为在工程队，经常要外出工作，家都不常待，更没时间管我。而我就读的又是母亲教书的学校，老师们是她同事，大都对我不会太严厉。所以我童年的读书时光是十分轻松而快乐的——因为完全没人管。母亲后来相继担任过十四冶安司小学的教务主任，副校长，乃至校长。1998年中央启动最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国企不再“办社会”，所有的国企附属学校、医院等，要么交给地方，要么终止。妈妈从教了20多年的安司小学就此停办，母亲成为了“末代校长”。50岁年纪，单位没了，新工作不好找，距离退休又不到年龄，十分尴尬。很多时候，我觉得母亲就是一个被命运不停捉弄的人，但她自己却不因此满怀怨愤，她只是平静地面对，坚强地生活。或许她无法反抗命运，却也从未向命运屈服，在大时代的变革中，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内心。我妹妹曾经在母亲去世前问过她：“你此生有什么遗憾吗？”2023年1月，新冠疫情管控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放开，社会生活秩序全面恢复中。母亲却突然在春节前夕查出乳腺癌，后经确诊已是三期，而且还是最凶险的“三阴性乳腺癌”。
春节过后，我接妈妈到北京治疗，2月23日在中国肿瘤医院做了乳腺切除手术以及淋巴细胞清扫。手术很成功，但术后返回昆明准备接受化疗时，PetCT检查却在母亲的肺部发现了结节，高度怀疑是癌细胞转移。
要不要告知妈妈真实病情，我和妹妹为此特别纠结。一方面是担心告诉她实情后，她可能会彻底放弃后续治疗——最初发现乳腺癌，她都不太想治，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有命该生，无命该死”。但另一方面，如果不告诉她，如何让她接受后续治疗也是难题。我们既不能把病情说得严重，又不能说得不严重，其间的平衡非常不好把握。
2023年春节后，母亲在父亲陪同下到北京看病
在此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始终瞒着母亲关于癌细胞转移的情况。每三个月一次的复查，检查结果出来后，妹妹第一时间去找人P图修改报告结果，避免显示癌细胞转移的指标，然后才拿回家给母亲看，让她放心，“情况挺好的，没有转移”；同时，又提醒督促她还是要坚持接受后续治疗，“防止转移”。
母亲术后接受了12组化疗，这已经是她作为75岁老人所能承受的最大剂量，甚至有些超标。但即便如此，母亲肺部的结节仍在增多增大。妹妹几乎跑遍了昆明最好的几家医院的肿瘤科，我也问诊了北京诸多名医，但对于母亲的情况，大夫们都没什么好办法。
从理智上我非常清楚，医学有局限，疾病不是全都能治愈。但情感上却难以接受，总幻想奇迹的出现。我相信这应该也是很多病患家属的共同体验。
很多时候我都自欺欺人地想，妈妈是老年人，新陈代谢慢，即便转移了，癌细胞发展也会很慢。刚开始情况似乎也确实如此：母亲肺部的多发性结节，从去年3月查出来最大的1.1x0.8厘米，到今年3月为1.4x1.4厘米，一年时间里变化不算很大。但不知什么原因，今年5月之后，母亲病情突然就跳跃式恶化，5月下旬的检查，多发性结节最大的已经5.3x3.9厘米。
癌细胞压迫肺导致母亲呼吸困难，从6月初开始，她已经需要每天24小时持续吸氧，否则血氧饱和度就会掉到80以下——正常值应该在95以上。妹妹因此联系医院，6月初让母亲住了一段时间院。病房里能24小时吸氧，还请了护工24小时照顾。
但医院只让住十几天，之后就要求出院，并告知这是医保的规定，病人医保花费达到一个额度后就必须出院。这个奇葩规定真的是让人无语，医院给患者治病，是否出院的标准不是看身体情况是否适合，而是看医保报销费用是否达到额度，超过就得出院，据说有些病人用担架抬也得出院。
医生希望我们家属理解他们的难处，建议我们找一家别的医院去住院，等在那家医院也达到医保额度，可以再转回他们这边，用这样来回倒的方式解决医保限制。
母亲讨厌麻烦，出院后没有让我们找别的医院。妹妹联系了氧气厂，在家里置备了氧气瓶，让母亲在家里也能24小时吸氧。但吸氧只是治标不能治本，母亲胸闷气喘，咳嗽越来越厉害，她在家已经不能躺平睡觉，只能斜靠着身体卧床。而且她每次睡觉最多一两个小时就会咳醒，再后来甚至连持续睡着一小时都做不到了。
7月3日上午，妈妈实在无法坚持，妹妹叫了120，把母亲送到了急诊抢救室。我接到电话后立即买机票从北京赶回昆明。因为航班延误，耽搁了大半天，将近晚上八点才赶到医院。母亲的状态却有些出乎我意料的“好”，她戴着氧气面罩，打着吊瓶，一边咳嗽一边还坚持陪我聊天。
“你要少熬点夜，不要整晚整晚地看球，对身体不好。”妈妈告诫我。
我辩解说我已经不连续熬夜看球了，欧洲杯我一般只看晚上12点开赛那场，后面凌晨3点开始的都放弃了。
“你早上五点多发朋友圈，肯定是刚看完三点的球赛。”她立刻戳穿了我。
“我很难受，想睡但没法睡着。”母亲试图用她的真实感受让我理解，能好好睡觉是多么大的幸福，我应该珍惜身体。
我和妹妹想在医院一直陪她，母亲拒绝了，表示有护工在就足够，坚决地让我们都回家睡觉。
第二天7月4日一早，妹妹到医院替换照看了母亲一夜的护工。我和父亲则由妹夫开车陪同去找寻一家能长期让母亲住的医院。因为按照规定，急诊抢救室最多只能待三天，之后要么转到科室病房，要么转院。而不管转到哪个科室病房，同样还会面临医保限制最多能住十来天的问题。
差不多中午，我们联系好一家相对靠谱的医院后，回到这边急诊抢救室，母亲正在沉睡。妹妹告诉我，妈妈早上吃了点东西，然后说“眼睛涩”（云南话“困了想睡觉”的意思），就睡过去了。她有些担心，一直喊妈妈，但怎么样都喊不醒。我也尝试喊了母亲，她还能半睁眼有所回应，表示很想睡觉。我们以为她是真的很困，还挺高兴，觉得她难得能睡着，还是不打扰她的好。
但一直到下午，妈妈还是没醒，而且再喊她，已经几乎没什么反应，我们这才意识到母亲其实是陷入了昏迷。这时候急诊科一个医生来问我们，是否想好了，是转去科室病房还是转院？我当时有点想打人，我瞪着那个医生：“你看我妈妈现在这个情况，还能转吗？”医生没再说什么，让我妹妹去签了个字，证明家属拒绝配合医院。
7月4日从下午到整个晚上，我一直守在母亲身边，多次尝试唤醒她，但没有任何效果。我忽然有些后悔，没有坚持在前一天晚上，妈妈还意识清醒的时候多陪陪她，哪怕能多和她说一句话也好呀。
7月5日早上，急诊科医生集体查房，他们检查了母亲的状况后，一位很干练的女大夫向我们交底：不要抱任何幻想了，人走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她希望我们理解医院关于急诊抢救室的规定，要么把母亲转到楼上的重症监护室，但这样一来，家属就不能陪同，人什么时候走，只能慢慢等通知。要么可以考虑放弃现有抢救措施，比如停掉呼吸机等，让母亲自然地走，还能减少一些痛苦。亲属有需要来看最后一眼的，也能及时通知。
我们表示理解，但需要商量一下。妹妹说她选择放弃抢救，“我知道妈妈太痛苦了，让她早点解脱也好。”我则于心不忍，不想马上就放弃。看到达不成一致，妹妹说她先不管了，让我去和父亲商量，她出去给母亲买一身换洗的新衣服，以备后事。
我给在家还没到医院的父亲打了个电话，他也不同意放弃抢救：“这样太残忍了吧？还是能维持就维持着，什么时候真的不行了再说。”
就在我准备去告知医生我们的决定，商量如何转到重症监护室。妹夫突然提醒我，监视器显示的母亲各项指标已经在迅速滑落。
短短几分钟以后，显示器上所有数字全部归零，此时是上午10点14分。医生和护士带了另外一台设备过来做了复核，然后正式宣布：我母亲于2024年7月5日上午10时19分告别了人间。
母亲去世后，受打击最大的自然是我父亲。尤其我和妹妹为了对妈妈隐瞒病情，只能连父亲也一并隐瞒。最后的结果是，事情发生后，父亲始终无法接受现实，他不停地问：“怎么会这么快？怎么就走了呢？不是说病情不严重吗？是不是你们没找对治疗方案？……”母亲生前喜欢安静独处，不愿意麻烦别人。在她身体状况急剧恶化，24小时离不开吸氧后，她给我和妹妹最多的交代是不要把她的病情告诉亲戚朋友，不想让大家为她担心和难过，更不想别人来探望她。所以母亲走后，我和妹妹没有通知太多亲戚。在医院太平间给妈妈清洗完身体换上全新的干净衣服之后，就联系了殡仪馆灵车带着棺木来将遗体接走存放，并确定了两天后就进行火化。我们不准备举办追悼会，也不发讣告。我母亲在这里去世
回家的路上，父亲一直沉闷。到家后我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父亲突然说：“你妈妈现在一个人躺在黑暗、冰冷的柜子里，她很可怜。”妹妹劝慰父亲：“妈妈的灵魂已经去往天堂，现在剩下的只是躯壳，不会感受到痛苦。”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和父亲说，但我真的觉得母亲并不畏惧独处，也不害怕黑暗。我始终记得，小学时某一个暑假，父亲出差在外地做工程，妹妹在昆明市区的外婆家，只有母亲和我两个人在位于昆明郊区的单位宿舍家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单位宿舍楼，屋里没有卫生间和上下水，公共卫生间在楼外，公用水房在楼道里。白天宿舍楼时不时还会停电。因为是下午上班时间，楼里很安静。母亲到厨房里准备做饭，那个年代用的还是烧煤灶，要先用木柴生火，然后再添加煤到灶膛里。生火过程会产生很大烟雾，妈妈就让我从外面把厨房门关上，避免烟雾四处弥漫。我关了厨房门，然后不知为什么，鬼使神差地还顺手把门上的挂钩给扣上了——那个年代的门普遍是用外挂锁，这样存在的问题就是很容易从外面把人锁在屋里。在厨房门口待了一会儿，有些无所事事的我下楼去了趟公厕。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一个同学，问我去不去他家玩，他新买了几本连环画。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去了那个同学家，一直玩到了他父母下班进门。同学的妈妈准备去做饭，问我要不要在他们家一起吃。这时候，我才突然醒悟过来，母亲还被我锁在厨房里呢。我赶紧告辞，一路小跑回家，一边跑一边觉得大祸临头。回到家，果然厨房门的挂钩还是扣着的。我忐忑不安地打开了厨房门，母亲背对门蹲在地上，听到响声，她扭头看了我一眼，费了很大劲才站了起来，显然是因为蹲得有点久。我十分紧张地向母亲道歉，语无伦次地解释我不是故意的。妈妈没有理我，一步一挪走出了厨房，步履慢慢恢复正常，然后就飞快地出门下楼，显然是赶着去上卫生间。许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事，我仍然无法想象，母亲是怎么在逼仄、黑暗的厨房里待了一个下午，里面甚至连个凳子都没有。事实上，宿舍楼里白天几乎没有哪家是关门的——这是国企单位宿舍的通常情况，虽然多数大人都去上班了，但假期里有不上学的孩子，还有一些居家老人，妈妈如果大声呼叫，应该会有邻居听到，过来帮忙把门打开放她出来的。我猜测，母亲应该是不愿意麻烦别人——绝对不是因为呼叫会让她丢脸，她或许只是觉得在厨房里也没什么危险，而我这个顽皮的儿子迟早会回来把门打开的。我妈妈真的是我见过的这世上最能和自己独处的人。新冠疫情期间，因为不想做核酸，她能长达数月不下楼，就自己待在屋里，从卧室走到客厅再到阳台，然后从阳台走到客厅再回到卧室，这么反复来回，一天也能走好几千步。母亲病情恶化必须24小时吸氧以后的住院期间，在还能走动的时候，她会拖着吸氧管，扶着床沿，从床头走到床尾，一共6步，再从床尾走回床头，还是6步……就这样一个又一个6步，她仍然每天坚持走上千步。母亲在晚年信仰了基督教。
由于宗教信仰是比较敏感的问题，我在具体的新闻工作中会自觉不去触碰，这使得我习惯性地也不太和妈妈交流这方面的话题——当然，我和母亲哪方面的话题可能也都交流不多，我对她的了解其实有限。
妈妈信仰基督教，却没成为教徒，因为命运再次和她开了个玩笑。成为正式的教徒需要接受洗礼，母亲为此做了精心准备，据妹妹说她还新买了一套睡袍——她准备接受的是浸礼式洗礼。但就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洗礼即将举行前，新冠疫情来了，严格的防疫管控政策禁止一切聚集性活动，洗礼仪式只能取消。已经习惯了此类遭遇的母亲，一如既往地平静，线下活动取消，她就参加线上的。后来查出癌症后，她这一年多的教会活动也几乎都是在线上参与的。母亲和我认识的一些信教的朋友有个明显的不同，她从来不传教，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对我和妹妹，如果我们不提，她一般不会主动谈论她的信仰，更不会要求我们也跟随她一起去信仰上帝。七十岁的母亲，2018年摄于昆明滇池边
我爱人曾和我开玩笑说，她觉得我母亲信仰基督教很奇怪，她认为我母亲的性格似乎更适合中国传统道教，“清静无为、寡欲无争，顺其自然、坐忘自守”。我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当然，信仰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母亲也有很多我并不了解的地方。可惜，我已经没有机会再和她交流，对她做深入的了解。人生总是这样，失去以后才知道宝贵。我想起以前在家看球，完全不懂足球的母亲偶尔也会坐到我身边，看到球员进场前，裁判检查双方队员穿戴是否合规的电视画面，她好奇地问我：“这人（她指的是裁判）是保安吗？”类似的问题我当时只是觉得要被蠢哭了，毫无耐心和她交流。现在回想起来，我失去了多少能让母亲走进我的世界的机会。还有很多点点滴滴的往事，我没有写出来，并不是因为我忘记了，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忍不住猜想，妈妈信教也许并不只是为了自己有个心灵寄托，其实也是给我们提供一种无声的安慰——因为她是有信仰的人啊，她的离去不是痛苦，只是走向永生。如《圣经》所言：“我们不希望你们对那些在死亡中沉睡的人一无所知，这样你们就不会像其他没有希望的人类一样悲伤。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死了又复活了，所以我们相信上帝会让耶稣将那些沉睡的人带来与他同在。”本来准备丧事一切从简，尽快火化为安。因为我妈妈说过，人都是独自安静来到这个世界，离开的时候也应该安安静静地走。她曾特意给我妹妹交代过，她离世后，不要搞什么仪式，尤其不要收礼，她不想人生最后一程还欠下人情。昆明市殡仪馆，母亲的遗体在这里火化
但当天来了不少亲戚，另外也考虑到父亲的感受——他不想母亲走得太冷清，所以我们没有完全遵从母亲的遗愿，还是在殡仪馆租了一个小告别厅，举行了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代表家属做了发言。悼词是我爱人帮忙起草的，因为我写了一晚上却怎么也写不好。“妈妈这一生淡泊明志，与世无争。她对死亡这一共同而必然的归宿并不畏惧，此生也没有留下任何遗憾。无论何时，当我们回忆起她，心中涌现的必定是一种美好与明朗，就如同她的名字——嘉明。如果世界有个彼岸，让我们在这里一起祝愿她在彼岸也过得顺心如意，逍遥自在。逝者已矣，我们可做的唯有永恒的缅怀与追忆；生者犹在，值得我们把握的还有很多很多。我想妈妈的离去，向我们做了一些宝贵的提醒。她提醒我们，生命是如此脆弱无常，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来不及好好告别；她提醒我们，时间是如此有限，造物者为我们上紧发条的每一天，我们都应该努力去把握；她提醒我们，家人与朋友是如此宝贵，在失去之前，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爱护和珍惜。如果可以，让我们将死亡也视作一份礼物，一种收获。让我们记住妈妈，祝福妈妈，祝福大家。”7月7日母亲葬礼当天，阴雨多日的昆明突然放晴。图为当天的滇池落日。遗体告别之后，母亲被送进了焚化炉，一个半小时之后变成了一盒骨灰。关于骨灰的处理依然产生分歧。妹妹说母亲遗愿是骨灰不保留，撒到地里或者水里。但父亲不愿意，他希望给母亲买块墓地，他将来还能与母亲合葬。争论到最后，只能服从生者，毕竟逝者已经无法发言——当然，母亲如果还活着，她可能也不会在乎，“随你们便吧”，她多半是这样表态。于是最终决定骨灰先寄存，回头给我妈妈找块风水宝地下葬。葬礼之后，亲戚们一起去吃饭。席间我不禁有些恍惚，因为类似的亲戚聚会不定期会有一些，我妈妈出于性格原因再加上后来生病，几乎从来不参加。看着围坐一大桌的亲人，熟悉的场景，以前没有母亲的出现，现在反而也无她已离去的感觉。我仿佛又回到了小学时的那个暑假，我不小心随手把母亲锁在了一个小黑屋里，然后贪玩的我就跑了出来，只是这次我跑得太远，玩得太久，彻底忘记了母亲的所在。也许，突然会有那么一天，我终于能想起我把母亲锁在了哪里，我会飞奔回去把门打开，并大声地对她说：“妈妈，对不起。我真的好想你。”运营 / 李欣然 校对 / 李项玲 美术设计 / uncle玛丽
【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