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的崩溃只在一瞬间。走出片场，无意中踢到一个铁皮垃圾桶，“铛”的一声，导演蒋鸿宇“好像气儿泄了”，眼泪止不住往外流。剧组其他人赶紧围了上来，正在片场的导师也给了他一个拥抱——作为默认的创作核心和权力中心，导演在片场痛哭流涕的场景太过罕见，有人抓拍下这个瞬间做成视频，在FIRST青年电影展训练营的成员中传了个遍。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哭的理由，甚至连蒋鸿宇本人也不能。那天，短片《在你体内》正在拍摄，作为导演，他和摄影叶婷菲正为一个镜头光影的呈现争执不下，拍摄暂停，俩人各自冷静。拍摄这三天，他只睡了8小时，高负荷的精神压力和肉体上的疲惫，挤压到最后一天，他急需一个释放的出口。又或者还有更深层次的理由，作为一个拍电影将近10年并参与创作过10余部影片的导演，在训练营的三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大家都太辛苦了，我没有办法保护好大家。”“你要意识到自己的才能，但也要看见自己的无能。”训练营接近尾声的短片首映前，FIRST首席执行官李子为抛下这么一句话。这段时间，太多人抱着“出一部作品”野心而来，又有太多人在实践中发现了自己的无能。2024年，是FIRST训练营的第13年。在国内电影节展中，只有FIRST向电影创作者提供训练营这种直接动手创作的场域。历届训练营导师顾问团有蔡明亮、曹保平、张颂文、万玛才旦、陈哲艺等圈内大佬，据说每年训练营汇报仪式学术放映的票都极为紧俏。对电影创作者来说，近几年过得并不容易——更颓靡的市场、更残酷的竞争以及更严格的审查，几乎要消磨掉他们最后的创造力和表达欲。而训练营想要提供给年轻创作者的，就是帮他们将创作边界拉到最大，在行业前辈的引导与制作系统的支持下，保证他们的生命力和创作动力，做一些更为大胆和先锋的尝试，并且不惧怕犯错。于是7月中下旬，热爱电影的年轻人们朝圣般出现在西宁。在平均海拔2261米的高原上，每天驱车四五个小时跑去最原生态的草场经历暴晒和狂风，穿着雨衣戴着N95口罩在极具视觉和嗅觉冲击力的屠宰场拍戏到天亮，在不开空调的老式舞厅跳10个小时舞。熬夜和通宵在这里成为常态，他们熬夜拍戏，杀青后再去通宵喝酒蹦迪，接着剪片子、做后期，继续通宵。他们也用最犀利的言辞谈论彼此的创作。成片放映后的派对上，有人直接评价校友参与的片子“垃圾中的垃圾，太丢人了，慢慢学吧”。对方也认怂：“我知道自己屁都不是，就是来训练的。”——这种近乎刻薄的表达，在习惯了互相恭维和捧杀的国内电影人之间很少见。前不久，有影评人在播客中评价某部正在上映的电影时说：“我不知道围绕在中国导演身边的那群人是什么人，为什么你们一句实话都不跟ta说？”从各个层面看，训练营都算是一趟充满意外、冲突和妥协的极限之旅。它最终通向一道门，门的另一边是对电影的初心，是打破常规，也通向更多可能。去西宁采访前，我看过入围主创们的个人资料和过往作品，他们大多有着漂亮的履历——有人多年来在海外求学、创作，有人的作品在国外电影节展拿过奖，有人早在几年前就拍出了自己的长片作品并入围过FIRST主竞赛。这些履历如此光鲜、看起来并不需要培训的人，为什么要来训练营？每个人给出的答案不太一样，但都与创作和体验有关。没在国内拍过片的人，想体验国内剧组生活，比如《啥是迪斯科》的制片葛昱中。他生活在洛杉矶，本硕都读经济学，之后申上了AFI（美国电影学院）的制片专业，作为独立制片人制作了近20部短片，曾入围多个奥斯卡认证电影节并获奖。“在国内，超时非常正常。”葛昱中告诉我，在美国拍片，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薪酬是要加倍的。成本预算卡在那，剧组通常不会超时。而在训练营拍片的三天里，他每天最多睡三四个小时，最后一天直接从早上6点干到第二天早上6点才杀青。除了熬夜，他也的确有了不少新鲜体验——每天一睁眼就要统筹安排各种时间、人头和车辆，在现场一边当群演跳10小时舞，一边随时要冲出去解决各种突发情况，比如醉酒的顾客非要进舞厅跳舞，或是拍摄超时了要去安抚舞厅老板。“非常累，非常极限，但就是这种极限，让我可以很深度地和其他电影人连接在一起。”同为“海归”，《所有杯子都会飞》的导演闫好好也有着类似经历，但她并不认为这种“推到极限的各种条件”对自己的创作有帮助。“美国拍片很贵，中国虽然便宜，但是要命。”她一直相信艺术家需要在一个安逸的环境里，用平和的心态才能发现真实的东西。但最后，她还是完成了作业，“片子肯定有瑕疵，但我们一群人合作得很好，能交到这些朋友就够了。”这次经历也给了她一些信心——以后也是可以在国内拍片的。对于训练营的强度和氛围，王崑琳并不陌生。五年前，她的长片首作《世外之子》就曾入围过FIRST主竞赛；更早的2017和2018年，她曾两次陪同曾任训练营教务长的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来训练营工作。当年的训练营给她的印象是“创作特别冲动、自由，是一种共同创作的氛围，而非行业里常见的‘导演一言堂’”。为了能尽快拍出自己的作品，王崑琳在2019年回国，此后一直带着自己的创作项目跑创投。但彼时正好赶上税收风波和影视寒冬，紧接着审查变得更严格，作为初入行业的新人，她的项目没能推起来。那之后，她接过一些委托创作，慢慢从独立创作走入偏商业的体系。“为甲方服务”的状态持续几年后，她觉得自己好像丧失了创作的冲动和自由。再来训练营，王崑琳说，是想找回曾经纯粹自由的创作体验——跟一帮朋友一起，不用考虑取悦谁或者市场会不会喜欢，也没有资方的限制和来自各种不专业人士的意见。在她看来，自己和伙伴们共同创作完成的短片《零
修》，就是在训练营体系极致创作出来的产物。至于拍摄过程中身体和精神的压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跟拍不上片比，这些不顺和压力都不算啥”，王崑琳已经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一部自由创作的片子，“我可能在国内其他任何语境下都无法拍摄这样一个作品”。对更多年轻人来说，训练营更重要的，是可以支持他们拍一部自己的作品。“他们给钱让我拍片，这不是好事吗？”《诗》的导演克冉·阿布卡斯木说，报名之前，他的内心只有这一个想法。他2023年毕业，手里只有一部作品，那是他用自己3万元存款，加上找父亲借的5万元，“忽悠”来了一帮朋友帮忙才完成的。不久之前，他几乎已经要放弃电影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拍自己的下一部片子”。机遇在这时出现——他的毕业作品入围了短片主竞赛，他本人也入选了训练营。“我只想有机会拍个片子，”克冉非常坦诚，“要拍就一定拍好了。”极限训练，以及意外
一周筹备，三天拍摄，四天后期，每个剧组最终要完成一部15分钟左右的短片。拍摄期间也被要求严控工时，每天从出工到设备入库之间的时间不超过12小时——这是被极致压缩的创作周期，正常来说，这个体量的短片，通常需要至少一个月筹备，和少则一个月、多则半年的后期。从FIRST组委会的角度来说，训练营是一个实验场域，在种种艰难对峙的“小规模实验”中，激发创作者做出更聪明与清醒的取舍，“当时长规定了，出工时间也规定了，其实更理性的创作者应该把剧本和戏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很显然，每个创作团队都希望做到极致，力争自己心里的“完成度”。事实上，7个剧组中，除了《盖碗茶》和《所有杯子都会飞》《困在2044》外，都超时了。当制作周期被规定，而剧本的篇幅远大于三天的制作工时能负荷的体量，大多剧组都在无限拉长每天拍摄的工时。采访期间，我跟了三个剧组的拍摄现场，却几乎找不到缝隙和主创搭话，尤其是摄影。摄像机不停，他们不休息，扛着机器的同时，还要随时关注光线变化和捕捉到的画面，周身弥漫着生人勿近的气息。一直等到首映结束后，主创们才能坐下来聊聊。“极限训练”的痕迹随处可见——蒋鸿宇瘦了10斤；《诗》剧组几乎每个人的手臂和脖颈都被晒伤，先是黑红色，然后开始大块蜕皮；由于社交过载，训练营结束后，i 人叶婷菲直接钻进重庆山里躲了几天。“你不可能拿命去做。”《啥是迪斯科》的声音指导胡启奥顶着黑眼圈告诉我，近三天，他熬了两个通宵，加起来只睡了5个小时。他的工种需要同时跟前期和后期，这种超长的工作时间从17日开拍，一直持续到25日放映。但出于“一定要拍好”的野心，年轻的创作者们还是努力突破着各种极限。为了拍摄哈萨克人的故事，克冉和《诗》剧组的主创在距离驻地车程近2小时的地方找了一片符合拍摄场景的草原，每天天不亮就出发赶路，一直拍到接近凌晨返程；他们从外地博物馆借来一座毡房，在草原重新搭建；羊圈也是现搭的，羊群则是找当地牧民帮忙赶来的。由于取景地过于原生态，剧组面临着没有电和厕所的考验。他们找组委会，又自己想办法搞来三台发电机，才足以支撑连着两晚的拍摄；简易厕所则是一顶小帐篷，找草场主人帮忙挖了个坑。这种对布景和拍摄的精心准备和颇有野心的追求，一直延续到拍摄中。这成就了短片中最华彩的镜头——在主角们的哼唱中，镜头对着毡房内部缓缓摇了360度，扫过桌上的茶杯、针织物件和燃起的火焰——这些最细节的生活点滴，再扫过每个人红彤彤的脸，孩子已经在母亲身旁睡去，镜头继续随着两位主角起身向上摇去，房顶挂满了写有哈萨克诗句的书页。剪辑李忠泽剪完片子看到这段时，直接感动哭了。他能强烈感受到镜头细致拍下的这些生活点滴和灯火，可能会随着文化的消失而一点点丢失，这种强劲的对比让他心痛。坐在一旁的剪辑顾问调侃：“从来没见过有人看自己的片子哭成这样的。”这个长镜头从7月19日晚上，一直拍摄到20日凌晨一点。当时最焦灼和崩溃的是制片陈培竟——如果晚上11点收不了工，他们那辆22座的客车就无法返回酒店。按照西宁的规定，凌晨2点到5点，中巴车被禁止在路上行驶，否则罚款3万。于是那个晚上，拍摄组慢悠悠，一遍遍地磨镜头，陈培竟一趟趟在旁边踱步，一个劲儿催促快一点，最后没办法，他只能在晚上11点安排可以先撤的七八个组员坐中巴返程；拍摄完成后，用其他车辆载几个人回去。最后剩下的人就近去镇上住了一晚，隔天再返回西宁市区的酒店拍杀青戏。但在有限的创作时间和条件下，难免发生意外。出于对画面的追求，《零 修》最后一天的戏要分别在海拔2800米高的山上和屠宰场取景。在山洞里拍完戏后天色已晚，剧组发现外面在下大雨，一行人搬着拍摄器材一路打滑下了山，原本晚上11点转场去屠宰场打光的计划，推迟到了次日凌晨1点。由于转场太晚，等到摄制组转移到羊肉出仓的地方，开始拍最重要的几个杀羊镜头时，车间另一头已经开始出牛肉。挂在铁钩上的牛肉随着铁轨运出，轨道碰撞的声音、牛肉被抛进铁皮车的重重撞击声，工人说话的回音全都混在一起，空气中夹杂着刺鼻的腥臭味。场面一度混乱不堪。剧组的大声公在下山过程中丢了，所有人只能扯着嗓子喊。导演、执行导演和制片一起，商量着删掉了能省的镜头。6点必须杀青，按照规定，他们要向组委会归还机器。时间一到，组委会的电话准时打来，《零 修》就在这种混杂着噪音和骚臭的焦躁氛围中急匆匆杀青。第二天，他们又拿着自己的小机器，去地下室补拍了最后一个镜头。那一晚太过糟心。训练营结束一段时间后，导演王崑琳还时常会想起那股牛羊肉的味道，突然一下紧张起来。平权的创作
但王崑琳也觉得足够幸运——拍摄时，导演组人手一份图文分镜，组里的成员对分镜和拍摄环境足够熟悉，也才能做到在各种突发情况下迅速反应和配合。拍电影本质上是各个工种协调配合的共同创作。从互选开始，组委会也一直反复强调，“希望大家是一种平权的创作，是一个不在自己职业与身份框架内的创作。”2020年以前，FIRST训练营只选导演；2020年，加入摄影的选拔，才开始有了以导演和摄影为核心的摄影剧组；2021年，又加入了制片、美术和声音的岗位，有了真正的剧组；2023年往后，又加入了剪辑，囊括了电影工业各主要工种，正式成为一种协同创作。组队是先进行导演与制片的互选，再由导演和制片发起——导演会阐释自己的剧本和创作理念，大家像填报志愿一样互选，在尊重第一志愿的前提下，组委会根据主创的成长背景进行差异化组合，以期达到特别的化学反应。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每个剧组的6位主创通常有着相似的审美和创作理念。到了具体执行中，还是会有分歧。蒋鸿宇和摄像叶婷菲那场有关光影呈现的争论，是拍女儿和孕妇对话全景时，她们背后的蓝色玻璃有人影不断穿梭，由此来隐喻神话故事。叶婷菲从镜头逻辑出发，提出一开始拍女儿近景时，背后也应该有穿梭的人影；蒋鸿宇则坚持认为，从宗教上来说，人影只有在孕妇出现时才会有。最终，蒋鸿宇请教了相关学术背景的人，接受了叶婷菲的建议，片子继续往下拍。无论从片名还是影片呈现来说，《啥是迪斯科》都是很依赖声音元素的短片。跳舞的场景是重头戏，剧组从西宁各个舞社搜罗来了四五十位群演，部分工作人员也学了舞步加入其中，跳舞的戏拍了至少10小时。胡启奥跟导演提了需求，能不能不放音乐来两条，他需要录到跳舞时的脚步声，“这对电影的呈现来说很重要。因为电影是个欺骗的艺术，要通过镜头和视听语言，让观众相信画面中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跳舞时只有音乐声，那不叫电影，叫MV。”导演同意后，他补录了两条。但最后这些脚步声没用上，因为导演觉得没必要，而且无论是开门声还是脚步声，都跟音乐鼓点有点冲。导演更希望大家可以跟随音乐，进入女主角的视角。他摇了摇头，“我们就是一个服务业，我跟导演的想法不太一样，你想要什么，我给你弄好。重点是你要知道自己要什么。”7月26日，训练营汇报仪式结束的第二天，FIRST邀请训练营各剧组不同岗位的主创进行了一场名为“返场谈”的分享。被问到训练营的创作环境和海外有什么不同时，几位主创产生了一些分歧——“在这儿可以超时。”《啥是迪斯科》导演杨煜琳话音刚落，制片葛昱中拿起话筒说，“我没有体验过18小时以上的超长工时，体验之后，我觉得这是不应该被提倡的，首先是安全问题，其次对作品的质量也会有损害，人在特别疲惫的情况下，是没法100%去工作的。”即使组委会前置规定了工时，限制了出工时间，也始终不能规避在极限创作实验中，面对剧组成员体能和产能的根本矛盾，每个剧组决策者下意识做出的前进动作。“（拍电影）要把人当人，而不是机器”这句话，我在训练营的各种场合听好几位主创提到过。蒋鸿宇是成都人，他觉得“组员们吃好睡好是第一步”，“（我）受不了一点疯狂加场和超时，真的熬不住。我到后面脑子都是宕机的，只凭着一种甲亢的气质在撑着。”惯常的“导演中心制”在这种共同创作中是否还适用，也是很多人会主动提及的话题。有人直接表示之后不会考虑在国内做电影，因为“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工时，以及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就在李子为抛出有关“无能”言论前十几天，FIRST创始人宋文刚在开营仪式上发表过激荡人心的讲话，“祝大家拍出最想拍的电影短片，也希望有朝一日，你们成为大师之际，不要忘记在这荒野中，我们曾以电影的名义，发出过振聋发聩的电影本体之声！”
“‘掌握技术，了解语言’，技术何其匮乏，语言完全没有熟悉之后的探索，记住自己的无能，记住罢。”7部短片播完，所有主创上台发言时，李忠泽在台上给我发来了信息。
他的本科是化学专业，硕士才转为剪辑。他自己导过片子，也做电影类播客。《诗》的剪辑工作对他来说相对容易，“因为前期厉害，每个镜头的调度和完成度都很高，只要按照他们给出的点把素材拼在一起，已经是一个比较OK的东西了。”
他在剪辑顾问的指导下，尝试将同一个素材用不同方式去剪辑——这就是他想要得到的训练，已经足够。
但片子在最后播放时颜色效果不甚令人满意，洋红色和绿色有些溢出，字幕也出现了一处错误。这些缺憾让他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如果对软件更熟，如果能去检查细节，可以避免的。最大的感受还是技术太差了，你要先了解技术，才可以去掌握电影语言，否则做出来的就是不到位的东西。”
实际上，《诗》几乎是这次训练营口碑最好的作品之一了。但克冉告诉我，他对自己很愤怒，“觉得自己不止如此”。这种愤怒是他看到拍摄素材后出现的——他对小男孩跑向远处，爸爸追过去的两个镜头不满意，但当时时间有限，只能拍一个上午，调整过程中大家都很累，克冉也觉得“差不多就行”，但这个“差不多”在后期就变成了“情绪不对”。
上剪辑台看到素材后，FIRST制作主管朱文慧有些遗憾，她没看到预期中令人兴奋的东西，“大家都不太敢去试错了，很少越过自己的舒适区，统一陷入到了保守的状态。”朱文慧说，作为组织方，FIRST组委会也在过程中不断意识到自己的“无力”，无论是通过进一步科学化规则来改善国内根深蒂固剧组窠臼的希冀落空，还是刨除功利心、彼此背靠背的创作氛围的建立，抑或是没有看到更具突破性的影像呈现。
王崑琳也想做得更好。直到《零 修》在大银幕放映完，她才突然想到，片子是有潜质发展成一个有意思的长片的，至少未来的某一天，能在国内拍成。
她已经有两年没主动写东西了，而现在，她想要再一次开始主动创作。她跟我讲起做电影的初衷，“把自己一些压抑的想法和说不清楚的话题，通过画面呈现出来，会特别爽。”
至于训练营真能给这些年轻人带来什么，或者提供多少机会，其实是到不了这个程度的。陈培竟去年就带着自己的长片参加了FIRST主竞赛，在他看来，训练营主要是给了他一个平台，跟不同背景的电影人交流，也看看大家在做什么，“可能这里更像一个乌托邦，是你能建立与电影联系的一个渠道。”
极限训练过后的极度空虚才更让人焦虑。离开西宁一个多礼拜后，叶婷菲已经开始茫然。她明年毕业，也跟训练营中其他在读或刚毕业的摄影聊过，大家的处境很相似，“都在担心自己拍完这部就没片拍了的阶段”。
这也是克冉之前几乎放弃当导演的原因，“我觉得很难，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拍下一部片。”2023年从中国传媒大学电影专业毕业后，他去了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做运营。大厂螺丝钉的日子只过了不到一年，他就离职了。5月，他从北京回了新疆，打算以表弟和姥姥为主角拍短视频，“想着先挣钱，等有钱了再拍电影。”
之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他的首部短片入围了FIRST，他也在训练营中拍出了自己的第二部作品，收到了很多肯定和鼓励。原本他以为自己还要积淀三四年才能做长片，但如今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能写剧本，而且会写得很不错。
他想起研究生入学时，专业课的老师说，你们班里这帮人如果以后能出一个长片导演，已经是奇迹了。他们专业30多个同学，毕业后有人考了公，有人去了企业，也有人在做影视和短视频相关工作，只有三三两两的人还在坚持做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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