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 | 新世纪20年的中国语言规划 | 新中国的语言文字事业——纪念建党 100 周年
本文来源于：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介绍
李宇明，1955年生。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兼任中国辞书学会会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会长，国家语委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中心主任，《语言战略研究》主编，《语言规划学研究》主编，北京市特聘教授，内蒙古东北亚语言资源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学术顾问。曾任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院研究生院语用系主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国际中国语言学会（2016年-2017年）会长等职务。出版著作40余部，发表论文580余篇，被译为英、法、俄、日、韩、阿拉伯及蒙、藏等多种文字。主要研究领域：理论语言学、语法学、儿童语言学、语言规划学等。
作者：李宇明
2000年至2020年，21世纪的第一个20年。由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家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颁布实施和一系列语言规划领域的创新实践，这20年也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事业的第三个黄金期。第一个黄金期是从1949年至1966年，语言文字工作主要承担了“五大任务”：(1)推广普通话；(2)简化与整理汉字；(3)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 (4)民族语言识别和民族文字的创制与改革；(5)扫盲。第二个黄金期是从1985年至1999年，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2]。在以往“五大任务”和“三化”的基础上，面对国家发展的新形势，经过一系列的创新实践，逐渐形成了第三个黄金期的工作主题: 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提升国家语言能力。[3-11]
第三个黄金期的这一工作主题，其实包含着许多语言规划学的理念。这些理念主要是：第一，具有语言资源意识，尊重语言多样性；第二，具有语言生活意识，形成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导的和谐多语生活，科学处理语言关系；第三，具有信息化意识，以互联网和语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主线; 第四，用“大语言观”的视野，全方位做好语言文字工作。
前两个黄金期的语言规划已经有较多研究，本文主要总结第三个黄金期20年的有关情况。先从这一时期语言文字事业所面临的大形势入手，然后从8个方面进行概况性总结。目的是在总结中发现语言规划的一些规律，并为今后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近20年语言文字事业面临的五大形势
国家语言文字规划的状况是由语情和国情等决定的。所谓“语情”就是语言国情，主要包括两类情况：一是语言状况及语言生活状况；二是语言规划的已有基础和发展惯性。所谓“国情”主要是指影响语言规划的国家情势，包括国家发展的大方略和大举措，国家发展所临处的大形势和大格局。综合语情和国情来看，这一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所面临的大形势主要有如下5个方面: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牢筑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提出时间并不长，但是，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全，促进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一直是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最主要的目标与任务。进入21世纪，语言矛盾逐渐凸显出来，怎样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语言生活中的主体作用，妥善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本土语言与外语、国内汉语与海外华语等语言关系，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成为语言文字工作的重大问题。
（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
20世纪下半叶，信息化已经呈现出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能量。进入21世纪，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信息化不仅是新的科学技术，更是继工业化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是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信息化。语言文字是信息最为重要的载体，信息化与语言文字工作本质上可以说是“一体两面”。语言文字工作要满足信息化的需要，促进信息化的发展，同时，也必须借助信息化来全面提升语言文字工作。中国的信息化首当其冲的是语言文字的信息化，是解决汉字汉语的信息化，并及时带动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化。没有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全面的惠及全民的信息化。
（三）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传统文化曾被视为社会进步的包袱而急于甩掉，这种心态对语言文字工作有相当大的影响。许多进行了文字改革的国家，如土耳其、越南、韩国等，而今都遇到了文化的古今接续问题。在新世纪，弘扬传统文化、树立民族自信又是一种文化潮流。立此潮头，宏观上必会树立语言资源观，把方言、民族语言看作值得珍爱的国家语言资源；微观上，在进行异体字、异形词整理和普通话正音等工作时，会更自觉地兼顾语言的工具性和文化性，处理起来就会更为稳妥。
（四）依法治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向着法制的方向发展，并从“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嬗变。过去的语言政策，基本上是靠政府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方式来显示来贯彻，而今语言文字工作也需要纳入法制轨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与执行，就是语言文字工作依法行事的重要体现。
（五）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由“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求中国必须在国际视域下做中国语言规划，必须有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语言能力，必须大力开展“语言外交”，必须关注国际语言生活。过去，中国的语言规划主要考虑的是“境内”，这显然是不够的。
二、新世纪20年语言文字事业八方面的主要工作
面对语言文字事业这五大形势，在已往50年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上，新世纪20年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开创了第三个黄金期。这些重大进展，可以从8个方面来具体描述：
（一）制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大力推广普通话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中国21世纪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也是中国第一部根据《宪法》制定的关于语言文字的基本法律。它是新中国50年乃至中国上百年语言文字工作经验的总结，同时也借鉴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治经验。它把普通话和简化字提升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普通话、规范字应该使用的场合及如何在全社会推广应用。它的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有关法律也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各省域也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本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实施办法（条例）或语言文字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逐步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语言文字法规体系，改变了以“红头文件”、领导讲话来指导工作的传统模式。
为保证这部法律的顺利执行，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措施：第一，全国人大和国家语委对法律进行了大量的座谈、解读和宣传工作。第二，开展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提高省、地、县三级城市的语言文字应用及其管理水平，推动城市语言文字工作尽快走上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第三，重点做好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发挥学校的基础阵地作用。在全国开展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创建活动，之后又建立起学校语言文字督导评估机制，对中小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进行督导评估。第四，切实加强重点领域语言文字的监督管理。党政机关、新闻媒体、学校教育、公共服务行业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当用场合，是语言文字规范使用的四大重点领域，为全社会规范使用语言文字分别发挥着“龙头”作用、示范榜样作用、基础阵地作用和“窗口”作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核心是推广普通话。通过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为普通话做“声誉规划”；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及汉语能力测试等，使普通话的推广有了标准和抓手，并达到了“以测促训”的目的。普通话推广的趋势是：全国范围内由普及转向提高；推普重点工作由东部转向西部，由城市转向乡镇、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的基本经验有二：第一，幼儿园和基础教育阶段，是推广普通话的关键，一定要抓紧抓好；第二，经济是推普的最大动力，成人推普关键在“用”，要与个人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密切结合，要善于利用现代语言技术脱贫致富。
（二）以信息化为主线，不断完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体系
语言规范是语言文字工作最为基本的、需要长期坚持的、核心建设任务，纵贯70年，横连各领域。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语言文字规范上升到标准水平，故而这一时期“规范标准”连用为一个术语；只说“规范”，显得意味不足，只说“标准”，于语言文字来说又觉得过于严苛。第一个黄金期，制定了普通话、汉字、汉语拼音的基本规范，也制定了一些民族语言文字规范；第二个黄金期，主要围绕汉字和一些民族文字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标准，为信息化的发展奠定了语言文字基础；第三个黄金期，是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的总结性时期：
第一，制定了“以信息化为主线、以评测认证为抓手、以‘语言工程’做支撑”以及“开门办规范”的工作方针，完善了规范标准的审定制度和审定机制，弘扬了学术民主传统。
第二，根据语言文字规范的特点，设计了国家标准、语委规范、学术规范等有“硬”有“软”的规范标准体系。“绿皮书”发布的各种“软规范”是“学术蓝本”性质的，社会需要即可采用，经过一定时期的试用和一定的审定程序，学术蓝本也可以发展为标准。“软硬兼施”的规范标准建设思路，符合语言文字的应用特点，符合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制定的特点，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建立了若干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委员会，制定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特殊人群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国际化等研究规划。特别制定了《信息化条件下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体系建设规划》，反映了“以信息化为主线”的工作方针。
第四，发布了以《通用规范汉字表》为代表的数10项规范标准。这些规范标准或是对以往规范标准的总结集成，或是涉及手语、盲文，或是涉及外语在中国公共场所的应用。还成立了外语中文译写规范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定期向社会发布推荐使用的外语词中文译名。
重视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规范标准体系，是中国语言规划的一大特色。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属于语言本体规划的范畴，通过坚实的本体规划来强化语言的地位规划，是富有成效的经验。今天还要特别认识到：随着语言产业和信息化的发展，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正在成为今天的技术标准、工业标准，具有保障产品质量的作用，同时也是语言文字转化为生产力的一个途径；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语言文字标准还具有“第三海关”的作用， 使用得当可以起到维护中国产品的地位、保证进口产品的规格、维护人民生活的安全等作用。 语言文字工作之于国家整体事业发展的意义，可见一斑。
（三）开展语言文字国情调查，启动语言保护工程
语言政策需要重大的语言工程来显示，来支撑，来赢得声誉；重大的语言工程也为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数据基础和实践经验。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是在世纪之交开展的语言国情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全国范围内能用普通话、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与人交谈的情况，能够使用简化字、汉语拼音的情况，以及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最常说普通话等。上世纪末，我国能使用普通话的人口比例为53.06%，能使用汉语方言的为86.38%，能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为5.46%; 平时书写使用简化字的为95.25%，掌握汉语拼音的为68.32%。2010年，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利用“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方法，对河北、江苏、广西三省区又进行了抽样调查，其结果是: 掌握普通话的人口分别约占本省区总人口的72.2%、70.7%和80.44%。这些语言国情起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普通话的推广富有成效，预计当下普通话普及率应在80%左右；第二，汉语方言、民族语言仍然充满活力。
2008年开始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和2015年开始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是21世纪中国语言资源调查保护的两大姊妹工程，也是世界上政府主导进行的规模最大的语言保护工程。[12]这两大工程的意义在于:
第一，传播了“语言资源”等语言理念，掀起了保护中华语言资源的文化新潮。国际上，语言规划学界曾经提出“语言资源”问题；澳大利亚1987年也曾经出台过具有语言资源意识的《国家语言政策》 ( 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s) ，但其后来的语言政策衍变为英语读写能力优先，相对削弱了语言资源在语言政策中的比重。而中国的语言资源意识坚持至今。
第二，对汉语各方言、各民族语言进行了“地毯式”的调查，建立了有声语言资源库，保留了当代中国语言的标本，深入调查了解了语言国情，并对“跨境语言”调查提供了经验。
第三，制定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符合现代理念的语言调查及资源库建设的系列规范，培育了一支具有语保意识、能够使用现代语保技术的语言资源调查保护的专业队伍，推进了方言学和民族语言学的进步。
第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誉。2018年9月，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长沙联合召开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会后发布了《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草案) 》。为国际语言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并对澄清海外对我国语言政策的误解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让经典代代相传
中国社会的进步，一靠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二靠国际经验的借鉴，三靠当代人的创造。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语言文字工作的一项使命，也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和载体。
“中华经典资源库”是展现、阐释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型公益视频资源，从思想、情感和艺术等多个角度展现经典的独特魅力，发掘经典的时代意义，引领大众更深入地了解中华经典，增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传承意识。通过诵读、书写、讲解三种形式，结合丰富的图文、音频和视频，综合运用多种影视艺术手段，创作出兼具知识传播性和艺术欣赏性的影像精品。[13]对于入选的部分少数民族篇目，还以国家通用语和民族语双语呈现，最大限度地展现作品原貌，突出作品文化特质。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是在全国开展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以 “中华诵——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 为主题，引导、组织国民特别是广大学生，阅读、传诵、书写凝练了中华民族思想理念、文化精髓的各历史时期经典文学作品，旨在探索新时期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的有效途径，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激发全社会对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学习和热爱。实践证明，语言文字工作找到一种好的大众喜闻乐见的载体，也十分有益。
（五）扶贫减贫脱贫，语言文字发挥独特作用[14-17]
扶贫减贫脱贫，是世界性难题，也是古今中外负责任国家都努力追求的目标。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 脱贫攻坚规划》，要求到202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语言可以扶贫，源自语言与教育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信息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人与互联网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人的能力和机会的密切关系。
中国经济40年来的快速发展，就是架起了三座语言“立交桥”——推广普通话建起的全国立交桥、外语学习建立的海内外立交桥、东南方言搭建的连接港澳台和东南亚的立交桥。这三座“立交桥”打破了中国语言原本“碎片化”的状况。解决大面积贫困问题，即地区贫困，特别是14个连片集中特困地区，途径之一是推广普通话，途径之二是促进地方语言（包括民族语言、汉语方言）增值。要解决个人、家庭贫困，这就需要精准扶贫。语言不仅是知识，更是能力、本事、技术，故语言可以助力扶贫脱贫。既要提升语言能力，又需重视语言技术的应用。
早年开展的“扫盲”和推广普通话运动，也是发挥了语言减贫的重要作用。2018年《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颁布，吹响了3年语言扶贫减贫攻坚战的号角，也成为助力扶贫脱贫攻坚战的纲领性文件。[8]重点面向贫困人口中不通普通话的青壮年农牧民、基层干部、教师、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学前幼儿等群体；重点支持中西部普通话培训，每年覆盖100万人次以上；编写出版针对农牧民、学前幼儿普通话学习的入门级用书《普通话1000句》和《幼儿普通话365句》。2018年和2019年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连续刊发3篇语言与贫困的研究报告；《语言战略研究》在2019年第1期组织“语言与贫困”专题研讨，并编印《语言与贫困问题研究》论文集。“推普脱贫攻坚研讨会”“中国语言扶贫与人类减贫事业论坛”相继召开，并发表了《语言扶贫宣言》。
语言扶贫的经验有四：第一，大力推广普通话以打破语言碎片化；第二，促进当地的方言和语言增值；第三，抓好义务教育阶段的普通话教育，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第四，成人普通话的推广要与当地生产相结合，要利用语言信息化技术，要让农牧民掌握必要的语言信息化技术。
（六）加强科学研究，支撑语言文字事业的科学发展
国家语委从“十五”时期就开始制定科研规划，设立了数百项科研项目，还支持其他基金设立语言文字项目。同时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社科院语言所、社科院民族与人类学 研究所等传统科研支撑单位的基础上，还逐渐在大学和科研院所建立起国家语委的科研机构体系，建立起语言文字推广基地。通过规划、项目和基地建设，建立了政府与学者之间的“智慧旋转门”，使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有外脑帮助思考，有手脚帮助行事。
特别是系列“语言皮书”，成为语委重要的思想库和信息集散地。[18]《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常称为“绿皮书”，是国家语委最早组编的语言生活皮书。“绿皮书”2004年筹编，2005年出版，至今已达16个年头。绿皮书还伴而编纂了具有资政功能的《中国语言生活要况》，还出版了英文本、韩文版和日文版，成为中国政府“走出去”的一个范例。
2015年《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研究发展报告》（后更名《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俗称 “蓝皮书”）出版，2016年《世界语言生活状况》和《世界语言生活报告》（俗称 “黄皮书”，2018年起定名为 《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2017年《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俗称“白皮书”）出版，最终形成了国家语委的“绿、白、蓝、黄”皮书系列。2016年“地方语言生活皮书”开始出版。地方语言生活皮书，展示城市语言生活景观和地方语言文字工作的特点，是对国家语委皮书系列的重要补充。《北京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首先问世。北京是我国首都，首善之区，率先出版，一枝独秀；继之《广州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广州是我国改革开放前哨，南北两部皮书，双璧生辉；而今，《上海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也披挂登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2020年又出版了《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这是第一部领域皮书。
这些皮书的基本理念和宗旨是：关注语言生活问题，促进语言生活和谐，提升个人和国家的语言能力。这些皮书共同的编纂追求是“有事有趣有思想”。所谓“有事”，就是要反映语言生活中的大事与热点，反映政府的语言政策与举措；所谓“有趣”，就是要尊重读者，表述要尽量符合大众语言习惯，“说事”要重视用典型事例和真实数据；所谓“有思想”，就是不满足于把皮书只作为一个记事簿，而要在记事的同时，注意分析事件的形成原因与发展走向，揭示制约事件的因素与事物发展规律，努力淬炼出语言规划的新观念、新理论。
这些皮书各有侧重，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绿皮书”主要反映语言生活的重大事件与热点问题，其中也包括政府的重大语言举措；它还是其他皮书的“底盘”，在人才、资源、观念等方面为其他皮书提供支撑。、“白皮书”主要反映政府语言规划，而且要尽量有数据，具有权威性；它还要有针对性地回答国内外对中国语言文字政策、中国语言生活的疑惑与疑问。“蓝皮书”主要反映中国语言规划及其相关的学术研究状况，并要对研究有所评论，有所引导。“黄皮书”主要反映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语言生活状况，且对一些重要事件作出评论，对国际语言生活发出中国声音。
在“语言皮书”的基础上，还构筑了期刊方阵。如《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战略研究》《中国语言战略》《语言规划学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等。这些期刊及一些期刊（如《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的专栏，都对语言文字工作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
（七）港澳台语言生活，是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篇章
港澳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但其语言生活也应与内地相通，在国家的语言规划中应有一席之地。国家对港澳的语言支持，主要举措是帮助香港各大学开展普通话培训测试。普通话在港澳已经成为公共场合可用的交际语言。同时，也支持港府开展“普教中”活动，支持港澳与大陆青年人的各种交流活动。其实，国家应与港澳一起制定支撑其全面发展的语言规划。
台湾与大陆同文同语同祖同宗，加强两岸语言文字交流合作，对加强两岸经济人文交流、 发展两岸关系、促进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与台湾地区合编了《两岸常用词典》，组织研发了“汉字简繁文本智能转换系统”，举办了两岸大学生汉字书法艺术交流夏令营等活动。自2005开始，“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系列会议连续召开，两岸学者在语言学领域“科学评价历史，客观反映现实，积极展望未来”。2013年成立了“两岸语言文字合作与交流协调小组”，持续召开“两岸语言文字调查研究与语言生活”研讨会，会后出版论文集，旨在鼓励两岸开展语言学交流，探讨在语言生活中解决两岸语言问题，描绘“一国两制”状态下两岸语言生活面貌，研制“一国两制”基础上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文字标准，其中包括两岸“书同文”的问题。
（八）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语言助力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变得同等重要；“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要求中国不仅要做国内语言规划，也要关注国际语言问题。
不断增强中文（华语）的国际活力，使之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文化产品，成为世界的重要语言。首先是这些年在国家语委指导下编写了《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提出了旨在把全世界华人聚拢起来的“大华语”理念，努力推动海外华语教育和华人语言的维持；国家语委的“普通话水平测试”也延伸到华人社区。同时，积极推进对外汉语教学和国际中文教育，创办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鼓励中文进入各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努力提升中文在各国的外语地位。当然，也注意到了中文在国际组织的运用，支持联合国把农历谷雨这一天作为中文日。
国家出行，语言先行。在“一带一路”上行走，密切国际合作，参与维护人类和平的行动，国家都需要国际话语权，需要强大的语言能力。近些年，我国的基础外语教育由“英、日、俄”三门又增加了“法、德、西”三门；大学也逐渐具有了开设百门外语的能力；一些研究机构开始调查世界的语言及语言生活状况，组织《万国语言志》的编纂。但总体来看，我国的语言能力与国家需求还有较大的距离，其中包括语种能力和自然语言处理能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研究国际语言生活，减缓语言冲突，加强国际语言合作，为处理国际语言问题做出贡献。《世界语言生活状况及一些研究机构，逐渐关注国际语言生活问题。近些年，我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语言方面合作密切，与教科文组织一起在中国组织国际会议，通过了关于语言能力的《苏州共识》和关于语言保护的《岳麓宣言》。中国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可，逐渐成为国际共识。与法国政府共办“语言年”活动，特别是两国语言事务主管部门和学者，持续地联合举办 “中法语言政策与规划国际研讨会”。与俄罗斯、德国、欧盟组织等也有较好的语言政策领域的交往，“语言外事”有了很大进展，取得了很大成效。
三、结束语
新世纪20年，语言文字事业在改革开放、文化复兴、“两个共同体”构建的背景下，取得了巨大成绩，发挥了重要作用。构建了以普通话为主导的多语和谐的语言生活，造就了大批的“双言双语人”，大力发展起网络媒体、融合媒体及现代语言技术，形成了“依法治语”的工作框架和“大语言观”的工作格局。所谓“大语言观”，就是语言规划对象不仅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包括汉语方言、民族语言、盲文手语等特殊人群语言和外语；规划范围不仅是大陆的语言生活，也关心港澳台的语言生活、海外华语状况和国际语言生活；工作主体除了国家语委，还包括语委各成员单位，它们都是有关领域、有关行业的主管。第三个黄金时期的经验是非常值得总结的，值得站在当今的历史制高点上结合中国语言规划的百年反思进行实践总结，也值得站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学科点上结合国际语言规划进程进行学术总结。[19-27]
自从2020年10月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的召开，语言文字事业进入新阶段，又开启了新征程。今后一段时期，语言文字事业要怎么发展，需要认真谋划，其中起码要关注5个方面：
第一，抓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包括语种能力和获取话语权能力），积极参与国际语言生活治理，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第二，要以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为工作核心，重视中国语言文字标准的国际化，重视服务以5G和语言智能为代表的国家信息化。
第三，在继续做好“语保”工程的基础上，争取立项开展“语言国情普查”工程和“‘一带一路’语言资源调研”工程。
第四，组建“国家语言服务团”，做好突发公共事件和国家安全的“语言应急”工作。
第五，在“大语言观”工作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完善语言文字工作的法制、体制和机制，特别是争取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使其更好适应新时代的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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