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知名华人记者张丹红悼念关愚谦先生：愿关老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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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老安息

作者：张丹红

作为记者，我在评价某个人的时候，从来避免使用最高级。因为它太绝对，不留余地。不过如果我说关愚谦先生是德国最知名、最德高望重的华人，我想应当没有人提出异议。

2018 年 11 月 22 日傍晚的一霎那，我所在的几个德国华人微信群只有一句话：“愿关老一路走好”。

德国《华商报》编辑部在两个多小时之后即推出悼念文章——《硕德堪钦 大雅云亡 行谊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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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老的传奇人生早有耳闻。他来德国的道路传奇——没办签证，1968 年也没有近些年难民开通的巴尔干线路，甚至他压根儿没打算来德国。

为了躲避文革劫难，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担任翻译的关愚谦利用工作之便“窃取”日本友人护照，以视死如归的勇气飞到埃及。他的“叛逃”引发国际外交纠纷，直到周恩来做出“不要再追究”的批示，直到联邦德国慷慨提供庇护，关愚谦才得以在汉堡开始新生活。

他的爱情故事传奇——与德国纯情少女佩春风风雨雨半个世纪，相濡以沫；两人学习对方的语言都是从零开始，而最终用对方的语言写书，这是天赋，也是爱情的力量。

关愚谦、佩春夫妇在柏林同台演讲

关老80岁写自传三部曲。第一部“浪”的副标题是：一个为自由而浪迹天涯者的自述。像裴多菲一样，自由对关愚谦来说是一个值得为之抛弃一切的东西，甚至包括慈母和爱子。在德国，他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但他并没有出于对德国的感激而看主流媒体的眼色说话，曾在德国电视台与前总理施密特一唱一和，呼吁客观看待中国；另一方面，他出于对祖国的热爱，经常在中文媒体发表批评中国的文章，得到前总理朱镕基的重视。可以说，关老是捍卫言论自由的典范。

也许正是对言论自由的珍视，使我和关老在未曾谋面的时候就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2009 年他用德语撰写“高鼻子”一书，批评德国媒体对中国程式化的片面报导以及很多德国人因此对中国抱持的偏见，其中非常善意地提到了我。一位德国朋友将那一页复印寄给了我，使我感到十分温暖和荣幸。

2013年初春，德国《华商报》总编修海涛打电话给我，说关愚谦先生得知我将去汉堡孔子学院参加研讨会，很想借此机会认识我。我当然乐意。

关先生是个很有气场的人，坐在台上，我一眼就发现了第二排的关老和他的德国夫人。有这样的权威听众，我比平时多了一份紧张。后来看到关老对我不住地微笑点头，我才渐渐放松下来。

研讨会结束后，我径直走向关老，我们像老熟人一样热烈拥抱。他那时82岁，依旧风度翩翩，富有男人的魅力。自助餐后，关老请我去家里喝茶。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如果我不是强迫自己告辞，可能会聊到天明。

德国知名华人记者、本文作者张丹红女士与关愚谦先生在汉堡合影

第二次见关老是2014年秋天。那次见面是我主动，或者说是我厚着脸皮申请的。我曾多次报导老总理施密特参与的研讨会，却从来没有机会近距离与他交流。一次与关老通电话，我斗胆问他能否带我去见施密特。记得我们通话是周三，周五关老就回话：“老总理约我们周一下午去他汉堡《时代周报》的办公室。”

周一我乘火车从科隆去汉堡，按照约定先去关老家吃点儿东西。我因为兴奋加紧张，一点儿都不饿。没想到夫人佩春准备了北京特色的炸酱面，一进门就香味扑鼻。两碗面下肚，佩春开车送我们去《时代周报》编辑部。等了两分钟，秘书便带我们去施密特的办公室。两位老朋友一见面嘘寒问暖，施密特问佩春好不好，为什么没有跟着一起上来。关老问老总理还有没有去中国的计划。施密特说，不出远门儿了，因为太麻烦医生和护士。我们聊欧洲、谈中国。

我当时正在写一部关于欧洲历史的书，抓住这个请教的机会不断向施密特提问。95岁高龄的老人仍然才思敏捷，说出的话加上标点就是文章。他虽然关心时政，但思考问题的时间跨度是50年。他对欧洲的未来表示悲观，说 50 年后欧洲人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将微不足道。“从长远来说，穆斯林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我后来把这句很有前瞻性的话写进了书的前言。

老总理心里可能在想，这个中国女人哪儿来这么多问题。谈论严肃话题的空当儿，他与关老唠家常，问他和佩春在柏林新房的位置。关老透露了地址，施密特说没听说过那条街，但详细打听具体位置，高兴地说：“那一带我很熟。” 施密特那时候在德国已是半人半神的状态，全德国只有他能无视室内禁烟的规定。坐在他对面，我领教了他的烟瘾，两支烟的间隔大概不超过五分钟。这五分钟里，他还时不时猛吸一下鼻烟。当给某个话题划上句号之后，老人家突然说：“二位，我得赶你们走了。我很累，得躺下休息休息。”我看了一下表，整整两个小时。

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对关老帮我实现了这一夙愿感激不尽。 第三次见关老是去年秋天。《欧洲新报》请我去汉堡谈大选后的德国与欧洲。我知道关老身体不太好，犹豫了一下没有事先和他打招呼。报告开始前几分钟，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丹红，又见面啦！”看到关老精神依旧矍铄，我由衷地高兴。

报告会后，接受了一个采访，又回答了几位朋友的问题，心里惦记着关老，想和他找个安静的角落聊一会儿，问问他的身体状况。结果是关老过来找我：“对不起，丹红，佩春来接我了，她怕我太累，替我控制时间。”我们长时间拥抱，没想到那就是永别。

读关老自传，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乐观和对祖国的挚爱。在开罗监狱，换了别人，也许会自杀或发疯。尽管他也有过绝望和暴躁的时候，但他终于通过打坐学会了自控，通过为狱友画素描、学习阿拉伯文来打发时间。拯救他的是对生活的依恋和对未来的乐观。这让我想起格林童话《不来梅的音乐家》里驴子的那句名言：“比死亡更好的东西到处都可以找到。”（Etwas Besseres als den Tod findet man überall）

有过关老这类经历的人，完全可能对中国充满仇恨，并将“把中国抹得更黑”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关老则从来没有把一个疯狂的时代和祖国划等号。他在自传中写道：“受过亡国之苦的我们这一代人，对故乡和祖国的观念，比现在的年轻人强烈得多。她常常和人们形容的母亲形象联系在一起，饱受苦难而善良宽容。”我们没有受过亡国之苦，但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应当多多少少地理解关老的情怀。

对德高望重之人，德语里有一个词叫做Institution。关老就是这样的一个Institution，大多数中国人来德国之前，他就在这里；很多人学成回国之后，他仍然在这里坚守阵地。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关愚谦老先生的德国——他的文章、他的风趣、他那颗年轻的心和他永恒的魅力。现在我们留下的人不得不渐渐适应没有关老的德国，我们像突然失去了监护人的孩子。唯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一定已经在天堂里最美丽的地方找到了母亲。愿关老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