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做到”，德国已经不再是五年前的德国了
一晃五年过去了。五年前的今天，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句“我们能做到”，给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处于战乱中的国家的人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名言：我们能做到
当大量难民涌入德国时，德国人在火车站里放满了欢迎的鲜花和食物，用掌声迎接着他国的受难者，他们和总理的心情一样，也认为“我们能做到”。
法兰克福总火车站为难民准备的饮食，还特别用他们文字
五年过去了，德国的情况怎么样呢？这些难民在德国生活得又如何呢？
社会的撕裂
有人说，这五年里，没有哪句话更引起德国人的关注和撕裂了。
也有人认为，这句话其实就意味着：官僚主义失败，处于边缘的法治国家，恐怖，右派势力的崛起，驱逐出境失败和犯罪。
近日的一项民意调查（Kantar）也清楚表明了这种分歧：45%的德国人认为难民的融合是成功的，而43%的人则认为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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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大分析：
01近200万难民来到德国
从2015年1月到2020年6月，在德国提交的庇护申请大约共185万份。不过首次申请庇护的人数从2015年约89万，急剧下降到去年的1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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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劳动力市场
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德国经济稳定增长，劳动力市场上也是创纪录的高就业率。当然不能排除近200万难民起到的作用。
但是当前的新冠危机，使得大量公司裁员濒临倒闭、失业人口又开始大幅增加。很多难民刚开始参加工作却又加入失业行列。也有的根本就失去了就业的可能。
德国雇主联合会联邦协会的统计数字显示7月，近460,000难民正在寻找工作。并且已经找到工作的人中，44%是临时工。到目前为止，只有29%的妇女找到了工作。
03暴力犯罪增加
这些年难民在德国引起的最大的争议还有暴力犯罪的问题，普遍存在一种看法就是难民增加了社会犯罪率。
德国老妇接待多位难民，神秘失踪，警察在阁楼上发现一具腐烂女尸......
犯罪学家Christian Pfeiffer教授对此主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说：“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警方登记的犯罪增加了5%。暴力犯罪更加明显，在全国范围内增长了7%。比如萨克森州增加的90%以上的暴力犯罪是难民造成的。”
2016年，移民在德国所有已登记犯罪中所占比例均高于平均水平。尽管他们通常仅占联邦州总人口的0.5%至2.5%，但移民却占犯罪嫌疑人总数的10% 。
不过，放心，根据Pfeiffer教授的介绍，到了2019年，暴力犯罪已回到2014年的水平；犯罪率降至自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也是基于难民犯罪的急剧减少。自2016年以来，可疑的寻求庇护者已减少了近一半，280,000下降到去年的147,000。
但是警察还是会担心。联邦警察联盟副主席Jörg Radek表示：作为一名警官，我担心大规模移民的影响尚未得到全面评估。右翼民粹主义者以多重身份、男子气概的行为或所谓的“难民犯罪”之类的报道吸引民众。
04右翼暴力膨胀
自2015年以来，共有2636个庇护所遭到袭击。而同时，选项党（AfD）从一个微不足道的极右翼政党升至联邦议院最大的反对派。尽管该党领导人公开淡化了纳粹的罪行。
05驱逐出境越来越少
人们继续接纳难民和支付遣送费用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国家用什么方式摆脱那些无权留在德国的移民。
事实：自2015年以来，只有50%的庇护申请得到了积极的决定。 结果是：目前需要离开该国的总人数约为272,000（包括可容忍的2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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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默克尔总理承诺“全国努力”解决驱逐出境。但自2016年以来，被驱逐出境的人数继续减少（2016年：25,375; 2017年：23,966; 2018：23,617; 2019：22,097; 2020年至7月：5,476）。
德国和难民都做到了
五年来，“我们能做到”取得的结果是多方面的。但是德国对难民危机的掌控远胜于许多人所担心的。但是融合和驱逐问题依然会持续很多年，甚至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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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洪堡大学宏观经济学教授Marcel Fratzscher认为默克尔总理的“我们能做到”表达了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意愿，如今已经实现。绝大多数难民在德国找到了新家，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并为经济和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柏林洪堡大学宏观经济学教授Marcel Fratzscher
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做到”是使德国向开放社会转变的不可逆转的转折点，也是默克尔政治生涯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
上周五(28日），默克尔总理在联邦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难民危机”五周年的看法，她表示就算时光倒流，也还是会这么做。
五年里的多个故事
五年了，很多人的生活因为难民危机而发生了改变，本号也曾多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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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报》采访了很多人，写了他们的故事。
来自埃尔丁（巴伐利亚州）的建筑承包商Rudolf Waxenberger（59岁）（公司有18名员工）：“ 2016年，三名难民应在我公司开始学徒。没多久，一名伊拉克人放弃了，两名阿富汗人甚至没有开始。 不幸的是，不仅我在融入难民方面有困难。我是地区手工业师傅，是埃尔丁地区的所有手工业者代表。 我的同事说：许多学徒学习实际工作。 但是在三年培训结束时，有75%的学生未通过笔试。他们只能以助理工人（非熟练工）的身份工作。但是阿富汗人和非洲人尤其缺乏培训和德语知识。 我并不感到意外，如果许多德国人三年后不得不在阿富汗或非洲参加笔试，那肯定也会失败。”
与总理默克尔一起合影留念的叙利亚人Anas Modamani（照片右）出名了。这张自拍照也带来了很多批评和麻烦。
如今这个叙利亚人如何了？
Anas Modamani正在柏林研读商务沟通专业。他说：“我现在有自己的公寓和女朋友，最近已经搬来和我住在一起了。”在学习之余，他还在Edeka超市当收银员。
他认为，很多难民抓住了机会并在德国有价值地生活。不幸的是，还有一些难民仍然坐在集体住所中，没有融入社会，从而破坏了德国所有难民的形象。
因此，很遗憾，我们没有都做到。
Reinhard Laun，现年71岁（左一），是一名退休的职业学校教师，在过去的五年中，他已经为数百名难民提供德语教学。并非总是那么容易：“不幸的是，许多难民的想法完全错误。 他们认为在这里工作很容易。”情况恰恰相反。因为许多成年难民从未上过学。Laun本人也遇到生命威胁：“选项党（AfD）的人用炸弹威胁我。”
近年来，Gisela Schulz（80岁，右一）已向难民提供了约150辆自行车，并帮助他们去政府当局办事。 她的结论是：“这是我做过的最明智的事情。而且，如所希望的，事情进展顺利。”
不幸的是，这也是难民潮的一部分：在2015年除夕，科隆的Domplatte和火车总站上都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一群男人特别是年轻妇女骚扰，骚扰和偷窃。警察发现被捕人员的便条上写着“我想XX”。几天后，攻击的范围才调查清楚，超过1,000项刑事指控，其中许多是性侵犯。大多数肇事者是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Sonja Ziegltrum-Teubner（50岁）和她的员工Ahmed Niyazi (47岁,阿富汗人,左), Riaz Khan (23岁, 巴基斯坦人,中)和Azhar Maher (34岁, 巴基斯坦人)
来自巴伐利亚州Parsdorf的花卉批发商Sonja Ziegltrum-Teubner说道：“自2015/2016年以来，三名难民一直在我公司工作。有时会发生冲突，例如，穆斯林在斋月期间白天禁食，因此不能长期工作。但是合作通常会顺利进行。我认为我们必须给已经在德国的难民以尊重。 他们需要工作，否则他们将永远无法融合。 如果我没有外国雇员，我就要关我店了。”
来自Teltow（勃兰登堡州）的退休老人Bernd Metzner（69岁）于2015年将其女婿的妹妹（当时24岁）和她的女儿（当时2岁）从叙利亚带到德国，并为他们的生计付出了代价：“当时，我们假设我们必须承担费用，直到双方都被视为寻求庇护者。
他们来了四个月之后，在2015年9月被接受。我们因此计算出在这一期间必须支付几千欧元的房租，保险和食品费用。但是就业中心后来要求我们支付三年（2015年至2018年）的费用，总计25,498.16欧元！我们很生气并对此提出了起诉，尤其是由于柏林其他大多数工作中心在类似情况下完全放弃了他们的要求。
2015年，政府向所有帮助难民的人发出信号，表示他们将得到支持。我们的总理说：“我们可以做到！”不：“你们可以做到！”
2015年，Marina Lessig（31岁）在慕尼黑中央车站帮助难民
企业顾问Marina Lessig（31岁）在2015年自愿帮助慕尼黑的难民，并成为组织者之一：“我们在主火车站停着一辆旧公共汽车，而我的办公室就在其中。我为志愿者安排了轮班时间表，买了笔记本电脑，接受了捐赠，并参加了危机小组会议。我们的团队已经帮助了成千上万的难民。今天，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我希望我们不再将2015年来到我们这里的人们视为难民，而是普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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