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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秘史（十七）国家经济、民主和健康面临崩溃
玛丽·特朗普 著
翻译: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课题组
《过多与永匮——我的家庭如何造就这世界最危险的男人》
上期连载：
2016年11月8日特朗普胜选，成为美国总统（图源：https://www.gq-magazine.co.uk/）
第十四章 公共住房里的公务人员从国会众议院到特朗普大厦到白宫西翼有一条直通线，就像从特朗普管理公司到特朗普集团再到椭圆形办公室一样。第一个是基本上受控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唐纳德的物质需求一直得到照顾与满足；第二个是一系列的挂名职务，在这种环境中，工作都是由他人完成的，而唐纳德从不需要为了获取或保留权力而获得专业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对他人专业知识的蔑视）。所有这些都使唐纳德他相信自己是成功的，同时也让他免于失败。唐纳德对我祖父来说就像边境墙之于唐纳德：一个以更值得追求的事业为代价的虚荣项目。弗雷德没有培养唐纳德接替他的职位；当他头脑清醒的时候，他不会把特朗普管理公司的管理权交给任何人。相反，尽管唐纳德遭遇失败，判断力也欠佳，他还是将唐纳德作为他自己受挫的雄心壮志的脸面。弗雷德一直在支撑唐纳德错误的成就感，直到唐纳德唯一的资产就是他能轻易地被更有权势的人欺骗。有很多人愿意占他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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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纽约的记者和八卦专栏作家发现唐纳德无法区分嘲弄和奉承，并利用他的无耻来推销报纸。这种形象以及它所代表的唐纳德的弱点，正是吸引马克·伯内特（Mark Burnett）的地方。到了2004年，当真人秀节目《学徒》第一次播出时，唐纳德的财务状况一团糟（尽管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卖掉祖父的房产后，从祖父的遗产中分得了1.7亿美元），而他自己的“帝国”面临着越来越令人绝望的品牌推广机会，如特朗普牛排、特朗普伏特加和特朗普大学。所以他很容易成为了伯内特的目标。唐纳德和观众都成了《学徒》这个笑话的笑柄。尽管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的失败，但《学徒》将唐纳德塑造成了一个合法的、成功的大亨。在他房地产生涯的头四十年里，我祖父从未负债。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唐纳德的野心越来越大，他的失误也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唐纳德在特朗普大厦（如果没有弗雷德的金钱和影响力，特朗普大厦连同他的第一个项目君悦酒店是不可能完成的）之后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扩大他父亲的帝国，反而削弱了帝国的价值。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特朗普集团似乎陷入了亏损的境地，因为唐纳德悄悄从特朗普管理公司挪走了数百万美元，以支持他作为房地产天才和交易高手的神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唐纳德在房地产领域的失败越来越多，我祖父也越来越需要他显得成功。弗雷德让一群故意不断赞扬唐纳德的人围在他的身边，这些人知道家族企业是如何运作的，他们支持唐纳德，并为他撒谎。我祖父给唐纳德的钱越多，唐纳德就越有信心，这使他从事规模更大、风险更高的项目，从而导致更大的失败，并迫使弗雷德给予他更多的帮助。通过继续帮助唐纳德，我的祖父使他变得更糟糕：更需要媒体的关注和免费的资金，更自我夸大和妄想他的“伟大”。尽管救助唐纳德原本是弗雷德的专属领域，但银行很快就成为了该项目的合作伙伴。起初，唐纳德冷酷的效率和完成工作的能力让他们相信，他是在诚信经营。随着破产案的堆积和不计后果购买的账单到期，银行给唐纳德的贷款仍在继续，但是现在这种贷款已然成为了维持最初欺骗他们的“成功”幻觉的一种手段。可以理解的是，唐纳德越来越觉得自己占了上风，即使事实上他并没有。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别人利用他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并且他相信自己能掌控一切。弗雷德、银行和媒体给了他更多的回旋余地，以便让他完成他们的要求。在他试图接管科莫多酒店（Commodore Hotel）初期，唐纳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明了自己参与该项目的既定事实。他就并未发生的交易撒谎，强行把自己卷了进去，让对方很难把他踢出局。然后，他和弗雷德利用这一开局，连同他在纽约新闻界新近膨胀的声誉和我祖父的数百万美元，为他的下一个发展项目特朗普大厦获得了巨额减税。在唐纳德看来，尽管作弊，他还是全凭自己的能力完成了一切。他接受过很多采访，在这些采访中，他无数次表示：他父亲仅仅借给他100万美元，他还得偿还父亲的借款，他的成功全靠他自己。这显然是谎言。人们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会相信这一点。因为还没有人能像他——这个日益萎缩的自由世界表面上的领袖——那样，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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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唐纳德还是和他三岁时一样：不能成长，不能学习，不能进化，不能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能平息自己的反应，不能吸收和综合信息。唐纳德对肯定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支持者中最大的一个群体是那些他不会屈尊在竞选集会之外与之会面的人。他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在他身上造就了一个“需要”的黑洞，不断需要赞美之光，一旦他沉浸黑洞之中，赞美之光就会消失。永远都不够。这远远超出了普通的自恋，唐纳德不仅仅是软弱的，他的自我是一个脆弱的东西，必须每时每刻都得到支持，因为他深知自己根本不是他所声称的那样。他知道自己从未被爱过。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他必须通过让你同意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来吸引你：“这架飞机很棒，不是吗？”“是的，唐纳德，这架飞机太棒了。”如果你不愿意做出这么小的让步，那对他来说就太不礼貌了。然后他就把他的弱点和不安全感当作你的责任：你必须平息这些，你必须照顾他的感受。如果不这样做，会使他处于无法承受的真空之中。如果你是一个在乎他认可的人，你可以说任何话来保持他的认可。当他遭受巨大的痛苦时，如果你不能尽你所能减轻这种痛苦，你也会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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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家中的童年到他早期涉足纽约房地产界和上流社会，直到今天，唐纳德的反常行为一直被其他人常态化。当他登上纽约房地产市场时，他被吹捧为一个鲁莽、白手起家的交易者。“鲁莽”是对他的一种恭维（用来表示自信，而不是粗鲁或傲慢），但实际上他既不是白手起家着，也不是一个好交易者。这都是他滥用语言和媒体没有提出尖锐问题造成的。他真正的技能（自我夸大、撒谎和耍花招）被认为是他成功的独特优势。通过将他想要讲述的关于他的财富和他后来“成功”的故事永久化，我们家族和其他许多人开始了使唐纳德正常化的进程。他雇用（和虐待）无证工人和拒绝向承包商支付已完成工作的费用被认为是做生意的代价。不尊重别人、斤斤计较，让他看起来很强硬。这些失实报道在当时看来是无害的——这是一种出售更多《纽约邮报》或提高《内幕新闻》节目收视率的方式，但每一次违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次更严重的错误。让人们认为他的策略是合理的计算而不是不道德的弊病，是唐纳德和我祖父几十年来一直在构建的神话的另一个方面。尽管唐纳德的天性没有改变，但自从他就职以来，他所承受的压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不是工作上的压力，他没有做任何工作，除非看电视和发推特辱骂他人也算工作。真正需要大量工作的是让我们其他人分心，从而不会发现他对包括政治、公民制度或简单的礼仪在内的一切都一无所知。几十年来，无论好坏，他都得到了公众的关注，但他很少受到密切关注，也从未面临过重大反对。他对自己和整个世界的感觉都在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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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的问题在不断累积，因为解决这些问题或假装它们不存在所需的策略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更多的人来进行掩盖。唐纳德完全没有准备好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没有充分掩盖自己的行踪。毕竟，这些制度的建立首先是为了保护他不受自身弱点的影响，而不是帮助他绕过更广阔的世界。他那间非常昂贵、守卫严密的房间正在开始瓦解。与他接触的人比唐纳德更懦弱、更畏缩，但同样绝望。他们的前途直接取决于他的成功和好感。他们要么看不见，要么拒绝相信，自己的命运将与过去发誓效忠于他的人一样。似乎有无数的人愿意加入这个保护唐纳德不受自身缺陷影响，同时让他对自己毫无根据的信仰永存的谄媚者团体。虽然是更有权势的人把唐纳德送进了这个从一开始就保护他的机构，但正是比他更脆弱的人让他继续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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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唐纳德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有力竞争者和提名者时，国家媒体对待他的病态（他的撒谎癖好和自大的妄想）以及他的种族主义和厌女症，就好像这些都是娱乐性的个人特质，在这些特质之下潜藏着成熟和严肃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极右翼到所谓的温和派，共和党的绝大多数人要么拥护他，要么从另一角度出发，利用他的弱点和可塑性为自己谋利。选举结束后，普京、金正恩和麦康奈尔都与弗雷德有着些许相似的心理，他们都意识到，唐纳德曲折的个人历史和独特的人格缺陷，使他极易受到更聪明、更有权势的人的操纵。他的病态使他头脑简单，只需一天重复几十次他对自己说的“他是最聪明、最伟大、最好的”，就能让他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不管是把孩子关在集中营里，背叛盟友，实施破坏经济的减税政策，还是贬低每一个为美国的崛起和自由民主的繁荣做出贡献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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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亚当·瑟尔（Adam Server）写道，对唐纳德来说，残酷才是关键。对于我的祖父弗雷德来说，这完全正确。我祖父除了赚钱外，还有一件乐事就是羞辱别人。他坚信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在他惊人的成功和对自己优越性信念的鼓舞下，他必须迅速果断地惩罚任何挑战他权威的人。这实际上就是弗雷德提拔唐纳德而不是我父亲弗雷迪成为特朗普管理公司总裁的原因。与我祖父不同的是，唐纳德一直在努力争取合法性。作为弗雷迪的替代者，他先是成为曼哈顿房地产开发商和赌场大亨，现在又成了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但他永远无法摆脱完全没有资格的污点，或他的“胜利”是不合法的感觉。在唐纳德的一生中，尽管我祖父一再地、铺张浪费地干预，他的失败还是与日俱增，他为合法性而进行的斗争是永远无法胜利的。它逐渐变成了一个计划，一个为确保没有人发现他根本就“不合法的”阴谋。这一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实，而这正是我们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难题：目前组成的政府，包括行政部门、国会半数席位和最高法院多数席位，完全是为了保护唐纳德的自我；这几乎成了它的全部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残忍是一种转移我们和他自己对他失败真实程度注意力的手段。他的失败越是令人发指，他的残酷就越是令人震惊。当他威胁要揭发告密者，在压倒性的罪证面前强迫参议员无罪释放并赦免海军海豹突击队员埃迪·加拉赫（Eddie Gallagher）（其在一个月内先后被指控犯下战争罪并与尸体合影）时，谁注意到被他绑架并关进墨西哥边境集中营的孩子们呢？如果他能在空中转起四万七千个盘子，就没有人会关注其中任何一个。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分散注意力。唐纳德的残酷也在于行使他的权利。他总是用它来对付那些比他弱小的人，或是那些因责任或依赖而无法反击的人。当他在推特上攻击员工和政治任命者时，他们无法反击，因为这样做会危及他们的工作或声誉。弗雷迪出于手足间的责任感和他个人的教养，没有在弟弟唐纳德嘲笑他的飞行员梦想时反击他，正如蓝州的官员们为了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危机期间为他们的公民获取足够的帮助，避免唐纳德扣留挽救生命的呼吸机和其他所需的用品，不得不控制指责唐纳德无能的冲动。唐纳德很久以前就学会了如何选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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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继续生活在对冷漠和失败的恐惧的黑暗空间中，而这正是导致他兄弟走向毁灭的原因。尽管这场毁灭花了足足四十二年才完成，但在唐纳德经历自己的创伤时，这些基础很早就奠定了，并一直在他的眼前上演。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他所目睹的和他所经历的，既孤立了他，又吓坏了他。恐惧在他童年和现在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他来说，恐惧仍然是压倒一切的情绪，这说明了60年前的特朗普家族中肯定也存在着地狱般的恐惧氛围。每当听到唐纳德谈论某件事是如何最好、最大、最宏伟、最精彩的时候（暗示是他的成就），你必须记住，说这话的人在本质上仍然是那个小男孩，他非常担心自己像他的哥哥一样不够好，会因为自身的不足而被毁灭。在更深的层次上，他的吹牛和虚张声势并不是针对眼前的观众，而是针对他唯一的观众：他死去已久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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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总是能够利用些草率的陈述侥幸成功，如“相信我，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xxx”，或者“没有人比我更了解xxx”；他被允许对核武器、与中国的贸易以及其他他一无所知的事物侃侃而谈；当他吹嘘未经检测的药物治疗新冠肺炎的的疗效时；或者当他参与了一段荒谬的修正主义历史，而在这段历史中，他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时，他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当你控制叙事的时候，若从不被迫去阐述你的前提，或者证明你真正理解了潜在的事实，你的叙述是很容易听起来连贯和知识渊博的。这是对（许多）媒体的谴责，在竞选期间，揭露唐纳德的谎言和无耻的主张实际上本可能使我们将他从总统宝座上拉下来。但在竞选期间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很少有人问他关于他的立场和政策（这显然从他的意图和目的上讲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人问及此类问题，他们也未要求或期望他阐明或展示出任何深度的理解。自大选以来，他已经想出了如何完全避免这些问题的办法；白宫的新闻发布会和正式的新闻发布会都被“直升机谈话”所取代，在这期间，他可以假装因为直升机叶片的噪音而听不到任何不受欢迎的问题。在2020年，他关于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新闻发布会”迅速演变成了小型竞选集会，充满了自我祝贺、煽动群众和空头支票。在这些集会上，他否认了已经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失败，对正在取得的进展撒谎，并把那些尽管政府拒绝给予他们足够的保护和设备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我们的人当作替罪羊。就在几十万美国人因疾病而奄奄一息之际，他仍将其视为一场胜利，以此证明他卓越的领导能力。如果有人认为他有能力表现得严肃或阴沉时，他便会开一个有关与模特发生关系的玩笑，或者谎报他的脸书粉丝数量。但一些新闻网络不愿就此作罢，那些为数不多的向他发起挑战的记者们，甚至是那些仅仅要求唐纳德给予一个处于惊恐中的国家一些安慰的人们，都被嘲笑和贬低为“令人不快的人”。从弗雷德积极鼓励的唐纳德早期的破坏性行为，到媒体不愿意去挑战他，再到共和党甘愿对他自2017年1月20日以来每天的腐败行为视而不见，这一切都导致这个曾经伟大国家的经济、民主和健康面临崩溃。在理解媒体与政治的交叉点时，我们必须摒弃唐纳德的“战略才华”思想。他没有策略，从来都没有。尽管他有着选举优势和可疑的、不合法的“胜利”等侥幸，但他从来没有接触到时代精神的脉搏；他的咆哮和无耻恰好引起了某些人的共鸣。如果他在2016年竞选中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成功，他现在还是会这么做，因为除了撒谎、作弊、斤斤计较和挑拨离间以外，他一无是处。他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就像他无法成为合格的总统一样。他确实利用了某种偏执和早期的愤怒，这是他一贯擅长的。1989年，他花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冗长的整版文章，呼吁处死中央公园五罪犯，这并不是出于他对法治的深切关注，而是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机会，可以在谈论一个对纽约市而言非常重要的严肃话题的同时，又在有影响力和声望的“灰色女士”（Gray Lady）（指《纽约时报》）书页中看起来像一位权威人士。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注定会激起该城市更加强烈的种族仇恨。所有五个男孩，凯文·理查森（Kevin Richardson），安特龙·麦克雷（Antron McCray），雷蒙德·桑塔纳（Raymond Santana），科里·怀斯（Korey Wise）和尤瑟夫·萨拉姆（Yusef Salaam），随后都通过无可争议的DNA证据证明是无辜的。然而，直到今天，唐纳德仍然坚持认为他们是有罪的。这是他永远都无法放弃一个他喜欢的叙事的又一例证，即使他的叙事与既定事实相矛盾。唐纳德把任何指责都当作一种挑战，并将一开始就引发反对的行为变本加厉，好像批评是让他表现得更为糟糕的许可证。弗雷德开始欣赏唐纳德的固执，他以为这是他在儿子们身上寻求的那种坚韧与强硬的表现。50年后，由于唐纳德毁灭性的决定和灾难性的不作为，人们真真切切地正在经历死亡。在数百万人生命危在旦夕之际，他指责联邦政府没有亲自提供通风机，威胁要从州长没有对他表现足够敬意的州扣留资金和救生设备。对此我一点也不惊讶。另一方面，面对这种公然表现出对人的生命或行为后果的反社会漠视，震耳欲聋的沉默让我充满绝望，并提醒我，唐纳德毕竟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这是唐纳德的失败，他违反传统、违背礼仪、违反法律和反人类同胞的越轨行为不断被宽恕并得到奖赏的最终结果。在虚假的参议院弹劾案审判中被无罪释放，是对其不良行为的又一嘉奖。谎言一从他口中说出，就可能在他心里变成了真的，但它们实际上仍然是谎言。对他来说，这只是另一种试探自己到底能侥幸逃脱什么的方式。到目前为止，他每一次都蒙混过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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