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德国官方数据显示的内容，只知道德国的新冠死亡者大多是老人、男人等。并没有对死者的族裔与血统的分析。而根据各医院的统计来看，重症监护病房里，很大比例的新冠危重患者有移民背景。但是这一事实却属于德国联邦政府的禁忌话题。尽管医疗专业人员担心，由于语言障碍的原因，一些外国移民德国的德文对防疫管制规定了解不够，因而导致了这个群体的高感染率。但是政府里没有人愿意解决这个问题，都怕触及种族主义话题。2月14日，RKI的所长Lothar Wieler教授（60岁）与各地主任医师之间的一次交流会上，Moers市的肺病医院的负责人Thomas Voshaar表示，德国的重症监护病房数量是通过主任医师之间的电话调查确定的：“非常清楚地表明，显然有一部分群体根本就没有收到政府的新冠警告。而这些是具有外国移民背景的人。”
他引用了2020年11月、12月以及2021年1月的调查数据：“据我的调查，超过90%的插管重病患者具有移民背景。我们内部达成的共识，希望将这类患者称为‘有沟通障碍的患者’。但是似乎无法做到。”Wieler在谈话中强调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也听说过这种事情，但这是禁忌话题。我们的卫生保健人员试图与这个穆斯林群体沟通防疫事宜。但我们只能通过清真寺的伊玛目（神职人员）才能和这些宗教信徒说上话。这个防疫死角群体对柏林有巨大的影响。 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或者他的话的背后意思是，伊玛目往往不会因为防疫而耽搁礼拜活动。
Wieler警告：“保持距离”至关紧要（图源：zdf.de）Wieler还用去年秋天柏林一个穆斯林大家族首领的母亲死于新冠病毒来说明情况。 Wieler：“我们国家里还有个平行社会。如果想在那里做点什么，则只能通过清真寺强势的社会工作者。而我们根本就进不去清真寺。这个团体（平行社会成员）在德国就有400万人,相当于全德人口的4.8%。但是，在重症监护病房中，这一群体的人超过了50%。”
Voshaar将其发现也告知了卫生部长Jens Spahn（40，基民盟）。他在交流会上说：“我和每个人说到这事，包括Spahn先生，都说：哦，上帝啊。”然后呢，就无下文了。政府发言人在回复《图片报》的询问时，说Spahn尚未将此警告转发给总理府。在总理与各州长举行的新冠峰会上，医务人员的调查结果从来都不被讨论。Spahn部长去年11月还在《法兰克福汇报》上说：“病毒的传播与宗教信仰之间没有联系。另一方面，文化习俗可以促进病毒的传播。”在回应《图片报》的询问时，Wieler教授却表示：“这不是与专家进行公开讨论是讲的话，而是个人的非正式交流。”这是“没有结论性的陈述，只是反思”。（也是不敢正式承认？）事实上，德国媒体已经多次报道了因大家族聚会、宗教礼拜而造成的聚集性感染。而平行社会在德国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甚至柏林的土耳其人数在全世界排名第三位，前两位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除了柏林，在德国的其他城市，比如杜伊斯堡、科隆、不来梅等地也有个别区域，幼儿园小孩子不会说德语，老人也不用说德语，就是个土耳其城。老移民有语言问题，新移民就更别提了。曾有过难民营里因看不懂德语的防疫规定，而造成的感染，当要求强制隔离时甚至发生了与警方的冲突事件。北威州移民局Serap Güler（40，基民盟）对《图片报》表示：“拥有移民背景的人并不愚蠢，但有时存在语言障碍。如今所有人，无论来自哪里的，都应该明确病毒的危险和新冠规则。那些仍然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只能通过诸如罚款之类的监管措施来协助，而不是只针对移民。”德国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其中一部分是为了解决德国日意缺乏的劳动力问题，而且目前看来，德国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外国人。
新冠病毒的感染一直有着延迟性。就是说感染病毒后，潜伏期约1-2周，发病时间也是约1-2周，有人扛不过去，需要入院吸氧，再不行就进重症病房了。所以去年12月18日新冠感染人数达到顶峰时，重症病床的占用高峰却是在1月上旬出现。
根据《柏林晨邮》的信息，2021年3月1日的数据显示，该报调查到的重症病床27063个，后备的还有10875个（浅灰色，还没有用到）。因新冠肺炎占用重症病床2828个（红色），其他病症占用重症病床的19537个（橘色），尚余床位4698个（灰色）。进重症病房治疗的感染者在总感染人数中只占少部分，但是一旦到了需要呼吸机治疗的话，其存活率却只有50%。而重症病床的占有率，在新冠抗疫过程中还是整个医疗系统承受力的一个标志。虽然德国拥有重症病床的数量属于全球各国前列，但是在过去一年里也曾有过岌岌可危的局面。随着感染人数的逐渐降低，目前德国重症病床的可用数量得到了缓解。各州都还有部分空余床位。
各州医院重症监护病床的使用情况（图源：interaktiv.morgenpost.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