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赋作的天文书写及其意义
摘 要：扬雄赋作中使用了较多的天文星象，涉及恒星、行星与变星三大类十余种。扬雄赋中的星象与此前的赋作相比，其内涵有了明显变化，它们大都是把星象与现实社会政治对应起来，用来颂美天子之顺天应命、政治清明、仪仗威严等，具有鲜明的星占学色彩。这种表达方式的出现，既与扬雄本身具有星占学知识有关，亦与元、成之际今文经学和阴阳灾异思想取得绝对统治地位有关。由于扬雄的这种书写方式切合汉赋“宣上德以尽忠孝”的功能需要，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故对此后的赋家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他们赋作中的星象亦大都具有星占学色彩。
关键词：关键词：扬雄；汉赋；天文；
星占；先秦文学
张宜斌
作者
扬雄不仅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赋作家，而且还是天文学家，他对当时的宇宙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思考，曾向制作浑天仪的工匠专门请教浑天之法，又曾与好友桓谭辩论盖天说与浑天说之是非，并写下了《难盖天八事》一文（《隋书·天文志》）。扬雄的天文学知识背景对其赋体创作产生了明显影响，在他的赋中使用了较多的天文星象，这些星象与此前赋作相比，其内涵有了明显变化。
一
扬雄赋作中的天文星象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扬雄有赋十二篇，具体篇目不详，而在现存的赋作中，使用了星象的赋主要有《长杨赋》《甘泉赋》《校猎赋》《河东赋》《蜀都赋》，这五赋中的星象有以下三类。
(一)恒星
1、北极与北斗。《长杨赋》：“于是上帝眷顾高祖，高祖奉命，顺斗极，运天关。”
“顺斗极”，“斗”，指北斗；“极”，指北极星。北斗，即北斗七星，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组成。其中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合称为魁，玉衡、开阳、摇光合称为杓。《长杨赋》中“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玉衡”即指北斗之杓。又扬雄《反离骚》中“汉十世之阳朔兮，招摇纪于周正”，“招摇”指北斗七星之第七星摇光。
北极，即北极星，亦称北辰，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之中心。又《甘泉赋》：“洪台掘其独出兮，㨖北极之嶟嶟。”与北极密切相关的还有泰一。《甘泉赋》：“配帝居之县圃兮，象泰壹之威神。”“于是钦祡宗祈，燎熏皇天，招揺泰壹”。泰壹，亦作太一，即北极神。《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正义》曰：“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刘伯庄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贵者也。’”[1]1290
2、井宿。《蜀都赋》：“上稽乾度，则井络储精；下按地纪，则巛宫奠位。”“乾度”指天上之星度，犹言天象。“井络”，指的是二十八宿之井宿。井宿为南方朱雀七宿之一，由八颗星组成，形似“井”字，故名。
3、三台。《长杨赋》：“玉衡正而太阶平。”“太阶”，又称“泰阶”，即三台，亦名三能、泰阶、天阶、三阶、天柱等。它位于北斗七星斗魁附近，共六星，分列三组，《史记·天官书》：“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1]1293
4、招摇、泰阴、勾陈。《甘泉赋》：“诏招摇与泰阴兮，伏勾陈使当兵。”
古天文中的招摇星有二，一是指北斗七星之摇光，《礼记·曲礼上》：“招摇在上。”孔颖达疏：“招摇，北斗第七星。《春秋运斗枢》云：‘北斗七星……七摇光，一至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标。’摇光，即招摇也。”[2]84-85二是指东方氐宿之招摇，亦名天矛。《史记·天官书》：“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盾，天锋。”《集解》：“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摇，招摇为天矛。’”[1]1294此处之招摇当指氐宿之招摇，即天矛。
泰阴，亦作太阴，张晏曰：“太阴，岁后三辰也。”[3]3523指太岁，似不确。泰阴当指房宿，《石氏星经》：“房南二星间为阳环，其南曰太阳道；北二星间为阴环，其北为太阴道。”[4] 勾陈，又作钩陈，位于紫微垣。石氏曰：“北极五星，钩陈六星，皆在紫微宫中。”[5]482
5、天狼星、弧矢星。《河东赋》：“掉奔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天狼”指天狼星，《史记·天官书》云：“参为白虎……其东有大星曰狼，狼角变色，多盗贼。”《正义》云：“狼一星，参东南，狼为野将，主侵掠。”[1]1306-1307
“威弧”指弧矢星，它位于天狼星的东南，《史记·天官书》：“(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司马迁认为是四星，但后世一般认为是九星，《正义》曰：“弧九星，在狼东南，天之弓也。”[1]1308弧矢亦称天弧，《校猎赋》：“荧惑司命，天弧发射。”“天弧”即指弧矢星。
（二）行星
《校猎赋》：“荧惑司命，天弧发射。”“荧惑”指五大行星之一的火星。火星天体呈红色，荧荧像火，亮度常有变化，而且在天空中运行，有时从西向东，有时又从东向西，情况复杂，令人迷惑，故名“荧惑”。
（三）变星
1、彗星。彗星，亦名欃枪，彗星在扬雄的赋作中共出现了四次，分别是《校猎赋》：“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飞旗。”《甘泉赋》：“左欃枪右玄冥兮，前熛阙后应门。”《校猎赋》：“欃枪为闉，明月为候。”《反离骚》：“带钩矩而佩衡兮，履欃枪以为綦。”
2、奔星。奔星即流星，一名彴约，《尔雅》：“奔星为彴约。”《河东赋》云：“掉奔星之流旃。”
二
扬雄赋中星象之功能
如果对扬雄赋作中星象进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星象在不同的赋作承担着不同的表达功能，具体而言，其用有以下几方面。
（一）以星象之形为喻
《河东赋》“掉奔星之流旃”，《校猎赋》“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飞旗”。前者以流星之形比喻旌旗，后者以彗星之形来比喻旌旗。因为流星和彗星划过天际，其形与旗帜极为相似。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二十九幅彗星图，所绘彗星之形大都与旗帜相似，尤其是一种彗星称之为蚩尤旗[6]，尤可见二者之间的形似，故以为喻。
《校猎赋》又云：“欃枪为闉，明月为候。”孟康曰：“闉，斗战自障蔽，如城门外女垣也。”[3]3545“欃枪为闉”即以彗星为掩体。彗星之形多变，有的形似旌旗，有的形似扫帚，《尔雅·释天》：“彗星为欃枪。”郭璞注：“亦谓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扫帚。”[7]故又俗称扫帚星。此处即取彗星形似扫帚，可以用来护身为喻。
（二）以星象指示季节
古人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发现某些星宿在天幕的见伏及位置变化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可以据此来判断岁时季节，安排农业生产，即观象授时。其中以北斗七星判断季节，是古代最常见、最实用、最简便的方法，“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8]
扬雄《反离骚》云：“汉十世之阳朔兮，招摇纪于周正。”汉十世指成帝，自高祖至成帝共历十帝，阳朔（公元前24—21年）为成帝之年号，故称“汉十世之阳朔”。招摇本指北斗七星的第七星摇光，此代指北斗七星。“招摇纪于周正”，意谓北斗的斗柄正指向周历的正月（周历的正月即夏历的十一月），就是以星象指示季节。
(三)以星象指代地理
在天人一体、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下，古人将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特定的州、国对应起来，并以天上星宿的异常变化来解释对应区域的人事变化，是为分野，即《周礼·保章氏》所云：“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9]
《蜀都赋》云：“上稽乾度，则井络储精；下按地纪，则巛宫奠位。”章樵《古文苑》注引《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言东井主蜀分野，岷山上应天象，其精储为井星之维络。”[10]即是以井宿代指蜀地。
(四)以星象歌颂天子
扬雄赋中的星象大都是用来歌颂天子，具体而言，其方式有三，一是用星象来歌颂天子顺天应命，二是用星象来歌颂天子政治清明，三是用星象来彰显天子仪仗威严。
1、用星象来歌颂天子顺天应命。
《长杨赋》: “于是上帝眷顾高祖，高祖奉命，顺斗极，运天关。”为何称高祖奉命是“顺斗极”呢？因为北极与北斗在古人心中并非一般的星座，而是具有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北极是天之中心，是天帝之象征，《春秋合诚图》曰：“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阳，舒精吐光，居紫宫中，制驭四方。”[11]北斗则是古人心目中的帝车，是天帝活动和发号施令的场所，《史记·天官书》曰：“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1]1291由此可见，北极象征至高无上的天帝，象征帝车，故《洛书》曰: “圣人受命，必顺斗极。”所以，“顺斗极”表明汉高祖取得天下乃是承天之命，荷天之佑，是天命所归，不可抗拒，毋庸置疑。
2、用星象来歌颂天子政治清明。
《长杨赋》：“逮至圣文，随风乘流，方垂意于至宁，躬服节俭，绨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夏不居，木器无文，于是后宫贱瑇瑁而疏珠玑，却翡翠之饰，除彫瑑之巧，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
“玉衡”指斗柄三星，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晋书·天文志》云: “杓三星为玉衡，人君之象，号令主也。”[1]1352因此，“玉衡正”就表明天子政令正确。“太阶”，又称“泰阶”，《汉书·东方朔传》颜师古注引《黄帝泰阶六符经》曰: “太阶者，天之三阶也。……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社稷神祇咸获其宜，天下大安，是为太平。”[3]2851又李善注引韦昭曰：“泰阶者，天之三阶也，上阶上星为天子，下星为女主；中阶上星为诸侯三公，下星为卿大夫；下阶上星为元士，下星为庶人。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岁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谓太平。”[12]因此，“太阶平”就预示天下太平。
3、用星象来彰显天子仪仗威严。
《甘泉赋》描写汉成帝郊祠甘泉泰畤云：“于是乃命群僚，历吉日，协灵辰，星陈而天行。诏招摇与泰阴兮，伏钩陈使当兵。”一连使用了招摇、泰阴、钩陈三个星象。而之所以用这三个星象，是因为古人赋予它们特殊的象征意义。《史记集解》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摇，招摇为天矛。”[1]1294泰阴指房宿，石氏曰：“房为天马，主车驾。”[5]421 《史记·天官书》亦云：“房为府，曰天驷。”[1]1295钩陈则是天子的六军将军，《星经》：“勾陈六星在五帝下，为后宫，大帝正妃，又主天子六军将军，又主三公。”[13]因此，使用这三个星象是为了把成帝比喻为天帝，彰显其依仗之神圣与威严。与此相似的还有《校猎赋》中描写成帝校猎之队伍：“荧惑司命，天弧发射”。荧惑即火星，姚氏引《广雅》曰: “荧惑谓之执法。”[1]1318这里以火星为“司命”，以天弓为武器，亦是将成帝之校猎比喻为天帝之出猎，以此彰显成帝之天威。
三
扬雄星象书写特点及原因
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极为发达，但其内涵与今天所说的天文学有别，《汉书·艺文志》云：“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3]3523所谓“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是指观测天体星象的运行状况，掌握其规律，并根据其运行规律制定历法，指导社会生产与生活，是为自然天文学，相当于今天通称的“天文学”。而“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则是把天文星象与社会人事对应起来，并根据星象来占卜政事之是非成败，人事之吉凶祸福，是为社会天文学，也就是今天通称的“星占学”。因此，在我国古代天文学中，星象兼具天文学和星占学的双重内涵。扬雄赋中星象正好对应了这两种内涵：以星象之形为喻和以星象指示季节属于自然天文学范畴，而以星象指代地理和以星象比附政治、歌颂天子则属于星占学的范畴。显而易见，扬雄赋中具有星占学内涵的星象远远多于具有天文学内涵的星象，这是其星象书写与此前辞赋星象表达明显不同的地方。
以星象入赋，扬雄并非是第一人，在屈原、司马相如等人的赋中均使用了星象。但是，无论是在屈原的楚辞中，还是司马相如的赋中，星象都没有与社会政治直接联系起来。在他们的作品中，星象要么是一种客观认识对象，如《天问》中的星象；要么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如《九歌·东君》“青云兮白蜺裳，举长弓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中的天狼、弧矢、北斗。“举长弓兮射天狼”，“非真有射之也，日出而星藏，若有以射之而退也。”“援北斗兮酌桂浆”写月夜之景，“桂浆”，即月光。“浆，酒浆也，指月光而言，故月光谓之玉液金波。”[14]北斗形似斗，可以酌酒，故称“援北斗兮酌桂浆”。因此，在屈原的楚辞中，“他只是把天上的星宿当成自然现象，根本没有把星宿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顶多加上一些想象，作了若干文学描写”[15]。
司马相如赋中的星象同样如此，其《大人赋》云：“乘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长竿兮，总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为幓兮，曳彗星而为髾。掉指桥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揺。揽搀抢以为旌兮，靡屈虹而为绸。”[3]2592一连使用了格泽、荀始、彗星、搀抢四个星象，但这些星象均是取其形为喻。“建格泽之长竿兮”，即以格泽为旗杆，是取格泽之形，由《史记·天官书》所载“格泽星者，如炎火之状，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兑”[1]1335，故知其形似杆；“垂旬始以为幓兮”，即以旬始为旌旗之旒，同样是取旬始之形为喻，因为旬始“出于北斗旁，状如雄鸡”[1]1336。“抴彗星而为髾”是取彗星之形似旌旗下垂之羽毛为喻，搀抢同样如此。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扬雄赋中的星象虽然仍有一些自然天文学性质的星象，但更多的是将星象与政治联系起来，赋予了它们十分突出的星占学色彩。这一重要变化，既与扬雄具有星占学知识有关，更与元、成之际今文经学和阴阳灾异思想盛行密不可分。
扬雄的星占知识及活动在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在唐代李淳风《乙巳占》一书中所列的汉代星占家中也未见扬雄之名，但是，古代的天文学与星占学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如《史记·天官书》既是天文学专著，亦是星占学专著，天文学家与星占学家也是合二为一的。因此，精通天文学的扬雄，不可能对星占学没有研究。而且从他的《法言》中也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或问：“圣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则史也何异？”曰：“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1]263
“史以天占人”，是指太史之属官保章氏、冯相氏等人负责天文星象之观测，预测吉凶以及制定历法等事。“圣人以人占天”则是指圣人致力于人事而天象则会与之相符。这里扬雄虽然是在强调人事之重要，但是，无论是先人事后天象，还是据天象断人事，其前提都是承认天象与人事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占星术中两种思维方向。”[16]与此相关的还有一则对话：
或问：“星有甘石何如？”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则晷星，星隆则晷德也。”
“在德不在星”，似乎有否定星占之意。但从下文“德隆则晷星，星隆则晷德也”来看，他仍然承认天象与人事息息相关，如影随形。《法言义疏》引《朱子语类》云：“晷，影也，犹影之随形也。盖德隆则星随德而见，星隆则人事反随星而应。”[17]这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星占学思维。因此，说扬雄熟悉星占学应该不是瞽说妄语。
但是，扬雄的星占学知识只是为他的星占学书写提供了一种可能，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往往还需要现实的直接刺激，元、成之际今文经学及其阴阳灾异思想取得全面统治地位则恰好提供了这一契机。
汉代的今文经学及阴阳灾异思想虽然在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的倡导与改造，已经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但是雄才大略的武帝对它们并非是真正信服，而是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其治国理政实际上用的还是法家思想，对于阴阳灾异说亦是选择性接受，并不完全相信。因此，董仲舒上书讲灾异，差点被杀。这一状况，在昭帝、宣帝时期并无彻底改变，一直到了元、成时期，今文经学及其阴阳灾异思想才取得了全面统治地位。
星占学虽然不等于今文经学与阴阳灾异思想，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今文经学中有大量的星占学内容，如《易传》的核心思想“天垂象，圣人则之”就是星占学的理论基础，《公羊传》中大量的日食月食阐释就是典型的星占，《尚书大传》倡言的五德终始更是星占学的核心思想等等[18]。阴阳灾异与星占学的关系就更为密切，它本就源自天文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兵书略·兵阴阳》又云：“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徳，随斗击。”“随斗击”，就是占星斗。由此可见，星占学是构成今文经学及阴阳灾异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职是之故，在今文经学与阴阳灾异思想盛行的元、成时代，星占学十分盛行。以扬雄生活的成帝时期为例，《汉书·天文志》中记载的成帝时期的星占有10次，此外在《汉书·五行志》中记载成帝时发生的日食有10次，其数量均居西汉诸帝之首。这反映了汉成帝对星占学非常重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扬雄赋中使用了大量的星占学性质的星象也就可以理解了。
四
扬雄星象书写之影响
“宣上德以尽忠孝”是汉赋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谓“宣上德”，其实就是对天子之德的歌颂与赞美。对天子的颂美可以有多种形式，但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思想大行其道之世，称其得天命，获天祐，将天子比附于天帝无疑是最佳方式之一，扬雄在献给天子的赋作中以天文星象比附政治，歌颂天子，无疑是一种极为明智的做法。这种写法不仅可以得到天子的肯定与欣赏，而且也对其他赋家具有示范效应，因此，这一书写方式对此后的赋体创作产生了明显影响。
扬雄之友刘歆，不仅是汉代有名的赋家，而且精通天文历法，在其代表作《遂初赋》中也有大量以星象比附政治的描写：“昔遂初之显禄兮，遭阊阖之开通。跖三台而上征兮，入北辰之紫宫。备列宿于钩陈兮，拥大常之枢极。总六龙于驷房兮，奉华盖于帝侧。惟太阶之侈阔兮，机衡为之难运。惧魁杓之先后兮，遂隆集于河滨。”赋中一连使用了阊阖、三台、北辰、紫宫、钩陈、驷房、华盖、太阶、机衡、魁杓等星象。阊阖指天门，此喻皇宫之门，“遭阊阖之开通”，指自己早年仕途顺利。三台，喻三公，《晋书·天文志上》：“三台六星，两两而居……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开德宣符也。”指他曾为三公属官，担任侍中、太中大夫等职。北辰，即北极，喻皇帝。紫宫，指以北极为中心的中宫，此喻皇宫。钩陈，钩陈六星，喻六军，此指自己曾充当天子之宫卫。驷房，指房宿，即天驷，此喻天子所乘之马。华盖，指华盖星，《晋书·天文志》：“大帝上九星曰华盖，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此喻天子之车盖。“总六龙于驷房兮，奉华盖于帝侧”，指自己曾经为天子驾马，在天子身旁为其奉车盖。太阶，即指三台，“太阶侈阔”，指三台色不齐，此喻哀帝时，三公外戚擅权，君臣失和，政见不一。机衡与魁杓均指北斗，“机衡为之难运”，指哀帝政令不畅，难以贯彻执行。“惧魁杓之先后兮，遂隆集于河滨”，则指自己担心在帝旁遭祸，故求外放。可见，赋中星象全部指向汉代的帝廷，完全是现实政治的写照。
扬雄称高祖取天下乃是“顺斗极，运天关”，顺天应命之举，其后，杜笃在《论都赋》中说：“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舆洛邑，巡于西岳。推天时，顺斗极，排阊阖，入函谷，观阸于崤、黾，图险于陇、蜀。”[19]“顺斗极，排阊阖”明显是因袭了扬雄的表达，唯一的区别在于扬雄称刘邦得天下是顺斗极，而杜笃则称光武帝西巡之事是顺斗极。此后，张衡在《西京赋》中虽未说刘邦得天下是“顺斗极”，但他用了五星连珠的星象，“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纬相汁，以旅于东井”，“五纬相汁”即《史记》中所说的：“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1]1348对此星象，《汉书·天文志》云：“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谓张耳曰：‘东井秦地，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3]1301可见，它与“顺斗极”一样，亦是天子受命之标志。
扬雄在赋中用钩陈、招摇、弧矢、壁垒等星象来比喻天子出行仪仗之威严，这种表达方式在班固与张衡等人的赋作中也得到了继承。班固在《两都赋》中写道: “周以钩陈之位，卫以严更之署。”以钩陈喻天子之宫卫。张衡《西京赋》：“天子乃驾雕轸，六骏驳。戴翠帽，倚金较。璇弁玉缨，遗光倏爚。建玄弋，树招摇。栖鸣鸢，曳云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旄。华盖承辰，天毕前驱。千乘雷动，万骑龙趋。”其中的玄弋、招摇、弧矢、华盖、天毕等星象均是用来比喻天子之仪仗护卫。张衡《思玄赋》：“出紫宫之肃肃兮，集太微之阆阆。命王良掌策驷兮，踰高阁之锵锵。建罔车之幕幕兮，猎青林之芒芒。弯威弧之拨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观壁垒于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云汉之汤汤。倚招揺摄提以低回剹流兮，察二纪五纬之绸缪遹皇。”赋中的紫宫、太微、王良、策驷、威弧、封狼、壁垒、北落、河鼓、天潢、云汉、招摇、摄提、二纪、五纬等也都是以星象来比喻天子之出行。
汉代之后，这类具有星占学色彩的星象描写亦十分普遍，如《历代赋汇》中所收唐代李程的《日五色赋》，唐人钱起、娄元颖、房宽及元人彭士奇、曾翰等人的《泰阶六符赋》、宋人孔文仲的《三阶平则风雨时赋》等。由此可见，扬雄这一书写模式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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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