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普世价值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普世价值

文：熊培云

2006年10月26日，希拉克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提到，转型期的中国应该吸收一些法国信念——“有一些法国的信念能够帮助中国继续思考，而这些信念，就是法国启蒙时期的理想和法国大革命的普世价值，它们将为中国走向民主和人权带来启迪。”

至于这些以理想与普世价值为旗的“法兰西信念”到底包含了什么，希拉克并没有细说。但他相信，中国能否取得历史性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中国能否加强人权，加强自由、民主，承诺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众所周知，法国启蒙运动上承文艺复兴，下接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和世界思想史留下光辉一页。我以为，所谓“启蒙时代的理想”，主要源于人类相信自己可以通过知识（理性）改变命运的一种信念。既然它是人类理性对上帝神性的一种超越，启蒙运动因此也被视为一场以理性和科学为犁的思想解放运动。

不幸的是，当犁铧化为刀剑，思想共和国让位于刀剑共和国，人类的理性最终上升为神性，人类以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控制一切，直至跌入了我所说的“在光明中失明”的困境与谵妄。

二十世纪的诸多政治灾难，与这种单向的“强制式启蒙”不无关系。正因为此，那种以自己所获得的知识为唯一真理的启蒙不断被人们抛弃，代之以自由交流，而启蒙就是自由交流。如卡尔.波普尔所说，谁也不是真理的绝对拥有者，我们只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而知识只是无限接近真理，但不是真理本身。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与启蒙运动泥沙俱下的“真理病”，同时给世界留下一个后遗症——许多人开始否定启蒙的价值。这种否定显然用错了方向。

我们不能因为某人长期霸占了教室里的麦克风，便因此断定教育对人类是没有意义的无用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和遭遇暴力劫持的教育一样，启蒙同样是受害者。启蒙没有结束，永远在路上，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关乎启蒙的态度。

人类仍有梦想，那些乌托邦式的建设不可以全然否定。当有些学者将欧盟描绘成“最后的乌托邦”时，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乌托邦，是一种告别了暴力的乌托邦。

这种以民意、民权为前提的联盟，比起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山式的征服，更是一场意味深长的告别。从这方面说，今日中国社会，若想拥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美好前程，同样需要告别真理病与强制，走向全社会的自由交流与相互启蒙，走向以自由为始终的合作。

那么，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普世价值？它首先关乎《人权宣言》，以及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立国之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此三元价值不只是动人的口号，也不只是简单的并列，更有逻辑上的传承与递进。它是一个有序的价值链，简而言之——有自由方有平等，有平等乃有博爱。

要言之，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如果民众不是普遍自由的，那么任何关乎社会平等的许诺与展望，都将是不可能的任务。

试想，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绑架，两者之间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平等；同样的道理，存在于同一群人质之间的所谓平等，天下所有奴才都能平起平坐的平等，都不是人类意义上的真正的平等，充其量那只是一群平等的奴隶。

人生而平等，多么美妙动听！然而，事情的真相是人生而不平等。且不说人的身体素质有健康有残疾，年龄各有不同，即使两个智商相同的孩子，也可能因为他们的父母智商与收入之不同而进入一种新的不平等状态。

我们不必为承认人类与生俱来的这种不平等而感到羞愧，不平等是人的境遇和条件。但是，我们却可以拥有自由。人类之伟大及人类文明之意义就在于，它试图建立一个美好的制度，以此保障每个人生而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体现人的创造，才能获得人的高贵，才能恢复人的尊严，并且最大可能使社会趋于平等。进一步说，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出发点，而平等则是个人或社会不断实现的过程，其目的仍是捍卫自由。

相较而言，我相信的是人生而自由。自由具有先验性，是基本人权，而平等反而是后天商量出来的权利，即公民权。没有对自由的强调，平等可能沦为一种暴力。

所以托克维尔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这里的不热爱，是因为托克维尔看到了“多数人的暴政”。

所谓天赋人权，实际是一种自由的权利，是国家、君主、他人存在之前就应该具有的权利。至于平等，则只能通过后天的不断争取。简单说就是“天赋自由，人赋平等”、“天赋人权，人赋公民权（包括平等的权利）”。在人生而不平等的社会中，强调自由优先于平等，同样是我们竭力建设开放社会的原因。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每个人起点可能不一样，但是只要人是自由的，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获取更多的权利而走向平等。从另一方面说，自由先于平等，也是一个社会保持其创造力的基础所在，正是不断地创造使人类在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完成文明之上升。

在此基础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博爱当以平等为前提——谁能想象在一个“人对人是狼”的社会里人们会有“同类相怜”的伟大情怀？

所以，在我看来，论及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包括以下三层含义：首先是个体上的自由（人权），然后是群体中的平等（民主或公民权），惟其如此，才可能有博爱（人获取某种神性）。这也是我之所以认为今日中国，自由比民主还更重要的原因所在。

由一群平等的奴隶选出一个奴隶主的政治，那不是民主政治。

“柏拉图要理想国，熊培云要思想国”，这是熊培云老师写作的初衷。

在柏拉图意义上的理想国中，人人都是国家的战士，奉行专制主义；后者则属于一个开放的gong民社会，是一个人人可以自由思想的共和国。 

熊培云老师是南开大学副教授，具备历史学、法学和传播学三重知识背景，又曾任《南风窗》记者与《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坚持20多年，在学界的思想资源与社会舆论之间架设桥梁。

记者的敏锐视角、时事评论家的犀利洞见、思想者的清明理性以及人文知识分子的普shi情怀，共同铸就了熊培云老师自由、明辨、慈悲、温暖的文字风格。

有读者这样评价：“路见一熊，倾心而从。人们爱用“醍醐灌顶”，我不大清楚这四个复杂汉字的意思，于我而言，就是头顶上痒痒的，眼前很明爽。” 

为此，吃果读书力荐熊培云老师最具代表性的四部作品： 

• 《重新发现社会》致力于捕捉近年中国的时代精神，梳理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辨析思想与主义的多重纠葛，重建国家伦理底线，扶正gong民的权益与价值，捍卫常识的尊严。本书曾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与《新周刊》年度图书奖。

• 《自由在高出》出版以来加印三十余次。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盘活自由，拓展生存，积极生活？本书被誉为“一部让年轻人成为自己的启蒙书”。 

•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熊培云老师沉潜数年的心血之作。以小见大，通过一个村庄的历史，反映现代中国百年历史的发展脉络与兴衰。

• 《慈悲与玫瑰》“致敬所有孤军奋战的灵魂”，在审视自我的同时，谈人如何与社会和他者共洽？如何获得幸福感以及生之意义？如何在逆境中自处自救并成功突围？

秦晖老师：思想自由的国度并非尽善尽美，但它恰恰是值得理想主义者去追求的，也只有理想主义才能突破“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境，建成这种“思想国”。另一方面，以实现“尽善尽美的理想”为理由去扼杀思想自由，结果只能是：只准我想，不准你想；既无“思想”，何谈“理想”？—— 熊培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熊培云的书，是写给孤军奋战者的书，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的书。他的作品从个体的角度探讨了美好人生与美好社会的可能性，给人以生命的启示和希望。先知书店有幸获得熊培云老师少量签名书，数量非常有限，仅剩最后20套。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延伸阅读：

亲爱的书友们，大家好。由于微信改版，公众号文章不再是按时间顺序排序，而是根据每位用户的阅读习惯进行算法推荐。如果您还希望经常能看到我们的文章，请点亮文末右下角的小星星，同时建议给“吃果读书2”添加一个“星标”哦。

▼更多好书，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