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党争而曲解历史不该被遗忘的大师周策纵文：王润华

▲周辅成于北大未名湖畔辅成先生文：赵越胜作者简介：赵越胜，1954年生于北京。1970年在北京当工人。1978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参加筹办《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在恩师，哲学家周辅成先生鼓励下，直接考上了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西方哲学。毕业后，去了社科院哲学所。1989年移居法国巴黎。美德都是庄严宏大的。庄严，在实质上与慷慨一致，在形式上与勇敢一致。——托马斯·阿奎那我受教于辅成先生始自一九七五年底。当时我是北京“小三线”兵工厂一个开磨床的小青工，整天猫在怀柔深山沟里。而辅成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我与先生天南海北，两不搭界，怎么会有了师生缘分？其中故事要从头讲起。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上午十点，一群来自北京市机械局各个工厂的“理论骨干”集合在德胜门城楼下，一辆大轿车把我们送到清河镇小营原北京市机械学校。我们的哲学进修班就办在这里。全班约四十余人，年纪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大概就是我了。由于我们都是来自工人阶级队伍，学校便没安排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只是读书。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经典著作选读。学习时间安排得很满，大课后分组讨论，也有单独的阅读时间，可以静心读书。一九七五年，社会政治气氛紧张，清河小营倒真成了世外桃源。学校周围是大片农田，晚饭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总要漫步绿野，谈古论今。按照课程安排，十一月份要开西方哲学史课了。教马列基本原理的陈楚余老师说，西哲史要由北京大学的“权威”来讲。说起“权威”，就让人联想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我却偏对这类人有好感，觉得既是“学术权威”，不管是什么阶级的，必定是有学问的人。十一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班主任韩老师走进教室，很郑重地告诉大家，今天西方哲学史开课，请北京大学周辅成同志给大家上课。片刻，进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他就是中国伦理学界的泰山人物，北大哲学系的周辅成教授，那时公开场合都称“同志”。先生中等身材，微胖，身着一件四兜蓝制服棉袄，已洗退了色儿，有点儿发白。脚穿五眼灯芯绒黑棉鞋，头戴一顶深棕色栽绒双耳棉帽，步履轻捷，无丝毫老态。先生走上讲坛，摘下棉帽放在讲台上，露出短发皆白。白发不甚伏贴，有几簇支立着，先生也不去管它。我好奇，以往心目中的“权威”，大半和“高帽儿”、“挂牌”、“喷气式”有关，但见眼前这位老人温文尔雅，便仔细观察。先生长圆脸，肤白皙，丰颊阔额，眉间开，目光澄澈，鼻梁高，鼻尖略收，唇稍厚，下颔浑圆，表情开朗安详。先生开口讲话，普通话中有川音，说受学校领导委派，来向工人师傅汇报学习心得。又说马恩和列宁本人都精通西方哲学史，所以要学好马列原著非有西哲史知识不可。几句简略的应景话讲过之后，先生从一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中拿出一黄旧的厚本子，里面密密地夹着一些纸条。先生打开本子，转身开始板书——古希腊哲学，第一节，米利都学派与希腊早期朴素唯物论思想。先生讲得深入细致，旁征博引。每引一条文献，先生都会站起来板书。有时会把整段引文全部抄在黑板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指出米利都学派的要旨是以物质性的存在来推断世界的构成。对米利都学派三哲，先生给阿那克西曼德的评价最高。先生以现存残简和哲学史家所论为据，指出阿那克西曼德已经开始用抽象的语言表述存在的单一性、万物的运动性和对立面的冲突。先生提醒我们注意，这些看法在初民的原始意识中，是以神话和诗歌来表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米利都学派是第一批哲学家。在先生的引领下，我惊异于希腊人的奇思睿智。先生只手为我们推开一扇窗，它面对着蔚蓝色的海洋。先生娓娓的讲述让我兴奋，希腊先哲的智慧令我神往。这群人物既是沉思冥想的先哲，又是嬉笑玩耍的孩童，像泰勒斯，为了向人证明哲学家如果愿意也能挣钱，他预计来年橄榄会有好收成，事先包租下全城的榨油机，而大发利市，尽管他声称，他的乐趣并不在此。教室里极安静，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只听见纸笔摩擦的沙沙声。先生每要擦掉前面的板书，总会停下来问，同学们都记下了吗？然后用力抹黑板。板擦上的粉笔灰沾满双手，先生便不时地轻拍双手，但总也拍不净，有时想轻轻掸掉身上的白粉，反在蓝棉袄上又添白印。先生连续讲了一个半小时，屋里很暖，先生又穿着厚厚的制服棉袄，加上不断板书，渐渐地额头上有了汗意。先生不经意地用手去擦，不觉在自己的额头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白痕。我坐在教室后面，远望着先生勉力的样子，心里隐隐被某种东西触动着，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以后在与先生的漫长交往中，才渐渐悟出一点儿。课间休息时，先生去教研室稍歇，随后便回到走廊里燃起一支烟。那时先生吸烟，一个人站在袅袅轻烟中，有点落寞的样子。同学们忙着对笔记。我素来不大重视笔记，关键处记二三笔提示了事。见先生站在那里抽烟，便想过去搭讪，心里头打着私下请教的小算盘，想或许能把读书不通处拿来就教于先生。心里犹豫着，脚步却朝先生挪动。那时我烟也抽得凶，下意识地从兜里掏出烟，似乎有点儿向先生借个火儿的意思。先生大概看穿了我的把戏，反迎着我走来。表情有点严肃，却很和蔼地问，今天讲的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我赶忙回答不，没有，我是想问您一些问题，但不是关于希腊哲学的。先生有些不解，今天不是刚开始讲希腊哲学吗？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是关于康德的。先生喔了一声，似乎扫了我一眼，我觉先生眼中精光一闪。这时几个同学也走过来和先生说话，谈的是今天课上的内容。休息时间一过，同学们回到教室，先生又开始讲课。第一天的西哲史便以米利都学派的三哲之一，阿那克西米尼同质不同量的宇宙构造说结束。同学们鼓掌致谢，我当然鼓得最起劲儿。先生向同学轻轻一躬，便走出教室。

“怼天怼地”傅斯年知识分子的血性与勇气文：拾遗；

人其实很矮小是被书垫高的文：王人博

“中国最不缺的是极端的力量，最缺的是胡适这种温和而坚定、自由而悲悯的力量。”——胡适研究会会长

当左翼激情弥漫法国时雷蒙•阿隆的淡定从何而来文：马维

年）成功地接受了这一挑战，读后使人耳目一新。

维特根斯坦教给我们什么？文：陈嘉映1951年4月29日，天才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逝世。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天才哲学家之一，他思辨的一生始于童年的发问：“如果谎言对一个人有利，为什么我们还要说真话？”，而终于过世前的释然：“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维特根斯坦何出此言？被罗素称作“天才人物的最完满的范例”的哲学家，留给了我们什么？▌130年前诞生在欧洲文化中心的天才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叫卡尔·维特根斯坦，本来家里不是什么显赫人家，但是他父亲独立打拼，成了中欧的一个钢铁大王，成为了巨富。在欧洲当时的文化背景，他们家完全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暴发户，恰恰相反，是一个传统的贵族之家。维特根斯坦少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但是他父亲非常严厉，对自己、对周边的人以及对孩子都很严厉。▲童年时期的维特根斯坦这种严格倒不在于维特根斯坦父亲有多凶暴，而是从小就培养了一种极高极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另外一种说法是，他们家里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在道德上如果有任何不完美的做法，就会感觉到是人生的整个失败。这种感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几乎没有的。当年的维也纳也是如此。

Orwell，1903-1950），英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著有《1984》、《动物农场》等。奥威尔参与过欧洲的左翼运动，其作品与思想值得爱自由的人深入思考。1.

纳粹分子立即利用这次发现的大屠杀来达到他们的目的。1943年4月14日，柏林电台宣布：“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发现一个合葬的大坟，里面埋葬的全是被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屠杀的人。”

财产权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文：刘军宁；编：先知书店什么才是人类最重要的自由？有人说是言论自由，有人说是信仰自由，还有人说免于恐惧的自由。然而，这些自由能够成立的前提是什么？是财产权。推荐刘军宁老师这篇文章，供您参考。▍财产权的观念，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自然史而形成财产权是人的天赋权利，而不是动物的天赋权利，享受财产权是人能够生存的一个重要特征。失去了这个特征，人就有可能被贬低到动物的地步上，人的自由和生命就可能危在旦夕。享受财产的权利是人成为人的要件之一，是确保人被当人对待的基本权利。

▲青年时期的傅斯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典范，这个人，就是历史学家傅斯年。历史上的今天是傅斯年的诞辰，1896年3月26日出生于山东聊城。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五四运动时，傅斯年发出争做“夜猫”和寻找“超人”的呼喊，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1920年去英国和德国留学，1926年归国后，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贡献颇丰。他主持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将中国考古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傅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开一代风气之先。抗战和内战期间把孔祥熙、宋子文从行政院长的职位上赶了下去即是其最有志气，最有血性的明证。傅斯年一生固守民族大义，极重文人气节。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北大复员时，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1949年1月，傅先生赴台，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的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后于1928年创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当时的台大，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学术水平上，以及学校的思想风气上，都是不入流的学校。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平民的孩子难有入学就读的机会。傅斯年坐上台大交椅后，再度聊发少年狂，决意要“替台大脱胎换骨”。他把北大的学术自由精神带到了台湾，把有教无类，公平教育的理念带到了台湾，台湾大学自此有了自己的风骨。1950年12月，傅斯年因病在台北去世。蒋介石亲书“国失师表”挽章，并亲临致祭。▲傅园台湾大学为纪念其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功绩，专门在校园建造陵墓并命名“傅园”，园中有一座纪念钟，名为“傅钟”，是台大精神的象征。“傅钟”特别的二十一响钟声，源自傅斯年的一句话：“一个人在一天二十四小时，要留下三小时作为沉思。”但很可惜，处在大陆的我们却差不多遗忘了他。我们不应以政治歧义来评判像傅斯年这样的历史人物，也不该受信息阻滞之累。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天空，陈寅恪视他为挚友，感叹“天下英雄独使君”；国学大师毛子水说他“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气”，著名教育家罗家伦称他是“天地间的一种正气”。傅斯年的耿直倔强，刚烈果敢，疾恶如仇，直言不讳无不鞭策着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生活中的“斗士”。现在看来傅斯年已经是上世纪遥远的事情了，但它并未离我们远去，而似压在历史最深处的一股洪流，充满力量，启示着当下的我们。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王汎森的《傅斯年》和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通过这两本书，书友们可以全面细致的了解铁骨铮铮傅斯年的生平，探究两他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体会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其中，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为签名版，数量有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斯大林：“这本书，两三百年都休想出版”中国的内战：1945年—1949年的政治斗争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代政治家的人性与人情档案解密：冷战期间的中情局，如何窥视中国台湾的历史，其实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段缩影忍将功业苦苍生：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识分子落后亲爱的书友，由于微信改版，公众号文章不再按时间顺序排序，而是根据用户的阅读习惯进行算法推荐。如果您希望还能再看到我们的文章，请点亮文末右下角“在看”↓↓↓▼更多好书，点击“阅读原文”

三个基本权利不能交出去：生命、财产、自由文：网摘

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隐瞒事实的案例，就是对于苏联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制造的饥荒这一事件的报道，在这次事件中，有数百万人丧生。《纽约时报》莫斯科站记者华尔特·杜兰特写道：“这里没有饥荒，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他获得了普利策奖，普利策委员会表彰他的报道“有以下的特征：富于学识，深刻，判断无偏见，同时也极为清晰”。与此同时，英国作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从乌克兰发回报道说，那里的农民处于实实在在的饥荒之中：“我是指绝对意义上的饥饿，而不是指像多数东方农民所面临的营养不良，……或一些欧洲失业工人所遭遇的营养不良，而是指好几周的时间里都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吃。”马格里奇在后续文章中写道：这种人为形成的饥荒“是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罪行之一，它如此恐怖以至于未来的人们可能不敢相信它曾经真实地发生过。”几十年后，罗伯特·肯科特在其学术研究著作《悲伤的收获》（The

避免“通往奴役之路”，不可不读哈耶克寻找“通往自由之路”，不可只读哈耶克文：秦晖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译本的问世，使人们对所谓英美式自由主义的讲座有了一个系统而权威的文本。英美式自由主义（其相对物是“欧陆自由主义”）在这十多年来又有“消极自由主义”（邓正来在中译时改译为“否定的”自由主义，诚为一重要的澄清，其相对物是“肯定的自由主义”，亦即过去习称之“积极自由主义”）、“经验论自由主义”（相对于“唯理论自由主义”）、“低调自由主义”（相对于“高调自由主义”）、“保守的自由主义”（相对于“激进的自由主义”）等提法。对这些提法的讨论虽有所谓“印象式”的粗疏之弊，但总的说来，把西方近代思想的主流传统分为两支，并较多地认同“英美的”这一支，无疑是十多年来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发展的主线，它对过去假高调“理想”之名扼杀个人自由的历史积弊是一次大清理，也与全球范围内自由思想的主流方向吻合。而哈耶克书的译介，不仅会提高讨论质量，也提供了开拓新理路、包括反思性理路的可能。

歌德说：我读到他的第一页，就使我这一生都属于他了。丘吉尔说：宁可失去一百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金庸说：

海子，生日快乐！编：R先生1964年3月24日，在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查海生出生，也就是之后的诗人海子。海子的诗歌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他的诗歌观念是对古代史诗、近代抒情诗、浪漫主义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理念的综合。从思想上，他接近于一个存在主义者；从情感上，他接近于一个浪漫主义者;从精神上，他接近于一个"狂人"式的先知；从认知方式上，他又是一个充满神性体验色彩的理想主义者。在诗学观念上，他深受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相信"酒神体验"的力量，相信"大地"原始伟大的本质力量；在艺术观念上，他又特别认同梵·高、荷尔德林那种疯狂的气质。海子的抒情诗写得很美，充满了神启式的灵悟意味，笔下的事物放射着不同凡响的灵性之光。下文是海子对诗的理解和感悟，是他对自身和生活的认知，而最后他创作的诗则是对世界满怀热情的拥抱。▌直接面对实体，诗就是寻找对实体的接触▲塞尚画作《玩牌者》我喜欢塞尚的画。他的画是一种实体的画。他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质量和体积。这就足够了。诗，说到底，就是寻找对实体的接触。这种对实体的意识和感觉，是史诗的最基本特质。当前，有一小批年轻的诗人开始走向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揭开黄色的皮肤，看一看古老的沉积着流水和暗红色血块的心脏，看一看河流的含沙量和冲击力。他们提出了警告，也提出了希望。虽然他们的诗带有比较文化的痕迹，但我们这个民族毕竟站起来歌唱自身了。我决心用自己的诗的方式加入这支队伍。我希望能找到对土地和河流——这些巨大物质实体的触摸方式。我开始时写过神话诗，《诗经》和《楚辞》像两条大河哺育了我。但神话的把握缺乏一种强烈的穿透性。诗应是一种主体和实体间面对面的解体和重新诞生。诗应是实体强烈的呼唤和一种微微的颤抖。我写了北方，土地的冷酷和繁殖力，种籽穿透一切在民族宽厚的手掌上生长。我写了河流。我想触到真正的粗糙的土地。▲海子的诗《夜色》其实，实体就是主体，是谓语诞生前的主体状态，是主体沉默的核心。我们应该沉默地接近这个核心。实体永远只是被表达，不能被创造。它是真正的诗的基石。才能是次要的，诗人的任务仅仅是用自己的敏感力和生命之光把这黑乎乎的实体照亮，使它裸露于此。这是一个辉煌的瞬间。诗提醒你，这是实体——你在实体中生活——你应回到自身。诗不是诗人的陈述。更多时候诗是实体在倾诉。你也许会在自己的诗里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这就是“他”的声音。这是一种突然的、处于高度亢奋之中的状态，是一种使人目瞪口呆的自发性。诗的超现实平面上的暗示力和穿透力能够传递表达这种状态。这时，生命力的原初面孔显现了。它是无节制的、扭曲的（不如说是正常的），像黑夜里月亮、水、情欲和丧歌的沉痛的声音。这个时候，诗就是在不停地走动着和歌唱的语言。生命的火舌和舞蹈俯身于每一个躯体之上。火，呼的一下烧了起来。▌海子的诗，是用生命来书写给萨福美丽如同花园的女诗人们相互热爱，坐在谷仓中用一只嘴唇摘取另一只嘴唇

1947年，为了遏制苏联及其领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美国构建了举国一致的国家安全体制，其组成部分之一便是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中苏同盟关系缔结后，“红色中国”也成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密切关注的对象。从1954年开始，中央情报局几乎每一至两年都要对其所收集的对华情报做一次综合性评估，并预测未来几年中国的发展趋势。这些文件反映了中情局乃至美国主要情报机构对中国政策取向及发展趋势的最终认识和判断，而这种认识和判断往往是在其他专门评估报告的基础上归纳、提炼或升华而来，因此显得更为重要且不可替代。但是，如果不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相关档案，大概今天的中国人很少有人会相信，在好莱坞电影中神勇无比，几乎无处不在的美国情报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会对战后的中国无所作为。这里面的原因的确非常复杂，跟二战前后以及1949年前后美国对华关系政策改变乃至转向密切相关。杜鲁门总统1945年底派遣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冲突，以及此前公开亲蒋的赫尔利大使几个月后高调辞职，已经清楚地显示了美国政府战后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某种改变。一年后马歇尔调处失败，回国竟荣任国务卿一职，转而以大手笔导演了欧洲复兴计划（即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却将一心指望美国援助的蒋介石冷落一旁，甚至让亲赴美国游说的宋美龄碰了一鼻子灰。这更加印证了美国对国民党的不满程度有多大。以上内容，来自沈志华主编的《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一书。本书是有关美国情报机构自1948-1976年间对中国各种情报刺探、收集、整理、分析的通俗介绍与解说。其中的原始文件主要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些年逐渐解密的部分档案。全书分为中国内战、内政经济、外交往来、国防建设、文化教育、台海风云、中苏与中印冲突、朝鲜战争与援越抗美等十四个方面，分别对这些情报所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幕后故事，如中国政府出兵朝鲜、中国原子弹与氢弹试制、中国的土地改革、合作化与人民公社、知识分子改造与反右、大跃进运动、“文革”等，予以通俗、生动的述说，并适当加以点评。所以，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真相书”；对冷战史和中美交往史感兴趣的朋友来说，此书读之非常过瘾。本书主编沈志华，知名的国际冷战史、大国关系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兼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院校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沈志华先生已出版《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等畅销著作，还主编了《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等专著，尤其是后者，屡获大奖。本书另一主编梁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纽约大学-华东师大“全球历史·经济·文化”联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边疆与周边问题研究》和《历史教学问题》编委，主要研究中美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两位专家主编的《窥视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要进而广受好评？因为它的独一无二：1、权威全面。美国情报机构试图对1948至1976年间中国内政、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信息进行全方位地收集、分析、预测，并整理成报告以左右当时美国高层对华政策的实施。这些情报既有客观描述亦有误判之词，反映了陷于冷战思维的美国如何看待“红色的对手”。2、名家编撰。本书由享有盛名的国际冷战史专家沈志华先生主编，由多位相关领域学者操刀撰稿，剖析美国情报机构对华档案背后的故事。3、另类国史。本书同时亦呈现了在美国情报机构“帝国之眼”视角下的，可谓另一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为此，向大家郑重推荐先知书店引进的这本由沈志华、梁志主编的《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长按下图识别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并下单（建议在规格中一同选择即将断货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延伸阅读：沈志华：跌跌宕宕，与档案纠缠一生斯大林：“这本书，两三百年都休想出版”中国的内战：1945年—1949年的政治斗争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代政治家的人性与人情台湾的历史，其实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段缩影《长津湖》火了，但想知道真实历史，还是得阅读沈志华作品亲爱的书友，由于微信改版，公众号文章不再按时间顺序排序，而是根据用户的阅读习惯进行算法推荐。如果您希望还能再看到我们的文章，请点亮文末右下角“在看”↓↓↓▼更多好书，点击“阅读原文”

哈耶克对人类的影响与孔子对中国人的影响一样深远文：杨小凯；编：先知书店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写道：“拥有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没有武装的先知都灭亡了。”在他看来，决定历史进程的是暴力。然而，“拥有武装的先知”还是先知吗？纵观人类历史，暴力是短暂的，唯有思想才是永恒的。先知唯一的武器就是他的思想。哈耶克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便是以上这段话最好的注脚。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而无孔不入。我是一个有一套独特经济思想的人，对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没有崇拜感，对其中几位，还觉得他们是很难值此获此殊荣的，而且我是个对科学方法有嗜好的人，对那些非数学的思想从来不重视。哈耶克是一个从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但我读了他的著作后，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

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戒严时期十大政治事件（如孙立人案、雷震案）、四大中共地下党员案、台湾修宪变革问题、台湾政党轮替始末等等，作者都有因果始末分析。

忍将功业苦苍生：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识分子落后文：朱学勤；编：kuang一个民族好谈文化，尤其好谈文化决定制度选择，不是民众出了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了问题。▍革命引起观念vs.观念引起革命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文化传统中确有很多糟粕，但没理由一股脑儿彻底否定它。“五四”片面否定的后果就很明显。反过来讲，传统也是个活的东西，在全球化的今天，它也会吸收很多外来的因子。文化保守与现代民主并不冲突，台湾就是一个例子：它的转型恰恰是在文化保守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台湾的例子已经说明，五四时代“实现民主转型，必须打倒传统文化”的观念不能成立。

在1960年代的苏联，有一本其内容一定会被斯大林“深恶痛绝”的书，注定无法出版。它就是《生活与命运》。这本书被欧美书界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经典”，“当代的《战争与和平》”。然而当年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一把手苏斯洛夫，却按照斯大林的“遗愿”反复宣布：“这本书，两三百年都休想出版！”这本《生活与命运》在遭遇雪藏二十年、作者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去世十几年后，被拍摄为缩微胶卷偷运至瑞士于1980年代出版，引起巨大轰动。有评论赞誉道，写一个国家的大全景，没有人能写过托尔斯泰，但本书作者格罗斯曼例外。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官僚体系的具体运作，一直到前线红军在漫天炮火当中的日夜生活，还有和平地带草原上的牧民和农夫……这个帝国的每一条神经线乃至它最末梢的毛细血管，全都被格罗斯曼一根根挑选出来耐心检视。▲战地记者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与托尔斯泰不同，格罗斯曼写的是离我们更近的二战期间的“战争与和平”。更重要的是，后者笔下所呈现的是荒谬的力量，而托尔斯泰式的“正能量”在其中没有存在的机会。同样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作家，今天的很多人却认为，格罗斯曼比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写得更加出色。索尔仁尼琴等人，他们的感召力是来自他们都是体制外的人；而格罗斯曼的感召力，至少部分来自他对苏联社会各个层面（体制内外）都了如指掌。作为一个曾经的体制内作家，他主动报名成为斯大林格勒前线的记者，以“无情报道真情实况”著称，刊登他战地新闻的报纸，总会被人一读再读，直到报纸被翻阅得破破烂烂。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揭露犹太人大屠杀、纳粹死亡集中营的人。所以他的《生活与命运》即便不是非虚构作品，却也令读者感觉其真实得惊心。而正是这种惊心令斯大林及其后人们难以接受。《生活与命运》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而且也是一部史学宏篇。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没有比这本书更全面描写的了。这部书中的许多叙述，我们看后都会心有戚戚。比如下面这些小段落。◎“哪里声称全善，哪里就会流血。不但是人，就连上帝也无法消除现实的恶。只有未被国家意识形态征用的语言才能讲到善的种子。”◎“相对安全平静的后方，有时候竟比斯大林格勒战线上的最前锋还危险。因为他们要担心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生怕犯错；他们要留意权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在这个时期暴露出来的人类天性最惊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顺从。有时候，前往行刑的地方要排很长的队，等待被杀的人就自动排队。千百万人住在巨大的集中营里，这些集中营不仅是他们自己建造的，而且自己看守着。“◎“两个交战国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惧这一点上，原来正邪如此分明的战事，骨子里居然是两个相似体制之间的斗争。”《耳语者》《娜塔莎之舞》的作者奥兰多·费吉斯这样评价本书：“《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但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本质（无论它在何地出现），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本书中文版出自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大家力冈之手。力冈先生（1926-1997）一生译过700万字的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其译本行文从容得体，读来欲罢不能。梁文道先生为新版作序。作为一部经典作品，《生活与命运》豆瓣评分高达9.3。先知书店特别推荐，一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苏联的新衣马勇：苏联终结的意义何在？索尔仁尼琴：一切伟大的文学都是一种见证S.A.阿列克谢耶维奇：苏联解体后，转型时代的普通人沈志华：苏联七十年——将“腐败”制度化、合法化、正规化！亲爱的书友，由于微信改版，公众号文章不再按时间顺序排序，而是根据用户的阅读习惯进行算法推荐。如果您希望还能再看到我们的文章，请点亮文末右下角“在看”↓↓↓▼更多好书，点击“阅读原文”

人民为什么支持希特勒文：景凯旋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德国人的反思是深刻的，但这反思却与民族性无关，而是因为有了公民政治意识。在战后一段时间，许多德国人对历史的看法其实充满谬误，尤其在涉及到纳粹的国内政策和犹太人问题上。历史是大人物创造的，但在大人物背后却站着千千万万小人物，他们是纳粹统治的民众基础，没有他们历史就没有体积。正是由于这一点，二战刚结束，美国记者迈耶就重返德国，在十年居住期间，他跟踪采访了十位普通德国人，了解到为什么大多数普通德国人会拥护纳粹，其答案正如他为自己的书所取的书名：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一战后，德国背负了巨额战争赔款，新建的魏玛共和体制一直处于混乱之中，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使德国雪上加霜：马克大幅贬值，失业率高达30%，而各派政治力量却整天互相攻讦、无计可施。希特勒上台前，这些普通德国人都处于失业状态，生活无着。在他们的回忆中，1933年纳粹上台至1939年战争爆发前是德国历史上最好的时光。纳粹靠着使德国强大和富裕的承诺赢得选举，上台后即大搞基础建设，整顿社会秩序，迅速振兴了经济，恢复了公共服务。仅仅三年间，德国的高失业率即下降为零，成为当时的经济强国，并且实现了共同富裕，连工薪阶层也能和管理阶层一样去国外度假。▲1935年德国的生活环境纳粹所以能迅速壮大，全靠大量工人、失业者、农民与中产人士的支持。在那段时间，这十位德国人的家庭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不再受穷挨饿。一位裁缝告诉记者，1918年的共和使他父亲变穷，是纳粹给了他父亲工作。他想要的就是安全保障、国家提供的工作，而且有保险和养老金；1935年他成为纳粹成员后，这些梦想全都实现了。一位木工则说，纳粹缩小了贫富差距，每个人都有了工作机会，而战后虽然有了自由，但自由却不能作为生活的替代品。这表明，尽管纳粹上台后就开始镇压反对派，迫害犹太人，但只要让民众得到他们想要的物质生活，他们就会支持纳粹。在他们看来，如果希特勒不发动战争，他就仍将作为历史上振兴德国的伟人而载入史册。那位木工就发现，纳粹制度“有许多好处”：纳粹打破了阶级区分，使他与上层人之间有了同等地位，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在群众组织“劳工战线”中，他与一位教师也成了战友，大家完全平起平坐。那位裁缝曾给大学教授做衣服，他对此既自豪又忌恨，成为纳粹成员后，他发现自己可以对教授们指手划脚了，这使他感到极大的心理满足。希特勒非常懂大众心理，他争取他们支持的办法不是提高福利，而是增强他们的翻身解放意识。社会福利的增加毕竟是有限度的，而平等甚至在政治上比他人优越却能使普通人获得幸福感，哪怕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太好。实际上，这些普通人都是很正派勤劳的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没有受过迫害，也不认识任何高层人士，甚至不知道大屠杀。即使他们知道一点也不相信，认为是犹太人的谣言。由于缺乏公民权利意识，他们总觉得犹太人经商太有钱，感到很不公平，认为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是应该的。那位裁缝就告诉记者，正是犹太人偷走了自己祖先的所有东西。一位银行职员则认为，应当让犹太人的经济下降到与他们的人数成比例。他们渴望社会公平，但却缺乏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的能力，把宣传和事实分开来的能力，因而看不到纳粹的“公平”是在攻击人的基本价值和所含的权利。导致纳粹上台的不是民主制度本身，而是当时的德国人的政治观点多是从个人处境出发，对他人的权利漠不关心。他们没有社会公民意识。所以与许多普通德国人一样，纳粹宣传说通货膨胀是犹太人造成的，他们就相信了。报纸上整天告诉他们，“犹太人是世界资本家”，“犹太人统治着英国”，“犹太人控制着俄国”。那位裁缝曾与记者谈到毒气室，说：“如果发生了那种事，那它是不对的，但我相信它没发生过。”偏见使他只相信官方媒体的宣传，而不是相信事实。即使发生了屠杀事件，他也认为领袖是好的，坏事都是周围人干的，是地方上的纳粹滥用了党的原则，领袖只是受骗了。但他自己每天看到犹太人佩带耻辱的袖章，却视为理所当然。▲纳粹焚毁犹太街区1938年11月10日，发生了犹太会堂纵火案，一群孩子从被砸的犹太人糖果店搬运糖果，警察和成人在旁边看着。此事他们也都知道，但并不觉得这是在犯罪，因为他们从没有听说过穆勒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也没有听说过汉密尔顿的名言：“先生，你们的‘人民’是一只巨兽。”为了巩固对民众的思想统治，纳粹强调的都是一些非智性的品格，诸如忠诚、纯洁、劳动、简朴和爱国主义等，并把喜欢思考的知识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有危害性的阶层，这给那些不愿思考的人提供了一个不思考的借口。对于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多数普通人只有二选一的简单思路，一位收账员曾告诉记者，他最喜欢的希特勒的名言是：“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这给大多数德国人的选择提供了一个解释：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完全可以放弃维护个人权利。在这位美国记者看来，这些普通德国人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缺少政治权力意识，不懂得自己拥有最高权力的公民的责任，总认为国家是崇高的，而个人无足轻重，因而对他人的苦难漠然置之，甚至参与迫害。战后德国人开始了新生活，这十位普通人的生活又一度变得艰难，他们需要承担比从前更多的个人选择和责任，对此他们总是抱怨和不满，觉得纳粹曾经把一切都管理起来，统治得很好。这表明，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受骗，他们以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是自由的。事实上，他们渴望的从来不是自我实现的自由，而是想要摆脱“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这位美国记者由此得出结论，这是自由制度与不自由制度造成的价值观之别。从一个习惯于凡事自主的美国人的角度看，这些普通德国人缺少的其实是公民意识和勇气：“一种能够使人既不被统治也不统治别人而是能够自我统治的勇气。”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价值观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是现代世界分裂的主要原因。对于从前的许多德国人来说，纳粹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邪恶，只有当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价值观，具备了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明白对他人权利的剥夺即意味着对自己权利的剥夺，才会真正认识到纳粹的实质与危害。“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用来欺骗人类的最荒谬的口号之一。这句口号没有具体明确的意义。我们根本无法从善意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解释，它只能用来为那些最邪恶的行为狡辩。德国有七千万德国人和六十万犹太人。大多数人（德国人）都支持他们的纳粹政府，政府告诉他们，只有消灭少数人(犹太人)并且掠夺他们的财产，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才可能得到保障。这就是那句荒唐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制造的恐怖结果。安·兰德曾说：“我以我的生命以及我对它的热爱发誓，我永远不会为别人而活，也不会要求别人为我而活。”人要努力为自己而活，虽然世界荒谬，人生艰难，但是“不能把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安·兰德力倡个人主义，旗帜鲜明的提出“自私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她认为，不能使个人利益得到最大伸张的社会，就不是理想社会。她被誉为“美国精神的代言人”。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在当初竞选最激烈的时候，面向狂热的听众，公开声明：“我是安·兰德的粉丝！”

这是一部音乐爱好者的宝藏之书。以音乐来折射20世纪的动荡与灾难，这本书将音乐与历史融合起来，不仅题材罕见，写得还异常精彩。因此，2007年在美国一出版，就引起轰动，甚至成为一个文化事件。

“叛国者”柏克文：kuang、

同时，这也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所面临的问题。艺术作品的主题不能理解为素材，而应该理解为它所表达的思想，也就是它所蕴含的“哲学”。艺术作品的高下就取决于此。▌没有思想，就不可能有艺术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文：陈徒手

历史大势不可逆转文：袁伟时一部书迟到，司空见惯，作者、编者都有点麻木了。但一个国家在历史行程中迟到，这可是大事！不幸，人类踏入现代文明后，东方各国大都成为迟到者。文明为什么会迟到？海内外历史研究者都在求索这个谜底。有话直说，原因无非两条：先天不足毫无疑义，祖先给我们留下众多宝贵的文化积淀。摧毁文化遗产者，不外三种人：无知、疯子或罪犯！不过，同样毋容讳言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也孕育了绵延不绝的宗法专制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有非常不利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五大缺陷：1、个体的自由和尊严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以儒学为思想基础的宗法专制的核心，是严格的上下、亲疏、贵贱等级体系——三纲六纪。直至秦代“君之于臣，父之于子，都是有生杀权的，到了后来则适用于君臣而不适用于父子之间了。”而直至清代仍然坚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原则，“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而在经济上，父母、祖父母在，不准“别籍异财”——分家和拥有私财，从而剥夺了个人独立的经济基础。在三纲体系控制下，个人只是宗法关系中的一颗棋子，人际关系毫无平等可言。尽管清代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体现三纲六纪秩序的族规族法牢牢控制着每个人，个体的婚姻自由，经济活动的自由，说话的自由等等，无不被剥夺或受到严格的限制，个体的尊严和创造无从谈起。2、社会上没有经济活动的充分自由。西方自古以来鼓励和保护贸易自由，支持海上牟利探险乃至掠夺，成为他们率先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与他们相反，中国民人当然可以按部就班，从事农耕、狩猎、手工业和一定范围的商业活动。可是，在重农轻商的传统下，有些跨越省区的贸易特别是到一些边疆从事经济活动，常在禁止之列。海外贸易更屡屡被禁。创办新式企业则要督抚甚至朝廷批准，机遇丧失殆尽。市场经济在政权重重压制下挣扎，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生机被剥夺殆尽。3、与西方封建分权、城市自治和相对独立的司法大异其趣。中国朝野把大一统奉为天经地义；没有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和地方自治，行政与司法统一，商人、独立劳动者得不到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保护。4、不讲形式逻辑，科学和理性难于发展。对比一下先秦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思维方法差异和理论思维的高度，优势和弱点一目了然，何必讳疾忌医！简单地说，不是中国人笨，是祖传的僵化的制度和思想绳索捆住了他们的手脚，社会转型失去了内在的动力，遇到难于逾越的障碍。后天路径选择错误基础塉埆，自行转型艰辛；如果谨慎择路，见贤思齐，亦可减少赶路时间和代价。在闭关锁国环境下生长、见少识浅的中国知识阶层，打开国门后面对现代文明，同东方各国一样出现了欢迎和抗拒两大派。抗拒者固然辨不清方向；赞成向西方学习的人士在惊叹西方富强，艳羡其自由、民主的同时，遭遇19世纪以降席卷各国的极端思潮也眼花缭乱。如何看待主流文化和抗议黑暗的正义而偏激的思潮？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两端博弈中一误再误。他们在屈辱和激愤情绪支配下，冀图“毕其功于一役”，半醒半醉中成为极端思潮的俘虏。......直至噩梦惊醒，只好从头做起，锐意改革开放。如果容许说句真话，那不过是赓续清末新政没有做完的事情！为什么先天不足不能补足，后天的选择却屡屡出错？人，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行动都是受思想支配的。观念错了，一切皆错。制造偶像，编造信条，强迫或哄骗人们顶礼膜拜，错误观念由此根深蒂固。历经瞩目惊心的沉沦、挫折，中国人理应大彻大悟，铭记血的教训，敢于冲破思想牢笼。◎

“为这个时代，当你还没有完成安徒生笔下一个孩子的真诚教育之时，也就是你还不敢做一个真人的时候，你绝不可能是大善的，更不可能是美的。”

悲怆的俄罗斯良心文：景凯旋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3日因病逝世，终年89岁。这个消息刚一传出，世界各大媒体便纷纷加以报道，人们再一次称作家为“俄罗斯良心”。他的辞世中断了二十世纪俄罗斯一个最重要作家的声音。虽然明知道作家曾身患癌症，如此高寿已经是天意和生命的奇迹，但听到这一消息，仍然不禁怅惘良久。对于那些喜欢他的读者来说，这种发自内心的怅惘还与个人的阅读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深刻揭示了一个由暴力控制的现代社会，让我们知道世上还可以有这样的写作。如今，又一个说真话的作家离去，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寂寞了。▌索氏文学：传承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索尔仁尼琴属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了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一长串巨人名单。1970年，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便是由于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于一战结束时出生在北高加索的基兹洛沃茨克，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同时还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部攻读文学。二战期间他曾赴前线作战，因为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而被克格勃逮捕，在监狱中度过8年，接着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他被恢复名誉，定居梁赞市担任数学老师，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他的第一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公开发表时，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一个新的文学大师进入了世界文坛。有人将他看作是当代的托尔斯泰，但实际上，他的经历和写作都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俩都曾遭受过可怕的监禁和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绞刑的考验，索尔仁尼琴则在监狱里身患癌症，同样体验了生与死的滋味。所不同的是，索尔仁尼琴是在一个更不自由的环境中进行创作的。▌地下文学：一种为时代作证、抵抗遗忘的文学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便是前苏联、东欧的地下文学。表明这种现象的是一个源于俄语的词“萨米亚特”（samizdat），意指未经官方许可的油印出版物。这个词现在已成为前苏联、东欧所有地下写作的代称。早在1956年，前苏联就已经出现了萨米亚特写作，索尔仁尼琴就是从流放地读到了前囚犯沙拉莫夫的狱中诗集。而他最初的写作也是始于劳改营里。他常将自己的作品偷偷写在碎纸片上，然后一句句背诵下来，再把纸片毁掉，隔一段时间又重背一遍，直到彻底记住为止。后来，在作家再次被禁止公开出版作品，其手稿也被官方没收时，发行他作品数量最多的仍然是国内的萨米亚特组织。这个情节被作家写进了小说《第一圈》中，一个囚犯发现了自己的写作才能，他试图把描写监狱经历的小说交给来探访的妻子带出去，但慑于严格的检查，又不得不将手稿吞下去。地下文学的性质表明它是一种为时代作证的文学，抵抗遗忘的文学。这样的写作是自由的，但也因此承担了巨大的责任。▌粉碎谎言：向世界发出声音，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索尔仁尼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曾这样说道：在集中营疲累的长途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要向这世界吐出哽塞在喉的郁结，只望它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申诉。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毕生的创作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宗旨。出于对文学的一种特殊认识，索尔仁尼琴坚信写作能够拯救世界，文学所蕴含的真实品质可以粉碎一切谎言。他在获奖辞中还曾引用过一句俄罗斯谚语：“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并让这句朴素的俄罗斯谚语从此传遍了整个世界。从第一部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癌病房》《第一圈》《古拉格群岛》《红轮》和《牛犊顶橡树》等，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揭穿一个关于现代国家的神话：这个神话宣称国家属于人民，却用强权和暴力剥夺人民的自由。然而，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如果那些分散在前苏联广袤大地上的各个劳改营，像群岛一般构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二领土”，那么有勇气对抗这种强权和暴力的作家就如同是“另一个政府”。也许这块领土不能代表俄罗斯的全部，但却绝对代表了这个国家最富于精神性的一部分。索尔仁尼琴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题材和类型，即批评家们所称的“集中营文学”。但这仍然是整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接力，囚犯题材从来都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已经预见到了一个崇奉强权的时代；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则是描写了这个强权横行的时代。仿佛苦难就是这个民族的宿命，是他们文学的永恒主题。▌刺猬型作家：倾听上帝的声音，进行无畏地抵抗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以赛亚·伯林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发现，他从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中得到启迪，认为所有的大作家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作家是狐狸型的，追逐许多目的，能够体察世界的复杂多态；另一类作家是刺猬型的，专注于一个中心思想，将一切都归于某个唯一、普遍的原则。前者如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等，后者如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等。索尔仁尼琴显然属于刺猬型的作家。当他被捕后，他开始了解自己的内在生命，倾听上帝的声音。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站在信仰的根基上进行道德的反抗，在前苏联无所畏惧地对抗极权统治。到了美国又毫不留情地抨击物质崇拜，坚信自文艺复兴以来，这个世界便出了问题，只有恢复古老的宗教信仰和传统的艺术观念，这个世界才能得到拯救。这使他具有一种对真理的罕见洞察力，同时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一争议也影响到对他作品的看法。有人认为，他的获奖是由于冷战因素。这种官方看法当年曾导致作家未能前往瑞典领奖，并在几年后被前苏联政府驱逐出国，流亡他乡。即使许多非官方的读者，也同样唯美地认为，作家的创作政治性太强，艺术性并不高。然而，这种思想与艺术的二分法，从来都不是作家创作时的想法，而是来自教科书的观点。其实，以文学作品反映自己的时代，这本是人人皆知的文学常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却真的以为，揭露社会黑暗只能是西方作家的责任，而不能发生在前苏联阵营的作家身上，否则就是违背了真实的原则。▌永远的异端：伟大的作家置身于人民的灾难之中对索尔仁尼琴的不同看法，反映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某种深刻的分裂状态，那就是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痛苦处境的无动于衷。什么是艺术性？是体裁、技巧还是虚构？它难道不是包括一部作品新的叙事方法和新的人物形象？难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也是以一种反文学的面目出现？我们肯定它们，仅仅因为现代派作家批判的是西方社会，还是因为西方作家的创作才代表了文学的唯一标准？有意思的是，由于索尔仁尼琴坚持忠实于生活本身，他对那些将世界仅仅视作文本的前卫艺术同样特别反感，认为他们对新奇的迷恋与真正的艺术无关，而是与二十世纪的灾难有关。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是一个永远的异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同时也是最后一个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有的文学标榜为艺术而艺术，有的文学将其宗旨定义为说出基本的真实，后面这种文学观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传统。正如索氏在给其挚友音乐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信中所指出：通常，为了艺术的艺术是存在的，但是这偏偏不是俄罗斯的传统。在俄罗斯，这种艺术不会留下感激的记忆。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有着另一种传统，即我们总是要求本国的天才置身于人民的灾难之中。这种见证的文学观或许只能来自基督教的文化，相信最后审判，相信善终将战胜恶。尽管在这个传统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往往过于紧密，过于严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虚构和叙事技巧从来都不是文学的最高标准，因为那些通俗的科幻、侦探、言情与武侠小说也都能做到这点，而且能做得相当不错。中外的文学史告诉我们，文学的最高标尺只能是那些震撼心灵的作品。一切伟大的文学其实都是一种见证，是对人性的探讨，不是见证时代，就是见证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尔仁尼琴的集中营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价值就在于它的沉甸甸的时代份量。正如《古拉格群岛》卷首题辞：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如今，“古拉格群岛”已成为举世皆知的一个词语，成为前苏联斯大林时期“非人的残暴统治”的象征。后世的读者要了解二十世纪的历史，了解这个世纪的人性表现，就不能不读他的作品。▌书名隐喻：历史车轮下，个人与千百万人相连的命运文学的职责就是赋予这个世界以隐喻。索尔仁尼琴喜欢用隐喻题写书名，《古拉格群岛》中的“古拉格”三字是前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文缩写，“群岛”则象征着广袤土地上一个个与世隔绝的孤岛所组成的群岛。《癌症楼》的书名则象征着整个苏联社会的病象丛生，道德沦丧。在书中，它既是一个真正的医院，又是一个前苏联社会的缩影。《第一圈》则出自但丁的诗作《神曲》，诗中将地狱分为九圈，第一圈是最好的一圈，作家以此比喻小说中描写的一个特殊监狱。在那里，一群科学家囚犯终日从事着各种监控社会的科研项目，通过破解语音，那个二秘最终被秘密逮捕。此外还有《红轮》系列，它包括了《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几大板块，书名取自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车轮的比喻。从这些隐喻的书名也可以看出，作家描写的是一个秘密的世界：人们远离正常的生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甚至也没有性爱的权利。这不像是一个现代国家，而像是法老的统治。统治者的一切努力，一切社会工程，仿佛都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将人民关进笼子里。在作家看来，我们对他人的苦难闭目塞听，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避免他人的命运。然而，在这个权力者将人完全视为物的社会，没有人会真正是安全的。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生平安无事，半夜不会有克格勃来敲门。“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这是一个共同的没有根本区别的命运，所有人的区别只在于是生活在大监狱里还是小监狱里而已。这就是俄罗斯灵魂，对苦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虽然苦难本身不会成就一位作家的伟大，但俄罗斯作家的力量就在于，他们能够将苦难转化成一种意义，一种对生存的感悟，从而使其作品显示出深厚的人道主义内涵，仿佛寒夜的星光在永恒地闪烁。▌作家的使命：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自由，为了不让悲剧重演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尤其对那些以消遣为目的的读者来说，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是一种考验和挑战。他小说中的一个个故事因为太过于悲怆与沉重，常常使人不忍卒读。而作家的语言也是同样充满悲怆与沉重，句式斩钉截铁，桀骜不驯，如同将一根铁钎狠狠砸进岩石层里。这只浑身长刺的刺猬永远只有一个中心主题，坚称存在着某些永恒不变的价值，那就是对于一个作家，说出“基本的真实”比什么都重要。经过多年的流亡，当作家重返俄罗斯后，他仍利用自己的巨大声誉，一再告诫俄罗斯人要正面直视历史，深切体会个中苦难。因此，谈论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技巧，也许本身就是很无聊的事。许多人难以接受他归国后发表的那些民族主义观点，但历史上哪一个伟大作家的世界观不是充满矛盾，甚至深刻的偏见？真正重要的是，使俄罗斯文学重新获得世界尊重的不是前苏联那些拿着高薪、养尊处优的作协会员们，而是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具有良知和勇气的作家。在这些俄罗斯作家看来，不朽的文学应当表现出一个民族怎样存活下来的精神，用文字建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就像俄罗斯文学的奠基者诗人普希金曾吟咏过的那样：在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乞求过怜悯同情。这就是俄罗斯作家的使命。在2007年接受俄罗斯国家荣誉奖的获奖感言中，索尔仁尼琴再次提到他一生所从事的文学事业：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搭救了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这篇发言其实是作家在向这个曾历经苦难的世界告别，言辞一如既往地充满悲怆。他一生都是以一个曾经的囚徒身份说话，如果有人对此不能理解，那不是因为作家太固执，而是人们太健忘了。能够理解司马迁的中国读者，想必能够理解这种以生命的写实和史实的力量作为文学的高标。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民族的良心，把人的尊严视为最高准则，并以不屈的精神体现出这个民族不朽的一面。正如以赛亚·伯林对阿赫玛托娃的评语，这样的人甚至“可以让历史在他面前屈服”。在这点上，俄罗斯人是幸运的，即使在半个多世纪的苦难中，他们也拥有像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一群诗人和作家。正是由于他们的写作与见证，俄罗斯的真实历史才不致湮没无闻，千百万受难者才不会白白地付出生命，成为毫无意义的牺牲品。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再让古拉格群岛的历史重演，不再让那个劳动营里的小姑娘在冰天雪地里哀求道：“原谅我吧，首长公民！放我进营吧，我不敢了！”景凯旋老师曾说：“如果有人问我，谁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索尔仁尼琴。”可以说，索翁的创作是记忆的文学，或见证的文学。为了这一点，为了那些生者和死者，索氏决心把看到与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以强烈的使命感创作出一部部传世之作。而索翁交出的成果正是两部不朽的名著——前者即流亡前所写，令索尔仁尼琴名扬全球的《古拉格群岛》；而后者则为他流亡期间写就，倾注了一生思考与生命之火的作品《红轮》。

而且，作为国内顶尖的历史哲学大家，何兆武先生对岁月的思考无疑是深刻的。我们能通过《上学记》获得的，不仅是一份“从没有见过的时代记录”，更是一个资深思想者的理路。

“汉语写作中的首创”，少有的关注身边社会的大气之作

评估疫情对五大宏观领域（经济、社会、地缘政治、环境和科技）的集中影响；深入微观层面，考察具体行业和企业的现状和前景；关注疫情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及心理（比如疫情引发的抑郁症）造成的影响。

用浪漫对抗荒诞文：王小波再过一百年，人们会这样描述现在的北京城：那是一大片灰雾笼罩下的楼房，冬天里，灰雾好像冻结在天上。我和现在的大家一样，目光呆滞，脸色灰暗，模样傻得厉害。小孙则不然，她打扮得干净漂亮，头发楂每天都要推一推。我们俩在一起不够般配，但经常一道去逛大街，做出恋爱的姿态——这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一场试验的导论环节和一种游戏的开始。▍这就是打工人的恋爱吗？仪修组的工程师王二住在医院的地下室，紧挨着各个科室堆破烂的杂物间，邻居净是些死人，一个个七零八碎地泡在走廊的标本缸里。王二在地底生活了十年，对这艺术馆一般的住处很是满意，早上从床上爬起来放两个响屁，便标志着新一天的工作开始了。楼上的人叫他小神经，因为他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从不费心跟领导们磨屁股开会，还因为他是个生理上硬不起来的男人。当然了，对王二来说，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穴居生活令他快乐。换句话说，这个不再生猛的佛系青年王二，他选择“躺平”。妇科的小孙大夫那天下楼来找他，情形是这样的：她去参加前男友的婚礼，需要一个人高马大的现男友来救急。王二身高一米八五，体重九十公斤，还是个重度社恐患者。两人剑走偏锋，弄得四座皆惊，这就算互相认识了。可什么忙它都不能白帮，因此小孙自豪地宣布：王工，你把他们都镇了！我要和你结婚，来治你的毛病。对此，王二发出了和诸位读者一样的感叹：我和小孙要结婚的起因就是这样。开头我想，这个孩子还要给我治病，我看她自己就该找人治一下，是不是精神病。都市丛林里，一切浪漫始于荒诞。▍寂寞是做一切事的自由每个梦里都有打桩机。醒来才知道，是你的心在跳。你这里太好了。我要搬下来住。理所当然地，结婚申请没批准。但小孙决定连人带铺盖搬来地下室。王二听了没言声：他不想欢迎这个齐耳短发、白白净净的小姑娘，因为她不算是个自己人。自己人，就比如奶子府六号院的老街坊李先生，专长是精读西夏文，一种号称别人都读不懂的语言。至于王二，他翻译一本不可能出版的书Story

刀尔登先生的文字从西方经典到中国文化古书，从中国史到西方文化，人性与自我、思想与自由，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角度睿智独到，属读过就不能忘记那种。遗憾的是，他的书有的曾绝版多时，有的又散乱各处。

很多人宁愿轻信也不愿意独立思考文：l先生

制度恶化，总要激发出人性的恶文：刀尔登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他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第一位真正通过选举选出来的最高当国者。在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时，章炳麟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一位置，“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换言之，无论如何轮不到孙中山就是了。但是章只替历史学家说了一半。他忘记了“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则应属孙文”。但是，孙中山的革命历史、海内外声望如何来哉？◎第一步，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兴中会的性质，说到底，对于其会员来说，相当于买个“乐透奖”。会员“股银”每股十元，事业有成，每股“收回本利百元”。利莫大焉，自然机不可失。孙中山虽不是会长，但却是得利人——他筹到13000元港币，外加“兴中会”的组织名义。1895年孙中山返抵香港，在香港与杨衢云等组织兴中会。随后发动了他的第一次起义广州起义，

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文：朋霍费尔；译：高师宁作者简介：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军节节败退。希特勒自知时日不多，在他看来，如果德意志没了，还要这个世界有什么用？于是他给心腹上将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下令：毁灭巴黎！肖尔铁茨这个人，是个没有感情的命令执行机器，此前已经依照希特勒的要求，在多个地方执行了焦土政策。肖尔铁茨做足了准备工作，大批工兵部队在巴黎各个重要区域布下了大量炸药，据说数量之多足以“炸掉全世界一半的桥梁”。巴黎毁灭无日。可是当时援军远在天边，没有人能阻止的了他。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阻止了这一切。此人就是维希法国所任命的“法奸”巴黎市长泰丁格。在一次会面中，泰丁格引领着肖尔铁茨走到屋外的阳台上，请肖尔铁茨看一看阳台外的景象。在那里他们俩看到：在身下的石子路上，一个身穿花布衣裙的漂亮姑娘蹬着自行车经过，一手按着被风吹起的裙子路过。在杜伊勒花园的绿色草坪中间，几个孩子嬉闹着，把玩着他们的玩具。巴黎宽阔的大街的向着天际延展开去，卢浮宫、协和广场、荣军院、巴黎圣母院、圣心大教堂一一陈列……而埃菲尔铁塔耸立在万里晴空之中，用它青灰色的身躯，直插碧蓝的天际。▲油画中的巴黎街景泰丁格就这么晾了一会儿肖尔铁茨，让他融化在这美景里，然后说了一番话：“将军，我知道，给您的任务，常常是毁灭，而不是保存。可是您不妨设想一下，未来的有一天，您会作为游客，再次站到这个阳台上来，再一次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使我们悲伤的建筑物。到时候，您就可以说，本来我可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的，但是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我把它们保存下来，作为献给人类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肖尔铁茨在听完这番话以后，静了半晌，什么也没说。末了还丢下了一句“我还有我的任务要完成。”1944年8月25日，正是巴黎从纳粹铁蹄下被解放出来的那一天。希特勒发出了一条电报，“巴黎到底烧了没有？！”可是我们最终知道，他最终没有炸毁巴黎，他背叛了希特勒。是的，顶着希特勒已经疯狂的命令，美丽的巴黎被保留下来了，它没有被烧毁。人性被保留下来了，它没有被毁灭。▲现代巴黎夜色作为希特勒最为信任的人、铁石心肠的军人，肖尔铁茨为什么拒绝毁灭巴黎？转而选择背叛他们至高无上的元首？美，并不只是单纯的、抽象的、冰冷的东西。

1962：核战边缘文：吴伟偶尔翻看若干年前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外文书，其中一本吸引了我。书的封面印着古巴地图和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和肯尼迪头像，书名：У

“据称，俄罗斯刚刚已经外汇管制，每人只能领取一万美元。”卢布不会撒谎文：先知书店说实话，你永远无法理解那些嘴炮“切断SWIFT对俄罗斯没有毛用”的人的脑回路，还好，卢布不会说谎！那些口口声声说，卢布贬值对俄罗斯人生活没有影响的，想必，不是真傻，就是真坏。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面对西方制裁，俄罗斯卢布疯狂贬值，屡创历史新低。2月20日，1美元兑77.4卢布，3月8日汇率显示，1美元兑138卢布，1卢布兑0.048人民币，也就说不到5分钱。按照某东上19.9元一包500张的A4型号打印纸计算，1卢布甚至买不到1张A4纸了，终于跌成了名副其实的废纸。在卢布不断刷新纪录的跌跌不休中，普通俄罗斯民众的财富面临归零，为抵御恶性通胀带来的财富急剧缩水，人们排队从银行取款。即便俄罗斯央行将利率提升至20%，人们依然不愿意将钱存到银行，因为卢布每时每刻都在贬值，晚花一会就等于辛勤赚来的财富被侵蚀了，他们要把钱提出来消费。很多商店都出现排队购物人群，人们要赶在货架清空和价格上扬前扫货。但卢布贬值的速度依然让俄罗斯人民猝不及防，10天前一块价值4万卢布的手表，现在已经卖到高达10万卢布了。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商场的物品已经不再张贴价签，因为物价变动实在太快，根本来不及更新，只能随时报价。（图片来源：联合早报中文网）卢布作为俄罗斯的货币单位已经大约有500年的历史。1961年1月，前苏联货币卢布的含金量定为0.987412克，对美元的汇价确定为1美元兑0.9卢布。此后近30年这一汇率没有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百万旧卢布富翁就是百万美元富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卢布共经历过4次大的贬值时期，分别是1992-1995年苏联解体后最初几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这次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之后西方对俄制裁。1961年1月

关于婚姻，女人最应该认清的真相文：波伏瓦从传统说来，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大部分女人今日仍然是已婚的、结过婚的、准备结婚或者因没有结婚而苦恼。独身女人的定义由婚姻而来，不论她是受挫折的、反抗过的，甚或对这种制度毫不在乎。女性状况在经济上的演变，正在动摇婚姻制度，婚姻变成通过两个自主的个体自由赞同的结合；配偶的缔约是个人的，也是相互的；对双方来说，通奸是对婚姻的违约，离婚可以由双方在同等条件下达成。女人不再受到生育职能的限制，这种职能失去了大部分自然奴役的性质，它呈现为一种自愿承受的负担；而且它与生产劳动同化了，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怀孕所要求的休息时间里，国家或雇主必须给母亲支付薪金。然而，我们生活的时代，从女性主义的观点看来，仍然是一个过渡时期。只有一部分妇女参加生产，甚至她们也属于古老的结构、古老的价值依然残存的社会。现代婚姻只能根据它延续的过去来理解。婚姻对于男人和女人，向来都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两性彼此必不可少，但这种需要从未曾在他们之间产生相互性；女人从来不构成一个与男性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换和订立契约的等级。在社会上，男人是一个自主的完整的个体；他首先被看做生产者，他生存的正当性通过他给群体提供的劳动来证实；我们已经看到，女人受制于生育和家务的角色不能给她保证同等的地位的原因。当然，男性需要她，对于大多数男人来说，将某些苦活推给妻子是有利的；男人希望有稳定的性生活，希望有后代，而且社会也要求他为延续它作出贡献。少女的选择自由一向是十分有限的；而独身——除了它具有神圣性质的特殊情况——使她降低到寄生者和贱民的地位；结婚是她唯一的谋生手段和使她的生存获得社会认可的唯一方式。婚姻被以双重名义强加给她：她应该为共同体生孩子。少女就是这样显得绝对被动，她出嫁，在婚姻中被父母献出去。男孩子则是结婚，娶妻。他们在婚姻中寻找自己生存的扩大和确认，而不是寻找生存的权利本身，这是他们自由承担的一项义务。因此，他们能够权衡利弊，像古希腊和中世纪的讽刺作家所做的那样；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命运。他们可以选择独身的寂寞，有些男人很晚结婚或者不结婚。而在刚结婚的头几年，妻子往往妄想以为丈夫和儿女是缺少不了她的，她全心全意地崇拜丈夫，毫不保留地爱他。不久，她渐渐明白，丈夫没有她也可过活，儿女们迟早要问心无愧地离开她。家不再能填补她的空虚，她发觉自己很孤单、很气馁，也不知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和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过惯了的生活，也许可以令她心安理得，但却不能拯救她。诚实的女作家们都承认了“三十岁女人”心中的忧郁，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多罗西·帕克、弗吉尼亚·伍尔芙等女作家笔下的女主角们，都有此共同感悟。在刚结婚和刚做母亲的时候，她们都快乐地吟诵着。但不久都表现了某种苦恼。在法国，三十岁以下已婚妇女的自杀率比未婚女子的自杀率低，但三十岁以上已婚妇女的自杀率便比未婚女子的自杀率高，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婚姻的悲剧不是它没有保证女子幸福——幸福原不是能保证的——而是它摧毁了她，叫她去做千篇一律、重复不休的工作。女子头二十年的生活，是异常丰富的；她发现了世界、发现了自己的命运。二十岁左右，她成为一家的女主人，永远被束缚在一个男人身上，手里抱着小孩，她的生活差不多就此结束。真正的活动，真正的工作，是她丈夫的特权；她只有一些有时令人厌倦却从不使人满足的琐事。她的顺从和专一，虽然得到赞美，但忙着“照顾两个人的生活”，对她的确没有好处。忘掉自己固然很好，但也要知道到底为谁，为什么。最糟的是，她的热心似乎往往令人讨厌和起反感，丈夫把她的热心当做一种暴虐而想逃避，然而他却是那个强迫妻子把献身家庭当做至高无上的生存意义的人。娶了她后，他强迫她将全部献给他，但他并没有接受相对的义务，即全盘接受这个礼物以及所有的后果。丈夫的言行不一致，使妻子蒙受不幸，然而他还要抱怨他才是这不幸之下的牺牲者。如同要求她在性行为上既热情又冷静一样，他要求她专心从一但不要带累他；他希望她给他一个安定的家，而同时要让他自由；他要她担当枯燥的日常工作，却不许令他觉得单调；他要她在身边随时待他呼唤，而又不许她催迫他；他要完全占有她，却不肯把自己交给她；他要和她过亲密的生活，但又不许她缠住他。所以，她从结婚那天开始就被欺骗了。易卜生的“娜拉”明白这一点，她决定在做一个贤妻良母之前，要先做一个完整的人。夫妻不应被看成一个单位，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细胞，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社会的一部分，可以独立自由发展。然后同样能适应社会的两个人，才能大大方方地联合，男女的结合才能建立于互相认清对方的自由之上。摘自：波伏瓦《第二性》一个被关在闺房、厨房里的女性还能做什么？

Lamparski/NurPhoto/Shutterstock14.英国，伦敦，唐宁街©

路透社获得的一份监控视频画面显示，2月26日，一枚导弹击中了乌克兰基辅的一幢居民楼。（路透社发）揭穿千年谎言文：茅于轼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这三个概念中，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听得最多的，其次是国家的利益。至于政治家的利益，几乎没有谁提到过。其实这三者之间固然有重合的部分，但也有很大的区别。而且这区别非常重要，它在许多决策过程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家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区别，而掌权者又故意把这三者混为一谈，好像政治家总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利益更不用说，它就是人民的利益。这种故意的混淆模糊了许多问题的是非，误导了许多人的看法。举例讲，大家都关心国家安全，但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到底是谁的安全，往往非常模糊。是老百姓个人的安全？是国家哪部分人的安全？还是政治家或领导人的安全？对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安全是和平，不要战争；还有人身不受侵犯，遇到纠纷能够有人主持正义；以及财产有保障，行动有自由。但是我们经常谈的国家安全主要不是这些问题，而往往是对国家的颠覆，其实颠覆是对领导人的安全形成威胁，对老百姓不存在所谓的颠覆。老百姓已经在最底层，还能被颠覆到哪儿去？只有执政者才有被颠覆的危险。

这是丘吉尔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次演讲，也是世界上最简短最震憾的一次演讲。这次演讲的全过程大概持续了20分钟，但是在这20分钟内，年迈的丘吉尔只讲了三句相同的话——“永不放弃!”

Jr.）为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在美国外交部门供职长达35年，是里根政府制定对苏政策的重要顾问。1991年退休后，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教授。

Reuters05.美国，加利福尼亚，圣莫尼卡2022年2月27日©

▲珍珠港事件现场二战中，日本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文：网摘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战术上，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但战略上，却是自杀。在深陷中国战区同时，又树敌于美国，决策如此无理性，堪称丧心病狂。难道当时的日本政客真是一群疯子？堀（音同窟）田江理这本《日本大败局》通过对“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的勾勒，展现出理性是如何被吞没的——每个人都是明白人，可谁也不敢说不，都指望别人出头、自己附和，最终酿成集体灾难。事实证明，决策失误不仅是最高决策人的问题，更是决策机制的问题，当高层利益与底层利益分离时，疯狂蠢行在所难免。▍把球踢给东条英机1941年10月16日，近卫文麿首相宣布辞职，第二天，天皇召见东条英机，命他为首相，这让东条大感意外。在近卫内阁中，陆相东条英机是个令人头痛的人物，他力主对美强硬，在决策圈中，人人都知道东条在瞎扯，就算和美国打，靠的也是海军，与陆军无关，且日本不可能打赢。据估算，当时美国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9倍，铝7倍，美国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开战，日本年均损失战舰140万吨，远超补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只都将消失。近卫文麿出身贵族，做事犹豫，总想讨好各方，可陆军和海军为了抢资源，都在拼命折磨近卫，东条英机的绝招是：频频打出“反美”牌。在军国主义氛围下，“反美”等于“爱国”，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这比逻辑更有号召力。中层军官多支持东条英机，他们出身寒微，靠个人奋斗爬上来，在升职的天花板前，他们觉得高层是一批投降派文人，应统统下台，好让他们放手大干一场。明治维新后，陆军军人暗杀、政变被涂上悲壮色彩，因此前赴后继，决策圈人人自危，生怕被愤青误会，所以无人敢言反战，在东条英机咄咄进逼下，近卫文麿只好拖延，可东条拿出了绝招：设置解决问题的最后时间点。在倒计时声中，近卫文麿干脆撂挑子，辞职了。▲接受审判的东条英机任命东条英机为首相，其实含有恶意：你也来尝尝近卫文麿的滋味，你还真敢和美国人开战？和平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把东条英机放到首相位置，他也犯难，他当然明白，跟美国开战是找死，但对当年吹过的牛逼，总要有个交代！以他的地位和认知，也应该不会如此失智，牛逼吹着吹着，自己就信了。麻烦源于“七七事变”，日本陆军以为几个月就能取得对华战争的胜利，没想到深陷其中，造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匮乏，连皇宫的铁栏都被拆掉，送进炼钢炉。逃避指责的最好办法，是主动出击！陆军产生了激进想法：进攻东南亚。东南亚有橡胶和锡，可以威胁荷属东印度提供石油，同时切断中国物资供给线，逼蒋介石投降。可那里是列强的殖民地，美国不可能坐视不管。果然，日军刚迈开脚步，美国便下令石油禁运，日本陷入恐慌，储备用油只够一年，只能尽快向美国屈服。其实，美国也有意与日媾和，此时罗斯福已决心对德开战，他不想同时和日本打仗，他愿意让出实力，保留道德制高点。可东条英机更需要面子，以保证他“反美”表演不穿帮，在条约中，他设置了太多复杂措辞，对皮毛问题寸步不让。其实，美国提出过大幅度让步的方案，但日本人没看懂，在最后日子里，日本人也提了让步方案，可美国人也无法看懂。直到日本军机起飞瞬间，美日仍有达成和平的可能！如果没设置倒计时，日本外交官本可以发挥作用，罗斯福甚至对他们说“朋友之间总有商谈的余地”，但负责最后斡旋的来栖知道，已经没有时间了。同样，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协一点，日本将尽收实利，可怎么向爱国派交代呢？又要“里子”又要“面子”，结果全部丢掉。▍为什么没人踩刹车？在冲向战争的进程中，日本有几方面力量可以踩刹车。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战派，还因此遭遇过暗杀，面对战争动议，他的一连串反问让将军们目瞪口呆。可明治维新以来，从没有天皇否决过内阁意见，他最终选择了退让。其次是海军，山本五十六是坚决的反战派，可他没勇气反对上级，却主动提出“要打赢就先动手”！在反对错误决策方面，远没他在备战方面下的功夫多，在决定开战的内阁会议上，海军竟将预计年损140万吨战舰的预测数据压缩了50%，变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弥补损失的战舰。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反正天皇会否决。第三是东条英机，他“反美”是为了拉票，未必发自内心，可大权独揽时，各方送来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吗？那样他将失去政治基础，他用口号绑架了日本，可口号也绑架了他。第四是日本外交官，来栖、野村等在国际社会拥有极佳口碑，他们了解世界，是坚决的反战派，但他们谨小慎微，宁愿大船沉没，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绝不主动作为。▲西园寺公望当时日本还有自由派，坚决反战，可他们朝中无人，民间亦应和者寥寥。日本自由派成了摆设。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亲）年间，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带来空前的自由氛围，却遭遇戾气剧增的局面。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各阶层变动极快，可上层却相对封闭，这让人人都觉得自己利益被剥夺了。内部有怨气，又缺乏政治表达空间，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愤渠道，在教育、媒体推波助澜下，“爱国主义”一家独大，可透过这面扭曲的镜子，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日本！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日本民众将责任推给了“卖国贼”，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为众矢之的。首相近卫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园寺公望一手提拔起来的，但西园寺本人差点在政变中被杀，他后期和近卫观点差异越来越大，甚至不再往来。两人都反战，但近卫基于实力分析，认为开战必败，而西园寺则基于“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的价值观，反对为本国利益放弃道义准则。事实证明，西园寺具有先见之明，在“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中，没有一个高层人物从道义立场上提出异议，他们都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而没有道义高度，靠贪婪很容易结成罪恶同盟。值得反省的是，西园寺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何在日本没市场？这确有思想传统、文化传统的责任。▍为什么类似的灾难在不断重复？当所有脚都不去踩煞车时，结局可想而知，其实，这样的悲剧在近代东方绝非个案，而是在反复发生！从这《日本大败局》本书中，我们不难得出四层体会：首先，后发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后发者借鉴别人来减少“试错成本”，是为“后发优势”。可进入相持阶段，又会出现“后发劣势”：一方面，未经试错，社会就缺乏训练，无法化解高速增长带来的集体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后发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着强者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领先，就会出问题，因为其发展不是内生的，是模仿而来的，是在“与别人比”中获得的，比的对象一旦消失，就可能走向盲目。盲目加浮躁，必然无视普世性，陶醉于自我的特殊性，最足酿成灾难。第二，要警惕民族主义绑架社会：民族主义是美好的情感，也是值得尊重的价值追求，但政治理想应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社会生活丰富多元，不能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万物进化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人类也如此，政治与社会的分离是大势所趋，也是迈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执着于不分彼此的混沌状态，不仅约束整体进步，还会造成历史退步。政治标准往往神圣，能给人存在感与激情，从而忘掉现实的平庸与挫折，日本之所以走向战争，中层军官是重要推力，由于制度遮蔽，他们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别容易被神话、激情所欺骗，如果高层以为用制造神话、煽情就能凝聚中层、把握更多的资源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生物界经常是牛摇尾巴，但在权力场中，常常是尾巴摇牛。第三，有人反对总比没人刹车要好：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来栖、野村能不顾一切，果断向美国让步，结果会不会改变呢？但，在专制的刺刀下，勇者早已牺牲了，剩下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只有工具价值，人类的尊严与情感完全被阉割掉。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对自杀潜艇，但依然在实战中使用，表示一下异议，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证明了，靠这样的人，怎么能对抗专制主义？专制的特色就是不接纳反对派，进而变成消灭反对者，然后是消灭反对声音，最后是消灭不赞同的声音。一个社会缺乏“忠诚的反对者”，只会增加“不忠诚的赞同者”！逼人天天喊伟大，是在批量培养佞臣，而佞臣哪里会踩刹车。第四，警惕从错误走向更大的错误：日本原本有足够机会来修复错误，既然受侵华战争拖累，退兵就是，虽然没得到想要的，但至少不用再付代价了。然而，在专制社会中，高层权力缺乏合法性，只能扮演全知全能，才能号令手下，它决不能犯任何错误，当大家都看到他犯错误时，他只能用更大的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从错误走向更大的错误因为做决策层不要直接承担错误后果，选择让别人去送死，总比选择让自己死要容易，说到根上，还是制度问题。值得商榷的史观本书搜求材料甚勤，展现出历史更丰富的侧面，但遗憾的是，作者往往逆推当事人心态，这很难被视为严肃的历史研究。毕竟人的想法在不断改变，再多材料，也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确实是这么想的，在貌似合理的遮蔽下，其实推销的是作者的历史观和认识水平。将写历史还原为写人，确实更好看，但这就混淆了历史与文学的界限。作者试图证明：错误决策出台的根本原因在于决策群整体素质不行，不如明治维新那一代。这固然是日本社会对“二战”的主流反省之一，但它忽略了对社会、文化、制度等层面的反省！换言之，如果找对了人，日本就能走出困境，却忘掉了明治维新也有太多妥协，在当时，优秀人物弥补住了制度的裂缝，可这个裂缝随着发展的压力日益变大，终会发展到谁也补不了的地步。就算东条英机这一代没出问题，将来也会出问题的。▍多余的话记得20年前，曾和友人闲聊“未来最担心什么”，我说社会发展后，最大危险是民族主义狂热。友人不以为然，认为我没有到“底下”看一看！腐败、贫穷、无秩序、愚昧比比皆是，哪个不比民族主义更可怕？然而，20年后却证明，这一切都能转化为民族主义的资源。如果说未来20年最担心什么，那就是历史倒退，相信很多人会说，怎么可能，曾经的时代不可能再回来了，因为大家都已经是明白人了。而这本书告诉我们，即使都是明白人，也依然可能携手走进灾难，依然会集体抛弃理性。还是说那句最俗的话吧：以史为鉴。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尽管人类在所有其他科学领域都取得了进展，但在管理方式上与三四千年前相比并没有好到哪里去。”▲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只有充分了解灾难，才是是避免灾难的最好方式。巴巴拉·塔奇曼是一个从来不吝惜说真话的历史学家，当别的历史学家都顾左右而言它时，只有她才有一针见血指出问题的勇气。巴巴拉·塔奇曼在《愚政进行曲》这本书里，她不仅深入剖析了让政府频繁犯错、甚至作恶的机理，也展示了群盲是如何侵害整个社会的理智，让一个正常人做出毁灭性的行为。政治是由最聪明的人组成的，却总是做出最愚蠢的决策。每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各国领导人，几乎都深知治国之术和权力游戏，却同时陷入惊人的集体愚蠢、迷之自信，这些聪明绝顶的职业政客，亲手将人类文明拖入了毁灭性的大灾难。历史有脑子，但人往往没有。由于人类在管理方式上几千年来毫无创新，那些过去曾造成了巨大灾难的致命问题，从来没有消失，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如果没有塔奇曼持之以恒地对人类灾难机制的深刻揭示，很多政治家与社会精英的智慧恐怕要大打折扣。肯尼迪曾因为读了她的《八月炮火》而下决心要保持冷静，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毁灭人类的核大战。尼克松将他的书作为开启中美破冰之旅的国礼，曼彻斯特、黄仁宇、马伯庸等作家将塔奇曼的书作为“模仿”对象……然而，遗憾的是，塔奇曼的作品在中国被长期被忽视。她的部分作品引入国内后，曾一度绝版。为此，滟滟书屋诚挚推荐《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等六部作品，并与近两年出版/再版的《圣经与利剑》《八月炮火》组成“塔奇曼作品集”，一共八卷九册，是迄今简体中文世界最全版。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本系列。延伸阅读：希特勒闪击波兰前的全国演讲安·兰德：欺骗人类最荒谬的一句口号那些为战争叫好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丘吉尔谈绥靖政策：隔岸观火最终引火烧身当世界冲向悬崖时，需要有一种力量拉住它里根：如果正义足够勇敢，那么恶魔将失去力量乌克兰冲突的种子，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埋下沈志华：历史的转折——美苏冷战的最后一根稻草亲爱的书友，由于微信改版，公众号文章不再按时间顺序排序，而是根据用户的阅读习惯进行算法推荐。如果您希望还能再看到我们的文章，请点亮文末右下角“在看”↓↓↓▼更多好书，点击“阅读原文”

当世界冲向悬崖时需要有一种力量拉住它文：先知书店有人说，人类所遇到的任何棘手问题，都可以从某位智者的书中找到答案。那么，当一个超级大国的掌舵者，在面临国家存亡，乃至人类最为重大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时，他会去读谁的书呢？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两大阵营剑拔弩张，足够毁灭地球数百次的核战争一触即发。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将目光聚焦在美国总统肯尼迪身上——他的抉择，将决定其国家走向，乃至全人类的命运。彼时，肯尼迪的案头，除了核密码箱，还有一位当代历史学者的作品。肯尼迪反复阅读，陷入沉思，并用书中揭示的历史教训不断警示自己：政治是由最聪明的人组成的，却总是做出最愚蠢的决策。每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各国领导人，几乎都深知治国之术和权力游戏，却同时陷入惊人的集体愚蠢、迷之自信，这些聪明绝顶的职业政客，亲手将人类文明拖入了毁灭性的大灾难。肯尼迪发誓，自己绝不重蹈覆辙，“我肯定会做出更好的选择”。于是，他在最后关头沉住气，步步施压，既达成了政治意图，又避免了将世界陷入末日般的核战。事后，肯尼迪把这位女作家的书当成国礼，寄给了英国首相，希望对方牢记英美两国的特殊友谊，并且“对现代文明及其敌人，保有最深刻的反思与警惕”。十年之后的1972年，中美两国都被笼罩在苏联核威慑的阴影之下，而美国更深陷越战的泥潭。为维系国家安全，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访华，世界为之瞠目——这是1949年之后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而尼克松也像肯尼迪一样，将这位历史学者的书赠送给中国时任领导人，中方则以鲁迅作品回赠之。这位历史学者，就是两届普利策奖得主，被誉为“非虚构写作第一人”“当代的修昔底德”的巴巴拉·W·塔奇曼。塔奇曼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获此殊荣？▌她的悲悯和洞见，成为“社会温度”的标尺历史不仅关乎真相与事实，更关乎道德与信仰。塔奇曼深切的普世精神、人文关怀，使她在众多历史大师中格外突出。作为“笃信宗教的战前一代”，她坚信“正义和理性最终会获得胜利”。她热情讴歌美国独立革命、以色列卫国战争，而她的研究和写作，却始终致力于减少战争。以色列的战斗是雄狮的战斗，这是该地区最伟大的战役，在危难时刻挽救了美国，也暴露了俄国……雄狮也会流泪，他们不仅为同胞流泪，也为被杀的敌人流泪……炫目的胜利过后，他们没有游行欢庆，而是对死者哀悼纪念。（塔奇曼《圣经与利剑》）塔奇曼的犀利洞见，让全世界最有权势者为之折服。当很多人热衷于追忆战前的“黄金时代”，或是畅想乌托邦的美好未来时，塔奇曼毫不留情地指出：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特权的人而言，并不会有什么“黄金时代”。塔奇曼不醉心于政治年表、科技进步，她甚至不关心经济竞争，她关心的是“社会温度”——各国的好战情绪，是如何沸腾起来的？通过对世界大战前的“温度测量”，她得出结论——文明不会亡于衰落，只会亡于折腾：“当社会的“温度”越来越高，民众越发激进，权力越发傲慢；人们一边渴望对外复仇和扩张，一边寻求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塔奇曼《骄傲之塔》）历史洞察与人文关怀，固然可以矫正某些政客的愚蠢。但显然，在哲学家、历史学家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20世纪，仅凭这一点，还支撑不起诸如“当代的修昔底德”“非虚构写作第一人”的殊荣。那么，塔奇曼是如何做到“把深刻的历史洞察、人人都知道结果的历史，写得让人捧起书来就爱不释手、欲罢不能”呢？▌破解写作技艺的“不可能三角”二战后的德国，曾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在一名纳粹成员身上，聪明、诚实、相信法西斯主义，这三者不可能同时为真。这个“不可能三角”，在知识市场同样存在：很少有作品，能同时做到深刻、精彩、真实，即“写作技艺的不可能三角”。事实上，历史上确有很多认知高远、思想深刻的巨匠，因拙于文字表达，其皇皇巨著被后世读者束之高阁。结果，这些知识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了“化石”，甚至被永远遗失。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除了书写者运用文字的能力不足外，就是塔奇曼在《历史的技艺》一书中所提及的，学界普遍存在着一种偏见——“高估研究，轻视写作”。那么，塔奇曼自己的历史作品，是怎样做到在深刻之外精彩而又真实，进而破解“写作技艺的不可能三角”呢？◎没有事实的叙述，贫乏而难以服人：虚构捏造vs原始文献在史学界——无论通俗写作，还是历史研究，长期存在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很多史观正、充满历史洞见、文字淋漓畅快的作品，存在断章取义、以立场筛选史实、甚至蓄意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实的现象。塔奇曼终其一生都在捍卫美德与文明。她坦言，自己从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家”，因为“那只有时钟才可能做到”。但是她在写每个字的时候，都在警示自己，不能做一个“价值先行者”。为了探寻历史真相，她总是“毫不犹豫地以最快速度扑向原始文献”：未出版的私人信件、工作日志、手写的报告、公文中的便条……在《八月炮火》中，当写到英军登陆法国的下午时，“一声夏日惊雷在半空炸响，接着是血色残阳”。这句文学描述，是她翻阅大量档案后，从一位英国军官的日记中找出来的。为了考察“指挥官的传令效率”，她甚至到法国山区实地考察。“材料的选择，决定了最终作品的质量，这是我只用原始文献的原因。”塔奇曼说。即便如此，对一个历史写作者而言，一手资料依然非常有限，即便在档案公开度比较高的地方。于是，二手资料成了历史学者的鸦片——吸之，效果立竿见影；弃之，写作生命随时会中断。对此，塔奇曼的态度是“它们有用，但也有害”。因为二手资料即便是事实，也是被筛选过的事实。选择二手文献，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筛选的机会。一知半解的批评家质疑她，但一流的历史学者却纷纷声援她。西方学界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在读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后，吃惊地说：“她发掘了所有的记录……哪怕连最小的纸片都没放过”。晚年的费正清曾语带讽刺地说：“某些批评家将巴巴拉的书称为‘通俗历史’，这与其说是批评这些书，不如说是批评他们自己。”（《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序言）她所写出的每一个单词，都是真实的历史。但由于她的书太过精彩，以至于人们时常质疑——这些令人迷醉的画面感和戏剧性，是不是巴巴拉为了“让历史更动人”而捏造出来的？对此，塔奇曼斩钉截铁地说：“我从不捏造任何东西，包括天气。”◎把功课全留给读者，是作者的失职：堆砌名词vs精炼提纯史观正确、尊重史实的研究者有很多，但只有少数人具备学者的担当和能力——花费双倍的时间研究、筛选史料。塔奇曼非常鄙视公共领域的“论文式写作”——堆砌事实、事无巨细，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但事实上，读者根本无法理解那么多名词。这样掉书袋是一种极不负责的偷懒——把功课都扔给了读者。她的书信息量巨大，但从不堆砌名词。面对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她“从泥沙中淘出金矿，然后精炼提纯”。她把自己的写作比喻成“放大地图的尺寸”——要忠实于“原图”，更要有所取舍。为了凸显与主题关联度最高、长时段看最重要的史实，她甚至必须忍痛割舍一些最精彩的叙述。例如在《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一书中，“亨利·华莱士访华会见蒋介石”的情节，被塔奇曼一笔带过。为此，她甚至舍弃了一句精彩评语：“为了理想，亨利可以砍下自己的右手，以及你的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