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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千年谎言

点击蓝字关注 滟滟书屋 2022-08-23

路透社获得的一份监控视频画面显示,2月26日,一枚导弹击中了乌克兰基辅的一幢居民楼。(路透社发)


揭穿千年谎言

文:茅于轼

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这三个概念中,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听得最多的,其次是国家的利益。至于政治家的利益,几乎没有谁提到过。其实这三者之间固然有重合的部分,但也有很大的区别。

而且这区别非常重要,它在许多决策过程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家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区别,而掌权者又故意把这三者混为一谈,好像政治家总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利益更不用说,它就是人民的利益。这种故意的混淆模糊了许多问题的是非,误导了许多人的看法。

举例讲,大家都关心国家安全,但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到底是谁的安全,往往非常模糊。是老百姓个人的安全?是国家哪部分人的安全?还是政治家或领导人的安全?对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安全是和平,不要战争;还有人身不受侵犯,遇到纠纷能够有人主持正义;以及财产有保障,行动有自由。

但是我们经常谈的国家安全主要不是这些问题,而往往是对国家的颠覆,其实颠覆是对领导人的安全形成威胁,对老百姓不存在所谓的颠覆。老百姓已经在最底层,还能被颠覆到哪儿去?只有执政者才有被颠覆的危险。 

所以,这里想指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三者的区别,并且讨论这个区别何以重要,它能够帮助我们澄清许多模糊认识,戳穿许多谎言,识破许多欺骗。能够避免错误,从而大大提升人民的利益。


2月27日,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火车站,一名女孩在等待登上开往波兰的火车时接住雪花。(美联社 Bernat Armangue 摄)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

人民利益的含义很广,人人都想生活得好,健康平安。这些方面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要看个人的条件和运气。就人民这个整体的利益而言,就不是个人条件或个人运气了,而是全体人民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不要兵荒马乱,没有黑社会或者类似黑社会组织的侵犯,其实就是个人的生命财产有保障。只有在这样一个有保障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安居乐业,享受人生。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多半时间是政府横征暴敛,百姓起义,或者向外征战,搞得哀鸿遍野。能有几十年安定就算太平盛世。可以说,人民的首要利益就是个人人身和财产权利得到保障,不被逮捕,不被关押,不被横征暴敛;只要不侵犯别人就不能无缘无故地被判有罪;有冤情能够申诉,不会被拒绝,并得到认真对待。 
  
建设祖国是不是人民的利益?建设祖国当然是国家利益。它是不是等同于人民利益呢?一般而言,这二者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并非永远如此。如果发生冲突,应该以上面讲到的个人权利的保护为优先。换句话讲,不可以借口国家建设而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没有理由认为国家利益无条件地高于人民利益。

我们常说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多数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比如为了建设水库要求当地百姓移民迁走,这就是少数人的利益为多数人的利益作牺牲。迁移搬家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须给必要而且足够的补偿,不能让他们为多数人而牺牲。

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听起来好像讲得通,这往往是因为自己属于多数,不需要自己作出牺牲。但如果不保护少数人,说不定多数中的人,在另外一种分类时忽然变成了少数;在某种情况下自己属于多数,换了一种情况就可能变成少数。所以,不能因为是少数,利益就可以随便被侵犯。

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权利的范围内可以行得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尽量照顾到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同样得到承认和保护。比如我们没有理由用举手表决的方法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也不能因为民愤极大而将某人处死。这些行为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才可以实施。 

2月26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名全副武装的居民从被炮击破坏的公寓楼中取出一只猫和一条鱼缸中的鱼。(路透社 Mikhail Palinchak 摄)


人全是人民利益的基础


前面说过,人的基本权利是人人都能够同样享受的权利,不需要任何人为此而作出牺牲。所谓人的基本权利,实际上就是不被他人侵犯。也可以说,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不侵犯别人,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就有了保证。这不需要任何人承担什么义务,付出什么成本。人的基本权利之所以被侵犯,因为有些人可以侵犯他人而不受制约,或者政府本身就侵犯别人。 

过去我们曾经用建设祖国的口号侵犯了许多人的基本权利。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基本权利逐渐得到保护,侵犯权利的事情减少,经济也搞上去了。如果说我们今天的经济还有什么问题,那就是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还有缺陷,没有把它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还有侵犯百姓权利的事情发生。 

让百姓安居乐业,享受人生,这是真正的人民利益。也许有人要问,这种观点是不是太个人主义了?每个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死活,别人有困难,受欺侮,难道大家应该袖手旁观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帮助穷人,做慈善事业,这不大会有争议。但是要不要主持正义,打抱不平,则是一个复杂问题。本来嘛,路见不平,拔拳相助,见义勇为,是值得称赞的优秀品质。但是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

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为的是解放被萨达姆压迫的伊拉克人民,可是结果怎么样?当然,争议是很多的,各有各的说法,但起码的事实是,伊拉克百姓的生活离安居乐业还很远。这倒并不是反对见义勇为,而是说要非常慎重。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没有说“己所欲,施于人”,可见这二者是有区别的。毋宁说:“己所欲,慎施于人。总之,强加于人是不可以的,哪怕出于公心。 


2月26日,乌克兰哈尔科夫郊区,一具俄罗斯军人的尸体躺在被摧毁的俄罗斯军车附近。(美联社 Sergey BOBOK 摄)


国家利益可能对人民利益造成侵犯


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大规模侵犯百姓利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

自古以来的战争无不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打仗首先要有士兵,兵从何而来?或者靠拉壮丁,或者靠欺骗。杜甫的《兵车行》写道:“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就是征兵造成的惨剧。由于打仗,一个家庭妻离子散,丈夫离家,妻小难以为生。这样的事几千年以来基本上没断过。 
  
当然,战争的理由总是充分得无以复加的,是不容怀疑的。打仗再犯犹豫怎么打得贏?尤其奥妙的是双方的理由都正确得无以复加,都是为正义而战,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乃至于生命。只有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戳穿了讲,战争就是把最不道德的事物变成最道德。

说谎是不道德的,但是孙子兵法中说:“兵者,诡道也。”打仗就是要骗人;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但是打仗就要杀人,而且杀得愈多愈好,这是能够得到奖励的。杀什么人?杀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也有妻子老小,也有人生追求。双方无冤无仇,只因为他是敌人就把他杀了。何以战争使人疯狂?因为作为战争发动者的政治家们有战争的需要。 

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

大多数战争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所谓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就是政治家的政绩。为了满足他们的野心和虚荣心,不惜拿人民的生命作为代价。

当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另一种则相反,是人民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前者不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因为战争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后者则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因为只要符合政治家的利益,战争就可能打起来。

历史也证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国家利益为重的独裁国家发动的。作为一种外交辞令,人们常说,某某国家的兴旺发达将对世界和平有利,而不是造成威胁。这句话只适用于把人民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政体。如果我们同意人民是爱好和平,不愿意打仗的,那么不难得出结论,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政体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而不可能违背人民的利益去为国家利益作战;反过来,人民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的政体就不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为它可能为了国家(实际上是为了该国的政治家)的利益叫人民去“送死”。所以今后世界和平要得到保障,唯一的途径就是把国家利益超越人民利益的那些国家,改造成为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政体。 


如何看待战争的正义性 

我们常说,要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要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但是除了抢粮食、抢牲口的小规模战争,在大的正规战争中,双方都认为自己投入的战争是理直气壮的“正义战争”。

日本人侵略中国,显然是非正义的,但是日本方面至今还认为是正义的,日本人认为打仗是爱国的,武士道是民族的灵魂,为天皇战死是死得其所。因此至今还把战争罪犯的骨灰放在靖国神社里,接受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朝拜。日本百姓在二战中牺牲重大,但他们并没有把战争的原因归咎于战争罪犯。

不光是日本如此,差不多所有的战争双方,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都是这样的,双方对战争的解释往往截然相反。战争的正义性远不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往是宣传给人的认识。 

当然,并不是所有战争都是错的,如果不打仗自己遭受的痛苦或死亡的概率大于打仗的相应概率时,或者说,打仗能够减少痛苦和死亡时,战争对百姓而言才是合理的。

托马斯·阿奎那在讨论反抗暴政的合理性时,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反抗暴政是合理的,除非“推翻暴政的行动带有严重的纷扰,以致社会从继之而起的骚乱所受的损害比旧有统治的继续来得大”。美国出兵打伊拉克,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的暴政之下解放出来,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争议,正是应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一段话。 

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民的利益判断标准和国家的利益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点不同,自古以来从来不允许说明。

只有国家利益才可以宣传,人民的利益好像不言而喻就是国家的利益。国家号召人民去打仗,要用各种理由。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国家管理好,而去争夺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荒地呢?

但是政治家可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们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牺牲百姓的生命在所不惜。因为打仗不是他们自己上前线,哪怕死上几千几万,也未必轮到自己的头上。可见政治家的利益非常不同于人民的利益。而且恰恰就是这一点不同,成为推动战争的原因。

如果双方的政治家真的以百姓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战争也许就不会发生。

所以有人说,因为出现了原子弹,政治家们也被暴露在战争的第一线,因此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减少了。不过政治家们为自己兴建了可以抵御原子弹的地堡,这样的推断已经不能成立了。联合国应该规定,不允许建造专为领导人避难的防空洞,否则,他们可以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自己躲进防空洞发动核战争。

从人民的利益看“投降”并不可耻
  

自古以来,绝大部分战争都是这样,先由发动战争的国家领导人编造出一套战争如何符合正义的理由,动员人民,让他们自愿或者勉强认同这一套理由。战争另一方的领导人经过掂量自己的利弊得失,决定是参战或者退却。

如果战争打起来了,就容不得退却,必须全力以赴。万一战败,领导人的直接损失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损失大于百姓战败时的损失。所以即使败局已经不可避免时,还要困兽犹斗,不肯投降,逼迫百姓作最后的挣扎。

二战时的塞班岛之战,美军攻打塞班岛,日军不敌败退,最后退到海边,逼迫几千名普通老百姓跳崖自杀。阿尔巴尼亚的独裁者霍查教育他的百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

但是真正从百姓的利益看,生命是最宝贵的,活着是一切讨论的前提。今天我们要把被颠倒了的说法重新颠倒过来。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国家的利益应该服从百姓的利益。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顺序是对的,但是历代君主从来不讲孟子的这段话。 
  
在败局已定的条件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跳崖自杀并不能改变局势,何必做这样的无谓牺牲呢?歌颂这种无谓的牺牲,是政治家们的宣传。这样的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苏联把卫国战争中被俘的战士当作叛徒来处理,他们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再打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只能让双方都多死许多人而已。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区别。 


国家主权与人民利益的关系
  

应该说,政治家们的宣传是非常有效的,他们的宣传骗取了普通老百姓的性命,百姓还不觉悟。

美国打的越南战争,死了5万多人,为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让普通百姓去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牺牲,完全是无理的。可是至今美国也没有彻底否定越南战争,还认为越南战争的逃兵是不可原谅的。

伊拉克战争,美国又死了1600多人(截止到2005年5月),伊拉克人的死亡人数,有人说大约为美军死亡人数的100倍。政治家制造出吓人的伟大理论,其中就没有百姓的死活。 

我认为,对于一般人(除了看破红尘的人)而言,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有道德的人则更尊重别人的享受。在自己享受的时候也帮助别人获得享受。一个良好的社会,或者说和谐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每个人高高兴兴寻求快乐,同时帮助别人得到快乐。

世界上的恐怖主义分子就是在这一点上搞错了。他们认为追求享受是错误的,为国牺牲才是光荣的。所以身上绑了炸弹去炸别人,作出损人不利己的愚蠢的事,而且至死执迷不悟。如果世界上被这些误导的思想所控制,人类将走进死胡同。 

经常有人提倡抵制日货。要知道,贸易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活动。抵制日货对自己并没有利。抵制日货是用损害自己的方法去损害别人,这和身上绑了炸弹去炸敌人,虽然程度上不同,性质是差不多的。

日本人对二战的认识和德国比较十分不够,应该让普通的日本人都知道真相,要联合日本人民起反对战争罪犯和军国主义,认识到日本百姓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不必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受害的是日本企业,他们对战争是没有责任的。相反他们对全世界的人民作出过巨大贡献,提供高质量高性能的产品给大家。 

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主权、独立等观念,但只有它们有利于人民的切身利益时才值得追求。而不是盲目地把主权、独立等看成至高无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利益未必总和人民利益相一致,当这二者发生矛盾时,肯定国家利益要服从人民利益。绝不是相反,把国家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

爱因斯坦在1931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主权的限制”。他写道:“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2005年,德国政府决定把这个信条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作为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的纪念。

1933年1月,纳粹头目希特勒上台,身在美国的爱因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声称他“只想生活在实行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的国家”,而这些条件,德国都不具备。从国家的立场看,爱因斯坦不爱国,叛逃去了美国。但是从人民的利益看,他完全正确。 

历代的统治者总是把忠君爱国宣传为人生最高的道德标准,反过来,投降叛逆是罪该万死。

也许在古老的时代这样的原则有它的道理。那时候部落之间经常发生争夺资源的斗争,单个的人非常容易受到敌人的侵犯,唯一的对付办法就是依靠集体。没有集体,也就没有个人,个人完全依附于集体。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为集体作出牺牲是很合理的。但是现在世界已经变了,很少发生个人被某个群体所侵犯(黑社会是一个例外)。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没有必要为此而打仗。日本过去侵略中国为的是夺取中国的粮食、煤炭、钢铁等资源,因为日本是一个资源穷国。现在日本仍然是资源穷国,但是变成了经济强国,它不必要为资源而打仗,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就行了。 

日本、美国等都要进口石油,都在争夺石油资源,但是因为有了石油市场,大家在市场上以价格来竞争,用不着打仗。从来没有听说过买卖石油要动刀动枪,也没有听说美、日为了石油而战。为别的而战倒是可能的。所以说,由于世界市场的出现,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了。

我国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近几年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大量购买石油、木材、铁矿石等原材料。我们得到这些原材料不费一兵一卒,这些商品的出口国还增加了收入。那些没有参与石油等资源买卖的国家同样得到利益,因为中国大量出口制成品,制成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百姓享受了从中国进口价廉物美商品的好处。没有中国的大量出口也不可能有中国的大量购买石油等资源,进口是拿出口所创的外汇购买的。平等自由的国际贸易为世界人民带来利益,结果是多贏的。   

国家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上面讲了许多把国家冒充人民的例子,或者强调国家而忽视人民。但是国家或者另外相应的公共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还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有许多公共服务是人民所需要而私人不能提供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正义的服务。

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个人受到侵犯时,有地方去申诉,而且能够得到符合正义的解决。个人和个人之间难免有种种纠纷,有了纠纷谁来裁判?这需要一个中立的人或组织。当然,当裁判需要有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有一颗不偏不倚的心。

这个条件说起来简单,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有时候裁判偏向一方,正义不能伸张?因为有些人有特权,明明是这些人侵犯了别人,但是靠着他们的特权,可以逃避惩罚。


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要跟有钱有势的特权分子作斗争。可想而知,这样的斗争是困难的,单个百姓是斗不过这些人的,所以要有正义的服务。用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国家的司法要公正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家代表着正义,百姓有冤屈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判。反过来讲,如果国家偏向有钱有势的一方,失去了公正,这个国家就濒临危险。百姓不会承认它,它自动地失去了应该有的权威性。

国家(实际上是由它指挥的司法部门来代表的)这样做的时候,绝不会明目张胆,而是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掩盖这种非正义的行为。不过无论伪装得怎么巧妙,真相总会被识破的。这时候国家就想方设法禁止有关事件的公开报道和讨论,封锁新闻。

更有甚者用诬陷,莫须有的罪名,打击那些主持正义的人士。这时候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政治家如果想继续执政的话,必须时刻注意国家能否代表正义,少了这一条,任何加强执政能力的措施都是无效的。 

这里讨论的国家代表正义,我们只涉及到司法必须公正,相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立法方面的问题。所谓恶法,就是偏离公正的立法。不公开的法属于恶法,侵犯人全的法属于恶法,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私人所有权又没有适当补偿,也属于恶法。 

国家之所以需要,还因为有许多公共管理事务,个人很难提供。大家常常讲的用于抵御外侮的国防就是一例。 

还有不少公共服务是个人不能提供的,比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检查、产品的技术标准制订、垄断行业的管理和外部性的管理等。其中有些必须是强制性的,有些可以强制也可以非强制,有些则完全是自愿性的。

相应的,国家的参与在有的情况下是必要的,有的是可有可无的,有的是可以由民间组织做的。一旦有国家角色的肯定,就有收税的必要,它需要由国家或相应的组织来做。但是这样的所谓国家,和现在大家所理解的国家会有很大的区别,它往往可以由较小规模的社区来代替。 

正确看待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把国家利益看得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这种颠倒的原因,是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故意宣传。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回来,并不容易,虽然绝对不会再用几千年的时间,但是恐怕也得几十年,上百年。

如果真正把这个新思想贯彻到每个角落里,世界上再也不会有战争了,离大同世界也不远了。大家知道,世界上还有冲突,有战争,我们离大同世界还差得远。我们要从各方面去做工作,争取没有战争的世界早日来临。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把上面所说的三个利益问题说清楚,真正把人民利益放在不可动摇的首要地位。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人民这一边,教育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民众的数量非常多,几千年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歌颂祖国,忠君报国,盼望开明君主,依赖大救星,爱国主义,为国捐躯等的动人故事、小说、电影、电视。这些作品并没有明显的错误,但是把人民利益的位置摆错了。正因为错误并不明显,纠正起来就特别困难。要让一部分先进分子首先懂得那些宣传错在什么地方,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当权者来讲,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天天都是这么说的,也没有人敢于反对,可是事实上讲人民利益是空的,落实的还是国家利益,甚至是政治家自己的利益。

比如挑动对某个国家的仇恨或不信任;朝坏的方面去猜测别人的动机,达到毒化气氛的目的;搬出历史老账,纠缠不放;把比较容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总之,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最后是让老百姓去承担责任,或者花老百姓的钱,甚至叫老百姓去卖命送死。可见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同于人民利益。

要想教育当权者,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民利益,什么是正当的国家利益,什么是错误的国家利益,并不那么容易。何况即使他们明白了,由于个人利益的冲突,也未必能够按照人民利益行事。更由于当权者大权在握,对一切损害自己利益的说法都会加以“围剿”,用似是而非的理论模糊视听。

在这样的国家里,理论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方面老百姓为了自己的权利不断在申诉呼吁;另一方面代表政治家利益的理论又不断被制造出来,甚至用行政的力量,用专政的力量“围剿”民间的呼声。虽然民间力量相对于专政的力量来看,总是弱小的,但是从世界大潮流来看,民间的力量最终必将战胜专政。民主化是势不可当的。 

截至2007年,欧洲有27个国家加入欧盟,正在走向统一。国界的观念越来越淡薄,而人全的观念越来越强。欧盟中有些国家已经用了统一的货币,穿越国界也不用签证,而且通过了统一的宪法,在这些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已经不可能了。这一先进政治理念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让我们乐观其成。


政治是由最聪明的人组成的,却总是做出最愚蠢的决策。每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各国领导人,几乎都深知治国之术和权力游戏,却同时陷入惊人的集体愚蠢、迷之自信,这些聪明绝顶的职业政客,亲手将人类文明拖入了毁灭性的大灾难。


2022年2月24日,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宣战,俄乌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历史有脑子,但人往往没有。人类在管理方式上几千年来毫无创新,那些过去曾造成了巨大灾难的致命问题,从来没有消失,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巴巴拉·塔奇曼在《愚政进行曲》这本书里,不仅深入剖析了让政府频繁犯错、甚至作恶的机理,也展示了群盲是如何侵害整个社会的理智,让一个正常人做出毁灭性的行为。


如果没有塔奇曼持之以恒地对人类灾难机制的深刻揭示,很多政治家与社会精英的智慧恐怕要大打折扣。


肯尼迪曾因为读了她的《八月炮火》而下决心要保持冷静,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毁灭人类的核大战。尼克松将他的书作为开启中美破冰之旅的国礼,曼彻斯特、黄仁宇、马伯庸等作家将塔奇曼的书作为“模仿”对象……


然而,遗憾的是,塔奇曼的作品在中国被长期被忽视。她的部分作品引入国内后,曾一度绝版。


为此,滟滟书屋诚挚推荐《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等六部作品,并与近两年出版/再版的《圣经与利剑》《八月炮火》组成“塔奇曼作品集”,一共八卷九册,是迄今简体中文世界最全版。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本系列。


注:本文选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茅于轼/著,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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