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的青春岁月，最难忘怀的，不是关于成长、欢乐、爱情的诗篇，而是，关于饥饿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当年我脸上刺了字“走向生活”，来到生疏的、举目无亲的沈阳。到了“单位”，那位人事干部还算客气地说，不忙工作，先下去锻炼一段吧。等待“下去锻炼”的日子，人们礼貌地躲避着我，那惊异、冷漠、鄙视的目光也还是收敛的，一闪而过的。没有人和我说话，特别是在开头的一些日子，有时，除了在食堂买饭时和卖饭的炊事员说的三句话之外，竟然终日沉默。“下去锻炼”的日子到了，地点是省委农场，设在省电台发射台，就是现在的鼎鼎大名的五里河体育场的位置，专门种植蔬菜。农场成员大都有点问题，右派分子、反革命嫌疑、反坏右家属以及其他划入另册者。大家都想在政治上有所表现以求自救，这些本来善良的弱者们都睁大了眼睛，支起了耳朵，寻求别人的只言片语中隐藏的“反革命”信息，一旦看准了时机和对象，就恶狠狠地扑上去咬上一口，撕下一块血淋淋的肉来。我亲眼看见一位老兄随便说了一句无关痛痒的闲话，说他去过铁背山，那里有个老道说：如今还是党员打腰（东北方言，吃香、有势力之意）啊。让人抓住小辫子，上纲上线，穷追猛打，深挖细抠，招架不住，越交代越多，最后，在开始有人摘掉帽子的1959年戴上了帽子。一位女士有感而发，不知是在日记上还是在信件上说：“我们生活在火线上”，被揭露出来，狠狠吃了一阵苦头。我真正体会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句话的含义和具体滋味，于是，像乌龟一样缩起了脖子，成为一具只会张口吃饭、下地干活的行尸走肉。从此，安全成了生命中的唯一，交流成为奢望，再也不怕孤独。粮食一下子紧张起来。我个子较高，骨架不小，但偏瘦，自幼就能吃，我的一位同学曾概括我的特点，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壳郎猪，就是正在发育催肥期的青少年猪，幸而没有叫开。青春发育后期肌体营养的巨大缺口和强体力劳动对热能不可通融的需求重合在一起，碰上饥饿，给人的折磨是极为惨烈的。我十分天真地在心中追问，不是大丰收了吗？一亩地产十三万斤稻谷的天文数字，那个小女孩坐在密不透风的田间稻谷上的奇妙镜头时刻在心头浮现。粮食到哪里去了？在大学学新闻专业，知道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知道什么是弄虚作假，党报、广播说的话就是真理。
在我深陷这个问题不能自拔的日子，报纸又大肆宣传“粮食增量法”，说是把粮食磨得更碎，泡得更透，充分吸收水分充分被肠胃吸收，一斤可以顶两斤用。我省宣传、倡导这种方法的最高行政首长是仇副省长，还有一些专家教授从科学理论上证明增量法的正确性，报纸上也登出了运用增量法成功解决粮食缺口的经验介绍。我一下子又钻到增量法的怪圈不能自拔，琢磨它的原理和科学机制，虽说是将信将疑，可又天天盼着增量法快快传到省委农场，以解燃眉之急，盼望这位救苦救难的菩萨仇副省长早日来到农场，指导增量法的推广。增量法最终还是一场泡影，食堂搞出了一坨坨粥不像粥、馍不像馍的实验品，一斤还是顶不了二斤。进入1960年，在依然饥饿依然劳累中，农场迁移到浑河南岸的后榆树台村，扩大了经营规模，增加了蔬菜种植面积和畜牧行当。种菜的吃不到多少菜，养猪的更吃不到猪肉，饥饿像一条绳索，一圈一圈地缠在脖子上，越勒越紧，终日饥肠辘辘，吃过一顿饭，就像没吃过一样。平日说话谨慎的场员们也开始小声埋怨，说肚皮都变成了无底洞，永远填不满；说嗓子里好像生出了一只钩子，不用咀嚼吞咽，食物自己就往里进；说无论何时何地，不管是饭前饭后还是深更半夜，不管醒着睡着，都可以吞下一斤粮食或者一只鸡，甚至一头小猪。为了填满这口无底洞，大家都在想办法，合法的非法的全来，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合法的捷足先登，占据了道旁屋后的零星地块种上苞米，心满意足地等待收获；非法的把农场的干白菜叶子装上一麻袋偷偷往家里送，被巡街的逮个正着，挨了一顿肥肥的批判。
我属于既胆小又迟钝的角色，俗话说，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有一位电台的右派同仁，新四军小鬼出身的作曲系毕业生老徐，和我类似，俩人在无能和谈论饥饿上臭味相投，苦思冥想，“踏遍青山人未老”，终于在远处一座类似小型埃菲尔铁塔形高压线线杆之下寻觅到了我们的风水宝地，大约有四五米见方。买了地瓜秧子，开荒，整地，起垄，挖坑，挑水，栽了一二百株救命的地瓜。地瓜秧子栽活了，爬蔓了，覆盖地面了，都引起一阵狂喜。我们俩下了工就去看，去侍弄，如同当今人们豢养宠物，那一小块地瓜田姑且叫做宠物田吧，只是玩宠物是闲的，玩宠物田是饿的。高压线下一般说是安全的，下雨阴天还是不去为妙。老徐和绝大部分场员在沈阳市内有家，而像我这样以场为家的人极少，所以，那块宠物田我去的次数更多，耗费的心血也更多。直到在那欣欣向荣的翠绿的蔓下，扒开土能摸到圆滚滚的小地瓜了，那份兴奋、骄傲、充实和安慰真是难以言表。接近秋天，地瓜越长越大，我们还是坚持着不动一块，套用老人家评说锦州苹果时的一句话：“高压线下出地瓜，吃是很愚蠢的，不吃是很聪明的”。人们说，越到秋天越是庄稼成熟、饱满、增产的良机，地瓜更是如此。我们渐渐听到一些庄稼丢失的消息，觉得即使是地瓜生长的黄金季节，也不能太晚收获，以防意外，就决定比一般刨地瓜的时间提前一个礼拜收获。我们天天去看我们的宠物田，怀着希望、喜悦和一丝微微的隐忧，长久地注视着那葳蕤葱翠、带一点紫盈盈的颜色的地瓜蔓和那垄上被地瓜拱出的裂纹。就在预定收获期的前两天，老徐忽然跑来紧张地、语无伦次地说道：“地瓜，秧子，全完了，全让人家，收走了！……”我一听脑袋就大了，一片茫然！急忙跑到宠物田边，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这狠贼不但下手特别早，而且干得特别细致从容，基本上没剩什么，我们捡漏才收了可怜的半小筐，半年的辛苦半年的希望，就这样收场了。地瓜的悲剧使我对饥饿、对即将到来的1960年的冬天充满了恐惧和绝望。长长的饥寒交迫的日子怎么度过，辘辘饥肠靠什么填充，每念及此，都不寒而栗。于是，我想我得自己救自己，一定要在入冬之前补充点营养，增加点体力，迎接这难熬的冬天。农场周围有一片水塘，夜晚蛙声不断，正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优美意境。当然顾不得品味意境，却想出了一道残害青蛙的坏主意。好了！青蛙不是一道美味佳肴、一种极好的蛋白质营养品吗？下工之后，我带着自制的工具——一根木杆前端插一段磨得锋利的铁丝，带上那条装二胡的袋子，就开始了我的自救行动的第一步。在湿滑的水边，蹑手蹑脚，仔细观察那些翠绿的小东西，也顾不得什么益虫不益虫了，抓住时机，果断出击，第一次就准确刺中，收入袋中，引起一阵狂喜。一直奋战到月上东山，才带着少半袋战利品凯旋。几位场员们七嘴八舌，也不知是善意还是奚落，给我设计了多种烹饪这美味的方法，最多提到的是油炸田鸡法。全是屁话。我知道，在农场只有一种办法适用，就是，借锅煮熟。第二天是公休日，我跟炊事员要了一点酱油，把几十只青蛙剥皮去内脏，全部吞了下去，真是人间美味。
第一次成功后，就有人提到伤害益虫的问题。我看，此路不通，到此为止吧。入冬后的一天，也是公休日，农场买来两车插蔬菜架用的秫秸，让几个在场人员帮助卸下来。干完之后，我惊喜地发现，这一捆一捆的秫秸梢上居然还剩下零星的小高粱穗，心中亲切地惊呼：高粱！高粱！于是躬下腰细心地翻检，满怀喜悦地一穗一穗掐下来，用手搓下红艳艳的高粱粒，足有三四斤，装进那只装过青蛀的二胡口袋。没有地方可藏，也认为没有什么作奸犯科之处，就光明正大地挂在墙上，心中增添了一份依靠和底气。高粱这种东西只有碾成高粱米、磨成高粱面才能吃，我苦思冥想也想不出加工几斤高粱的办法，只好天天看几遍那只无比亲切的二胡口袋，做吃饱一次乃至几次的美梦。然而好景不长，在一次生活会上，有位场员义正词严地指出，秫秸是公物，公物上的高粱也是公物，据为已有是不正确的，是严重的个人主义，是不好好改造的表现。我只好认输，咬咬牙，表示全部交公。但总是不死心，那是一整个下午的劳动，是一个月来的希望和欢乐所寄啊，就这么窝窝囊囊交出去，心中实在是不平衡。不行，无论如何，在交公之前，我得尝尝这份珍贵的劳动果实，享受一下吃到额外的粮食的欢乐。怎么吃呢？没有办法加工，我决定吃整粒的高粱，整粒也是粮食啊。煮熟它又是一个大问题，已经表示交公，此事不能大张旗鼓地进行，当然不能再去麻烦炊事员。已是隆冬，宿舍里砌了一道火墙取暖，我就在人来人往、比较忙乱的一天傍晚，把装了少半下高粱粒的饭盒，加上水，送进烧火的小洞口，等待煮熟。那火墙的火是我难以想象的旺盛，没有想到，这么快水就干了，发出呛人的焦煳味。我吓了一头冷汗，顾不得烧手，急忙“火中取栗”，把烧坏的饭盒拽了出来。有人噤着鼻子问：“是什么味呀，什么东西烧煳了？”好在没有人深究，我有幸躲过了这一灾。高粱米烧得半生半煳、焦苦难闻，我仍然舍不得扔掉，躲到外边，在嗖嗖寒风中硬是把那黑乎乎的东西吞了下去。第二天我不假思索地把剩下的高粱交了公。高粱这一仗失败之后，我还是没有死心，还得弄点东西吃，不是我太顽固，是饥饿的力量太强大了。我自己，有时是和老徐一起到处“踅摸”，拣过食堂抛弃的削下来的土豆皮，剁下来的鸭子头，都比较成功地在火墙的烧火洞里烤熟吃了。更大的成功是食堂的炊事员老李打死了一只偷嘴的大花猫，他的条件极其优惠，我把猫皮完整地剥下来给他，猫肉全归我。从没有干过剥皮的活，但我极度专心致志，用小刀把猫皮十分完整地剥下来了，老李也很满意，给我煮了，还送了我半小碗“味美思”酱油。然而，一只猫也不能解决长期的问题，依然是饿，饿，饿！还得弄点有分量的东西。一天，老徐兴奋地告诉我，猪圈里死了一只猪崽，扔在西北角空地上，咱们弄来吃吧，我一听又兴奋起来，于是，在北风呼啸的黄昏，找到了那只僵硬如铁的死猪崽，有十来斤呢。这次的胜利品虽然分量很大，但处理它困难也很大。商量的结果是把小猪崽锯开，头一顿吃猪腿。锯猪颇为费时费力，忙活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把两条猪后腿塞进火墙烧火口。这回不像煮高粱那回那么幸运，有人喊道：“这是什么怪味呀，气息拉烘的？”我们真是胜利冲昏了头脑，光想着吃烧烤，没想到烧猪毛猪皮的味道多难闻呀，“罪行”彻底败露了。
农场领导高屋建瓴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召开一次批判会，重点是我，兼顾老徐。场员们个个义愤填膺，义正词严，把青蛙、高粱穗、死猪、死猫、鸭子头、土豆皮的老账都联系了起来。他们忍住辘辘饥肠，好像底气十足地质问我：别人都不饿，你为什么饿？你这些恶毒的行为不是有意给欣欣向荣、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抹黑吗？必须挖出你抗拒改造的黑心，必须彻底交代罪行！我蒙了，不知怎样回答，怎样检讨，我既没有什么黑心，也没有什么动机，我就不明白，怎么成天喊饿的人，今天忽然好像都吃得撑着了。而在这个场合，饥饿二字又是绝对不能说的，检讨来检讨去，小心绕开那两个关键的字，只是无力地反复辩解说，我认为那些高粱穗如果我不掐下来就浪费了，土豆皮、鸭子头、死猪崽都是公家不要的东西，死猫是李师傅送给我的，我改造得不好，还有严重的个人主义，云云。我还找出一个自己也没有把握的理由：我干活特别卖力气，消耗大……立即引起了众怒，你卖力气，别人就懒惰取巧吗？你不是特别卖力气，是特别笨！所有动作都特别不协调！说到这里，竟有人笑了起来。大概大家想起了我劳动中的一些动作不大协调，汗流满面的可笑模样。这一笑，就把严肃的政治斗争的气氛冲淡了，农场领导也看出来，再继续下去，也批不出什么结果，就严厉训斥了一番，结束了批判会。整个批判会期间，回荡在我心中的一句话就是，我唯一的罪行就是饥饿，我对这些口是心非的批判的回答是：有一种罪行叫饥饿。……
本文选自《有一种罪行叫饥饿》，邓荫柯／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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