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专访丨革命的“亡命徒”宋承志，曾孤胆掩护李先念脱险！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宋承志，是一位从金寨走出来的开国少将。1955年9月授衔时他才38岁，是开国元勋中较为年轻的一位。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炮兵事业，其墓碑上的“炮兵万岁”字样，诠释了他“生命如火，岁月如歌”的一生。2022年10月，红船编辑部专访了宋承志之子宋小鹏，讲述了父亲宋承志与李先念互救的珍贵友谊，以及跟随李先念到达迪化后学习炮兵技术的感人经历。

宋小鹏专访视频

贯穿伤没夺去他的命

说起父亲在战争中受的伤，宋小鹏感慨地说：他的身体伤痕累累，除了枪伤之外，还有弹片伤。他的双腿静脉曲张非常厉害，血管都暴凸出来，局部骨头露在外面。我曾经问他双腿为什么会这样？他说长征时期行军，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过大小几十条河流，这些河都是山上融化的雪水，河水冰冷刺骨，红军战士们都是一挽裤腿就趟过去了，常常是一天下来双腿麻木僵直。可能是那个时候留下了病根，到后来年龄大了，生活条件相对好一些了，静脉曲张也就显现出来了。

宋承志将军

我父亲属于西路军，三过雪山草地，血战河西走廊，最终只有少数人幸运地活了下来，他是四百名幸存者之一。我父亲的生命力非常强悍，他在红四方面军30军89师267团当营长时在战斗中负伤，子弹从右肋打进去，从左肋贯穿出来，让他承受了巨大痛苦，但他凭借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定的信念在大家的照顾下继续行军。他的伤口严重感染化脓，恶劣的环境下连最基本的医疗条件都没有。处理伤口只能用筷子缠上羊毛，探进伤口深处把脓血吸出来，一些脱落的羊毛滞留在伤口深处反复感染，现在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那种痛苦的。到达新疆以后，医疗队为他处理了伤口，给他用上了抗生素。也许是他人生第一次用抗生素的缘故，他的伤口很快得到了愈合。

是革命的“亡命徒”

我父亲在给李先念当通信员之前，是31团政委叶成焕的通讯员。在穿越秦岭行军途中，叶政委遇到了因负伤躺在担架上的师政委李先念，交谈中李先念想请叶成焕为他推荐一个不怕死的通信员，叶成焕二话没说就推荐了我父亲。当时来讲，不怕死是首长挑选通信员的一个首要条件。叶成焕说，这个小伙子作战勇敢不怕死，是一个“亡命徒”。我父亲就这样从团通信员调到了师通信队，给李先念当了通信员，并在通信队里担任班长的职务。

在战争年代，通信员还有更为重要的职责，不仅能贴身掩护首长的安全，还要能单独执行任务，下部队传达首长指示，关键时刻还要能冲上去与敌人刺刀见红。既是通信员，又是警卫员，更是战斗员。如果贪生怕死，是肯定干不了通信员的。

他到师部报到时，李先念一见面就说：“听说你是个‘亡命徒’呀！”见他低头不说话，李先念又说：“‘亡命徒’好啊，革命战士就是要有‘亡命徒’精神才行呢！”从那时开始，革命的“亡命徒”这个绰号就在部队传开了。

宋小鹏接受红船编辑部专访

这个通信员没有选错

长池反击战中，李先念带领的两个团大都是刚刚从地方招来的新兵，里面有些人过去还是“大烟鬼”，不仅胆小怕死，而且组织纪律非常差。由于战况紧急，新兵们来不及接受严格的军事技术训练就匆忙上了战场。也是在这次战斗中，李先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

战斗打响后，敌人成群结队地冲上来。新兵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很快乱了阵脚，有的干脆扔了枪就跑。见此情景李先念立刻起身，右手举起驳壳枪命令部队继续阻击，就在这个时候，敌人的子弹击中了李先念的右臂，枪一下子掉到了地上。我父亲赶紧给李先念包扎了伤口，并指挥两名战士扶起李先念迅速撤到了山背后的一个寨子里，敌人随时都有可能追上来。危急时刻，李先念的马夫正好牵着马过来，我父亲立刻把李先念交给马夫照顾，自己一个人迅速原路返回，埋伏在一片较为隐蔽的稻田里。

据我父亲回忆，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一是他的手里没有重武器，只有一把驳壳枪。远距离射击打不准不说，还很容易暴露目标。可如果靠近再打又害怕“臭子儿”，因为当时用的驳壳枪、子弹的质量都不稳定，射击时经常会出现卡壳的现象。刚埋伏下来不久，敌人就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追上来了，在距离他二三十米的时候，我父亲来不及多想了，他突然从稻田里站起来举枪就打。由于他所在的位置比较隐蔽，加上当时运气比较好，驳壳枪射击时竟然没有出现卡壳。冲在前面的几个敌人被瞬间撂倒，其余敌人以为中了红军埋伏掉头就跑，我父亲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迅速换了一个弹夹追上去就打，又撂倒了七八个，慌乱中余敌四散逃窜。事后李先念对他说：“看来这个通信员没有选错，要不是你这个‘亡命徒’，这回我可就下不来了。”

李先念救了他的命

二次过草地时，我父亲忽然发现通信队的一位战士不知什么时候掉队了，他赶紧向李先念汇报了情况。李先念非常严肃地批评了他，命令他迅速带人寻找。寻人途中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他们冒雨寻找，最后在一棵大树旁，找到了因饥饿晕倒的战士。也许是寻找战友心切，急火攻心再加上淋了一场大雨，回来以后他高烧不止，浑身不断地颤抖，后来便不醒人事了。李先念很担心他的病情，让人找了一副担架，由8名战士轮流抬着他走出了草地。

1944年宋承志在延安

部队到了大金川后，把他留在后方医院治疗，大夫们都认为他的病过于严重，已经没有多大希望了。但李先念没有放弃，打听到当地有一位老中医，把人请来给父亲把脉诊断。老中医知道了李先念与这个通信员有过命的情谊，想办法尽全力救治。他开了一张方子派人到药房去抓药，结果药房的人说啥也不同意给抓药。理由是这种药毒性太大，必须让开方的大夫亲自来抓，否则出了问题他们负不起这个责任。

李先念知道情况后，也有些犹豫了，但老中医说：“剂量轻了不管用，这是一锤子买卖。就当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嘛！这副药下去，如果能出一身大汗，病就可以痊愈！”我父亲服药后，按照医嘱喝了两大缸子凉开水，果然浑身如水洗一般，出了一身透汗。李先念很高兴，说这小鬼命大，死不了！后来，我父亲每次回忆这段往事都说，李先念是他的救命恩人，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如果没有李先念的安排和关照，他百分之百走不出草地。

他们为啥不害怕

我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任炮兵司令员，与朱瑞也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受朱瑞“干一辈子炮兵”的影响，他始终对炮兵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去世以后，我们秉承他生前的愿望，在他的碑面刻上了“炮兵万岁”！

他的炮兵技术知识是在新疆“新兵营”打下的基础，他虽然是步兵出身，但对炮兵在战场上产生的作用并不陌生。红军队伍火炮比较少，因为没有强大的炮火支撑，使得一些本应该打赢的战斗最终失败了。1935年1月广昭战役中，面对高大的城墙，许多冲锋的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果当时红军有火炮支援，那结果肯定会不一样。在倪家营战斗中，“马家军”凭借着猛烈炮火，疯狂地屠戮西路军战士。正因为如此，他觉得自己能有机会学习炮兵技术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1939年12月宋承志（左三）在迪化新兵营

在“新兵营”接受炮兵训练的时候，组织上安排他担任炮兵大队大队长，既是干部又是学员。但大家的文化底子实在太差了，苏联教官教得很认真，翻译也在不停地翻译，但大家却只能瞪着黑板发呆。教官问他们为什么不记笔记，他们说完全听不懂！多数人连数学最基本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都没有学过，更别说什么正负数和三角几何了，许多人因此打了“退堂鼓”。

还是老政委李先念比较了解大家的心思，回延安之前到各个班去做思想工作。李先念说：“困难是有的，但困难并不可怕，雪山草地不是过来了吗？祁连山、戈壁滩不是过来了吗？现在总不比那个时候困难吧！只要我们开动脑筋想办法，还有什么堡垒不能攻破！”坚定了大家学习炮兵的信心。

1943年宋承志（左一）陪同毛泽东视察炮兵团

西路军习惯了在恶劣的环境中长期冲杀，坐板凳、啃书本着实不易，但大家没有放弃，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把学习数学知识当成“突破口”重点攻克。他们在实弹射击中的表现让苏联教官刮目相看，一次炮兵实弹射击过程中，他们在完成瞄准、装填炮弹、拉火射击的动作时表现得沉着冷静，没有一点怯场的表现。苏联教官很惊讶地问旁边的总支队长，这些学员为什么一点不害怕？总支队长回答说，他们都是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人，当然不害怕。

在“新兵营”经过三年系统、严格的训练，四大队在军事、政治和文化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较为全面地掌握了炮兵专业的基本技术，也为后来人民炮兵的发展壮大埋下了种子。

撰文：王向明

视觉：张艺梦

统筹：张喜斌

程序编辑：朱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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