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庸及其他|田雷：“君可见漫天落霞”-《当春乃发生》后记(全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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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可见漫天落霞”-《当春乃发生》后记
田雷
人在途中，
人在时空。
——《如风》（林振强）
文 / 田 雷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1981年7月中旬，正是一年之中酷热难当的季节，香港的一位“普通报人”开启了他为期一个月多的“中国之旅”——用他的话来说，旅途“从南到北，又从西至东，行程相当长，也很紧凑”，时间“刚好碰上最炎热的日子，流的汗水可就多了”。随后在9月号《明报月刊》，这位报人谈到此次应邀的“中国之旅”，仍有“我这样一个普通报人”的自谦，翻开当期《明报月刊》，封面用了一幅天安门的照片，红墙金瓦蓝天，中间则用黄色黑体字印着“查良镛先生谈中国之旅”。
查先生这一年57岁，正如访问他的明报记者所说，“你并不是普通的报人”。7月19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查先生这次旅程的第一站，到京后，他即得到最高领导人的接见，按《邓小平年谱》记载，“7月18日上午，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明报月刊》称，“中国各地电视播映会谈情景，引起广泛注意。”按照常见的说法，此次接见查良镛，也是小平同志第一次单独会见香港同胞，尚要再过一年零两个月，邓小平1982年9月会见撒切尔夫人，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才拉开历史的序幕，北京同香港之间也开始密切的迎来送往。1984年的农历新年，邓小平在广州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经济特区杀出的“血路”终于得到最高权威的认可，与此同时，《我的中国心》在“春晚”一歌，随即从北京传唱大江南北，是年年末，邓小平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列为他的年度大事，《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后，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也就提上了国家的日程。查良镛作为港方委员参加了基本法的起草，后又被任命为基本法“政治体制专题小组”港方负责人。有文章称查先生“深深介入香港回归的历史进程”，知史论世，这个评价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参考消息》报道，报人查先生此次返港后，就给热心读者邓小平寄了一套《金庸小说全集》。根据民间版的《金庸年谱简编》，正是查先生在内地游览祖国壮丽山河的同时，是年8月，“《鹿鼎记》修订本五册由明河社出版。至此，《金庸作品集》三十六册全部出齐”——想来，小平同志当时所收到的，应当就是这套恰好“至此全部出齐”的、三十六册明河版的金庸武侠全集。同样根据这个民间版的金庸年谱，这一年7月，“《武林》杂志辗转征得作者同意后，开始在创刊号连载《射雕英雄传》……此为中国内地读者熟悉金庸小说之始”。
这就是历史的行程，有些阶段在结束，有些过程却正开始，有的来得轰轰烈烈，侠之大者在做国之大事，也有些悄无声息，不过是时代的颗粒散沙，如贩夫走卒者引车卖浆流，也有他们的悠悠岁月悲欢离合。好像金庸先生曾打动无数华人的那句话，“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历史长河内的人事纠缠、因缘际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十多年后，在为内地三联版的《金庸作品集》作序时，金庸先生这样写道：“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紧接着，他告诉自己的武侠读者，“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把历史作为语境，经由文献所载而捕捉当时人的所为和所思，把握历史中人物的观念和心态，也是本书写作时所追求的，缺失当然很多，主要是因为作者力有不逮，写作过程中，我常有心有余却力不足的自知之明。
依稀往梦，心内波澜——前次北上深入社会主义的内地，于报人查先生来说，还是三十年前的往事，新中国成立之初，应外交部顾问梅汝璈之邀，26岁的他曾在1950年初赴北京外交部谋职，此行得见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乔冠华，“但终因出身和家庭背景关系未能成功”。此后，按年谱记录，1953年3月6日，查良镛“到杭州，游岳庙”，“是日，正值斯大林逝世，举国致哀”，在1981年8月返港后同《明报月刊》记者谈此行所见“主要的变化”时，查先生说“离开上海、杭州，有二十八年了”，也就是从1953年起算的。也正是在这28年间，查先生变为金大侠：1955年初，他以“金庸”笔名撰写武侠，2月8日，《书剑恩仇录》开始在《新晚报》连载……1972年9月23日，《鹿鼎记》的报刊连载画上句号。《鹿鼎记》第五卷，也是金庸作品集第三十六卷，金庸在末尾的“后记”里写道，“如果没有特殊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为金庸武侠收尾的这则后记，落款日期是1981年6月22日，此时距离他和邓小平在北京的会面已不到一个月。17年的时间，十五部作品，金庸笔下的江湖，营造出了全世界华人最广阔的文化宇宙，“吞风吻雨葬落日”“欺山赶海践雪径”。
读金庸，领导人中间也不是只有小平同志，再举一例，曾长期在彭真身边工作，后担任七届、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也是金庸的书迷。2012年出版的《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对于本书写作来说，是反复研读并常备手边随时查阅的著述，要研究1979年以来新时期的立法历史，这本访谈录，可说是接近真经宝典秘籍一样的文献存在，书里就提到，“王汉斌读遍金庸，家藏两套金庸送给他的金庸全集。作为参与、领导制定了两百多部法律的中国领导人，王汉斌肚子里装满了中国法律。同时，他也留了一个小小的地方，用来盛放侠肝、义胆、古道、热肠、剑影和刀光。”王汉斌同金庸的交往，应当起始于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将“一国两制”的天才构想用一部成文法典的形式写出来，起草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评价来说，就是“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这五年，从1985年起到1990年止，主要对应彭真担任委员长的六届全国人大任期，王汉斌此时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也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王汉斌生于1925年，金庸年长一岁，耳顺之年，他们投身一部基本法的起草，也是“今番良晤，豪兴不浅”，这部法律意在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提供法制的保障，“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来自两个世界的爱国爱港者五年间的字斟句酌，有时或许是唇枪舌剑，正应了《狮子山下》所唱，“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忆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王汉斌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其传记里称他少年时写过小说，有文学才能，1942年入西南联大时也先录取在中文系，只是“后来却发现自己不是写小说的料子”，转入历史系；一年后，金庸也在重庆考入西南联大，却因“无钱支付各种开支，遂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就读”，其后辗转于乱世，1948年3月，年谱称其“草草毕业”于上海的东吴法学院，修习国际法，当月末即“受命飞往香港，加入刚复刊的香港《大公报》”；王汉斌则在西南联大毕业后抵达当时的北平，以报纸国际版编辑的身份领导北平的学生运动，于新中国成立前夕调至彭真身边工作，去除“文革”动荡，他在彭真直接领导下工作亦是28年。人生旅途，写小说读文史的，却成为卓越的立法领导人，而读法学写社评想做外交官的，反而成为武侠小说的宗师，不同人生的各自际遇，恰如当年一首粤语歌曲中所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当然，金庸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读书时曾听钱穆讲国史，且为班上同学做无锡方言的翻译，后又在八十六岁高龄以《唐代盛世皇位继承制度（618-712）》为题在英国剑桥取得博士学位；而王汉斌在西南联大读历史时，“钱端升讲的《比较宪法》，是王汉斌最感兴趣的课程之一”，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曾有哲理名言，“灵魂的欲望，是命运的先知”，个人的奋斗或历史的行程，哪个是偶然哪个是必然，只有历史本身才知晓。
我是金庸武侠的普通读者，这里说普通，指的是我谈不上金庸武侠的“骨灰级”读者，甚至都没有十五部全部读齐，只是如同我的同龄人一样，也读过并因此十有八九都读过金庸，射雕英雄倚天屠龙，对于这个江湖世界的想象和热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家园。2018年10月30日，先生逝世刷屏时，我们所寄托的哀思不只是告别一个人，就此别过的，还有一个时代，次日，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纪念节目，标题《纪念金庸，也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他所创作的构成无数中国人之文化心境的武侠世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起承转合，不同线索交错而行，“聚了又散，散了又聚”，这也是历史。
回到金庸先生此行，他携家人7月16日首站到北京，小平同志接见后，按《明报月刊》访谈所述，金庸一行由北京到内蒙，再返回北京赴新疆，足迹至天池、吐鲁番和石河子，然后一路经兰州西安，转到西南的成都重庆，坐轮船经三峡过宜昌，又从武汉到上海，最后在8月17日由杭州飞回香港，“游览了两个直辖市、两个自治区、五个省的十三个城市”。“我很喜欢旅行，觉得旅行是人生至乐”，于金庸来说，此次旅程就好像一次武侠人文的田野，书中百闻，还要现场一见，“我在小说中写过不少著名的地方，但许多都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的，这次终于能‘到此一游’，自然十分兴奋。例如《射雕英雄传》里的蒙古，《书剑恩仇录》中的长城、新疆、天池、兰州，《白马啸西风》中的古城高昌等等。”
“陈家洛依着她目光望去，只见半山腰里峭壁之上，生着两朵海湾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绿，四周都是积雪，白中映碧，加上夕阳金光映照，娇艳华美，奇丽万状”，这是《书剑恩仇录》中的一幕场景，此次在新疆，“天池旁，我还买到了两朵雪莲，就是陈家洛采来送给香香公主的雪莲……是向一个维吾尔族小孩买的，每朵人民币五角。”金庸笔下江湖，“飞雪连天射白鹿”，但也正如他在不同版本作品集的序中所言，他要写的是人，“小说写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情感”（1986年，《金庸作品集》序），“我写小说，旨在刻划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1994年，《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2002年，《金庸作品集》新序）。《射雕英雄传》里有一幕经典场景，少年郭靖初入江湖，金庸笔下，安排他与黄蓉相遇在张家口的一家酒店，同江南桃花中长大的少女讲述塞北大漠的风雪，“只说些弹兔、射雕、驰马、捕狼等诸般趣事。那少年听得津津有味，听郭靖说到得意处不觉拍手大笑，神态甚是天真”，回想起来，我小时候同这一幕的初遇，并不是读到上面的文字，而是看，所看的当时也不是香港无线（TVB）在内地家喻户晓的83版射雕，而是一本没头没尾的连环画，不知如何辗转到我手里，在那个资讯匮乏的年代，想来很多同代人都和我差不多，各有自己进入金庸武侠宇宙的方式。翻开《明报月刊》的访谈，金大侠的有些讲述，于我们来说，与其说是读，还不如说是要跟着一位报人的眼光去看，如金庸讲到在内蒙的见闻，正值盛夏，倒也不是“逐草四方沙漠苍茫，哪惧雪霜扑面”，三言两句，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展于眼前：
我在内蒙古见到一户牧民，他们这一家本来只准养八头羊，宰一头羊要得到批准。现在新政策下，国家以公价向他们每年收购八头羊，数字不变，但此外可以自由养羊，自由宰杀。现在这一家养了八十头羊，还有几匹马。草原上牲口吃草根本不要本钱，政策一变，生产的改变可有多大！
“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写政治评论”，金庸这里所谈的，其实是他另一只笔所写的政治。1981年夏天的“中国之旅”，于金庸来说，一端在武侠，笔下的塞北江南，金庸对他所营造的“武侠环境”有自己的定义，是“古代的、没有法治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社会”（1986年作品集序，而在写于2002年的新序中，金庸在“社会”前特别加了“不合理”三个字）；另一端则在政治，古今之间的一大区别，或者现代社会较之于中国古代的最大合理之处，就在于“法治”，现代国家不允许有白驼山桃花岛这样的化外之地，定分止争也不能靠比武论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任何一种法治都要承认的道理，既然访问是应邀而行的，金庸此行就不可能避开也没有回避政治，对于政治，他有自己非常成熟的理解和理念：
我觉得政治没有是非，只有好坏，而好坏的标准是：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多的好处……现代世界上只讲结果，不讲信仰，这是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是先假设一种理论，然后用实验方法去求证这理论是不是正确，如果根本不正确，那就放弃了这理论，另找理论，再作实验。如果理论一部分对而一部分错，则保留对的而扬弃错的，不断修正，不断发展。如果先固定一种万世不移的主义或方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改变，那是古代的方式、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思想形态……是否幸福是具体的事。最大多数人民的衣食住行标准怎样，教育与职业的机会怎样，社会福利、安全感、医药照顾、个人的权力和自由怎样。
金庸武侠写的是人，写到《鹿鼎记》时，他自己也认为，“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而报人论政，关心的也是人，“最大多数人”，他们的“衣食住行”，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金庸关心具体的人，认为幸福是具体的事。“他的黑猫白猫论是众所周知的”，“我个人赞成一步一步的不断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决问题”，“以中国人务实的方式，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民幸福而自由”，这是金庸谈到邓小平政策时表达的政治期待。
说起旅途见闻，金庸也以报人的视角讲述着具体的变化，衣食住行是检验幸福的标准：在火车上，金庸发现“广播中不再长篇累牍的诵读《人民日报》社论或毛主席文章，而是播放轻音乐，包括台湾的《高山青》、《橄榄树》等，甚至有Jingle bell，jingle bell的圣诞音乐”；到朋友家做客，“看到大叠《参考消息》堆放着”，“听说近来《参考消息》连广告也刊登了，订户的限制大大放宽，似乎渐渐有发展为报纸的趋势”；与大陆的亲人久别重逢，“每个人的心境都很愉快……这些事情都过去了，大家谈起来都轻描淡写的，说了就算。他们在七月十八日晚上，在各地电视中看到邓副主席接见我的情景，都很高兴。他们大都到杭州来聚会。现在旅行可以自由，不像以前那样，要先申请，拿到路条才能买车票、住旅馆。”
内蒙的牧民：“本来……现在……”；火车上的广播：“不再……而是……”；《参考消息》：“近来……发展为……”；内地的亲朋：“现在……不像以前……”；金庸的所见所闻从南到北，有亲有疏，讲起来是点点滴滴，前文也只是摘取只言片语，但故事得以构成的脉络就其逻辑而言是一致的，归根到底，都可以凝练为其时正在发生的今昔之变——事实上，如果没有历史在当时走出的转折，1981年7月也不会发生金庸的中国之旅，从前是什么状况？“那时如果我想见，也未必见得着；他们如果邀请，我也不敢去。”金庸口中的“那时”，指的当然是历史转折之前，而本书所讲述的，就是内在于这一历史转折过程的法制篇。
邓小平1979年6月28日讲：“现在只是开端。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就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此时正是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三日后，本次全国人大会议在闭幕日通过了七部法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段“新时期”即由此始。本书所做的，就是重返这段历史的现场，回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时刻，以历史的方式打入历史在特定时刻的复杂构造，如邓小平所言，既是“开端”，同时又是“现在”，一切正在发生，由现在进行时所允许的开放性去凝视一段历史秩序的形成，观察者置身事内，“八面树敌”，感受四面八方的力量交织，理解开端在其现在进行时所曾绽开的多种可能，由此突破从前“简史+概论”的社会主义法制叙事模式，捕捉彭真所说的历史的“可歌可泣”。当然，本书以观其汇通的自觉来梳理自1979年起的一段历史，让原本在简史模式中板结僵硬的历史重新流动起来，但同时也要指出，本书所处理的这段历史，于社会主义法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通史”而言，仍只是一种有所延展的“断代史”，书名《当春乃发生》，我每次读来心中总会响起一段熟悉的旋律，历史一页次第展开之后，回头看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则“春天的故事”。
就在邓小平会见金庸的当天，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还做了另一件事，年谱在当天条目中对此未作记录，这件“小事”类似写作时的“现挂”，偶然发现于文献的字里行间，然而对本书的主题而言却关乎宏旨。按《邓小平年谱》记载，7月16日，“彭真给邓小平写信，请示宪法修改草案稿完成的期限，以便安排工作”；又按《彭真年谱》同日条目，“两天后，邓小平回复：仍按原计划完成，不要推迟”，由此“八二宪法”的起草在彭真的主持下进入了“快车道”，这中间的起承转合，构成我在本书第二章尝试辨析的一处关键，在此不做赘述。“七月的北戴河，海水蔚蓝，空气清新，名义上是来休息的彭真，一直不间断地工作”，这是《彭真传》的叙述，就在金庸塞北江南览胜的同时，我国现行宪法正处在文本起草的过程中，及至10月开始的玉泉山集中，工作班子按王汉斌回忆，“可真算是夜以继日，上午、下午、晚上，每天三班倒，日夜伏案起草宪法修改草案。”邓小平同金庸会面时，两人均未直接提及正在起草中的宪法，不过有一处对话涉及宪法文本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我们还在考虑，还没有作出决定”，小平同志这里所说的，就是新宪法是否恢复国家主席设置的问题。
当时说“现在只是开端”，对于四十多年后的我们来说，观察的方法可以表述为，开端还在现在。也就是说，不要以现代读者的眼光去打量一部四十年写就的文本，不要用学科议程上的课题去裁断历史现场的文献，不要今是而昨非，而是要绕到文本的背后，凝视它之成文的过程，以过程为语境，梳理并解读历史当事人生发于现场的所论和所思——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但在研究“历史”时，不能只读“合订本”，要理解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就要回到它们正在发生时，要跟着历史的感觉走。
“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写第二部时，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金庸在1994年内地三联版的序中曾这么说，他这里所讲的，是作者写作时的自由，一篇“后记”写到这里，我真切感受到的，也是作者下笔时的自由——历史在进行时是自由的，宪法在文本开端处也是自由的，为自己的一本书写作后记，文责自负也是自由的。正是这种自由，前文的思路不断蔓延，篇幅一再放纵，而我作为作者也越写越焦虑，写出来的，分明不是我一开始脑海里构思的那篇文章，我就好像武侠小说里巧取秘籍后却不得其法的武痴，气息体内乱流，眼看着要走火入魔。如何收场，思来想去就是坦诚自己的困境，动用作者的权力，强行收尾，回到我动笔写后记时的关切所在，邓小平同金庸在1981年7月18日的会面。
关于此次会谈，《邓小平年谱》有记录，留下的是领导人谈话的若干要点；金庸作为资深报人也凭记忆整理出邓副主席的谈话记录，宾主双方你问我答或我问你答，如《明报月刊》编辑按语所言，“谈论了中国当前的若干重大问题”，整个文本不仅是更完整，而且两个世界的碰撞也为我们进入历史现场铺陈出更灵动的语境。其中有一个回合的问答，若干年后，金庸对这个片段仍记忆犹新，且在他写给池田大作的一封书信中往事重提，信落款在1997年7月20日，距离当年会面已过去十六年，“十六年前和他相对抽烟谈话的情景，宛然仍在眼前”，在这封写于邓小平去世当年、香港回归当月的信中，金庸又一次也是最详细讲述了当时谈话的一个回合，“他忽然考了我一下，我答不出来，有一点狼狈”：
邓：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
查：对不起，我说不上来。我想自从法国傅里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
邓（笑）：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一共多少种，数不清吧？
查：是。我想苏联的社会主义，与东德、波兰、匈牙利的不同，与阿尔巴尼亚的恐怕也不同。我去过英国、南斯拉夫、澳洲、新加坡，北欧的瑞典、挪威、丹麦这些国家，他们都说实施社会主义，但我看情形各不相同。
邓：是啊，没有两个国家是一样的。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来，再抽一根烟。（他给了我一根“熊猫”牌香烟）
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出自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口，其意旨在当时场景内是不言而喻的——接下来要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对金庸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采用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金庸自己也说：“我个人赞成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其时，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刚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会上得到“一致通过”，全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得以完成，“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而金庸此次社会主义的旅行，在时间长河中所占据的“现在”，正是新的开端所在，是新路之打开的回合。这就是历史本身为我们所留下的剧本，是我们的无巧不成书。
按《人民日报》翌日放在头版的新闻报道，标题稍作提炼，“邓小平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时说，六中全会后还有三件事……最重要的是搞好经济建设。”回到“六中全会后”的历史时刻，“开端”仍在开端，仍处在现在进行时，“路”构成了那个时代无所不在的隐喻，路在脚下，前路是杀出一条血路，要摸着石头过河，对于在改革开放一盘棋中先行一步的“窗口”地域来说，“遇到绿灯抢着走，看到黄灯闯着走，见了红灯绕着走”，而于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而言，这部诞生于“开端”的“新宪法”又是如何规范经济建设的呢？彭真在对宪法修改草案作权威说明的报告中讲过一段生动的话，再我们理解这个历史的开端以及由这个开端所展开的历史时，值得反复重温：
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既要是统一的、又要是多样的。这样做有利于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部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2022年12月4日，于我写作的这个当下其实就是本周日，是我国现行宪法通过并公布施行的四十周年。作为一位宪法学者，心里就好像放着一个面向这一历史时刻的倒计时。这个装置一旦于心中形成，就诱惑着我，驱使我回到历史的开端，想要打开历史这个未知的“盲盒”，进入这个新领域，我好像一下子被抛入到我国现行宪法的历史这一时间长河里。就算刚开始，我也很自觉地意识到，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虽说分解为每一个当下，经常是笨手笨脚找材料，是在文献中的山重水复，有时要手舞足蹈地挣扎许久，才能在时间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这个过程是未知的，研究在结果意义上讲也充满着不确定，但这些历史及其文献打开了我，向我敞开了怀抱，而与此同时，我也沉浸在它们的字里行间，向它们敞开自己的思考，我自己并不清楚自己的写作会被带往何方，带到哪里，但同时也体会到此前研究极少有的“自由感”。仍用历史当年的那句话“现在只是开端”，本书也只是“开端”，其中当然有继往，不过于接下来所要进行的研究和写作来说，只是序章。
每一本书的背后，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在此我只能长话短说。本书得以顺利出版，离不开香港三联周建华老师的鼎力支持，也要感谢苏健伟先生，本书脱胎于他的编辑之手，整个出版的过程都得益于他的专业能力、负责态度，以及对我不断拖延交稿的宽容和鼓励。六位前辈学者应邀为本书写作了推荐，感谢於兴中教授、陈弘毅教授、韩大元教授、崔之元教授、张旭东教授、强世功教授，他们都是我所敬仰的老师，有些褒奖的话，我理解为师长对一位后学的关爱，于我而言是一种积极性的鞭策。我还要特别感谢周顺斌先生，本书封面所用图片，是他的摄影作品《升》——今年暑假，在读一本深圳党史文献时，我同这张照片偶遇，那种由开端所迸发出的勃勃生机，让我觉得可以拿来做自己的文章，前段时间辗转联系到周先生，随即得到他的慷慨授权。《升》这幅作品，拍摄于1984年，两栋大楼之间，一个身穿绿色背心的建筑工人，高举双臂吹着哨子指挥吊车，阳光从左上方打到他的身上，高耸的大楼从他身侧崛起——多年之后，我们仍能从画面中感到一段历史的脉动和力量。
后记原本是不需要题目的，至少不是必要的。“君可见漫天落霞”，其实是我预留给另一篇文章的题目，只是自己迟迟未能动笔，现在拿来放在这里，既与前文后记算得上贴合，也想着再一次表达对香港文化的热爱。本书作者出生于八十年代的开端，在香港回归进入倒计时的九十年代，成长于一个沿海省份的内地县城，“香港”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时期而言，始终是时代先进文化的代表所在。回到上世纪的九十年代，“香港”深入社会主义中国的大江南北，城市乡村尤其是县城，它既有东方之珠的璀璨夺目，也有皇后大道的狂野喧嚣，还夹杂着狂野之城的堕落迷惘，“马照跑，舞照跳”，资本主义的这种活色生香在当年是如此令人着迷，至今想来仍不免唏嘘，如此说来，金庸的武侠宇宙也只是此时“香港”文化版图上的一块拼图，它同TVB、宝丽金、三级片、古惑仔……甚至歌里所唱的旺角、湾仔、弥敦道、百德新街，录像厅、电影院或者电视机屏幕里闪现的重庆大厦油尖旺舞厅、干炒牛河蛋挞叉烧、律师假发法庭交锋、西九龙重案组、甚至红白蓝塑胶袋，《大时代》的股票之后就是《创世纪》的地产，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内在于这个文化，交汇在这个借来的时间和地方，共同构成了我们所理解以及想象的那个香港（Hong Kong）。更重要的是，当八十年代结束，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开启市场化转型的大潮之后，“香港”更是小城大事，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展开中构成了枢纽的存在，本书终结于1992年，自此后十亿神州“改革春风吹满地”，而与这条历史线索相互交织的，就是艾敬在《我的一九九七》里所唱的“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关于香港作为一种模式是如何塑造我们的市场经济法制的，这一历史过程又是如何镶嵌在改革开放“九十年代”的整体秩序之中的，法制变革与文化改造之间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何种有机联系，希望我在以后能有机会做系统的研究和写作。本书的主体内容结束于香港，也即将在香港出版，写作后记时，我忍不住在行文时不断埋入一些彩蛋，如果有些地方显得有些矫情，也请读者在考虑到我的香港情怀后能够谅解。
本后记没有作者自己的观点，故而也是不需要结论的，结尾还是回到金庸先生当年的对话吧：
记者问：你的结论是乐观得还是悲观的？
金庸答：非常乐观。对中国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我们应该保持乐观，“香港明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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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