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阅读 | 西方右翼政治对公众气候变化科学认知有不利影响

题目

Right-wing ideology reduces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climate change beliefs in more developed countries

作者

Gabriela Czarnek, Małgorzata Kossowska and Paulina Szwed

期刊

Nature Climate Change

时间

2020年 11月

一作单位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Krakow, Poland.

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8-020-00930-6

研究背景

研究表明，人们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心理学基础源自于价值观、信仰和意识形态。研究一般将气候变化认知分为：1）多大程度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发生；2）多大程度了解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危害；3）多大程度关心气候变化议题以及支持低碳相关政策。一些基于对美国公民的调查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对于公民气候变化认知的增进作用，会受到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影响。左翼人群中，教育对公众气候变化科学认知有着明显的增进作用，但在右翼人群中，这种增进作用会减弱甚至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受良好教育的居民占比越高，人群之间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差异裂痕也会越大，高学历的人往往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既有信念，且不易被改变。

不过作者指出，这些基于美国公民调查的结论很难推广到其他地区，因为气候变化这一议题在美国的社会环境下会带有更强的政治性，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并不然。在欧洲，若以人均碳排放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发现西欧要远大于东欧，同时气候变化议题在西欧也具有更强的政治性，这意味着在西欧，其社会经济发展与高碳产业和化石能源更相关，利益集团力量更强大，减碳与气候变化对于西欧社会而言政治性会更强。这一发现表明政治倾向性和受教育程度对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可能在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实证研究中需要找到一种变量来反映这种国家之间的差异。本研究假设：在不同国家，教育对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这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性。原因之一，发达国家普遍发展程度较高，社会运转成熟，这意味着政府有更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来着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之二在于这些国家内部普遍存在反气候变化的政治势力，这些势力往往是化石燃料和高耗能行业的既得利益者。由上所述，作者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越高，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性越强，政治倾向性对增加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干扰程度会越大。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覆盖全球64个国家，共计10万个样本，一共包括三个国际性大型社会调查项目。本文所设立的因变量为人群对气候变化的意识程度，它包括以下四个指标：

1）对气候变化正在发生的意识/警觉程度

2）对气候变化是人为引起这件事的意识/警觉/相信程度

3）对气候变化严重程度的认知

4）对气候变化减缓政策的支持程度

每个指标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识别人群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本文逐一将这些指标作为因变量，并分别利用三套大型调查数据库：2016 European Social Survey（被用于指标1，2和4）, worldwide 2016 data from Hornsey et al（被用于指标2）, and 2005-2009 World Value Survey（被用于指标3）对这些因变量进行归因分析。同时，本文还将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并重点考虑代表意识形态的左右翼倾向、自由派-保守派倾向，受教育程度，代表发展程度的HDI（人类发展指数）和人均碳排放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因变量的影响。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本文有制定不同的回归方案来验证不同的假设：

1）对于European Social Survey和World Value Survey数据，本文对受教育变量和政治倾向变量做随机效应，对这两者区分的不同样本赋予不同的斜率和截距，识别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和不同政治倾向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本文中最基础的政治倾向变量来自于调查问题：“在政治倾向的左-右光谱中，假设为0至10分，你会为自己的政治倾向打多少分？”，随后将这些结果等比例降解到[0,1]区间，构建成虚拟变量。2）对于Hornsey et al数据，囿于样本数据，本文建立的回归方程仅识别了政治倾向变量的随机效应而并未考虑受教育程度。3）此外，我们还考虑了政治倾向与受教育程度、国家层级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之间的共生关系，用交互变量表示。如果该变量不显著，说明共生关系较弱。控制变量包括性别与年龄。

回归方程将用极大似然法来估计，所有过程在R语言下完成。

研究发现

研究发现围绕四个因变量展开：对发生中的气候变化的意识/警觉程度、对气候变化是人为引起这件事情的认识/警觉程度、对气候变化严重程度的认识、对气候变化减缓政策的支持程度。

首先，本文运用European Social Survey数据分析了人群对发生中的气候变化的意识/警觉程度，结果发现受教育程度与政治倾向呈显著的反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左。而受教育程度有助于提升人群对发生中的气候变化的警觉程度，在左翼倾向政治人群中更为明显（图1a）。政治倾向越偏向于右翼，其人群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越低，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图1b）。此外，本文也尝试用人均碳排放量来代替HDI，但结果并不显著。

图1  受教育程度、政治倾向与HDI对气候变化正在发生的意识/警觉程度的影响

再者，作者结合European Social Survey和Hornsey et al数据分析了人群对气候变化是人为引起的这件事情的认知程度。在European Social Survey数据中，本文发现了受教育程度、政治倾向和人类发展水平指数HDI这三者互相相关（交

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且在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发达国家，教育更能够促进人群对气候变化是人为引起这件事的意识和理解，但这种促进作用在偏右翼人群中很小（图2a）。

图2  受教育程度、政治倾向与HDI对气候变化是人为引起的意识/警觉程度的影响（a：结果源自European Social Survey；b：源自Hornsey et al）

但在低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左右翼人群中，教育都能促进该项认知，并无显著差异（图2a）。在图2b中本文用同样的模型汇报了Hornsey et al数据分析的结果，其系数显著性并不高。其次，本文运用2005-2009年World Value Survey数据，涵盖45个国家，考察人群对气候变化严重性的认知程度。结果发现，在高HDI国家，教育对右翼人群的该项认知并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左翼人群而言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低HDI国家，教育的作用对左右翼人群来说几乎是一样的，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由于本数据涵盖样本量较大，层次丰富，故代表性更强.

图3  受教育程度、政治倾向与HDI对气候变化严重性的意识/警觉程度的影响

最后，本文使用2016 European Social Survey考察了人群对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支持程度，政策主要包括：化石燃料税、新能源补贴、禁售低能效家用电器等。结果表明，在高HDI国家，教育能够促进人群对减缓政策的支持，但对于右翼人群来说这种促进作用会减弱，且与左翼人群相比，系数差异显著。在低HDI国家，其结果与高HDI国家相同，但左右翼之间的认知裂痕更小（图4）。

本文的结果并不止于此，附录中同样罗列了很多结果。比如将HDI指标替换为人均碳排放量。对于政治倾向变量，本文也选取了自由-保守倾向，经济文化倾向（是否支持同性恋群体等）作为意识形态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其结果与本文正文部分的主要结论基本保持一致

图4  受教育程度、政治倾向与HDI对减缓气候变化政策支持程度的影响

研究结论

根据对三项大型的跨国数据库的分析，本文发现教育对促进人群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大有裨益，这种促进作用在中、低发展程度的国家尤为明显。在高发展程度的国家中，这种促进作用会受到政治倾向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右翼人群中，这种促进作用会明显偏弱。左右翼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支持程度上。可见，在普遍人群中，气候变化的主要争议点并不在于科学问题本身，而在于对气候变化的不同类别解决方案。

特别地，本文仅在极少数国家发现，对于右翼人群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相信气候变化，也越不支持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这些国家有美国，和一些较高发展程度的英语国家。

综上所述，教育普遍能促进人群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但政治倾向对于这种促进作用亦有所干扰，但不改变基本方向。故加强教育是提升大众气候变化科学认知，助力气候变化减缓的有效手段。不过后续研究也应该继续关注某些特殊的国家，教育为何对气候变化科学认知起反作用。

编辑：郭超艺

排版：郭超艺 江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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