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阅读 | 亚太地区消费和贸易的环境-社会-经济足迹
题目
Climate mitigation scenarios with persistent COVID-19-related energy demand changes
作者
Lan Yang , Yutao Wang , Ranran Wang , Jiří Jaromír Klemeš , Cecília Maria Villas Bôas de Almeida, Mingzhou Jin, Xinzhu Zheng & Yuanbo Qiao
期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
时间
2020年11月
一作
单位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Eco-Chongming (SIEC), Shanghai, China.
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0-18338-3
研究背景
近几十年来，亚太地区(APAC)一直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新兴领域。该研究揭示了1995 - 2015年间该地区增长的重要和不平衡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由于区域内的商品和服务贸易，APAC在水和能源使用、温室气体(GHG)和PM2.5排放、劳动力和经济生产率方面越来越相互依赖，而该地区内的环境和经济差距则在扩大。
此外，该研究强调了APAC在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到2015年，APAC在国际贸易中贡献了水、能源、温室气体、劳动力和经济增加值流量的50-71%。尽管在中国经济转型的主导作用下，该地区的最终需求和贸易增长并没有呈现出资源和排放密集型的特征，但APAC的发展水平整体上在2015年仍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需要更多的共同努力和转型发展。
研究方法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的足迹计算
研究利用EXIOBASE对于1995年和2015年与APAC地区的消费和贸易相关的环境-社会-经济足迹进行了计算。EXIOBASE是一个MRIO数据库，涵盖了49个地区的资源利用，排放情况以及全球经济数据。
对于每个国家/地区与最终需求相关的足迹采用Leontief逆矩阵的标准方法计算。
足迹指标系统
研究选择的六个足迹指标代表了可持续性的不同维度，旨在提供更全面的可持续性评估。更具体地说，它们包括自然资源使用（水消耗和能源使用）、区域和全球环境威胁(GHG和PM2.5排放)，以及社会和经济影响（就业和增值）。温室气体包括CO2，CH4，和 N2O。
研究结果
亚太地区环境-经济-社会足迹的异质性
8个APAC国家/地区与人均最终需求相关的自然资源利用、环境排放和社会经济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与国家富裕程度的差异相关，这与以往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足迹研究结果一致。虽然低收入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RoAP和中国)的足迹也随着贫困的减轻而增加，但到2015年为止，其中大多数国家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此外，自1995年至2015年，六个国家的环境足迹(即水，能量，和温室气体）被每年进行评估，研究从中发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的一些证据，即环境污染首先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然后下降.以前，很少有研究涉及由最终需求驱动的社会经济影响，如所需的劳动力投入（就业）和产生的收入（增值），而本研究发现一个国家/地区的就业和增值足迹都与其富裕水平呈正相关。
富裕水平也影响了APAC区域的足迹指标的地理分布。富裕的APAC经济体显示出对用水量，PM2.5排放和劳动力外包的高度依赖，特别是在APAC地区内部。具体来说，2015年日本、韩国和台湾分别有58、56和52%的水足迹可以追溯至其他APAC经济体，主要的流动途径是APAC地区内部的甘蔗，甜菜和水稻等农产品贸易，相比之下，国内自然和劳动力资源基本满足了中低收入APAC经济体的最终需求。此外，在同一时期，产生在其他APAC经济体的高收入APAC经济体(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台湾)的PM2.5足迹从17%增加至40%。然而，对于较不富裕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75−99%的PM2.5足迹是在本地产生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归因于家庭的直接排放。特别是在印度和中国的农村地区，用于家庭烹饪和取暖的传统化石燃料和生物质（如燃料木材和农业废物）的消费，以及生物质的露天燃烧一直被认为是PM2.5排放的一个重要来源。
图1. 亚太地区国家/地区1995年和2015年环境-社会-经济足迹
在所有指标中，研究发现APAC经济的增值足迹，即其最终需求对全球经济(国内+APAC+非APAC)发展的贡献有着最为显著的增长。这种增长对于中低收入的APAC经济体而言尤为显著。例如，在1995年−2015年期间，中国的人均增值足迹增长了8倍，其次是印度（217%）、印度尼西亚（113%）和RoAP（82%），这些比率远高于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平均为28%）。
过去的20年里，APAC经济也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根据足迹指标，各国可以追溯到其他APAC国家的足迹份额(见图1中abroad)上涨4-27%，国内份额下降3-33%。APAC内部相互依赖关系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其中六个主要APAC国家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相比之下，印度的环境-社会经济足迹仍然主要是在国内造成的（1995年为90-99%，2015 年为82-97%）。此前有研究人员强调，资源限制已经成为印度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瓶颈，比如淡水短缺和能源缺乏，由PM2.5排放引起的空气质量恶化也使印度面临严重的健康负担。该研究的结果也证实，印度仍然高度依赖当地资源使用和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来维持其社会经济增长。贸易环境关系主要依从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经济原则。因此，采取合理的能够降低贸易壁垒的战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积极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可能是缓解国内资源枯竭(水和能源)和环境破坏(碳和空气污染)压力的解决方案之一。
亚太地区内的贸易带来的足迹外包和不均衡
图2中展现了2015年APAC国家/区域之间由于APAC内部贸易中环境-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动而产生的联系和不平衡现象。过去20年观察到的APAC内部贸易模式证实，发达经济体（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台湾）从资源和劳动力更便宜的欠发达地区（中国、印度和ROAP）进口自然资源和劳动力。2015 年，该地区370亿立方米的净双边虚拟水流动中，近80%与ROAP和印度的出口有关，而近50%是由日本和韩国的最终需求驱动的，这些水主要含在一系列水密集型农业作物和产品中。然而如上所述，印度已经受到严重水危机的威胁，安全饮用水供应量较低。对于2015年APAC内部贸易中包含的15EJ净双边能源流动，中国是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主要净供应商，贡献了43%的能源流出，其次是拥有强大的石化和钢铁工业的韩国（27%）。中国的净能源流出主要来自能源密集型产品（如煤炭电力、钢铁和汽油），其中的73%用于满足RoAP的最终需求。另外，在488Tg的双边温室气体排放流动中，76%由中国提供，而RoAP的最终需求贡献超过一半(286Tg)，其他多归因于四个高收入经济体的最终需求(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台湾，总共123Tg)。67.7万吨双边净PM2.5流动中的81%发生在中国和印度，其中38%的净流动是由四个高收入经济体的最终需求驱动的。亚太地区内贸易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比自然资源和排放相关的影响更加微妙。APAC内部贸易导致2015年双边净流出劳动力9900万人。RoAP是最大的净劳动力供应地，贡献了77%的劳动力流出，而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台湾有较多的净劳动力流入，以满足他们的最终需求。在增值上，APAC区域内模式明显不同，与其他指标几乎相反。从净增值的流动开看，中国从1995年APAC第二贸易顺差国家发展为2015年最大贸易顺差国家，其次是一些发达经济体。然而按人均计算，韩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台湾借助APAC内部贸易实现了最显著的经济增长。
图2. 2015年亚太区域内贸易环境-社会-经济足迹流动净额
该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表明，由于地区内贸易造成的经济和环境的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从1995年到2015年，大多数环境足迹（比如90%以上的虚拟水）从高收入国家转移到低收入国家。至于与区域内贸易相关的经济增长，高收入国家的市场份额从1995 年到2015 年的38% 增加到59%。在国家层面，中国经历了最强的贸易转型，特别是虚拟水和劳动力贸易。在虚拟水流动上，中国在1995年从该地区的第二大净出口国转变为APAC的第三大净进口国（53亿立方米）。同期，尽管对水资源短缺的担忧不断增加，印度的净虚拟水出口仍然激增了161%。此外，中国从最大的劳动力净供应者发展为APAC第二净需求国，而RoAP呈现出相反的趋势。
总的来说，基于各种足迹流量数据，研究发现由于区域内贸易，亚太地区环境-社会-经济差距日益增大。不良的环境外部性越来越多地从较高收入的经济体转移到较低收入的经济体，而较高收入的经济体取得了更多的经济收益。
亚太地区贸易及地区内贸易在全球化中的作用
APAC正在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作为世界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供应商和制造商，管理全球的环境排放，并参与劳动力和货币市场。到2015年，这些类别中的APAC相关份额已超过50%(图3中的红色、黄色、蓝色部分)。相比之下，不包含APAC国家的各种指标国际贸易(图3中的灰色) 都呈现出缩水的趋势。此外，对于所有的足迹指标，亚太内贸易和非APAC外包给APAC的部分(图3中的红色和黄色）在全球贸易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前者平均从17%增长到20%，后者平均从23%增长到27%。APAC外包给非APAC 国家的占比(图3中蓝色)增长缓慢，1995年和2015年平均分别为14%和16%。早期的研究已经证明，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力流动来自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为了满足较发达经济体的最终需求；在这里，研究进一步阐明，非APAC经济体变得更加依赖于将资源、排放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包给APAC国家。
图3. 自然资源、环境排放和社会经济因素的贸易分布
研究结论
尽管APAC有着不错的经济前景，但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仍对保护主义政策、地缘政治问题，以及对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导致的不可逆转的生态危害等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在我们研究的时期，通过外包更多的资源、排放和劳动力，APAC经济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此外，区域内贸易加剧了该期间APAC地区的经济和环境差异。随着APAC对全球贸易的日益参与，在环境-社会-经济方面内部和外部的差异可能变成APAC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
至于未来的趋势，各种倡议(如亚太贸易协定）将刺激区域内和洲际贸易流动，APAC成员在竞争供应链中地位时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石油和天然气等各种产品的贸易将持续增加，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各种环境风险和不可预见的影响（如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可能产生。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甚至可能导致永久性的环境损害、进而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连锁反应。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建立更多的合作，以促进绿色和可持续的供应链的形成，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编辑&排版：马啸天
文献推荐：刘晓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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