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阅读 | 符合高福利水平的气候变化缓解需求方解决方案

题目

Demand-side solutions to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consistent with high levels of well-being

作者

Felix Creutzig, Leila Niamir , Xuemei Bai, Max Callaghan, Jonathan Cullen, Julio Díaz-José, Maria Figueroa, Arnulf Grubler, William F. Lamb, Adrian Leip, Eric Masanet, Érika Mata, Linus Mattauch, Jan C. Minx, Sebastian Mirasgedis, Y acob Mulugetta, Sudarmanto Budi Nugroho, Minal Pathak, Patricia Perkins, Joyashree Roy, Stephane de la Rue du Can, Y amina Saheb, Shreya Some, Linda Steg, Julia Steinberger and Diana Ürge-Vorsatz

期刊

Nature Climate Change

时间

2021年11月

一作

单位

Mercator Research Institute on Global Commons and Climate Change, Berlin, Germany.

链接

https:/ / doi.org/10.1038/ s41558-021-01219-y

研究背景

越来越多的文献讨论了需求侧缓解方案，然而仍然缺乏对其总体潜力和社会影响的一致评价。即使是雄心勃勃的1.5℃目标下，从高度依赖新能源基础设施到低需求路径范围内也有一些合理的缓解方案，虽然从宏观经济成本效益的角度对这些备选办法进行评估是有意义的，但它并不能从人类福祉的角度反映缓解方案的效益和成本所产生的更广泛的影响。

       首先，对于需求侧的缓解方案，例如选择交通模式和建筑物的设计、大小和使用方式，都会与终端用户和公民的福祉相互影响。仅仅对这些措施的边际货币成本进行评估，很难反映它们的全部影响。其次，对成本的关注导致人们倾向于更好地评估那些具有精确的直接市场成本价值的解决方案，而忽视那些市场价格难以评估或不相关的更系统或不确定的解决方案。第三，收入和支出只反映福祉的一部分，而货币成本评估，即使从更广泛的框架开始，往往忽略了对福祉的多个方面的看法。从总体上看，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以及其他学科都一致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指标不足以反映幸福感，必须用更广泛的指标来补充这些指标。

研究方法

本文遵循一种普遍的理解并考察幸福感的个体指标和构成要素，首先确定需求侧对所有终端部门的缓解方案，将方案分组为避免、转移和改进（ASI）三类。接着通过全面的文献综述方法估计各部门各自的潜力，最后找出这些方案是如何改进或损害个人幸福感的，并基于文献综述系统地分析它们对幸福感组成成分的影响。

研究结果

ASI备选方案提供了很高的缓解潜力(图1)。在所有部门，最终用途战略可以帮助减少大部分排放，其中工业部门减少41%(6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食品部门减少41%(7.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陆地运输部门减少62%(5.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建筑部门减少78%(6.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研究发现，改进方案在建筑、交通和工业部门贡献最大。例如有效的建筑围护结构、家用电器、电动汽车以及工业生产中更有效的材料和能源使用等措施。而转移方案与交通最为相关——特别是向步行、骑自行车和共享出行方式的转变；对于食物，尤其是转向弹性素食、素食或纯素饮食。

图1 在ASI方案中分类的终端部门的缓解潜力

所有最终用途部门都有机会避免过度消费。减少粮食浪费是一项无悔的主要选择，如果将与浪费粮食供应相关的毁林影响计算在内，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占4.4亿吨，或每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8%。在发达国家，消费者是食物浪费的最大来源，习惯性的调整，如膳食计划、剩饭再利用和避免过度准备，可以减少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据估计，到2050年，全球每年减少食物浪费的潜力为0.8-6.0 Gt二氧化碳。

 改善交通仍具有最大的缓解潜力，特别是通过电气化。在交通部门，关键的避免方案包括远程办公，同时城市规划、街道空间重新分配、智能物流系统和以更小距离增加街道连接是减少出行需求的最大潜力。

       而对于建筑部门，避免建筑中的能源使用从调整住宅大小到家庭大小开始，从而减少对照明和空间调节的总体需求。据估计，在建筑行业中，“避免”的潜力为10%和30%，减少多余的建筑空间、供暖和IT设备以及能源使用的浪费，甚至可能高达50%。改进节能电器、隔热材料和屋顶上的可再生能源等选择，也可以同样减少50%(30-70%)的温室气体排放。

图2 SDG下能源需求侧与供给侧协同效益的加权和比

       IPCC关于全球变暖1.5摄氏度的特别报告证明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能源需求侧解决方案比能源供应侧的解决方案具有更大的协同效应和更少的权衡。对加权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能源需求解决方案的协同效应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权衡比率为5.3(工业和建筑领域最有利的战略)，而能源供应解决方案的协同与权衡之比为1.9(图2)。因此，需求侧解决方案比供应侧解决方案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图3 需求侧的方案对19个不同类别的幸福感的影响

需求侧的缓解战略对人类福祉有积极影响(高度可信)。本研究表明，在所有对幸福感的需求侧选择效应中，79%(306人中有242人)是积极的，18%(306人中有56人)是中性的(或不相关/指定)，3%(306人中有8人)是消极的。主动出行(骑自行车和步行)、高效建筑和消费者选择可再生技术对幸福感的有益影响最为广泛，而且没有检测到负面结果。福祉改善最显著的是健康质量(0.61)、空气(0.59)和能源(0.57)，食物(0.50)、流动性(0.46)和水(0.41)是幸福感得到改善的进一步类别。

       研究分析表明需求侧的解决方案确实会降低现有企业的经济绩效，尤其是在采掘业(图3，最后一栏)，但对整体经济稳定性的评估却是积极的(比较图3中相应的列)——例如，因为需求方面的选择也在新的行业产生新的就业机会。

       综合评估减排效果和福祉表明,对于在发达国家，在食品行业转向植物性饮食是一个主要选择——它提供了潜在的40%甚至更高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同时降低全球死亡率6-10%,产生的健康协同效益相当于全球GDP的0.4-13%。在交通运输部门，主要的缓解选择是在陆路运输中向电气化交通过渡，结合100%可再生电力部门，能够在2050年前在国家一级将陆路运输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零，这一战略改善了空气质量和同时改善了健康。然而，转向主动的、非机动的交通方式比交通电气化带来的健康效益更大。虽然主动、机动在交通方式缓解方面的潜力不如纯电动汽车，但它的额外效应不仅会进一步扩大健康效益，而且还会减轻到2050年非常高比例的纯电动汽车扩张带来的负担。选择主动、机动的交通方式也符合主导的城市部门战略，特别是紧凑的城市，以非机动交通实现可达性。在建筑领域，建筑环境的设计、规模和使用，加上大量技术的采用，可以在2050年前大幅减少排放，从绝缘材料到智能电器，再到生产可再生能源供应。

编辑&排版：赵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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