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阅读 | 各国国情是欧洲各国能源安全问题关切的关键因素

题目

National context is a key determinant of energy security concerns across Europe

作者

Christina Demski , Wouter Poortinga , Lorraine Whitmarsh, Gisela Böhm , Stephen Fisher, Linda Steg, Resul Umit, Pekka Jokinen and Pasi Pohjolainen

期刊

Nature Energy

时间

2018年10月

一作

单位

Understanding Risk Group, School of Psychology, Cardiff University, Cardiff, UK

链接

https://doi.org/10.1038/s41560-018-0235-8

研究内容

能源安全是全球众多国家重要的政策目标。此研究表明，以色列和欧洲22个国家在能源安全关切问题上的跨国差异可由国家本身特定的能源结构和国家背景指标来进行解释。这些指标反映了除个体层面因素（人口统计学因素）外的其他因素。具体而言，公众对进口依赖和可负担性的关切反映了各国具体的能源环境（如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和电力成本）差异；而能源可负担性、脆弱性和可靠性等因素则与化石燃料消费相关。能源之外的国家背景在决定各国能源安全关切上也很重要。在经济和人类福祉方面表现不佳的国家，能源安全问题更为突出。这些发现表明，更广泛的能源、社会和经济背景影响人们对能源安全问题的脆弱性和安全感，这可能有助于制定有效的能源安全战略，减轻公众的担忧。

研究背景

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是当前和未来的全球能源政策的关键驱动力。新的低碳系统有助于帮助各国实现国际协定中排放目标，同时也需要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清洁且负担得起的能源。在欧洲，能源市场的国际化增加了对外国能源进口的依赖，使该地区更容易受到供应中断的影响；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和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会导致燃料匮乏加剧。这些担忧，加上能源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已经将能源安全牢牢地提上了整个欧洲地区的政治议程。

理解人们以何种方式关注能源安全是实现成功能源转型的重要部分。决策者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在制定决策中需考虑多种观点，因为公众能够通过支持或反对基础设施、政策和技术来影响低碳能源系统的规划和建设。有人明确呼吁能源安全政策直接纳入公众的可接受性。制定加强能源安全政策的第一个关键步骤是了解人们对本国能源供应的实际安全感，特别是考虑到能源服务在确保人民健康和福祉方面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了解人们关注的决定因素是关键，以深入了解哪些因素会加剧或削弱这些因素。研究表明，个人层面的社会人口因素的关注程度各不相同。然而，人们对它们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知之甚少，这与气候变化已在国家层面的差异有非常多的研究不同。

研究方法

在这里，研究者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欧洲社会调查(ESS)第8轮数据集的数据来进行分析。该数据集包括来自以色列和欧洲22个国家的总共44387名受访者。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研究在感知能源安全方面存在的跨国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否可以用个人层面(例如，社会人口)和/或特定能源(净能源进口、电力成本)或更普遍的国家层面因素来解释。

首先对于能源安全进行界定，能源安全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概念，有时被定义为狭义的，例如，完全围绕能源的需求和供应。有时被定义为广义的，包括能源和环境政策等的大范围。在本文的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了一个更有针对性的能源安全概念，其基础是国际能源机构(IEA)对能源安全的定义，即“以可承受的价格不间断地提供能源”。

研究者从五个维度上量化了公众对于能源安全的关切，量化程度以不同的个人担忧情绪(以从1到5)来量化，这五个维度涵盖了能源供应系统的后果和威胁(可靠性、可负担性、脆弱性、进口依赖性和化石燃料依赖性)。这种方法是基于既定的研究，也就是对于本研究来说，人们的风险认知是基于对威胁的情感反应，而不一定是对风险的统计计算。

研究结果

各国在能源安全问题上的差异

表1. 欧洲22国和以色列在五个能源安全关切维度上的平均水平

表1中给出了本研究所包括的23个国家中每个国家对五个能源安全因素的平均关切。很明显，欧洲各地的受访者对能源安全的五个方面有不同的关注。关注度最高的是可负担性(平均值，M = 3.24，s.d. = 1.03)。这与对其他地方能源价格担忧的调查结果一致。其次是对化石燃料依赖度(M = 3.03，标准差= 1.02)、进口依赖度(M = 2.91，标准差= 1.07)和脆弱性(M = 2.70，标准差= 0.87)的担忧。平均关注等级(大约在等级的中点)表明，被调查国家的公众对这些能源安全方面“有些担心”。对能源可靠性的关注度最低(M = 2.35，s.d. = 1.08)，大多数国家并不十分担心能源安全的能源可靠性。总的来说，不同国家对于能源安全问题的关切存在差异。表现出相对高度担忧的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俄罗斯、法国和比利时。能源安全问题担忧程度一般较低的国家包括冰岛、瑞典、奥地利和瑞士。

为了了解对能源安全的关注有多少变化可以归因于国家一级而不是个人一级，本文构建了一系列嵌套在国家(第二级)内的个人(第一级)中多级模型。从一系列“零”模型开始，没有任何个人或国家水平的预测因子(模型A，表2)。这些零模型表明，约10-16%的能源安全差异存在于国家层面，正如这些模型的组内相关性(ICCs)所示:可靠性为0.101，可负担性为0.157，脆弱性为0.112，进口依赖为0.132，化石燃料依赖为0.102。这代表了国家内部的观察结果比国家之间的观察结果更相似的程度，也就是表征不同国家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比例。由于个体水平因素的组成差异可能导致跨国差异，本文随后构建了一系列多水平模型，其中包括一些关键的社会人口变量作为五个能源安全维度的预测因子(模型B，附表1)。这些模型的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收入都与多种能源安全考虑因素相关。然而，这些个体层面的因素并不能解释23个国家在能源安全问题上的差异。在控制了个体差异之后，国家一级的差异比例基本保持不变(可靠性为0.101，可负担性为0.155，脆弱性为0.111，进口依赖为0.133，化石燃料依赖为0.105)。

表2. 能源安全关切的多层次模型的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A）

附表1. 固定和随机效应的能源安全关注多层次模型(模型B);这些模型包括个人层面的因素作为对能源安全维度担忧的预测因素(n = 44,387个人处于第1级，n = 23个国家处于第2级)。

特定能源的国家指标

在确定了各国在能源安全问题上的重大差异不能归因于人口构成的差异之后，作者开始确定这些差异是否可以用国家层面的背景因素来解释。具体而言，我们试图将能源安全问题与一些国家能源、气候变化和福祉指标联系起来。这些因素被添加到随机截距模型(模型C，表3)。本文首先研究了与国家能源背景相关的一些指标，特别关注能源价格、进口和化石燃料消费的作用。统计模型显示，家庭电价与对可负担性的担忧正相关，进口较高的国家对进口依赖表现出更高的担忧。此外，电价和电力出口也与许多其他能源安全维度呈正相关，表明这些环境因素对更广泛的能源安全问题至关重要。特别是，较高的电价似乎增加了对能源脆弱性、可靠性和进口依赖的担忧。更高的能源进口似乎也增加了对化石燃料依赖性和可负担性的担忧。与先前的推测不同，并没有发现国家化石燃料消费和对化石燃料依赖的关注之间的显著关系。然而，化石燃料的消耗与能源安全的其他方面正相关。对化石燃料的高度依赖可能意味着未来能源系统的重大变化和对进口依赖的增加，这可能会增加人们对未来能源的可负担性、脆弱性和可靠性的担忧。事实上，远离化石燃料是欧洲各国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

在能源安全的所有方面，较高的电力消耗与较低的关注水平相关联。高能耗可能反映了一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做得很好，并表明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和负担得起能源，这减少了对能源安全的担忧。

本文还研究了两个更广泛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指标。因为气候相关问题的解决需要对能源系统进行广泛的变革，以大幅减少碳排放。这种能源转换产生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对能源安全的更大关注。由于能源系统变化引起的预期成本和损耗，这种转变可能会威胁到能源的可靠性和可负担性。本文研究者的统计模型显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与可靠性维度呈正相关，因此排放量较高的国家也有较高的可靠性问题。作为进一步的测试，本文还使用气候和能源福祉指数作为能源安全问题跨国差异的预测指标。该指数是一个特定国家的能源使用、能源节约、温室气体和可再生能源使用得分的加权总和。它显示了一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和能源风险方面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气候和能源条件较好的国家福祉指数显示，各方面对能源安全的担忧程度较低。然而，在实际的数据分析中没有发现这样的关系。也就是说，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国家气候背景与能源安全问题相关。气候变化的指标，如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特别突出，不像能源价格等。化石燃料消耗是一个国家排放量的主要来源，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显示的，它可能是一个与公众更相关的指标。这表明，从化石燃料转向低碳能源系统，从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对于减轻担忧可能仍然很重要。

表3. 能源安全关切的多层次模型的固定效应（模型C）

经济和人类福祉

在研究了能源和气候相关指标在解释能源安全问题的跨国差异方面的作用后，本研究转向更普遍的经济和人类福祉的作用。从概念上讲，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背景可能对人们关注能源安全很重要，原因有几个：更富裕的国家可能能够向其人口提供更广泛的高质量和可靠的服务和公共产品。此外，较富裕国家的公众可能觉得有更多的资源可用来隔离和防范潜在的能源供应威胁。因此，这些国家的人们在能源供应方面可能会感到更安全，不那么脆弱。这也是一些研究富裕假说与气候变化看法之间关系的学者提出的论点，他们发现，与不太富裕的国家相比，富裕国家对气候变化的风险看法较低，因为后者更关注眼前的经济问题。在这里，我们考察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指标，也以人类幸福指数反映的整体生活质量为指标。这个指数由几个指标组成，包括基本人类需求(食物、水、卫生设施)、个人发展和健康(教育、预期寿命、性别平等)以及一个平衡的社会(收入分配、人口增长、善治)。因此，它提供了一个国家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福祉的指标，而不仅仅是国家财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个国家可能很富裕，但这种财富可能分配不均，并且/或者公共服务和商品并非所有人都能充分获得。这反过来可能会在某部分人群中产生更高的能源安全问题。统计模型显示了国家财富(人均GDP)与对能源安全的担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即较高的GDP与对可靠性、可负担性和脆弱性维度的较低担忧相关。我们发现人类幸福指数也存在同样的负相关关系。总的来说，这些发现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人类福祉对于理解整个欧洲的能源安全问题尤为重要，与其他指标相比，其影响大小相对较大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于GDP，非标准化回归系数B = 0.204(可靠性)，0.243(可负担性)，0.172(脆弱性)；对于人类幸福指数，B = 0.244(可靠性)，0.200(可负担性)，0.150(脆弱性)。这一结果似乎也与早先的发现一致。这表明电力消费反映了经济繁荣，这与较低水平的能源安全问题相关。事实上，研究发现电力消耗与人均GDP (0.70，P < 0.01)和人类幸福指数(0.65，P < 0.01)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表4. 国家层面的指标与能源安全关切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了以色列和22个欧洲国家的公共能源安全问题，发现能源、经济和人类福祉等国家背景指标是跨国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见表4）。因此，人们对能源安全的关切反映了他们所在国家的国家能源背景，特别是在电价、净能源进口和化石燃料消费方面。这表明，有效管理能源价格、降低进口和化石燃料的使用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众关切的问题。鉴于许多国家目前正在经历重大的能源系统变革，部分原因是为了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只要这些变革不会加剧这一过程中的其他问题(例如，进口或能源价格的上涨，或能源可靠性的下降)，这就有可能缓解公众对能源安全的担忧。考虑到能源转换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成本，解决能源可负担性这一欧洲公众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些成本是如何分配的，以及它们是否会导致更高的能源价格，都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研究进一步发现，在经济和人类福祉较高的国家，人们对能源供应的可靠性、脆弱性和可负担性的担忧程度较低，这或许也反映在较高的能源消耗上。这些结果表明，人们对能源的关注不仅仅是由特定的能源因素决定的，还受到他们所在国家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这可能意味着更富裕的国家更有能力提供安全和负担得起的能源，但也可能表明人们对能源供应的安全感是一个国家整体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发现对欧洲从国家层面寻求提高能源安全的政策和决策有影响。而寻求改善能源安全的战略应该考虑传统能源政策领域以外的问题，例如，经济和社会环境如何影响人们的能源使用模式及其获得优质能源服务的机会，反过来也很重要。非能源政策，如社会保障和健康政策，可能会对能源使用产生重要影响以及人们对能源安全的担忧。能够考虑到这些相互联系的政策可能会更准确地反映人们对能源安全的感受。

编辑&排版：朱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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