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阅读 | 碳交易是否提高了绿色生产绩效？以中国为案例的研究

题目

Did carbon trade improve green produc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作者

Lisha Yang, Yutianhao Li, Hongxun Liu

期刊

Energy Economics

时间

2021年2月

一作

单位

Institu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PR China

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eneco.2021.105185

研究背景

人为温室气体（GHG）排放引致强烈的气候变化，进而对生物、生态系统及人类福祉造成多重影响。据IPCC估计，为了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从2010至2030年，人为二氧化碳（CO₂）净排放量需要减少约45%，并于2050年左右达到“净零排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0年承诺，中国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为实现这减排目标，中国政府需要促进技术创新和应用，同时引入政策干预以纠正市场失灵。

在各种政策中，碳排放交易计划（ETS）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工业生产脱碳手段，通过对排放量进行定价，并为相关排放者建立一个相互交易排放量的市场。截至2019年，已有20个排放交易系统在全球27个管辖区运行，包括欧盟排放交易系统、瑞士排放交易系统、美国的区域温室气体行动计划（RGGI）、加利福尼亚排放交易系统、马萨诸塞州排放交易系统、魁北克排放交易系统、中国的8个排放交易系统试点项目等。此外，6个排放交易系统正在建设中，即中国国家排放交易系统、乌克兰排放交易系统、哥伦比亚排放交易系统、墨西哥排放交易系统、新泽西排放交易系统和弗吉尼亚排放交易系统，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投入使用。有12个国家正计划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包括日本、俄罗斯、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智利、巴西，以及美国华盛顿等少数几个州。

表1. 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试点的现状

中国一直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2011年，中国中央政府要求5个城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深圳）和2个省（湖北和广东）启动碳排放交易体系试点。这些ETS试点项目自2013或2014年开始实施，连同2016年开始实施的福建试点，中国目前已有8个区域性ETS试点项目投入运行。其中，8个试点碳排放交易系统总共限制了大约1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表1）。2017年底，中国政府宣布建设国家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国的国家碳排放交易体系预计将使碳税或可交易许可所覆盖的全球CO₂排放量增加一倍。2020年底，中国政府发布了《国家碳排放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宣布将于2021年2月开始推行碳排放交易体系。

从理论上讲，ETS应该通过排放者之间的排放许可定价和交易，经济有效地降低排放，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边际减排成本。基于市场的ETS不仅可以保证减排量，而且与命令和控制工具相比，减排的经济成本更低。

以往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评估了ETS的影响，如对经济的影响、对排放的影响、对技术的影响等。然而，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易机制是否改善了绿色生产绩效（green production performance，GPP）尚不清楚，这一重要指标是考虑到不良产出（例如碳排放）的经济生产率，较大的GPP值表明经济增长和碳减排的良好协调。GPP 指标在以往的文献中被广泛应用于反映绿色会计或可持续发展。本文试图探讨中国试点经济技术转移支付对 GPP 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有望提供证据，证明中国的试点排放交易体系是否有助于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减少排放，这对于政策制定者进一步完善和实施中国的排放交易体系以实现“2060碳中和”目标颇有价值。在本文中，我们使用非径向定向距离函数（non-radi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NDDF）方法来量化中国的GPP，并建立DID模型以评估试点ETS对GPP的影响。

研究发现

2006-2016年绿色生产绩效

图1显示了2006-2016年各省的 GPP 结果。我们发现，在2006-2016年间，所有省份的 GPP 都有所增加。实验组(即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平均 GPP 高于对照组。即使没有 ETS，浙江省的 GPP 水平也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浙江省的能源密集型产业所占比例较低。由于河北省能源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较高，河北省的 GPP 水平在10个省中最低。

图1. 2006-2016年各省绿色生产绩效

（短横线是实验组中使用ETS的省份，双实线是对照组中没有ETS的省份，单实线是实验组或对照组的平均GPP水平）

图2显示了2013年前后 GPP 的核密度。实验组和对照组2013年前后的分布图像也表明，实验组 GPP 水平高于对照组，实验后两组 GPP 值均增加。

图2. 2013年前后 GPP 核密度

试点ETS对GPP的影响

表2列出了 DID 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不包括控制变量，而模型(2)到(4)逐步涵盖经济因素、能源因素和技术因素。结果发现，当不控制经济和能源因素时，Time × Treat系数的参数估计并不显著，即表明ETS对GPP的影响的参数估计不显著。通过观察模型(3)和模型(4)，可以发现试点ETS显着提高了GPP，大约为10%。

表2. DID 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表3. DID 模型的稳健性测试结果

表3列出了使用ULF（城市劳动力的自然对数形式，与ETS没有任何关系）或EPP（能源-环境绩效，与GPP高度相关，但是不考虑资本和劳动力的守恒性）替代GPP的DID模型的稳健性测试结果。结果发现ETS对ULF没有显著影响，但对EPP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表4. DID 模型的常见趋势测试结果

表4列出了DID模型的常见趋势测试结果，可以发现没有一个交叉项的系数在统计学上显著，这表明两个群体如假设的那样具有共同的趋势。对于安慰剂试验，本文从样本中的10个省/市随机选择n个省/市(n=1,2，... ，9)，并随机重复选择和估计500次，发现Treat × Time系数的平均值及其p值均接近零（图3），这表明DID 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图3. 安慰剂检验中估计值和相关 p 值的核密度

表7列出了后处理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Treat × Time-j的系数在模型(5)和模型(6)中均有统计学意义。然而，试点ETS对GPP的影响从模型(3)和模型(4)的10%左右下降至模型(5)和模型(6)的8%左右。这主要是因为碳排放许可价格并不是由相关碳排放者的边际成本降低决定的，所以低于预期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排放者通过改善生产绩效来减少排放的动机。

表5. 试点ETS的后处理效果

研究结论

从2006年到2016年，所有省份的GPP都有所增加。然而，大多数省份有很大的潜力进一步提高GPP，同时各省之间的差异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异质性，从而说明了ETS的必要性。一般来说，实验组（有ETS试点）的GPP一般高于对照组（无ETS试点），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倾向于选择相对发达的地区（通常GPP较高）建设试点经济技术转移支付系统。然而，其他欠发达地区可能有更大的减排潜力。因此，启动国家碳排放交易系统并让更多的地区参与进来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的试点ETS显著提高了大约10%的GPP，而且实验组中的省份甚至在2012年也显著改善了GPP，因为要求它们建立ETS的政策已于2011年底发布。这些显著的正面效应为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试点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增强了人们对国家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和运行的信心。

然而，2013年后两年，试点碳排放交易体系对GPP的影响降至约8%，原因是许可证分配过多，因此碳价格低于边际减排成本。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国家排放交易计划时，有必要对试点排放交易计划的经验教训进行思考和借鉴。

编辑：张思露

排版：张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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