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阅读 | 公民的环境知识如何影响设施的选址？
题目
Seemingly bounded knowledge, trust, and public acceptance: How does citizen'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ffect facility siting?
作者
Hongyan Zhang, Lixuan Zhou, Ning Liu and Lin Zhang*
期刊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时间
2022年10月
一作
单位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China
School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jenvman.2022.115941
研究背景
公众接受和公民参与是有效的环境治理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必要条件，了解公众对环境产品提供的认知和行为机制，对于有效的可持续治理至关重要。然而，公众对环境设施的选址往往持有不同的意见，这就导致了多样化的环境行为和激烈的公众争议。以前的研究探讨了公众对环境商品提供的态度，特别是群众反对的原因。例如，关于 "不在我的后院（NIMBY）"的文献表明，公众即使承认环境设施的必要性，也可能拒绝接受其附近的环境设施，从而导致公众抗议。此外，公众自我感知的环境知识并不一定与更积极的环境友好态度有关，特别是对于潜在的危险技术，如核电。
与环境影响缓解的正外部性相比，公众更容易接触到环境相关问题的负面信息，如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设施的环境灾难、对公众健康的损害等。因为认知偏见会导致高估环境风险的发生和后果，从而导致过度反应。因此，部分或有偏见的信息积累会夸大公民的担忧，影响他们对环境相关项目的接受程度。
除了知识之外，公民对公共服务提供者的信任也被认为是获得公众接受的关键决定因素。公众信任度和信心的下降给有效的公共服务提供带来了挑战。
因此，作者基于公众对中国广州的城市固体废物（MSW）焚烧建设的设施选址的看法的调查，研究了公民的关于污染和风险的环境认知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对公共服务提供者的信任，以及对其周围环境设施选址的决策。
理论假说
图1. 理论假说框架图
假设1
公民对环境知识的认知与他们接受接纳焚烧设施的补偿的意愿呈负相关。
在信息披露欠发达的环境中，一个主要的限制是公众知识往往偏向于环境产品提供的负面影响，并导致直观的误解。这些偏见可能导致对潜在威胁的夸大和较高的风险认知，增加对 NIMBY设施的抵制。此外，政府试图提高公众对危险废物风险的认识，可能不会提高公众对危险废物处置设施的接受程度，反而会加剧他们的担忧，降低理想设施选址的可能性。公众单方面知识的积累可能会增加NIMBY心态，加剧敌对情况。因此如果没有精炼分析报告中的充分信息，对问题指标进行部分和无效的信息披露，可能会导致公众将注意力缩小到消极方面。因此，这种受限的环境知识可能会加剧公众对环境产品供给合法性的质疑，并导致公众接受度降低。
假设2
公民的环境认知与他们对设施经营者（H2a）和政府资金使用（H2b）的信任呈负相关。
环境知识的积累也可能导致公众对设施运行中的各方和活动的关注度上升。相关研究认为，其中最大的两个的担忧是东道主社区对设施运营商能力的信任，以及对政府对项目资金的使用。例如，对负责项目的机构的信任和公共资金的分配是家庭是否愿意为二氧化碳减排付款的重要决定因素。
尽管之前的研究表明，以知识为基础的公众参与有助于为个人提供科学信息和软化不信任，然而缺乏信息透明度会导致知识的局限性，并增加公众对污染或风险问题是否被隐瞒的担忧，从而导致信任的减少。
假设3
公民对设施经营者的信任（H3a）和政府资金的使用（H3b）与他们接受托管焚烧设施的补偿的意愿正相关。
在政策建议者和公众之间建立信任，对于提高公民对潜在危险设施的选址的接受意愿至关重要，因为公众对建议者缺乏信任会加剧公众对提供这些环境产品的反对。一些证据表明，公众信任对减少他们对潜在损失的感知风险和提高他们对环境设施的接受程度有积极影响。过去的研究也发现公众信任在提高公民对垃圾焚烧项目的接受度方面起最关键作用。因此，作者认为，提高公众对运营商和政府的信任将减轻他们对设施风险的担忧，以及使用国家资金来抵消潜在的物质和经济损失的可行性。
研究发现
作者使用Logit模型来研究受访者接受都市垃圾焚烧厂补偿的意愿，解释变量包括关于污染和风险的环境认知、对经营者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年龄、性别、教育、收入、居住地、职业和地区；有序logit模型被用来确定公民的环境知识和信任对受访者要求的MSW设施选址的补偿金额的影响；在本研究中，由于违反了平行回归假设，异方差有序模型被用来检验H2a。正态有序Logit模型被用来检验接受意愿金额（WTA）的决定因素。最后，作者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来检验对运营商的信任和对政府的信任的中介效应。
本文在此展现部分研究结果。表1显示了不同的因素如何解释受访者接受都市固体废物处理设施选址补偿的意愿。第（1）列和第（2）列显示了Logit模型的结果，其中因变量是二元WTA。环境知识与WTA呈负相关，这意味着那些认为自己对环境污染和设施风险更了解的人不太愿意接受补偿，这与H1相吻合。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经营者的信任和对政府的信任都与受访者的WTA呈正相关。因此，H3a和H3b都得到证实。教育和收入这两个个人特征变量的结果与WTA有正相关关系。女性的接受度似乎比男性低，这与女性更担心环境基础设施技术的潜在风险、更厌恶风险的研究结果一致。表1中的第（3）列和第（4）列显示了以补偿金额为因变量的有序logit模型的结果。结果表明，对经营者的信任与受访者要求的补偿金额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对设施经营者更信任的人愿意接受补偿较低的设施。因此，提高公众对运营者的信任是降低城市垃圾设施选址成本的可行策略。相比之下，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对政府的信任上就不那么显著。环境知识的正系数虽然不明显，但显示出可能的迹象，即认为自己对污染和风险有更多环境知识的受访者不会接受都市垃圾处理设施，除非提供更多的补偿。就个人特征而言，收入与补偿需求呈正相关，这表明高收入群体要求更高的补偿。其他的性别、年龄、教育等因素与补偿水平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表1. WTA和WTA价值的估计结果
表2的前两列显示了对运营商信任的异方差有序模型的结果。环境知识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明显为负，这表明认为自己更了解污染和风险的受访者对经营者的信任度更低，并支持H2a。职业的正系数表明，一般来说，在职者比失业者更信任经营者。居住地和地区与对运营商的信任呈负相关，这意味着拥有房产或居住在更有可能接纳焚烧设施的地区的受访者对运营商的信任度较低。
第（3）和（4）列显示了对政府信任的logit回归模型的结果。环境知识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没有统计学意义，这意味着自我报告的环境污染和风险知识并不影响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因此，H2b中所述的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没有得到验证。与本环境案例中对特定运营商的信任的明显效果相比，公众对政府资金使用的信任可能受到环境问题以外的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中对政府信任的不显著结果不一定能推广到其他研究或背景下。我们还发现，对政府的信任与高收入正相关，但与当地居民负相关，并通过了稳健性检查。
表2. 对运营商和政府的信任估计结果
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公众有限的环境知识损害了他们对运营商的信任，从而降低了他们对设施选址的接受程度，而对政府的信任损害则可以忽略不计。此外，作者还发现公民对信息披露类型和披露渠道的偏好会影响公众的信任，从而影响对设施选址的接受。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第一，提供了实证证据，说明有界知识如何影响公众对环境设施提供的看法。基于对公众对广州一个环境项目选址的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公民对环境产品提供的接受程度与他们对污染和风险的环境知识的感知呈负相关。第二，本研究扩展了关于公民对公共服务提供者信任的文献。本研究通过证明对政府和设施运营者的信任的关键作用，以及揭示环境知识的约束性对公众信任的负面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公众的接受程度，对该文献进行了补充。第三，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报告的环境知识对公民的WTA的负面影响更有可能通过对运营者的信任来进行调解。这有助于加强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理解。
编辑&排版：周子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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