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阅读 | 碳交易制度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题目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s on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作者
Kai Fang, Mengyuan Mao, Chuanhao Tian, Jing Chen, Wenjing Wang, Rong Tan
期刊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时间
2023年3月
一作
单位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jenvman.2022.117067
研究导读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2015年12月正式达成《巴黎协定》，旨在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2°C甚至1.5°C以内。根据该协议，各国的NDCs承诺通过可持续的方法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应对气候变化，为了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碳税（CT）和排放交易计划（ETS）是两种可供选择的碳定价工具。然而，与碳税不同的是，ETS可以允许政策制定者设定一个上限，以确定允许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量，在这个意义上ETS比碳税有更好的减排效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ETS已经扩展到21个经济体，覆盖了全球40%的人为二氧化碳排放。
2015年联合国近200个成员国批准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发布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SDGs已被公认为保障全球环境可持续性和改善人类福祉的详尽的和可操作性的指导。
作为两个重要的行动计划，《巴黎协定》和SDGs从根本上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即为今世后代创造更美好、更健康、更有韧性的生活。然而在实践中这两个计划是被孤立地执行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之间的这种制度性分割对政策的协同作用构成了障碍。政策协同是指以不同目标实施的政策在同一时间内相互受益。直到最近，政策界已经开始呼吁《巴黎协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政策协同增效。相比之下单独的气候政策可能会阻碍SDGs的实现，协同政策的目标是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同时以一种相辅相成的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由于COVID-19，巴黎协定目标和SDGs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导致这种政策协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重要。这提醒我们注意到气候和可持续性挑战之间的众多联系，并且需要最小化权衡及创造协同解决方案。
一些学者研究了ETS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企业创新等的影响程度，很少有人研究ETS对收入改变的影响。有些研究者认为ETS实施后会导致收入总体上升，有些研究者得到了相反的结论。还有研究者得出了ETS会使城市居民收入下降，农村居民收入上升，并且进一步指出ETS有利于帮助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小。综上，ETS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似乎令人困惑，存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观察结果。因此，有必要识别ETS对城乡收入不平等造成的外部性。
研究背景
ETS试点
2011年中国的北京、重庆、上海、天津、湖北和广东被选为ETS试点，但实际上这些省份从2014年才开始陆续投入运营。最初碳市场覆盖了1900家企业，后来增长到3000家。2018年7个试点地区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18%，占GDP的30%。中国是第一个通过ETS实现碳减排的发展中国家。截至2020年8月，中国ETS历史累计交易量已超过4亿吨，折合人民币约90亿元，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ETS市场之一。尽管ETS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市场运作缺乏透明度、排放额度需求不足、制度建设不完善等原因，排放交易制度远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的排放交易制度比以前设想的要困难得多。
城乡收入不平等
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按1978年可比价格计算，GDP从1978年的3670亿元大幅增长至2018年的132120亿元。中国在2020年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下一步的经济战略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0.473上升到2008年的0.491，然后逐渐下降到2016年的0.465，仍然超过0.4的警戒线。尽管收入不平等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释，但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最为显著。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给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带来不良后果。
1978 - 2018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情况如图1所示。40年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5倍多。
图2通过量化2014年（ETS开始实施的第一年）中国各省的泰尔指数，描绘了收入不平等的情况。泰尔指数是衡量地区差异的重要指标。总的来说，收入不平等似乎是区域性的。中国西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比东部地区严重。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分别是甘肃和天津。
图1. 1978-2018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图2. 2014年中国各省泰尔指数
ETS对收入不平等的抑制作用
先前的研究表明ETS与可再生能源开发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全球尺度上，ETS有助于加速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以中国为例，需要在ETS中购买碳排放份额的企业面临着额外的经济负担，因此他们更有可能投资低碳经济，比如可再生能源。在ETS下，用可再生能源取代传统减排技术可减少30%的边际成本。此外，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占用空间大，因此更有可能在土地使用限制较少的农村地区开发，农村地区可风能、水电、太阳能等再生能源生产成本较城市地区便宜，因此比城市地区更多。因此，可再生能源的兴起被视为通过吸引金融和社会资本、促进就业和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来增强农村经济的一种方式。因此，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进步有助于家庭收入和经济增长。因此，ETS作为缩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驱动力似乎是合理的，但其影响程度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研究方法
双重差分分析(DID)
为了探索ETS对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研究使用结合固定效应的DID模型。ETS在中国从2014年开始在7个试点中实施，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准自然实验设计：以7个试点为处理组，其他省份为对照组。2014年被认为是ETS植入的起始年。本文建立了2010-2018年中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集。DID模型的完整形式设置如下：
城乡收入不平等
在使用DID进行因果分析时，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特征不可避免地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导致潜在的选择偏差。倾向得分匹配(PSM)能够平衡实验样本和对照样本，从而减少选择偏差，近年来作为对策评价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PSM的目的是从对照组中找到与实验组相似的观察值x。这样，匹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第一步是计算倾向分数p(x)。PSM假设在所有样本中，观察到的x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具有相同的倾向评分。在本研究中，我们以城市化水平、教育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为协变量来确定选择一个省份作为ETS试点的可能性。基于Logit回归的p(x)如下所示：
数据
研究把深圳排除在实验组之外，因为除了深圳之外的ETS试点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和湖北等都是直辖市或省。其余25个省份为对照组。研究没有考虑福建和四川，因为他们直到2016年才开始实施ETS。将2014年定为ETS实施的起始年，在此之前，所有的ETS试点都在为ETS的启动做准备。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各地区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研究结果
平行趋势检验
图3显示了2010-2018年泰尔指数的年度变化情况。实验组和对照组在2014年之前的泰尔指数表现出相似的下降趋势，表明在没有ETS政策的情况下没有显著差异。
图3. 2010-2018年泰尔指数的年平均值
接下来建立了如下的模型：Ditk是ETS实施第k年的虚拟变量。如果系数βk (k∈[- 4，- 1])不显著，则可以认为不违背平行趋势的检验。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Ditk系数不显著，说明2013年以前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无系统性差异。值得注意的是，ETS在2013年对城乡收入不平等有很大的缓解作用，这可能是由于2013年底启动了一些试点。
Ditk是ETS实施第k年的虚拟变量。如果系数βk (k∈[- 4，- 1])不显著，则可以认为不违背平行趋势的检验。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Ditk系数不显著，说明2013年以前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无系统性差异。值得注意的是，ETS在2013年对城乡收入不平等有很大的缓解作用，这可能是由于2013年底启动了一些试点。
表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下表2所示。第1列不包括任何控制变量，第2-5列逐渐增加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城市化水平、教育水平、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对外贸易依存度，第6列显示了最终结果。解释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泰尔指数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ETS有助于减缓政策期间的收入不平等性。与非ETS试点地区相比，ETS试点地区的城乡泰尔指数平均下降了0.018，相当于2014年中国所有省份平均泰尔指数的16.3%。这说明ETS对城乡收入不平等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表2. ETS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
图4显示了ETS对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影响。2014年ETS × Time的交叉项系数不显著，这说明ETS在ETS初期对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不明显。自2015年起，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政策实施一年后，ETS有助于减少城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这一时间差表明，ETS不一定会立即导致收入不平等的缩小。
图4. ETS对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影响
稳健性检验
研究通过人为设置ETS试点时间进行了双盲检验；选取了扶贫政策、农村能源扶贫政策、清洁发展机制(CDM)三种政策进行了政策干预检验；选取了每个省份的火力发电装机容量作为工具变量；选择了安徽、海南、江苏和青海作为新的处理组作为对照检验。
通过将研究跨度缩小至2012-2016年和2011-2017年，在ETS实施前后的两到三年进行稳健性检验。在2011-2017年的研究期间，缓解效应仍然显著为负，证明ETS政策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正如预期的那样，ETS政策的时间滞后效应被观察到，从2012-2016年在5%显著性水平上的显著负向缓解效应可以看出。
表3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第1-2列分别反映了低城市化水平和高城市化水平试点地区的减缓作用，第3-5列分别反映了煤炭依赖程度低、中、高试点地区的减缓作用。与基准回归结果不同，ETS未对高城市化水平和低煤炭依存度地区的城乡收入不平等性产生显著减缓作用。相反，ETS在低城市化水平地区发挥了显著的减缓作用。类似地，ETS在中高煤炭依存度地区的减缓作用高于基准回归结果。
表3 ETS对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异质性分析
表4进行了机制分析：较于非ETS试点地区，ETS试点地区的农村人均收入增加了460.9元，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则没有显著变化。因此，研究认为ETS主要通过增加农村人均收入减缓了城乡收入的不平等性。
表4 ETS对城乡人均收入的影响机制分析
编辑&排版：李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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