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悲观，长期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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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坡
我说我现在的生活主张是，过一种在岸的离岸生活。不少朋友表示认同。也有人说，这是不是一种逃避？当然是逃避。如果不是眼前有我们不愿认同又无法搬动的大山，又何必在思想里拐这个弯。
但我觉得这个弯是值得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人都在逃避，有意识的逃避总好过无意识的逃避。比如最近某金融公司一名女生不幸离世，网上有些人的反应竟是“对金融从业者没好感”，这是连兔死狐悲的生命本能都丧失了。无冤无仇，只一个“金融”就让他们逃避了自己的人性，可以算作现代恐怖故事之一种吧。
假如我们记着自己在逃避什么，知道自己是为了保存什么，那么就有可能在逃避中创造，乃至在逃避中重生。就像永州之于柳宗元，黄州之于苏东坡，更不用说在他们之前的陶渊明。
元好问在金国灭亡后被蒙古人俘虏，他没有以身殉国，却写诗说：“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 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韩愈在给柳宗元写的墓志铭里做了一番思想实验。他说假如柳宗元在京城做官时能够像后来一样“自持其身”，就不会被贬斥，如果后来有人援救，也一定会被重新起用。可是若“斥不久，穷不极”，柳宗元官运会更好，文学辞章却达不到现在的境界。
那么哪一种人生会更好呢？韩愈说，“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这是古人常用的含蓄的修辞，韩愈对柳宗元文章道德的肯定是不打折扣的。对于实用主义的现代人来说，要不要“以彼易此”，可能才真正成了疑问。
需要说明的只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与他的人生境界是不能分开来看的。一个人要怎样才能更充分地成为自己，无论对今人古人都是同一个问题。
柳宗元在永州有首诗我很喜欢。《晨诣超师院读禅经》：
何为真源，何为妄迹，是一个每天都要重新辨析的问题。我这几年的一个体会是，当你觉得眼前的大山推不动的时候，可以返回自身，重新审视、调整自己与大山的关系。
关于悲观与乐观，鲍曼援引了两个说法，我自己还是挺受启发的。
其一，安东尼奥·葛兰西说：“短期来看，我是悲观主义者；长期来看，我是乐观主义者。”
其二，斯图亚特·霍尔说：“我因理智而是悲观主义者，因意志而是乐观主义者。”
葛兰西引入了时间因素，有些问题不能立马解决，但假以时日则能看到解决的可能。在等待的过程中，人依然可以找到有价值的事情去做。
霍尔的说法则提醒我们，既要看到世界，也要看到自己。世界是可以变化的，自己也是可以变化的。如果对世界的分析，导致看不见自己向上向好的可能，那么这种分析就不能算作明智的。
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规律，有的问题想得太清楚，文章写出来就会感觉不够劲。而有些没有完全想清楚的事，一边写一边想一边查资料，最后写出来自己往往更满意。所以说，创作不是为了寻找一个固定的答案，而是为了获得一个面对未知的临时性的、不安全的倾角。
总有人把我的“越清醒，越勇敢”，改编成“越清醒，越痛苦”，我想他们可能是在分析世界的时候，忽略了时间的维度，或者忽略了自我的维度。只有一种勇敢是值得遵从的，那就是从自我出发又回到自我的勇敢，如果等到别人让你勇敢再勇敢，那就不是勇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