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

昨天晚上看一个喜剧综艺，大张伟点评某个节目时说“我们搞艺术的……”，这时候一条弹幕轻蔑地飘过：“你们搞喜剧的，也配谈艺术”。我当时就很困惑，这位尊贵的观众，自己就在看喜剧，同时却鄙视喜剧。

大卫·霍克尼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艺术家，相信再尊贵的人查一下他的作品价格，都不会否认他是一个艺术家。霍克尼很早就出名了，但一直都很可爱，这在艺术家里边并不常见。他有一个观点说：“二十世纪艺术的自觉性太强了，以至于它将自身隔离了起来，似乎是一门完全独立自主、与其他无关的实践活动。”

有一次，霍克尼和一位艺术批评家吵了起来。批评家说：“艺术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霍克尼说：“我要是相信这样的鬼话，还不如一枪毙了自己算了。”就是这句话让我爱上了霍克尼。我们会发现，越是顶级的艺术家，越不会把艺术看成建立区隔的防护栏。反而是那些三流艺术家和那些身在外围被艺术光环所炫的人，特别愿意把艺术搞成“艺术”。

霍克尼继续跟批评家说：“说真的，艺术被你拉低到了珠宝的层次。珠宝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但这无所谓，珠宝并不重要。”霍克尼认为，艺术是更高层面的东西，各种各样的社会包括原始社会都能创造艺术。所有人都需要艺术。“或许，普罗大众欣赏的只是低水平的艺术创作，但水平再低也仍然是艺术。”

当我们谈论艺术或者谈论文化的时候，特别容易把它们弄到引号里边去。似乎只有西装领带晚礼服正襟危坐红酒杯，才有资格插嘴。其实真正的好东西与人是没有区隔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可以有。若是因为喜欢下里巴人而否认阳春白雪，那也是一种极端。重要的是，允许自己开心，也允许别人开心。如果一个人的开心建立在贬低别人的基础上，那他绝不像自己想象得那么高级。

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一种论调“不能让这样的短剧疯下去了”，点开一看，原来是现在中老年短剧爆火，霸道总裁从前是爱上实习生，现在开始爱上保洁阿姨了。我从前不看霸总剧，现在也不看短剧，但我发现好些人在议论中老年短剧的时候，那种语气让人很不舒服。

不就是做梦吗，年轻人可以做梦，中老年人就不可以做梦了吗？怎么到了中老年人那里，就一定是“被围猎”“被收割”呢？谁来规定怎样的情感需求是合理的，怎么样的情感需求是不合理的？尤其是那种预设中老年人全都行为不能自主，不能区分幻想与现实的心态，往轻了说是傲慢，往重了讲是歧视，其实有些人的道貌岸然底下，隐藏的是猥琐。

如果说短剧市场要规范，那也应该是基于所有成年人的需求，进行一视同仁的讨论，没必要把中老年人单独拎出来。把自己当人，把别人也当人，人都有七情六欲。规则之上，自由飞翔，谁也没资格审判谁。

说来羞耻，去年刷到一个游戏，《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我不是游戏玩家，我是在视频平台上看的别人通关。剧情真的逆天，每个美女都会无来由地爱上你。但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动物，我们的身心灵并不是那么和谐地融汇在一起。脑子一边觉得不合理，嘴角一边忍不住自动上扬，我当时在地铁上，最后都忍不住要乐出声了，只好下地铁，找个没人的地方看个痛快。过后我心想，年轻人在这样的游戏里爽一把，能有什么不好呢，没什么不好。

文化产品之于人，也不是程序之于机器，安装上就立马开始运转。很多时候，我们的情感需求在虚拟世界得到慰藉和满足之后，我们在现实中才会更加从容，更有活力。我们沉重的肉身，需要很多个世界来盛放。

还是拿短剧来说，作为一种新的内容形式，短剧市场的迅速扩大，归根结底是由于它的“短平快”更容易捕捉观众注意力、填充现代人的碎片时间。对于新的内容形式，人们很容易用原来的审美框架去下特别大的判断，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些声音通过放大、扭曲个别现象，恰好击中了某种刻板印象，各种大帽子就会随之而来。

最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有一个观点启发了我，她说：“当下的年轻人可能有好多个小号，他们不需要用一个整体性的‘我’来应对一个整体性的世界，他们把‘我’切成小块，把不同的‘我’放进不同的小块世界进行交互和交流，最终小块的’我’回到’我’。”

不光是年轻人，中老年人也在适应媒介形态的快速变化。很多短剧展现的温馨家庭关系、真挚友谊、情感陪伴等，就给中老年人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

当下，短剧题材已经从青春、情感、都市，扩展到科幻悬疑、动作、文旅、民俗等多元题材。《三星堆：未来启示录》《金猪玉叶》《超越吧！阿娟》等精品短剧，也涌现了出来。《我的归途有风》展示四川乐山的非遗美食文化，还产生了赋能地方文旅的良好效果。

观众与作品，在相互选择、相互支持、相互滋养，进入内容消费的细致过程中去观察，就会发现很多人内心那些微小而难以言说的孔隙，是被短剧浸润的。

让短剧飞一会儿，大帽子先缓一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