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志芬，郭予良，邓思宇，范博宁 | 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传统村落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比较研究
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传统村落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比较研究
——以北京皇木厂、天津杨柳青、河北捷地村为例
成志芬 郭予良 邓思宇 范博宁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 100101)
[摘 要] 协同推进京津冀区域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不仅可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也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传统村落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对于京津冀区域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三个传统村落——皇木厂、杨柳青、捷地村(分别隶属于北京、天津、河北)为例,从认知、情感、意向三个维度,分析三个村落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情况、影响认同的个人属性因素,并分别对它们进行对比,最后总结提出强化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传统村落村民大运河文化认同的途径:一是重点强化捷地村,再强化杨柳青,最后强化皇木厂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二是首先要强化三个村落村民在认知维度的认同,其次强化在意向维度的认同,最后强化在情感维度的认同。三是共同强化三个村落年龄较小、居住时长较短的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四是对不同的传统村落应采取不同的细化措施,强化不同属性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
[关键词] 大运河文化;文化认同;传统村落;京津冀
一、引言
(一)大运河(京津冀段)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京津冀地缘相近,文脉相承。202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京津冀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决定》提出:“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应当共同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统筹大运河及沿线文物保护单位……传统村落、特色小镇等文化资源,构建跨区域文化遗产连片、成线整体保护体系。”[1]可见,统筹大运河沿线传统村落对于京津冀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大运河沿线的传统村落,尤其是因大运河而生的传统村落,散布着众多的大运河文化遗产、蕴含着厚重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好这些大运河文化,需要让村落村民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需要加强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而村落大运河文化是村落地方文化的主要构成内容,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为村民地方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呼应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地方独特性来源于地方历史,地方历史是保持人们地方认同的重要内容[2-3]。因此,保护传承利用好村落的大运河文化,需要加强村民的地方认同。正如有学者认为,人与地的情感联结在大运河遗产保护中占有重要地位,将大运河的感知与地方认同及保护意愿结合起来很有必要[4]。遗产能增加地方主体对地方的认知,进而强化地方认同[5],地方认同影响人们的行为 [6],地方认同是地方发展的驱动力[7]。
(二)地方认同及其衡量方法
地方认同在人地关系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何为“地方认同”?目前学者们的梳理有几种思路。其一,部分文化地理学者从“地方”概念的发展、“地方依恋”“地方依赖”等人与地方关系的视角梳理“地方认同”内涵。如有学者认为,地方认同作为一种情感性的依恋与功能性的地方依赖共同组成地方依恋[8]。其二,部分学者从源于哲学、环境心理学的视角梳理“地方认同”的内涵,并借鉴环境心理学测量地方认同的方法来分析地方认同。如1978年,美国环境心理学者普罗夏斯基(Proshansky H. M.)将认同的概念引入环境心理学。之后,他认为地方认同是一个人自我认同的组成部分,人们通过地方认同来定义自己与所在地的关系[9]。其三,部分学者从梳理“认同”的内涵开始,梳理地方认同与其他认同的区别等。如英国社会心理学者布洛克威尔(Breakwell G. M.)的认同过程理论认为,认同的动机或需求由四个原则组成:人们维持自尊、连续性、独特性和有效性的理想状态[10]。2006年,英国心理学者维尼奥尔斯(Vignoles V. L.)等扩展了认同过程理论,提出自尊、连续性、独特性、有效性、归属和意义都与认同的构建有关[11]。
关于地方认同的衡量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自1986年起,布洛克威尔将地方认同的形成过程不断归纳总结为4个维度:自我尊重(self-esteem)、自我功效(self-efficacy)、独特性(distinctiveness)、一致性(continuity)[12-14]。一些学者应用了此框架衡量地方认同,如2005年,瑞典应用心理学者科尼兹(Knez I.)应用此框架研究了地方、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15]。第二,2010年,英国心理学者德罗塞尔蒂斯(Droseltis O.)、维尼奥尔斯将地方认同划分为三个维度:自我延伸/依恋(self-extension/attachment)、环境适应(environmental fit)、地方-自我一致性(place-self congruity)[16]。第三,荷兰社会心理学者埃勒默斯(Ellemers N.)等将地方认同分为自我分类(self-categorisation)、情感承诺(affective commitment)和群体自尊(group self-esteem)三个维度[17]。第四,英国心理学者乔根森(Jorgensen B. S.)和加拿大心理学者斯特德曼(Stedman R. C.)提出衡量地方认同的三元维度框架:认知(cognitive)、情感(affective)、意向(conative)维度[18]。一些学者对地方认同的衡量采用该方法。如文化地理学者杨立国等以衡阳市中田村的景观基因为例,从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维度测量地方认同[19]。
本研究采用源于环境心理学的“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情感维度(emotional dimension)、行为维度(behavioral dimension)”的框架衡量地方认同,也即“认知、情感、意向”三维度。为何采用该框架?首先,该框架与“态度”理论框架相一致[20}。“态度”是人对外界客体或刺激物的反应[21]。该反应中,认知、影响、行为是三个互不相同的组成部分。其中,影响指情感反应。行为包括行为意图(behavioral intentions)和行为承诺(behavioral commitments)(但不包括实际行为),也即“意向”。因此,人对外界客体的态度反应由认知、情感、意向组成。而地方认同中,空间背景是人感知的客体,即“态度”的客体,因此,地方认同由认知、情感、意向组成,这三个维度创造了地方。其次,该框架可以组织较为繁杂的结构。认知、意向和情感三维度分别对应形式、功能和意义 [22]。再次,经预调查,传统村落村民多为长期居住者,他们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主要体现在认知、情感和意向三方面。因此,本文选择该三维框架进行分析。其中,认知维度主要体现在,人们了解地方的大运河文化并通过其进行导航;情感维度指人对地方大运河文化的依赖和满意;意向维度主要指人对地方大运河文化保护利用的意图和承诺、人与地方大运河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23]。
二、案例村落简介及其代表性
本文选择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因大运河而生的村落——北京皇木厂、天津杨柳青、河北捷地村进行研究。选择这三个村落,是由于它们分别在京、津、冀大运河沿线因大运河而生的村落中具有代表性,具体情况如下。
皇木厂村,位于北京通州区,明永乐年间,营造北京皇宫所需大木从南方经大运河运达这里囤积存放,再转运至北京城。因运木的车户与脚夫聚居于此,于明代逐渐形成村落。据《明史》记载,嘉靖十六年之后的七十多年间,北京地区的几次大洪水还将皇木厂存放的木头冲散 [24]。如今,村落留存明代古槐 [25]、明代建造北京宫城所需的花斑石的加工厂遗址[26]。该村落在大运河(北京段)沿线村落中知名度高、村落原址未变,村落有与大运河文化相关的遗址等,具有代表性。
杨柳青,位于天津西青区,随着元代京杭大运河的通航开始形成村落,明清时期,成为南北漕运的枢纽码头、商贸的集散地。经济的繁荣吸引周边区域的木板年画艺人迁居这里,加上杨柳青盛产杜梨木,杨柳青木版年画兴起并走向兴盛[27]。“杨柳青”之名出现于元末明初,之前被称为“流口”“柳口”。正如有文记载:“杨柳青,古柳口也,北临淀水,南枕漕渠,轮帆凑集市……”[28],“清河即卫河,清州今青县,柳口,静海县志云,即杨柳青渡,在县北四十五里”[29]。近年来政府对南运河进行了整修,并建成了杨柳青明清一条街,恢复了部分旧时建筑[30]。杨柳青古村落的村民后代主要分布于杨柳青镇第十一街村、第十三街村。选择该村落是由于它在大运河(天津段)沿线村落中知名度很高、大部分村民为长期居住者并为原古村落村民的后代等,具有代表性。
捷地村,位于河北省沧州市沧县,西依京杭大运河,明代成村,原名狼缺屯[31]。村落有捷地减河(河口有捷地分洪闸)、捷地码头、捷地桥等水利设施,以及乾隆碑、明代龙骨石、宪示碑等遗迹。捷地减河于明弘治三年开凿,专减南运河之异涨。正如有文记载:“捷地镇有南减水河”[32],“捷地减河首起沧州南十五里,于捷地与南运河右堤相接,东达于海,明弘治三年开,专减南运河之异涨,以备南运河之泛滥”[33]。该村落在大运河(河北段)沿线村落中知名度高、村落原址未变,有与大运河文化相关的遗迹,村民世代居住于此,具有代表性。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于2021年11月在皇木厂村发放调查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83份;于2019年3—4月在杨柳青第十一街村、第十三街村发放调查问卷101份,收回有效问卷100份;于2021年10月在捷地村发放调查问卷101份,收回有效问卷95份。三个村落问卷发放均采用配额抽样方法:根据村落的户数及其空间分布,分配额定数量的问卷(如集中分布的3户村民填写1份问卷)。之后,在集中分布的几户村民里随机抽取1户进行入户调查,这样能确保问卷覆盖到整个村落的村民。在三个村落的受访者中:性别上,女性略多于男性,如杨柳青村受访女性占58%;居住时长上,以20年以上居住者为主,如杨柳村、捷地村受访者中,居住20年以上村民所占比例分别为91%、65%;文化程度上,三个村落受访者均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均占七成以上);职业上,三个村落受访者均以农民为主;月收入上,三个村落受访者均以“3000元及以内”收入为主,如杨柳青、捷地村该月收入水平的受访者分别占90%、69%。可见,受访者的特征分别能代表三个村落的人口特征。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衡量维度及量表设计如表1所示。量表的分值均为正整数,自1开始依次增加,分值越高表示认同程度越好。
表1 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衡量维度及量表设计
四、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情况的比较
(一)村民的认同情况
1.皇木厂
(1)认知维度
关于村民对“村落起源朝代”(C1)的认知,经分析,41%村民不知道,59%村民知道,村民量表均值为1.59。关于对“村落名称由来”(C2)的认知及“村落是否因大运河而生”(C3)的认知,均为27%的村民不知道,73%的村民知道,认知较好,均值都为1.73。关于“村落的形状为何是这样”(C4)的认知,68%的村民不知道,32%的村民知道,均值为1.32。关于对“村落为何建在这个位置”(C5)的认知(1)下文占比的排序均按村民认同自低至高的顺序排列,占比、均值等数值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26%村民不知道,28%的村民认为是随便建的,18%的村民认为是建村的人决定的,2%的村民认为离马路近,26%的村民认为与大运河相关,均值为2.74。关于对“村落里与大运河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或遗迹”(C6)的认知,不了解的占2%,知道一点的占6%,无“一般”占比,比较了解的占32%,非常了解的占60%,均值为4.42,认知情况较理想。关于对村落与大运河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在“村里是否有与运河相关的饮食”(C7)的调查中,42%的村民不知道,30%的村民认为没有,28%的村民认为有,均值为1.86。在“村里是否有与运河相关的歌谣”(C8)的调查中,40%的村民不知道,10%的村民表示没有,50%的村民表示有,均值为2.1。认知情况尚可。总体来看,皇木厂村民在认知维度的均值之和为17.49。
(2)情感维度
在“您认为作为村落里的人,了解并掌握有关大运河文化的相关知识重要吗”(E1)的调查中,无认为“一点也不重要”“不知道”的村民,认为“一般”的村民占比为2%,认为“重要”的村民占比为22%,认为“非常重要”的村民占比为76%,即几乎全部受访者认为重要或非常重要,均值为4.74。在“与村落相关的大运河文化增强了我对村落的归属感”(E2)的调查中,无“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的情况,持“同意”态度的村民占比为18%,“非常同意”的村民占比为82%。认知情况较理想,均值为4.82。可见,皇木厂村民在情感维度的均值之和为9.56。
(3)意向维度
在“是否愿意参加村里关于大运河文化传承与保护相关的志愿活动”(B1)的调查中,“不愿意”的村民占比为1%,“无所谓”的村民占比为13%,“愿意”的村民占比为41%,“非常愿意”的村民占比为45%,即愿意以上的村民占86%,均值为3.29。在“是否愿意在空闲时间浏览与村落大运河文化有关的文章或者报道”(B2)的调查中,无“不愿意”的村民,“无所谓”的村民占2%,持“一般”态度的村民占4%,“比较愿意”的村民占38%,“非常愿意”的村民占56%,即愿意及以上的村民占94%,均值为4.48。在“您是否有保护村落大运河文化的意愿”(B3)的调查中,没有意愿的村民占10%,有意愿但未实践的村民占60%,有意愿且实践的村民占30%,均值为2.2。可见,皇木厂村民在意向维度的均值之和为9.97。
综上,皇木厂村民在认知、情感、意向三个维度的均值之和为37.02。
2.杨柳青
(1)认知维度
关于对C1的认知,七成居民不知道,三成居民知道,均值为1.3。关于对C2的认知,42%的村民不知道,58%的村民知道,认知较好,均值为1.58。关于对C3的认知,25%的村民不知道,75%的村民知道,认知较好,均值为1.75。关于对C4的认知,53%的村民不知道,47%的村民知道,均值为1.47。关于对C5的认知,不知道的村民占35%,认为与大运河有关的村民占55%,认知较好(见图1),均值为3.34。关于对C6的认知,不了解的占40%,知道一点的占42%,持“一般”态度的占6%,比较了解的占10%,非常了解的占2%,均值为1.92,认知情况不理想。关于对村落与大运河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在C7的调查中,31%的村民不知道,30%的村民认为没有,39%的村民认为有,均值为2.08。在C8的调查中,47%的村民不知道,40%的村民表示没有,13%的村民表示有,均值为1.66,认知情况也不理想。总体来看,杨柳青村民在认知维度的均值之和为15.1。
图1 杨柳青村民对“村落为何建在这个位置”的认知情况
(2)情感维度
在E1的调查中,认为“一点也不重要”的村民占2%,认为“不重要”的村民占1%,认为“一般”的村民占8%,认为“重要”的村民占31%,认为“非常重要”的村民占58%,即认为重要及以上的村民占比达近九成,均值为4.42。在E2的调查中,无“非常不同意”的村民,从“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村民占比逐渐增加(见图2),均值为4.52。可见,杨柳青村民在情感维度的均值之和为8.94。
图2 杨柳青“与村落相关的大运河文化增强了我对村落的归属感”的调查结果
(3)意向维度
在B1的调查中,“不愿意”的村民占比为5%,“无所谓”的村民占比为12%,“愿意”的村民占比为43%,“非常愿意”的村民占比为40%,即愿意以上的村民占83%,均值为3.19。在B2的调查中,“不愿意”的村民占1%,“无所谓”的村民占16%,持“一般”态度的村民占5%,比较愿意的村民占45%,非常愿意的村民占33%,即愿意的村民占78%,均值为3.93。在B3的调查中,没有意愿的村民占13%,有意愿但未实践的村民占76%,有意愿且实践的村民占11%,均值为1.98。可见,杨柳青村民在意向维度的均值之和为9.1。
综上,杨柳青村民在认知、情感、意向三个维度的均值之和为33.14。
3.捷地村
(1)认知维度
关于对C1的认知,66%居民不知道,34%的居民知道,均值为1.34。关于对C2的认知,41%的村民不知道,59%的村民知道,认知较好,均值为1.59。关于对C3的认知,不知道与知道的村民约各占五成,均值为1.51。关于对C4的认知,63%的村民不知道,37%的村民知道,均值为1.37。关于对C5的认知,45%的村民不知道,4%的村民认为是随便建的,7%的村民认为是建村人决定的,1%的村民认为因离马路近而建,43%的村民认为与运河相关,均值为2.93。关于对C6的认知,不了解的村民占20%,知道一点的村民占50%,了解一般的村民占11%,比较了解的村民占11%,非常了解的村民只占8%,认知效果不理想,均值为2.37。关于村落与运河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在C7的调查中,44%的村民不知道,34%的村民认为没有,22%的村民认为有,均值为1.78。在C8的调查中,53%的村民不知道,13%的村民认为没有,34%的村民认为有,均值为1.8。总体来看,捷地村村民在认知维度的均值之和为14.69。
(2)情感维度
在E1的调查中,“一点也不重要”的村民占比为2%,认为“不知道”的村民占比为8%,认为“一般”的村民占比为10%,认为“重要”的村民占比为46%,认为“非常重要”的村民占比为34%,均值为4.02。在E2的调查中,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村民占比逐渐增加,被调查者中“同意”的村民为27人,“非常同意”的村民为48人,均值为4.26(见图3)。可见,捷地村村民在情感维度的均值之和为8.28。
图3 捷地村“与村落相关的大运河文化增强了我对村落的归属感”的调查结果
(3)意向维度
在B1的调查中,“不愿意”的村民占比为16%,“无所谓”的村民占比为10%。“愿意”的村民占比为52%,“非常愿意”的村民占比为22%,即愿意以上的村民占74%,均值为2.8。对B2的调查结果如图4所示,即愿意及以上的村民占比为七成,均值为3.8。在B3的调查中,没有意愿的村民占16%,有意愿但未实践的村民占51%,有意愿且实践的村民占33%,均值为2.17。可见,捷地村村民在意向维度的均值之和为8.77。
图4 捷地村“是否愿意在空闲时间浏览与村落大运河文化有关的文章或者报道”的调查结果
综上,捷地村村民在认知、情感、意向三个维度的均值之和为31.74。
(二)比较
对三个村落村民大运河文化认同的情况进行比较,有以下结果:
第一,三个传统村落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均处于较好水平。在本调查的量表中,认知维度得分之和的最高分为24分,最低分为8分。情感维度得分之和的最高分为10分,最低分为2分。意向维度得分之和的最高分为12分,最低分为3分。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得分之和的最高分为46分,最低分为13分。首先,从三个村落村民对大运河文化认同均值的总得分情况看,皇木厂村村民的认同均值之和最高,为37.02分,杨柳青村民的认同均值之和位居第二,为33.14分,捷地村村民的认同均值之和最低,为31.74分。其次,从村民大运河文化认同的均值总得分占认同最高分的比例来看,皇木厂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总得分(37.02分)占最高分(46分)的80.5%,杨柳青为72%,捷地村为69%,近七成(见表2)。
表2 三个村落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调查得分情况
第二,对三个村落进行对比发现,无论在认知、情感还是意向维度,结果均为,皇木厂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最高,杨柳青村民的认同次之,捷地村村民的认同最低。
第三,对三个维度进行对比发现,皇木厂、杨柳青、捷地村村民对大运河文化的认同均在情感维度最高,意向维度次之,认知维度最差。因为,三个村落村民在各个维度的均值之和占本维度最高分的比例均为情感维度最高,意向维度次之,认知维度最差。
第四,在各个维度内部对三个村落之间村民的得分均值进行比较发现,在认知维度内部,皇木厂村民在C1、C2、C6、C8的得分最高,在C4、C5的得分最低。杨柳青村民在C3、C4、C5、C7的得分最高,在C1、C2、C6、C8的得分最低。捷地村村民在C3、C7的得分最低。在意向维度内部,皇木厂村民在B1、B2、B3的得分最高,杨柳青村民在B3得分最低。在情感维度内部,皇木厂村民在E1、E2的得分最高。
五、影响村民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个人属性因素比较
本文采用相关分析法分别分析三个村落村民个人属性因素(性别、年龄、职业、居住时长、文化程度、月收入)与认同三维度的相关性,进而分析影响村民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个人属性因素。分析采用SPSS22.0进行。由于村民的个人属性因素及认同的三维度因素均为定类变量或定序变量,因此,相关分析中采用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一)影响村民大运河文化认同的个人属性因素
1.皇木厂
影响皇木厂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个人属性因素为年龄、居住时长、月收入(见表3)。其中,年龄与B1、E1显著正相关(P<0.01),与B2、C7呈正相关(P<0.05)。即,年龄越大的村民越愿意参加村落与大运河文化传承与保护相关的志愿活动,越认为了解大运河文化重要,越愿意关注与村落大运河文化有关的文章或报道,越了解村落与大运河相关的饮食。居住时长与C6、B2呈正相关。即,居住时长越长的村民对村落里与大运河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或遗迹认知越好,越愿意关注与村落大运河文化有关的文章或报道。月收入与B1呈负相关。即月收入越低的村民越愿意参加村落与大运河文化传承与保护相关的志愿活动。
表3 皇木厂村民个人属性因素与认同三维度的相关性
*表示 P<0.05,**表示 P<0.01。
2.杨柳青
影响杨柳青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个人属性因素为年龄、性别、居住时长、月收入、文化程度(见表4)。其中,年龄与C8显著正相关,性别与B1显著正相关。文化程度与C8、居住时长与B1均呈负相关。月收入与B3、性别与B2均呈正相关。即年龄越大或文化程度越低的村民对村落与大运河相关的歌谣认知越好。女性村民或居住时长越短的村民越愿意参加村落与大运河文化传承与保护相关的志愿活动。月收入越高的村民越有保护村落大运河文化的意愿。女性居民更愿意关注与村落大运河文化有关的文章或报道。
表4 杨柳青村民个人属性因素与认同三维度的相关性
*表示 P<0.05,**表示 P<0.01。
3.捷地村
影响捷地村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个人属性因素为年龄、居住时长、文化程度、职业(见表5),且年龄、居住时长对村民认同的影响程度相似。其中,年龄与E1呈显著正相关,与C7、C8呈正相关,与C3呈负相关。居住时长与C7、C8、E1呈正相关,与C3呈负相关。文化程度与C3显著正相关,与C1呈正相关。职业与C3显著正相关,与C2、C5呈正相关。即,年龄越大或居住时长越长或文化程度越低或职业越不稳定的村民对村落是否因大运河而生的认知越差。年龄越大或居住时长越长的村民对村落与大运河相关的饮食、村落与大运河相关的歌谣认知越好,越认为了解大运河文化重要。文化程度越高的村民对村落起源朝代认知越好。职业越稳定的村民对村落名称的由来、村落为何建在该位置认知越好。
表5 捷地村村民个人属性因素与认同三维度的相关性
*表示P<0.05,**表示 P<0.01。
(二)比较
三个村落村民大运河文化认同的个人属性因素对比情况如表6所示,经比较,有以下结果:第一,影响三个村落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个人属性因素不同,共同的影响因素为年龄、居住时长。具体到各个村落,影响皇木厂村民的因素主要为年龄、居住时长、月收入,这些因素对该村村民认同的认知、情感、意向三个维度均有影响。影响杨柳青村民的因素主要为性别、年龄、居住时长、月收入、文化程度,这些因素对该村村民认同的认知、意向维度有影响,而对情感维度无影响。影响捷地村村民的因素主要为年龄、居住时长、文化程度、职业,这些因素对该村村民认同的认知、情感维度有影响,而对意向维度无影响。
表6 三个村落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个人属性因素对比
第二,各项个人属性因素影响的村落数量不同。年龄、居住时长共同影响皇木厂、杨柳青、捷地村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月收入、文化程度影响两个村落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其中,月收入影响的是皇木厂与杨柳青,文化程度影响的是杨柳青与捷地村。性别、职业只影响一个村落村民的认同,性别影响杨柳青,职业影响捷地村。
第三,各项个人属性因素影响的认同维度不同。年龄、居住时长对认知、情感、意向三维度的认同均有影响。而月收入、性别只影响意向维度的认同。文化程度、职业只影响认知维度的认同。
第四,各项个人属性因素对三个村落村民的影响维度各不相同。年龄影响皇木厂村民在认知、情感、意向维度(C7、B1、B2、E1)的认同,影响捷地村村民在认知、情感维度(C3、C7、C8、E1)的认同,而只影响杨柳青村民在认知维度(C8)的认同。居住时长影响皇木厂村民在认知、意向维度(C6、B2)的认同,影响捷地村村民在认知、情感维度(C3、C7、C8、E1)的认同,而只影响杨柳青村民在意向维度(B1)的认同。
六、强化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途径
地方与认同动态地进行相互作用,认同建立在地方上,地方被认同赋予意义 [34]。经前文分析,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传统村落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整体处于较好水平,但村落之间、不同属性村民之间等存在差异。因此,仍需强化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经分析,有以下强化途径:
第一,首先强化河北捷地村,其次强化天津杨柳青,最后强化北京皇木厂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因为,三个村落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强弱排序为:皇木厂、杨柳青、捷地村。可以采取通过提炼并表征村落大运河的文化符号,借助节庆、活动、事件等措施强化村民对大运河文化的感知,因为村民感知对大运河遗产保护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5]。
第二,首先要强化三个村落村民在认知维度的认同,其次强化在意向维度的认同,最后强化在情感维度的认同。具体来看,在认知维度,强化捷地村村民在C3、C7的认知,强化杨柳青村民在C1、C2、C6、C8的认知,强化皇木厂村民在C4、C5的认知。在意向维度,强化捷地村、杨柳青、皇木厂村民在B3的认知。
第三,共同强化三个村落年龄较小、居住时长较短的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因为年龄、居住时长共同影响三个村落村民的认同。具体来说,强化皇木厂年龄小的村民在认知、情感、意向维度的认同,强化皇木厂居住时长较短的村民在认知、意向维度的认同。强化杨柳青年龄较小的村民在认知维度的认同、居住时长较长的村民在意向维度的认同。强化捷地村年龄较小、居住时长较短的村民在认知、情感维度的认同。
第四,对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不同的传统村落应采取不同的细化措施,强化不同属性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对于捷地村,强化文化程度低、职业不稳定的村民对村落因大运河而生的认知;强化文化程度低的村民对村落起源朝代的认知;强化职业不稳定的村民对村落名称的由来、村落为何建在该位置的认知。对于杨柳青,鼓励文化程度高的村民对村落与大运河相关的歌谣的认知;鼓励男性村民参加村落与大运河文化传承与保护相关的志愿活动,关注与村落大运河文化有关的文章或报道;鼓励月收入低的村民树立保护村落大运河文化的意愿。对于皇木厂,鼓励月收入高的村民参加村落与大运河文化传承与保护相关的志愿活动等。
七、结语
本文选取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因大运河而生的典型传统村落,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分析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区别于目前其他学者对大运河发展演变的研究、对大运河文化内涵的研究、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组成与保护的研究等。北京曾是元朝以来京杭大运河的北终点,京津冀段是大运河的精华和代表地段之一。本文通过对三个传统村落村民对大运河文化认同的比较,提出强化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途径,从而为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传统村落大运河文化保护提出对策,为全国其他运河段强化村民对大运河文化认同提供借鉴,为区域协同发展规划提供借鉴。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如选取的传统村落数量有限、发放的调查问卷数量有限,以及对京津冀段沿线与大运河其他段沿线传统村落村民的大运河文化认同有何异同等内容没有讨论等,这些也都是未来需要继续探讨的内容。
[参考文献]
[1]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京津冀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决定》,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212/t20221212_2877544.html。
[2] Massey D.: 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Mapping the Future,1993,pp.60-70.
[3] Matless D.,Cameron L.: “Experiment in landscape: the Norfolk excavations of Marietta Pallis”,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Vol.32,No.1,2006,pp.96-126.
[4][35] 李永乐、肖蕾、杨剑桥、王锴庆、成升魁:《大运河景观价值感知对游客遗产保护意愿的影响研究——以无锡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为例》,《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2年第2期,第202—208页。
[5] Jimura T.: “The impact of world heritage site designation on local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f Ogimachi,Shirakawa-mura,Japan”,Tourism Management,Vol.32,No.2,2011,pp.288-296.
[6] Korpela K. M.: “Place-Identity as a product of environmental self-regulation”,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Vol.9,No.3,1989,pp.241-256.
[7] Paasi A.:“Place and region:looking through the prism of scale”,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Vol.28,No.4,2004,pp. 536-546.
[8] Williams D. R.,Patterson M. E.,Roggenbuck J. W.: “Beyond the commodity metaphor: Examining emotional and symbolic attachment to place”,Leisure Sciences,Vol.14,No.1,1992,pp.29-46.
[9] Proshansky H. M.: “The city and self-identity”,Environment and behavior,Vol.10,No.2,1978,pp.147-169.
[10] Breakwell G. M.: “Strategies adopted when identity is threatened”,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sychologie Sociale,Vol.1,No.2,1988,pp.189-203.
[11] Vignoles V. L.,Regalia C.,Manzi C.,Golledge J.,Scabini E.: “Beyond self-esteem: influence of multiple motives on identity construc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17,No.2,2006,pp.251-268.
[12] Breakwell G. M.: Coping with threatened identity,London: Methuen,1986,pp.83-87.
[13] Breakwell G. M.: “Processes of self-evaluation: efficacy and estrangement”,Breakwell G. M.:Soci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 and the Self,Surrey Univers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Academic Press,1992,pp.35-55.
[14] Twigger-Ross C. L.,Bonaiuto M.,Breakwell G.:“Identity theories and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Vol.212,No.13,2003,pp.2119-2126.
[15] Knez I.: “Attachment and identity as related to a place and its perceived climate”,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Vol.25,No.2,2005,pp.207-218.
[16] Droseltis O.,Vignoles V. L.:“Towards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place identification: Dimensionality and predictors of intrapersonal-level place preference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Vol.30,No.1,2010,pp.23-34.
[17] Ellemers N.,Kortekaas P.,Ouwerkerk J. W.: “Self-categorisation,commitment to the group and group self-esteem as related but distinct aspects of social identity”,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29,No.2-3,1999,pp.371-389.
[18] Jorgensen B. S.,Stedman R. C.: “Sense of place as an attitude: lakeshore owners attitudes toward their propertie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Vol.21,No.3,2001,pp.233-248.
[19] 杨立国、喻媚、袁佳利:《传统村落居民的景观基因认知及保护态度——以衡阳市中田村为例》,《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第1—7页。
[20] Jorgensen,B. S.,Stedman,R. C.:“Sense of place as an attitude: lakeshore owners attitudes toward their propertie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Vol.21,No.3,2001,pp.233-248.
[21] Fishbein M.,Ajzen I.: “Belief,Attitude,Intention and Behaviou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Addison-Wesley,Reading MA”,Philosophy &Rhetoric,Vol.41,No.4,1997,pp.842-844.
[22] Moore T.G., Marans W.R.:“Advances in Environment,Behavior,and Design: Toward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Methods,Research,and Utilization”,New York: Plenum Press,1997,pp.109-147.
[23] Altman I.,Low S M,Chawla L: “Human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2,pp.63-86.
[24] (清)周家楣、缪荃孙编纂:《光绪顺天府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9页。
[25] 通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通县志》,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26] 陈喜波:《运河上的古村落》,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版,第32—33页。
[27] 王晶:《异彩纷呈的民间美术》,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第38—39页。
[28] (清)陶葆廉:《辛卯侍行记6》,养树山房刻本,清光绪二十三年,卷一。
[29] (清)胡渭:《禹贡锥指20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三下。
[30] 侯福志:《天津记忆 大地史书 地质史上的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60—163页。
[31] 回峰编撰:《捷地乡土志》,石家庄恒世海纳印务2011年(内部资料),第4—5页。
[32] (清)董恂:《江北运程》,京兆尹署空青水碧斋刊清咸丰十年(1860)版,卷七。
[33] 朱道清编纂:《中国水系大辞典》,青岛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34] Christopher,G.,Michelle T. O.: “The placing of identity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place: ‘place-identity’in community lifeboating”,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Vol.29,No.2,2020,pp.206-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