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香,赵继龙 | 超越“民主陷阱”: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创造性贡献

超越“民主陷阱”: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创造性贡献

王永香 赵继龙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一种创造性的民主质态。面对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后疫情时代交织叠加的国际背景,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全链条的参与优势、致善政的效能优势、历史经验的集成优势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普惠优势分别破解了美西方缔造的“选举决定论”“西方优越论”“民主速成论”“民主失败论”之陷阱,有力回应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政治“围攻”,为廓清民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迷思、攻克“超大规模民主难题”、提供“民主—治理”复合型方案、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多元化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时期,我国理当坚持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突破各类民主陷阱,为加强国际政治合作与全球攻关、推进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贡献力量。

[关键词] 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陷阱;政治现代化;政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事关人民根本福祉的“国之大者”。然而,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后疫情时代的双重叠加,国际社会围绕“民主”展开的舆论交锋愈加复杂化:一方面,绝大部分政治共同体都无法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定民主的价值;另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的分野,大国之间的“民主”话语博弈已上升为国家制度与人权的论争,特别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陷阱,成为污化中国式民主、掣肘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鉴于此,从“超越民主陷阱”这一论题出发,探寻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创造性贡献,已成为提升中国式民主话语权、助力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必然。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民主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关键议题,是多种政治文明的共同取向。然而,基于近年来国际社会“动荡与冲突同在、变革与调整共存”的复杂背景,加之新冠病毒疫情的肆虐、世界经济的疲软化以及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缘政治事件的发生,当前世界步入了冷战结束30多年来最复杂的政治局面。国际社会各主体对于民主的解释亦走向对立状态,“民主异化”“民主赤字”等言论层出不穷。诚如萨托利所言:“民主越是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我们就越有可能因为众说纷纭而彻底陷入概念混乱。”[2]在这样一个“民主观混乱的时代”,美西方极力鼓吹“普世价值”神话,使全球发展步入新的不确定性之中。“民主怎么了?”“民主还管用吗?”之类的论争愈演愈烈,经由对民主话语权的争夺而展开的博弈,已成为国家间文明之争、道路之争的重要载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协商民主、基层民主、民主制度化等作出了重要指示,并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但国家间政治领域与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一直未停,正如习近平指明的:“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3]同时,西方在民主话语权方面的长期垄断,致使人们在论及民主话题时习以为常地以西方民主思维及其框架思考问题,这种“单向度”的状态既丧失了对西方民主及其推广形态的反思意识,更谈不上在西方民主之外探求其他民主实现形态的建构自觉[4]。在此背景下,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辨别西式民主“陷阱”,成为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活动,提升中国式民主话语权的迫切之举。

政治上的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清醒。目前学界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成因、本质、推进路径等方面的研究已较为成熟。随着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从中西方民主对比维度展开研究成为热点:一方面,学者们围绕中西方民主的理论溯源展开了讨论。如徐海燕划分了权力博弈与“权力整体观”的区别[5];徐伟明通过“以人民为中心”和“以资本为中心”的理念比较,论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本质的体现[6]。另一方面,学界对中西方民主的运作体系进行了比较:如陈怀平从实践主体、实践过程、制度程序等方面揭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西式民主的超越[7];王洪树就“新时代中西方民主政治缘何‘一治一乱’”进行了探源[8];李静等指明相对于西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政治性、人民性、实践性等制度优势[9]。

习近平指出:“我们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10]目前,学界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为持续走好中国式政治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学理支撑。但在中西民主模式的比较研究上,仍存在梯次深入的空间:即相较于从宏观意义上对中西民主的讨论,以“超越民主陷阱”为论题更具现实性——通过探究陷阱“何以生成”“何以表征”“何以破解”等问题,将更有力地廓清关于民主发展的歪论斜调,进而以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澄明民主真谛,打破我国在国际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1]。鉴于此,本文从“超越民主陷阱”视角出发,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壮阔图景及创造性贡献。

二、西式话语体系中的“民主陷阱”及其现实表征

从政治安排层面看,民主就是政治,即确定哪个阶级主导权力运作的政治安排[12]。冷战结束30多年来,部分西方大国已然炮制出了一套分化、弱化我国政治安全的“民主陷阱”体系,主要表现如下。

(一)选举决定论:用单一的选举形式裁剪丰富的民主实践

“选举决定论”将“有无普选权”作为衡量民主化的唯一标准。如熊彼特在设定“民主的另一个理论”时,主张“把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在第二位,把选举决定政治问题的代表放在第一位”[13]。基于这样的“颠倒”逻辑,规定民主方法就是为作出政治决定而设计、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而获得做决定的权力”[14]。亨廷顿同样指出:“民主的核心程序是,由民主政府所管治下的人民通过竞争性选举来选拔领袖。”[15]他认为若能通过公民的投票权选举产生强有力的决策者,就可以断定这个国家是民主的。历史地看,民主选举在终结专制与暴政、产生民选政府、培育公民的民主德行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以选举来标榜民主、代替民主的做法则有以偏概全之嫌。特别是在某些西方政客、理论家的话语体系中,“人民”与“选民”、“民主”与“选主”的界限被模糊化,由“作主之民”所主导的民主叙事被窄化为“一人一票”的机械民主观,造成了民主的断裂。同时,“选举决定论”极易滑向“钱权交换”的危险地带,如在美国的选举活动中,当公司和团体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输送政治献金以及对个人捐款没有限制的时候,民主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沦为财阀和利益集团的棋子,这种被资助者制约乃至掌控的“民主”极易塑造一个伦理贫乏的道德碎片化社会,这不仅印证了西式民主“政治下注”“政治赌博”的本质,更是对民主原初含义的背离。

(二)西方优越论:标榜美西方民主为人类最佳民主模式

“西方优越论”宣扬“西式民主是最优化的民主模式”,并将自身描述为人类的“民主灯塔”。如摩尔声称:“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16]福山标榜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17]。根据这种观点,近代以来人们对民主的探索被居心叵测地转化为追求美西式民主的过程,而西方不具正当性的“自由”“民主”输出,又被美化为世界民主化浪潮的主流,这在无形之中加固了“西方优越论”的偏见认知。本质上讲,“西方优越论”是以一种线性历史观来审视人类政治文明的观点,它人为地屏蔽了普遍性与差异性、绝对性与相对性间的辩证关系,将西方民主模式奉为圭臬,这种狭隘的民主观必然导引出“现代化的道路只有一条”“政治文明建设只有西方民主一种路径”等片面论断,从而成为“西方中心论”“普世价值”的逻辑起点。具体到现实层面,“西方优越论”则演化为对我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攻击。比如以所谓的“比较优势”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试图动摇党的执政根基,鼓吹多党竞选制的普遍适用性,主张以三权分立实现政治民主,通过Facebook和Twitter等信息媒介将所谓的“新闻自由”渗入价值观的颠覆等,均是由“西方优越论”布设的民主一元化、普世化陷阱。

(三)民主速成论:以“民主换血”“模式复制”强行塑造他国

“民主速成论”聚焦于“速”与“成”,所谓“成”意指西式民主是既有的成熟模式,其他国家的民主建设只是对民主进程的拖缓。其言外之意便是西式民主可在任何地方生根发芽,由此衍生出了一种忽视各国特殊性与能动性的“交钥匙民主”;“速”即指西方民主模式业已成熟,西式民主应当并且能够快速地融入其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由此形成“速溶咖啡式民主”[18]。二者的共性就是要构建一种“短平快”的民主营销,即“喜欢以速成的民主解决非西方国家的问题,喜欢以民主换血的方式直接过渡到民主国家”[19]。在资本利益驱动下,这种观念极易走向向别国施压、干涉别国政治建设的霸道策略。比如以美国为主的部分西方国家通过“颜色革命”“制度移植”等手段,强行向他国推行所谓的“自由”“民主”观念,主张以西方民主来促进其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建设。然而,这种速成的“民主换血”“模式复制”非但没有帮助其他国家实现高效治理,反而引发了类似“阿拉伯之冬”式的国内战争、民主崩溃、教俗冲突和社会动荡,演变成了越俎代庖、揠苗助长式的悲剧。正如原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平指明的:“随着‘速成’民主化的推进,随之而来的国家消亡亦在规划之中。”[20]“民主速成论”无视各个国家民主发展的动态性与时序性,形而上地认为“民主换血”可以将自身的政治模式迅速复制到别国,实质是对民主发展规律的误读。

(四)民主失败论:借由“西式民主失灵”宣扬“全球民主的衰退”

“民主失败论”指西方政界、理论界兴起的反对民主、否定民主的论调。在近年有关民主的著作、新闻评论中,“民主在全世界衰退”“威权主义走向全球”“民主在黑暗中死去”等字眼屡见不鲜。比如“民主多样性”研究团队指出:“全球民主的平均水平已经下滑至2000年以前。”[21]事实上,对于民主的悲观态度并不罕见,哈耶克就曾以“讨价还价的民主”和“利益群体的玩物”来论证“民主理想的破灭”[22]。而在现代科学的高速发展与西方民主的“屡次失灵”下,民主作为“从个体偏好到集体偏好的整合工具”的功能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界几乎一致认为,这一工具经不起逻辑的推衍,甚至不具备一些显而易见的理性[23]。表面上看,此类判断多倾向于对西式民主的反思,但仔细推敲便会发现,“民主失败论”的边界并不清晰,其矛头极有可能滑向对其他民主道路的否定甚至对民主原初含义的误解。如由美国“自由之家”发布的报告指明“全球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已经恶化至十几年来的最低值”,自由民主理念“发生了全球性的回缩”[24],此处所指对象为“全球”。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学者因对民主的质疑而得出了只有威权统治才能实现“高效治理”的结论,如将印度糟糕的基础设施归因于民主体制,而将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漂亮的机场归因于所谓的威权体制[25]。事实上,对西式民主展开审视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若将其扩大至对整个世界民主政治的否定以及对中国式民主的“误伤”,则同样会掣肘实现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愿景。这种思维不仅会排挤掉一个多元多样、文明借鉴的政治交流空间,还将继续固化“西式民主是唯一的民主模式”的偏见认知,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误导。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对“民主陷阱”的突围与破解

面对美西方缔造的民主陷阱与政治“围攻”,以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风格的话语体系澄清民主、人权之真谛成为中国式民主的重要使命。2021年10月,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对中国式民主的核心标识——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了集中阐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26]从中西对比维度出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功能正是对“民主陷阱”的攻破,集中体现了中国式民主的效力与韧性。

(一)程序之维:以全链条的参与优势驳“选举决定论”

在理论层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以“程序民主”思维廓清了“选举决定论”的逻辑本质,为破解西式陷阱提供了应然指引。众所周知,程序正义被视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标识,它通过规约、控权、修正等功能来保障民主运作,彰显其组织性与真实性。列宁曾明言:“只要还没有实际争得人民专制,还没有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没有能保障人身不受侵犯的公民武装,任何人民代表选举法都是一文不值的。”[27]全过程人民民主之“全”落实到现实参与层面,便体现为民主在程序、环节上的完备性,这种包含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的实践体系极具变革性地防范了民主链条断裂的风险。习近平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28]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要求在选举层面承认和尊重不同阶层、民族、个体和界别的利益诉求,还主张通过民主参与将民主管理推向现实之境。在西方选举政治中,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复杂混乱的政党竞争往往使得民众的诉求难以贯穿整个政治过程,其本质在于通过权力洗牌改变既有的利益分配规则,所以说资产阶级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29]。可见“选举并非完美的责任手段”[30]。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式民主强调的“全过程”理念正是对西式民主“休眠期”“断裂症”的修正。

在实践层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五大民主形式”的强化互动构建了一种“全链条”民主,为破解西式陷阱提供了实然样板。不同于西式民主引发的“杰利蝾螈”(1) “杰利蝾螈”指在美国的各州层面,两党为争夺权力争相重划选区边界的现象,追求的是即便在得票数较少的情况下,自己仍会成为胜利方。该词从美国马萨诸塞州州长杰利的名字及当时划分后的选区形状貌似蝾螈此两者而来。、党派恶斗乱象,全过程人民民主集中于“人、事、策、权”四个维度的良性运转,发展出了“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31]的民主模式。民主选举方面,截至2022年1月,我国从国家到乡镇的中国五级人大代表,为数262万多名,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占到代表总数的94%[32]。这一数据清晰反映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选举民主真谛的践行。民主参与方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到的民主形式,我国已形成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多种渠道,为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供了科学推进之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意见建议730多件[33],民法典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425 762人次提出的1 021 834条意见[34]。这种有效结合顶层设计与公共理性的民主机制,是对“选举民主”单一化叙事的有力修正。当下,“基层立法联系点”“立法直通车”等多元民主实践全面铺展,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在线监督省级部门预算执行”、青岛市“多样化民考官”为代表的民主监督模式对于“擦亮民主底色”、促进民主向基层“下沉”发挥了重要作用,集中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链条”的参与优势,为破解“选举决定论”提供了鲜活例证。

(二)功能之维:以推进善治的效能优势驳“西方优越论”

效能,即“效率和功能”,指事物蕴含的有利作用。区别于“西方优越论”的“架空式”对比,“民生建设绩效构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逻辑”[35]。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36]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是最管用的民主,其逻辑在于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科学高效地将民主与集中进行统一,并在实践中形成全链条、全方位的参与机制、协商机制与协同机制,这种既注重民主过程又注重民主效率的制度原则,使国家机关与人民意志高效整合,形成了强大的治理效能:第一,人民权利与人民参与得到充分保障。“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全过程”[37]是中国式民主一以贯之的追求,科技发展与人民参与意识、参与能力的提升,电子投票、“数据跑路”、领导信箱等便捷方式全面铺展,为保障人民权利提供了新渠道。第二,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高效有序。民主效能的提升,必然体现在维护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平正义上。“如果民主政体从来没有出台政策以生产政府应当负担的公共物品,如教育、健康和交通,以及为公民提供安全网免受市场波动的损害,并采取措施缓解全社会的不平等,民主将无法持续下去。”[38]不同于西方国家严重的社会撕裂与阶层冲突,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人民当家作主有机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之中,全方位保障人民幸福感、获得感,成为“致善政”的密钥所在。第三,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卓越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隐喻着深刻的政治逻辑:中国式民主通过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与维护经济秩序的能力为动员民众进行社会生产、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它“能够给社会和经济进步注入新的活力,但又不放弃平等、团结、合作和民主等核心价值”[39]。这种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证和制定的长期发展规划,突破了西方民主在经济上的短视,实现了为经济发展掌舵的重要使命。第四,权力监督全面铺展。腐败是人民民主的公敌。区别于西方经济寡头“一手遮天”式的政治操纵,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取消“食利者”阶层,以系统的监督网络实现了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这种“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坚决态度极致体现了中国式民主的真实效能。

反之,西方民主理论强调“个人本位”,否定“人民本位”,因而常常陷入“有民主无治理”的窘境。这种聚焦资本利益、无视整体发展的固化思维亦导致了美西方政坛“一国六主(‘钱主’‘枪主’‘白主’‘媒主’‘军主’‘药主’)、实无民主”的吊诡现象,比之于西式民主中层出不穷的政治冲突、社会撕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效能优势才是对民主真谛的诠释,“西方优越论”不攻自破。

(三)历史之维:以党的民主实践经验的集成优势驳“民主速成论”

民主的生成不仅依赖当下的政治实践,还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即要有足够的“存量”[40]。历史地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抟成的。“抟”意味着党和人民为之付出的艰辛努力,也构成了中国式民主的存量优势。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成为中国人权问题的现实诉求,党提出对人民的选举、结社、集会、言论自由等权利的保护。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在根据地内部进行民主实践,如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坚持、对工农代表会制度的诠释以及对中华苏维埃政权组织的探索等。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三三制”原则与“跳出历史周期率”之路径,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又一步推进。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明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走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体、政体以及政党制度均得以确立,毛泽东主张中国人民政府“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因此“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41]。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涉及群众利益的公共事宜,就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做了明确规定。改革开放以来,党通过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方式实现了党内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42]即是对民主制度化的鲜明注脚。党的十五大从根本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含义进行提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43]这一论述以经验高度析出了党的政治智慧,也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提供了土壤。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概念,此后,基层民主、协商民主、司法民主、民主制度化的发展均取得了伟大进步,党坚持“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以民主监督、反腐败斗争祛疴治乱。2019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虹桥街道考察时首提“全过程民主”重大理念,而后的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案、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修正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以及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均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做了明确指示。继之,党的二十大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纳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为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了伟力。

与中国式民主的内生性演化相反,“交钥匙民主”是对民主自主性原则的背离,所谓的“民主换血”只能引发类似“阿拉伯之冬”式的水土不服与民主崩溃。“速溶咖啡式民主”则是对民主时序性原则的背离,它将民主视为速胜速决的嫁接手术。然而,“存量民主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既有政治制度的优势,并通过程序设计激活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民主制度”[44]。因此,真正的政治文明需要从本土化的历史建构中寻求民主基因,即在“存量”基础上探寻“增量”,“民主速成论”只能陷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政治困境。

(四)价值之维: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普惠优势驳“民主失败论”

本质上讲,“民主失败论”是一种以偏概全式的狭隘民主观,它以西方民主失灵标榜“民主已死”“民主无用”,造成了民主“不可承受之重”。而就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世界性意义来看,它已形成了与西方“普世价值”相对应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蕴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体系,这种符合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倡议,才是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价值支撑。因此,必须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依托,科学解析中国式民主的深厚意蕴。

长期以来,借助西方社会科学的强大优势,“普世价值”成为特定指称——自由主义民主即为“普世价值”,而其实质则为“文化民族主义改变他国的一种政治工具”[45]。因此急需一种包容性的、真正的民主话语来消解自由主义民主带来的刻板印象。就世界意义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更广阔的价值愿景,即“大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46]、以中国式民主助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发展,因而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要维度的“民主”,便被赋予了打破文明单调性叙事、净化世界政治生态的终极使命。它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关系具有格外突出的意义: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同质”与“异质”的交流互鉴,是对民主多样性的承认与尊重。承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中国一直强调“美美与共”的处世思想,主张“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47],这种互补性的利益实现模式彻底突破了“普世价值”的“独断论”窠臼,是对民主本土性、差异性的科学承认。第二,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利他”与“利己”的辩证统一,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标尺。习近平强调:“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而不应把一己之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48]基于这样的义利观,中国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作为自身合理关切,在抵制“疫苗民族主义”,提供粮食援助应对饥荒,参与缓解移民和难民危机,反对霸权、霸道、霸凌以及单边主义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与人道主义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共赢思维对零和思维的超越,是探索民主真谛、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国所主张的“大群一体”“天道民本”的共赢思维,在“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下发挥了极强的普惠优势:我国先后提供50多个杂交水稻组合在南亚、东南亚进行试种推广,研究团队承担了援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建设工作,参与了援东帝汶、印尼、菲律宾等农业技术合作项目,帮助其培训专业技术及管理人才,为推动各国现代化做出了伟大贡献。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对全球23个主要国家的民调显示,23国民众对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均表示“高度认可”,平均认同度达到96.7%[49]。因此,虽然在过去的35年里,“民主支持率迥然不同”“人们对强人领袖或专制国家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这些问题的答案绝对不预示着民主的全面崩溃”[50]。中国所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带来的普惠效应正是对“民主失败论”的有力破解。

四、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创造性贡献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推进人类政治文明必须深化和落实的主题。基于对西方话语体系中民主陷阱的破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开辟出了一条非西方化的政治发展道路,创造性地为处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的人类社会贡献了一种政治文明新形态。

(一)新思维:廓清了民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迷思

民主“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51],如前所述,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其程序之全、效能之优、存量之厚、价值之正实现了对西式民主陷阱的理论“打假”,是对民主本义的正名。通过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解构,“排斥性—分利型民主”与“包容性—发展型民主”的分野得以体现,这种打破了分利性政党为争夺利益而进行政治博弈的民主新形态从本质上廓清了现代化迷思:民主发展需要正确定位特定民主形式与民主政治完整体系间的关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优势在于“全”与“过程”:从实践内涵看,“全链条”聚焦五大民主环节,旨在打破“选举决定论”的狭隘思维;“全方位”强调,不仅要从横向上联结党委、政府、政协、人大、统一战线等机构载体,还要从纵向上贯通国家、地方、基层各个层级;“全覆盖”意指其效能要辐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推动国家、社会与人民群众的良性运转。这种充分结合了“选人”与“治事”的民主,为构建高质量的政治文明提供了选择。此外,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飞来峰”叙事是对民主规律的误读。当西方民主陷入民主伪劣化与治理衰败的困境时,构建非西方化的多元民主形态不仅成为一种现实需求,更成为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认识迷局的必然。概言之,推进政治现代化必须摒弃线性的民主思维,它需要发挥程序正义、治理效能、存量优势、大国风范的集群效应,并将本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民主权利视为根本关切。只有认清以上道理,才能将人类政治文明从西方民主陷阱的悖论中解放出来。

(二)新实践:攻克了落实人民主权的“超大规模民主难题”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52]与西方民主倾向于理论层面的探讨不同,中国式民主以真实效力落实到了制度实践中,构建起了覆盖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4多亿人民、56个民族的民主体系,攻克了落实人民主权的“超大规模民主难题”。换言之,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解决我国民主难题提供了一套切实方案:在问题识别中,紧紧把握“全主体”之需;在问题解决中,深入贯彻“全链条”之要求;在结果评价上,以“全方位”作为重要标准。在涉及基层民主制度的实效性方面,符合各地实况的制度创新不断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注入新动力:浙江宁海的“五议决策法”、上海虹桥街道的“市民议事厅”运行规则,都成为解决基层民主难题的典范。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党中央出台关于多党合作、民族、宗教、涉藏、涉疆、党外知识分子、民营经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侨务等方面工作的法规文件,真正实现了“以制度公平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伟大实践。总体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目标一经实现,即意味着全球近40%的人口将步入现代化。相应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即是对落实人民主权的“超大规模民主难题”的历史性攻克,这种包含了“天下为公”政治理念、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公道原则组织的政府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合作协商的制度体系的政治实践[53],不仅为中国持续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可靠的国内制度支持,同时将鼓舞广大发展中国家跳出理论“乌托邦”,依据自身实况、解决自身问题、建设自身民主,打破西方民主的“价值空壳”,为世界政治发展贡献多元样态。

(三)新方案:提供了中国式“民主”与“治理”的复合之道

作为以人民性为本质特征的政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必然通过构建“民主”与“治理”的复合之道来发挥其“善政”功能。就国内而言,不同于美式民主“少数凌驾多数”、联邦与州政府相互掣肘的状态,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人民当家作主”理念的指引下,构建了一种“民主”与“治理”有机复合的体系,它包括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的领导体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政权体系、大联合大团结的统战体系以及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主导的自治体系。同时,政府的回应机制、民众的政治参与、反腐倡廉等活动助推民主的深化与拓展,形成了“制度推动治理,治理巩固制度”的良性循环。就国际而言,中国式民主治理是几百年来首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东方大国的政治现代化实践,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殖民掠夺、民族奴役的现代化治理方案。在促进民主的“善治”功能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性立场,通过构建“政道民主”与“治道民主”的统一机制,实现了“人民既是人民民主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政治资源,也是治理效能福利的共享者”[54]的理想效果。在公共事务议题上,我国一直强调不同国家间应以平等协商的合作式对话解决世界性治理难题,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指引,共同承担全球治理责任。可以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导向下,中国国家治理的理念从封闭走向开放,治理主题从内政主导型向内外统筹型转变,治理范式从国家治理为主向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有机统一转变[55]。这种全球治理观创造性地开创了一种“多边治理”路径,为铸牢治理型民主的复合结构、推动人类社会治理体系的稳步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四)新道路:推动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多元化取向

中国式民主的伟大实践向世人证明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道路并非只有一条,同时为人类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一,真正的政治建设需要科学平衡民主与权威、本土与外来的关系。“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56]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通过深化民主集中制这一本土化原则实现了民主与权威的结合,同时,“它无意于像西方自由民主那样为其他国家提供一个标准的民主发展‘测量样本’,而是赋予各国以总体性原则启发下充分的探索空间”[57]。这就启示各发展中国家充分检视自身发展实况,构建起与本国现实相适配的民主制度。第二,民主效能的真实体现,必须诉诸同民生的有机结合。全过程人民民主所蕴含的全覆盖、全方位、全链条之要求,其核心均在于增强民众的参与感与实际获得感,这种融民主与民生为一体的政治理念,是消解“民主赤字”的科学答案,亦是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主与治理不可得兼”现象的实用之道。第三,好的民主以实施负责任的国家治理和促进人类政治文明为目标。负责任的国家治理“其内涵一是把本国的事情做好,二是通过内部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有机协调防止内外政策向外输出负外部性”[58]。中国式民主正是以保卫这种遵约效果和文明繁荣为鹄的,将民主的本真意义和多样化属性从西方窠臼中解放了出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理当科学提升中国式民主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制度话语权与舆论话语权,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多元化贡献力量。国际社会各主体则应曲突徙薪、共同努力,认清“普世价值”所带来的政治幻象,以“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之观念加强国际合作与全球攻关,共同推动人类政治文明的多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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